难民代表队在东京奥运会开幕式上亮相。
特别的队伍
2019年春，日内瓦的一场10公里公路赛吸引了2880多名选手参赛。本是一场寻常的比赛却有着不同寻常的结果：冠军竟然是一个难民。他叫多米尼克·洛巴卢，是一名孤儿，在南苏丹长大，后来逃难到了肯尼亚，几年前才拥有了自己的第一双跑鞋。在领奖台上，洛巴卢捧着鲜花和奖杯，笑得非常开心，他说：“很高兴赢得了比赛，回肯尼亚后，我会接受更高强度的训练。”
然而，洛巴卢再也没有回到肯尼亚。比赛结束后，洛巴卢向陪同自己来瑞士参赛的经理询问奖金的事情，对方却支支吾吾地说：“等我们回肯尼亚后再讨论这件事。”“我觉得他们有所隐瞒。”洛巴卢说。
对难民而言，生活中从来没有“容易”二字。但至少在五年前的里约热内卢，体育似乎为他们带来了一些转机。2016年里约奥运会开幕式上，“难民奥林匹克运动员代表队”作为一支不分国界的特别队伍第一次站上了奥运赛场，进场时旗手举的不是某个国家的国旗，而是奥运会旗。今年东京奥运会开幕式上也有这样一支队伍，他们总共29人，代表的是2070万流离失所的难民。
奥运会是世界上最受瞩目的体育赛事，而这些难民的血泪史将再次丰富奥运的内涵。但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洛巴卢的经历表明，即使是难民运动员，也需要面对诸如金钱、权力和自由这样的问题。同竞技水平一样，这些因素也影响着竞技体育。
?逃离训练营?
洛巴卢没有返回的训练营位于肯尼亚首都内罗毕郊外。“泰格拉·洛鲁佩和平基金会”训练中心由两次荣获纽约马拉松比赛冠军的肯尼亚传奇跑步运动员洛鲁佩创立。第一支奥运会难民代表队就是以该训练营的运动员为班底打造的，代表队中有一半的人都在肯尼亚生活和训练。
今年，训练营派出四名跑步运动员参加东京奥运会，他们和洛巴卢一样，逃离了战火纷飞的南苏丹。实际上，训练营本该有更多人可以参加奥运会的。但在2017—2019年，共有六名运动员逃离了训练营，他们从备战奥运的每日训练到最后违规离开，几乎没有任何预兆。这使难民代表队缺少了六名最具实力的选手。肯尼亚训练营的创立者泰格拉·洛鲁佩
难民运动员在内罗毕郊外的恩贡山训练。
洛巴卢曾梦想成为奥运会上第一位获得奖牌的难民选手，但在2019年的那个春天，他和先前五名运动员一样，也逃离了训练营。赢得比赛几小时后，他作出了一个改变一生的决定，也正是这个决定使他无缘今年的东京奥运会。
洛巴卢说，日内瓦赛后的谈话就像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经理给他一种感觉——难民运动员就应该欣然接受一切，而他逐渐开始抵触这种态度。“我们不能谈钱，他们希望我们老老实实去比赛，然后乖乖地回到训练营。是他们带我们去日内瓦比赛的，所以我们不能抱怨，也不该说太多，因为我们只是难民。”洛巴卢说。
翌日凌晨，他和另一名南苏丹難民运动员加特库斯·希普一起悄无声息地溜出了日内瓦的酒店。他们没钱，也没有人脉，离开酒店后的好几个小时都在外面漫无目的地游荡。他们下定决心，无论如何都不和队友一起回肯尼亚。后来，他们终归是在瑞士安顿下来了。
虽然彻底离开了训练营，但他们的心情却仍然复杂，内心也非常矛盾。两名洛鲁佩训练营的前运动员表示，他们没有得到应有的机会和奖金，此外还谈到了训练营的高压管理。但同时，即使是已经逃离的运动员也承认，训练营的确给予了他们新的生活面貌和人生目标。2017年离开训练营、现生活在德国美因茨的盖·尼扬说：“洛鲁佩不仅是教练，更像是我们每个人的母亲。直到今天，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都很尊敬她。”
逃离训练营就意味着失去了参赛机会。经国际奥委会和联合国难民署裁定，洛巴卢、尼扬和其他四名离开的运动员都不能参加奥运会。多米尼克·洛巴卢逃离训练营后一直生活在瑞士。
全力奔跑
难民运动员参加奥运会颠覆了原有的体育制度。一个多世纪以来，运动员都是以国家为单位参加奥运会的。国际奥委会难民项目副主任奥利维尔·尼亚姆基指出：“大多数难民没有参赛资格，不仅是因为金钱，更因为他们是‘没有祖国的人。”
里约奥运会开始以前，国际奥委会在各国难民运动员中展开选拔，并最终确定了43名候选运动员。洛鲁佩知道，要想找到出色的跑步运动员，得去肯尼亚北部边境的卡库马难民营。那里由联合国难民署管理，汇集了来自附近多个国家的170万难民。为了寻找有天赋的选手，洛鲁佩会举办一场10公里的跑步比赛。
这里的参赛选手没有像样的跑鞋，许多人都是赤脚跑完10公里的，而且，他们都没有参加过正式的比赛。洛鲁佩选出跑得最快的几个人，把他们带到内罗毕郊外海拔接近2000米的恩贡山接受训练。参加过里约和东京两届奥运会的28岁运动员罗斯·洛孔妍说：“我之前从未听说过奥运会，直到他们选上我。”在洛鲁佩2015年举办的10公里跑步比赛中，洛孔妍赤脚跑，夺得了第二名，她回忆道：“我们全力奔跑，一直在跑，甚至不知道跑了多久。”
政治正确
事实上，奥运成绩并不是难民代表队生活的全部。获得好名次对他们来说十分困难，因为那些职业选手都是在条件最好的赛道上接受训练的。难民代表队能够站在奥运赛场上，这本身就具有非凡的意义。
难民代表队能够站在奥运赛场上，这本身就具有非凡的意义。
尼亚姆基表示，“奥林匹克团结基金”在2016至2021年间为全球56名难民运动员提供了300万美元的资助金，每月赞助1500美元。肯尼亚的训练营是个例外。国际奥委会说，他们每月给这里的每位难民运动员“100到200美元”，但尼扬和洛巴卢透露，他们每月只能收到5000肯尼亚先令（约46美元）的津贴。对此，国际奥委会表示，这笔钱是给运动员的“零用钱”，因为营地为他们配备了宿舍和食堂，他们的基本生活已经得到保障。
离开训练营之前，尼扬经常向当地人借钱，他说：“一个月46美元，能做些什么？”洛巴卢则表示，抱怨是徒劳的，“他们会说：‘如果不喜欢这儿，就收拾东西回卡库马难民营去，你们在这儿可是包吃包住的。”
奥运会四年一次，在此期间，运动员为了积累比赛经验，会去世界各地参加各种赛事。洛巴卢和尼扬说，他们获奖的有些赛事是提供奖金的，但他们并没有收到。
尼扬不只是出于奖金的缘故才选择离开的，更多的是因为他得不到应有的机会。他感到训练营的氛围越来越紧张和压抑，管理人员也似乎总是偏爱某些运动员。他最害怕的是，如果抱怨太多或者训练成绩不佳，就会被遣返至卡库马难民营。“这太可怕了。”他说，“我看不到未来，我必须走自己的路。”
参加完 2017 年土库曼斯坦亚运会后，尼扬和另一名南苏丹难民运动员维尤尔·邓都拒绝登上从法兰克福返回肯尼亚的航班。他们指出，训练营似乎并不鼓励难民运动员走向更高规格的赛场，也很少提供帮助。一位消息人士披露：“训练营服务于难民署，而非难民运动员。”
[编译自美国《时代周刊》]
编辑：要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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