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的信号各不相同：对一些人来说，是敲门声、爆炸声、窗户破碎或者地表开裂的声音;对另一些人来说，是风中飘来的烟味，是“水位即将上升”的预警短信。
不管是躲避战争冲突的家庭，还是计划午夜出逃、远离家暴的妇女，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物件——为此刻打包的行囊。行囊本身不能缓解他们的恐惧，但收集并打包生活必需品意味着他们清楚，如果那一刻真的来临，他们已经整装待发。
“逃生包”的起源充满了传奇色彩：只要人类文明尚存，危险、灾难和战争就不会消亡。古时候，亡命之徒将毕生家当塞进布包，绑在棍子末端;二战时期，无家可归的孩子拖着行李箱避难。历史告诉我们，危机来临之际，人类生活的广阔天地只能被迫挤在一个小小的便携包里。
环境灾难可能是最严重的威胁，在2020年夺走了700多万人的家园。在南亚的洪泛区，人们用塑料袋裹住背包，搁在最高的架子上;在野火多发区，当地人将出生证明置于隔热箱内，放在门边随手可拿的地方。而对遭受家庭暴力的数百万女性来说，逃生包里的东西，必须考虑周全，而且最好放在房子外面。
如果你随时都有可能离家，又不确定何时才能回来，你会打包些什么呢？
美国加州，一旦野火袭来，海顿便会拿起逃生包，与妻女一起撤离。他们一家的逃生包里有护照、婴儿用品、求生工具和祖父的一把剑。从海顿成为童子军那刻起，他就一直奉行“时刻准备着”这句箴言。“当然，我对它的理解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演变。”他说。作为一名加州森林消防员，海顿早就见识过大火将房屋夷为平地的恐怖力量。“我见过许多人在颓败的废墟中搜寻，你只要站在他们的立场上去想，就会明白这是多么可怕的损失。”他说，“我希望我永远不会经历这一切。”
气候危机导致美国西海岸森林火灾频发。去年夏天，海顿怀孕的妻子给他发信息说自己收到了紧急撤离的预警短信。可是海顿正在另一处救火，电话失去了信号。于是，她只身一人拿起逃生包，逃到了朋友家。
“根据我的经验，你可能有一两天的时间，也可能只有几分钟的时间，这取决于起火地点与你的距离。”海顿说，“我和妻子宁可谨慎些，如果你收到警报，那说明你该走了。”
后来，那场大火改变了方向，他们的房子完好无损。“但我知道，无家可归的感觉令人绝望。”海顿说。他发现自己总是忍不住把事情想到最坏的境地。2018年，一场大火席卷了内华达山麓的天堂镇，导致85人死亡，1.9万栋建筑被毁。海顿和他的团队是第一批抵达现场的。他说：“我至今也忘不了那人间炼狱的可怖景象。”
自女儿出生以后，海顿的危机感日益增强，逃生包里的物件也在不断增多。“我们备了个尿布包，里面总是塞得满满当当。这是必备品之一，我们去哪儿都带着。”他说，“房子着火的可能性很小，我们不必整天提心吊胆，但必须随时保持清醒。”
澳大利亚，沃克因为洪水被迫离家，她在逃生包里放了毯子、枕头、手机充电器和供孩子娱乐的气球，但没有打包最重要的文件。沃克一直知道她的房子随时有可能被洪水吞噬，但她不相信这一切真的会发生。利斯莫尔位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有2.7万人口，是个充满活力的小城。城市建于河漫滩，一旦下雨，水位就会迅速上升。为缓解洪水压力，大多数房屋被高高架起，沃克家也不例外，她的房子靠木桩撑起，高出街道两米多。水从未流进过这座房子，但在2017年，洪水漫到了前门。好在沃克明白该怎么做，如果天色变得更加晦暗，她会向当局寻求帮助。通知一到，她和她的四个孩子就得撤离，为此，她还打包好了过夜的行囊。
今年2月，洪水再次袭来。州紧急服务中心建议沃克撤离，她照做了。一家人收拾行李，每个包里都装了毯子、枕头和手机充电器。“如果我们待在疏散中心，至少还能躺在自己的枕头上，闻见家的味道。”沃克说，“我认为这很重要。”他们没有拿出生证明，也并未带上三只宠物猫。沃克心想，对猫而言，不必要的长途跋涉只会带来更大的心理创伤。
几小时后，沃克一家从新闻得知，水位越过了他们家的前门，漫过了屋顶。沃克和孩子们开始低声抽泣，“一夜之间，我们的家庭生活支离破碎。”过了一个多星期，他们才返回家中，那里的一切都被毁了。
现实令人不安，危机真正袭来的那一刻，他们根本没有时间拿逃生包。幸运的是，猫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但所有出生证明和重要文件未能逃过一劫。那场洪水还带来了污染，家里所有物件必须全部扔掉，从孩子们的美术作品到纪念沃克父母二战时期所作贡献的勋章，无一幸免。“我看到房子外面一堆垃圾，那是我的私人珍藏和心愛之物。”沃克说，“那一刻，我心都碎了。”
加沙，尤尼斯常常检查包里的东西，更换过期药品。他的妻子装了珠宝首饰，尤尼斯则装了绘画材料和旧日记。尤尼斯每次瞥见前门那两个小箱子时，都会感到一阵悲伤，“它们提醒我，战争近在身边。”他常常检查里边的物件，更换过期药品，添置新的证书或文件。
去朋友家做客，看到他们的行李箱被堆在房间角落，这对尤尼斯而言是一件稀疏平常的事。“2008年以来，我们经历了四次大规模冲突。”他说，“逃生包是必需品，我们不能打包沙发或者厨房，但至少可以保存父母的照片、儿子的毕业证或自己的结婚证，从而守护自己的根脉和人性。”
尤尼斯明白，现实令人不安，这些箱子往往派不上用场——危机真正袭来的那一刻，他们根本没有时间拿逃生包。“形势剧变，”他说，“短短一分钟内可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2014年，以色列武装力量半夜炸毁了尤尼斯父亲隔壁的房子，睡梦中的父亲当场丧命。
尤尼斯是阿尔米赞人权中心的执行长，这让他很容易成为重点打击对象。30年来，他领导了多次运动，旨在终结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占领，同时主张对死去的公民给予赔偿。
最近几年，针对尤尼斯及其同事的死亡威胁和言语攻击越来越多。尤尼斯心里清楚，他和妻子随时可以离开加沙，但他说，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他们都计划留在巴勒斯坦。他说：“局势终会转变，占领也会结束。这是一项正义的事业，值得我们付出时间和生命。”
索马里，记者穆明的挎包毫不起眼，里面装着他的办公用品： 手提电脑、笔记本、加密移动硬盘和手机充电器。穆明每早锁门外出时都会背起一个毫不起眼的小挎包，内有手提电脑、笔记本、手机充电器、加密硬盘和一把新牙刷。在接下来的12个小时里，这个挎包不会离开他的视线。其他一切都不重要，他的工作排在第一位。
穆明在索马里这个最危险的国家当记者，他深知报道腐败与侵害人权行为会给他带来麻烦。几十年前的内战搞垮了政府，也巩固了恐怖组织的势力。去年，安全部队之间的暴力冲突导致首都摩加迪沙6万至10万居民流离失所。“每天都有危险，”穆明说，“必须作足准备。”
危险来自四面八方。去年，数十名记者被当局逮捕，两名记者被激进组织青年党杀害。“我常常觉得自己在等死。”穆明说。每天他都会收到砍头或断舌的暴力威胁，有的通过社交媒体匿名发送，有的通过口头传达。穆明会慎重对待这些恐吓，并按照老办法躲起来，直到他认为足够安全了，才会重新出现。即便没有在躲藏，他也不会轻易离开公寓，除非是去上班。“我会给助手打电话，让他送点儿吃的。”他说，“我要努力减少同外界的接触。”
对穆明来说，不存在离开索马里这项选择，“这份工作，我义不容辞。”可事情没那么容易。“索马里记者树敌太多。”他说，“当军队攻击你，政府敌视你，罪犯袭击你的时候，你怎么可能感到安全呢？”
哥伦比亚，环保活动家路易莎生活在气候潮湿的地区，每隔几个月就得把逃生包里的衣物全部清洗一遍。每隔几个月，路易莎就会清空逃生包，清洗里面的三条裤子、三件衬衫和一件外套，并置于阳光下晾晒。“我住在气候潮湿的地区。”她说，“衣物即便纤尘不染，也得清洗一遍。”
路易莎的家人笑话她的逃生包体积实在过大。除了衣服，她还装了急救箱、指甲刀、洗发水、体香剂和护手霜。“他们问：‘你是要去旅行吗？’”她笑道，“我以前跑过路，知道这些东西有多重要。”
大多数时候，路易莎会逃到当地人修建的避难所中。她来自亚马孙雨林边缘地带的一个小型社区，是一位农民，也是一位环保活动家。这片土地牵扯到武装组织、政府官员和石油公司的利益，因此路易莎及其邻居常常遭受这三方势力的威胁。
为保护家园，路易莎帮助成立了一个组织，旨在教授年轻一代在掌握现代农业技术的同时传承先祖习俗。“石油公司告诉我们，打破传统是发展的唯一途径。”她说，“这和我们的理念相悖，我们认为，保护传统有助于发展。”
开始逃亡之前，阿玛拉在家里安装了紧急呼救按钮，并多次报警。但这些措施并不能保障她的安全。七年来，她一直受到前夫的暴力威胁。“过了很久，警察才开始重视这件事。”她说，“过去，我不敢直面问题，只能祈求一切赶紧好起来，我尽力安抚我的前夫，不让事情变得更糟糕。”
警方告诉阿玛拉，最好的选择是搬家，并且不让任何人知道她和她七岁的孩子搬往哪儿。慈善机构为他们提供了新的住处，他们必须在两天之内搬过去。
现在，阿玛拉回忆起她和她儿子收拾行李的往事，轻轻地笑了起来，“于我而言，逃生包里装的是我的全部生活。”她艰难地挑选了几件清洁用品，在行李箱内给它们挤出了一丝空间。她有强迫症，抵达新居后会将所有家具擦拭干净。
考虑到儿子，阿玛拉带上了平板电脑和头戴式耳机。这样一来，她处理一大堆繁琐的文书和法律文件，一遍又一遍地向政府官员描述前夫的暴力行径时，就可以将儿子抱在腿上，调高耳机音量。“这些谈話令我感到痛苦，肯定不能让他听见。”儿子想带上他的培乐多彩泥系列，但阿玛拉说：“衣服和培乐多，我想谁都会选前者。”
[编译自英国《卫报周刊》]
编辑：要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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