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克哈德·克莱恩有很长时间，我和埃基（译注：埃克哈德的昵称）曾住在汉堡外阿尔斯特湖边的同一个街区。多年前，我们还不是同事时，我就注意到他了。我看到他骑着自行车飞速地穿过购物街——一个戴着针织围巾的瘦削男人，腿像鹳一样细。我常常问自己，他怎么了。
有一天，我在《明镜周刊》出版社的食堂里看到他站在我前面。他的皮肤就像羊皮纸一样铺在脸颊的骨头上，肩膀的轮廓在衬衫下清晰可见。我注意到自己正盯着他看，不禁想：“天哪，别这么看他！”
几年后，2017年，我们因为工作正式见了第一面。那时，我刚调到体育部门，而埃基在那里的视频组。他很友好，但总显得有些不安，说话时眼睛不时环顾四周。他是得了癌症吗？还是代谢障碍？是甲状腺出问题了吗？我也多次想过，他可能是得厌食症了。但我觉得这是最不可能的答案，因为我当时认为，得厌食症的一般是想要看起来像凯特·摩丝的成年女性和青春期小女孩。
和埃基坐在一起时，我差点就要张口问他：“你一切都好吧？”而这个我最终没有问出口的问题的答案，在今年1月的一个晚上，装在一个大大的信封里出现在我的面前，里面是与出版社职务相关的一个小册子。
在第15页，我看到了埃基。他的黑白照片旁写着几行介绍他的文字：埃克哈德·克莱恩，运动科学、传播学、教育学硕士，《明镜周刊》视频编辑，出版了一本讲厌食症的书。40岁时，他得到了“厌食症”的诊断，虽然他多年来一直不愿意承认这件事。
厌食症——原来真是这样。我拿起手机拍下了这一页，把照片发给他，并写道：“天啊，埃基……”他马上回复：“你从哪里找到的？”我想告诉他，我觉得他将自己患有厌食症的事情公开很好，于是发给他：“虽然听起来有些怪，但我为你感到骄傲。”他回复道：“我其实觉得很羞愧。我得这个病很多年了，就是好不了。我搞不定它。”
接着，埃基和我聊了起来。慢慢地，我重新认识了这个总是骑在自行车上的男人，以及那种让他几十年来深受困扰的疾病。我理解了为何男人更难公开自己的进食障碍。
57岁的埃基告诉我，他每天早上5点起床，然后绕阿尔斯特湖骑行，否则他不会允许自己吃早饭。他在黑暗中绕着阿尔斯特湖独自骑自行车的照片，让我十分触动。我问他能不能想象我写下他的故事。他希望有时间考虑。几天后，他给了我肯定的答复。
2022年2月8日早上5点，冰晶覆盖车窗，呼出的气体瞬间变成白雾，埃基穿着深色夹克和牛仔裤，推着一辆红色自行车等在他家门口。我们决定，我骑自行车跟在他身后。路上行人很少，汉堡的灯光反照在外阿尔斯特湖的水中，但埃基没有看风景，他飞快地迎风骑行着。绕外阿尔斯特湖一圈大约是7.5公里。快结束前，埃基突然右转，并对我大喊：“开始绕内阿尔斯特湖！”当我们终于接近他所在的街道时，他又开始绕道，又是大约2公里。“如果不这样做，我一整天都不会安宁。”后来，他解释道。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主宰他生活的那些强迫症行为之一。
埃基的公寓位于一栋老建筑的三层，室内可见灰色沙发、镶框装饰画，架子上积着灰，可谓典型的单身宿舍。一张木桌上摆着一個盘子和刀叉，旁边放着一个茶杯。埃基说，他总是在前一天晚上收拾好家里，这是惯例。他打开收音机，听北德广播的新闻。冰箱上有很多张纸条，其中一张上写着“克莱恩先生的营养计划”，早餐部分是：两个小黑麦面包或斯佩耳特小麦面包，人造黄油，“早午餐”涂抹酱，奶酪、火腿或速冻童子鸡，西红柿，黄瓜。这份营养计划是埃基2017年最后一次去医院时得到的。自那以来，他就在家吃这张纸条上写的食物。
五年来一直吃同样的东西？“是的，五年了。”他回答。
我注意到，他没有吃人造黄油，而是代之以芥末。“芥末更有味道，几乎所有厌食症患者都会这样做。”他说。“而且，热量更低。”我想。
吃饭时，埃基盯着他面前的墙壁，不停摇晃着手中的茶。是什么让他如此紧张？他觉得我写这篇文章很有意义，可以让人们对男性厌食症这个被忽视的话题引起重视。但他也说：“我会想，人们会怎么看我，所有人都会读到我的缺陷。我绝对不想要别人同情我。”
埃基在距离荷兰边境不远的一个小村长大。他小时候不太合群，因为他的胸腔有些变形，经常生病，而且，他很胖。在一张照片上，埃基和他最好的朋友约翰纳斯穿着短裤站在一起，他俩都是七岁。
“看看我那时候有多胖。”埃基说。
“我不觉得，其实另外那个男孩太瘦了。”我说。
“啊，你不用这么说。”埃基说。
他说他小时候总是偷吃东西，餐后还常常要吃一个一升的冰淇淋。他的母亲想让他去踢足球。教练说：“埃基是个可爱的男孩，但他太胖了。”说到这里，埃基露出了那个早上的第一个微笑：“但是，我在第一个赛季就踢进了40个球。”
绕阿尔斯特湖骑行的埃基
1972年，七岁的埃基和朋友约翰纳斯因为肥胖，埃基常常被嘲笑。曾有人对他说：“你的衣服有股肉铺的臭味。”那时，他的父母经营着一家肉铺。这句话深深地留在了他的记忆里。
12岁时，埃基觉得自己受够了这一切。他想掌控自己的命运，于是每天都只吃苹果和橙子，有时候一天吃15个。他成功了。14岁时，他比12岁时体重更轻，被朋友、家人和邻居交口称赞。“天啊，你看起来很好！”那之后，他就满脑子都只想着如何减肥了。
如今，埃基的一天是这样的：在阿尔斯特湖绕圈加上绕道，吃早餐，第二次阿尔斯特湖绕圈加上绕道，7点开始坐在写字台前，11点半是短暂的午休时间，午餐是200克米布丁混合一个脂肪含量为1.5%的天然酸奶，一个苹果，一根香蕉，水，甜味剂。下午4点半出去散步，5点15分是晚餐时间：两个小圆面包，两片切片面包，奶酪，家禽肝肠，鸡蛋，西红柿，黄瓜，一壶绿茶，还有体育新闻。埃基热爱足球，尤其喜欢门兴格拉德巴赫队。晚饭后，他会做20分钟体操，大概9点半上床睡觉。
“我每天都得严格按照这样的时刻表生活。”埃基说。例外情况是：周六他会绕着阿尔斯特湖慢跑;周日不是绕湖骑两圈，而是三圈。
中学毕业后，埃基去了哥廷根上大学。在这个时期的一张照片上，他身材健美，体重76公斤的他看起来就像另一个人。大学毕业后，他在北德广播公司做志愿者，先后成为天空卫视和卫星一台的体育编辑，然后他换到拳击部门，工作压力和夜班都让他精疲力尽，四年后他重新回到北德广播。那时他40岁，身高1.83米，却只有57公斤，无法对任何事情集中注意力。他进了医院，第一次知道自己患上了厌食症，以及这种疾病很危险，有可能致命。他想，这一切都太荒谬了。他用了两周时间，才稍微接受了这件事。
我问他：“你原以为你是怎么了？”
埃基回答：“不知道，我以为我只是很古怪。”
2005年，埃基是那家医院唯一一个患有厌食症的男人，站在拿着热水袋的女孩们中间。为何是热水袋？“如果你太瘦，就总是会觉得很冷。”埃基在医院待了大约三个月。“大吃大喝，大吃大喝，大吃大喝。”进食是一切的中心，他得让身体质量指数走出危险范围。他必须吃一种含有非常多奶油的凝乳，被禁止运动，连楼梯都不能爬。
埃基的父母都曾在儿时经历战争，他们很难理解为何如今食物丰富，儿子却不想吃东西。现在，埃基的父亲已经去世，埃基每天和他88岁的母亲通话两次。他的母亲几乎总在问：“孩子，你有没有吃够东西？”
埃基的母亲说，儿科医生很早就给埃基开过抑制食欲的药，但藥物总是让他很困，所以她给他减量服用了。这是埃基第一次听说食欲抑制药的事情，然后他说：“那我得厌食症也不奇怪了。”
我问埃基那之后还有没有吃过抑制食欲的药。“没有，从来没有。”泻药？“也没有。”他说，他也从来没有将手指伸入咽喉催吐。只有长时间什么都不吃，然后一次吃太多时，他有时候会反胃。
离开医院时，埃基的体重是63公斤，然后变成61公斤、59公斤、55公斤。2017年，他的体重已经极度危险，只有52.3公斤。
这次，他进入了下萨克森州的一家医院。一个医生的报告中写着：“入院时，病人食量减少，皮肤和眼睛都有黄染（病人每天吃大量胡萝卜）。右小腿因为超负荷出现了骨膜炎。运动过量，每天两到三个小时。”
埃基又站在了拿着热水袋的女孩中间，参加了艺术疗法和小组治疗，必须在监视下吃东西。他喜欢那里的营养咨询师。如果他增重了，她就会在小组里夸他，这给了他动力。11周后，他大约增重15公斤，感觉已经能控制自己的生活。
医生的报告中写道，埃基对这种病认知很少。当我问起这件事，他今天也还是这样回答：“得癌症或者肠道出了问题的人才是病了，我的血值都好着呢。”
我在网上找到了厌食症可能出现的一系列后果。在2月的一次视频通话中，埃基手拿一个抗压球，表示愿意和我说说他的情况。
能量不足？“是的。”
心率慢？“是的。”
四肢冰凉？“永远是这样。”
皮肤干燥？“非常糟糕。”
脱发？“是的。”
荷尔蒙失调？“是的。”
骨骼问题？“是的。”
睡眠障碍？“完全是。”
埃基总是很矛盾。有一次，他说自己不数食物热量，另一次又说，不断计算食物的热量，真的很累人。我问他有没有意识到自己有些抑郁的特质，他肯定地告诉我：“我很好。我有很好的工作、家庭和朋友，我没有理由抱怨。”另一次他却回答：“如果我诚实点，就必须说，我不好，我不快乐。”
有次，埃基也和我谈到了他的爱情。他从未维持过一段长期的恋爱关系，但他说，独自一人并不让他烦心，他不挂念任何人。这一刻，我想的是：他要怎么挂念呢？他的生活根本没有为这件事留任何空间。
第二次入院后几个月，埃基的父亲去世了。不久，埃基将人造黄油换成了芥末，拒绝进食油和米布丁里的扁桃仁。新冠疫情暴发后，出版社关门，食堂也关了，他开始居家办公。“这对我来说真是糟糕透了。”埃基说。
在我们的阿尔斯特湖之旅后，埃基在他家厨房告诉我，60公斤对他来说是危险极限。他说：“我的标准是我的肚子。我看到它又变得十分平坦。我觉得肚子那么平坦的时候很棒。”
我问：“对你来说，怎样的肚子就算平坦？”
埃基说：“就是当它多多少少平坦的时候。”
我问：“或者，你觉得它要向里面凹陷？”
埃基说：“是的，就是这个方向。”
我问：“你知道你现在多少斤吗？”
埃基回答道：“不，我不知道具体的体重。我的秤已经三个月没法用了，电池没电了。”
我问：“你不想知道你的体重吗？”
埃基说：“秤是一个讨厌的工具。有些时候，我每天早上都会站上去。如果我增重了300克，第二天我就必须将它降下来。”他暂停了一下，接着说：“但是，是的，我必须打住这样的念头。”
在回家的路上，我感到很担心。我想起了我在网上读到的信息，一定的低体重会导致危险的昏厥和器官衰竭，而埃基那么瘦，他病得严重吗？让我安心的是，这天中午，他又去医生那里报到了。
那之后不久，我打视频电话给埃基，他看起来没什么不好。他说他在医生那里称重了。“我有点吃惊，医生也是。56.7公斤。”他说。我想，这里面还有衣服和早餐的重量。
他说，医生问他吃了什么。“你也看到了，安特耶，我吃得不少。”但是，埃基没有提他的运动量有多大。
埃基说：“我想，我必须再次住院接受治疗。现在，一切糟心事又重新开始了。实际上，我从来就没有摆脱过这些糟心事。”
这次谈话后，我上网计算了一下埃基的身体质量指数，不到17，“严重低体重”。这样的值被认为必须立即就医。
第二天早上6点43分，我收到了来自埃基的信息：“早上好！我刚刚绕着阿尔斯特湖骑了一圈。早饭吃完了。现在，我坐在写字台前。我今天不会骑第二次，哪怕我做的脑力劳动十分繁重。”
我请求他更准确地写下自己的想法。12点32分，他发给我信息：“我吃过饭了，米布丁、酸奶、苹果、香蕉、扁桃仁，很饱的感觉。现在，我脑海中的邪恶声音开始说话了：‘埃克哈德，去阿尔斯特湖骑第二圈，你才骑了一次。’善良的声音则说：‘你必须增肥，你不能运动那么多。’”
13点18分，他说：“秤好了。”他买了电池。
两天后，我们约在一家超市前见面。埃基把购物清单写在一个信封上，但我知道他一次都不会看。
埃基看起来十分疲惫。他大半夜没睡，因为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我只知道，我不想进医院。”他说，“在那里，你会像一头猪一样被喂肥，而且刚达到一定的体重就会被赶出去，一切又会回到从前。”
他推着购物车来到小面包的货架，买了30个小面包。一会儿，他捏着裤腰把牛仔裤往上提，然后说：“它又往下掉了。”他将伊丹奶酪和冷冻童子鸡拿进购物车，然后开始仔细研究火腿的包装。
我问：“你是在看它的保质期吗？”
埃基答：“不是，我在找白色的条纹。如果有太多脂肪，我就会起鸡皮疙瘩。”
现在，埃基站在奶制品前。“不行！我要的天然酸奶不在！”他大喊，“真是糟透了，香草味和百香果味的热量更高。我是不是该买草莓味的？”他看着我说道：“现在，我满脑子都在想，是买草莓味，还是不买草莓味的。我的心有些颤抖，我想我最好还是离开这里。”
我拿起一个四杯装的希腊酸奶，递给埃基。他把酸奶在手上颠来倒去——脂肪含量9.4%。“不，不，真的，对不起，这不行。”最后，埃基买了草莓味的酸奶。
再次骑上自行车时，埃基已经含泪。“我就知道，我又得去医院。“他的嘴唇在颤抖。然后，他把购物袋挂在把手上，骑车離开了。
我看着他离开。多年前，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也是这样。我的心里满是同情，但很快我就想起，这正是埃基不想要的。那么，我可以写下这些吗？也许更好的态度是——感同身受。埃基有次和我说，感同身受对他来说是可以的。
埃基和姐姐、姐夫一起喝咖啡、吃蛋糕。刚开始我说过，我觉得埃基是整个出版社最瘦的人。后来，他就总在我面前提起这件事。“我觉得自己不瘦，比如我的胳膊就很正常。”埃基总是买L或者XL码的衣服。有一次，他的姐姐玛丽斯送给他一件S码的夹克衫，他穿着很合身。他对此十分吃惊。
我们在他的公寓再次见面。埃基说他想找到一家日间诊所接受治疗，暂停工作四周。工作给了他很大的压力。他的部门领导知道他的病。今年年初，埃基已经开始部分退休，三年后他会提前退休，回到他的家乡。
埃基的上司没让他参与劳累的新闻采编轮班制，他因此感到不安，感觉自己像头“懒猪”。但是，他的部门领导说：“如果最新发生了什么，比如迭戈·马拉多纳去世时，埃基总是清楚地知道他该做些什么。”我还从来没有听到哪个同事说埃基的坏话，很多人都说，他是个很好的家伙。
埃基开始一一给日间诊所打电话。我坐在沙发上观察他，看他如何试图赢得对生活的控制，不再成为他疾病的牵线木偶，而是将线抓在自己手中。
埃基说他做了个计划，近期目标是60公斤，中期目标是63公斤。“然后我就出了危险区。最好能到65公斤。”他知道，他必须停止在饮食上欺骗自己，比如不再用芥末代替人造黄油，而且必须明显减少运动。他像念咒语一样重复着：“我早上不能绕着阿尔斯特湖慢跑，我早上不能绕着阿尔斯特湖慢跑。”
几十年来一直在治疗厌食症患者的乌尔里希·福德霍尔策医生说：“我们常常看到，厌食症患者的父母非常强调饮食。”他们的孩子很难发展出对营养摄入的正常认知。如果出现超重，尤其是在经常和同龄人比较的青春期，就有转化为厌食症的风险。
福德霍尔策也说，大部分病患因为觉得耻辱而忍受了多年痛苦。对于男人来说，承认这件事更加艰难，因为厌食症被认为是女性的疾病。
福德霍尔策听我说了对埃基的担忧。他说：“我们不能强迫他进医院。而且，是的，他是严重低体重，但还没有到危及生命的程度。”身体质量指数降到15，就会有生命危险，埃基还有几公斤的空间。福德霍尔策建议埃基再次接受治疗。
接下来的日子，我看到了埃基是如何战斗的：每天只绕阿尔斯特湖骑行一圈，餐间一个苹果，他甚至吃了黄油。瘾并不是稍微咬紧牙关就能控制的，很多成瘾者都知道应该吃、不要喝了、不要进赌场的门，但就是无法抵抗一股无形力量的诱惑。
3月，埃基去家乡度假了。他在那里有朋友和熟人，他的姐姐玛丽斯也住得不远。一个周五，埃基和姐姐、姐夫坐在一起喝咖啡，告诉他们，他取得了进步，最近甚至点过一个披萨，而且增重超过一公斤了。
姐姐夸他：“慢慢进步吧，这很好。”她无法忍受埃基过得不好。姐夫则问：“已经这么多次了，埃克哈德。问题在于，这次又能坚持多久？”
埃基说：“我知道，我总是经历这样的反复。我知道，直到我生命的尽头，我都必须和这个病共存。但是这次，我想做到。”
然后，埃基吃了第二块蛋糕。
假期结束后的一天早上，埃基刚起床就站上了体重秤。他打电话给我，说他有59.6公斤了。我热情地夸赞了他。他咧嘴一笑说：“安特耶，你不需要扮演我的治疗师。”
还有一个好消息，埃基找到了一个新的治疗师。4月21日早上5点半，埃基发给我一张照片。我看到两只赤脚站在秤上，上面显示：60.0公斤。
[编译自德国《明镜周刊》]
编辑：周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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