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二岁时,我在放学后总会蹦蹦跳跳地跑到朋友家,和朋友一起大嚼特嚼各种零食。我对每个朋友家冰箱里的存货都了如指掌,甚至将一个朋友的电话设为快速拨号,纯粹是因为她家厨房里的饼干比别人家的好吃。
然而,上世纪90年代初,朋友的妈妈们开始使用特定品牌的人造黄油来避免饱和脂肪的摄入,脂肪成了健康心脏和苗条身材的头号强敌。每周,我都会和朋友一起跟着妈妈们去郊区商场里的减肥中心,这对她们来说就像去银行一样平常。
昨天,我和一个朋友回忆起这些往事,她提到最近为自己、十多岁的女儿和70多岁的母亲预订的一次海滩度假。“我告诉妈妈:‘我们订好了!’然而她说出的第一句话却是:‘耶!那我得在去之前好好进行生酮饮食!’”我的朋友说。她的母亲并不是个例,尤其对那一代女性来说,节食减肥已经成为她们生活的一部分。
黛比·阿克顿记得,她第一次节食减肥是在20多岁时,目标是减掉五磅体重。45岁左右生了两个女儿后,她再次开始节食。现在她60多岁了,在过去九年里,她一直参加减肥项目,她的饮食日志已经记录到了500天,这能给她换取一些奖励:水瓶、瑜伽垫等实物,或是可以给慈善组织“食物银行”的捐赠。
阿克顿的体重已经减轻了不少,但仍未达到她的目标体重。作为减肥项目为数不多的“终生会员”,只要她愿意,就可以永久免费享受减肥服务。阿克顿觉得每周的减肥例会有点像心理治疗,也有点像社交活动。会员们会先量体重,然后参加关于饮食、睡眠、锻炼或心态的研讨会。她说:“他们努力把减肥往健康上引,不过说实话,减重本身才是大家的目的所在。”在她小时候,母亲过于肥胖,身体也不好,不到50岁就中风了,还有几次心脏病发作。“她是个老烟民,生活方式极其不健康。”她说,“我不想蹈其覆辙。”
几年前,阿克顿探望了一位年近90岁的患病亲戚,那之后开始改变了对节食减肥的看法。她们见面时,这位亲戚一直在谈自己的体重。“我暗想:‘都80多岁了还在想这些,挺可怕的,我可不想也这样。’”阿克顿说。不过,她并没有打算停下减肥的脚步。
如果阿克顿真的想摆脱减肥的束缚,那她不妨看看伊芙琳·特里博尔的反对节食减肥的书籍《直觉饮食》。这本书倡导“与食物和平相处”,认为人的身体比任何程序都更了解自身想要的和需要的。“想减肥无可厚非,因为它已经成了我们文化的一部分。”特里博尔说,“真正让我难受的是,如今的研究已经有力证明,节食不仅不起作用,反而会让你更胖,把你搞得一团糟,然而,节食文化却比以往更加势不可挡。”
特里博尔说,节食会将饮食紊乱行为正常化,“这样容易让人意识不到自己的饮食失调,或直到问题变得非常严重时才发现。”节食还会降低生活质量:在计划饮食和计算热量上浪费大量时间,在减肥项目、书籍和产品上花费大量金钱,以及因为在晚餐时担忧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而毁掉人际关系。特里博尔认为,如果人们能抛下节食,那么由此获得的解脱将具有深刻意义。“无论你是20多岁还是70多岁,只要你终于意识到节食减肥正在剥夺你生活的乐趣,便是一个巨大的收获。”她说。
但要对已经如此普遍的现象说“不”并不容易。加拿大减肥服务业的价值已达约3.5亿美元,而日益增长的老年人口、疫情隔离带来的体重增长以及肥胖率上升会使需求进一步增长,预计今年营收会提高5.3%。从全球来看,这一数字更令人震惊:到2026年,减肥产品和服务预计将从2021年的3770亿美元左右增长到4810亿美元。
在流行文化中,“节食”已成为一个不受欢迎的词,减肥业却一直在蓬勃发展,这令人匪夷所思,因为它并不符合积极的身体观。然而,减肥产业已经升级,通过标榜“健康”为自己正名。如今,计算热量已经让位于“清洁饮食”和排毒,然而,给特定食物贴上“好”与“坏”的标签实际上也会带来负面影响。维多利亚大学咨询心理学助理教授萨拉·纳特说:“减肥行业宣扬的观点很容易被人接受:只有适当饮食、坚持锻炼,才能保持健康。”
随着可穿戴健康设备的出现,我们可以全天候监测自己的食物、运动和健康指標。“这是一种不间断的提醒。”多伦多大学运动机能学和体育教授凯瑟琳·萨比斯顿说,“以前食物监测靠的是纸和笔,写下你吃的所有东西,除了营养师外没人会看。现在,尤其是运动监测出现以后,很多人会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计数等信息,数据还会被打分,所有这些指标使我们的身体前所未有地被负面情绪左右着。”
研究“体重污名化”的专家莫妮卡·科里特对这些负面情绪深有体会。她说:“我最早的记忆是三四岁的时候,我的饮食和体态总受到责备,他们告诉我吃巧克力前得先吃水果,还要时刻收腹。十岁时,我第一次尝试减肥项目,那真是一场噩梦,由此带来的负面情绪持续了一整天,我甚至在美食广场大哭。”
近年来,媒体大肆炒作“向肥胖宣战”,医疗诊室更是成了肥胖人群经常光顾的场所。
十多岁的时候,科里特患上了严重的厌食症,但在2008年上大学后,她的病情迎来了转折点。她说:“学校举办的‘爱惜身体日’活动完全改变了我。我在学校有个比我胖的朋友,活动中卖的T恤都没有她的尺码,但在其成长过程中,她的母亲一直在鼓励她。那时我才明白,原来并不是每个妈妈都会督促她们的胖女儿节食。”在上网了解更多信息时,科里特发现了“脂肪解放运动”,并看到一篇博文,文章剖析了节食文化的主要问题,以及胖人是如何被这些问题所影响的。“所有那些我曾提出的疑问,别人也在寻求着答案。我的转变正是从那时开始的。”科里特说。
节食会带来心理创伤,特别是有人在很小时就开始节食,那时他们还没有任何选择权。全新的看法导致科里特和母亲的关系一度恶化,母亲在成长过程中受到外祖母减肥观念的影响很大。“我想妈妈认为我是在抵制健康观念,更是在抵制她。”科里特说,“当她努力减肥时,我觉得她是在表达对我的不满,她不想看起来像我这么胖。”十年后的今天,科里特和母亲的关系已经缓和了许多。她说:“我们有机会通过身心调理来解决各自的问题。她克服了饮食失调,正在逐渐恢复,我也一点点地从自己的问题中走了出来,我们非常尊重彼此。”
在节食减肥方面,母亲和女儿通常并肩作战。“我认为节食会带来心理创伤,特别是有人在很小时就开始节食,那时他们还没有任何选择权。”特里博尔说,“我想对父亲们说的是,你大可在家庭餐桌上杜绝节食文化,和家人一起探讨这个问题,迈出改变的第一步。”
纳特在2020年参与开展了一项研究,调查限制性饮食如何影响儿童在未来人生中对自己身体的看法。研究结果令人震惊,这些从小就被限制饮食的儿童在成长过程中似乎产生了一种内化认识,即较轻的体重对取得成功和实现自我价值至关重要。“父母都希望孩子健康、成功、梦想成真。当我们所处的文化告诉我们,只有瘦才能健康、快乐和成功时,这种观念就会渗透到育儿实践中。”她解释道。
重点来了,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形成“节食文化”的呢?萨布丽娜·斯瑞思说:“节食文化早在18世纪就存在了。”她在2019年出版的《惧怕黑人身体:肥胖恐惧症的种族起源》一书中就有很多相关内容。“直到19世纪早期,人们还相信,只要遵循牛奶饮食法就可以减肥,拥有标准身材。”斯瑞思接着说。
女性的理想体重在历史上有所波动,但变化不大。斯瑞思说:“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20岁出头的白人女性如今面临的巨大压力是要变得‘既苗条又丰满’。”她指的是金·卡戴珊式的身材。“女性被告知苗条很重要,但外界又对她们提出了新要求:身材要好,不能太瘦。”斯瑞思指出。在西方国家,我们看到了主流审美从20世纪30年代非常纤细飘逸的身材变为50年代玛丽莲·梦露式的性感身材,从60年代像时尚偶像崔姬那样的苗条身材,变为80年代有点曲线的健美超模身材,如今的审美可能也不过是对理想身材稍加修改的最新版本。
爱自己而不是身材相关的各种数字。
这些理想身材大多由白人女性展现,这并非偶然。“瘦和白一直密不可分。”斯瑞思说,“长期以来,人们对黑人女性的认知是她们天生就是肥胖的,认为她们无法达到标准身材。很明显,这是对黑人女性的歧视。”
当然,世界各地的理想体形千差万别。萨比斯顿指出,一项调查研究了来自移民家庭的加拿大年轻女性的经历。“她们表示,如果她们在加拿大时遵循某种节食方法,回到家乡过暑假时就会面临窘境,他们的祖父母会说:‘你太瘦了,多吃点,再吃点!’”
在北美,女性为变美而节食的行为已有近200年历史,而“健康体重”的概念则是最近才出现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人们开始关注体形、脂肪摄入以及与肥胖相关的疾病,冰箱里的黄油随之消失不见。近年来,媒体大肆炒作“向肥胖宣战”,医疗诊室更是成了肥胖人群经常光顾的场所。
2020年,加拿大肥胖临床实践指南更新,指出医生应该将重点放在疾病治疗上,而不是减轻肥胖患者的体重,而且,除了体重超标可能影响健康,体重偏见和污名化同样有害健康。纳特说:“造成体重偏高的原因有很多,而很多體重较高的人也很健康。”纳特是加拿大肥胖协会体重偏见与污名化委员会的成员,该委员会参与制定了这些指导意见,并指出医生在讨论病人的体重,为他们制定健康目标之前,应征求病人同意。
科里特的亲身经历证明了这一点的重要性。“我去看病的时候,有75%的医生都会将话题转向我的体重,他们会问我有关减肥的问题,而不是给我的脚踝拍片子。”科里特说。她还补充道,身体质量指数(BMI,忽略了遗传、环境等因素)超过一定数值的患者在需要做某些手术时可能会遭到医院拒绝。“医院只关注我们的体重,认为所有胖人都不健康。”
她对这种现象的批评不止于此。她说:“这背后隐藏着一种观念,认为存在一种绝对标准的生活方式,如果你正确地生活,就会获得精神和物质上的回报,而一旦你错误地生活,就会受到惩罚,这几乎成了一种宗教。”
那么,这种观念为谁的利益服务呢?“这个问题的答案令人感到不安:瘦人成为一个阶层,受益于对胖人的歧视。瘦人有招聘和晋升优先权,可以买到合身的衣服、合适的椅子和床。”科里特说,“我认为,人们并没有意识到反肥胖潮流的影响有多大,人们已经被反肥胖的审美观掌控。如果这个世界不憎恶胖人,节食文化就不会存在。”
但至少现在,我们开始更多地讨论它的代价。“类似的探讨越来越多,人们成长的环境和几十年前已大不相同,我对于观念的改变满怀希望。”纳特说,“也许我们可以改变健康观念,探索身体为我们带来的无限可能,而不是关注它的外表。由衷赞叹这个世界上形形色色的美丽是多么美好的事!”
[编译自加拿大《多伦多星报》]
编辑:侯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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