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律师约瑟夫·布莱姆回忆道：“老实讲，那天我具体做了什么，一点也记不起来。”他说的是2019年9月20日，那一天巴黎很热，大街上有“黄马甲”运动，还有一些年轻人因气候危机游行。10点27分，布莱姆的手机响了，他收到了一条短信，是陌生人发来的，两分钟后，又来了一条，还是陌生人发来的。他并不觉得这有什么，因为他每天都要收到上百条短信，他不会关注那些与工作无关的信息。不过，恰恰是这两条信息，为间谍提供了监视通道。直到12月底，布莱姆都生活在“飞马”的监视之下。
飞马软件是以色列NSO公司研发的，公司宣称该软件主要用来对付犯罪分子和恐怖分子。即便如此，布莱姆还是被盯上了，他的苹果手机数据，至少有656兆被窃取了。飞马软件可以读取短信、视频、邮件、照片以及通信软件的加密信息，可以追踪手机的位置，还可以远程开启麦克风，监听手机周围的情况。
布莱姆从未觉得有什么异样，若不是媒体报道，他可能还继续蒙在鼓里。许多国家都可以使用“飞马”获得的数据，包括摩洛哥、沙特阿拉伯、印度、墨西哥等国。“飞马”的名单上有5万人之多，布莱姆只是其中之一。这些人里既有记者，也有异见者，还有政府高官，其中就包括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前总理爱德华·菲利普。
“飞马”事件展示了网络间谍在情报领域的关键作用。随着技术的突飞猛进，一条短信就足以让黑客闯入总统的私人领地。《网络安全》一书的作者尼古拉·阿帕吉安表示：“情报机构自诞生之日起，就在搜集信息，但方式方法有所改变。冷战时期，搜集信息的方式是设法获取藏有机密文件的公文包，如今则是设法侵入对方的手机。”这为情报机构提供了便捷，毕竟全世界2/3的人都在使用手机，智能手机的普及更是让手机变得前所未有的同质化，手机系统不是苹果就是安卓，它的运行全靠代码，这无数条代码里免不了有漏洞，黑客就是利用这些漏洞侵入手机的。
“零日漏洞”是指程序开发员忽略的漏洞，但想找到这样的漏洞，可要大费周章。IBM公司2020年的研究表明，黑客平均要花207天才能找到一个这样的漏洞，这让找零日漏洞的工作也成了一门生意。网络安全工程师菲利普·隆德尔认为：“如今找零日漏洞的都是企业和政府机构。”过去，黑客可能坐在家中，黑别人的系统，但如今，黑客都被收编了。他们成排地坐在办公桌后搜索漏洞，为政府服务。仅就法国而言，2014年到2017年，情报机构招收的数字人才数量就上涨了20%。
美国“9·11”事件后，网络间谍活动愈发频繁，不过，多是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进行的，能让人发现的间谍活动多是闹出大动静的个例。最早进入人们视野的网络战发生在2007年，那一年，俄罗斯黑客让爱沙尼亚陷入了瘫痪。爱沙尼亚公共服务系统的服务器、银行等机构的网络，都遭到了攻击。俄罗斯的网络进攻方式虽然简单粗暴，但效果显著。
三年后又发生了一起高技术含量的网络战，美国和以色列使用震网病毒切断了伊朗的铀浓缩计划。震网病毒利用Windows的四项漏洞，在电脑之间疯狂传播，一路侵入了伊朗的离心机。
第一起针对法国的网络攻击发生在2010年，一名官员上了钓鱼邮件的钩，导致二十国集团信息被窃。两年后，爱丽舍宫也被攻入了。法国前总统尼古拉·萨科齐的一名顾问被脸书好友诱导，点击了假网站的链接，并输入了密码，美国的情报机构由此获得了爱丽舍宫信息的“钥匙”。法国对外安全总局前局长伯纳德·巴比埃在一场会议上公开表示：“这肯定是美国干的。我和基思·亚历山大（美国国家安全局前局长）共同出席过一场会议，他跟我说他很遗憾，因为他一直觉得美国是不会监视盟友的。但美国打破了这一规则，他也很吃惊。”
斯诺登曾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雇员，他揭露了美国庞大的监视网络，法国总统和德国总理也都在被监视之列。不过，这都是历史了，正如斯诺登在自传《永久记录》中写的：“自此以后，一切都变了。”他“吹哨”后，人们变得小心了，如今，给通信数据加密已经很普遍。书中还写道：“2016年，加密数据量首次超过了未加密数据量。现在的网络显然比过去安全多了。”于是，传统的监听方式逐步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新的攻击方式和攻击目的。“网络校区”公司的老板米歇尔·贝格解释道：“主要有两种网络攻击，一种是没有特定目标的进攻，目的就是赚钱，另一种则是为了获取敏感信息而采取的特定行动。”也正因如此，现在有两个市场，一个是由黑客和公司组成的黑市，市值大概有6万亿美元，另一个则为算是合法的“灰”市，它高价贩卖零日漏洞，买方一般是情报机构。
我们正身处一场网络军备大战中，谁能在技术上占据领先地位，谁就能占领明日战场。有些公司的工作就是寻找尚未被发现的漏洞，而后再将其卖出去。由法国人沙乌基·贝克拉创立的美国泽拉蒙公司就是如此。他说，公司为了寻找一个永久漏洞而不惜投入1500万美元的研究经费。一旦找到，用户就算没有任何操作，他们也可以借助WhatsApp或iMessage应用程序侵入手机。密码学专家埃里克·菲利奥分析道：“这些公司生产的是信息武器，与兵工厂制造坦克并无二致。我们正身处一场网络军备大战中，谁能在技术上占据领先地位，谁就能占领明日战场。”泽拉蒙公司的主要客户是北美和欧洲的政府机构。“黑客团队”也属于此类公司，从他们泄露的邮件内容看，最盈利的订单来自埃及、摩洛哥、苏丹、沙特阿拉伯等国。1996年通过的《瓦森纳协定》试图规范军民两用科技的交易，但这一协定管不了这些国家，因为它们不是签约国。国际网络空间安全论坛的协办人纪尧姆·蒂西耶进一步指出：“这些技术本来就很难界定，它们既可以用于防御，也可以用于进攻。如今的问题在于，人们利用这些技术制造网络武器。当然，以色列也不是《瓦森纳协定》的签约国。”在这种背景下，以色列的NSO公司能研发出“飞马”也就不足为奇了。公司每次出售软件，都要事先獲得以色列国防部的同意。这是一桩很赚钱的买卖，各国付费不等，为了使用“飞马”，沙特阿拉伯要支付5500万美元，墨西哥则要支付8000万美元。
漏洞也不仅仅局限于智能手机，凡是软件，哪怕是最不起眼的软件，也是可以被利用的。美国为此交出了昂贵的学费。2020年，一群黑客借助后门侵入了网络管理软件供应商SolarWinds的软件，导致1.8万家机构和公司被监视，其中包括美国国防部、内政部、财政部、商务部以及卫生部。贝格认为：“没有什么比技术主权和敏感数据更重要的了！我们生活在数字时代，大家都在互相监视，朋友和盟友已经靠不住了。”
大卫·凯伊合担任过联合国言论自由权问题专员，他指出：“网络监视行业眼看就要失控，政府和企业是时候承担起责任了。”贝格补充道：“2013年以来，人们提出了共同修复漏洞的倡议，但这还不够。这就好比开车，为了安全，不仅要让乘客系上安全带，还要让工厂生产出更可靠的汽车。”法国情报机构的一名工作人员则表示：“我们如果叫停网络间谍活动，别的国家还是会继续这么做……而且，别忘了，我们的行动对民众有益！”2020年，法国和荷兰的警方曾互相协助，攻入了EncroChat加密手机，而这些手机的使用者正是毒贩。多亏了技术手段，法国警方才能掌握欧洲贩毒团伙的交易网络，并一举将其抓获。
[编译自法国《新观察家》]
编辑：侯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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