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尔卡多之家位于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区的圣马丁市，是当地最古老的建筑之一。每周三天，阿莱霍·阿拉塞纳都要走进这栋19世纪老楼的大门。
他顶着一头漂染的金发，走起路来有点驼背。一进门，他就直奔目的地——穿过枝繁叶茂的绿廊，走到内部庭院的尽头。在那里，几张塑料桌挤在一块蓝色大牌子的旁边，牌子上写着“教育”。
看着用圆珠笔写数学题的女孩们，14岁的阿拉塞纳微微一笑，他说自己不喜欢上学，但这个地方另当别论。这家学习中心由市政府出资设立，旨在帮助像阿拉塞纳这样的学生在疫情期间赶上学习进度，继续上学。
“无论有没有作业，我几乎一直待在这儿，因为这里的老师会给我讲解，我很容易就能听明白。”阿拉塞纳说，“之前上网课的时候，学校的老师会给我发作业，但我只能靠自己琢磨出答案。”
自从学校因疫情取消了线下授课，重重困难摆在了阿拉塞纳和众多拉美青少年的面前。由于家里不能上网，也没有电脑，阿拉塞纳的母亲不得不用旧手机连上邻居家的无线网来为他下载作业。正是母亲的这份决心让阿拉塞纳得以继续上学。然而，如果不是在学习中心接受了老师的单独辅导，他可能还是会在学业上落后于人。自去年2月起，圣马丁市设立了40家学习中心，阿拉塞纳去的就是其中之一。
设立学习中心是阿根廷去年推出的多项举措之一，其目的在于防止学生的学习长期退步。相关方案既采用新方法，也坚持旧理念，可谓涉及面广、创新性强，实施成本也不太高。这一系列方案最终为其他美洲国家树立了样板，但能否真的为像阿拉塞纳这样的学生提供有效帮助，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
2021年1月，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估计，全球52%的儿童（即8亿学生）要么没能重返校园，要么顶着动荡的局势回到了学校。在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学校在疫情暴发后的一年里全面停课22.5周，部分停课11.4周，时间之久超过了世界其他地区，旷课率与辍学率也在飞速飙升。
阿拉塞納在圣马丁市一家学习中心补习因疫情落下的课程。阿根廷的教师、教学机构管理人员和政府官员仍在抓紧适应。2020年全年，阿根廷的学校教学几乎都是在线上进行的。据政府估计，在线上教学的过程中，超过100万的学生与学校失联。然而，由于缺乏全国统计，问题并不能完全暴露出来。
由此可见，光是让学生重返校园就已经是当务之急了。夏季开放的户外学习中心把重点放在了游戏上，为的就是让年纪最小的学生回到学校。新的学习材料、辅导老师、游戏用具、电子设备已经就位。随着寻求额外帮助的学生人数急剧增长，由志愿者组成的地方机构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们以前还需要学校的帮助，但现在几乎不用了，人们都拼命地找我要名额。”玛利亚·菲特说。她是非营利组织“编结邻里”的发起人之一。该组织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查卡里塔社区的一个低收入人群聚居地开展活动。
近来，对辅导老师的需求日益迫切。2020年，学生尚可以直接获得“及格”的成绩，但到了2021年，他们的成绩必须要靠自己的努力才能拿到。
各地负责教育的政府部门以各自的方式应对危机。门多萨省为在学习上遇到困难的学生增加了两个小时的授课时间，科尔多瓦省也增加了一个小时。大多数地区都以某种形式延长了学年。圣菲省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错开了学年的结束时间。在拥有近40%阿根廷人口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政府为学业落后的学生在放学后和每周六安排了“强化”课程。
非营利组织“编结邻里”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低收入人群聚居地为孩子们辅导学习。五十中是位于布宜诺斯艾利斯洛马斯–德萨莫拉的一所公立中学。在一次周六补课期间，校长保罗·古铁雷斯说：“我坚信，弥补时间的唯一方法就是抓紧时间，而这正是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事情。”
古铁雷斯说，辅导老师会与两三个或者五个学生坐在桌前，为他们单独授课，而不是同时教20个学生，“或许这正是这群学生一直以来所需要的。”
他们挨家挨户地敲门走访，调查各家情况，了解学生需求：谁因为没有电脑而辍学？谁不得不去工作以补贴家用？谁在疫情期间备受煎熬，需要振奋精神？学校基层管理人员承担起了找到失学学生并帮他们重返校园的任务，他们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政府工作人员已经开启了一项为期约十年的项目，旨在从社区里找到失学的青少年。他们挨家挨户地敲门走访，调查各家情况，了解学生需求：谁因为没有电脑而辍学？谁不得不去工作以补贴家用？谁在疫情期间备受煎熬，需要振奋精神？
筛掉搬走及超过学龄的学生后，政府官员发现，在2020年辍学的4481名学生中，98%的学生如今已重返校园。
“我们总是带着巨大的善意与爱心，走街串巷，到处找他们。”布宜诺斯艾利斯政府的全纳教育干事梅利萨·马西内利说，“这项工作非常耗时，但我们始终如一……我们要传达的理念是‘你不能失学，你不会落后’。”
后来，阿根廷政府立志通过“重返校园”项目推广这种“挨家挨户”的方法。该项目专门拨款50亿比索用于支持各种改善学习环境的项目，包括购买教具、修缮校舍，以及为高中生配备低价的阿根廷国产笔记本电脑。
阿根廷托尔夸托迪特利亚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院长爱德华多·耶亚蒂说，自己见识了“太多的花言巧语和良好用意”。他说：“如果你问权威人士他们在做什么，每个人都会说自己在尽一份力。”耶亚蒂还主管着学校的循证公共政策中心。
实际上，自学校完全开放才仅仅几个月的时间，目前也未见相关的评估，所以上述项目的作用尚不明确。耶亚蒂认为，即使是前景不错的试点项目，其影响力也十分有限。他指出，让学生重返校园只是开始。
“我认为无法挽回所有失去的东西。”耶亚蒂说道，“除非在教学的时候，我们能实现更高的目标，否则落后的学生很难登上同一辆列车。他们只能登上后面拖着的几节货车车厢，然后永远留在那里。”
专家指出，确保学生不会掉队，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要对教育体系进行综合重建。这其中就包括，需要弄清楚疫情在校外给学生造成了多大的创伤。
在经历了艰难的一年后，14岁的阿莱格雷·索菲娅奋起直追。她同另外119名五十中的学生在放学后和每周六都参加额外的补课。2019年，索菲娅的父亲因白血病去世，后来随着疫情让整个国家停止运转，她的学业也停滞不前。
“一整年，我什么也没做。不是我不想做，而是我做不了。”索菲娅说。目前，她正在补习2020年落下的课程以及2021年没有理解的内容。对她来说，参加线上网课绝非易事。
“我在家一直靠自己，因为我的妈妈和姐姐要工作。这是我上高中的第一年，我需要有人来帮我。”索菲娅说，“我不想留级，所以我来这里学习，这里的老师非常厉害。”
索菲娅的经历表明，后疫情时代的教育中存在更严重的问题。研究辍学问题的社会学家阿古斯蒂纳·科里卡指出，隔离导致青少年劳动力增加，因为越来越多的孩子要分担家里的经济重任。对许多女孩来说，这意味着她们要承担家里更多的照料工作。
拉丁美洲的数字鸿沟也是一个主要因素。能否上网和使用电脑，能否不与多名家庭成员共用一部手机，这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收入水平。在这种情况下，接受教育成了特殊待遇，而非一般权利。
科里卡建议，在制定“重返校园”策略时，应考虑到上述社会和情感问题。她认为，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往往是成长的一部分，但疫情已经削弱了青少年为自己规划未来的能力。“比起重建与学校的联系，情感支持或者心理健康更为重要。”科里卡说。
圣马丁市教育局长玛丽安娜·萨韦德拉认为，青少年本来就处在他们自己难以驾驭的人生阶段，疫情让他们难上加难。“很多青少年觉得孤独。”萨韦德拉说，“很多孩子的双亲都去世了。学习变得更难了，因为他们的精力都用在了别的地方。”
许多困难早在疫情暴发前就已存在，而且不只是在圣马丁市。去年8月，阿根廷社会发展研究所发布了基于2019年政府数据的一项报告。这项报告指出，在18至24岁的人群中，有31%的人没有高中文凭。在最富裕的人群中，这一数字骤降至12%，但在最贫穷的人群中，这一数字则飙升至52%。
阿根廷智库“平等与增长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的教育项目协调员伊万·马托维奇说：“现在有一种诱导我们把当下称作‘危机时刻’的趋势，但回想一下就会发现，几十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说我们的教育体系处在危机中。”马托维奇更愿意将当下描述成“脆弱的转折点”，而在这个转折点，教育体系长期以来的需求可能会得到满足。他说：“我们必须改善监控体系，好让我们能够尽早找回学生并适应他们的需求。”
但在此之前，收拾残局的任务仍得由家长承担。疫情期间，韦罗妮卡·戈麦斯辞掉了照顾老人的工作。她买了块黑板，以便帮助她的五个孩子进行线上学习。
“我懂得基础知识。疫情期间，为了帮孩子们克服困难，我付出了超人般的努力，但这还不够。”戈麦斯说，她刚刚开车把自己10岁和12岁的孩子送到了五十中。剛开始的时候，参加额外补课并不容易。“把他们送到这里学习，牺牲其实很大，因为我们住得不近。”戈麦斯说，“但孩子们的教育很重要，而且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学习效果。他们付出了汗水，然后还会对我说‘妈妈，我们必须完成学业’。”
[编译自美国《美洲季刊》]
编辑：马果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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