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冬日里的一天，40岁的巴黎人玛丽躺在超声波检查台上，望着漆黑一片的屏幕说：“我已经不抱希望了。我知道，我没有卵母细胞了。”为了怀孕，她和丈夫努力了五年。期间经历了两次流产。最近一次的体外受精也没有成功。为了刺激卵巢，玛丽接受了大量注射，但一颗卵子也没能取出。她说：“我还能回忆起我脑中‘想要孩子的开关突然关上的那一刻。有些事情不是我们能决定的。我发现没有孩子也可以很快乐，孩子不是幸福的必要条件。意识到这一点，一切都变得简单了。”
| 技术仍不能解决不孕不育问题 |
在法国，每四对想要孩子的夫妻中就有一对无法生育。这一比例还在上升。在大龄夫妻群体中，不孕不育的问题尤为显著。人们天真地认为，技术手段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然而，法国辅助生殖医疗中心的新生儿出生率仅有20%。对于25%至30%的夫妻来说，无论做了多少努力，最终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辅助生殖医疗中心的患者了解这些风险吗？“一般来说是了解的，但这确实会给患者造成很大的情绪负担。每个人都会对自己说‘一定会成功。”辅助生殖慈善团体邦普的创始人韦尔金妮说。玛丽说：“我不想知道失败的概率，否则我就没有勇气继续了。”韦尔金妮发现，不孕不育患者往往以为药物能治愈一切。只要做一次试管，就能拥有宝宝。然而事实上，部分疾病或基因异常——比如卵母细胞缺陷或子宫内膜异位症——都会让这个过程变得复杂，甚至彻底葬送为人父母的可能性。
2016年的一项研究显示，1/4的伴侣在第一次试管失败后就会放弃。“在不孕不育的治疗之路上，患者的生理与心理都承受着巨大压力，有的人受不了就放弃了。”韦尔金妮说。邦普致力于为患者提供身心陪伴。他们会组织线上讨论，聊一聊“没有孩子的生活”。参与者来自法国各地，大多都在独自忍受没有孩子的痛苦。在亲朋好友中，他们是“特殊的存在”，不被理解。
自2017年12月开始，普安与妻子埃丝特勒踏上了布满荆棘的漫长求子之路。普安用相机记录下了种种时刻：医院中的灰心丧气、取卵时的痛苦，以及针管在身体上留下的印记。桑德里娜是邦普的志愿者，负责协助组织线上讨论会。她自己也已经对“当妈妈”这件事不再抱有希望。谈起这群“不被看见的人”时，桑德里娜说：“他们的年龄介于30至50岁之间，有些人尝试了一年后就放弃了，有些人则努力了十几年。大部分患者都有另一半。但许多人表示，夫妻关系快要维持不下去了。也有部分患者是独身女性，她们的婚姻已经破裂。”我们问桑德里娜：“你是怎么接受自己无法生育的现实的？”她回答道：“我还记得以前的我是怎么样的，有哪些事情会让我激动不已。现在，我过着很普通的生活。我不再觉得生活亏欠了我什么，我也不再想要补偿。”
要走到桑德里娜的这一步，需要很长时间。一开始，患者满脑子都会想着如何能拥有一个孩子。他们会按照计划同房，不停地抽血做检查，定时接受注射，摄入激素类药物。他们的日常生活就像坐过山车一样，在希望与失望之间来回起伏。更别提经历胎停或是发现自身有所缺陷后，心理遭受的创伤。他们的生理、心理、工作、日常生活、自尊心、夫妻关系，无一不受到影响。“我已经分不清，我是在和我的丈夫生孩子，还是在和我的医生生孩子了。”66岁的戏服设计师阿涅丝说。早在20世纪80年代，阿涅丝便已开始尝试辅助生殖技术。“我们时常以泪洗面，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成功不了。为什么是我们？看着试管婴儿的数量不断增加，我们也越来越敏感易怒。”46岁的商人亚力山德拉说。她在七年间做了十次试管。
38歲的朱莉是一名博主，博客名为“致我们的小星星”，记录着她不幸去世的围产儿的故事。她有三个孩子都在围产期夭折了，还有一个女儿是通过辅助生殖技术来到这个世界的。朱莉承认，她已经失去了自我。为了怀孕，她身心俱疲。丈夫的身体也出现了问题。因此，他们俩放弃了拥有第二个孩子的梦想。“如果在要孩子这件事情上倾注了所有心血，想翻篇非常难。”贝努瓦说。他曾经渴望成为一名爸爸。他不愿向身边人透露他和妻子有多么想要一个孩子，因为害怕不被理解。
| 领养孩子也很难 |
如今，不孕不育似乎仍是一个禁忌话题。几乎所有患者都曾主动接触过心理治疗师，大部分还会服用抗焦虑药物。“瑜伽、冥想、针灸……我什么都试过了。”亚力山德拉说，“医生说要保持平稳乐观的心态才能怀上孩子……”韦尔金妮并不认同这个观点，她认为这是变相给无法生育的人们戴上了另一道枷锁。“负面情绪是怀孕之路的一部分，并不是导致怀孕失败的因素！”她说。
“领养孩子，你们考虑过吗？”许多不孕不育的夫妻都听过这句话。大部分人也考虑过领养，但这并不容易。法国领养儿童联合会主席安妮·罗亚尔说：“领养确实是一个选择，但现在难度比以前大多了。不是每个人都能领养到孩子。”2020年，法国共有9567个家庭拥有领养资格（有效期五年），海外儿童的收养案例仅有250例（2019年为450例，2005年为4136例）。领养案例数持续下降的原因众多，比如人们开始使用避孕措施，部分海外国家生活水平改善等。“待收养儿童的年龄越来越大，可能还患有疾病或是残疾。”罗亚尔说。想领养孩子的夫妻必须作充分准备，有些人已经等待了好几年。
48岁的维尔日妮是一名医疗机构从业人员。41岁那年，她和当时的配偶获得了领养资格。“在我们这个年龄，已经没有能力收养患有疾病的孩子了。跨国领养的手续很复杂，而且费用高昂。”2019年，维尔日妮得到了一个领养弃婴的机会，孩子的生母是个残疾人。她仅有48小时来准备领养申请书，与她竞争的还有另外两对夫妻。与此同时，她的伴侣离开了她。“他没有那么爱我了，我们对生活的看法也产生了分歧。他受不了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败。”维尔日妮说。最终，她没有提交领养申请。“我花了三年时间重建生活，放弃了辅助生殖治疗。”她说。此前，维尔日妮在寻找领养机会的同时，也尝试了辅助生殖技术，但并未成功。
2016年，一项研究跟踪调研了6507对在辅助生殖医疗中心接受治疗的夫妻。时至今日，29%的受访者仍未能成为父母；拥有了孩子的受访者中，41%得益于辅助生殖医疗手段，7%通过新兴技术当上了父母，11%依靠收养，还有12%是自然受孕。这个结果震惊了医学界。他们发现，竟有1/10的病患在没有医学帮助的情况下成功怀孕。该项研究报告的作者之一罗什布罗夏尔说：“关于不孕不育，我们还有许多不了解的地方。阻碍怀孕的因素主要有三个：年龄增大、病症原因不明、解决方案欠缺。医生能做的很有限，只能尽他们所能。”
一项发表于《柳叶刀》旗下期刊的国际范围的研究调查了375名原发性卵巢功能衰竭患者。研究发现，30%的患者的病症由遗传原因导致。“确定无法生育的原因，能帮助女性患者更好地了解自身状况。随后，我们将为她们量身打造医疗方案，对症下药。”此项研究的主要作者米斯拉伊–阿巴杜教授解释道。最坏的情况是，病患可能需要重新选择其他解决方案，比如接受别人捐赠的卵子，或是领养。亚力山德拉、朱莉、玛丽、贝努瓦都没有选择第一条路。即使在今天，接受卵子捐赠仍需要前往国外完成。
而41岁的诺埃米勇敢地踏上了这条路。医生告诉她，依靠她自己的卵子是永远无法怀孕的。“事实很残酷，我没有办法把自己的基因传下去。不过我认为，孩子是超越血缘的存在。而且，他毕竟是我养大的。”诺埃米说。如今，她已是一个小男孩的妈妈，精子与卵子均源自捐赠。当时一共形成了两个胚胎，另一个胚胎仍冷冻在诊所中。诺埃米每年需支付650欧元的胚胎冷冻费。她说：“我没有能力抚养两个年幼的孩子，只好放弃一个。如果能免费保存，我当然乐意。但我要用钱的地方太多了。很遗憾，只能作出放弃冷冻的决定。”
| 总要向前看 |
未来的路怎么走？罗什布罗夏尔说：“在接受了辅助生殖治疗却未能拥有孩子的患者中，一部分人改变了生活方向，踏上了以前从未想过的道路。”玛丽说：“我虽然很伤心，但没有孩子这件事情不会成为我生活的阻碍。毕竟我已经尝试了一切办法，没有遗憾了。”如今，玛丽和丈夫愉快地生活在布列塔尼，养了好多只猫。她说：“我知道大家都不相信，但我真的想说，我们过得非常好。”阿涅丝认为，“无法成为母亲”是生活的一扇机会之门。她发现，身边生了孩子的朋友，离婚的不在少数。她也很庆幸，自己不会变成“后悔成为父母”的人。
但不是所有无法成为父母的患者都感谢这份“天意”。亚力山德拉翻开了生活的新篇章，将重心转移到了工作及丈夫身上，但她仍然觉得没有孩子是此生遗憾。朱莉正在学习如何与空虚共处，她依旧因为无法拥有第二个孩子而感到心碎。为了生存，贝努瓦在悲痛中勉强支撑着。维尔日妮已经接受了“生活就是不公的”，但有时也会感到焦虑。对她来说，母亲节是个感伤的日子。但无论如何，她们都作出了一个相同的选择：远离社会压力。
摄影师普安出了一本书，记录了不孕不育患者的求子之路。他发现，在无法生育的人群中，不平等无处不在。不孕不育就像一面镜子，映射出了社会中的不公现象。总体来说，相较于生活在乡村、没有固定工作的夫妻，生活在大城市、30岁出头的体制内年轻夫妻的求子之路更为平坦，他们可以前往私人诊所就诊，而前者只能在公立医院排着长队。
2016年的一项研究显示，低收入人群放弃得往往最快。“这是不孕不育领域的研究死角，很难想象其中存在着如此多的不平等现象。低收入患者缺乏必要信息，也难以获得医疗资源。”罗什布罗夏尔说，“更别提那些从未做过任何生育尝试的患者了，他们是隐形人群中的隐形人。”
在普安的书中，许多人求子失败，最后只能放弃。每个人的极限不一样。有的人努力了三四年后放弃了，他们无法再忍受这样的生活；有的人因为经济原因而選择不再继续；有的人不愿在40岁后成为父母，也拒绝接受精子、卵子捐献。但也有这样的夫妻：即使经济状况一般，也要砸锅卖铁生孩子。他们认为成为父母比任何事情都重要。在求子之路上，大家都执着地认为终会有一个美满结局。医生与亲朋好友也会不断安慰患者：总能抱上孩子的。但事实并非如此。
普安认为，如果说无法生育是一个禁忌话题，那么禁忌之中还有禁忌。不少女性每年会看一次妇科医生，而男性在遇到不孕不育的问题之前，从不会做这方面的检查。这就是为什么，长久以来，不孕不育一直被认为是女方的责任。相比起女人，男人更羞于开口谈论这个话题。生殖科的医生也鲜少会考虑症结是否在于男方。没有人会对男性的不孕不育进行深度治疗。
普安提出，男性无法生育是一个被忽略了的重要议题。应该强制男性定期做男科检查，就像女性做妇科检查一样。而且，部分男性是性病的健康携带者，可能会将疾病传染给伴侣。
[编译自法国《世界报》]
编辑：侯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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