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高不下的核辐射?
2011年3月11日，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泄漏事故发生后24小时内，福岛县发布了四次避难命令，大量灾民紧急避难。时至今日，仍有近5万灾民无法返回家中生活。尽管尚未有人因直接接触事故产生的辐射丧命，但在避难时以及之后因精神压力过大而死亡的人数已近4000。
2012年3月至12月，在灾害现场处理事故的约2万名东京电力公司员工中，累计所受辐射量超过100毫西弗的有174人，有些司机甚至达到了678毫西弗。2011年10月，日本政府對这些遭受高辐射的人员进行了甲状腺、胃、肺和大肠等脏器的癌症筛查，发现这些人的患癌风险比正常人要高出很多。
如今，在核电站中，核反应堆附近的辐射量依然居高不下，内部情况也无法确认。据悉，这是因为反应堆堆芯熔毁产生的辐射碎片几乎都掉落在反应堆格纳容器（包裹反应堆的安全外壳）的底部，而取出这些碎片的技术和计划至今尚未确定。
另外，在核电站所在位置的地表下，流淌着源于阿武隈山脉的丰富地下水。迄今为止，这些地下水在到达核反应堆下方前会被水泵抽出，并被地表下所建屏障阻断。尽管如此，每天仍有大量地下水因流入核反应堆而受到污染。
被污染的地下水在流入大海前，需要进行处理，以除去放射性物质。其中，利用活性炭等特殊吸附材料过滤放射性物质的“多核素去除设备”（ALPS），虽然可以降低60多种放射性物质的浓度，却无法将放射性物质完全过滤，比如氚。
氚也称“超重氢”，是氢的同位素之一。当水的氢原子被转换成氚时，就变成了氚水。氚水与普通的水性质相似，目前的技术很难将其中的氚去除。专家认为，这种难度就像从天然水和自来水的混合中去除其中一种一样。
无下限的“西式双标”
2021年4月13日，日本政府正式决定，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水将经过滤并稀释后排入太平洋。这一不负责任的决定立即遭到邻国的强烈反对。但出人意料的是，在西方国家中，一些平时摇旗呐喊并在气候危机问题上发表长篇大论的民间组织此时却都“消失不见”，对这一重大事件保持沉默，美国和一些国际机构甚至对此决定表示支持。美国国务院表示：日本对可取方案和效果进行了研究，采用了透明的、符合世界核能安全标准的方法。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总干事拉斐尔·马里亚诺·格罗西也称，日本政府的决定与世界各地核电站所执行的污水排放措施一致，并将在IAEA的监督下执行。
另外，一些国家的主流媒体甚至为日本“辩护”。德国之声网站4月13日刊文《含氚污水真的有害健康吗》，介绍了德国汉诺威莱布尼茨大学放射学教授施泰因豪森的观点。该核化学专家称，将冷却核反应堆的废水排放至太平洋，明显是最恰当、最安全的方法。他还举例说明，在福岛这个地震风险很高的地区用增加贮水槽的方法并不好，因为贮水槽一旦泄漏，氚水就会从地面向地下扩散，而且不能被充分稀释。将冷却污水排入海洋，才是对环境和人类最好、最安全的方法，也是包括IAEA在内的许多人都提倡的方案。
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泄漏事故发生后24小时内，大量灾民紧急避难。对于福岛民众、环境保护者和周边各国渔民对核污水产生辐射的担心，施泰因豪森解释说，人们之所以担心，是因为他们几乎不了解氚水。氚水如果经充分稀释排入大海，对人体和环境不会造成影响。与核试验残留的成分相比，氚水所产生的辐射量有限。而且，氚水很快就能被稀释至检测标准以下的程度，因此不必恐慌。另外，德国于利希核能研究中心的相关专家认为，核反应堆冷却污水“在放射学中属于无害性质”“氚水可以说是水的一部分，能迅速从人体排出，不像其他核物质那样会影响到生物”。
2016年，经日本相关部门监测，福岛人民的健康问题十分严峻，其中甲状腺癌已波及118名18岁以下的少年儿童。
2016年，经日本相关部门监测，福岛人民的健康问题十分严峻，其中甲状腺癌已波及118名18岁以下的少年儿童。然而实际上，根据公开资料，就算进行了处理，核废水里面仍然含有大量的放射性物质，例如碳14、钴60和锶90等，其中氚是影响最大的一种。人如果持续暴露在氚辐射之下，可能会出现细胞死亡、DNA遗传损伤等问题。所以，无论是海水污染还是生物污染，人类都会受到暴露在外的放射性物质的影响。
“氚水安全”的双重欺骗?
在福岛核电事故中，第一核电站的废水里掺杂了大量的放射性物质，且这些废水与其他国家正常运行的核电站中排放的废水性质完全不同。根据2018年ALPS设备的检测数据，核废水中铯137、锶90和碘131等氚以外的放射性物质的含量均超标。而在此之前，东电公司一直宣称，处理过的废水中氚以外的放射性物质只是微量，但对具体元素和相关数据未作进一步说明。因此，这件事使日本政府和东电公司的声誉受到了巨大影响，向海洋排放废水的决定也因此延期。
2020年底，东电公司宣布，在二次处理这些富含放射性物质的废水的试验中，已成功将氚以外的放射性物质含量降到了标准值以下。日本政府在2020年10月制定了将污水直接排放入海的方案。至于污水是否符合相关排放标准，他们当时并不清楚。
福岛第一核电站至今每天要产生约140吨污染水，据预测，这样下去，污染水贮罐在2022年夏天就会装满。福岛核电事故引发了人们对水源被核污染的担忧，许多人对政府排污入海的计划表示反对，尤其是福岛渔民。为了生计，他们已费尽心力去宣传该岛鱼类的安全性，尽管如此，这里还是会遭到“福岛的鱼类可能受到核污水污染”的质疑，福岛渔民因此深受其害。2020年2月，福岛县近海所有鱼类被准许销售，该县渔业联合会也在2021年4月重启捕捞作业前，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但倘若政府届时将核污水排向大海，那无疑会让福岛县之前的努力化为乌有。
实际上，自东电公司2013年引进ALPS设备至今已有八年，但设备一直处于“试运行”状态。日本共产党议员山添拓在4月14日召开的参议院资源能源调查会上说：“东电公司甚至未完成ALPS正式運行前的检查工作。”日本核能规制委员会委员长更田丰志认为：“如何处理和储存废水是非常急迫的任务。东电公司在ALPS投入使用前的检查工作有疏漏部分。”龙谷大学教授大岛坚一说：“连更田委员长都承认ALPS的检查手续未完成，这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很明显，东电公司连污水处理的条件都不具备，也说明政府和东电公司根本没有处理废水的资格。”
国外的核电站也会产生氚水，而且一些设置在沿海的核电站还会将未能除去氚的废水直接排入海里，秉持着这些理由，加之污染水贮罐的容量已达到极限，如今，日本政府也决定将稀释后低于WHO规定的饮用水标准的核污水排放至太平洋。
但“安全”和“放心”是两码事。用“稀释了就没关系”“国外也都这么做”之类的谎言作为理由来压制反对和怀疑的声音，这尤其让人不能容忍，同时在全世界掀起了轩然大波，包括中国、韩国和俄罗斯在内的国际社会对此强烈谴责。3月11日，联合国专家发表声明，指出排放核污水严重威胁环境，侵犯人权，向太平洋排污是让人无法接受的解决之策。
引发“人祸”的结构性问题
核辐射泄漏前，日本运行着54座核电站。事发后，包括福岛第一核电站和第二核电站在内的24座核电站已经废弃。2020年9月底至今，在申请重新运行的27座核电站中，被允许重新启动的核电站只有9座。日本经济产业省“东京电力改革与1F问题委员会”在2016年《东电改革建议（草案）》中公布的估算数据显示，核泄漏事故造成的损失达22万亿日元。民间智库日本经济研究中心2019年公布的估算数据称，核事故处理费预计将达到80万亿日元。
虽然是大地震造成了福岛第一核电站1至3号机组的堆芯相继熔毁，但从本质上说，这是一场“人祸”。据福岛核电事故独立检查委员会调查和验证结果，绝对安全神话的陷阱、安全监管和治理缺陷、安全监管方面的“加拉帕戈斯化”、国策民营化以及国家危机管理和领导能力缺失等五大问题是造成这场“人祸”的要因。
福岛核事故中三个堆芯发生熔毁，反应堆冷却后的核废水便存储在此处。
福岛县饭馆村森林边的大量核废料堆砌现场所谓绝对安全的神话，是把核电安全性说到极致和绝对的程度，让很多人相信核电绝对安全，是一种倒错的原子能安全文化观。这导致日本相关部门未能正视核电站运行中的种种安全问题，只顾隐瞒而不作改进。
安全监管结构方面暴露出日本经济产业省和文部科学省的二元分散管理体制，以及电力公司甚至比监管部门更具政治影响力等问题。相关省厅与民间企业之间存在密切的人事关系，形成共同利益集团，导致政府对核电站安全的监督往往采取庇护态度。
“加拉帕戈斯化”是日本的商业用语，指在孤立的环境（尤指日本市场）下，独自进行“最适化”，从而丧失了和区域外的互换性，最终无力应对来自外部、适应性和生存能力高的产品或技术，而将自己陷入被淘汰的危险之中。安全监管方面的加拉帕戈斯化，指的是与国际标准相比，日本在安全监管方面体现出极强的自我优越感，但在核电站的国际合作反恐对策等方面，态度却不积极，而且在原子能安全监管方面实行“一国安全主义”。
核电领域的“国策民营化”，即由政府提倡并推进和平利用核能的国策，但由民营企业承担原子能发电事业的体制。该体制在“核灾”危机中暴露出完全发挥不了功能的弊端。在日本的法律体系中，事故发生时国家的责任以及快速反应机制的具体作用等都没有明确规定。就像在核电站辐射量上升时难以划定退避和撤离的警戒线一样，日本的核电国策在危机出现后，由谁、何时以及如何作出判断等方面都模糊不清。
严重的核电事故必然引发国家危机，比如事故后随即而来的日美同盟危机。而且，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在战略、统治以及领导能力方面都受到了严重的质疑。归根结底，福岛核电事故是疏于防范及缺乏有效监管而引发的人祸。
只做表面功夫
2012年9月，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及其职能部门原子能规制厅正式设立，目的在于使安全管制的决策和推进方式更加独立且透明。随后，各电力公司又构筑了应对海啸的防波堤，购买了储存大量电池的应急电源车以及多辆消防车。
虽然提升了监管体系中的硬件配置，但核电严重事故时理应成为最后一道屏障的救援部队的编成、居民避难计划、对健康的影响和辐射量的管理等软件配置，却依然准备不充分。
日本政府公布排污入海决定的前一天，示威者聚集在东京首相办公室外抗议。
2021年4月13日，韩国环保人士在首尔日本大使馆附近抗议日本排放核废水的决定。例如，福岛核事故发生后，对辐射进行实时监测的SPEEDI系统在居民避难过程中并没有发挥功能。对从事故中到底要吸取什么教训的讨论至今仍未停止。在全国知事会“应该有效使用SPEEDI系统”的建议之下，政府决定“在各自治体的责任范围内使用”。但是，原子能规制委员会却与政府意见不一，称“SPEEDI系统不能用，也不必用”。可见，各相关职能部门并未就使用SPEEDI系统的问题达成共识，也说明日本并没有时刻作好应对突发危机的准备，更何况让民众知晓应对之策。
而且，核电企业经营者往往担心，如果严格进行风险评估，就有可能给民众带来“不必要的焦虑和误解”，因此往往将这种风险归于“意外事件”。民间事故调查将这种倾向形容为“重视小层面的放心，牺牲大层面的安全”。
福岛核电事故后，日本重新构建了新的安全规制体制，宣称要实施“世界上最严格”的安全监管，以让国民从心理上感到放心。但其结果却是扼杀“安全”，不断地制造“安全神话”。
福岛核事故和危机并不是日本特有的问题。当原子能这项一旦失败就无法挽回的技术成为文明社会的一部分时，危机就有可能出现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它是对人类社会的普遍挑战。
[编译自日本《东洋经济》周刊、日本版《新闻周刊》、“绿色和平”官网]
编辑：侯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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