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师克里斯·普乐希特为其迷宫式公园设计了一种可阻碍游客交流的体系，以帮助人们保持社交距离。明媚的阳光透过窗户照进宽敞的教室，玻璃立面的流畅线条模糊了建筑内外的边界，房屋和花园仿佛融为一体。孩子们将轻便的桌椅搬出教室，沐浴着加州的阳光，在满眼绿色的露天空间上课。
空气，阳光，绿色——这些正是建筑师理查德·诺伊特拉所看重的。这栋两层建筑建于1935年，面积很大，天花板很高，空气新鲜。巧合的是，这所位于洛杉矶的学校，名字正是叫“科罗娜大街”。而现在，作为“皇冠”一词的拉丁语形式，“科罗娜”成为一种致命病毒的代称。出生于奥地利的诺伊特拉之所以致力于设计能有效对抗病菌的房子，和他本人的经历有关：诺伊特拉曾感染疟疾和肺结核，幸运的是两次都捡回了性命，他的父亲却不幸死于西班牙流感。
再见，大城市时代！
这些日子，当我们赞叹诺伊特拉设计的透明、阳光的建筑，喜欢马塞尔·布劳耶简单质朴的钢管椅子或是乔治-欧仁·奥斯曼改建的巴黎市中心时，就会意识到另一件重要之事：这些建筑大师的杰作不仅为我们树立了美学典范，还设置了医疗卫生方面的标杆。这些城市规划师通过他们的新型建筑计划、卓有成效的废水处理系统和简约的设计，和他们那个时代的苦难——致病微生物——作斗争。
而现在，一种新型病毒正威胁我们的健康，攻击我们充满友爱的生活方式。对此，一些创新者交出了令人称奇的设计，比如用五天时间建成的模块化疫病医院“流行病巴别塔”，通过紫外线为物品消毒的台灯，或是依靠自身结构就可确保人们遵守防疫安全距离规定的迷宫式城市公园。
值得关注的不仅有我们如何居住，还有住在哪儿。就在不久前，还没有人会质疑联合国关于“2050年，2/3的世界人口将涌向大城市”的预测。而现在，疫情使得城市规划师不得不重新考虑中心城区的建筑形式，毕竟，密集居住有利于感染传播。全球城市生活的发展趋势会因此发生逆转吗？我们印象中文化设施遍布、生活丰富多彩的大城市，会变为任危险病菌愉快蹦跶的巨大培养皿吗？城市生活的美梦会变成噩梦吗？
在普乐希特建成的木制高楼里， 居民栽培植物、养鱼。
在普乐希特建成的木制高楼里， 居民栽培植物、养鱼。
中国著名设计师周宸宸设计的紫外线消毒灯具哈佛大学讲师卡米拉·卡文迪西说，大城市成为新的疫源地，可能促使超级大都市的时代走向终结。作为证据，她指出，西班牙的新冠死亡病例中有1/3出现在马德里，而美国新冠死亡病例中有1/4是在纽约。她认为，由于房地产市场过热，在巴黎、北京和上海等数百万甚至数千万人口的大都市，多年来居民数本来就一直在减少。而面对封城措施，一些人可能会更倾向于住在郊区，而不是挤在鞋盒似的市区小房子里。
在阿尔高， 游客可以参观阿尔弗雷多· 哈贝尔利斯为活动板房公司Baufritz设计的样板房。
1853年面对霍乱疫情的压力，城市规划师乔治- 欧仁·奥斯曼改建了巴黎。
1925年马塞尔·布劳耶在德绍包豪斯设计出第一批钢管家具，图中为瓦西里椅。每两周进城通勤一次
三月底，伍兹贝格建筑师事务所的伦敦办公室经理西蒙·塞恩特“逃到”了他位于苏格兰的度假屋。塞恩特的雇主在全球16个城市雇佣了850名员工。“疫情彻底改变了我们居住、工作和出行的方式。”他说。
和很多城市规划师一样，塞恩特相信，将来在家办公会受到追捧，而办公楼会走向衰败，公司办公室的面积将大大减少。哪怕只是出于成本考虑，这样做也意义重大。尤其是受过良好教育的雇员，可能每两周才需花五六个小时进城一次，坐在他们公司的办公桌前。此外，塞恩特正推行模块化居住理念，墙壁和家具可以自由移动，就像戏剧舞台一样，以适应居民需求。
1929年理查德·諾伊特拉在洛杉矶建成的“罗威尔健康住宅”被视为健康住宅的典范。1923年乔治·莫奇为包豪斯展览设计的“号角屋”
1928年芬兰建筑师阿尔瓦·阿尔托建起帕伊米奥结核病疗养院。
1935年理查德·诺伊特拉的“科罗娜大街”学校被视为健康建筑的典范。城市规划师和社会学家还在讨论一系列其他模式。比如引起极大反响的“20分钟城市”理念，即未来城市居民去餐馆用餐、就医或逛商场都能在20分钟内步行或骑车抵达。比如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对内城限速30，并建造宽阔的自行车道。将来，房产价值的衡量标准不再只有地段环境，还包括它能带给我们的安全感。可能不久后，大水箱、冷藏设备、无接触式遥控电器以及阳台上的小菜园、果园将成为每栋建筑的标配。
36岁的建筑师克里斯·普乐希特提出集生态公寓大楼和室内农场为一体的“农舍”理念，希望能将农村的生活质量带入城市。他将“农舍”描述为一种利用水、废热或家庭堆肥等资源来种植大面积苗圃或从事水产养殖的封闭循环，不依赖于供货链，人们共同照料植物和鱼，有利于促进邻里团结，减少压力。普乐希特希望建筑行业能利用这次危机，实现革新。
[编译自德国《焦点》]
编辑：周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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