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动物伙伴_海外文摘_生活_网络文摘

菲利斯·格利特　郑莉　译

　　

千万不要被吓到马库·哈尤小心翼翼地接近驼鹿梅尔维。2014年，当梅尔维还是个幼崽时，它的妈妈去世了，自那以后，它就一直和哈尤生活在一起，基本无法适应野外生存。为了让幼小的梅尔维熟悉自己，哈尤还曾和梅尔维一起在森林里过夜。

　　2017年的一个夏日，在芬兰瑞帕鲁托岛上，两支针剂被注入了一只小猞猁的体内。这件事让银行家马库·哈尤意识到，人类的世界并不属于它们。原来，这只猞猁的腿受伤了，哈尤照顾了它好几个星期。当地一家报纸对哈尤的事迹进行了报导。一天，哈尤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中有人通知他，芬兰有专门的法律规定野生动物不可以和人类一起生活，比如狼、熊、猞猁。一旦与人类一起生活，它们就会对人类失去警戒之心，此后也不会再被允许回归自然。最后的结果是，它们再没有了生存的权利。

　　没过多久，一辆警车开到哈尤家门口。不久，哈尤拨通了兽医的电话，医生赶来后给这只猞猁注射了两针，第一针让它失去了意识，第二针令它失去了生命。

　　“如果用枪把它打死，就太残忍了。”哈尤说着，将目光垂到地上。当被问及当时的自己是否有流泪的时候，他沉默了。过了一会儿，他说：“我永远都忘不了这件事，一直在问自己：为什么要這样？”

　　在芬兰的10月，哈尤踏着脚下的碎石小路，呼吸着秋日清爽的空气。秋天已经将桦树的树梢涂抹上了第一抹黄色。在芬兰的西海岸，夏日永远没有黑夜，冬天也极少见到亮光。在这里，哈尤管理着一家受伤野生动物救助中心。这是芬兰为数不多的几家护理中心之一。这个前半辈子赚了无数钱的男人如今致力于为动物们救死扶伤。在他看来，动物们要对抗的不仅仅是大自然的残酷，还有人性的冷漠。

　　64岁的哈尤有着湖蓝色的眼睛。即使在零下10度的天气，他也喜欢在户外工作，丝毫不觉得不舒服。有的时候，警察会在半夜给他打来电话，然后，他会驱车100公里甚至200公里，穿越大半个国家，带回一只受伤的小鹿，或者一只受伤的鹰。

女孩茵加·贝姆的妈妈在芬兰南部的米凯利市开了一家羊驼农场。贝姆很喜欢观察人和动物之间的关系和对彼此的反应。这些羊驼虽然是野生动物，但都经过了驯化。其中有一只名叫内莫的羊驼尤其温顺。它一般和同伴们待在羊圈里，但有时也会出现在贝姆的房间里。这个女孩一点也不会觉得不适。

　　碎石小路尽头矗立着一座2.5米高的金属丝网做成的栅栏。栅栏里，3只驼鹿正在漫步。它们的名字分别叫梅尔维、黑尔格和奥尔加。哈尤抬起手，比到自己膝盖的位置：“它们刚来那会儿，才这么一点点高呢。”

　　哈尤曾与梅尔维在森林里过夜，也曾和黑尔格一起洗过澡。而说起奥尔加脖子上像狮子鬣毛般服帖的长毛，哈尤表现得像个自豪的父亲一样。一般来说，哈尤会在几个星期之后将这些救治好的动物放归自然，不过，他将这3只驼鹿留在了自己身边。他说，它们很难再适应野外的生活了。或许，哈尤也无法再适应没有了它们的生活。

　　芬兰摄影师阿雷克斯·普塔内在报纸上看到了关于哈尤和他的驼鹿的报导。“我一直对特别的东西感兴趣。”他说。这位32岁的摄影师开始给哈尤摄影。这组获奖的系列作品主题为“我们的动物伙伴们”，向世人展示了在森林覆盖率极高的芬兰地区人和动物之间的关系。“我想告诉大家，芬兰人很特别。”普塔内说。对于这位摄影家而言，作品画面本身、创作、光等要素都比画面背后的故事要更加重要。不过，他也表示作品必须源于真实，“否则就失去美感了。”对于“我们的动物伙伴们”这组照片，在视觉上，普塔内并没有特定的构思，只是想呈现一些不寻常的场景。他作品中的人们向动物寻求着别处无法获得的慰藉，似乎于无声处显露出人类的温存，而有的时候又释放出带着悲伤的沉默。“我想，这些人给予了这些动物某些东西。”普塔内说。“但过了一会儿，我又意识到，其实是动物们给予了人类某些东西。”

　　每天大概三到四次，马库·哈尤会从他的家到长满苔藓的山上，径直走到驼鹿苑去。“我喜欢它们看着我，这样我就能了解它们的感受。”他说。比如，当它们生气时，会把耳朵贴紧头部，脖子上的毛全都竖起来，眼睛涨得通红。“你只要看看它就知道了。”哈尤说。

　　哈尤会观察到别人注意不到的动物特征，同时他也会观察虐待动物的人。“很多人没有用心灵在思考，”他说，“动物是自由的，和它们在一起，我也感到自己很自由。”哈尤在为动物们提供庇护所，而动物们又何尝不是在为他提供心灵的庇护呢。

　　哈尤其实并不是一个从来就特立独行的人。他在离瑞帕鲁托岛30公里的瓦萨城中长大，年轻时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的一家银行工作，收入不错，和妻儿一起生活。他曾骑着摩托车游历了德国、法国和意大利。20世纪90年代初，芬兰遭遇经济危机，他趁机在赫尔辛基买入了3栋房子。2001年，他将所有房子卖了出去，赚了好几倍房价的差额。

　　哈尤一辈子都在被某些事情推着前进。某天，他突然觉得城市的生活很空虚，不论是那大大的落地窗，还是在电视机前度过的那些夜晚，都显得索然无味。哈尤开始向往更广阔的地方。他买下了9公顷的地。2005年，他搬到了瑞帕鲁托岛。在岛上，哈尤度过的第一个冬天是没有暖气的。在寒冷的夜晚，他和两只狗狗依偎在一起取暖。在寒冷中，他得到了他所寻求的宁静。然而，后来当别人向他说起受伤野生动物的境况时，他感到自己的生活里又出现了推着他往前走的某种力量，这种力量让他一直努力至今。

家庭的一份子斯兰佩尔夫妇和他们的爱尔兰牧羊犬普瑞一起生活在芬兰西海岸。普瑞常常和夫妇俩在餐桌旁共进早餐。

　　

我的朋友——一只母鸡两年多以前，男孩维勒的母亲买回4 只母鸡，本只打算夏天养一养。但夏天过去了，母鸡却留了下来。如今，家里共有20 只母鸡和4 只公鸡。皮尔可是其中最可爱的一只，它会时不时飞到维勒的大腿上。

　　

充分信任萨米和博阿一起住在芬兰南部的一个两居室里——博阿是一条蛇。这条蛇大部分时间在被放置在客厅一角的一个旧淋浴装置中。主人给它起了个意大利语名字——德莫尼克，意思是恶魔。

　　10月的某天早上，哈尤开车行进在从瓦萨到瑞帕鲁托岛的路上。他用手环住方向盘，说：“在芬兰，要是有人发现了受伤的动物，通常会把它杀死。”现实的情况是，动物救助站太少，像哈尤这样的动物救助者也太少。“他们就是一枪把它打死。”哈尤的大手做了个手枪的姿势，“砰！”他的目光望向前方，投向空荡荡的街道。“芬兰对动物太冷酷了。”

　　2005年，哈尤救治的第一个动物是一只被汽车压伤的白尾海鸥。据他自己介绍，如今，他每年救治的动物数量在100到200只，每年的支出在5万至10万欧元。今年，哈尤终于出去度了一次假，而他上次出去度假还是在2014年。他和妻子一起在里斯本度过了一个“悠长”的周末，再长就不行了。“我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了。”哈尤笑称。

　　然而，去年底，哈尤决定再次改变自己的生活轨迹。今年4月，他将参选绿党议员。他表示自己有很大的胜算，因为周围的人都认识他，并且尊敬他。哈尤说，他希望能在赫尔辛基推动法律改革，比如关于猞猁事件的法律规定。“我必须得做点什么，”哈尤说，“做点我能做的事情。”

　　太阳快落山时，哈尤坐在自己家的客厅里。客厅里是白色的墙壁，灰色的地砖。他望向窗外，目光越过冷杉，远处是波光粼粼的大海。哈尤的妻子已准备好咖啡，端上千层面。哈尤打开脸书，登上动物救治中心的页面，里面展示着各种鹰、狐狸和鹿的照片。突然，一条新的消息弹了出来，是他的竞选经理。对方告诉他，他需要安抚一下人们的情绪，告诉他们当他竞选成功到赫尔辛基上任后，动物救治中心要怎么办。人们都在为这个问题担心。哈尤笑了。他只会在赫尔辛基停留必要的时间。“这里，”他说，“才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