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婚姻和大多数问题婚姻不一样，”普莉亚强调，“我和柯林关系融洽，孩子们优秀，经济上没压力。我们从事着各自喜爱的工作，还有一帮要好的朋友。他在工作上是把好手，人长得帅，殷勤体贴，对每个人都慷慨大方，包括我父母在内。我的生活就是这么美好。”
然而普莉亚有一段婚外情。“对方是那种我以前不会喜欢的人——以前不会。他是开卡车的，身上有文身。说句老掉牙的话，把这件事说出来让我感到很痛苦，它会毁掉我营造的一切。”
普莉亚说得对。在婚姻生活中，除了疾病和死亡，没有什么事情具有如此惊人的破坏力。多年来，作为一名心理治疗师，我接触了数百对因不忠而婚姻破裂的夫妻。这些出轨行为发生在飞机上、宴会中、会议上、美甲店里；出轨的对象有同事、有线电视安装工，当然也有社交媒体上的网友。
自有婚姻始，婚外情便相伴相随，然而人们对这种常见的极端行为知之甚少。放眼全球，当我提及伴侣的不忠行为时，人们对此反应不一，有人大加谴责，有人黯然接受，有人谨慎同情，还有人心向往之。在巴黎，这个话题让一场餐会的谈话气氛顿时变得活跃起来；在保加利亚，一群女性将其丈夫拈花惹草的行为视作自身不幸且不可避免；在墨西哥，有女性自豪地告诉我，她们将女性出轨的行为视作是对男权文化的一种反抗——长久以来，这种文化让男人可以同时拥有“两个家”，一个是与其家人组建，另一个是与情妇组建。
时至今日，伴侣的不忠行为不仅被看作是对信任的一种亵渎，还是对浪漫爱情所追求的宏伟目标的极大打击。这种打击让我们质疑自己的过去及未来，甚至我们的身份认同。的确，伴随着一段风流韵事而来的情感波涛一旦被释放，就具有势不可挡的力量。亲密爱人间的背叛伤人更深。如果普莉亚的丈夫柯林无意间看到暴露其妻子婚外情的一条短信、一张照片或一封邮件，他在情感上会垮掉的（我的所有客户及其家人均为化名，以保护他们的隐私）。
数个世纪以来，发生在男人身上的婚外情往往被默许，它造成的痛苦则会被忽视，因为这种痛苦一般由女人承受。值得称道的是，在同时代的文化中，被抛弃的一方往往受到更多同情。尽管这显得很奇怪，但婚外情能教给我们许多关于婚姻的知识——我们期待什么，我们认为自己需要什么，以及我們觉得自己有权利做什么，这些东西都揭示出我们对于爱情、肉欲及责任的态度。在过去100年间，这些态度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婚外情之所以物是人非，是因为婚姻也已经物是人非。在历史上的许多时期，以及今天全世界的许多地方，婚姻是确保经济稳定和社会融合的务实联盟。作为移民的后代，普莉亚的亲属当中无疑有人在选择婚姻对象时受限颇多。然而对于她和柯林，以及现代西方的大多数夫妇来说，婚姻不再出于经济目的，而是一种伙伴关系——两个个体之间自由选择后订立的契约，该契约建立在爱慕与情感而非责任与义务之上。
我们从未像现在这样对婚姻充满了各种期待。诸如安全、体面、财产及子女等传统家庭会提供的方方面面，依然是我们想要的，但除此之外，我们还希望另一半爱我们，对我们有欲望、有兴趣；希望我们与另一半是最好的朋友、推心置腹的知己、如胶似漆的伴侣。
戴上婚姻的紧箍咒是一件很让人矛盾的事情。我们总希望自己选中的这个人能让我们觉得踏实、安全、可信、可靠，然而又希望这个人能让我们心生敬畏，有神秘感，与其交往如同探险般紧张刺激。在这个权利的时代，我们相信个人满足感是天赋权利。在西方，性是与个人特征、自我实现，以及人身自由相关联的一种权利。以前的人们结婚后才开始有性生活，如今我们结婚后便不能再与除伴侣外的其他人发生性关系。这种有意识的选择是为了约束我们的性自由，它证明了我们的承诺的严肃性。通过拒绝来自第三者的爱，我们证实了“我家那位”的唯一性：“我已经找到了意中人，不会再到处留情了”。
婚礼上，对未来充满期待的新人总是会许下一堆誓言：这个说我发誓永远欣赏你，不离你左右，在你失意时给予你安慰；那个说我发誓忠贞于你，你胜我陪你君临天下，你败我陪你东山再起……如此神仙眷侣，为什么到了后来有人会有外遇呢？而且婚姻不幸者和婚姻美满者都会有外遇，甚至连那些保持着开放式关系、事先曾小心翼翼地探讨过婚外性行为的人也会有。也就是说，分手或离婚的自由并不能屏蔽婚外情。那么，人们为什么要有婚外情呢？为什么连婚姻幸福的人也会有婚外情呢？
无法解释这些的普莉亚，向我大谈特谈了其婚姻生活的闪光点，并说柯林具备她对于一名丈夫所期待的全部优点。表面上看，她的婚外情符合这样一个传统观点：出轨是由于婚姻中缺少某些东西。如果结婚时承诺的那些东西啥都不缺，你就没理由再去找别人。因此，不忠一定是夫妻关系出了岔子才会表现出的一种症状。
“症状论”存在如下两个问题：
第一，它强化了这样一个观点，即完美的婚姻一定会让我们对“外面的世界”产生免疫力。然而造化弄人，恰恰是对完美家庭生活的期待，让人们有了出轨的可能。从前，人们有外遇是因为婚姻并不能保证提供爱情与激情；如今，人们出轨是因为婚姻提供的爱情与激情没有预想的那样好。这并非是我们的要求变了，而是我们觉得自己有权利（甚至有责任）去追求这些东西。
第二，不忠并不总是与问题婚姻相伴相随。是的，很多人是因为夫妻关系不佳而有外遇，但心理专家们每天也会碰到恰恰相反的情况，比如我遇到的“普莉亚们”，这类人会信誓旦旦地向我保证，“我爱我的妻子/丈夫，我们是最好的朋友，我们在一起幸福无比”，接着却又说，“但我现在有婚外情”。这种话听得越多，越让人觉得说不通，越想找出另外一种解释来。
普莉亚半是陶醉半是慌张地向我透露了她与情人的那些刺激约会。“我们常常躲在他的卡车上，或者我的车上、电影院里、公园长椅上。这让我觉得自己仿佛是一个十来岁的少女，正在与男友约会。”维持这种关系期间，他们只做了五六次爱——性感撩人要甚于体验性爱。她说，“这让我觉得自己活力依旧”。endprint
这句话说出了出轨者最为普遍的感受。
听普莉亚谈自己的事情时，我开始猜测，她出轨的原因与其丈夫，以及她们的夫妻关系无关。她的述说呼应了我在工作中多次提到的一个主题：婚外情是自我发现的一种形式，是对新的（或失去的）身份的一种追求。对于这些“追寻者”来说，与其说不忠是夫妻关系出了岔子后表现出的一种症状，倒不如说它更像是一段代价不菲的经历，其中涉及成长、探索及改造。
“代价不菲？！自我发现？！”有人或许对这些说法颇有微词，“出轨就是出轨，甭想给这类行为贴一些所谓的新时代标签。这类行为残忍而自私，虚伪且恶毒。”不错，对于出轨者来说，上述批判完全适用；然而，出轨者寻求的并非另一个爱人，而是另一个版本的自己。墨西哥散文家奥克塔维奥·帕斯将性欲形容为“对他者的渴望”，通常来说，婚外情中这个令人心醉的“他者”，并非一个新的伴侣，而是一个新的自己。
固执地寻找普莉亚婚姻中的瑕疵以理解其出轨行为，会让人想起“路灯效应”：一个醉汉丢了钥匙，但他不在丢钥匙的地方找，却在路灯下找。在寻求真相时，人们也往往如同这醉汉一样，从最容易的地方入手，而非从真相可能的藏身之处入手。或许这就能解释为何那么多人认同“症状论”了，将出轨归咎于一段失败的婚姻，要比解决我们自身的难题，应对我们胸中的渴望，消解我们内心的无聊要来得容易。可问题在于，醉汉在路灯下找钥匙肯定是徒劳无功，我们却总能找出婚姻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将它们作为出轨的借口。
“我觉得这跟你本人有关，而跟你的婚姻无关，”我向普莉亚建议，“所以跟我谈谈你的情况吧！”
“我一直表现出色，是个好女儿、好妻子、好母亲；尽职尽责，成绩优异。”普莉亚说。她来自一个传统的中产家庭，从未举行过派对，从未醉酒，从未在外逗留至深夜，直到22岁时才第一次抽大麻。如同很多移民后代那样，大学毕业后，她嫁给了自己的意中人并与丈夫一起支撑着这个家。如今她常常被一个问题困扰：如果我不够完美，他们会照样喜欢我吗？她的脑海中也时常有个声音在发问：那些不那么“好”的人的人生是什么样子？他们更加孤独吗？更加自由吗？更加快乐吗？
普莉亚的婚外情既非（问题婚姻的）一种症状，也非一种病态。它是一种身份危机，是其人格的一种内部重排。看着十多岁的女儿享受着自己从未拥有过的自由，普莉亚虽然内心支持，但也有一丝嫉妒。于是在将近50岁时，她以出轨的方式体验了自己迟到的青春叛逆期。对于一些像她这样的人来说，这个世界充满了各种可能性，他们可以在虚拟现实里镜像自己、重塑自己。在乏味的人生中，这是一段诗意的插曲。通过与一个来自不同阶层，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生于不同年代的人卿卿我我，他们把各种可能之事玩弄于股掌之间。可在实际生活中，他们根本无意去触碰这些事情。
这种追寻自我的现象有很多变化形式。普莉亚的“平行宇宙”让她体验到了未曾有过的少女时代，还有人通过婚外情幻想自己把握住了当年错过的机会，得到了曾经抛弃自己的人，成为了以往可能成为的人……对此，波兰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写道：在现代生活中，总有一种疑虑——认为人们生活在谎言或错误之中；认为有些至关重要的事情被忽略了、错过了、遗漏了，未被尝试，未被探索；认为真实的自我还未曾承担重大责任，或者说本有机会可以体验与日常快乐截然不同的快乐，但这些机会未被及时抓住，便注定永不再来。
鲍曼说出了我们对于未体验过的生活、未追求過的身份、未走过的道路的向往。孩提时代，我们有机会扮演其他角色；长大成人后，我们会发现自己局限于某个被指定或自己选择的角色中。婚后，我们过着一种模式固定的生活，却会永远好奇：如果我置身于另外的生活中会是怎样？婚外情便给我们提供了一窥别样生活的可能。
比如德怀恩，他一直珍藏着对大学女友凯莎的美好记忆。与她做爱让他感觉最愉快。在德怀恩幻想的生活中，凯莎仍然占据着显著地位。当年二人都觉得自己还没到承担责任的年龄，便任性地分手了。此后这些年，德怀恩经常问自己，如果当初他们不那么任性会怎样。
登录Facebook，你会发现这个“数字宇宙”为人们与久无音讯的人重建联系提供了空前的机会。“不知她结婚没有？”“他真的与现任女友关系不好吗？”“她还如同我记忆中那样可爱吗？”这些问题只需轻点几下鼠标便可得到答案。
这天，德怀恩在网上搜凯莎的资料，没想到，他们真在同一个城市。她离了婚，身材依然火辣；他则建立了幸福的家庭，但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将凯莎加为好友，并很快将后者发展成秘密女友——在过去10年间，由于社交媒体的发展，与前任的婚外情现象激增。
普莉亚时常觉得自己是一个活的矛盾体，她既对其不计后果的行为感到心惊肉跳，也为自己胆大妄为的态度而沾沾自喜。虽然担心有朝一日东窗事发，但她仍停不下出轨的脚步，这让她饱受精神折磨。我们交谈之后，普莉亚理清了思路。让她欣慰的是，她不必与柯林分道扬镳，“我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他受到伤害。”她说，并数次尝试着终止这段婚外情。她删除了情人的电话号码，开车送孩子到学校后走另外的路线回家，提醒自己这件事是个彻头彻尾的错误……然而此事毕竟勉强不得，于是3天之后，情人的联系方式又回到她的手机上。
“你以为是在与一名卡车司机有婚外情？其实是与自己来了一次亲密邂逅，只不过由他促成。”我对她说，“你通过婚外情，与活力十足的青春岁月重建联系。我并不要求你现在就认同我说的话，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发现自己追求的‘他者，其实就存在于你的内心。”
我常常同客户讲，如果他们在婚姻生活中展示出的勇敢、活泼及热情，赶得上在婚外情中展示出的十分之一，他们的家庭生活将截然不同。违反道德准则时，我们的创造性思维总比遵循道义时显得丰富。说这些时，我还想起了电影《月球漫步》中一段令人印象深刻的情节：由黛安·琳恩饰演的女主角与一个服装贩子有了婚外情，她十多岁的女儿问，“你喜欢他要比喜欢我们多一些，是吗？”
“不是的，”女主角回答道，“不过有时候与不同的人在一起，会更容易让自己也与众不同。”
[译自美国《大西洋月刊》]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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