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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优雅地走向死亡

时间:2023/11/9 作者: 海外文摘 热度: 10084
玛吉·弗格森++苏鹰

  医学的进步让人类的寿命越来越长。但不管怎样,人总有一死。在走向死亡时,人们应当避免什么、接纳什么呢?玛吉·弗格森的探究给了我们一些参考。

  去年夏天,我父母给当地的殡仪馆打电话。这并不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已经时日不多:父亲86岁,母亲82岁,他们身体健康,能够独自料理生活。但是他们想在临走前,清理好老房子,尽量少给5个孩子添麻烦。为自己的葬礼做准备也是他们计划中的一部分。

  父母都不惧怕死亡。他们都有信仰,相信约翰23世教皇所说的——葬礼上常常引用的话语——“死亡,就像出生,只是生命状态的变化,简单自然得就像在这里睡去,在那边醒来。”所以,当殡仪馆的客服女士在交谈中尽量避免“死”的字眼时,我们都感到有些不适。她罗列了冗长的棺材样式名单:“巴尔默勒”、“修道院”、“秋日橡树”——都是些能让人联想到死后会移居世外桃源的名字。她还向我们保证会在“需要的时刻”提供完美的服务。当我姐姐进一步问她殡仪服务具体包括什么时,她回答说:“总之,我们会将他们的遗体置于最佳温度的环境中。”

  我们不禁失笑,但是我们能够理解他们为何尽量不提“死”的字眼。事实上,世界上每半秒就有人死去,而如果范围缩小到英国,那么每分钟都会有人死去。但如今,“死亡”似乎成了禁忌的话题。美国外科医生、《终有一死》的作者阿图尔·葛文德认为死亡是始终存在的可能性,“无论你是5岁,还是50岁,每一天都有可能面临死亡。”如今,人们走向死亡的方式与以往不同了。50多年前,大多数人都在家里死去。现在,虽然有70%的人想在家里度过生命最后的时光,但实际上,只有12%的人在家里死去,而绝大多数人临终时都在医院、疗养院或临终关怀医院。很多人——或许是大多数人再也无法理解死亡的真实面貌。“100多年前,每个人都知道人是怎样死去的,”疗养院护士敏·斯达克普勒说,“现在很多人惧怕在家里留下遗体。”

  减轻对于死亡的恐惧,唯一的办法就是在死亡临近时,淡然面对。“我想在学校里和孩子们聊聊关于死亡的话题,”伦敦一家大型临终关怀医院的护士玛丽·弗拉特利说,“我想在生命的尽头,淡然地面对死亡。”玛丽·弗拉特利曾经陪伴500多个人度过临终时间,她对死亡的恐惧已经日渐减少。

  死亡咖啡馆

  九月,一个沉闷的周一傍晚,伦敦西南部帕特尼,比尔餐厅的一角,12人围坐在一张木桌旁,喝着绿茶或矿泉水,谈论死亡。最初,是瑞士社会学家伯纳德·克雷塔兹提议这项活动的。10年前,他爱人去世后不久,他就萌生了组织死亡话题讨论的想法,希望人们在自由、无拘束的氛围下讨论这个话题。他给这项活动起名为“死亡咖啡馆”,参与讨论的人们都想在沉静中走向生命的终点。很快,这项活动传播开来。2010年以来,人们可以在死亡咖啡馆活动网页上输入自己所在地区的邮政编码,查看附近的活动。每次活动大约两个小时,参与人数从3人到100人不等,活动场所可能是咖啡馆、疗养院或是墓园。

  我冒雨前往帕特尼的那天,心里仍有一丝疑虑。我觉得自己会遇见一些内心孤独、古怪阴郁的人,或许大多数人年龄都比较大。然而,51岁的我却是参加者中年龄最大的一个,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心理健康、极具智慧的人。有位年轻的妈妈说,她将死亡视作不再在世界上存在,因此就不害怕了。“就像你出生前,不存在于世界上一样,那么为什么要害怕死后,不存在于世界呢?”讨论中既没有对死亡的恐惧,也没有自我堕落的悲观。我们谈论的话题从如何平复丧亲之痛到教导孩子正视死亡,从临终关怀到来世之说。“我们谈论的并不是‘我即将死去,”乔恩·安德伍德说,“而是正视走向死亡的过程,让人们知道自己在世界上的时间是有限的,从而更加珍惜生命,生活得更充实。”他说,很多人只是活着,但没有充实地生活——正如诗人艾略特看到伦敦桥上通勤的人们时所发出的感慨:我没有想到,死亡毁灭了这么多。“我不想在生命结束时,”乔恩说,“再去想‘我做了这些事,但是没做那些事,我很害怕自己会悔恨。”

  平静地离开

  “我无法忍受这种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看望父亲回来后,一个朋友对我说。在那个所谓的“家”中,电视的噪音终日不停,病人们坐在轮椅上,为数不多的乐趣就是看着门打开又关上。

  “那又能怎样?”

  “如果是我,就选择一针安乐死。”

  但是,现在几乎所有允许安乐死或他人协助死亡的国家或地区——包括美国俄勒冈州、华盛顿州、佛蒙特州、蒙大拿州、卢森堡、德国、瑞士和比利时——都只允许人在完全能够掌控自身意识的情况下,由他人协助死亡。唯一的例外是荷兰,原则上,在病人意识清醒时同意安乐死的前提下,允许医生在病人丧失意识时,为病人注射安乐死。

  荷兰2002年通过《终止生命请求和协助自杀法案》,此后每年实施安乐死的人数都在增加——从2003年的1626人到2013年的4829人。2012年,每35位荷兰人中,就有一人申请安乐死。对于阿图尔·葛文德来说,这并不是成就,而是失败——“毕竟,我们最终的目的,不是让人们没有痛苦地去结束生命,而是让人们体面地走到生命的尽头。”然而,对于生活在伦敦的荷兰商人马克·武莱辛来说,安乐死的做法是“文明的高度”——“它授予了人们死亡的权利。”

  马克的母亲瑞杰·巴克·武莱辛是晚期癌症患者,2014年夏天签了他人协助死亡协议,那时她刚被告知只剩2到4个月的生命了。荷兰规定只有熟知病人病情的医生才可以开具为病人安乐死的申请,而且还需要第二位医生审核。最终决定将交由伦理委员会讨论,如果委员会认为有任何一点违背法规——比如认定病人并不是完全自愿结束生命,或者他们的病痛并不至于结束生命——那么申请将被驳回。

  2014年6月11日,瑞杰在荷兰东部的聚特芬临终关怀医院庆祝了自己81岁的生日,子孙们围绕在她的身边。她告诉孙子们说,她离去后,就再也看不到他们了——“她没有一丝优柔寡断”。两天后,马克得知母亲当天下午5点将被实施安乐死。于是,午饭后,他带着蜡烛、鲜花和香槟,与姐姐和爸爸来到了医院。他们围绕在母亲的床边,回忆往事,笑着笑着就哭了。正当他们回忆着欢乐时光的时候,听到了敲门声,“就像莫扎特的歌剧一般”。医生进来,解释说瑞杰将接受两针注射,第一针可以让她在10秒内入睡,第二针可以让她的心脏在3分钟内停止跳动。她微笑着离开了人世。马克说:“作为家人,这是我们所能见到最美丽、最人道的目送她离开世界的方式。我觉得过去或以后都不会有如此超乎寻常的感受了,就连我孩子的出生,都不及那一刻令我动容。”

  绝症病人的归途

  上学时,我们曾经玩过“战俘点名(Tenko)”游戏。这个游戏的名字和一部电视剧相同,游戏内容就是在无聊时,讨论如果进入战俘营,要携带些什么东西。如今,我有时会想:在生命的尽头,谁会陪伴在我身边。玛丽·弗拉特利和敏·斯塔克普勒都是冷静、有能力、富有同情心的人,她们都在我的陪伴名单中。但是最打动我的还是苏格兰教士简·米勒德。

  80年代中期,英国爱丁堡是艾滋病高发区。主教理查德·霍洛威任命简为艾滋病感染者做牧师。正像简在回忆录《离开亚历山大》中所描述的那样,那里是个“弥漫着死亡与悲伤气息的教区”。她估算,1985年到1994年间,她认识的人中有48人死去。很多人都被家人抛弃,她会陪伴在这些人身边。“我试着将一切置之度外,做一个旁观者,”她说,“在无力回天的时刻,我要保持冷静,以冷静和内心的力量来感染那些饱受病痛的人,因为有时连我自己也无法忍受那种目睹他人绝望挣扎的痛苦。”

  不眠夜里,她在纸袋上、菜单上、信封上记下自己的经历,她将这些笔记称为“观察者随笔”,下面就是其中一条:

  她惧怕死亡。“我不想死。他会上楼去拿棍子,然后冲我大喊,让我下地狱。我很害怕,我不想被他吼。”

  我抱了抱她,此时神学的语言已经显得苍白。她依偎着我。

  “陪我说说话。”她抽泣着说。

  “从前,有个男人,他有两个儿子……”我给她讲了浪子与慈爱父亲的故事。

  “我死的时候,你会在我身边么?请告诉我你会的,那时候你还会给我讲这个故事。”

  我说会的。一小时前,她死了。现在我们正在等殡仪馆的人来。

  并不是每一个绝症病人的归途都如此平坦,还有人被教会认为是有罪的。“可是他们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依然具有掌控生命的能力,依然有生命的尊严。”这些话语回荡在阿图尔·葛文德的脑海中:“当人们知道死神将近的时候,他们便不再苦苦追寻什么了。他们不再需要更多的财富、更多的权力,唯一需要的就是,被允许继续塑造自己余下的生命。”

  他们对生命的“塑造”将持续到最后时刻。爱丁堡大学的职工乔·霍克利曾是圣克里斯多福临终关怀医院的护理顾问,因其出色的护理工作而荣获过英帝国勋章。她把死亡视作新生一般的积极和不易。她在爱丁堡的家中,和我叙述了人临终时的表现。首先,人们开始嗜睡,对普通的饭食失去食欲,而爱吃果冻、冰激凌等甜食。逐渐地,他们只吃流食了。通常,在这一阶段,他们意识到了死亡的来临,“他们说一些‘我敲门,但门锁了或是‘他来找我了,但我需要一张门票等话语。”当“大限将至”的时候,他们的四肢变得冰凉,血液集中于躯干。接着,他们的呼吸变得费力,脉搏仍然跳动,但呼吸不再规律。临终时,他们的脉搏变得微弱,体内氧气变少。霍克利说:“这时,大概只有4到5小时的生命了——人们常常会留恋人世。”最后消失的感觉是听觉——“从此时到生命结束,你要向他们表达爱意。”

  对于敏·斯塔克普勒和玛丽·弗拉特利来说,还有一些人在生命的最后一天,会有另外一种感受。“一些人,”弗拉特利说,“并没有做好死亡的准备。”他们会经历一段“临终的不安”——因为不愿离开人世而感到悲痛。没人知道他们那时的感受,是焦虑,还是仅仅是器官逐渐衰竭的痛苦。但是有宗教信仰的人无法抵御濒死的悲伤:“事实上,根据我的经验,相当多有信仰的人走向死亡时都很艰难,”斯塔克普勒说,“也许他们正是因为畏惧死亡,才信仰宗教,也许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关联。”我想起了我的祖父,一个虔诚的信徒,他最后的时日是在伦敦医院度过的。就在他临终说完最后一些话后,他的脸上突然冒出了汗。“天啊,”当天值班的爱尔兰护士惊叹道,“他在挣扎。”

  但是,尽管有些人会经历“临终的不安”,斯塔克普勒还是发现大多数人在死亡越来越近的时刻,恐惧会有所减少。“毕竟,”她说,“还有很多比死亡更恐怖的事情。”

  “比如说呢?”

  “有一次我看护一位极度失落的老妇人。我记得她跟我说,‘我不介意死去,我只是不想再痛苦到发疯。”

  父母从老房子搬走一年后,我父亲已经虚弱到无法离开疗养院——虽然有时他还会惦念起那所老房子(后来老房子被推土机铲平,取而代之的是成片的新建筑)。母亲则仍然忍受着癌症带来的病痛,她每天都会与父亲度过几个小时的时光,然后尽量起身去散步。她最喜欢去她与父亲将会被埋葬的墓园,她常常在那里驻足。最后一次与她散步时,我想,这到底是病痛带来的对死亡的恐惧,还是真正的无所畏惧呢?也许答案就像奥利弗·萨克斯去世前所说的:“现在,我变得虚弱,呼吸逐渐吃力,曾经健壮的肌肉随着癌症融化。我的思绪飘到了安息日,休息的日子,一个星期的第7天,或许也是人生中的第7日,那一天人们明白自己已做完了所有应做的事情,然后带着无可比拟的充实感安息。”

  [译自英国《智慧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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