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洛有一个怪癖，他总是喜欢在时事辩论之后下厨。他过着简单的生活：没有银行卡，简略的政治文化背景，简单的家庭关系——一个死去的母亲，居住在意大利波伦亚的多年不见的父亲。这名30岁的男人喜爱整理，也热衷于改编马文·盖伊的音乐。卡尔洛通过他的整理癖与编纂癖，确认了一些资本主义体制的敌人。“我曾将他怪异的行为视为英国与意大利之间的文化差异，因为卡尔洛告诉我，他在意大利长大。”卡尔洛曾经的恋人安德里亚如今只能叹息。他们2002年9月相遇时，安德里亚正在一所流浪者救济站工作，并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反伊拉克战争的示威活动。
“我非常愤怒，同时也为获知真相而略感宽慰。”安德里亚表示。安德里亚曾被自己过去的恋人欺骗长达两年，她的恋人是伦敦警察最高机密部门的成员。
一天，在毕业典礼上，卡尔洛不由自主地随着英国国歌《天佑女王》第一个音符的响起站立起来。“你疯了么？我们是共和党人，我们不为女王起立！”队伍中的其他人低声抱怨。安德里亚不禁发笑。她的男友厨艺精湛，总是乐于帮助他人，并深爱着她。她没有任何怀疑男友的理由。在他们交往6周之后，两人搬进了安德里亚在伦敦北部的公寓。随后，卡尔洛向安德里亚求婚了，并表示希望要个孩子。但这一切都是虚假的。“2003年7月，他在最后一瞬间取消了我们的法国之行，并说自己的父亲正濒临死亡。当他从意大利回来时，变得脾气暴躁，易哭泣。他告诉我他有自杀的冲动，需要放松精神。随后，他消失了一周，甚至打他的手机也联系不上。在此后的几个月，我们仍不时见面。但在2004年11月的一天，我收到了一封电子邮件，邮件上说，他想要终止一切联系。从此，我便再也没有见过他。”去年10月，一个致力于警察和国家透明化的卧底团体通过不懈努力，终于让安德里亚获知了事情的真相。卡尔洛的确叫卡尔洛。但其他的一切，都是虚构的。这名锁匠事实上为苏格兰场（伦敦警察厅代称）政治部进行反间谍与反恐怖主义工作，受命渗入社会党及反法西斯势力之中。同时，他早已结婚了。“就好像我们一同度过的两年中没有一点是真实的。正如那些在我之前的受害者一样，我被国家组织的大规模行动所操纵、监视，而这一切，仅仅是因为我参加了工会，我的一些朋友为极端左翼而战。为什么他要向我求婚？有时候，这个问题甚至会让我疯狂。”为此，安德里亚决定控告警察，正如在她之前的7个“警察间谍”的受害者们所做的一样。
伦敦警察厅的公开致歉
类似的案例在英国远不止一个，这些负责侦查为法律所批准活动的警察不会因他们与其“目标人物”同床共枕而遭受任何惩罚。近年来，从事间谍活动已逾25年的10名公务人员遭到曝光。其中最出名的男人叫马克·肯尼迪，他的身份于2010年10月被揭露。这个以“左倾之耳”闻名的男人以马克·斯通的化名潜伏在生态主义组织阵营中长达7年。是时，卡洛尔·奈里成为了他特殊的间谍警察队伍中的一员。
在社会舆论的影响下，2015年11月，伦敦警察厅因其公务人员“不可接受的行为”向坠入恋爱关系陷阱的妇女们公开致歉，并给其中的7名妇女提供了巨额的经济补偿。雅基（化名）去年曾收到42.5万英镑（约合50万欧元）的损失赔偿。1980年代，雅基曾为动物权利而战。她在2012年通过读报发现，25年前那个凭空消失的男人，她儿子的父亲，名叫鲍勃·兰伯特，已婚，是另外两个孩子的父亲，并为警察局工作。雅基揭露了一次国家主导的侵犯行为，她期望由内政大臣特雷莎·梅敦促，大法官克里斯托弗·皮奇福德指挥的公开调查能够允许公布完整的警察间谍及受害者名单。
令人震惊的丑闻，肮脏的交易……苏格兰场是如何陷入这丑恶的泥沼中的呢？如果康拉德·赫普沃思·狄克逊既不具备冒险精神，也非诡计多端，这一杰作或许永远不会诞生。这位牛津大学毕业，参加过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的作家很早以前就加入了苏格兰场政治部。狄克逊认为，1968年，这个青年人正在呼喊愤怒的年代，一场革命的弊病需要得到治疗。“给我100万英镑，10个男人，我便可以为您解决问题。”在伦敦举行的一场反越南战争游行前夕，这位总调查员向其上级承诺。至于监事对象的“罪行”，自然是无政府主义，这一倾向会直接影响到唐宁街10号的安宁。狄克逊所提出的解决方案是闻所未闻的：警察长达数年的卧底潜伏行动。确切地说，就是通过如部署英国橄榄球队战术那样安排隐秘而周详的计划，使卧底警察与左派极端分子看起来别无二致，以便更好地从内部瓦解他们：伪造证件，仿制工作合同，如有需要，甚至会开具虚假的法庭证明。工党首相哈罗德·威尔逊认为这是个好主意，所以他通过预算部门对该计划进行了财政上的支持。就像罗布·埃文斯和保罗·刘易斯在他们重磅推出的著作《间谍：英国秘密警察的真实故事》里描绘的一样。
40年中，SDS特别行动组从事间谍活动，无视所有道德规范。这一行动组共有10个核心成员，他们执行长约5年的任务，其中每个成员大约花费纳税人25万英镑（32.3万欧元）。在狄克逊及鲍勃·兰伯特的支持下，SDS的另一个标志性培养项目诞生，即完美的卧底警察生存指导。小组成员通过留胡子与长发，研习无产阶级文化核心，接触足球与大麻（看起来比对马克思的认识来得更有用）以塑造一个无产阶级左派形象。接下来，他们需要编造一个可信的故事，例如：父母双亡，被虐待，或二者皆有，一份需要经常开着小卡车出差的四处巡游的工作，或更好一点的，开着小货车出差的，其实质是为了解其“目标人物”的时间安排。他们的假名尽可能取得大众化但又恰到好处，比如，怀尔德或布雷克。
取得一名已故婴孩的身份
按照一个奇怪的惯例，公职人员们会潜入位于伦敦市中心的圣·凯瑟琳之家（负责登记证明公民生卒、婚姻状况的机构），在其逝者名单中寻找一名同年出生，拥有相同名字却夭折于童年时期的陌生婴孩，做自己的身份替身。彼得·弗朗西斯某天充满悔恨地讲述自己选择一名4岁去世的小男孩作为自己的身份替身，以使自己延后出生年份至1993年的不安心情。“我问自己，如果有其他人使用那个已故孩子的名字和生平细节来做这样的事，我将作何反应。那时，我感受到了一种尖锐的痛楚。第一次，却并非唯一一次。我们不得不利用他人的身份掩护自己的行为，直到后来，我们利用了许多人。”这位老警察回忆道。
行事不谨慎的警察却有着细腻的灵魂，他从未因权力而失去道德的指引，彼得·弗朗西斯在SDS组织内是一个例外的存在。他在没有国家主导的条件下完成了欧洲青年反种族主义运动分配给他的任务，这一运动是与激进党（社会党曾用名）密切相关的。彼得·弗朗西斯对史蒂芬·劳伦斯（被暗杀于1993年4月的伦敦青年）的亲朋进行侦察时，陷入了一次严重的精神危机。受害人是黑人时，英国警察通常态度粗暴，且对破案毫无热忱。他不得不侦察一些唯一罪行仅仅是在谈话中说出了犯罪者名字的人。这次SDS的任务结束后，前任卧底彼得又变回了一个没有工作热情的警察。一份惹人厌的工作，长期近乎偏执狂的愤怒和充满噩梦的夜晚又构成了他新的生活常态。他不喜欢工作，也无法从工作中获得自我价值。他被前些年的压力压垮了。彼得·弗朗西斯2001年从伦敦警察厅离职。此后，历经5年的司法斗争后，他终于获得了其老雇主理应负责的补偿，根据他的观点，SDS缺乏对其卧底探员的心理追踪辅导。弗朗西斯认为，在他任期内，效力于SDS的10名成员中，有6名都曾陷入过与其任务有关的纷扰之中。
性，作为另一种策略
如此长期密切的追踪，如何能使人不感晕眩？但在SDS的一些公职人员眼里，这些经历却可供自娱。“他们认为自己在扮演上帝，在官方的约束下娱乐他人，充满了乐趣与魅力。”曾为10位受害女性辩护的律师哈丽特·威斯特里奇冷漠地评价道。以长发为标志的秘密小组每周两次在一些酒馆附近会面。这是和假哥们儿（有些则是真的朋友）交流如何征服女性的时机。因为性，也是另一种获得情报的策略。“不择手段。”首领狄克逊对团队的新兵说道。鲍勃·兰伯特（化名马克·鲍勃·罗宾逊）完美地完成了任务：他效力于SDS的5年中（1983年-1988年），与目标对象展开了4段关系。马克·肯尼迪则与生态主义者发展了两段恋爱关系，其中最长的一段持续了6年，2003年至2010年，他有过不少女朋友，并因此而闻名。马克·詹纳和一个名叫艾莉森的年轻的反种族主义者在1990年代共同生活了5年。一小段视频见证了他们的共同生活：他，身着伐木工人衬衫，弹奏着吉他并唱着皇后乐队的歌曲。她，栗色的长卷发，眼神中透着愉悦幸福。“他在镜头面前表现得没有一点羞怯。这表明了他的傲慢，他坚信自己不会陷入热恋，”如今职业为教员，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的艾莉森透露，“在这5年中，我为马克·詹纳提供遮头之瓦、食物和爱情。但他却在我的家中，在我父母与朋友面前背叛了我。像我一样的受害者也同样失去了建立家庭的最好机会，因为她们将自己最好的年华献给了如马克一般的男人。”
这就是她们，这段真实的故事中的女主角。既不如过去的故事中那般脆弱、多愁善感，也不像如今的故事中那般激进，想要报仇雪恨，这些愤怒的、性格各有不同却又团结一致的女人们，遭遇了英国情报方面的秘密政治。在这短暂的悲喜剧间，她们有些人完成了一名真正的警察所应进行的工作，寻觅那些消失了的男人们的踪迹。第一个进行控诉的受害人海伦·斯蒂尔便是这样。艾莉森也是如此，她说：“马克消失了，我仔细检查了国民出生登记和死亡证明，随后启用了私家侦探的服务。最后，一个失误将他暴露。某一天，地上躺着一个钱包，里面有一张名为马克·詹纳的信用卡。”
据最新消息证实，马克·詹纳、吉米·博依琳（化名吉米·萨顿，在1995年至2000年间曾卧底于生态主义者中）和卡洛尔·奈里仍在继续担任警察职务。至于鲍勃·兰伯特，则在去年12月在两所伦敦的大学辞去了教员职务，并于2008年从伦敦警察局退休。同年，他获得了大英帝国勋章，以表彰他在整个任职期间的成就。
[译自法国《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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