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卑斯南麓，客机坠落的地方，活着的人承载着纪念死者、宽慰他们亲友的使命。这是一个放牧和散步的地方，也是一处纪念之地：3月24日，在最接近峭壁的地方，飞机坠落，149人遇难。山民们人性的光辉战胜了恐惧。灾难发生后的几天，需要安葬遇难者的时候，克里斯岱勒忍受着灾难带来的悲痛，安葬了死者。时至今日，她仍然会去纪念他们。山民们如今依然在接待死难者家属，并尽可能地安慰他们。正是因为这些山民，被雪和岩石覆盖的地方才没有变成荒芜之地。从这里离去的人们知道，那句刻在教堂上的话，有多么真诚，“我们会想念你们，我们会守护他们。”
克里斯岱勒留宿过的姑娘们现在都叫她“妈妈”。她忘了是谁先这么称呼她的，或许是从德国赶来的姑娘们中的一个，又或许是那20多个还很年轻的罗马尼亚姑娘。那天晚上，她们在克里斯岱勒的怀里哭泣。空难调查结束后的一周里，她们开始清理工作。去事故现场之前，她们低声地做了祷告，并带上了两个装残骸和碎片的袋子。克里斯岱勒回忆说：“这一切都是我应做的。”人们有时候会称她们为“女神塞酷瑞塔斯的十二个勇士”。几天来，她们守在那里，清理废墟，安葬死者。三月末的山上，晚上接近-20℃，一定要带着足够的食物才能出发。
克里斯岱勒和她的丈夫泰里为警队、记者和其他人准备着午餐、加餐和晚餐。他们只有在空闲的时候才能小憩片刻，也可以说基本没有时间休息。2014年7月，他们回到了在勒韦尔内曾经经营过的度假中心，迎来了15年后又一次开张，并把这里改成了一所小客栈。这里可以俯瞰下方的三个教堂，景色令人心旷神怡，好似在欢迎着来客。飞机就在第一座山峰后方坠落，与普拉德奥特布莱翁（以下简称“普拉”）政府办公处直线距离1.5千米。在教堂里，德国总理默克尔看见了哈里滕村敬献的花圈，泪流满面，那里有16个中学生遇难。“人们做这一切完全是出于高尚的目的，他们都是自发而不计得失的。”勒韦尔内镇长弗朗索瓦·巴里克和普拉镇长贝尔纳·巴尔托利尼说。飞机坠落地点附近的两个村子，分别有110个和195个村民，它们有着天然的联系。村里的老人们仍然以村子里最后一名教师的名字命名联结两个村子的小路，那个教师曾经徒步走过这10千米的小路。而如今，那些死难者家属也哀伤地用脚步丈量着这片土地。
灾难发生那天，大部分山民都自发地来帮忙。从铁路公司退休的玛丽，负责装运鲜花，放在墓碑旁。晚上，她将鲜花小心地保护好，不让它们被冻坏。野营地老板，荷兰人阿斯特里，照顾着她的同胞伊瑞斯。市长女儿约瑟芬，也来给克里斯岱勒帮忙。慕兰咖啡店老板让·雅克，和他的兄弟杰勒德留宿了五个西班牙人和九个德国人。他们曾经彻夜长谈。让·雅克讲起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他们给我看那些失踪家人的照片。我们也告诉他们自己的生活。那时候，他们可以稍微想想别的事情。我们甚至边喝酒边笑。”妮娜在德国出生，几年前跟着她的丈夫，来到普拉，她的丈夫是山里的导游。妮娜带着三个家庭前往事故发生的方向。“这能让他们感觉好些。一路上美丽的风景，让他们很震撼。有的人带着小石子，有的人带着鲜花，还有人带着家乡随处可拾的松子。飞机副驾驶员的父母告诉一对情侣，自己的生活已经被撕碎，比其他遇难者家属的境况更为糟糕。”
所有人都记得那一天，七辆车载着死难者家属而来。满面泪水，呆滞的目光，长久的拥抱。有时，哭声会突然划破寂静。玛丽永远记得，有位母亲，哭倒在草地上，站不起来，她的女儿和两个孙女都遇难了。邱耶勒·巴里克记得一个年轻的西班牙姑娘，来悼念她的丈夫。她的丈夫拉尔夫通常情况下周一从巴塞罗那出发，到杜塞尔多夫上班。但是那个星期二，拉尔夫却坐了飞机，去看她的孕检超声波，那时她已经怀孕九个月了。她瘫倒在墓碑前，轻声地对肚子里的小孩说：“爸爸在那边。你出生以后，我会再带你来看他的，我保证。”就连村子里的小学生都来到了这里，为那些前来悼念的人送上白玫瑰。
一听到A320坠落的消息，普拉镇和勒韦尔内镇的镇长就明白接下来任务的严峻性了：撤离伤员，采取抢救措施。警队直升机在三十分钟内锁定了遇难者。两个高山救援队指挥，和一个前火警救援医生，马上意识到，这里不可能有人幸存了。所有遗体都没有了人形。一个女人，那天和十几个朋友一起外出，在马里奥山口，看到了德国之翼4U9525航班消失前的最后一幕。她的朋友们走下一条树木丛生的小路时，她抬眼看见飞机就在她上方100米左右。她很快辨别出蓝色的机身、机翼，然后是机尾。她以为飞机会在附近的马赛普罗旺斯机场降落，但就在一瞬间，她发现那是不可能的。她很恐惧。八秒钟后，一团黑色蘑菇形浓烟升起，她没有听见碰撞的声响，浓烟也没有再靠近她。3月24日，天气很冷，荷吉没有外出放牧。第二天，他在那片草地上发现了A320的驾驶手册，乘客们的行李标签，衣物碎片和报刊杂志，这些零碎的物品悄无声息地被风吹到了这里。
退役军人让·路易斯·比阿特里，是最先来到事故现场的一批人之一。还有徒步者马克斯·布兰卡德，以及勒韦尔内的狩猎公司老板理查德·贝尔纳，都在空难调查期间为那些不熟悉路线的官兵指路。三年前，让·路易斯·比阿特里，在普拉附近的艾斯托山顶上将儿子的骨灰洒下，他的儿子在30岁那年死于白血病。“那些前来悼念的家属，对我来说好像很熟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我想是因为，我曾经告诉过他们，在天堂，有我的儿子为他们指路，他们并不孤独。而我的儿子，也因为有他们的陪伴，而不再感到孤单。很多人认为事故现场是个悲伤之地，他们惧怕死亡和离别。他们来的时候充满绝望，眼含泪水，但离开的时候，却释然而欣慰。他们知道，故去的亲人不会被忘记。一个年轻的女人拿出一件首饰，她的丈夫有一件相同的。她让我把它放到她丈夫遇难的地方。我还曾带着另一个家庭来到这里。把一切安排妥当。当然，那些家属问过我，有没有看到死者的遗体。我只好设法转变话题。”心理咨询师负责接近那些死难者家属，但并不隐瞒事实。弗朗索瓦·巴里克知道，这些事实会再次牵动他们的伤口。他的一个叔叔，曾经是空军。1952年，在巴马格的一次演习中遇难。“他努力地让飞机走直线，飞机却不受控制地下落。我们只找到了他的一只脚趾。于是最后，我们用石头填满了棺材。”三月末，事故发生四天后，骄阳像魔鬼一样炙烤着大地，空气如糖浆般粘稠。但是，天空中的强风却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滑翔爱好者。滑翔教练克里斯提安解释说，A320就是在这片被飞行员称作是“战斗者路线”的地方跌落的。他说：“自从空难发生，我常常做这样的噩梦：梦里，我是A320的乘客，那架飞机以每小时80千米的速度前进，就像我的滑翔机德尔塔。然后飞机降落，降落。右边3000米的地方，是舍瓦布朗克，左边2002米的地方是苏魁斯。就在飞机即将撞到山上的时候，我惊醒了。”
5月10日，是3·24空难发生以来，克里斯岱勒第一次走出小客栈。她留宿的那些姑娘们，提议带她到马里奥山口透透气。她们在一座山间小屋里，为她准备了一次烧烤。穿过一条小路，会经过事故现场，但克里斯岱勒不愿从那里走。她说：“看到那里，我会崩溃。”
[译自法国《巴黎竞赛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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