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宁（以下简称“刘”）：肖老师您好！非常高兴有机会和您交流。阅读了您的《云儒文汇》，感触颇深，如果从1961年您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第一篇《形散神不散》的短文开始，到今天已是一个甲子的文化创作和研究了。对您的作品我整体的感悟是：恢宏视野下的博采众长；勇立潮头的新锐通变；思深诗美的雅俗共赏；行走与思考结合的知行合一。这些特征贯穿您六十年的文化创作与学术研究生涯，折射出您从文学评论到文化阐述，再到文明阐发的文化创作与学术研究轨迹。
肖云儒（以下简称“肖”）：不敢当，过誉了。你对我的把握大轮廓是准确的。我不是一个纯粹的学院派学者，而是从媒体做起，底子有点薄，到今天也还有媒体人的痕迹。
我是从在报纸上写时文开始，因此在表达上追求雅俗共赏，更多考虑面对的人群是大众，并且追求内容和表述的新颖感。我的一点点成果就像是一幅拼图，从一到多，从碎到整，通过一个又一个点，最终拼成一个大图形。这个拼图大体有三部分内容：文学评论，主要是陕西文学研究；然后是1980年代进入到面向西部乃至更大范围的文艺批评和文化研究；2013年开始，随着我多次参加“丝绸之路万里行”以及其他丝路文化活动而进入到丝路和亚欧文明的研究与思考，然而贯穿其中的仍是文艺和文化评论，以评论作为贯穿线，以文明作为我研究的归宿。
歌自黄河来：一代人闪光的青春年华
刘：延安是中国革命圣地，中国当代文学源流之一，当代陕西文学也由此发轫。我发现您有许多文章是写延安的，对此很感兴趣，因此想请您谈谈这个问题。肖：延安当然是当代中国一个重要的历史、政治标志，但在我心中，它更是一个人生标志、文化标志。老一辈革命家为了国家、民族在那里艰苦奋斗，他们是新人生的追求者，是新文化的聚光者。
延安和陕北我经常去。第一次是1960年代初。最长的那次是几年后去扶贫，那时我担任省文联和文化厅扶贫组副组长，在陕北的延安、榆林两个地区待了一整年。那时文化部门扶贫没有什么手段，我们就帮贫困户联系小额贷款种蘑菇。后来又组织了串镇走村的文化大篷车，还上了央视。在工作中遇到了困难，有时我会很低沉，老乡们就说：“你们住一年半载还没心劲，我们祖祖辈辈待在这里，闹红，改天换地，奔好光景，不是都待下来了？……”对此，我很有愧，直到那年去壶口瀑布，千万年来一直在飞腾、奔流的瀑布强烈地震撼了我！
1992年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面简称《讲话》）发表五十周年，电视台要拍一部文化片《长青的五月》，我是总撰稿。开拍前我们做了很细致的准备，走访了当时全国还健在的六七十名文艺界的“老延安”，像贺敬之、丁玲、吴印咸、艾青、张仃、田间、萧军、草明、欧阳山、孟波，还有江西的俞林等文艺界的革命前辈。那以后这一代文化人陆续过世，所以这次走访抢救了大量珍贵资料，直到去年我还在《光明日报》上用一整版写了他们（《搂定宝塔山》）。这批艺术家个个才华出众、享誉中华，但一谈到延安就非常谦恭、激情澎湃，仿佛又回到了青春时代。丁玲、贺敬之后来点名要我陪他们回延安，寻找当年的足迹。在我看来，延安对他们是青春，是生命，是文化价值的追求所在地！《长青的五月》在央视播放后获得了广电部“星光奖”特别奖。这次釆访写作使我认识了延安在历史政治背后潜藏着丰富活跃的生命和文化，这是文艺最应该聚光、反映、开掘的。
《白毛女》的作曲之一瞿维、《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作曲寄明俩夫妇，是将第一架钢琴带到延安的作曲家。我们在上海的家中见到他们夫妻，寄明已经患了老年痴呆症，瞿维对她仍是以同志相称：“寄明同志，寄明同志，延安！延安来人了！”至死把老伴叫“同志”，真是好感动人！
2002年纪念《讲话》发表六十周年，陕西文联在壶口瀑布现场组织千人演唱《黄河大合唱》。我当时主管业务，是现场总指挥，又一次去延安。又是第一次干这么大的组织工作，很激动，但同时感觉压力大。为了方方面面协调好，就前期在壶口待了一两个月，选拔群众演员，在瀑布上游七十公里处搭水文报警棚，拉了电话专线，以确保演唱的安全。这样一旦河水上涨，能保证有二十分钟时间安排所有人安全撤离。当时千名演员主要由西安音乐学院的师生和当地中学、群众组团担任，音乐学院院长刘大东任指挥。头一天，二十几辆大轿车把人拉到宜川县城，警车开道，浩浩荡荡！央视著名主持人赵忠祥担任主持。郭兰英等好几位“老延安”也来了。开演之后，郭兰英突然把赵季平和我叫去，问她什么时候上台，我一时语塞。那次邀请老艺术家回延安主要是请他们重访旧地，并没有安排演出，所以只好说：“原来想着请老同志回延安来休息几天……”一听此话，郭兰英打断我：“我们回延安是来休息的吗？”她等不住了，在曲目朗诵时，冲到台上参加合唱，当时台下一下子轰动了。为此我有点自责，因为我明白延安、宝塔、《黄河大合唱》、冼星海，这是一代人的青春追求、生命光彩所在，怎能容得下零度感情？“老延安”的生命光彩就像壶口瀑布的彩虹一样迷人。
刘：您写了那么多关于延安文人的文章，在我看来，不完全是从政治历史层面解读，而是侧重于生命、青春、民族活力层面下笔，像壶口瀑布爆发出来的是民族的生命力。
肖：补充一句，后来我跑“一带一路”到了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发现那里竟有一条冼星海大街！1943年边区拍了一部反映八路军的纪录片，延安没有配乐的设备，中央就派冼星海到莫斯科去配乐。临行前毛主席还请冼星海吃饭。他后来在莫斯科完成了配乐，到了阿拉木图。因为新疆的盛世才叛变了，冼星海被困在阿拉木图回不了国，就在那里待了两三年，写了很多作品。其中有《民族解放交响乐》《神圣之战》《满江红》《中国狂想曲》等等，流露出浓郁的思念祖国之情。后来冼星海在莫斯科去世，墓碑上写着“爱国主义音乐家、中国共产党员黄训(母姓）”。
荒原放歌：一进入西部，文学装不下了
刘：1988年您的《中国西部文学论》问世后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引起西部文艺创作和研讨的热潮。在我看来，四十年过去了，这部著作仍然非常有价值，尤其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生态文明建设以来，生态文明观念已成为当前社会，乃至学界的一个重大学术话语。《中国西部文学论》虽然是以文学命题，但是涉及人与自然关系、人对土地的理解、生态文明的多种理念与思考。对此您怎样看这部作品？您对西部文艺还有哪些思考？肖：1986年夏天，一群评论界朋友闲聊，说搞评论要有前瞻性，要有自己的理论领域，而我搞课题又总想有新角度、新表达。不是那种很艰涩的，而是大众化的鲜活、新颖的表述。当时我给自己定的领域是西部文学和文化。我喜欢行走，1980年代调到陕西文联工作，便倡议召开首届中国西部文艺论坛，会址定在我国最西边的城市伊犁。当时我计划要把西北、西南十二个省区的每个地级市跑完，当然西藏没有跑完，云南去了近十次。我在实际行走中尝到了跑的甜头，感觉一跑就豁然贯通。我原先在报社做编辑，业余搞评论，后来在文联又有大量的行政组织工作，没有系统阅读、研究的条件。因此，田野考察是“活知识”的补充。在我的思想里，要解决一个问题，常常是“翻烂书，想破头，跑断腿”三结合，在大地、田野寻找接地气的表达，从而将自己鲜活的体验传达出来。
写作《中国西部文学论》时，我有个感觉，视野和思阈一进入西部，文学便装不下了！“荒野的呼唤”，“这个世界的答案在荒原”，这些话语何止是文学问题哪？完全是文化、文明和哲学的问题。《中国西部文学论》中专门有一章谈到西部人与现代人文化心理的隔空呼应。我认为“荒原”塑造出来的西部人，许多地方竟与现代市场经济呼应。西部游牧区不是那种守土为业的农耕文明，而是一种动态的“移畜就草”的文明样态，在不断的迁徙中求生存。就像我们所感受到的现代社会，人的动态迁徙频次不是越来越高吗？西部人充满悲剧感，恶劣的生存环境造成超重的生活苦难，反倒促成了他们内心的强大；而孤独、内心的苦闷也正是处在市场经济剧烈竞争时代当前的现代人正在承受的东西。
西部人还有很强的孤独感和承受孤独的能力，那是社区疏离的孤独；同样现代社会中人的孤独感也日益增强，那是心灵疏离造成的孤独。如此说来，疏离感、孤独感使西部人适应现代生活有了潜在优势。我甚至想，当下疫情期间隔离的孤独，弄不好西部人比东部人更能承受，因为西部人世世代代就是在空间疏离、隔断中生存。
刘：那就是说，西部地域广阔，静默地面对自然的时刻比较多。
肖：当然，西部人这些文化心理结构与样态是原始状态的，不能说西部人那个时期都具有现代心理，他们的心理是原始、质朴的。对此我觉得“荒原”这个意象有很强的哲学意味。“荒原”本是指未被开垦的荒地，后来经过西方现代文明的洗礼，尤其是艾略特赋予“荒原”一种崭新而又丰富的文化内涵，它代表着现代社会、现代人对自然、对未被异化世界的渴望，如此便给了一种否定之否定的基础。所以假如哪天在某个向度上，西部人的这些潜质能得到发挥、提升，不是很有价值吗？关键是西部人能否将原始心理转化为现代精神。
刘：从2014年开始，您多次参加“一带一路”活动，想请您谈谈在丝路上的感受。
肖：我跑丝路是很自觉的，比开始涉猎西部还要自觉。我有一部书叫《西部向西》。在我看来，西部向西，一出国门就是丝路。河西走廊以西的许多风情和民俗与中亚有相似之处，文化样态也有相似性。我们以前是没有机会出国的，然而随着“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给了我许多跑丝路的机遇，学术研究也随之朝西、朝外推进。2014年、2016年和2017年我先后参加了三次大型“丝路万里行”活动；2018年我担任特聘教授的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搞了一个中亚丝路研究课题，邀请我参加，后来课题组四万字的结题报告在《人大复印资料》上全文转发。在这次丝路考察中我写的《二上帕米尔》长文，在《光明日报》整版发表。这几年我还参加了米兰国际博览会，三赴意大利；参加了海外联谊会组织的专家海外行，跑了欧洲五国宣讲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这些经历使我的文化创作与学术研究很自然地就由西部文化进入了丝路文明领域。
这样说来，我的文化创作与学术研究经过陕西文学、西部文化、丝路文明三个阶段，视野一再拓展，尤其是从丝路文明角度回望中国西部，对中华与世界文明有了更深的认识。
刘：《中国西部文学论》产生于1980年代，放在今天仍能启发我们思考许多问题，比如“人民”内涵，按照今天文艺所倡导的“以人民为中心”观点来讲，《中国西部文学论》中人民意识很鲜明。另外，用现在眼光审视这部作品，人与自然多层关系的拓展，土地、母亲与人民复杂关系的开掘，还有像张承志《北方的河》、王家达《清凌凌的黄河水》、张贤亮《绿化树》等作品里的黄土高原、黄河意象，都值得我们深思。不言而喻，中国西部广阔的地理空间使人与自然关系凸显出来，这绝对是东部文学里所不具备的。
丝路交响乐：中华与世界文明的融合
刘：长期以来，我们从事人文研究喜欢与社会学结合，您的《八万里丝路云和月》和几本丝路系列著作，主要是对丝路沿路各国的社会状态和生存样态考察后的文化书写和研究成果；而产生于1980年代的《中国西部文学论》，我却感到既是探索丝路文明中国段的一本书，重点却落在人与自然关系上。不知您怎样看？肖：《中国西部文学论》与《八万里丝路云和月》其实是一体两面关系的两部著作。前者是对西部的理论思考，后者是对丝路的心灵体验，展现的是世界文明格局中的丝路，是作者所见所闻所感所论的丝路。1980年代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文化进入世界的路径是什么？当时并不是很明确。但是我觉得应该回答这个问题。这两部书实际回答、探讨的就是中国文化、文学进入世界的路径，也就是中国文化如何以自己的方式转型现代，内生现代感的路径。
在我看来，改革开放伊始，中国怎样进入世界？当时有两种情形，一种是现代主义，直接模仿、硬插进世界文化语境之中；一种是在本土发现、培育中华文明因子与世界接轨。1980年代，中国许多西部作家接受过苏联作家艾特玛托夫的影响。中国西部是东亚守土为业的农业文明与中亚、西亚游牧文明的接合部。这条道路从中国的中原地区开始，穿越河西走廊和新疆，再到中亚、西亚、欧洲。这大约是张贤亮、张承志他们进入世界文化的方式，也因此产生了一批好作品，如中国西部文学和电影中的《绿化树》（小说）、《黑骏马》、《黄土地》、《人生》、《老井》（后四部作品均为电影）等。这些作品从现实主义创作路径上追求中国本土文化和现代世界文化结合，揭示了西部人与现代社会的许多文化衔接点，已经融入了中国当代文艺史的脉流中。
另一种进入现代的方式是以昌耀、马原为代表的路径，是现代性的横枝斜逸。后来证明这种现代性较难行得通，他们中格非、余华都纷纷转型到对现实主义的开掘，就是证明。
从1980年代的《中国西部文学论》到新世纪的《八万里丝路云和月》，其间我做过很多讲座，一个反复讲的题目就是探讨中国文化的“二（两）”。所谓的“二（两）”就是兼性思维。“兼”，是两只手采禾，这里采的禾可能是粟或小米，因此，“兼”隐含的意思是要两手并重、兼容。在这种理念支持下，我提出了“两区”“两河”“两圈”“两手”“两路”等概念，突出中国思维中二（两）个元素对抗、互激、相融的特性。
“两区”是农耕与游牧两个文明区，也是静态与动态文化区。只有同等对待这两个区域的文化，才是完整的中华文明。写中华史光写农耕文明区的朝代更迭，是不全面，也不公正的。“两圈”，指的是中华文明的本土生成、繁衍圈和中华文明的海外传播、创新圈。我们有近一亿华人、华侨生存在域外，他们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又将世界先进文明传回本土。他们是第一批走向世界的人，是中国文化通向世界的桥梁。我们谈论中国文化必须谈“两圈”，它们一个是蛋黄，一个是蛋清。蛋清虽不是主体，但不断给蛋黄输送营养，才有新生命诞生的可能性。
流徙歌：乡关何处？
刘：在我看来，《中国西部文学论》已成为经典，可以考虑重新再写一个新东西。在这里我想和您谈论您的另一部作品《走过》。这本书和《云儒文汇》里其他作品集子比较，具有极强的诗性审美特点，因此在这套丛书里显得独树一帜。肖：如果说写丝路的几本书是我文化行走的结晶，那么《走过》就是我心路历程的呈现。我在这本书的第一篇文章《无根》里讲，我祖籍是四川广安，但是父亲又把我的基因带到江西，在外婆家长大。我似乎对江西更亲、更有感情。父母亲之前在西北联大读书，这所抗战时期的大学由清华、辅仁、南开合并，抗战时期曾叫过西安临时大学。父亲当时是中共地下党书记，母亲是民先队成员。因此我觉得有一种宿命，你看我书房那幅油画，就是西北联大的大门。唉，总是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牵扯，让我的个人命运归去来兮。难道是无意中的有意？我个人的命运正好在中国东部和西部画了一个圈，从长江流域到了黄河流域，从中国西部到了东部，又再到西部。
《走过》记录的个人史不是在明确理性指导下产生，而是在实际体验中滋生，回过头看反倒印证了我理论研究的路子与个人人生经历在不同文化空间的互感互应。可以说《走过》与《中国西部文学论》《八万里丝路云和月》存在着不同空间与纬度的对应关系。前两本是个人生命的外循环，《走过》则是个人命运的内循环。
刘：《走过》写到了您由江西到陕西的空间转移，又写了从陕西一路向西，从而由中国西部进入亚欧多国的经历，空间转移会不断触发新的文化思考，对吗？
肖：《走过》里面涉及我的家乡江西。从历史上看江西文化、两江文化非常丰厚，那里曾是国之要地、经济文化中心。宋以来江西人在科举、仕宦、学术、文学艺术等方面人才辈出，像欧阳修、王安石、黄庭坚、汤显祖等无不名冠华夏。中国文化长廊里从来不缺赣人的身影。对我而言，影响比较大、令我自豪的是我的中学。
我初中在江西南昌一中读的，学得不是最好。我们那个年代是五级分制，我大概得打四分，但学校很好。南昌一中成立一百二十年里培养了二十多名院士，产生了傅抱石、刘勃舒这样的大艺术家。一中给了我信心，人生能和一中产生的那些大人物有交集，我感到很自豪。我初中时爱读苏联作家马卡连柯的教育小说，曾经拒绝上高中，想上中师当小学老师。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叛逆，当时我与班上另一位同学背着家长报了南昌师范。母亲知道后与舅舅一道来劝我，才没有去报考师范院校。后来分配到那年新成立的江西省第一高中，也就是后来的南昌五中。这是一所带试验性质的社会主义新型学校。后来考大学，班上四十人有一半考到北京，感觉挺自豪的。现在看来，江西的历史文化厚度与中学时代，都给我以文化自信，滋养我终生。
在我的生命中还有一种很强的流徙感。因为我不是在一个完整的家庭里长大，一岁时父亲就去世了，跟着母亲到了外婆欧阳家。外祖父一家对我都很好，但我心里总是有个结：“为什么我姓肖不姓欧阳？”有时会无端生出一种无根的流徙感来，这造成了我孤独的个性。这与西部人的流徙感是有共情的。我天然欣赏西部的流徙感，因为它隐隐与我的命运联系着。我表弟看到我在微信里说到西安六十年了，他就很感慨。是啊，我这个滕王阁下的种子像蒲公英一样，没有落在原乡的老土上，一辈子无着无落地飘荡。这种无根的流徙感，造成了我个人与西部人相似的悲怆感。
刘：一个人离开家乡无论多久，总是对故土家园充满眷恋。学者要将对命运的体悟上升到理论思维层面。
肖：是这样，虽然客居异乡，但一说到江西马上会有归宿感。这般说来，流徙造成心理上的创伤，也会形成一种动力，促人奋进。
思维双重变奏曲：两极震荡与新阶范式
刘：在我的认知里，您的思维具有两极震荡和诗性思维的特征。下面我想和您谈谈您的思维模式。肖：中国道家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中央文史研究馆曾安排我做过一个谈中华文化深层结构的讲座，叫《中国文化一、二（两）、三》。我说对中国文化来说，“一”是浑然一体的认识论，“二（两）”是两极震荡的发展论，“三”是第三范畴上的创新论。“一”之中若没有诞生异向的“二”，就没有发展的内动力；而“二（两）”之中，若对立双方都没有新质因子，就不能在新阶平台、第三范畴运动中产生“三”，就很难产生新质。李自成与崇祯斗，农民起义者没有新的政治理想和文化追求，就是胜利了，也只能轮回，再去当“大顺皇帝”。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则不同于皇帝与农民起义者，即“一”与“二”的基础上能产生新质、新阶，因此是“三”。他们有自己新的政治理想，所以经过斗争能产生新的社会形态。这就像粒子加速器，只有输进新的力量，即“三”，击破原有粒子，才能裂变出巨大的能量。我总喜欢给自己的观点寻找新表述，哪怕是一点点新口气也好。求新是理论人的幸福呀。
刘：您所讲的由“二”到“三”，再到具有创新色彩的新阶维度、第三范畴，“三”的思维应该是一种多维发散性思维吧。
肖：多维发散思维是一种创造性思维。诗性思维，包括形象、寓象，在我看来，悟性思维也可以激发创造性的学术思考。理论家最需要的是统摄思维，也需要有悟性感受和诗性表达的能力。创造性思维如果找不到一种非常好的表述，就会在传播途径中被扼杀；而一旦找到了，它就有了翅膀，飞起来了。
在野之学：行万里路，读万卷书
刘：我们谈论的这些已经触及一些深刻问题。我发现在您学术发展的每个时间段都会有个节点，我上面所选的几部作品实际就是您学术历程中的节点。接下来，我想和您探讨的是您身上表现出来的强烈的中国士人气质的一种品格,那就是“知行合一”。肖：这就要谈到田野考察了。的确，“行”在我学术生涯中占比相当大。我在田野考察中有许多历险经历。20世纪70年代我被借调，为新华社写内参，专访过中国纬度最北的一个麻风病疗养院。有人因危险而推诿，我则庆幸有此机会而义无反顾。我这个人个子不大，胆子却不小。我在麻风病院足足待了十天，不敢用脸盆洗脸，不敢乱摸院里的门窗。麻风病人并没有犯错误，可只要查出了病，却无异于判了终身监禁；即便治好了，回到社会上也不被接纳，深受歧视。你想想他们内心多么受折磨，多么痛苦！但还要顽强地活下去。大部分麻风病人很乐观，最脆弱的是知识分子。有位中学校长，人生正在上升期，查出了病被送进来，多次以十分残酷的方式自戕。这引发了我对人生、对苦难、对坚强等人生问题的痛切思考。
我曾在新疆巩乃斯草原看赛马。我不会骑，以为拉紧缰绳就行，哪知越拉紧马越加速，在草原上风驰电掣般奔跑，我可吓坏了，直到被骑手追上牵了回来。跑丝路时在伊朗海关，整个车队都过去了，我乘坐这辆车却由于发动机号码对不上被卡下。一整夜孤独无助，我满脑子都是对祖国和家乡的思念。……然而这些经历使我刚毅成熟。
在我看来，所谓“知行合一”，“知”比“行”更理性、更规律，“行”比“知”更鲜活、更丰富，能点燃你的激情和思考，甚至有时“行”对客体世界的感受能直达深层。
刘：我也喜欢出去跑，因为你在纸上看到的东西，不到现场永远是隔着的，也没有感情。
肖：在行走中观察社会和风俗的变化很有意思。有次从榆林往北行驶，见到农村妇女的头巾像“巧珍”一样结在下巴底下。打了个盹，车过20里，还没有到内蒙古，在毛乌素沙漠边沿发现妇女头巾的结却扎到了后脑，像蒙古姑娘那样。你马上意识到，就在刚刚，我们跨过了农耕区与游牧区的分界线！民歌曲调在这二十里路程中也变了，陕北信天游变成了蒙地的爬山调！
还有原先我们对生态、生态主义、生态观念的理解比较狭隘。那年《人民文学》在广东搞了一次生态文学讨论，后来杂志还出了一期专辑。我发言提出了“三位一体的生态观”，提出首先是自然生态，要有绿水青山；还要社会生态，和谐和惠；更要心灵生态，和宁和静。社会不和谐会破坏自然生态。心灵生态如何，又影响到自然和社会生态的品质。我们追求的是实现三层生态的再生互动式良性循环，然而如何结构一种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心灵生态的和谐互动结构，既是物候学、社会学，不也是心学、哲学吗？
刘：今天我们谈论了您的学术之路，由陕西文学到西部文化，再到丝路文明，尤其是您讲了，一进入西部，文学装不下了，才有了文化；再后来发现，文化也装不下了，才有了文明研究。
肖：回溯这个过程，又落到脚板和脑袋，行走和思考问题上。思维中非常重要的两个方面是：理性思维与感性思维，如鸟之两翼，助你起飞。
刘：我们所谈论的“知行合一”是一道桥梁，最终，一位学人之所学是要用于社会的。在中国文化中无论是自然生态还是社会生态，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地、人，流贯其中的和谐精神在今天仍极有价值。从总体讲，您的学术生涯、您的作品仍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宁和沉静的天、地、人的理念指导下生发出来的现代意识，它们是生命的体验、思想的智慧、现代思维的成果。
肖：大体可以这么说，但有点过。只是追求，达到了多少不好说，已不很在意了！（笑）
刘：和肖老师交流这么长时间，很有启发，也很快乐。不知是否可以这样总结您的学术研究生涯：在您六十年一个甲子的文化创造中，追求以新锐而深刻的文艺评论描画当代中国文化和文艺思潮发展轨迹；追求以执着的行走与深邃的思考彰显当代学人“知行合一”的生活方式；追求以宁静而豁达的个体生命表现向新而生，不断超越自我，不断创造的人生，或者可以用一首短诗来概括您六十年一个甲子的文化创作与学术研究，那就是：
南国赤子心，西北驰俊骥。
妙笔绘虹霓，田野留足迹。
关山千万里，胡杨常葱郁。
一甲子不辍，黄钟大套曲。
肖：千万不敢说过头，都冒汗了！若论生命感悟，我现在是一种很通达的状态，疫情以来更是处于生命安宁、内心祥和的状态，好像有点佛性了。（笑）谢谢你！
刘：应该感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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