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燕君

　　鲁迅文学奖已经评了八届。从这几届获奖的作品来看，似乎都有着“和”的文化特点，且在今年的作品评审中更是被赋予新的意涵。

　　这种“和”首先体现在“鲁奖”作品的平和中正上，这与所谓的“大众性”有着密切的关系。事实上，我国文学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就受到“和”精神的挟持—力图将文学解放出来，从精英领域往外走，将文学引入大众之中，以解决其曲高和寡的困境。曾经在价值上被认为“低于”经典文学的大众文化，已经受到越来越多人的追捧。这种文化悄无声息地喂养着一代又一代的“新人”，建构着他们的感知、表达和理解世界的文化结构。而鲁迅文学奖在评审过程，评委们所受到的“公正”压力也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此。

　　作为国家级的文学奖项，鲁迅文学奖力求做到“全面观照”与“综合公正”，避免受“内部权力运作”的指摘。评委们在挑选优秀作品时无疑受到各种影响—创作界怎么看？媒体如何评论？大众读者反应如何？对此，考虑各方的斟酌妥协显得十分必要。笔者认为，其所表现出的应对策略在于在实践中与“众”联系起来。亦即是说，将奖项“公信力”与“服众性”的预判与构想建基于“和”的逻辑理念之上—既然“公”是“众”，找到了“众”，便是“和”。可见，“在似乎相互对抗的意识形态话语的并置与合谋之中，在种种非/超意识形态的表述之中，大众文化的政治学有效地完成着新的意识形态实践”[1]。

　　随着市场化与商品化程度逐渐深化的同时，消费主义在崛起。文学要摆脱边缘化的困境，便不得不处理好与“众”的关系。尤其是作为我国四大文学奖之一，作为重大的媒介事件，“众”的压迫在当下中国的语境中尤具威慑力。可以说，在“以消费为主导，由大众传媒支配，以实用精神为价值取向的，多元话语构成”[2]的“后新时期”[3]，大众文化作为核心内容被做了充分“合法化”的阐述。

　　这种基于“众”的“和”不仅体现在评奖程序中，亦在创作精神与审美趣味中流露出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获奖的创作者几乎都预设了一个常人式的理想读者，平实易懂是主调。整体而言，获奖作家们大多以一种世俗的精神与独特的视角，真实地记录着现代化进程中处于时代光环之外的底层民众生活的沉重与悲苦、欢乐与希望。他们的作品大多是关于社会民间底层生命悲怆的叙事，取材于平凡生活的卑微人生，关注社会底层人物的生存困境，诉说生活中的平常人平常事。不少作品甚至没有什么完整的情节，然而却在这些平平淡淡的叙述中突显出难能可贵的真实感。

　　《上边》几乎无故事可言，王祥夫用一些细微的细节刻画了一对老夫妇的生活，全是些喂鸡养狗、烧饭修房的家庭琐事，连撒尿都说到。温温润润，恬恬淡淡，宁静而稍带些凄凉，然而我们的情感却在这种平淡无奇地述说中被调动起来。《驮水的日子》写得很精致，但也就是人和驴的磨合过程。没有一波三折的故事，更没有让人津津乐道的冲突，却构筑了一个朴实无华、令人向往、给人温暖的艺术世界。故事结尾，人和驴要分别了，二者的关系被赋予了浓浓的温情，并给予了诗意的提升。文本在感人的场景中收住，于平淡中见浓烈、见隽永。《大老郑的女人》从小城民俗风情的演变说到人，说到事，像和人拉家常，全是些极平常的生活场景。然而正是在这些平凡中具体的、可触摸的细节刻画出了活生生的平民形象，讲述了20世纪80年代发生在一座小城里的故事，讲述了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人们如何对待生活中所发生的变化。小说以一种又包容又排斥的矛盾心态，用过去激发现在的心灵，用一种古老、沉静的叙事给现代生活以久远的怀想。

　　同样是从这个角度出发，连续两届在诗歌奖上引起争议的“羊羔体”与“啸天诗”大概可以说是一个反面例子。尽管专业作家对周啸天的诗作做出如此点评：“这里有一种平常心，写平常事，而平常人平常诗中出现了趣味，出现了善良，出现了生机，出现了至乐至公至和，在充满戾气的现代世界上，这实在是难得的和谐之音。”[4]然而普通读者对此并不买账—大众口味与世俗精神的缺乏使得该作品备受怀疑。对于他们来说，那些能够帮助他们表达、释放或澄清其切身文化经验和文化感受的作品，才是他们愿意接纳的。无法通过朴实深厚的文字与大众建立联系并呼应“和”文化的作品，似乎便难以得到相应的认可。

　　2022年的第八屆鲁迅文学奖更是赋予了“和”文化新的含义。这次获奖作品的创作年限为2018年至2021年，这四年无疑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大事多、喜事多的四年。而不论作为中国作协十代会之后的第一次国家级文学奖项评选，抑或是作为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前的文学界重大事件，这届鲁迅文学奖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自鲁迅文学奖创立以来，其评奖条例不断完善，评奖规则逐渐规范、细化，力图在制度层面确保评奖的导向性、权威性和公信力。而本次评选更是受到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的高度重视，成立了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评奖办公室，并对《鲁迅文学奖评奖条例》及其《细则》作出修订。

　　从历时近半年的作品征集、甄选、申报、公示以及评委阅读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对评奖的新要求。正如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张宏森所指出的，此次评奖的目的是要遴选出新时代文学精品力作，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把那些体现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体现新时代文学在创作、理论评论和翻译诸方面的高度和水准的优秀作品评选出来，大力营造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的浓厚氛围，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提供强大精神力量。这其中与主旋律曲调的“和声”体现出了“和”的新时代精神，确保作品正确的导向，牢牢把握新时代文学的历史方位。

　　不难看出，这届的评委高度重视评奖对文学创作和文化价值的引导、引领作用，以导向责任为评奖工作的第一责任和第一要务。他们坚持评奖标准和原则，坚持守正创新、质量第一，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尊重创作规律，尊重作家的创造性劳动，以公平、公正的原则和机制，评选出思想精深、艺术精湛的精品力作。他们自觉树立全局意识，确保评奖的权威和公信力，从推动新时代文学繁荣发展的大局出发，始终怀有公正之心，既不忽视名家，更不轻待新人，评出精品，评出团结，评出凝聚力和向心力。他们严守评奖纪律，既努力评出好作品，又试图评出好风气，以良好的团队精神密切相互配合，确保评奖工作风清气正。

　　在这种“和”精神的指导下，新时代文学书写的广度和深度正不断拓展，彰显出勇于创新的艺术品格。中篇小说《红骆驼》致敬祖国核工业事业中的无名英雄，短篇小说《无法完成的画像》表达对革命先烈的诚挚缅怀和深情赞颂，报告文学《红船启航》记叙了党的伟大创建史和南湖革命纪念馆建设史，诗集《诗歌植物学》展现了对于细节的发现力和包容力，散文杂文作品《大春秋》描绘磅礴恢宏的历史文化景观，文学理论评论集《中国当代小说八论》对代表性作品展开细腻分析，文学翻译《风的作品之目录》带读者感受阿拉伯诗人思想的厚重与想象的轻盈……

　　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从具体作品中大众性与主旋律的结合品味出新的“和”，如刘建东的短篇小说《无法完成的画像》。该作品虽然以缅怀和赞颂革命先烈为主题，但是文本并未停留在表面的叙述，而是真切还原了具体历史情境下具体任务的心理活动细节。作者以大量的细节去描绘那段历史，从小切口展现背后的大主题，通过巧妙的构思和精致的艺术表达使得纯粹由“我”的叙述构筑起来的整个文本，成了一个不识英雄真面目的庸眾在时过境迁后恍然大悟的记忆搜索过程。懵懂的旁观者视角所塑造出的抛家舍业、忠于信仰的革命英雄形象，体现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以及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卓越创造。

　　张者的《山前该有一棵树》不论从叙述形式还是故事素材来看，都带有一种平实的文学态度。这是一个并不复杂的故事，语言直白得甚至被一些论者批驳为“作文”式的平铺直叙。然而正是在极为简约凝练的叙述中蕴含着深厚的意味，小说几乎无一废笔地围绕着“树”这一叙述重心展开，从“盼树”、“移树”、“护树”到“恋树”，讲述了一段酸苦而有趣的少年岁月，呈现了人生的粗粝与生活的哀伤，赋予了“树”美好生活之望、文化生命之喻、人生成长之轮，由此反映出贴近人民、深入生活的创作理念。

　　庞余亮的《小先生》是从其十五年的乡村教师生活经历中提炼出来的散文，着重书写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他所教育的孩子们的成长；二是老教师生活、工作的经历；三是其个人的成长。由此献给所有为江苏乡村教育服务的那些先生们以及在乡村教育的土地上成长起来的孩子们。其艺术创作不仅向着江苏的百姓，还向着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敞开，展现更为强大的创新创造活力。这种“和”文学正是在坚持人民性的基础上融合了大众性与主旋律，方才绽放出全新的美丽光芒。

　　可以说，本届鲁迅文学奖是打造以国家级文学奖颁奖活动为核心的“中国文学盛典”的开端。“和”文化推动新时代作家昂扬向上、勇攀艺术高峰，展示欣欣向荣的新时代文学的卓越成就，让优秀作家作品以更丰富的形态、更新颖的方式走进大众视野，吸引更多读者，在全社会凝聚磅礴的文学力量。这是文学在新的传播环境和新的传播格局当中彰显价值、树立信心、拓宽道路的尝试和探索。

　　注释：

　　[1]戴锦华：《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3页。

　　[2]张颐武：《“分裂”与“转移”—中国“后新时期”文化转型的现实图景》，《东方杂志》1994年第4期。

　　[3]相关的阐述参见王宁：《“后新时期”：一种理论描述》，《花城》1995年第3期；谢冕、张颐武：《大转型—后新时期文化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4]吴亚顺：《妙赏新科鲁奖诗人周啸天的“新闻诗”》，《新京报》2014年8月12日。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