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俊虎

　　陕西是延安文学的诞生地与发祥地，延安文学的萌生与发展和陕西当地的文化资源密不可分。陕西作家的类型生成与代际精神承传，陕西文学长期坚持现实主义的文学倾向、浓厚的乡土文化情结与强烈的底层写作，以及陕西作家对《讲话》包含的“权”与“经”理念的独特感悟与实践等，均体现出延安文学对其深刻的影响。总结和评估陕西文学对延安文学精神的承传与发展经验，可以为当下文坛提供鲜活的创作经验。

　　一、陕西作家的代际精神承传

　　20世纪陕西文学缘起于延安文学。陕西第一代文学作家柳青、杜鹏程、王汶石、李若冰、马健翎、胡采、柯仲平等本身就是延安文学作家群的重要成员，他们均以自己的勤奋和才智建构了延安文学的煌煌大厦。陕西第二代作家中的核心成员路遥、贾平凹、陈忠实、邹志安、京夫等，无不受到以柳青为代表的陕西第一代作家的精神滋养与提携栽培。陕西第一代作家以他们对文学和革命的痴情和忠诚，深深影响和感化了第二代作家。他们的文学殉道精神、文学的主旋律意识、文学的现实主义写作方法、关注广大工农兵底层人群的生存状态等优良质朴作风，都被后来的陕西作家所敬重和学习，也影响到风格多样化的陕西第三代作家如叶广芩、杨争光、红柯、王观胜、冯积岐、方英文、爱琴海、寇挥等。

　　二、现实主义的坚守与突破

　　20世纪陕西文学长河始终贯穿着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优良传统。陕西三代作家均在现实主义这面旗帜下辛勤耕耘，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也获取了丰硕的成果。陕西第一代作家柳青、杜鹏程、王汶石、魏钢焰等本身就是延安文学作家群的重要力量，他们坚持革命现实主义优良传统，以毛泽东文艺思想为旗帜，深入基层，深入生活，创作出了反映时代精神的革命英雄人物和社会主义新人以及建設者形象。陕西第二、三代作家承传和发展了现实主义优良传统。路遥、陈忠实、贾平凹、邹志安、赵熙、冯积岐等的作品着力点在农村，关注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城乡农民的生活变迁与心灵颤动，体现出浓厚的乡村现实主义特色；叶广芩、杨争光对流民史、剿匪史、家族史的关注与摹写，体现出浓厚的文化现实主义特色；红柯、高建群、王观胜等的作品洋溢着西部特有的浪漫奇幻特色，体现出浓厚诗意现实主义特色；爱琴海与寇挥的作品重在表现处于绝境中的生命样态和人的灵魂，作品多有变形夸张的艺术色调，体现出强烈的超现实主义倾向。

　　总之，陕西作家在继承先辈革命现实主义优良传统基础上，与时俱进，积极探索，大胆尝试，把现实主义文学精神发扬光大，大大提升、丰富、发展了陕西文学创作的现实主义传统，走出了无愧时代精神、高扬陕西地域文化特色的文学新路。

　　三、浓厚的乡土文化情结与强烈的底层写作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成功地解决了文学“为什么人服务”以及“怎样为”这两个事关文学本体的基本问题。毛泽东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和工农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这对陕西作家来说并非难事，陕西历来就有重农尊农的习俗和耕读传家的风尚。

　　蛤蟆滩、双水村、白鹿原、清风街、古炉村这些分布在陕西不同区域的普通村落，反映出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的农事更迭与农民的心理变迁，凝聚着陕西农民的喜怒哀乐、婚丧嫁娶、茶米油盐、鸡零狗碎，寄寓着陕西作家对三秦父老乡亲的挚爱与感动。陕西作家在作品中书写的是自己儿时温馨的记忆，吐露的是自己作为农家子弟最为质朴的情怀。《创业史》《平凡的世界》《白鹿原》《秦腔》这些书写陕西乡村的史诗巨著代表着陕西文学的最高荣誉，也体现着中国文学的最高水准。

　　四、“权”与“经”的领悟与实践

　　延安文学产生于战时环境，包含有极强的策略性与功利性是题中应有之义。陕西作家在领悟和贯彻毛泽东《讲话》的“权”与“经”方面，有着成功的实践经验。从柳青、杜鹏程到路遥、陈忠实、贾平凹再到叶广芩和杨争光等，陕西三代作家均与时俱进，结合时代主题，反映人民心声，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继承延安文学优良传统，书写着陕西文学的辉煌。

　　但是，孕育陕西当代文学的社会环境毕竟与产生延安文学的特殊的战时环境不同。从农业合作化到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再到市场经济，中国经济体制的重大改革渐次在三秦大地演化推广，带给农村、农民不同的社会心理冲击与精神悸动。陕西第二、三代作家，都能正视当代社会文化的多样性、大众化、商品化特点，既坚持传统又不排斥流行、时尚元素。在作品的出版策划、包装宣传、影视改编以及写作方法创新等方面，路遥、贾平凹、陈忠实、杨争光以及爱琴海、红柯等更年轻的陕西第三代青年作家都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在这方面为全国作家作出了表率。如果说，陕西第一代作家柳青、杜鹏程等更多地继承了延安文学的基本精神准则，那么陕西后来的作家在继承延安文学优良质素的基础上，又体现出“变”与“新”的面貌，这难能可贵的“变”与“新”保证了陕西文学的新鲜与灵动。

　　（作者单位：延安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