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小驴

　　回首海南，海南一片明亮，近乎透明。没有雾霾，没有灰暗，没有隐喻。只有耀眼的阳光，如阿尔及尔的海滩，蔚蓝，眩目。迷宫般的街道，电瓶车如潮水般从眼前流淌。椰树下黝黑单瘦的身影，贫瘠的表情，目光温顺。高大挺拔的王棕和椰树并不提供荫蔽，阳光毫无保留地倾泻下来。

　　无人不屈服于这耀眼的光芒，在一个个乏味的午后昏昏入睡。午后是海南最安静的时刻。在这里，很容易想起马尔克斯，想起他笔下的小镇、香蕉种植园、咖啡馆。这里没有巨翅老人，没有纸做的玫瑰，只有一片忧郁的热带。溽热，暴晒，暑气蒸腾，头皮发麻。阳光充裕得廉价。放眼四处，全是葳蕤茂盛的热带绿植，凤凰花、椰树、佛肚竹，还有许多种植物叫不出名字。一种热带气息在心头奔涌，要从全身毛孔中挣脱出去。抬头永远是那耀眼的蓝，蓝让目光变得空洞，让想象力枯竭。什么都看得见意味着什么都看不见。

　　美舍河穿城而过，与南渡江汇合，从新埠岛入海。我的日常生活和这两条河有关。每天上班的路上，从车窗一眼就能瞟见河流，以及河岸高耸的电网、树木、住宅区。诸多的傍晚，暑气开始消散，我走上流芳路，开始沿着美舍河跑步。我记不清是哪天开始尝试长跑的。走上河道的某个刹那，我决定奔跑。迈开腿，双脚蹬踏，飞快掠过一群面无表情的陌生人，掠过一簇簇三角梅，掠过榕树下那群准备跳广场舞的中年妇女，掠过在派出所门口纳凉的片警。他们目送我沿着三公里长的河道来回绕圈。风从耳际拂过，眼前模糊不清的面孔与天空、树影、河道一体，渐渐消弭于海滨的夜色。

　　在海南，我慢慢迷上了跑步。沿着美舍河跑上几圈，十公里，变成我的日常生活。晚风吹着河岸的糖胶树和红树林窸窣作响。路过一棵榕树，总忍不住要扯下几根气根。咖啡色。闻起来有些苦涩，一会儿指腹发黑。我时常回味这股味道，某种意义上它就是我在海南的味道。

　　有时我去更远的南渡江跑步。从五公祠出发，沿着南渡江堤坝一路跑到新埠岛，往返十六公里。新埠岛是南渡江的入海口。港口终年横着几艘渔船。入夜的海风夹杂着淡淡的咸味，天空依旧眩目，呈淡淡的紫罗兰或玫瑰红，美得让人心碎。这是我居住过的城市中离大海最近的。晚风送来大海的气息，微咸，潮湿，黏皮肤，像某种来自海洋深处的鱼类。傍晚的时候，新埠岛的桥头有新鲜的海鲜兜售，都是新上岸的渔民，戴斗笠，穿着朴素，黝黑的肤色，瘦小的个头，和渐渐变浓的暮色融为一体。

　　和成群结队相比，我更习惯一个人跑步。一个人跑步意味着全身心沉浸在某种节奏中，思绪从诸多束缚中脱离出来，获得短暂的自由，这份自由为我独享，谁也没法参与、剥夺。或欣赏沿途风景，或胡思乱想，思考一些事情。世界一片澄澈，唯有风过耳。跑步是接近完美的逃脱术。

　　更多时候，选择跑步只不过想让心跳加速和汗流不止。穿上亚瑟士跑鞋，迈开双腿，每一步蹬踏都结实有力，让人感觉到一种真实的存在。“我脚踏着大地,我头顶着太阳，我装作这世界唯我独在。”

　　夏天的时候，我常去南渡江游泳。跨江大桥附近的榕树下经常聚集着一群游泳爱好者，光着膀子，围成一圈打牌或打彩。树干上挂着几只褪色的救生圈。一条狗趴在树下，伸出舌头吐着热气。旁边立着一块纸板：水域复杂，严禁下河游泳！显然没人把它当回事。

　　换好泳裤，戴上泳镜，扑入温热的河面。阳光还很强烈，天空像融化的黄油，让人睁不开眼。游到江心，停止动作，不断下沉，下沉，直到呼吸急促，才冒出水面。像濒临死亡。那种体验很微妙。

　　这条江比想象的要深要宽，五六百米宽，每年夏天都会挽留几条生命。有一年，淹死了一个即将大学毕业的年轻人。死者母亲凄厉的哭声响彻江岸。第二天照旧有人去游泳。死亡并没有震慑游泳的人。一个个黝黑的脑袋从江面潜下去，又冒上来，像打地鼠。落日将南渡江大桥照得熠熠生辉。金黄的江面偶尔驶过一艘渔船，戴着斗笠的渔民站在船头吸烟，柴油机发出隆隆声响，往新埠岛港口去。

　　第一次去南渡江游泳时我还是旱鸭子。同事邀请我去南渡江游泳。他问我会不会游泳。我撒谎了。我说不清楚为什么非要这样做。我抱着一只救生圈，愣头愣脑地扎进了南渡江。温热的水流席卷着我，要将我带往更远的远方。江岸的树影越来越模糊。悬空，沉入，无根之地。一种未知的危险向我逼近。我紧紧抱着救生圈，像抱紧某种未知的命运。因为抱得太紧，手臂被救生圈的绳索磨破了皮。尽管如此，我依然不敢丝毫懈怠，我知道一松手，这条命从此属于这条河。

　　后来我学会了游泳，一鼓作气游过南渡江。站在对岸的沙滩，遥望远处的树丛和灌木，那么近，那么远。心情突然一阵轻快。像是对南渡江一次恶作剧般的报复。

　　有一阵，我无所事事，经常下班就去游泳。游到对岸再折返，四十分钟，一千五百米。风浪大的时候，会被浪花带去很远的下游。下游的岸边怪石嶙峋，布满苔藓和水草，很难落脚，稍不留神，就被卡住，半天动弹不得。也容易被尖锐的石头割伤脚。最危险的是被江上的浮标缠上。南渡江有很多移动的浮标，像长了眼睛的鬼魂，不管游多快都躲不过。农历七月份的时候，天气依然炎热，江上游泳的人突然变得稀少，阔大江面，寥寥几人。那天江面风浪大，游到对岸，比往常的靠岸点偏离了两百米的距离。返程已经薄暮时分，风浪丝毫没有减弱，反而有增强的迹象。天光一点点消退，绚丽的玫瑰色天空逐渐发暗，白色的云团像浸透墨汁乌黑一团，江岸的植被在视野中开始模糊不清。

　　就在那时，我看到了远处的漂浮。像个人头，一浮一沉，斜刺里朝我漂过来。一股恐惧在悄悄逼近。紧张的气氛攫取着我，迫使我加快了节奏，拼命朝岸边游。然而不管怎样使劲，它到底离我越来越近了。就像命运撒来的网，劈头盖脸，无法摆脱，只能任由摆布。它终于缠上了我。我感受到了绳索缠在身上带来的束缚。无法充分施展手脚，身体随之失去平衡。一刹那联想到了死亡。死亡就是薄暮的颜色。暗灰，黑蓝，冷色调。那是第一次下水都未曾有过的感觉。我只能猫着腰，潜入水里，手脚并用，尽快挣脱束缚。

　　上岸的时候，看到有人在岸边烧纸，突然醒悟，鬼节到了，怪不得没有人游泳了。海南人迷信，农历七月份，忌讳去江里游泳。第二天和同事讲起这事，同事开玩笑说，你确定看到的，是人吗？我不确定。虽不迷信，但的确是最后一次去南渡江游泳了。我说不出具体是什么原因。是嗅到死亡的敌意，还是不忍朋友担心？去海南的很长一段时间，符力是我在此地为数不多的朋友之一。当他知道我经常独自一人去南渡江游泳时，不无担忧地说，不要去江里游泳。诗人的眼神充满了忧疑，他一定想象过悲剧的情景。类似的场面我也想象过。作为失意的过客，在这事上，我罕见成功了。我没有被南渡江带走，每次渡江上岸，都是死里逃生。此后无数次在南渡江边奔跑，再没有下过水。

　　我的居所毗邻流芳路上的五公祠。一座为了纪念千年来流放至此的人而建的祠堂。高大的赭红色围墙，留下斑驳的树影，样式很像北方的宫殿。每次上班都要从它旁边经过，从流芳路上海府路，再转入国兴大道，这就是我在海南的日常。无数次经过五公祠，却从没有进去探访一番的兴致。流芳，谐音就是流放，流芳路就是一条流放路。一千年前，一些人被放逐至此。一千年以后，一些人选择了自我放逐。自我放逐，意味着远离故土，远离熟悉的生活，远离舒适圈。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我当初为何去海南的最佳诠释。当然更像是个蹩脚的借口。

　　在海南，孤独是个动词。特别害怕过节庆，第一个元旦节，独自开车去了博鳌，一个灰蒙蒙的雨天，在海边的草地上搭帐篷，吹了一夜的海风。海风大得要将人带帐篷一起刮进南海。惊涛骇浪。狂风中的椰树像集体嗑了摇头丸。愤怒的海浪誓将万物击为齑粉。第二天灰溜溜返回海口。凄风冷雨中，阳台飞进一只避雨的小鸟。全身羽毛湿透，冻得哆哆嗦嗦，脚下流了一摊水。我们就这么长久地对视。我不懂它的语言，它不懂我的沉默。四周沉寂，氛围有些尴尬。阳台外边是一棵孤零零的椰树，稀疏的树荫，也从来不长椰子，我曾为它的处境担忧。椰树，鸟，我们暂时都没法离开。

　　对此后悔过吗？我不知道。2006年世界杯，齐达内决赛时顶翻了马特拉齐。记者问他与大力神杯擦肩而过为此后悔过吗，齐达内说，如果我此刻后悔，终将后悔一生，所以我选择不后悔。这是我喜欢齐达内的原因。

　　天气好的时候，我常去定安，那儿有条我喜欢的县道。车流很少。僻静。道路两旁长着茂盛的糖胶和苦楝树。阳光穿透叶隙，留下一地浓荫。阳光下，绿不再是绿色，是透明的金黄，有着毛茸茸的质感。不时有小路伸往树林深处的村庄。海南的村庄不像内地，很少挨着公路，透着遗世独立的古风。那是一条我常流连忘返的道路，是我在海南的66号公路。有时下班，我会开车漫无目的地在这条路游荡，追逐辉煌落日和飞虫，一直开到天黑，再返回。

　　无路可去的日子才孤独。也许孤独是极寒天气覆盖在铁栅栏上的白色。你以为是雪，其实是盐。少了寡淡，多了坏胃口。如果带着浪漫去舔舐一口，会咸得发苦。我之所以来海南，也许是想尝尝这味道。“我希望能够远走，逃离我的所知，逃离我的所有，逃离我的所爱，我只想去任何地方，无论是村庄或者荒原，只要不是在这里就行。”多年以后，我在佩索阿身上找到了共鸣。我很享受在一个谁也不认识我的地方独处、生活、冥想。独处是一个人的狂欢。这也许是少时很渴望成为隐身人的缘由。匈牙利作家，马洛伊·山多尔关于孤独有一段精彩的论述，他认为孤独是人生中一种自觉的独处，而不是惩罚，不是受伤者和患病者的退隐，也不是怪癖，而是作为一个人生活里的唯一、真正的存在状态。知道这些后，就不会那么困难地忍受它了，你会感觉自己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活在一个辽阔的空间里。也许孤独就是一棵不合群的树。在海南，辽阔的南中国海带来太平洋的气息。我常幻想海平面上有那么一棵树，孑然独立于海面，与其他丛林远远隔开。

　　有一段时间，我至少过上了一种看上去很阳光健康的生活，跑步，游泳，骑行。2018年，我将自行车从北京托运回了海南。那是一辆美利达山地车。我骑着它去过高崖口、居庸关、潭柘寺。选择回海南后，我将自行车拆卸打包，运回了海南。回来的时候，它伤痕累累，前轮瘪了，车身掉了些漆，看上去无精打采，我们如同一对难兄难弟。我骑着它去沙坡水库和远郊的机场。落日余晖将机身照得熠熠生辉。一架架庞然大物在低空腾飞而起，或俯冲降落，如同人生处境中的起起落落。

　　一些情绪在黑暗中酝酿。从北京回来，我又回到了陌生又熟悉的街市，走进国兴大道上的办公室，阳光，永远耀眼的阳光，从走廊尽头的窗口穿透进来，像一片没有颜色的利刃。我站在那儿抽烟，体验一种并不需要的温暖。我成了消逝时光的囚徒。“除了生命，一切事物对于我来说都变得不可承受——办公室，居室，街道，甚至它们的对立物，都会将我淹没和压迫，只有生活的整体能给我提供宽解。”深夜读韩少功翻译的《惶然录》，心有戚戚焉。在这耀眼的阳光下，我们都是时光的囚徒。

　　作家韩少功——更多人称他为智者，在我上岛之初，鉴于这边贫瘠的思想文化和落后的城市基建，他给予过我一些忠告。他的居所位于海甸岛，一个宁静的小区。他的楼上住着同为作家的蒋子丹老师。在某些冲动的时刻，我将自己的习作发给他指导。在他的客厅，抽烟，谈笑，聆听他讲文学或时事政治。对我来说，无异于文学课堂，是对即将陷入麻木的精神拯救。我有时也会回忆2006年那个炎热的暑假，我从图书馆借来他的小说，享受一种文学带来的愉悦和热情。他是这个时代少数的灯塔。在他面前我总是拘谨，保持一颗简单苍白的心。我一直记着他的告诫，文学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人物形象和内心要尽可能丰富，要学会聆听人物内心的声音。大道至简。

　　难道不是么，这么简单的道理，可惜很多人做不到。要学会聆听人物内心的声音。要与笔下的人物感同身受，同呼吸共命运。这个声音尽管多数时刻并不会让人愉悦。

　　在流芳路的居所，我时常聆听楼上传来的声音。确切地说，是一个女人深夜发出的声音。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歇斯底里地喊叫，光着脚在各个房间奔逐、游荡。她的脚步声在我头顶春雷滚滚般响彻。又一个被时间剥夺睡眠的囚徒。偶尔还发出一两声尖叫。

　　我见过这个女人，披头散发，目光空洞，一口牙已经所剩无几，果然光着脚。她穿着洗得发白的短袖，站在破旧的门口，将我堵在门外，我飞快地瞥了一眼房间，该怎样形容呢，和她一样凌乱破败。整个房间弥散着一股腐朽和颓废的气息。我还没来得及说完来意，她就咆哮着将我赶下了楼。他们说，她是一个精神病患者。他们说这些的时候，眼神有些意味深长。我不知道她到底经历了什么。她和丈夫、儿女住在一起。在很多个傍晚，阳光依然眩目，她站在朝西的阳台，全身沐浴在火热的余晖中，一动不动地望向远处。我不知道她看到了什么又想些什么。她的目光呆滞，近乎透明，也许什么也没看到，什么也没有想。好几次我硬着头皮，在她目光的注视下战战兢兢地走向那栋楼，站在三楼掏出钥匙，插入锁眼，进入海南的生活。

　　这样的生活，我有时会感到一阵突如其来的倦怠。意识命令我将钥匙插入，手却在极力抵抗。我害怕推开那扇门。看起来，这是一个站在门外向生活缴械投降的人。我始终没法和某些东西达成和谐。没法和现况耦合。内心总是有一个声音在暗示我，去远方，去远方！去流浪，去流浪！我异常清楚，那是塞壬的歌声，但依然不自觉地被吸引过去。吉普赛人的气质莫名地吸引着我。这些年，汽车后备箱随时备着帐篷、睡袋，随时可以停下来，安营扎寨。

　　有一阵，我常去海边露营。在桂林洋的海边，一群牛突然造访海滩。几头小牛犊伸直着脑袋朝帐篷走来。它们好奇地打量着我，围着我，嗅我。那时我感觉自己是个不合时宜的人。在西海岸，朋友听说我独自在海边露营，放心不下，骑着小电动，带来烧烤和啤酒。我们坐在海边，说了半宿的话，深夜的海浪不知疲倦地翻滚，停泊远处的船只灯火闪烁，映照着黑蓝的海面。我不得不重复：每朵浪花都是崭新的。

　　在海南，我逐渐拥有了友谊。他们构成我在海南朋友圈的日常交际。当他们某天进入五公祠的住所，无疑都露出了惊讶之情。他们的脚步越过乱成一团的房间，撞倒一片空酒瓶和垃圾桶。那时我已经喝光了一两百个红酒瓶。我不知道到底酒精需要我，还是我更需要酒精。酒精于我而言，更像寄生的关系。我们彼此需要。想起北岛的那首《波兰来客》，“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他们说，必须改变了。

　　最先需要作出改变的不是我，而是我的房间。几个对我而言重要的朋友，在我人生处于低潮的时候，他们出现了，接手了我在五公祠的生活。他们是秦子积和陈有膑兄弟等朋友。他们骑着小电动过来了，刷墙，装窗帘，修马桶，检查电路，置换家具。手脚麻利地将我的房间修葺一新。写小说的子积有双巧手，写诗歌的有膑做得一手好菜。仿佛没有什么事能难倒他们。他们是我在海南最密切的朋友。在我暂居海南的最后一年，我过上了某种称得上舒适的生活，我将房间的钥匙留给他们，出门跑步，等我汗淋淋回家时，他们已经做好一桌子的菜，等我一起喝酒，看电影，讨论文学。

　　我被困在岛上了。我尝试接受这样的生活。如果这是命运，我准备服从命运的安排。我想起1955年困在特立尼达岛的沃尔科特，岛上风光无限，阳光，海滩，棕榈，然而他写厌了，灵感枯竭，像现代的鲁滨逊，却带着星期五的痛苦。如果作家主要是为了他的写作而生活，那么岛上的生活对于写作而言无异于毫无想象的透明。后来沃尔科特从特立尼达岛远赴美国，奈保尔不无感叹，“……对于一个有才能的人，这些海岛会限制他，很快耗尽他的心力，而这样的人，如果处在一个更大、更具多样性的空间，也许可以展翼，成就未曾想过的事业”。

　　在海南，我能体验沃尔科特同样的痛苦，但我坚信余生将和这个海岛密不可分。我做好了接下来和生活握手言和的准备。我在岛上购置了新房，换了本地汽车牌照。吉普赛人般的生活已如潮水般退去。我迫切需要安定下来，迫切需要平静，一种能听见内心深处呢喃般的平静，直到某一天和沃尔科特的命运相似——接到了大学伸来的橄榄枝，一把脱离了这种处境。

　　在我决定离开生活六年的海岛，我忽然对此地产生了强烈的依恋。我开始频繁去火山口，在那里能看到辉煌的落日和吃到地道的黑山羊肉。在常去的海湾，海浪翻涌，每朵浪花都是崭新的，温柔地覆盖着我的脚背，远方黑蓝的海面让我沉默良久。我突然对眼前的一切感到不可思议的新鲜。木瓜树，海芋，木棉花，三角梅，海滨落日。我预感我的海南时间已经所剩无几的时候，这种情绪变得尤为强烈。

　　六年前，当车停在海边，我想这儿就是陆地的终点，再往前就是大海。现在我感受到那部分记忆正缓缓消散。一切坚固的必将烟消云散，曾经的欢愉或不适，终会消融于岁月的泡沫，在不可预见的未来岁月，我渴望这儿还保留着我曾经熟悉的街市，熟悉的音容和友谊。“世界是由海角和尖峰组成的，我们的弱视症使我们只能看到四处弥漫的薄雾而已”，制造迷雾的人，也将穿越迷雾，终会看见海角和尖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