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飞机来欧洲途中，座椅屏幕上的飞行动态图让人想到地球仪，把地球仪从左向右转，很快，仅仅十来个小时，我就从这片陆地的东岸到了西边尽头。我的目的地就在大陆的西北角，这个叫作荷兰的国家。很多人对荷兰没什么具体的印象，只知道它“小”。亲戚朋友开玩笑说我是“河南人在荷兰”——荷兰肯定不如河南那么“大”，细看地图才发现它比法、德、英这些国家还要小，但荷兰也是一片低洼的平原，和我的家乡相似，因此我总觉得我和这个国家是有点儿缘分的。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荷兰现在官称自己为“尼德兰”（The Netherlands，意指“低地”），相应地，橙色的大写字母“NL”也替代了橙色郁金香，成为国家图案。这场酝酿多年的更名并未激起大的水花，在中文世界，大家还是习惯于称这个国家为“荷兰”。
一、橙色王国
橙色代表荷兰，很早以前我就知道，或许因为看足球，荷兰队的橙色球衣给我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但我从未探究为什么，用这颜色形容一个开放的国度似乎很贴切。今年四月底，天气终于有转暖的迹象，国王节那天，举国狂欢，一片橙色海洋，我这才知道原来“Orange”是荷兰王室的姓氏。我有点儿惊讶，毕竟荷兰从未给我任何王室崇拜的印象，我以前甚至不知道这里住着一位国王，更从没留意它的官方全称是“尼德兰王国”（The Kingdom of the Netherlands）。不像英国，荷兰王室的存在感很低。橙色图腾的真相颠覆了我此前关于现代性的假想，指向时间的背面：历史余烬。
在世界史中，荷兰这一章实在算不上光彩，若从殖民时代论起，荷兰是“罪魁祸首”之一，荷兰人的祖先造船远航，掠夺和侵占的足迹直到东亚。然而，或许由于后来的“日不落”时代太过繁盛，荷兰这一页便被翻过去了，只有英国还头戴殖民者的“紧箍咒”。再之后，近现代史久居于两次世界大战的阴霾之下，疗伤至今，于是审判降临在德国，要其为法西斯祸端而反省。荷兰很大程度上被遗忘了。
听说近年来有些荷兰学者自我批评：这个国家对于自己殖民时期犯下的错误认知不够。的确，何止他们自己，几乎全世界都忘了，远在日不落帝国之前，荷兰是殖民狂热序章的奏响者，繁忙的鹿特丹港吞吐着无数珠宝和奴隶，这个王国曾极其“辉煌”。
数百年后，荷兰不再执着于远方，开始关心起自家的具体事情来，譬如税收、福利、博物馆。荷兰人在“王国”的框架内勾勒出一个颇具现代性的自画像。橙色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它不再仅仅代表着古老的体制，而成了某种感觉性的、印象派似的隐喻，象征焕然的活力。城市里，毒品和性交易被合法化和产业化；而乡下，牛羊在农户的尖顶谷仓旁散步，一派世外桃源景象。一面离经叛道，另一面富庶宁和，荷兰展现着惊人的包容性，这是许多其他社会至今都仍在探索的一种可能。
今日的荷兰已无法造成任何“威胁”，人们只当那是个草地广阔、风车悠悠、种满郁金香的国家，生活着一群喜欢骑自行车的人。
二、走在运河边
我小时候学骑自行车晚，学会后也对骑车没太大兴趣。如今即便身在荷兰——这个自行车已成一种文化和美学的国家，我也还是更多靠两腿出行。我喜欢走路，尤其是在阳光天，漫无目的地溜达。这事儿我以前在北京时并不常干，也不觉得有什么特别。只是在西欧，能在阳光下溜达是值得雀跃的。冷风伴着冬雨刮了近半年，荷兰在四月中旬终于迎来春天，最难熬的时节过去了，再也无须在下午三点等待天黑。我收起冬天用来消解苦闷的香薰蜡烛，每天保持着窗帘大开，在“夜里”十点钟看窗外粉蓝色飘带般的日暮。
也有偶遇“倒春寒”的日子，海风吹来乌云，乌云化为阵雨，阵雨带来降温，昏暗的天光给人一种冬日的错觉。碰到同学，她随口问候：“你怎么样？”我挤出笑容说：“挺好，就是今天的天气，太烦人了。”
“是啊。不过会变好的，最糟的天气已经过去了。”来自德国北部的姑娘对这种阴郁的反反复复已是经验丰富、态度乐观了。
一位苏格兰朋友曾调侃我：“你现在是十足的欧洲人了，走到哪儿都抱怨天气。”当时我才总算是理解了爱聊天气的英国人。天气的确足够让人恼火。
另一位来自希腊的朋友则说：“来到荷兰，我才开始感激阳光。”我也理解了为何西欧人对南欧海岸趋之若鹜。
我同样对太阳充满感恩，荷兰初春的任何一个晴天都像是明确的信号，证实着漫长的冬天已经结束。在一个这样的晴天，我临时起意跳上开往南边的火车，并决定在阿姆斯特丹下车。我带了本小说南下，打算到一家评分不错的咖啡馆坐下，晒晒太阳，读会儿书。
阿姆斯特丹总是那么拥挤，尤其是连接着中央车站和水坝广场的这条商业大街，有轨电车在宽阔的主路上来往，两侧行人络绎不绝。纪念品店、小食铺、连锁快餐的门脸儿在移动的人影后闪现，隔街望去，仿佛一部断帧的影片，只有噪声是连贯的。我在游客集散的码头处转弯，钻进小巷。巷子里依旧嘈杂，只是声场由浩大转换为细微，制造出一种更具象的热闹。小巷两旁的房屋窄而高，局促地挤成一排，甚至有些歪歪扭扭，它们的外墙色彩各异，和谐又冷淡地站在一起，显出某种古怪的艺术气质。这些典型的传统小楼总让我想到荷兰画家蒙德里安，我不懂绘画，不知他是受到何种启发才放弃了写实派的古典油画，转而用最基本的颜色和直线“画格子”，但直觉地说，他的抽象风格跟家乡莫名和谐。纯粹的线条和色块被他从“视角”的局限中解放出来，蒙德里安的艺术个性就像荷兰带给我的感觉：超然、理想，又有点儿怪诞。
经过这些积木似的房子，来到小巷尽头，我要找的咖啡馆就坐落在巷口的运河边，借用着一间古老教堂的后院。院子外，桥跨过河道，连着巷子，桥栏杆上照例挂着鲜花、绑着自行车，引得游客们驻足拍照。这样的桥遍布阿姆斯特丹，它们将运河两岸串联，穿针引线，层层织出一个网兜似的半椭圆形，构成地图上阿姆斯特丹繁忙的主城区。
和好友坐在阿姆斯特丹的河岸
我坐在小院的树荫底下小口嘬着咖啡，完全被这小布尔乔亚式的享乐所征服——“天气好极了”！树影在书页上晃动时，我实在无法不感到幸福、无法不沉溺于这俗气的满足之中。
离开咖啡店后，我沿着运河散步，阿姆斯特丹居民们坐在河沿抽烟、聊天、读书、喝冷饮。我也坐下来，翻开书却并没能专心读几段，河面上游船经过，偶尔有人朝我喊话、挥手和飞吻。去年夏天，同样是在阿姆斯特丹，我和三年未见的英国好友坐在河畔，墨镜、酒杯和笑声乘着船在浮光的水面掠过。我当时对好友说：“没错，这是阿姆斯特丹。”
难以否认，阿姆斯特丹是座迷人的城市。
我迷恋布拉格，因为它那种冷峻而又“波西米亚”的氛围。文学和历史在布拉格的街头巷尾随处可见，以至于毫不显眼，成了当地人寻常生活的一部分。从布拉格旅行回来，我说了太多它的好话，没去过的朋友问我那里到底有什么让我如此喜欢，我说：大概是卡夫卡写作的咖啡店就在路边，却不见门口有任何宣传，走进去拿起菜单，发现咖啡和蛋糕都便宜得惊人。文化已渗入这座城市的血液，而当地人那种“taking it for granted”的态度最让我印象深刻。可说到底，“迷恋”是一种仰视的心情，源自对无可复刻的过去的追忆，好比巴黎和维也纳，人们大概很难对这类城市“祛魅”，它们的丰盛总和历史相关，闪烁在逝去的音乐家、画家、作家或哲学家的笔触之间。当我们透过装裱和印刷欣赏这些城市时，它们就变得伟大了，其美好因逝去而显得崇高、不可触及、值得迷恋。
我对荷兰的大多城市——包括阿姆斯特丹在内——算不上迷恋。但它们的确动人——动人在其生命力。荷兰的城市更能让人感受到“现在”“此刻”“正在发生”，仿佛正在呼吸的生命体，五感俱备。如阿姆斯特丹，这座城市关乎某些流动的感觉，和人类的身体一样，太过切实和寻常，也因此难以归纳。
对于荷兰生活，我总有诸多不满，譬如火车取消、超市罢工、荷兰语不通等等，可也有些瞬间让人心底一亮，再也不能忘却。
西欧地区进入冬令时后，天色在下午三点半就会开始变暗，四处灯光亮起，点点的橙色在哈气后模糊成晕，制造出温暖的氛围。去年圣诞节前夕的某天黄昏，我一如既往地走在回家的路上，星星和雪花形状的灯已经预告着节日的来临。空气冰凉，一会儿充满华夫饼的香甜，一会儿又窜出大麻的怪味。商店橱窗边上，绿头发的年轻姑娘一脸忧愁地抽着烟；赶着参加派对的人们奇装异服、三五成群，边走边把垃圾食品塞进嘴巴。行人迎面而来，说着英语、荷兰语，或者其他我听不懂的语言。
那一瞬间，我看到、听到和嗅到了某种存在，鲜活且只属于当下，我心想：这儿多好啊。
冬天的末尾，我结束土耳其之旅，回到荷兰已是深夜，阿姆斯特丹机场只有两个海关窗口开放，等待入境的队伍逶迤数十米，我担心自己会错过北上回家的最后一班火车。我前面是一对游客情侣，海关官员盘问他们：为什么来荷兰？待几天？男生答：因为这里有很棒的博物馆；停留两天，之后会去巴黎。这位金发、平头、穿着黑马甲的冷脸帅哥继续问：哪些博物馆？巴黎待几天？
站在等待线外看着他严肃且怀疑的神情，我不禁翻了个白眼。打开手机，时间显示已经快要午夜，他居然还在关心外来游客打算在隔壁国家停留多久。看他如此仔细地检查护照，我几乎认定我会错过末班火车了。我翻着手机里的旅行照片，心情一落千丈。
终于，他勉强扬起嘴角，给那两本护照盖上了入境戳。我等了几秒钟，待他抬头示意后才走向窗口。我提前把护照翻到个人信息页，并准备好荷兰居留卡，透过窗口一并递给他（这一系列动作是我的“过关”经验，为最大程度地避免海关官员不耐烦）。
我主动先开口说：“Hello, Sir.”
他一边对比我的中国护照和欧盟居留卡上的信息，一边问；“你今天的航班从哪来？”
“伊斯坦布尔。”我答。
我话音刚落，他便拿印章“咔嚓”一声盖在我护照上，脸上始终挂着微笑。他没有问我“你在这学习还是工作”“住在哪座城市”，或者“这次出境是否旅游”。那是一个奇怪的瞬间——让人莫名感到安心，甚至快乐的瞬间。从他手中接过证件时，我说：“Thank you very much!”
几乎是同时，他用笨拙的中文发音说：“谢谢。”
我走向“到达”出口，通过亮绿灯的“无申报通道”自动门，伴着行李箱划过光滑地板的滚轮声，我步伐愈加轻快。仿佛在那一刻，仅仅因为一张塑料卡片、一个不寻常的笑脸、一丁点儿被节省的时间，这里短暂地成为了“家”。
三、“东方”和“西方”
去到伊斯坦布尔，那感觉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次申根区以内的旅行。虽属欧洲，土耳其有着显著的“异域”感。正如它的地理位置，土耳其在文化上也已十分靠近亚洲。伊斯坦布尔的国际机场很宽敞、灯光充盈、穹顶很高、购物选择丰富，就像国内的大多数机场那样。到达大厅的一角，饮用水装置上赫然出现了“热水”的中文字样，我乐呵呵地拍照发给国内的朋友，说我“回家”了。我只是在伊斯坦布尔闲逛了几天，很多著名景点也错过了，但那个城市让我备感亲切，触发了些深深浅浅的怀旧情绪。
我住的民宿楼下有家鲜榨果汁店，狭小的门面被玻璃柜和马路隔开，柜里摆满了五彩缤纷的塑料水果模型。店家是位身材壮实的青年，在一米见方的空间里显得挺局促。操作台上是个简易的手动榨汁机，台面上还残留着果汁，两块抹布看起来不太干净，小作坊似的。由于不怎么会讲英语，他拿出手机输入数字给我看，我盘点着钱包里新换的土耳其里拉，从中仔细挑出正确的数目组合摆在玻璃柜上，他冲我比了个大拇指，把硬币随意扫进抽屉，纸币则被他卷起来，插到一捆被橡皮筋绑着的钞票里。他将果汁倒入塑料杯，放进塑封机的圆环里，小心压下手柄。我关注着他缓慢的动作，默默等待、更期待着，就像回到了小学，我和朋友们挤在街角的卷闸门下，对着那些大桶里掺了色素的“珍珠奶茶”眼睛发亮。
在索菲亚清真寺门前，我被一个戴黑色头巾的年轻女人叫住，她手里拉着个小姑娘，大约五六岁年纪，怯生生又充满好奇地看着我。我猜这是对母女，母亲晃晃手里的手机，又指了指女儿，说：“photo，OK？”
我说，当然，没问题。我伸手要从她那儿接过手机，她却连连摇头，指指我，又指向小女孩，举手做出拍照的动作。我这才明白，她是希望我和她女儿合照，因为我是个“外国人”。十几年前在天安门广场，我也和“老外”合过影，那时我的父母也不会讲英文。千禧年前后，尤其在小城镇居民中，和外国人合影是种流行，回想起来，我觉得那时的很多中国父母让人佩服，在国际化程度尚且很低的背景下，他们能打破语言障碍大方地同异域来客交流，就像这个土耳其妈妈一样勇敢。
我以为那个时代早已过去，然而在伊斯坦布尔，历史在我身上再度发生，并调转了我的角色。感到荒诞、好笑的同时，我被土耳其小女孩那害羞又期待的眼神触动了。回望自己的“来处”时，我心里突然充满温情，她的眼睛诉说着某种所谓“欠发展”状态下人的质朴、一种东方式的“纯真”。
东西方各有各的“纯真”，我认为东方人的纯真主要是对“人”，西方人的纯真对“物”。或许追根究底，这是海洋文明和农耕文明之间的差异——航行家因好奇远方的宝藏而出海，农民守着家庭和土地，因而对人更“亲”。
这里所说的“东方”也并非纯粹的地理概念。这种东方性并不常见于欧洲大陆的东边（譬如波兰、捷克、匈牙利这些地方），而更多栖居于南欧，在地中海沿岸。就欧洲内部而论，南欧的风貌似乎更“东方”，这种近似体现在城市规划、艺术审美、生活习俗、社会性格等等方面。比如，南欧海岸线的彩色居民小楼破旧、无序、散漫且快乐，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常见极简风的建筑设计，流畅的线条、暗哑的色调、冷酷的布局下隐匿着对自然环境极高的尊重和配合度。那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美学，北欧人内敛、边界感极强、崇尚人文精神和个体独立性，南欧人则是热情直率的群居动物，相比之下，后者无疑更符合世界对“东方”的看法。
关于东西方的文化差异，我没少和居荷的朋友讨论——主要是跟来自东方的朋友。
我在荷兰交到最好的朋友赫拉是约旦人，她大我几岁，十几年前拿到大众传播学位，之后辗转几家世界闻名的新闻媒体，后来成了一名独立纪录片制作人。我也学过纪录片、当过新闻编辑，背景的相似性让我们熟悉起来。
总之，CTA是一种微创、可操作性强的血管显影技术，当CT图像可满足冠状动脉官腔评价时螺旋CT显示中、重度冠状动脉狭窄的准确性较高，有助于冠心病临床方案的制定，有效避免冠状动脉正常或不需介入治疗的患者行有创的CAG检查，基本适合于冠心病患者的筛选检查。
圣诞市集与热红酒，赫拉（左一）
赫拉来自约旦，与我这个无可辩驳的“东方人”不同，她代表的是西方之东方，而东亚是东方之东方。阿拉伯人是最初连接起东西方的纽带，对于西方人来说，他们是东方人，而对于东亚人而言，他们来自遥远的西方。所以对于赫拉与我共同的“东方性”，我是有些惊讶的。更让我没想到的是，赫拉似乎对其东方身份认同比我更深。
不久前，我将她介绍给来自英国的好朋友认识。我、赫拉，还有一对英国情侣坐在那不勒斯混乱的夜间街头，赞美玛格丽特奶酪、新鲜罗勒叶，以及意大利人和面的手。那是个美好的夜晚，四人都沉浸在逃离西欧阴雨天的快乐之中。我从不担心我的朋友们会合不来，这是几率很小的，我自认为我的朋友们都是思想先进的“世界青年”（这话颇有自我吹捧之嫌，但我并不羞愧，至少我在为之努力）。那天初见面大家相谈甚欢，客套的、玩笑的，轻松的、严肃的……我们聊了很多话题，像一场理想的世界青年聚会。
不过，和睦之下亦有暗涌。赫拉和英国朋友的对话中时而可见东方和西方视角的软碰撞，往深处看，甚至可以说那是当代语境下东方人对话语权的争夺。
赫拉说起约旦的旅游业，说她的国家并非只有沙漠，安曼四季分明，春夏时节也是绿意盎然，死海沿岸的盐结晶像凝固的白色浪花一般非比寻常……她兴奋地拿出手机展示照片，我从未见过她这么热切地分享和表现的一面，她此前在各种派对上总是寡言、冷静和十分温和的。她说，可惜一提起约旦，人们就只想到著名的佩特拉古城，想到炎热、干燥、驼队、面纱……有一回她竟被荷兰人问：“你们出门会骑骆驼吗？”
英国的两位朋友大为震惊，指责问问题的人愚蠢且冒犯，后又转折说，其实他们也看过很多关于约旦和中东地区的纪录片，大多都在呈现那个地区所谓“独特”的风景、饮食和宗教，很少描绘当地真实生活的多样性。英国人沉思，“包括我们，也并不真正了解那里的文化。大众媒体总是在灌输刻板印象，的确很难躲避。”
我想到西方镜头下的故宫和长城，中国当然也不只这些。但我没有说什么，只是沉默地点头表示赞同。其实反过来想，在信息泛滥的年代，或许只有贴上标签才能被人记住，刻板印象固然不妥，在某种程度上却是必要的沟通润滑剂、甚至自我宣传的工具。
赫拉又提起一些海湾国家的历史与创伤，“我真的为他们感到抱歉，他们的问题其实都是‘别人’带来的。”她说道。
“英国正是其中之一。”英国人喝了口酒，淡淡地说。
“这很难说，不是吗？”英国人笑着说。
走回酒店的路上，赫拉告诉我，她有些后悔说了那些话，甚至觉得抱歉，因为她的话逼得英国朋友自我“指控”。我让她千万不必自责，因为我非常了解我的好友，她一向很少说英国的好话，“放心吧，她对自己的英国人身份是爱恨交织——恨多于爱。”我说。
英国人自然不会感到不快，甚至可能很快就会忘记这场谈话，但我会记得赫拉在交谈中展现的姿态，我从中看到了东方人寻求挣脱西方凝视的强烈愿望。或许在一些情形下，我也曾同赫拉一样，感到某种为自己文化背景“正名”的使命。
然而刻板印象是无法消除的，即便是在经历了数十年联盟和一体化进程的欧洲。从某些方面来说，欧盟内部的国家边界似乎确实已很模糊，欧元普遍流通，一张签证就能在众多欧洲国家之间毫无障碍地自由行走。我常被父母调侃：“几天没联系，你又出国啦？”我说：“是啊，和你们‘出省’差不多。”
然而，纵使西欧邻国之间也流传着大量的“刻板印象”：德国人总是严格遵守交规、有着较强的时间观念和规划意识；荷兰人大嗓门儿、不守规矩、缺乏责任感；法国人假优雅、真傲慢、讨厌说英语……人们总是一边尝试规避刻板印象，一边不由自主地乐在其中。正如聚餐时我对荷兰同学开的玩笑：“这点儿辣对我的中国胃来说不算什么，你们就算了。”
四、这里，别处
时常搬家、到处游走的人似乎对自己“在哪儿”更加敏锐，能清楚地感知周遭环境的变化，以及自己的相对位置——无论是物理意义上的位移，还是自身的文化席位所在。坦诚讲，在荷兰生活且学习艺术总让我有种边缘感。人文艺术研究领域——尤其是以欧洲为土壤、在欧洲成长起来的研究，正越来越频繁地提及“欧洲中心主义”的概念，这种重视主要在于批评，欧洲学者们正围绕其“不正确性”进行反思。欧洲视角看世界的倾向的形成原因复杂，暂且抛开这些不谈，欧洲文化的全球地位至今仍在中心，无可否认，其所挟的优越性也的确值得反思。
在那不勒斯相聚的朋友们
我曾读到一篇关于日本影史的文章，作者是电影研究领域的一位著名西方学者。字里行间，纵使他审慎地使用着学术语言，那种对日本电影美学的私人痴迷也难以掩饰。他论述日本的历史根源、文化背景、社会价值，层层剖开一个他所理解的日式精神世界，以及其在日本艺术表达中的体现。那篇文献我读了几页便失去耐心，这位大学者洋洋洒洒数十页，试图抵达一个分析性的终点——某种关于日本美学特色的结论。在我看来，那是种徒劳。他想要解读的日本美学的“核”是种韵味，很难用逻辑阐明。《东京物语》中所有那些琐碎的日常、内敛的表达、悠长的愁绪和工整的景致，对于西方电影来说像是天外来物，如此令人惊异，于我而言却很是熟悉，甚至一目了然，那节制和怅然的底色很容易令人联想到日本文学，以及日本社会显著的东亚面貌。当然，我对于日本电影的理解不可能更加学术，却是纯正、微妙，甚至更准确的。在文化身份这一层面，作为东亚学生的我或许天然领先了西方大学者一大截。
日式美学之所以在欧洲学界引发崇拜，是因为它来自地球另一面，陌生而神秘，但这种西方的追捧反而让我略感不适。欧洲投向日本的好奇目光更像是某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凝视，凝视者坐在漆黑的观众席里观察，他们自认为让出了中心位置，隐身于灯光之外，从凝视中获取一种自欺欺人的满足。当他们尝试记录时，西方式的视角始终存在，而舞台聚光灯下的“异域美”仍被边缘化着。许多西方人对日式美学的概括式理解——至少在我这个敏感的东方人看来，实在太单薄。
然而可悲的是，作为亚洲人——一个“欧洲中心主义”审视下的潜在受害者，我发觉自己竟也被困在这样的视角里。
我始终以“liberalism”（自由主义）标榜自己，讨厌将生活政治化，讨厌总是严肃地探讨对错（这里我是指广义的政治，而非日常所说的相对于“经济”“文化”概念的“政治”）。这也是我写小说的指导原则——关注人类情感的自然发生，且仅止于此。说得崇高一些：我觉得艺术的自由创造空间比任何“正确性”都要重要。在这一点上，我和一些来自欧洲的朋友相似。比如班上那个卷发的希腊男生，他上课从不准时，在街角的一家披萨店兼职打工，声称自己家里除了一张床什么都没有，很少参加鸡尾酒局，因为总是“濒临破产”，他阅片量数千，特吕弗、费里尼，或安东尼奥尼，几乎找不出他没看过的艺术片。有次闲聊，我们达成了一个价值共识：我们都不是“政治人”（not a political person）。
一旁的伊朗女孩，比我俩都要年轻几岁，看着我们认真地说道：“你知道，在伊朗，没有人能说自己‘不是个政治人’，因为你根本无法不是。”
这句话深深地震动了我。人类的“斗争”并不相同，北欧人在冬季雪夜的虚无主义思索是一种斗争；西欧人为了涨薪而罢工是一种斗争；北美的枪支暴力和种族歧视游行同样是一种斗争。伊朗女孩的话令我羞愧。身在欧洲，我曾默默嘲笑身边一些西方公民对东方社会的浅薄理解，觉得他们的许多论断有些幼稚，甚至趋于“傲慢”。而我并没有意识到，在这样的过程里，我已然错误地定位了世界的中心，我穿梭在欧洲和我的来处之间，进行种种比较和反思，我的“这里”和“别处”构成了我衡量好与坏的标尺，两点一线。我丝毫没意识到，真正的别处被我长久地忽视了，这与我所唾弃的西方式的“优越感”又有何异。
周末派对，伊朗姑娘小N（右）
去年，一个伊朗女孩的死亡再次在这个国家引发动荡。事件刚爆发时，我才离开新闻行业不久，仍保留着关注西方媒体的职业习惯。于是我成了一群朋友中对伊朗时事最“了解”的那个，时不时能和这位伊朗姑娘聊上几句。关于新闻图片里的流血事件，我起初仅将其描述为“the things that are happening（正发生的事）”，直到伊朗姑娘郑重其事地说：“This is a revolution.”
她曾眼圈红红地来到教室，因为看到一条德黑兰某街角发生袭击的视频。我试图安慰说，希望那些受伤的人无大碍。
她点点头，说：“这是我家附近的街道，我刚刚在给妈妈打电话，确认他们没事。”
手机屏幕上那些远方的悲惨画面在一瞬间变成了身边的“具体”，而透过这种具体，我瞥见伊朗人的勇敢品质、热烈情感、自由意志，这些共同诠释着属于那个国家的浪漫主义。
我再也无法大言不惭地说“我们不要谈论愚蠢的政治了”。
五、尼德兰
话说回来，“不谈政治”在荷兰是很容易的。荷兰绝非一个政治意识强的国家。在荷兰的许多朋友都知道我曾在英国生活过，我也不止一次地被问：你更喜欢英国还是荷兰？
这个问题通常出自非荷兰人之口，我大可坦诚回答：“我好像更喜欢英国。”
提问者自然会追问为什么，我每次的回答都不太一样，有时温和，有时则更犀利。前一种说法是：“很难讲，我觉得英国人比较讲礼貌，更友善些。”后一种则是：“说实话，我觉得英国更包容外国人，种族歧视也更少。”说到底，我觉得英国相比荷兰更加“政治敏感”。
也不止一次，朋友听到我的回答会大吃一惊，很多人心中，伪善、冷漠、白人至上该是英国社会的病症，荷兰才是更自由、包容、多元、国际化的那个。这些关于荷兰的普世印象，我并不否认。但实事求是地说，我独自在英国读书的一年多里，得到的关怀和帮助远远更多，我所认识的英国是既留存着古老风度，也充满了现代精神的地方，我始终觉得大家对英国的“傲慢”是存在“偏见”的。
“英国人哪里是真友善，他们不过是擅长假笑，转过头去就翻起白眼，嚼起舌根了，”朋友开玩笑说，“荷兰人至少不拐弯抹角，直率很多。”
“这——倒也——没法否认。”我说。英国式的假面和刻薄总被津津乐道，就连英国人自己也喜欢借此调侃。个人而言，若非要在坦诚的粗鲁和假装的良善之间做出选择，我大概会选后者，我甚至认为“现代文明”的一大功课就是“伪装”，如果教育不能胜任将人文主义精神播撒、根植于人类社会，那么至少应该教会人类去伪装成“人”。
话说回来，荷兰社会总体仍是文明程度很高的，它的这种“弱政治意识”也并非没有好处，我总会在称赞英国一番之后作出转折：尽管荷兰让我有点儿失望，但它是个让人感到舒适的地方。
刚到英国读书时我年纪还较小，对于“归属感”仍有所执着。或许因为从小接触了太多欧美流行文化，我对西方文化的适应力算是很强——甚至炸鱼薯条对我来说也是种美味。抵达英国后，我终于得以摆脱多年的校园集体生活，拥有了自己的卧室和卫生间，并真切地生活在那些曾在小说、影视剧中看过的风景里。而独立带来的快乐和迁徙的新奇感并不等同于“归属”，日子一久，我发觉英语时常局限住我的表达，连绵的冬雨总让我精神萎靡，甜食导致的体重上涨令我忧虑，如此种种之后，我滞后地认清了自己的“局外人”身份，在失落中决定离开。跨文化的经历能带给人内在的、质性的成长，于我而言，最大的感悟就是放弃追求所谓的归属。若将生活的本质看作变幻的心情，而非稳定的常态，我便不必“属于”任何地方。只要在某处活得舒适，何须给它安上个“家”的名号？荷兰生活完美地匹配着这种漂浮心态：自在地停留，且随时可以离开。
相比英国，荷兰更让人放松。荷兰没有自己民族标签的所谓“主流”文化，甚至连母语荷兰语都显得无足轻重。隔壁英国还在斤斤计较美国拼写不是“正经英语”，荷兰人已个个满口熟练的英文，对于身边的外国人是否会讲荷兰语，他们似乎也并不在意。正是这样的语言环境让荷兰变成了非常国际友好的地方，在这里，语言貌似是个问题，同时又不成问题。假如你不会讲荷兰语，没关系，荷兰人的英语出色；假如你对自己的英文不自信，也没关系，在这里，英文对于所有人都同样是第二语言。来荷兰生活的外国人无需在“融入”的问题上纠结，究竟要融入进什么、融入到哪儿去，这些问题的答案本就模糊。
当人们提起“不列颠、星条旗、法兰西”这些词语，各种精神层面的注脚总会浮现：帝国和女王、自由和美国梦、浪漫和高雅艺术。而提到荷兰，许多人只会想到风车和郁金香——甚至不是梵高和伦勃朗。荷兰人没有紧抱着过去，也不热衷于放眼未来，他们朝九晚五，忙忙碌碌又漫不经心。
在大陆西岸的角落，荷兰人只是两指夹着烟，坐在残破的河道边，等待夜幕降临。他们面朝着下沉的夕阳，背后是红灯区渐渐升起的喧嚣和点亮的霓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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