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柏田

　　一、 兄弟

　　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16岁的宁波少年张继光提着一只竹箧，乘坐招商局的新江天轮，登上十六铺码头，开始了他长达半个世纪的上海寻梦。二叔早几年到上海，此地关系活络，介绍他进同乡开办的何祖记营造厂谋了个差。这少年人聪明，又吃得苦，“上茶会”、“灵市面”，样样在行。三年满师，又得贵人（本地一个叫杨斯盛的水木行前輩）相助，自己开了一家小厂——协盛营造厂。

　　没几年，生意愈做愈大，在虹口和杨树浦一带盖了许多花园洋房。又与洋商合作，在外滩边的汉口路盖了大清银行大楼，算是在有着万国建筑博览会之称的外滩也露了脸。张老板还想把生意做得更大，南京、武汉，什么地方的活都接。1904年，协盛营造厂承建汉口太古洋行一号库，被张继光派去汉口负责其事的，是他的好兄弟，来自鄞县西乡一个叫走马塘的村庄的沈祝三。

　　这个人，日后将带给武汉营造业三十年的辉煌。

　　走马塘位于邑内茅山之阳，是一个兼具水陆之饶的古村，其得名，是因为自北宋至明清这里出了数十名进士，缙绅驰于道，车马辚辚，故于河西岸筑堤塘五里，方便进出。但沈家薄祚寒门，祖上显然没有出过大官或有名的读书人。由于家境贫寒，他很小时父亲就因病去世了。他在家乡读了几年私塾，无力再继，母亲便送他去学木匠。想读书而不得，这一直是他很大的一个心病。不久，他跟着舅舅孙仁山去上海谋生。到了上海，他把原名沈栖（字卓珊）改掉了，取了个听上去更好记一点的沈祝三。孙仁山有位朋友叫王文通，在杨瑞泰营造厂做事，便把他介绍了过去，做了一段时间后，他转到了协盛厂。

　　生于1877年的沈祝三长张继光五岁，两人幼年失怙，遭受失学之痛，又入了水木行，早早到上海闯荡，人生早年经历庶几相近。和入行早些的张继光一样，沈祝三也是一个好学的人，从看门的印度人那里学得了一口洋泾浜英语，还学会了看英文建筑图纸。张继光对他自是很器重，派他去南京，协助监督英商太古洋行工程施工。该工程须凿旱井一口，因是日夜开工，天又下雪，夜间工人畏寒，不愿下井，沈亲自下井，动手作业，身为监工能这么做，英商对他也很赞赏。到了1904年，太古洋行在汉口建一号仓库，该洋大班依然请协盛营造厂承建，同时点名要沈祝三去汉口主持整个工程。

　　当这个27岁的年轻营造商来到武汉时，这座长江边的大城正在洋务和新政的刺激下迎来急遽生长。自1889年张之洞督鄂以来，十余载苦心经营，开工厂、造机器、设学堂，号称九州通衢的武汉已成为仅次于上海的中国第二大商业和工业制造中心，浩瀚的长江边最早开化的地块，开始出现商业中心，有了租界，各种风格的建筑也在拔地而起。

　　太古洋行的仓库完工后，沈祝三又受上海协盛委派，主持平和洋行一家打包厂的施工。平和洋行是一家总部设在香港的英国商行，在汉口设有分行，主要从事打包业，即把收购来的江汉平原的棉花机械打包，再装运上船，长途海运至欧洲。沈祝三承建的平和打包厂，由五栋既独立又联通的厂房组成，是武汉最早的多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厂房，技术含量极高，打包厂建成，沈祝三算是在汉口营造界站稳，开始接手本地区其他建筑工程。

　　大概就在这个时候，张继光、沈祝三这一对兄弟闹起了别扭。用现在的话说，这是一次信任危机。这危机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冲突的结果是沈祝三不再回上海，留在了汉口。而上海协盛方面则发布一则声明，称汉口的所有工程概由沈祝三个人负责，与上海协盛无关。

　　1908年，沈祝三正式离开上海协盛，在汉口开出了自己的营造厂。谁也没有想到，他把营造厂取名为“汉协盛”。这不忘旧恩之举，却没有换来张继光的回首一顾。反正自此以后，直到他们先后去世，兄弟俩好像连见一面都没有。自己做了老板的沈祝三开始大量购入汽车、拖轮、拖驳等运输工具，从国外进口英式打桩机、混凝土拌和机和电动控制的起重设备，明眼人都知道，这些都是大型工程建造之需。他准备搞个大的了。

　　二、海明斯和伯格莱

　　大约是沈祝三从上海逆水而上来到汉口的二十世纪初，两个毕业于英国伦敦皇家建筑学院的年轻人，海明斯（Robert Edwin.Hemmings）和伯格莱（Berkley）也来到汉口淘金。尽管他们来自大英帝国，又有建筑设计的学院背景，但在洋行林立、资本为王的这座远东内陆城市，他们也揽不到大工程，只能先从事零星的建筑设计安下身来。

　　大致猜测，不会早于承建平和洋行的打包厂时，沈祝三开始与海明斯交往。考虑到海明斯来自英国，又有工程技术，在租界当局和领事馆有一定人脉，他最初应该是在建筑业务介绍和银行贷款上给予沈祝三一些便利，并收取一些佣金。一种说法是，沈祝三开办汉协盛得到了海明斯的鼎力相助，技术帮助之外，海明斯还凭借自己的特殊身份为其广揽英商在汉建筑工程。

　　另一种版本传说，汉协盛一成立，沈祝三就出资给这两位外国建筑师开办了专门从事建筑设计和工程监理业务的景明洋行（ Hemmings&Berkley），帮助他们在汉口扎下了根，外国职业建筑师与本土建筑商由此开始了一次长达三十年、堪称完美的合作。汉协盛通过这家洋行几乎揽走了外商在汉的所有建筑工程，两位英国人则把他们一生中最好的时光和设计作品留在了汉口，直到战争爆发不得不离开。汉协盛和景明洋行都成立于1908年，如此看来，这种传说也不全是捕风捉影。

　　然而，据专门从事现代城市与建筑研究的谭刚毅教授考证，景明洋行的两位创始人海明斯和伯格莱并不是同一时间来到汉口，甚至严格意义上，他们也算不上英国人。海明斯出生于新西兰北部一个名叫芒阿图罗托（Maungaturoto）的小镇，父亲Francism Hemmings是农民，他是家中次子，在镇上中学念完书就前往奥克兰，工作几年后前往悉尼，他的建筑设计也不是在英国伦敦皇家建筑学院学的，而是在悉尼。

　　在谭教授绘出的海明斯的职业生涯图上，可以看出，海明斯第一次来到远东是1903年，第一站是香港。他在香港的“理及柯伦治机器司”（Leigh & Orange）从事绘图，一直到1907年。1908年初，时年三十岁的海明斯来到汉口，与一位海军军官的女儿埃米莉·格特鲁德·维潘（Emilly Gertrude Vipan）小姐结婚，并在中国的这个内陆城市开始了他的职业建筑师生涯。很快，他在汉口推出了自己的第一件设计作品，那是一幢为圣教书局设计的新楼，用的是他最为熟悉的古典外廊式立面，另外还有一些细节显现了景明洋行日后的风格：钢混结构，砖墙承重，底层喜用当地出产的花岗岩或大理石。

　　他日后的搭档伯格莱，来到汉口要稍晚些。从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皇家建筑师学会检索到的一份资料可知，伯格莱英文全名Ernest James Berkkley，比海明斯小四岁，1882年出生于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一个叫本迪戈（Bendigo）的小镇，他是家中长子，1900-1905年在本迪戈矿业学校学习建筑学，父亲去世后，他离开家乡小镇，随母迁至墨尔本，曾在墨尔本短暂从事绘图员工作，1907年赴香港丹备洋行从事建筑助理的工作，直到1912年来到汉口与海明斯合伙。

　　这两个外籍设计师联手，使景明洋行很快成为了这个新兴城市建筑业的翘楚，汉口的近代建筑有很大部分出于他俩之手。钢筋混凝土技术最初就是被这两个外国建筑师引入汉口，并被运用到一些欧洲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上。景明设计的作品涵盖银行、洋行、工厂、影院、饭店、仓库、高级住宅以及里弄住宅，且大多交给沈祝三的汉协盛承建。世纪初一份当地出版的白话文报纸上，还能找到汉协盛当年打出的霸气广告：“汉口各大工厂学校商店银行多为本厂所建”。

　　伯格莱在汉口只生活了五年。1915年秋天，他短暂回国，娶了一个市议会议员的女儿Olive Pittard为妻。他与“橄榄果”娇妻在度过几个月甜蜜的婚假后应召再赴武汉。在船上，他染了病，发热，呕吐，随船大夫又查不出病因。1917年，他回到汉口不久后就去世了，身后疑无子嗣。根据《孖剌报》（一种香港早期英文日报）“行名簿”的记载来看，从1912年伯格莱加盟景明洋行到他去世，该行除了短暂加入过两个新成员J.C.Rice和 F.S.Reynolds，一直都是由他们两个创始人担纲。故可以确定，景明洋行在武汉的早期建筑，诸如保安洋行、台湾银行、平和货栈、辉记洋行新货栈、顺丰茶厂、英亚货栈、日信洋行、日清轮船公司货栈等，大多出于海明斯和伯格莱之手。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分别建于1915年、1916年的两幢建筑，英商保安洋行大楼和台湾银行大楼。两幢建筑都采用了景明洋行最为擅长的钢筋混凝土结构。位于青岛路上的保安洋行大楼，采用当时最为流行的爱德华巴洛克式样，以转角的圆形塔楼为主导，立面则表现出横竖三段式构图原则，中段即三至四层设有统高的爱奥尼柱式。

　　作家方方曾如是评说保安大楼：“虽然现在已呈一片破败，但走近它细细看过，你完全可以看出它在当年曾经有过何等的豪华大气。这幢有如破落贵族一般的房子，依然努力顽强地证明着它的曾经有过的华彩岁月，透过它的缝隙和角落，以及它的浮雕和拱型窗口，能瞥见它闪耀着的光芒。”

　　臺湾银行虽也有古典柱式的运用，但已纯然一派新古典主义的简约（也有一说台湾银行大楼是华人建筑师卢镛标设计的）。 一份1917年出版的建筑学年鉴上说，景明洋行虽成立时间不长，因其在业界表现优秀，已被任命为英俄在汉租界区建筑物的检查员，并赋予建筑设计的审查权。

　　汉协盛与景明洋行的关系，此时竟到了如胶似漆的地步。坊间传说，位于鄱阳街青岛路口的那幢气势宏大的六层高楼——景明大楼，就是沈祝三送给海明斯的。景明洋行除了自己承担设计绘图和内部装修费六万元，其他一切都由沈祝三包圆。汉协盛支付材料和施工费共计八万余元，其中还包括景明洋行收取的总造价百分之五到十的一笔监工费。

　　汉协盛似乎是亏大了。但这笔账，没有人比沈祝三划拉得更清楚。以后的十多年里，景明洋行设计的大楼几乎都让汉协盛包圆了：英商汉口电灯公司、德商捷臣洋行、圣玛丽亚学校、南洋兄弟烟草大厦、横滨正金银行、日清轮船公司仓库、日清邮船公司大楼、卜内门洋行、汇丰银行、璇宫饭店、国货商场、亚细亚火油公司、大孚银行等。这一时期的景明洋行，可谓人才济济，除了海明斯和最早的几个合伙人，外籍工程师尚有毕业于英国伦敦皇家建筑学院的英国人何伯乐、毕业于德国柏林土木建筑工程学院的德国人韩贝礼、毕业于德国格阿高级工程建筑专科学校的德国人石格士，他们还带有刘根泰、钟前功、蒋啸涛、许佩青、顾本祥等一帮中国助手。日后，这些中国助手大多开出了各自的建筑师事务所。以至到了1948年，汉口市编制建筑师执业登记清册，二十九名华人建筑师中有一大半都是出自景明洋行。

　　当然，汉协盛不只做景明洋行设计的作品，其间还承接了汇丰银行大楼、汉口总商会大楼、浙江实业银行大楼等著名建筑的施工。与海明斯和伯格莱交往中阔绰的出手，只是沈祝三善于经营、长袖善舞的一个侧面，当时同业间口口相传，汉口浙江兴业银行经理王道平是沈同乡好友，汉协盛资金周转不灵时，沈常在兴业透支，作为回报，沈把王的弟弟王佑霖聘为阜成砖瓦厂名义上的总管事，每月发给一笔不菲的薪金。

　　沈祝三来到汉口的世纪初叶，汉口租界区的建筑还是以外廊式样式为主，后又短暂出现了折中式、安妮女王式，与上海相比，滞后二三十年。景明洋行与汉协盛联手后，爱德华巴洛克样式、新古典主义风格在汉口迅速流行，到后期，Art Deco装饰艺术风格和现代主义风格的作品也已出现，与上海二三十年的差距基本得以拉平。对海明斯来说，与沈祝三在汉口的合作，固然是他职业建筑师生涯的兴盛期，但还不是终点，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在短暂移居香港后，他又北上天津开设设计师事务所。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出版的《外国在华工商企业辞典》 “景明洋行”条，记载了海明斯在天津开设分号的经过：

　　“1920年代初于天津英界领事道设分号，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准会员W.G.Parkin为合伙人。未几津行别立，更西名为 Hemmings & Parkin，华名仍称景明，花旗银行、天津平安电影院、麦加利银行、和记洋行工厂及乡谊俱乐部主楼等建筑均其杰作。1930年中，天津景明改组为有限公司，更西名为Hemmings&Parkin，ltd.汉口及天津两处景明，1940年代初均仍见于记载。”

　　一些文献称，海明斯于1938年武汉沦陷后回国，此后再未涉足中国。但海明斯最终并没有回到新西兰北部他的出生地芒阿图罗托小镇。1936年11月，海明斯在天津去世，他曾经工作和就学的奥克兰和悉尼的报纸上曾刊登他去世的讣告。

　　三、失明症

　　当海明斯把业务重心移向天津时，沈祝三开始在中国本土建筑师中物色合作者，这些中国建筑师几乎无一例外都有出身景明洋行的背景，最著名者，是离开景明后开出汉口第一家华人建筑师事务所的卢镛标，一个来自浙江舟山的渔民后代。

　　卢镛标是在二十年代初经其兄卢东阳介绍入职景明的，他函授自学了美国一所大学的土木工程专业，擅长Art Deco 设计风格。汉协盛与其合作，承建了位于江汉路的四明银行大楼，这幢当时汉口最高的银行建筑，七层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立面线型取简洁现代的竖向划分，建筑规模甚至超过了上海的四明银行总行大楼。1935年前后，汉口租界相继落成五座现代艺术风的商业建筑，采三十年代流行的Art Deco折线形摩登风格，规模和质量皆为当时汉口之首，卢镛标事务所设计的占到三席，分别为四明银行、中国实业银行和中央信托公司，另两席大孚银行和聚兴诚银行则出于景明洋行的建筑师之手，可见其不凡实力。

　　汉协盛的另一个重要的合作者，是考取庚款留学美国的学霸级建筑师庄俊，此人回国后曾协助美国建筑师亨利·墨菲设计清华学堂校舍，并于1925年开出了上海第一家华人建筑师事务所。他还是1927年成立的中国建筑师学会的首任会长。庄俊与金城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周作民交情很好，事务所成立后第一个设计作品就是上海金城银行总部大楼，1930年他到汉口，第一个作品还是跟金城银行合作，那就是交给汉协盛做的汉口金城银行。金城汉行的最大特点，是正面的七间八柱都采用了西方古典的廊柱样式，廊柱高达三层，二层开有圆形拱窗，另一个特点是台座极高，须迈上二十一级台阶方能登上首层地面，这正是典型的学院派古典复兴主义风格。

　　这些高楼落成时，沈祝三已没有机会亲眼见之。从1918年开始，由于青光眼久治未愈，他双眼的视力已越来越弱，竟至到后来完全失明了。1919年，汉口总商会大楼动工时，他双眼还能视物，两年后的元旦，大楼落成启用，他已经什么也看不到了。平时，他住在六合路上的三多里，这个上海式里弄是他自己建的，里弄口的房屋是汉协盛的办公地点，内里是沈和他的姻亲同乡芦家两家的居所，工程一开工，他每天都要人搀扶着亲至现场。汉协盛最红火时，同时有二三十项工程在建，这样，三多里就基本上见不到他的人影了。沈祝三的儿子沈立禹回忆说，他当时在中学读书，到家第一件事就是给父亲读报。读报间隙，总会有人来报告工地上的事，要他父亲作出指示或决断，他发现，虽然失明了，但父亲对于汉口所有工地上的事，几乎都了然于胸。

　　进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这个精明强干的建筑商终于迎来了他事业的巅峰，同时也是他的滑鐵卢，那就是1930年3月开建的国立武汉大学。

　　四、虽败犹荣

　　武大珞珈山新校的设计师，是出身哈佛的美国建筑师凯尔斯（F.H.Kales）。凯尔斯请来他的哈佛同学缪恩钊任监造工程师。从1929年春天开始，在地质学家李四光的领导下，缪恩钊与一个叫沈中清的绘图专家一起，带着四名测工进入珞珈山开始勘测绘图。

　　他们在半山筑起一座茅草棚，在此安营扎寨，因地方偏僻，不时有野兽来袭，他们便砌了一间石屋，代替草棚以做临时居所。

　　年底，凯尔斯的设计草图出笼，以图书馆和文、法、理、工四个学院大楼为中心，再加上体育馆、斋舍（学生宿舍）等建筑物二十六所，散布于珞珈山、狮子山等十余座起伏的山丘之间。此建筑群，气势雄伟，又兼山水造化之灵动，以中式孔雀蓝琉璃瓦大盖顶为主体，又引入西方罗马式、拜占廷式建筑式样，还采用三角绞钢、玻璃天庭等最先进的技术把这样一幅设计蓝图搬到现实中，是营造匠人们的梦想。

　　400万银元，是这所大学当时的总造价。汉协盛投标了。据载，同时中标承建的，还有袁瑞泰营造厂、永茂隆营造厂和上海六合公司。现已很难查证袁瑞泰和永茂隆承建了哪些楼，从武大校长王世杰在新校落成开学时说的一句话，“承包主要建筑物的是汉协盛营造厂，老板是沈祝三先生”来看，承建新校主体工程的，当是汉协盛无疑。

　　1931年是个著名的灾年，内战打打停停，再加上日本人在东北的袭扰，牵引了政府和公众大部分注意力，以至于这年7月长江流域暴发特大洪灾时，整个社会都失去了预警反应能力。这场洪灾使武汉三镇成了一片汪洋，尤其是武昌筷子堤溃决后，汉口最繁华的中山路上，大水越过了中山桥顶，上面可以推舟行船。沿江招商码头和附近民房只有尺许露出水面;北平路陶沟一带变成了港湾，帆樯如林，两千多只小船和木盆在通衙大道上穿梭往来。其末世景象，诚如当时媒体所形容：“大船若蛙，半浮水面，小船如蚁，漂流四围”。

　　汉协盛承建的武大工程在这场洪灾中毁损严重，大量设备和建材被洪水席卷一空，再加上漏估开山、筑路等费用，工程造价不足，全球性经济大萧条带来的原材料上涨等等，眼看着一堂工程下来，不仅赚不到钱，还有可能把自己给搭进去，有人给沈祝三出主意，申请汉协盛营造厂破产，这样或许可以自救，至少可以部分止损。

　　但固执的沈听不进去。据他儿子沈立禹说，这或许与其父倔强、专制、不好交际的个性有关，一旦决定就绝不回头，一诺千金而不计得失。想到只要一停工，就没有人会来接手如此庞大的一项工程，设计图纸上美丽的大学不知何时成为现实，沈祝三决定不退。他表示，汉协盛将继续信守合同，工程质量均会着眼于保固期百年以上，施工中有不合格的，马上推倒返工，且原来承诺的奉送水塔、水池等配套工程，依然会一一兑现。

　　此时汉协盛的账上已无余钱，他把三多里、德华里、三有里、共和里的多处私宅和名下的阜成砖瓦厂抵押给王道平等银行家朋友，筹到了四十万元贷款救急。

　　1932年初，新校舍一期竣工，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蔡元培亲临现场，看到珞珈山上这些刚落成的西式建筑的白垩宫殿，赞誉说，这是他看到过的国内最漂亮的大学建筑。开学仪式上，国立武汉大学首任校长王世杰代表校方，特意表达了对一个建筑商人的感谢：

　　“承包主要建筑物的是汉协盛营造厂，老板是沈祝三先生。他的出身原很微贱，在汉口经营建筑事业有数十年之久。汉口的大部分的主要建筑如汇丰银行等都是他造的。可是现在他的目盲已有十多年了。他每天自早至晚，都坐在他的小办公室的桌边接应电话，指挥珞珈山及其他部分的工人从事工作。”

　　一期工程耗资一百五十万银元（因通货膨胀，实际耗资一百七十余万），中央政府与湖北省政府各拨七十

　　五万，尚有不小缺口。王世杰承认，汉协盛亏本二十四万：“我们真抱歉得很！在他投标之后，金价大涨，而他所用的材料中，外货又甚多，因此，据他交工的时候的估计，亏本有二十四万元之多。他的估计是不是十分精确，我们虽不得而知，而他的亏累却是无可置疑的事实。”

　　“可惜本校的经费也在十分困难中，无法补偿他。可是无论如何我们应该感谢他，当时肯以比较低廉的标价，担任这个巨大的而且困难的工事。”

　　到二期工程交工，沈祝三的负债本利已滚成一百多万元，这相当于整个武大工程造价的四分之一。沈祝三为此几乎变卖了全部家产，由富甲一方变得不名分文。这个建造了无数广厦的巨商，临到头来连自己栖身的片屋都没有了。幸有曾供职于景明洋行的德籍建筑师石格士时常接济，方免冻饿之虞。直到1938年武汉沦陷，沈祝三终于还清了所有银行欠款。

　　一所大学立起来了，承建这所大学的曾经风光无限的建筑业巨头汉协盛成了献祭。汉协盛之败，究其因，一败于天灾，二败于全球性的经济衰退，三败于沈祝三内心里的某种坚守与承诺。以今视昔，这个建筑商一诺千金的坚守，却让汉协盛虽败犹荣。

　　1941年，偿还完所有债务的沈祝三在汉口去世。其时，抗战的U形转弯的拐点还没有到来，国中都在黎明前的黑暗中苦熬。沈祝三的三个儿子，大儿子沈立尧在鄞县老家，另两个儿子沈立舜和沈立禹，一个在金陵大学学化工，一个在西南联大学机械。他的妻子吴琴芳在把一所女子中學迁到四川万县后，独自回汉，陪他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时光。

　　抗战胜利后，吴琴芳想要重振汉协盛，招回了在后方的两个儿子，立舜任经理，承接建筑业务，立禹任副经理，掌管阜成砖瓦厂。然时世已移，汉协盛终究没有起色。

　　沈立尧1943年在宁波鄞县;

　　吴琴芳于1980年去世;

　　曾短暂执掌汉协盛的沈立舜，于2007年在武汉去世。

　　作家方方如是谈及沈祝三之死：“他生在宁波，死却在汉口。斯时，他的两个儿子在后方读书。待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们返回武汉继承父业，但这时候的汉协盛光芒不再，没有沈祝三的汉协盛，是一个没有灵魂的企业。从1908到1949，汉协盛在汉口如同太阳一样升起，又如同太阳一样落下，每一个工地都是它的舞台，它足足上演了四十一年的大戏，留下的果实，至今依然辉光四射。”

　　五、伦敦归来

　　时当让沈祝三等大批中国实业家遭受灭顶之灾的经济大萧条的风暴生成前夕，1929年5月，银行家张嘉璈带着几个亲信随从，正开始一年之久的欧洲之行。

　　之前两年，北伐、新政府开张、二次北伐，军事和财政如同搅拌机一般地高速运转，已让四十出头的他心力交瘁。中行自开办以来，不管政体如何变更，终不能与当局脱离关系，而军人不明财政，处处干涉，让他这两年里大感违和，甚至给逼到与最高当局撕下脸面的地步。好在上年中，中央银行已高调开张，中国银行虽不得不被强灌下大量官股，但保住了中行牌子，改组为“特许国际汇兑银行”，也算是群狼环伺下最好的结果了。时下，中行董事长张嘉璈唯有一念，那就是把中行办成一个具有国际水准的近代化大银行。此次欧游，正是为了“参考各国银行之最新组织”，启动改革，若能先开出中行的海外机构，自是更好。

　　考察为时十个月，走访欧洲银行十八家，走得越多，看得越多，危机感也愈深。许多感受都写在了给朋友贝祖诒（建筑师贝聿铭之父）的信里。“此次出来看看，伦敦各银行竞争之烈，生意之迁就，对待主顾之勤恳，令人惊叹。本行暮气太深，不能精进，前途殊属可虑。”与财政大臣、财团领袖、银行家们一次次商谈、酬酢的结果，是终于在1929年11月，在伦敦岛德白洛特街三十四号开出了中行的第一家海外分号——“中行伦敦经理处”，虽只是三间门面的办公室，全部职员加上英国人卢克斯也才五人，但在世界金融中心的伦敦弄出一点响动来，实非易事，“先使伦敦市面，知有中国银行”，“国际张”雄心勃勃，还计划在纽约、大坂等地继续开设分号。

　　虽然劳累奔波，心情却颇觉畅快，他认为这是环境的关系。“中国环境总是使人神体均弱，如何使人能成事业？而自爱者处境愈苦乎？”他向在国内的贝祖诒许诺，届时一定让贝也出国一行，有一番切身的感受。

　　信中还说，因为要参加国际商会第五届大会，老友陈光甫也来伦敦了，时常在一起晤谈。说到中国银行与世界级优秀大行的差距，就好比拿钱庄与中行去比，因此想着，如若要中行复兴，一定要从速改良组织，养育人才，在行员身上下训练功夫，实在不行，就向国外借。

　　此次欧洲考察后，中行引进国外银行的会计制度，采用国际通用的借贷记账法，广设境内外分支机构，凡此种种，自是张嘉璈此次取经正果，也使中国银行业真正开始与世界对接。另一个成绩，他几乎很少说起，他为中行从伦敦引进了两个人，一个叫张肖梅的经济学家和一个即将完成学业的青年建筑设计师陆谦受。

　　出生于浙江镇海一个富商家庭的张肖梅，是一个才貌俱佳的女子，金陵女子大学毕业后，入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受张嘉璈之邀，她回国后出任中国银行智库经济研究室主任（后又离开中行创建国民经济研究所），战时经济年报和西南实业规划多出其手，被业界誉为“研究美国经济同时又深悉中国经济内幕的出色人物”。肖梅云英未嫁，张嘉璈从中作伐，把她介绍给了八弟张嘉铸（禹九），一个雅好艺术品收藏的前新月派诗人，时任对外贸易局代理局长。1934年，两人在重庆成婚。

　　时年二十五岁的陆谦受（英文名Luke Him Sau，本名陆增寿），籍贯广东新会，出生于香港，那一年正就读于伦敦英国建筑学会建筑学院（Dip.A.A），即将取得令人歆羡的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A.R.I.B.A）会员资格。临近毕业，这个年轻人与张嘉璈有过一次巧遇，之后不久，他收到了张嘉璈发给他的一份职业邀请，邀其出任中国银行建筑课课长，担任中国银行名下所有建筑的设计工作。本来，作为家中幼子，陆谦受的计划是毕业后回香港继承父亲的航运业。这封邀请信改变了他的事业和人生方向。

　　陆谦受的父亲陆灼文，早年在广东参加科举落败，转而赴港从事航运致富，把家从跑马地黄泥涌村迁到了甲第连云的湾仔船街厚丰里4号。童年时的陆谦受家境优渥，一边在学校接受西式教育，一边又从父亲的一位翰林朋友处学习古典诗词和中文。据其子陆承泽和孙女陆曼庄（Luke Men-chong）回忆，少时的陆谦受文才出众，就读St.Josephs College期间，曾经获得一次中文比赛的一等奖，资品是一块金表。1922年，他从圣约瑟学院毕业后，在香港的建兴建筑事务所学习土木工程和测量技术，直到1927年去伦敦，进入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建筑专门学校（AA School of Architecture）深造。在那里，陆谦受开始接受现代主义建筑思潮的影响，并形成自己独特的建筑美学理念。

　　和许多留学海外的中国留学生一样，毕业到回国后的一段时间里，陆谦受花了数月时间前往欧洲各国和美国旅行，一份他的后人提供的他当年的旅行日记上，记载了1930年春天那次旅行的日程安排，分别为：法国九天，意大利六天，匈牙利三天，捷克三天，奥地利十一天，瑞士八天，德国二十六天，比利时三天，荷兰三天，丹麦三天、瑞典四天，然后启程去美国。日记里还夹附着一份对各地银行建筑的考察报告。可知这次旅行途中，他已在潜心观察学习各地银行大楼的设计，为将来的职业生涯作着准备。回国后直至抗战爆发，他几乎成了中国银行的御用设计师，且设计作品几乎全都集中于一种建筑类型，那就是银行。

　　六、建筑课课长

　　年轻的建筑课课长上任伊始的第一个项目是位于虹口海宁路四川北路路口的中国银行大厦新屋。这是中国银行刚买下的一块地皮。陸谦受接到的任务，是在这个占地扁长、面积狭小的地方建造一座功能完整的银行大楼，满足银行营业大厅、商业区域、员工宿舍等多种功能。用一句上海话来说，这难度无异于“螺蛳壳里做道场”。

　　与他一起合作这个项目的，是广东南海人、曾经留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建筑师吴景奇。吴在美国费城留学期间，就曾在著名的Abin Benedcit Lacy建筑师事务所实习绘图设计，回国后在学长范文照的建筑师事务所做了半年助理建筑师，不久前刚加入中国银行建筑课，成为他的助手。两人年龄相仿，经历相似，建筑设计主张和美学趣味也有许多共通之见。

　　面对一块边角料地形，最大问题是如何将资源利用最大化，两个年轻人拿着图纸和皮尺，对眼前这片狭长的地块进行了反复测量和论证，最终决定，将沿街的一面设计为“一”字形布局，南端到海宁路口作弧形抹角，以最大化获取实用空间。门面问题解决了，大楼内部的资源利用也让他们煞费苦心。一楼和二楼之间，他们采用了当时国内罕见的“单层悬挂结构”，将大梁悬挂于柱子上，增加一层室内高度，这样一楼沿街的一面展开面积就足够大，不仅可以满足作为银行营业厅的需求，还可以接纳多家商铺入驻。

　　1932年底，虹口中国银行大厦新屋建成。第二年，他们合作设计北苏州路中行十一层办事处和堆栈时，那个地区松软的土质让他们深感苦恼，但他们仍然出色完成了。陆、吴搭档还合作设计了上海恒利银行（1933年）以及中行名下的许多产业，如青岛中国银行分行大楼、大学路中行员工宿舍（1932—1934年）、极司菲尔路中行宿舍（1934年）、中行同孚大楼（1936年）、中行上海西区分行（1936年）等。他们似乎对银行建筑充满着无比的热忱，英国建筑史学家爱德华·丹尼森（Edward Denison）说，“陆谦受是那种能将一种风格、一种类型发挥到最充分的一类设计师，他总是能用最简单经济的材料和资源达到视觉上最好的效果。”在日后与妻子广裕仁合作出版的《Luke Him Sau： Architect - China's Missing Modern》一书里，他把陆谦受称作“被遗忘的中国现代建筑师”。

　　在今天，陆谦受、吴景奇似乎是被人遗忘了，只有外滩上那些裸露着经受江风吹拂的巨石还记得他们。其实在世时，这些建筑师们同样是寂寞的。从陆谦受那个时代开始，一些大型银行都已设立建筑课，建筑课课长是一个不事声张的职位，比之银行家们在前台操作机构、运作资本，他们更像是热闹戏院的一个后台班子。即便如此，陆谦受还是藉由一个个作品，发表着他对城市建设的美学主张，从伦敦回国不久，他经赵深、李锦沛介绍加入中国建筑师学会，后当选为副会长，他还加入中国营造学社，结交了不少同行好友，带出了几个优秀的弟子。

　　1936年7月，国内建筑界深孚众望的《中国建筑》杂志要陆谦受和吴景奇提供一组材料，介绍他们的设计作品，与一般建筑师提供大量图纸、照片，并略作文字解释不同，陆、吴仅提交了一张设计图纸，即青岛大学路14号院的中国银行员工宿舍实景图，把更多的篇幅用于发表一篇联合署名的文章《我们的主张》，文章表明了他们对于建筑和城市的美学原则，“建筑是依从于人的发展而不断地自然生长的生存工具与抒情工具”，“建筑的艺术，是生而不是死的，是活而不是呆的，截取短长，贯通运用，精而明之，存乎其人”，并提出对“复古派”“求新派”“折衷派”一概采取“不必去管它”的态度：

　　我们以为派别是无关紧要的，一件成功的建筑作品，第一不能离开实用的需要;第二不能离开时代的背景;第三不能离开美术的原理;第四不能离开文化的精神。

　　所谓实用的需要，就是说：建筑要能满足我们特别的需要，譬如一间戏院，就要能够使我们舒舒服服地看到演员的动作，和听到歌唱的声音。

　　所谓时代的背景，就是说：建筑要能充分地显出我们这一个时代进化的特点，不要开倒车，使人家怀疑着现在是唐还是宋。

　　所谓美术的原理，就是说：建筑的结构，颜色，形势，都要合乎美术的原理，不要因为标新立异，就不顾一切地将奇形怪状的东西都弄出来。

　　所谓文化的精神，就是说：建筑要能代表我们自己文化的精神，不要把中国的城市，都变成了欧美的城市。

　　七、外滩23号

　　陆谦受最具盛名的设计作品是上海外滩23号的中国银行大楼。在黄浦江西畔的万国建筑长廊中，这幢以蓝色琉璃瓦屋顶张扬民族特色、号称“唯一由中国人主持和设计的建筑”的大楼，其本身的设计和建造过程都充满着戏剧性。这一地址原是德国总会大楼，由倍高洋行设计，系一幢三层楼的砖木结构巴洛克式建筑，是当时在沪德国侨民娱乐、聚会的场所。1923年，中国银行花费63万银元购得此楼产权，把中行沪行由汉口路3号迁入此处。1928年，中行总管理处从北京南迁上海，也在此处办公。

　　中行在张嘉璈的整顿下蒸蒸日上，原有机构已不能满足业务需求，张嘉璈萌生了在原址起造新厦的想法，1934年4月，张嘉璈在一次董事会上说：“中国银行饱经风险，未见动摇，内部组织既已革新，银行实力足与驻在上海的欧美银行相抗衡，必须有一新式建筑，方足象征中国银行之近代化，表示基础巩固，信孚中外。”

　　被委以全权负责大楼的建造事项的，是总管理处国外部经理兼上海分行经理贝祖诒，一位老资格的银行家。大楼建筑图样由香港巴马丹拿公司和中行建筑课长陆谦受共同拟定。中国建筑学界现在普遍认为，大楼设计是以陆谦受为主，公和洋行为辅，陆谦受自己填写的多份履历也证实了他主持的事实，但大楼现存的建筑图纸和结构图纸上有公和洋行的署名，却找不到陆谦受的署名。然而，陆谦受主持其事的事实，还是可以从张嘉璈1934年4月的一份笔记得以确证：“其图样经由中海名建筑公司巴马丹拿Palmer and Turner和中行建筑课长陆谦受会同拟定。”

　　从建筑风格来看，这幢大楼西方装饰艺术的风格非常显著，但细节之处，却又处处都是中国元素：顶层的四方攒尖样式，暗绿色琉璃瓦，传统镂空钱币的窗饰，正门门楣的精巧浮雕，正门两侧安置的一对貔貅石雕，号称远东第一大厅的营业厅天花板上八仙过海的图案，这一切，都在显示出建筑师在结合现代建筑与中国传统理念方面的理解力，而陆谦受早期的国学训练和西学经历都显示出他是主持这幢建筑的不二人选。

　　当新厦的各项准备已然铺开，1935年春天，中国的自由资本主义正遭受前所未有的重轭，国民政府以“金融统制”为名，重铸“四行二局”的财政和金融格局，在中行服务二十三年之久的张嘉璈，在留下一句“手栽的美丽花枝何必常放在自己室内”后，不得不黯然离去。到1936年9月，主持大楼开工奠基的，已是中行新任董事长、国家权贵资本主义的代表宋子文。中行新厦的承建方，是浦东川沙人陶桂松开办的、号称上海近代五大营造厂之一的陶桂记营造厂。两年前，这个箍桶匠出身的建筑商刚刚完成了南京路上气势非凡的永安公司新厦“七重天”的施工。

　　宋子文是个行事佻达的政治家和金融家，入主中行后，即推翻了当初张嘉璈定下的楼高一十八层的计划。一则传闻说，宋要求新厦层高改为三十四层，接其指令，陶桂记修改了地基打桩的深度，南北两翼打下的钢筋混凝土桩深达五十米，中部深三十米。地基部分刚完成，边上沙逊大厦的业主维克多·沙逊不干了，他坚持中行新厦的高度不能超过沙逊大厦的金字塔行尖顶。官司打到租界工部局，最后，工部局以各种借口压迫中行，将新厦降至十七层。

　　这则传说成了帝国主义仗势欺压的典型故事，出现在各种版本的外滩历史的叙述里，并总是能恰到好处地燃起听众的怒火。这个传说有个皆大欢喜的结局，大楼建成后，尽管比沙逊大厦低了零点三米，但由于覆有琉璃瓦的四方攒尖式顶部的视觉效果，两楼的高度仍然难分仲伯。

　　遍查1934-1936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会议记录，皆无关于此事的记载。当时任职公共租界工部局华董的陆续有虞洽卿、袁履登、徐新六、江一平、吴经熊和贝祖诒等人，每半月一次的董事会议他们基本都参加，且贝祖诒本身就是中行人，若工部局董事会讨论到此节，他们肯定会发声。不知这一传说的出处是哪里。

　　到新厦主体完工，八一三淞沪战事爆发，政府投入数十万精锐与日军对阵，上海已成一巨大的搅肉机，扫尾工程不得不延搁。1941年，又被汪伪的中央储备银行掳去，直至1946年元旦，中行总管理处从重庆迁归，才算物归原主。此时，离大楼开建已过去十年。此是后话，不提。

　　八、上海-重庆-上海

　　战争爆发前，陆谦受和他的妻子伍淑贞（Ng Shuk Ching）带着三个儿子住在中山路大夏新村的一处自己设计的私宅里。三个儿子，长子陆承天（Luke Cheng Tien）、次子陆承泽（Luke Shing Chark）、三子陆承业（Luke Shing Yip）都出生在上海，他希望這处有着宽敞的花园和运动场的宅子能够庇护儿子们度过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战争让一切都成了泡影，他不得不放弃大夏新村的家，把妻子和孩子们送去香港，他自己则去了重庆。

　　在地价腾升的陪都，一个建筑师比承平时更为忙碌，这一期间他接手设计了第21兵工厂和重庆红岩新村的设计。红岩新村这片建筑群里包括了宋子文的私宅和他自家的新居，张嘉璈在重庆时也住红岩新村，房屋后为日机炸毁，其住所是否陆谦受设计，待考。重庆中国银行总管理处大楼及其王灵洞中行宿舍，是他为中行设计的最后一批建筑，此后他离开了中行建筑课长的职务。

　　安顿下来后，他又把妻子和儿子们从香港辗转昆明、越南接到重庆，乱世之中，一家也算团圆了。这段相对平静的日子里，梁思成和林徽因一家是他们的常客，平日不拉防空警报的时候，夫妻俩经常来拜访他们。

　　抗战胜利后，陆谦受一家回到上海。当局成立了一个由建筑学家、法律专家和公共卫生专家联合组成的委员会，专门制订一项战后恢复的“大上海计划”，此项计划若能真正得到实施，将打破公共租界与法租界垄断城市中心的格局，使上海市容呈现出全新的面貌。越来越紧的内战风声，再加上政府在宏观经济决策上的顾此失彼，很快就使这座刚刚光复的城市紧张了起来，这项计划也搁浅了。陆谦受在这个委员会上了几天班就失业了。

　　一段时间，为养活已接近成年的三个儿子，陆谦受在私立圣约翰大学建筑工程系兼课。这时候，当年加入建筑师学会和营造学会积下的人脉帮了他的忙，他与王大闳、陈占祥、郑观宣和黄作燊等几个建筑师朋友合伙开出了五联建筑师事务所。

　　“五联”的五个主持人，陈占祥毕业于英国利物浦大学，王大闳毕业于剑桥，他和郑观宣、黄作燊都是毕业于伦敦A.A学院，其间，他与喜欢舞文弄墨的王大闳相交最契。

　　时常穿着一身考究西服的王大闳，是这群人里门第最显贵的，他父亲是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外交总长、袁政府司法总长的老资格的外交家王宠惠。王大闳风度翩翩，兴趣广泛，喜欢唯美运动中的浪荡诗人王尔德，喜欢写诗，写小说，还喜美食，喜豪车，据说在剑桥大学读书时，因为其父反对他跟王室争抢当时仅生产两辆的法国AvionsVoisin 豪华轿车，他长达两月不跟其父通信。这种公子哥儿式的骄纵任性使他回国后很少能交到朋友，与陆谦受相处，他却什么话都愿意讲。他读过陆谦受的诗文手稿，陆谦受从老翰林那里习得的国文功底让他深为钦佩。

　　他说自己最喜欢的其实是机械，而不是建筑，他带着玩笑的口气说，小时候，曾趴在地上全凭想象一口气画了二十多辆汽车，有的图样甚至还预告了未来汽车设计的方向。他说自己在瑞士读书时，一位女飞行师常开着Hotchkiss汽车接他去日内瓦度周末，有时就让他开。他对汽车的热爱还延伸到了火车、轮船和飞机。“机械跟建筑一样都是科学与艺术的结合”，他这样告诉陆谦受。留学哈佛时，王大闳跟贝聿铭同学，共同受业于包豪斯的创始人格罗皮乌斯，对现代主义的建筑风格尤有心得。陆谦受非常喜欢他说的一句话：

　　“建筑是现实和理想之间的一座桥梁，能形成我们的生活环境和外壳。每一幢住宅，每一所教堂，每一座音乐厅或是办公楼，都是实现我们生活中的一种需要和理想。地狱和天堂都是我们自己造成的。”

　　九、香港-上海-香港

　　从“五联”出来后，他开办了自己的建筑师事务所。1948年，政府仓促上马的金圆券改革挤干了上海市民的钱囊，也使政府的公信力降到了二十年来的最低点，大约这个时候，陆谦受回到了他的出生地香港，登记为香港授权建筑师。和他一同赴港的，是两位中国银行建筑科的前同事陈国冠和阮达祖，和他一样，两人都有留英背景。

　　当时的香港正一天比一天拥挤，其情形，就如同一名记者所报道，每天从上海飞来的飞机不下于八架次，“在告罗士大酒店、香港大酒店及其他旅馆的酒廊里面，下午茶时间里挤满了来自上海的逃难商人，而且他们发现越来越多的老朋友同船或同机抵达”。

　　一开始，他并没有决定在香港安顿下来，还是持观望的态度，想等到局势明朗时再作决定，为此，他做了两手准备，同时还在台湾申请到了五联建筑师事务所的甲等开业证书。但就像1930年他去上海一样，他坚持以为，自己的事业还是在内地，再加上留在北京的好友梁思成一次次地向他赞美新政权，认为他回来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于是他动心了，1949年春日里的一天，他只身回到了上海。不久，他遇到了当时也在上海的金城银行总经理徐国懋。徐国懋本来4月已到香港，同年秋又回到内地，办理董事长周作民回国事宜，据说他们在北京刚刚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款待，但这时候已经受到审查了。陆、徐在抗战时都加入过仁社，陆谦受还为金城银行设计过重庆、南京分行等多栋行屋，两人交情非浅，徐国懋一见陆谦受就劝他赶紧离开内地，因为此地正在开展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殃及他们的一些故交。在儿子们的记忆中，他们的父亲在悄无声息地“失踪”近一年之后，终于在1950年的一个深夜又回到了香港的家。

　　1953年中环香港中银大楼的设计，仍然有陆谦受的参与。大楼保存至今的设计图纸表明，该项目是香港巴马丹拿公司的Wilson主持，其中十一、十二层的平面图上，签了陆谦受事务所的名字，还有一些草图上记载了他的事务所讨论银行室内布置的内容。从1935年的上海外滩到1953年的香港中环，这个前中国银行建筑课课长延续着他与中行长达将近二十年的情谊。在大规模的公屋计划的实施中，他早年的银行宿舍的设计锻炼又在这里发挥出功用，设计日趋成熟，更加得心应手，来港十余年间，他参与设计了许多大厦屋邨，其中包括远东地区规模最大的公屋大厦苏屋邨（甘洺主持，陆谦受、周耀年、李礼元等多位建筑师合作）。由他参与设计并保存至今的建筑，尚有玛丽诺修女（1954）、丽池大厦（New Ritz Apartment，1955）、华仁书院圣依纳爵小堂（Chaple at Wah Yan College，1960），以及业昌大厦（1962）和浅水湾大厦（Repulse Bay Tower and Mansions，1963）。

　　当陆谦受经过一年的犹豫重新回香港执业时，范文照、欧阳泽生、张孝庭、徐敬直、朱彬等一批曾经活跃于上海的建筑师也纷纷赴港。据社会学家黄绍伦的一项研究，当时上海实业家移民香港的，主要活跃于纺织业、银行业、商业、地产业、电影业等，这些建筑师基本上初来乍到，基本上也是采取与过去的业主合作，设计工厂、银行、地产和影剧院等类型的建筑。可以说，是陆谦受和他同时代的建筑师们一起构建了现代香港的基础。

　　享有“在中国内地设计十二座电影院”盛名的范文照，早年留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喜欢以折衷主义的思路在西式风格中揉入中国元素，由于其父是欧亚混血，在港的姻亲中多有混血家族，儿女又在香港成家，当陆谦受还在内地与香港之间游移不定时，他早就移居香港了。最早与范文照合作的香港纱厂创始人王统元，即是范在上海的老业主，来港后请他设计了长沙湾道占地三四个街区的新厂房;老业主先施公司的马家，也请范设计了中环27层的先施大厦。

　　由沪来港的实业家们似是要把一整个海上旧梦原封不动搬到香港，范文照离港赴美前，他们还邀他设计了铜锣湾的豪华大戏院。

　　陆谦受刚到香港时的设计作品，也有一些是与上海时期旧业主合作的，如无锡的唐氏家族，著名的庆丰纺织厂的业主，来港后重组开出南海纱厂，就请他设计了新厂房。还有一个叫车炳荣的旧识也找上了他。几次推却不成，他就替车某人设计了位于浅水湾的别墅。

　　十、插曲：车炳荣发家记

　　那个时代的上海人都知道，车炳荣是陶桂记营造厂老板陶桂松的女婿。此人半路出家做建筑商，一手创办保华建筑公司（PauIY Construction Co.）。这个公司在上海曾做出过龙华机场航站大厦、犹太侨民俱乐部、无锡的申新三厂等一些漂亮活计，车炳荣也算是上海营造界里响当当的人物。

　　1948年，保华公司迁港后，承建了包括红磡海底隧道在内的数项政府工程，大获成功，成为战后香港营造厂之首，车炳荣也成为闻名全港的富豪。但也有一些熟知其为人的，对其发家史嗤之以鼻。

　　车炳荣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律系，读书时成绩优异，一出校门，就在博物院路20号青年会内开律师事务所，承接商业方面的案子，同时兼做几家企业的法律顾问。车炳荣的父亲车显宸，是一个建筑材料商人，曾在成都路桂馨里开过一家经营沙石料的小厂，大顺石子厂，因与陶桂记营造厂有业务往来，车炳荣也担任了陶桂记的法律顾问。陶家需找一个家庭教师，为次女补习英文，曾在大学获英语竞赛第一名的车炳荣毛遂自荐，凤凰男逆袭上位，终成陶家女婿。大约1935年，外滩中國银行大楼即将开建时，车炳荣放弃律师职业进入其岳父陶桂松的陶桂记营造厂，同时设立“车炳荣经租处”，帮其岳父经营房地产业务。

　　陆谦受是在陶桂记承建外滩中国银行大厦时，与车炳荣认识的。他是大楼的主设计师，车是这个工程的项目经理，自然会有许多交往。让陆谦受吃惊的是，陶桂记能够一举中标，这个丝毫不懂建筑的家伙竟然起了关键作用。

　　当时各家营造厂竞争激烈，各施手段，都想拿下中国银行这个大客户，陶桂松摸准中行高层急于早日竣工的心理，令估价师尽量造价适中，工期务须最短（陶桂记的承诺工期是十八个月），同时派出这名巧舌如簧的女婿，让其去上层周旋，终于如愿拿到了工程。陶桂松对一个月盖一层楼的工期没有把握，怕砸自家牌子，又是车炳荣主动请缨，担任大楼施工的项目经理。此举在当时的上海营造界颇是有些响动，因为于营造一行，车完全是个门外汉，一些人于是等着看陶桂记的笑话。哪想到这车炳荣头脑活络，边干边学，竟也慢慢摸出些门道，再加其口才了得，善于调和，将业主、设计师和施工方的关系处理得甚是融洽，工程竟出乎意料的顺利。再加时局变化，八一三上海一开战，美元汇率大跌，车向洋商订购的用于后期装修的材料也跟着跌价，仅预订的洋松一项差价，车就稳赚五十万元。

　　中行新厦完工，车又分到十万元红利，一时成了营造圈里的热门人物，陶桂松对之更是信任有加。陶桂记此后承建的沪光、国泰、美琪（范文照设计）等著名电影院，台前幕后都出没着车炳荣的身影。

　　大约1940年代初，车炳荣羽翼已丰，遂脱离陶桂记，自立门户，成立保华建筑公司。让陶桂松到死也放不下的是，女婿离开时把陶桂记的老班底也给拉走了一大部分。

　　1987年，车炳荣在法国旅游时突发心脏病去世。他的一个儿子继承父业，此是后话，不提。

　　十一、“一生悬命”

　　跟纷纷南迁的军政要人们不同，上海的实业家们和陆谦受这样的建筑师的目光是现世的、务实的。如果香港这块殖民地允许他们扎下根来，他们愿意在这里开办工厂，建造栖身的房屋，若是风暴来临，他们会继续迁徙，寻找另一个春天。

　　到了六十年代下半叶，香港时局动荡，一批上海来沪的建筑师再次出走，陆谦受在圣约翰大学教过的三个学生，范政（范文照之子）、张肇康去了美国，郭敦理去了加拿大，不久，陆谦受也和妻子一起离开香港，投奔在美国得克萨斯州一所大学（Prairie View A&M University）任教的长子陆承天。不久，夫妻俩又去了纽约。

　　他的三个儿子，长子承天学工，次子承泽是一名医生，只有三子承业算是子承父业，此时在英国曼彻斯特从事建筑设计，但他最终还是没有和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共同生活，从上海到重庆，再到香港，他已经习惯了白手起家。

　　五年后，陆谦受重返香港，和妻子一起住在湾仔闹市区的一幢老公寓楼里，直到1991年去世。在他留下的一大堆设计图上，有为事务所员工上课的笔记，有非常复杂的对香港日照的分析图，还有无数他设计的高层建筑和单体住宅的草图，每一件都体现着他对建筑的理解和立场。

　　在家族后人提供的照片上，陆谦受长相酷似乃父，国字脸，浓眉，目光炯炯。每一張照片上，神情都极严肃。以致他的孙女陆曼庄一直以来有个疑惑：为什么祖父在所有的照片中都没有笑容？但据陆的一位好友说（这位好友也是他的诗文手稿的保存者），五十年代，陆刚到香港时，和朋友一起每周一次去湾仔跳舞，陆在英国学过古典舞，他的舞跳得非常好。“他虽然有时严肃，甚至严厉，但总的来说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

　　年轻时，他的职业引路人张嘉璈说过一句话，日语中有“一生悬命”（いっしょけんめい）之说，意思是武士以拼死的决心来守护受封的领地，勉励他把命悬于一处，穷毕生之力从事建筑，把自己百分之百投入进去，聚心凝神，必有所成。他做到了，人世间，总有一些事是值得耗尽一生去追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