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勇

　　

　　

　　一

　　从故宫博物院收藏的186万多件文物里发现两件文物的联系，仿佛在森林里寻找两片相似的树叶一样难而又难。只有细心的人，才能从梁师闵的《芦汀密雪图》和另一卷由不知名作者绘制的《江山秋色图》中，发现它们的共同之处——在这两卷北宋绘画的卷后，残留着两段笔迹相同的题跋，落款相同，时间也竟然一样。即使在今天，我们仍能见到那发黄的纸页上赫然写着一行细致流丽的行楷：

　　洪武八年秋文华堂题

　　洪武八年，是公元1375年。后面即将讲到，这一年，在大明王朝的皇宫建筑史上，至关重要。

　　文华堂，在明朝当时的首都南京。《明实录》记载，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开文华、武英二堂”，“择国子生年少聪明者说书”，就是说，文华堂，是当时朱元璋为教育皇子而成立的学校。这所学校的教育阵容堪称豪华，不仅囊括了当时天下第一学者宋濂，而且几乎汇集了政府里的所有精英，其中包括：左丞相李善长、右丞相徐达、中书平章录军国重事常遇春、右都督冯胜……

　　然而，在朱元璋心里，文华堂最重要的学生只有一个，那就是他生命中的第一个儿子——他的皇后马氏所生的朱标。

　　元朝至正二十年（公元1360年），朱标刚刚五岁，朱元璋就委派宋濂为他讲授经学。四年后，朱元璋在应天府自立为吴王，把九岁的朱标立为世子。又过三年，朱元璋立国号“吴”，把朱标这位十二岁少年带到凤阳祭拜祖墓，出发前，朱元璋表达对朱标的殷切希望：

　　“古代像商高宗、周成王，都知道小民的疾苦，所以在位勤俭，成为守成的好君主。你生长富贵，习于安乐。现在外出，沿途浏览，可以知道鞍马辛劳，要好好观察百姓的生业以知衣食艰难，体察民情的好恶以知风俗美恶。到老家后，要认真访求父老，把他们的话记在心里，好知道我创业的不易。”

　　此时，朱元璋已经以吴王府，作为自己的宫城，这里曾是南唐皇宫，在南宋也是皇帝行宫。第二年（公元1368年），朱元璋称帝，国号“大明”。

　　反复犹豫之后，朱元璋决定把都城定位在自己的故乡凤阳，这项自洪武三年开始的建设工程，到洪武八年突然戛然而止。人声喧哗的凤阳皇宫，转眼间人去楼空，留下一座皇宮的巨大骨架，时隔六百多年，它的奉天门、三大殿台基，以及文华殿、武英殿、东西六宫、内金水河的遗址，仍在追忆它曾有的荣华。

　　也是在洪武八年，朱元璋下旨，“改建大内宫殿”。两年后，大明王朝的皇宫，在钟山脚下尘埃落定，让人想起诸葛亮当年游说东吴共同抗曹，见到南京（当时称建业）第一眼脱口而出的一句话：“钟山龙蟠，石城虎踞，此帝王之宅也。”

　　到那时为止，这个新王朝的一切，都在按照朱元璋的心愿进行着——他有了辉煌的宫殿，也有了仁德的继承人。但他不会想到，不出几十年，他所奠定的一切，全都化成了乌有。

　　洪武八年，这个关键性的年份，刚刚二十岁的朱标，在文华堂里端详着《芦汀密雪图》，发黄的细绢上，他看见薄暮正在悄然降临，瑞雪覆盖的浅滩上，黄栌枯槎在寒风中摇曳，水禽们有的依偎栖宿。图画湖岸汀渚，枯木棘竹，气象萧疏，江天寥廓，画家以细腻、凝炼的笔触、简约舒缓的平远式构图，描绘了隆冬时节荒寒萧瑟的意境。前黄绢隔水上，宋徽宗的瘦金体赫然在目：“梁师闵芦汀密雪”，上面押着他著名的双龙方玺。朱标端详许久，写下如许文字：

　　楚之旷浦，遇冬摇落之时，平沙尺雪，汀芦弥漫，若跨踦登峰，使神驰潇湘之极，莫不浩浩然、荡荡然心地无凝，故云八景者，宜其然，孰能图此？独梁师闵胸钟楚景之秀，特画图以像生，岂不快哉！

　　年方二十的太子朱标，在写下这段文字时，心思是那么宁静，像所有人一样，对即将到来的大逆转毫无察觉。一切都已表明，统领这个王朝的重任将落在他的身上，只要他活得够长。

　　朱标外表风流俊雅、性情柔软仁慈，却缺少刚硬和铁血，虽有成为仁君的潜质，却不具备统御天下的霸道。

　　为了训练孩子们心狠，父亲朱元璋甚至命人把装满死尸的大车拉到朱标面前。后来朱元璋虐杀开国功臣，以便高枕无忧地把皇位留给子孙。遗憾的是朱标对父亲的苦心并不领情，当朱元璋准备把开国重臣、也是朱标老师的宋濂满门抄斩时，朱标急忙奔至御前泣谏，被父亲痛骂一顿，竟然跳金水河自杀，幸被救起。朱元璋听说，哭笑不得，说：傻孩子，我杀人，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但老天偏偏跟他开了个大玩笑，这位被朱元璋寄予厚望的太子，没等到接班，就在三十七岁上突然病死。

　　再活六年，他就可以在父皇朱元璋死后登基，成为大明王朝的第二个皇帝。对于一个三四十岁的男人来说，这并不困难。

　　但那六年，对朱标来说，是无限远的距离。

　　朱元璋把什么事情都想到了，就是没想到他亲手选定的接班人，会先他而死。

　　朱元璋苦心设计的剧情，根本没来得及上演，明朝的剧情就迅速逆转。

　　人算不如天算。

　　朱标的死，结结实实地改变了王朝的运命，以致此后六百多年的历史，都发生了多米诺骨牌似的变化。

　　二

　　假若时光倒退几年，朱棣做梦也不敢想，皇位这个天大的馅饼，会砸到自己的头上。

　　朱元璋在登基以后，一方面秉承兔死狗烹这一古老帝术，上演着清除开国元勋的传统戏份，以至于他死时，开国元勋已无一幸存，一方面把自己的儿子派到各地做藩王。这两件事儿实际上就是一码事儿，因为在他看来，只有除掉那些开国老臣，自己的子孙才能顺利接班。无论那些建国功臣曾经怎样出生入死、忠心耿耿，只有朱姓后裔是最可靠的，那些藩国里的子孙，像屏障一样拱卫着朝廷，让他朱家的权力坚如磐石，皇图永固。他为它起了一个很形象的称谓：藩屏。

　　齐楚燕韩赵魏秦，这些曾经掏空了周朝基业的权力之冠，又被朱元璋戴到自家子孙的头上。朱元璋不是不知道，东周春秋争霸、汉代“八王之乱”、唐代安史之乱，根源都在藩王割据，但他还这样做，一是因为他相信血缘的力量，权力只有姓朱的人掌握，才是最安全的，二是他相信自己的力量，也就是说，他在子女的教育上下了大功夫，他的儿子，与别人的儿子不一样。他曾自信地宣示：“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此为“久安长治之计”。他不会想到，像他这样强悍和自信的人，依然逃不出历史的怪圈，这样做的结果，依旧是同室操戈、自相残杀。

　　尽管后来出现过朱棣这个强势的皇帝，还有“仁宣之治”的昙花一现，但总体上的下坡路，从此时就注定了。原因很简单，就是大明王朝的草创年代，朱元璋的高层构架是一个开放的结构，吸纳了天下的能人，可以及时有效地应对外部的挑战，权力核心也没有和底层脱节，而一旦他的屁股在龙椅上坐定，把权力固化，变成一个完全属于他个人及其子孙的封闭结构，权力的中枢神经都会钝化，以至失效。无论他把权力攥得多么紧，也无论他在子女教育方面下了多大的力气，那权力都终将离他而去。

　　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当二十一岁的朱棣带着徐达的爱女、四年前被册封的燕王妃，纵马出了灯火阑珊的南京城，一路向北，跨过当年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易水，抵达遥远的北平就任燕王时，他已是一名银盔银甲、久经战阵的青年英雄。

　　那时的北平，尽管曾经做过辽代的南京、金代的中都、元代的大都，但是数经战火洗劫之后，已经破败凋敝，更何况，在大明王朝的版图之内，它只是一个遥远的边塞城市。但这里地处明帝国、蒙古、朝鲜等多种势力的交接地带，也就是今天地缘政治里的“东北亚”，这里虎踞龙盘，犹如一团复杂敏感的经络，一个小问题，就可能引起连锁反应。

　　朱元璋死前不久，还在给朱棣的一封信里说：

　　攘外安内，非汝而谁？……尔其总率诸王，相机度势，周防边患，义安黎民，以答上天之心，以副吾付托之意。

　　朱标死后，朱元璋犹豫过，皇太子的位置，是按照嫡长子继承的套路，传给朱标的嫡长子朱允炆，还是传给朱标的弟弟朱棣。其实，在众皇子中，朱棣是最出色的。他在刀光劍影中长大，少年时随将士们出征的经历，锤打了他的筋骨和内心，让他变得风雨难侵。在朱元璋心里，朱棣已经成为众藩之首。只因翰林学士刘三吾一句：“立燕王，置秦、晋二王于何地？” 一话道破了朱棣的硬伤——在朱元璋的儿子中，朱棣不仅行四，在他前面，有秦王朱樉和晋王朱棡这两位哥哥，而且他是庶出，他的生母是碽妃，而不是朱棣后来让史官们篡改的，是朱元璋的正室马皇后。在那个嫡长子继承制的朝代，没有正统嫡传的身份，这几乎是一条政治红线，这宿命，是他从娘胎里带出来的，他的履历，天生不合格。

　　因此，让朱棣接班的念头，在朱元璋心里，只是打了个转，就不见了踪影。

　　公元1398年六月，朱允炆在南京城即位，成为大明王朝的第二位皇帝。从被确立为皇太孙到继承皇位，一切都进行得有条不紊，没人提出异议。但在这平静的外表下，却是暗流涌动。对皇位虎视眈眈的目光，有一缕就是来自北平，来自燕王朱棣。

　　朱标留下的位置，表面上让儿子朱允炆填补了。然而，在朱允炆继承皇位的同时，也继承了父亲柔弱慈善的性格。在久经沙场、冷酷而冷血的皇叔朱棣面前，这个文质彬彬、年轻望浅的“少年天子”，定然不是对手。

　　朱允炆当然能够体会到燕王的虎视眈眈。登基后，他也曾试图打压朱棣，把他居住在元朝故宫的行为定性为“僭越”。朱棣上书反驳：

　　此皇考所赐，自臣之国以来二十余年，并不曾一毫增损，所以不同各王府者，盖《祖训录》营缮条云，明言燕因元旧，非臣敢僭越也。

　　朱棣说，住在元朝故宫，这是父皇的旨意，况且二十多年来，一直没有修缮、扩建，跟各王府不同，只是利用了元朝的旧建筑，哪里谈得上“僭越”呢？

　　终于，唇枪舌剑演变成明火执仗。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蛰伏已久的朱棣终于走出度过了将近二十年岁月的燕王府，誓师起兵，南下讨伐朱允炆，向自己的皇位挺进。

　　这场决定王朝未来命运的战争，史称“靖难之役”。

　　四年后，朱棣率领军队冲入南京紫禁城的时候，朱允炆去向不明，从此在历史中消失，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硝烟尚未散尽，朱棣的屁股，已在龙椅上缓缓坐定。

　　气势恢弘的永乐时代，就这样拉开大幕。

　　但那时的朱棣并不知道，他屁股下的皇位，原本可能根据“兄终弟及”的典制“合法”获得的，那是因为朱标死后，排在朱棣前面的两个哥哥——秦王朱樉和晋王朱棡也先后死去，朱棣已经成了事实上的长子。

　　朱元璋假如知道自己的一念之差，导致他的子孙之间发生了这样一场惨烈的战争，九泉之下，定然会发出一声深长的叹息。

　　三

　　根据单士元先生的推测，元朝的故宫，是在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到十四年（公元1416年）之间被拆除的。

　　那时，朱棣已经在南京城里做了十四年皇帝。

　　十年前（公元1406年），一纸诏书自宫殿的最深处传出：

　　以明年五月建北京宫殿，分遣大臣采木于四川、湖广、江西、浙江、山西。

　　诏书下达后，工部尚书宋礼就风尘仆仆地奔向湖南两广广袤的深山密林，还要造船和疏浚水道，回来，已是十三年后。

　　没有起重机，没有高速公路，砍伐及外运都是不可想象的事。那些采好的木材，一般在九月里起运，到第二年的二月停止，因为三月水涨，运输便要停止。从《四川通志》里，我们可以查到楠木的运输过程。一根楠木，需要五百名民夫拉运，运到江上，每八十株楠木，扎成一只巨大的木筏，由十名专业的水手，以及四十名民夫驾驭，沿长江顺流而下，“出三峡，道江汉，涉淮泗”，“越历江湖，逶迤万里”，从扬州入大运河，经江苏、山东、河北，由差官一路押运到通州张家湾，再经三十里旱路，运到北京朝阳门外大木厂和崇文门外神木厂存放并进行预制加工，一般要三四年才能到达，物流费用，也使木材价值升值一二百倍以上。这浩大的原料采集工程，仅两湖为采木投入的人力，即达十万之众。不知有多少人，倒毙在运输的途中，御史王德完说：“数年采木，十室九空。赤子委于沟渠，白骨暴于林莽。”不知这生命的价值，应该如何计算。

　　《明史·食货志》说：“明初，工役之繁，自营建两京宗庙、宫殿、阙门、王邸，采木、陶甓、工匠造作，（经费）以万万计。” 这只是泛泛而言，因为工程的耗费，实在多得无法统计。而帝国的岁入，根据崇祯三年的明确记载，为一千四百六十余万。可见直到晚明，帝国每年的财政收入，与营建宫城的费用比起来，也只是“毛毛雨”。

　　若朱元璋在，这浩大的宫殿，一定会成为他不能承受之重。当年南京宫室初建，朱元璋就下达指示：“宫室但取其完固而已，何必过为雕斫？”意思是说，这些宫殿，只要坚固就可以了，有什么必要过分雕琢装饰？主持营建的官员送来规划设计图，他见有雕琢绮丽之处，就全部删除。太子和公主的宫殿要重新装饰，需要一种名叫“青绿”的涂料，工部奏请采办，朱元璋坚决拒绝，说在库藏里找找，凑合用就行了，“岂可以粉饰之故而重扰民乎？”

　　这个苦孩子出身的开国皇帝，一生艰苦朴素，他穿的衣服，是洗了又洗的旧衣服。有一次在奉天门附近看见一个金陵少年“衣极鲜丽”，叫过来盘问，他身上的衣服多少钱，少年答曰：“五百贯。”朱元璋大为光火，把这个“富二代”狠狠教训一番：农夫如何艰辛，食惟粗粝，衣惟垢敝，而你游手好闲，不过仗着“父兄之庇”，如此骄奢，“一衣制及五百贯，此农民数口之家一岁之资也！”那少年可能愣了半天，还不知道这位骂他的，正是这帝国的君王。

　　但北京皇宫不同，它虽然是以南京宫城为范本，“而高敞壮丽过之”。也就是说，北京宫城是南京宫城的升级版。仅以午门为例，南京宫城午门遗址城台，东西长九十三点七米，而北京宫城午门长一百二十六点九米，二者之比约为三比四。南京承天门、端门和午门的门楼皆为五间，而北京承天门、端门和午门门楼则为九间。在中国传统观念里，“九”为阳数之极，“五”居阳数之中，是王者之数，应《易经》乾卦中“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之象，一般不会出现在“门”的等级中，唯有北京的宫门，体现了这“九五之尊”的威严。

　　四

　　其实，在南京，山环水抱之中，已经有了一座恢宏壮丽的紫禁城。

　　明帝国最初选都凤阳，这项自洪武三年开始的建设工程，到洪武八年突然戛然而止。一些从宫殿上拆下来的构件，用于营建龙兴寺，以纪念这龙兴之地。人声喧哗的凤阳皇宫，转眼间人去楼空，留下一座皇宫的巨大骨架，时隔六百多年，它的奉天门、三大殿台基，以及文华殿、武英殿、东西六宫、内金水河的遗址，仍在追忆它曾有的荣华。

　　也是在洪武八年，朱元璋下旨，“改建大内宫殿”。两年后，大明王朝的皇宫，在钟山脚下尘埃落定，让人想起诸葛亮当年游说东吴共同抗曹，见到南京（当时称建业）第一眼脱口而出的一句话：“钟山龙蟠，石城虎踞，此帝王之宅也。”

　　南京故宫，这中世纪世界上最大的宫殿建筑群，如今只剩下中山北路附近的一片柱础石基、残垣照壁，但在南京紫禁城消失的事物，后来都在北京完美复原。古建筑专家指出，北京宫城，是以南京宫城为范本的，而南京宫城，又是以朱元璋最初在凤阳建立的都城为蓝本。中国历代王朝对皇家宫阙的设想，几经修改与翻版，击鼓传花似的，从凤阳、南京，穿越江河大地，最终传到北京。

　　宋礼回来时，北京紫禁城，已经在地平线上现出它庄严的轮廓：巍峨壮丽的皇宫，城墙外表用青砖砌成，内用夯土垫实，每块青砖长四十八厘米，宽二十四厘米，高十二厘米，重达二十四公斤。整座皇宫用砖数量超过一亿块，瓦件达到两亿。

　　主要宫殿的梁柱及主要构件一律采用楠木，间用杉木。楠木是一种极为珍稀的木材，尤其是金丝楠，木材表面在阳光下金丝浮现，映射出丝绸般的反光，且有淡雅的香气，纹理直而结构细密，不易变形和开裂。

　　单士元先生说：

　　紫禁城宫殿南北分为前朝和大内，东西分为三路纵列，中宫和东西六宫，形成众星拱月的布局，体现了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最高营建法式。现存紫禁城故宫，基本上是永乐时期奠定的基础。

　　东西部御苑部分，既承袭了元代琼华岛部分，又营建了西宫（元隆福宫旧址，今中南海部分）和景山，改变了元朝三宫鼎立的格局。形成以紫禁城为中心，四周环绕西宫、南内、景山三处御苑，并圈于皇城内。同时在皇城兴建了各监、局、作、库等一整套供应皇家需要的机构。……明代吸收了元代规制，把红门拦马墙向东南方面扩展，形成后来的皇城。御用机构分布于各御苑与紫禁城之间，这样的双重宫禁，布局之工整，机构之繁多，充分体现了亿万之家供养皇帝一身的建筑主题。

　　大明王朝建立不到半个世纪，已经营造了三座都城：凤阳、南京和北京。尤其后两座，在当时堪称世界上最为奢费的大城。

　　五

　　至于朱棣为什么要不计代价地修建第三座宫殿——北京紫禁城，《明成祖实录》里没有记下一字，以至于清朝康熙皇帝曾经感叹：“朕遍览明代《实录》，未录实事，即如永乐修京城之处，未记一字。”有学者认为，这是由于“迁都计划本身的‘保密所造成的”。

　　一个堂皇的理由是：“北平建都，可能控制胡虜”、安定北部边陲，“龟缩在南方，先天就有不足，一旦边境起事就鞭长莫及”。为此，需要修建宫殿，“以备巡幸”。

　　以色列史学天才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讲述帝国的概念时，给出了两个定义：

　　第一，帝国必须统治着许多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民族各自拥有不同的文化认同。两三个民族还不够，二三十个就算很多;要迈进帝国的门槛，其统治的民族数量，就介于两者之间。

　　第二，帝国的疆域可以灵活调整，而且可以几乎无限扩张。帝国不需要改变基本架构和认同，就能够纳入更多其他国家和领土。

　　赫拉利说，像这样的文化多元性和疆界灵活性，不仅让帝国独树一格，更让帝国站到了历史的核心。正是这两项特征，让帝国能够在单一的政治架构下纳入多元的族群与生态区，让越来越多人类与整个地球逐渐融合为一。

　　学者施展认为：“大明的实际统治范围未及漠北，但自成祖起定都北京‘天子守边，其强悍的武功使得草原上始终未曾形成类似古代的匈奴、突厥一般强大持久的游牧帝国;而明朝国内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也与北境安全需求相关，因此这个中原帝国又是基于内亚的草原秩序而获得身份定位的”。

　　倘如此，只要将朱棣住过的元朝宫殿做些改建就足够了，没有必要建造如此规模的宫殿，顺带着造出一座浩大的北京城，“凡庙坛、郊祀、坛场、宫殿、门阙，规制悉如南京，而高敞壮丽过之”。

　　真实的原因，是朱棣一辈子都生活在“篡逆”的阴影里，一辈子都在为自己正名。不了解他夺位的历史，就无法理解他营造北京宫殿的强大冲动。北京紫禁城，大朝正殿以“奉天”命名，而不是像西汉那样叫未央宫、像唐朝大明宫那样叫含元殿、像北宋汴京皇宫那样叫大庆殿，无疑是在强调着这个政权“奉天承运”的正统性。朱棣一生都试图向宏伟的事业索取名声，他修长城、造永乐大钟、编《永乐大典》，遣郑和出洋、催生世界上最大的宫殿，以此来赢得历史的口碑。

　　从这座城出发，朱棣数次深入漠北追剿蒙古人还有一个隐秘的动机，就是秦始皇当年用和氏璧制作的传国玉玺，据说在历经后唐、后晋、辽之后，落到了元人手上，这当然是荒誕不经的传言，但朱棣一心想得到它来证明他的帝位不是“篡逆”而来，而是天命所归。

　　六

　　孔子曾经说过一句话，影响极为深远。他是这样说的：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一个皇帝，必须像北辰那样，居于世界的中心，人们才能像众星一样，环绕着他。他之所以能够居于世界中心，是因为他的道德，天下第一。

　　那么，到底哪里才是世界的中心，可以安置人世间的道德冠军呢？

　　《尚书》说，“盘庚既迁，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秦朝的时候，咸阳就是大地的中心。《时遗记》记载，秦始皇在咸阳筑云明台，号称“子午台”，就有中央子午线的意思。后来他修建阿房宫，正殿的前面，就有一条子午线——当时叫“阁道”，一路向南，贯穿秦岭。 它正对的那条秦岭山谷，被人们称为“子午谷”。当年刘邦被迫前往汉中就任汉王，就是从子午谷通过，道路的艰难激发了汉军士兵对抗项羽的决心，最终，他们杀回了关中，夺取了天下。到了东汉，这样的传奇，依旧激励着汉中太守王升，让他在《石门颂》里，写下了这样的话：“高祖受命，道由子午，兴于汉中……”

　　从夏商时代建都中原，周秦汉唐进入关中，两宋回到中原，金元明清定鼎燕京，被称为中心的地方太多了，这难免让人对皇帝的道德产生怀疑——假如每一座京城真的是天下的中心，那中心怎么可能忽左忽右、忽东忽西？

　　从大历史的角度看，历代王朝都城的移动原因其实很简单，那就是中国版图的不断扩大，必然使版图的几何中心发生变化。中国的历史，实际上是各民族的融汇史，“边缘”民族不断融入，既证明了这个“中心”吸附力之强悍，又使原来的“中心”无力负荷，随之而来的调整就不可避免。只是对于当时的人们，改朝换代带来的都城转移，必定会让他们感到迷惑。

　　到了元明时代，北京被认为是最完美体现“天下之中”思想的都城。早在南宋，朱熹就说：“冀都是正天地中间”。 北京，刚好是北极星（紫微星垣）在大地上的投影位置，乃天之中，是天下最尊的地方，而关中、中原、齐鲁、吴越都在南面，定都北京，完全符合“以北为尊”、“南面而听天下”的原理，是顺意天意之举，北京也因此而改名“顺天”。

　　北极星的投影点，就是太和殿，穿过这个点，划一条南北轴线，作为天下的中心，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子为北，午为南，那条线，也叫子午线。在执政者看来，国家的秩序，正深藏于子午线的意义中。

　　子午线的存在，不仅使宫殿成为王朝时间的启始，也成为空间的启始。这条子午线，不仅穿过紫禁城，穿过整座京城，更一路向南，穿过万里江山。它的正北，是天寿山，正南依次是泰山、淮南诸山和江南诸山，皇帝坐在太和殿上，黄河、长江、淮河及江南山水在他视野的延长线上展开，万里江山奔来眼底，让他感觉到江山永祚，天地合一——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的“和”字，就是天人合一的意思。

　　七

　　我早在1971年就参观过故宫，那一年我三岁，家住在沈阳，父母带我来北京，在天安门前照了相，后来又参观了故宫，也在故宫照了相。后来进故宫工作，查看院史，才知道那一年是故宫博物院的重要一年。三年前，1966年8月，故宫关闭。1971年，造反的浪潮早已平息，7月5日，故宫博物院重新开放。自故宫博物院1925年成立，至今90周年，只有这三年关闭过，即使在日本占领北平期间，仍在开放。但我们要感谢这闭馆的三年，因为周恩来的一纸命令，让故宫躲过一劫。今天我们在神武门上见到的“故宫博物院”牌匾，就是郭沫若先生在1971年写成，放大刻上去的。

　　因此，我在那个夏天游历故宫，就有了历史性的意义——我应当是故宫重新开放后的第一批游客之一，只是除了几张黑白照片，脑海里什么印迹也没有。相比之下，还是张光宇先生描绘出的天上宫殿更令我感到新奇和兴奋，因为《大闹天宫》重新上映时已是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已上了小学，对美术有了格外的兴趣，张光宇先生对天宫的想象，那种既华美又奇幻的气息，令我如痴如醉。后来来北京上大学，我重游故宫。重重的宫门，让人感受到它的深不可测。站在空阔的太和殿广场，两边的廊庑把天际线压得很低，凸显了太和殿的高度。其实太和殿的总高度只有35.05米（含台基高度），在现代都市里，摩天大楼野蛮生长，三四百米的高度，也在不断被刷新和超越。相比之下，太和殿的高度实在不值一提。但在我心里，太和殿依旧是最高的建筑。它的高度是感觉上的，不是数字上的;是心理上的，不是物理上的。它犹如一座高峰，屹立在群山之巅，让人产生一种置身天堂的感觉。

　　故宫旧称紫禁城。可以说，这座紫禁城就是一座落实在大地上的天宫，与天宫有着相同的结构与属性。古人讲：“方位在天，礼序从人”，所以人世间的一切秩序，都是与上天所对应的。天上有什么，地上就有什么。《史记》中说，“天则有日月，地则有阴阳。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则有列宿，地则有州域。” 天帝——也就是民间所说的玉皇大帝，住在天宫里，是宇宙间最高行政长官，那么在人间，也需要一个人来管事，他就是皇帝，我们也称天子，意思就是天帝的儿子，圣旨的第一句话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意思是说他的权力，不是靠武力抢来的，而是老天给的，叫“君权神授”，他管理的范围，我们称作天下，就是天的下边。

　　因此，假如有人从天上看皇宫，看到的不是起伏错落的宫殿，而是无数的点与线，代表着星与星阵。紫禁城的“紫”，不是指颜色，而是指紫微星垣，就是北极星。在古代中国人的世界观里，宇宙的中心并不是太阳，而是北极星。太阳是会落的，所以中国古代神话中，夸父追日，后羿射日，都不怎么拿太阳当回事。但古代中国人对北极星毕恭毕敬，因为北极星位于天空中央，永恒不动，所有的星星都围着它动。奉天帝之命统治人间的天子，行政官邸也用这颗星来命名。

　　故宫也有太阳，但太阳没有北极星重要，因为太阳只是众星之一。用作家阿城的话说，中国人“不会崇拜之一，只会崇拜唯一”。 只有北极星才是唯一。《史记·天官书》开篇就说：“中宫，天极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 天极星就是北极星，太一就是天帝。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那个一，说的就是太一，是宇宙万物的造物主，是天帝。屈原《九歌》第一首就是《东皇太一》，因为在先秦楚国，有祭祀太一的特殊风俗。中国人的太阳崇拜，直到东汉时期佛教传入以后才有。

　　故宫有日精门和月华门，是乾清宫区的东西两座门。在这里，日和月是平起平坐的，太阳的级别，并不比月亮高。乾清宫、中圆殿（交泰殿）、坤宁宫这后三宫，加上东西六宫，总数为15，刚好与紫微星垣的星辰总数相等。所以从皇帝到妃嫔，都住在紫微星垣上，就像住在宇宙飞船里，让所有人仰望。

　　当然，在故宫的天体世界里，倘少了北斗七星也是不完整的。因为北斗七星是天帝的权杖，是天帝统御天庭的象征，天地的运转、四时的变化、五行的分布，都是由北斗七星决定的。《甘石星经》说：“北斗星谓之七政，天之诸侯，亦为帝车。”意思是说，天帝坐在北斗七星组成的车里，定四时，分寒暑，定纲纪，所以北斗七星也是重要的，而在故宫，最活跃的数字除了九这个最大的阳数以外，七这个数字也反复出现，就是为了和北斗七星的数字暗合。比如，中轴线上，有七座殿宇，分別是：三大殿、后三宫，加上钦安殿;还有东西七所，数字也都是七。此外，游客们很少注意到，紫禁城建筑的顶端，还有七颗圆球，对北斗七星进行更直观的呈现——在午门城楼上有四座重檐攒尖阙亭，每个尖顶上有一个圆球，午门城楼上就有了四个圆球，刚好构成北斗七星的斗形，而在紫禁城内，三大殿中间的华盖殿（中和殿）、后三宫中间的中圆殿（交泰殿），还有最北部的钦安殿，屋顶都有一个圆球，这七颗圆球组合在一起，刚好是北斗七星。皇帝坐在奉天殿（太和殿）里，眼前是一条天河，也就是内金水河，内金水河外围是北斗七星里的四颗，另外三颗在他的身后，这样构成的一幅天象图，一定会让他腾云驾雾，幻觉丛生，不再去思量人间的苦乐。

　　八

　　早年读《山海经》，读到这样的文字：“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 那是中国古人对昆仑山的地理描述。那时我并不知道，正是那座崛起于中国荒凉西部的山脉，决定了今天紫禁城的位置。

　　这看上去有些荒诞不经，但又不能不佩服中国古人观察世界的纵深感。那时还没有望远镜，更没有遥感卫星，古人的目光却能够穿透万里河山，获得一种地理上的统一感，这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我想，中国在政治上的大一统，与古人在地理上的空间感是分不开的。

　　或许，这是因为那个时代简单、干净，没有雾霾，所以纵然有杂花生树、莺飞草长、硝烟四起、血肉横飞，但那样的自然环境，那样的空气质量，让每个人的心胸都是开阔的，视线都是透明的。所以，尽管孔子周游列国都没找到工作，老子只留下一个骑驴出关的模糊背影，司马迁的下半身都被汉武大帝废了，但他们文字里的空间依旧是广大的，他们的视野依旧是浩瀚的，推窗一望，就能望见星沉海底，雨落河源。

　　但皇帝们更愿相信术士们的话，赋予了风水先生很高的话语权。对他们而言，这样的话语权，超过了所有的奖赏。所以，他们才不辞辛苦，任劳任怨，头顶蓝天，脚踏荒原，跋山涉水，无私奉献。在历朝历代，风水先生都是最辛苦的一批野外工作者，有诗云：“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在我看来，这诗就是形容风水先生的。无论我们把目光投入古代的山川大河，在黄河青山、西风古道之间，除了可见看见落在哪朝哪代，都会看到风水师踽踽独行的身影。

　　所以，在那个名叫廖均卿的江西风水师眼里，北京与昆仑山的距离并不远，放眼一望，山河大地尽收眼底。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五月，他站在天寿山上，看到天寿山主山格局如紫微星垣，傲然排列，他的心里或许就映出七百多年前，杨筠松在《青囊海角经》里对天寿山的描述：

　　大龙巨干，万仞千峰，峭然而来，幽然而止。其顿也，若降众山而臣之;其伏也，若怀万宝而藏。掀天揭地，襟江带海，幽奇远秀，依稀天汉之间。

　　杨筠松是唐代最著名的风水师之一，曾任唐僖宗国师，官至金紫光禄大夫，掌灵台地理事，黄巢之乱后，他归隐山林，也将宫廷中所学之风水术带到了乡野民间，使这门帝王之术，开始为人民百姓服务。

　　“失礼，求诸野”，这话是孔圣人说的，朱棣当然知道这句话的分量，所以他刚刚登基，就开始在民间寻找通风水、懂阴阳的风水先生，为他确定陵墓和都城的位置。那时的朱棣，一门心思地要把都城从南京迁到北京，几乎所有的大臣都反对，认为天下初定，迁都劳民伤财，得不偿失。朱棣只能曲线救国，下令礼部寻找风水先生，为他选择陵址。朱棣知道，帝王的阳宅与阴宅要在同一条龙脉上。假如陵址选在北京，那么把皇城迁到北京就顺理成章了。

　　廖均卿神态庄重地接过皇帝的任命书，是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腊月初九。第二天，就匆匆赶到县衙里报到，那个县，就是江西赣州府的兴国县。县长说，事不宜迟，你这就向京城进发，我给你送行。这是腊月十一，十三日他就到了州里，二十一日就到了省里，布政大人对他说的话，与县长没有区别。他又一路北行，路过徐州时，赶上一场大雪，雪深五六尺，他涉雪而行，抵达当时的都城南京。

　　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使命，之所以落到了廖均卿的手里，原因是廖均卿是当时风水行业的佼佼者，他的祖上廖瑀，就是杨筠松的学生。杨筠松把他的庙堂风水术藏入赣南的山林，七百多年过去，又被廖均卿带回庙堂。

　　九

　　廖均卿跋山涉水，抵达北京勘察地形，是在第二年的五月。站在天寿山上，视线变得无限绵长。面对群山，他开始思考天下的格局。不是政治的格局——那是皇帝的事，而是地理的格局，具体说，就是天寿山与昆仑山的位置关系。思考的结果，却体现出鲜明的政治性，让一意迁都的朱棣喜不自禁——天下龙脉，正汇聚在这天寿山里。

　　现在得解释一下什么是龙脉。《地理大成》云：“龙者何？山之脉也。”龙脉盘桓在大地上，有起有伏，绵延不断，像是气在其中运行，又像人身体的经络，彼此相通。所以，在古代中国人的观念里，山不是一些纯物质的石头，而是气血畅通的脉管。

　　那么，龙脉的根源在哪里？就在昆仑山。在古代中国人的世界观里，昆仑山是天下的祖山。我们一直习惯于把河流当作我们文明的动脉，但天底下所有的水脉都发源于山脉，而天底下所有的山脉都发源于昆仑山，于是，在这块广袤的国土上，昆仑山为观察所有山脉的坐标原点。《河图纬·括地象》说：“昆仑者，地之中也，地下有八柱，柱广十万里，有三千六百轴，互相牵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青囊海角经》里，杨筠松写道：

　　山之发根脉从昆仑，昆仑之脉，枝干分明，秉之若五气，合诸五形，天气下降，地气上升，阴阳相配，合乎德刑，四时合序，日月合明，相生相克，祸福悠分，存亡之道，究诸甲庚，天星凶吉，囊括虚盈。

　　意思是说，所有的山脉皆发脉于昆仑山，支脉分明。昆仑山秉五气，合五形，天气从这里下降，地气从这里上升，阴阳相配，四时合序，日月合明，相生相克，浓缩了宇宙的一切生发之道。这一观念，从早期战国时代的屈原一直到清代，都从没有改变过。徐霞客跑遍南北，就是为了给他的家乡金陵与昆仑山接上组织关系。

　　发源于昆仑山的天下山脉，主要分成三大支脉，也叫三大干龙，成为撑起天下的骨骼。所有的经络筋肉，都附着在这三大骨骼上。三大支脉中，北方的那条最长，它从昆仑山出发，一路向西，沿阴山、贺兰山进入山西，沿太行山逶迤向北，形成燕山，再向东，潜入大海。天寿山，就在这条龙脉终结之处。

　　起自昆仑山的龙脉，抵达天寿山后潜入地下，建紫禁城时人工堆起的万岁山（景山），又把潜入地下的龙脉再引出来，成为王朝的护佑之山。所以说，小小的万岁山，与苍茫绵延的昆仑山，是彼此连通的。在它的斜阳草木间，感受得到昆仑山的风雨脉动。前面说过，帝王的阳宅与阴宅要在同一条龙脉上，有了这座万岁山，作为皇帝阳宅的紫禁城就与天寿山里的陵寝（十三陵）连通了。

　　有了这些山，紫禁城就不再是一座孤岛，而是存在着一条通往上天的秘密通道，尽管这条通道，路途遥远，要从北京城，穿越黄土高原，顺着山脊连成的天际线，一路向西，奔向西部的雪山大漠，才能抵达昆仑山，但至少在明清两代皇帝的想象中，它是存在的。有了它，紫禁城才气韵流畅，它的千般威仪、万般美丽，才有了依凭。

　　从一个更大的视角上看，起自昆仑山的圣山组合，横亘在帝国版图的北方，形成一道坚不可摧的天然屏障，成为帝都和紫禁城的真正靠山，皇帝背靠龙脉，面南而王，俯瞰天下，中原的泰山、南方的五岭，都在他的视线的正前方。皇帝视线的延长线，无形中成为一条更长的中轴线，把万里江山，都统摄在一起。

　　那是一条真正的地轴，紫禁城位于地轴的顶端，一如北极星位于天轴的顶端，被泰山、黄河以及天下山水所拱卫，“合天下一堂局”，孔夫子“居其所而众星拱之”的空间理想，终于变作现实。

　　想起来蛮有意思，假若没有廖均卿为皇陵和皇宫点穴、定位，就没有我们眼前这座紫禁城，就没有明清两代五个世纪的沉浮沧桑，就没有皇城根下芸芸众生的风雨悲欢，也没有我这一介书生在故宫博物院找到一生的饭碗。在我与廖均卿，甚至与朱棣之间，也有着一条看不见的命运连线，就像那条发轫于昆仑山的命运连线一样。实际上，现世中的每个人，都与历史有一条这样的连线，古时的风里雨里，酝酿着今天的细胞血肉，没有前面发生的一切，后来的一切也都将胎死腹中。无论历史纯洁还是肮脏，我们每个人，原本都连着历史的脈。

　　十

　　那些消失的元朝宫殿，其实也并没有真正消失，它们被拆散成构件，又出现在新的宫殿里。宫殿消失了又重现，这些构件，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见证了王朝之间的传递关系。

　　太多的旧宫殿被岁月裹挟而去，我们再也见不到，只能从史书中找到零章断简，或者从今天的故宫找到草蛇灰线，去想象和凭吊它昔日的辉煌。我们会羡慕西方的宫殿、城堡，依托于石头的坚硬，有一种穿越时间的力量。

　　木更利于能工巧匠在上面雕龙画凤，这些优点，都是石头所不具备。但木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易朽、易坏，不能持久。

　　或许，有人会心生疑问，古代中国人为什么总是喜欢摧毁旧宫殿，而不是把它们当作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下来？

　　我们当然不能苛求古人有文物保护意识，古代王朝，都有着鲜明的政治伦理，一个新朝，当然要建造自己的宫殿，而不是住在前朝的故宫里（只有清朝是一个例外）。但更重要的原因，却在于中国古代建筑具有极强的再生性。不因为元故宫的消失，会让人们感慨惋惜，疑惑一座新建筑的诞生，为什么一定以一座旧建筑的消失为代价。

　　这不仅因为皇家建筑的诞生，就像一个王朝的诞生一样，意味着时间的起点，也因为中国传统建筑本身就像所有的生命一样，有生长与死亡、前世与今生。

　　中国古代建筑以木结构为主，一片建筑群，其实就是一片由巨树组成的森林。它们原本生长在云贵川的深山里，伐木工把它们砍伐下来，“出三峡，道江汉，涉淮泗”，从扬州入大运河，由差官一路押运到通州张家湾，再经三十里旱路，运到北京朝阳门外大木厂和崇文门外神木厂存放并进行预制加工。紫禁城主要宫殿的梁柱及主要构件一律采用楠木，间用杉木。宫殿改变了树的形态，把它们变成建筑的构件——梁、柱、斗拱，却没有改变树的属性——温暖、润泽。中国的宫殿是有生命的，恰似人的身体，轻灵、伸展、有曲线美，不似西方的石头建筑，冰冷、坚硬、缺乏弹性。

　　更重要的是，木代表着生长性，中国古代木建筑，本身就像树木森林一样，不断生长。一如这鳞次栉比的宫殿，不是一次建成的，修修补补，不断完善，从六百年前延续到今天，从未中断。它也不会真正死亡，因为中国古建筑有着固定的组装形式，随时可以在新的空间里重新搭建。就像永乐十四年的元故宫，被肢解、拆散之后，便纷纷变身为建筑构件，融入到新的宫殿里。中国人也希望建筑永恒，却从来不把永恒寄寓在石头中，因为即使是石头筑成的建筑，也有损毁的一天，只有这生生不息的传递，才能实现真正的永恒。

　　这座新宫殿的地基垫层，隐藏在宫殿、庭院之下，今天的人们几乎看不出。紫禁城的地基垫层，用的是一种特殊的夯土，其中三大殿台基的地基垫层，厚达八到八点五米，一般地段的地基垫层，最浅的也要三到三点五米。这些地基垫层分片构筑，又彼此连接，因此有了一个好听的名字：“满堂红”。

　　但这只是垫层，真正的地基，则更加复杂。它们大多用黏土、碎砖、桩基、灰土等各种材料混合而成，分布在宫殿、月台、城门、城墙、庭院、通道之下，纵横交织，构成紫禁城神秘的地下世界。

　　十一

　　假如以皇帝的视角打量北京，这座新帝都，像套盒一样，套着四层城墙，由内而外，分别是宫城（即紫禁城）、皇城、内城和外城。也就是说，天下的中心是都城，都城的中心是皇城，皇城的中心是皇宫，皇宫的中心是奉天殿（即太和殿），奉天殿的中心，则是那把人人敬畏、又人人垂涎的龙椅。

　　这座灰蒙蒙的城市里，只有中间那片波澜起伏的建筑群灿灿发光，人们称它：紫禁城。

　　皇宫的正门，是刚刚提到过的午门，午门，是站立在子午线上的南方之门。这座平面呈“凹”字型的宫殿大门，在阳光普照的日子，只有在正午，才看不见两侧雁翅楼的阴影，这座门的名字，正透露出它的阳刚之气。

　　在午门以北，深藏着重重宫门，它们不仅分割着宫殿的空间，也制造了宫殿的神秘效果。在它们后面，是广场，豁然开朗的宫殿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乾清宫、坤宁宫、钦安殿依次浮现，让中轴线（暨子午线）上的建筑环环相扣。尤其洪武门、承天门、端门、午门、奉天门这五重宫门，和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这三座恢宏的大殿，使《礼记》中关于“天子五门三朝”的宫室制度设想得到了最完美的落实。

　　紫禁城犹如一部复杂的密码本，建造者在里面预置了太多的密码。就像这午门墩台，从空中看，是一个巨大的“凹”字，午门广场则是一个巨大的“凸”字。二者紧紧地扣在一起。我在上一章说过，紫禁城的外朝与内廷，刚好是一对“凸凹组合”。把午门的“凸凹组合”放大36倍，刚好就是紫禁城的“凸凹组合”结构，而36又不是一个普通的数字，它在传统数理中象征“天罡”之数，36位神将拱卫的星宿，就是紫微星垣。而紫微星垣正是天帝的居所，犹如紫禁城，是“天子”在人间的居所。

　　乾清门是外朝（Outer court）和内廷（Inner court）的分界线。乾清门以南为外朝，属阳，是皇帝上朝的大殿，如今那里游人如织、“黑导游”猖狂，但假如倒退几百年，在帝制时代，若你不是三品以上文官或者二品以上的武官，不是皇帝身边的高级侍从、侍卫和宦官，也不是皇帝下旨召见的人，那么你一辈子也不可能出現在这里。乾清门以北为内廷，属阴，是皇帝、后妃们居住的后宫，皇帝的寝宫（乾清宫）和皇后寝宫（坤宁宫）伫立在中轴线上，两侧是东西六宫，那里是脂粉聚集之地。乾清门是紫禁城中轴线南北距离的中间点。奏章、物品的传递，都要在此中转，各种“快递”在这里集中，因此几百年间，这里都是紫禁城内最重要的物流集散地。

　　内金水河从紫禁城西北流入，象征远接生命之源的昆仑山，在宫中蜿蜒两千一百多米，静静地勾画出封建王朝的庞大身影、瑰丽的殿宇、游人好奇的面容，还有永恒的天空。

　　在中轴线的两侧，层层宫院，更如巨鸟的双翅般展开，层层叠叠，无尽无休。依偎着帝国的中枢，居住着天底下最尊贵的家庭，诠释着封建王权关于“家天下”的伦理，只是，在那灯火阑珊之处，同样是一个喧嚣吵嚷、爱恨交织的人间世界。

　　十二

　　午门到承天门（天安门）之间，是一道封闭的纵长方形广场。东西两侧分别是太庙和社稷坛，体现《周礼》中“左祖右社”的规划思想。太庙是祭祀祖先的地方，那里是时间的起点;社稷坛是祭祀大地五谷的地方，那里则是空间的起始。

　　承天门（天安门）外，有T字型宫廷广场，广场南为大明门（位置在承天门与正阳门之间，清代称“大清门”，民国称“中华门”），东为长安左门，西为长安右门。大明门内、中轴线上的石板御路，有多少帝国官员匆匆走过，从这里进入浩瀚的皇宫。两侧连檐通脊廊房，长约500米，称“千步廊”。

　　千步廊东西两侧，排列着政府各职能部门，比如在东侧，有吏、户、兵、工各部，以及鸿胪寺、钦天监、太医院等，在朱棣时代，有些散乱无序，到朱祁镇时代（正统七年），才开始“各以行列方位，次第改建”，变成这样的格局：

　　千步廊西墙外建五府，即：中军都督府、左军都督府、右军都督府、前军都督府、后军都督府，是明代最高军事机构，此外，还建了通政使司、锦衣卫。

　　千步廊东墙外则依次为：宗人府、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工部、鸿胪寺、钦天监、太医院等办公衙署。

　　当年朱元璋在南京，改建宗人府、五府、六部时曾说：“南方为离明之位，人君南面以听天下之治，故殿廷皆南向，人臣则左文右武，北面而朝礼也。五府、六部官署宜东西并列，其建六部于广敬门之东，皆西向;建五府于广敬门之西，皆东向。”

　　根据这一指导思想，大明帝国的政府重要部门，都排列在紫禁城之南，使进行百官都能“北面而朝礼”，而左文右武，不仅成为皇宫的布局原则——在紫禁城内，左有文华殿，右有武英殿，北京城里，左有崇文门，右有宣武门。所谓左右，也一律是面南而说的。

　　从大明门再往南，是内城的正门正阳门和外城的正门永定门。这些壮丽的城门，与紫禁城的中轴线相衔接，共同构成了这座城市壮丽的中轴线。但这条中轴线并没有在城市的边缘戛然而止，而是一路延伸，穿过万里江山，成为一条无限长的轴线。它的正北，是天寿山，正南依次是泰山、淮南诸山和江南诸山。永乐大帝坐在奉天殿上，黄河、长江、淮河及江南山水在他视野的延长线上展开，万里江山奔来眼底，让他感觉到江山永祚，天地合一。

　　在当代学者眼中，“明清时期的皇宫规模虽然并非历史中最大，但在空间意象的总体规划，却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庞大的蓝图，在南北向的子午线上，在中天帝王之星下。”

　　十三

　　皇帝在举行重大仪式时经常登临承天门和午门，使得它们不仅仅是这皇城和皇宫的正门，而且兼任着临朝万邦的大殿的角色。皇帝在这里颁发诏书;军队凯旋时，亦在午门举行向皇帝敬献战俘的“献俘礼”。

　　我们常听戏文里说：推出午门斩首，其实在明清两代历史上，并没有午门斩首的记录。但是，午门之外，的确举行过廷杖。明代时，如果大臣触犯了皇家的尊严，便以“逆鳞”之罪，被绑出午门前御道东侧打屁股。廷杖也比斩首好不到哪儿去，甚至还没有斩首痛快。廷杖是一种很残酷的刑罚，刑杖一般是由栗木制成，击人的一端削成槌状，还要包上铁皮，铁皮上还有倒勾，一棒击下去，行刑人再顺势一扯，尖利的倒勾就会把受刑人身上连皮带肉撕下一大块来。如果行刑人手下不留情，不用说六十下，就是三十下，受刑人的皮肉也会被撕成一片烂麻。不少受刑官员，就因廷杖而毙命。即便不死，十之八九也会落下终身残疾。廷杖最高的数目是一百，但没有达到过这个数字，因为打到七八十下，人就已经死了，很少听到有人坚持到廷杖一百的记录。

　　廷杖开始还只是一种象征性的惩罚，后来发展到打死人。明太祖时代，就有了廷杖。明成祖永乐时期废除了廷杖，但朱棣死后十几年，明英宗就恢复了。被廷杖的官员，一般是一两个人，但在正德年间，明武宗创过107人同时受杖的纪录，而时隔不久，这个纪录就被打破，嘉靖皇帝同时廷杖134人，其中16人当场死亡。上百人被扒下衣服，排在皇极殿下，上百根棍子同时起落，一时间声响震天，血肉横飞。而廷杖的缘由也是无所不有。劾严嵩，论妖僧，谏万贵妃干政，谏元夕观灯，谏武宗南巡，谏嘉靖勿服金丹，五花八门，不一而足。正德年间，十三道御史弹劾刘瑾，上一本的杖三十，上两本的杖六十，而上三本的每本各杖六十。正德皇帝乘法算得精，但常常不等完成定额，人就断气了。

　　这表明皇帝不仅代表天命，哪怕一根手指、一截盲肠都代表着真理，也表明他的拳头也硬，午门外所有的刑杖，时时刻刻听命于他。宫殿里的皇帝，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当然，廷杖的厉害，在于它不仅要命，还要脸，因为身为朝廷命臣，被当众脱裤子，是何等的有损颜面。当然，剥夺大臣们的尊严，是显示皇威的一种手段。一个统治者的威严，从某种意义上是通过对他人的矮化实现的。廷杖，以剥夺他人尊严的方式，来强调和悍卫皇家的尊严。

　　但这样的矮化也未必总是很顺利，假如皇帝遇到有脾气的大臣，事情就可能会麻烦。而大明王朝，唯独不缺偏执的大臣。比如，在万历朝，万历皇帝在立太子的问题上与大臣们发生纠纷，万历想立郑贵妃的儿子，大臣们极力反对。双方僵持不下，万历一气之下，下令将上疏干涉皇帝立太子的礼部尚书洪乃春拖到午门外廷杖六十。但是万历没有想到，皇帝任性，大臣们更任性。廷杖这一刑罚，不仅没有让大臣们俯首帖耳，反而激起了他们的斗志，让他们前仆后继，主动申请廷杖。面对廷杖，他们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种荣耀，基于长期文化积累的对忠臣这个符号的认可。皇帝要打大臣屁股，他们干脆齐刷刷地露出白屁股，让皇帝一次打個够。对他们来说，露屁，就等于露脸。在明朝，甚至有很多为反对而反对的反对派，皇帝不论说什么，他们都投反对票，以便用皮肉之苦换来冒死直谏的好名声，在今天看来，不免教条主义，但在他们眼中，却是他们超凡入圣的通天梯。很多年中，廷杖几乎成了万历与大臣们对话最主要的方式。实际上，在明朝，自开国皇帝朱元璋到亡国之君朱由检，君臣之间基本上形成了虐待狂与受虐狂的强强联合，大家一起玩SM。皇帝越是凶狠，大臣们越是痛快。

　　这一场君臣斗，竟然一直玩了十五年。十五年中，午门广场可谓无比忙碌，被杖打的大臣不计其数，最后的结局，却是万历皇帝崩溃了，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因为他虽贵为天子，却寡不敌众，根本不是官僚系统的对手。他终于玩腻了，干脆罢了工，几十年不再上朝。

　　《明史》说：“明之亡，实亡于神宗。”神宗，就是万历，明朝的江山，就是在他的手里玩完的，崇祯不过是为他背了黑锅而已。总的来说，明朝的皇帝，道德上过硬的并不多，无论是“为政以德”的政治口号，还是“天下之中”的建筑意识形态，都无法掩盖他们的变态与荒唐。假如皇帝真的是天底下最大的道德楷模，为什么王朝终究都逃不过一场败亡？假如天子真的代表天命，为什么天命总不长久，老天爷总是朝令夕改，朝秦暮楚？

　　十四

　　紫禁城不仅是一个关于天空秩序的模型（比如紫禁城的四座城门对应着天空的四方与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中轴线上的七座宫殿——三大殿、后三宫、钦安殿，象征着北斗七星），而且是一个道德理想主义的视觉模型，比如它以中轴为核心的空间理念，阴阳互补的布局，三大殿的配置，以及五行相生的结构（以金、木、水、火、土分别对应紫禁城的东、西、南、北、中五个区域，以五座内金水桥象征仁、义、礼、智、信五德），都充满了对道德理想主义的暗喻，即：只有合乎天道与人道的圣者，才配做这人世间的王。

　　其实早在周代，天意就已经与民意挂上了钩，殷商时代流行的“残民事神”，被周人修改为“敬天保民”。“敬天”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民，假若以民众为牺牲去供奉神灵，岂不是自相矛盾？因此，所谓的“天道”，其实就是“人道”。马王堆出土的帛书《五行》，虽屡次三番提到“道者，天道也”，但它始终把天道与人道相连，甚至把人道作为天道的前提。

　　天地是重要的，人也是重要的，甚至是更重要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世界的秩序，由二递进到三，是因为加入了人。消失的三大殿，它们的含义之一，就是代表了天、地、人。《左传》说：“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唯有收服了人心，上天才会满意，王朝基业才立得安稳，皇帝手里的权力才真正地成为“天经地义”。

　　百姓是王朝的天，只是对于如此颠覆性的结论，有的人信，有的人不信，有的人真信，有的人假信，有的人有时信，有的人时时信，有的人主动信，有的人被迫信。但历史经验证明，身为皇帝，只凭霸道是不够的，还要宽仁亲民。当然仅有王道也是不够的，谦谦君子、道德标兵治不了国，朱允炆就是前车之鉴。皇帝必须是王道和霸道的统一体，既代表正义，又有现实的威慑力。

　　朱元璋曾对侍臣说：“上天之命，朕不敢知。古人有言，天命不易。又曰天命无常。难保无常之天命，付骄纵淫佚之庸主，岂有不败？朕尝披览载籍，见前代帝王，当祭祀时，诚敬或有未至，必致非常妖孽，天命亦随而改。每念至此，中心惕然。”

　　有一次，朱棣在右顺门批奏章，案头一方镇纸斜靠着一摞奏折，摇摇欲坠，一位大臣眼疾手快，在镇纸将落的一刹，扶住了镇纸，摆放在桌案正中。朱棣环顾众臣，借题发挥道：“一件器物虽小，但置于危则危，置于安则安。天下就是一件大器，岂能置于危处？更须处于安定之地。天下虽安，不可忘危。”

　　太和门的两边，左为弘政门，右为宣治门，清代以后分别改为昭德门和贞度门。朱棣之子、明仁宗朱高炽经常到宣治门（贞度门）与杨士奇、杨荣、杨溥等大学士讨论政事，议论古代帝王的政治得失。以“三杨”为首的内阁集团，在宣德朝后期占据了朝廷政治中枢的地位，从《杏园雅集图》卷中，我们可见杨荣、杨士奇、杨溥等人在杨荣的杏园内聚会的情景。有意思的是，画家谢环把自己的身影，藏在这幅画卷中。

　　朱氏王朝的皇帝们在历史中留下了许多矛盾的形象，有时温柔似猫，有时凶猛如虎，有时像慈母，有时又像严父。但这是中国封建帝王的标准形象，历史已经习惯，而且接受了。

　　帝国这辆车要推得远，至少要有两只轮子，一只叫“敬天”，一只叫“保民”。其实，民就是天，天就是民。一如阴阳，可以互相转化，亦像紫禁城里的建筑，彼此倚托映衬。

　　“一阴一阳谓之道”，这道，是天道，是人道，是紫禁城的建筑之道。

　　十五

　　正像埃及金字塔和古希腊神殿，紫禁城的建筑中，暗藏着许多神奇数字，显然，它们并非随意出现。如果不借助资料，一个普通的游者恐怕很难发现其中的玄奥。它们“如同某些位于黑暗深处的神秘法则，正行使着权利，但永不显形”。

　　“九一八事变”之后的1934年至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之后的1941年至1944年，在中国营造学社社长朱启钤先生的策划组织下，建筑学家对紫禁城建筑以及北京城中轴线上主要建筑进行了两次测绘。

　　第一次测绘，由中央研究院拨款五千元，由营造学社执行，具体由梁思成负责，邵力工协助，完成了对天安门、端门、午门、太和门、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角楼等建筑的测绘，因抗战爆发，测绘被迫中止，已完成的测绘图纸连同照片、研究报告等一起存入天津麦加利银行保险库，因1939年天津大水而惨遭破坏，抢救出来的一千多张被浸泡的测绘图稿，现存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第二次测绘，是在北京沦陷时期用五年时间完成的，由伪北京工务局委托基泰工程公司张鎛主持。这次详细测绘了南起永定门、北至钟鼓楼的数十座重要古建筑，七百多张测绘图纸完整保存至今，以期保存最真实的古建筑基础资料，一旦古建筑被毁，日后重建将有所依据，同时，对于后来的古建筑保护与研究，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此后的半个多世纪中，中国的建筑学专家们，对紫禁城进行过多次测绘。

　　1994年起，曾任梁思成、刘敦桢助手的傅熹年先生，承担起建设部科技司下达的《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建筑群组布局、单体建筑设计手法和构图规律研究》专题研究，重点对形成中国古代独特建筑体系并能持续发展起重要作用的规划设计手法进行探索。

　　紫禁城游人如织，人们丝毫没有注意，一个拿着皮尺的老人，正在发现他们眼前这座古代宫殿的营造秘密，从数字中解读紫禁城营建者设置的密码。他首先测出后寝二宫组成的院落，南北长度为218米，东西宽度为118米，二者之比为6：11;而前朝三大殿组成的院落，南北长度为437米，东西宽度为234米，二者之比也是6：11，而且前朝院落的长、宽几乎都是后寝院落的两倍，也就是说，前朝的院落面积是后寝的四倍。接着，他又测出后宫部分的东西六宫和东西五所，长宽尺度与后寝院落基本吻合。

　　傅熹年先生对紫禁城的营造比例作出这样的推测：中国封建皇帝有“化家为国”的观念，所以皇帝的家，也就是后寝为模数，按比例规划前朝与其他建筑群落。

　　随着测量的深入，规律进一步显现——明代奉天殿，也就是清代的太和殿，采用的是宫殿建筑的最高等级形制，面阔九间，进深五间，二者之比为9：5;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共处的土字形大台基，其南北长度为232米，东西宽度为130米，似乎没有什么奥秘，但对二者约分，傅先生发现，二者之比也刚好为9：5。

　　古代数字有阴阳之分，奇数为阳，偶数为阴。紫禁城中前朝部分宫殿数量皆为阳数，而后寝部分宫殿数量则皆为阴数。阳数中九为最高，五居正中，因而古代常以九和五象征帝王的权威，称之为“九五之尊”。午门城楼、保和殿等正面都是九开间的殿宇。显然，这些数字与那些措辞华丽的颂歌没有区别，都表达了对王权的顶礼膜拜。

　　显然，数字在这里成为衡量等级地位的尺度。作为最高的阳数，“九”更是在紫禁城的建筑中频繁出现。然而，也会发现例外。

　　细心的游人会发现，今天的太和殿，面宽并不是九间，而是十一间，无法印证以上说法。实际上，这是因为奉天殿在李自成进京后被毁，清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重建时，老技师梁九亲手制作了模型，卻因找不到上好的金丝楠木，只好把面阔改为十一间，以缩短桁条的跨度。

　　宫殿檐脊上的走兽数量通常为单数，也就是阳数，最多为九。而太和殿檐脊上的走兽，却有十个。

　　太和殿脊兽的排列顺序是：龙、凤、狮子、海马、天马、押鱼、狻猊、獬豸、斗牛、行什（猴）。多了一个行什。古代建筑上的脊兽，行什仅出现过一次，就是在太和殿上。这是为什么呢？

　　与高高在上的脊兽相比，门钉数量的“错误”也许更容易被发现。帝王宫殿的门钉通常都是每扇九路，每路九颗。而午门的左右掖门，以及东华门的中门和左右侧门，却都是每扇只有八路。

　　显然，这并不是营造者的粗心造成的。有人认为清代帝后死后经过此门出殡，属于“鬼门”，所以用阴数。

　　十六

　　黄金分割比值约为0.618，这个比例被公认为是最能引起美感的比例，因此被称为黄金分割。建筑师们对黄金分割比值特别偏爱，无论是古埃及的金字塔、希腊雅典的巴特农神庙，还是巴黎的圣母院、法国的埃菲尔铁塔，都有黄金分割的痕迹。画家同样不会忽略这个最美的比值，达·芬奇《维特鲁威人》《蒙娜丽莎》《最后的晚餐》这些名作中都运用了黄金分割。当今女性，腰身以下的长度平均只占身高的0.58，而古希腊的著名雕像断臂维纳斯及太阳神阿波罗都通过故意延长双腿，使之与身高的比值为0.618，而使他们的身材趋于完美。

　　在伊苏斯战役中，亚历山大大帝因在波斯军队的左翼和中央接合部作为攻击点，而大获全胜。有人把这视为“黄金分割率”在战争中的完美运用。

　　在东方建筑中，是否存在黄金分割呢？傅熹年先生测出，太和门庭院的深度为130米，宽度为200米，其长宽比为：130：200=0.65，与0.618的黄金分割率十分接近。

　　从紫禁城最重要的宫殿——太和殿上，暂时没有找到与黄金分割有关的证据。但是如果我们把太和殿放在中轴线的整体尺度上进行衡量，情况就会发生变化。中国古代建筑的传统审美视点是庭院中心。从大明门到景山的距离是2.5公里，而从大明门到太和殿的庭院中心是1.5045公里，用1.5045除以2.5，神奇的事情發生了——得出的结果，刚好是0.618！

　　我们突然明白，大明门为什么被放在距离紫禁城如此遥远的地方，甚至不惜拆除元大都的南面城墙。以前我们总是直觉地认为这是为了延长宫殿的序幕，使进入宫殿的人产生一种期待值。但是，数字关系却让我们对紫禁城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让我们醍醐灌顶。

　　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在《几何原本》系统论述了黄金分割，使它成为最早的有关黄金分割的论著。我在《远路去中国》一书里写到，这部著作在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由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和徐光启根据拉丁文本译成中文，而在此一百八十多年前，紫禁城就已建成。

　　我只能说，人类对美的追求是相通的，中国人在自己的实践中，得出了对黄金分割的认识。

　　十七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皇帝的诏书，开头都这么说。皇帝所说的话、所做的事，原来都是依照上天的意思。正是因为秉承了上天的意志，王朝才被称为“天朝”，皇帝被称作“天子”，他统治的范围被称为“天下”，皇城的正门被称作“承天门” （后为天安门），紫禁城里最重要的宫殿，称为“奉天殿”（后为皇极殿、太和殿）……

　　苏轼《水调歌头》写：“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天是什么？天在哪里？

　　在古人眼里，天是一个遥远、模糊的存在。

　　是主宰宇宙的神灵居住的地方，是苏东坡所写的“天上宫阙”。

　　那宫阙，坐落在三组星垣上，分别是：上垣太微、中垣紫微和下垣天市。

　　紫微垣是中间的一座，是天帝，还有他老婆孩子居住的地方。

　　太微垣在紫微垣的东北角，天帝的南宫坐落在这里，是天帝的统治中心，天帝坐在南宫里，统治全宇宙。

　　紫禁城建在大地上，但它也可以被看作天空的一部分。四周的宫殿，为天空勾出一个轮廓。但这并未减小天空的体积，而是使它显得更大。赵广超先生说：“有限的最高成就，就是回到无限的怀抱里。”这是中国建筑最重要的理念。他还说：真正压倒一切的是看起来仿佛被风吹弯了的殿顶所拱托的天空。

　　天朝大国、大国朝天。上朝，其实是朝天的仪式。

　　每当皇帝出现在御座上，就像天帝在他的南宫闪亮登场。“当百官跪在高不可攀的丹陛下，根本就看不见陛下（皇帝），三台上下18座香鼎，台上铜龟仙鹤所祭起的香烟，和千多根的云龙望柱，千多个吐水龙头，在晨光照射下一起冉冉上升，与白云齐。仰望太和殿，仰望真命天子。抬头四面皆青天。”

　　葛兆光先生《中国思想史》说：“中国古代思想世界一开始就与‘天相关，在对天体地形的观察体验与认识中，包含了宇宙天地有中心与边缘的思想，而且潜含了中国古代人们自认为是居于天地中心的想法，这与中国这一名称的内涵有一定的关系，对天地的感觉与想象也与此后中国人的各种抽象观念有极深的关系。”

　　假如说紫禁城的宫殿就像大地上排布的起起伏伏的山峰，太和殿就是海拔最高的那一座，是中国建筑中的珠穆朗玛峰，在苍穹下，稳稳地屹立在那里，反射着耀眼的金光。不论是谁，走到太和殿前，心底都会升起一种敬畏感。其实太和殿的绝对高度并不高，只有35米，大致相当12层楼的高度。在今天的北京城，四五百米的建筑也不会让人惊讶（中央商务区的“中国尊”的高度达到528米），这些垂直竖起的建筑，似乎正以它们的高度挑战上帝的权威，但它们并不能使人产生敬畏感，唯有太和殿能做到这一点，尽管中国传统建筑以木为材料，树木的高度，决定了宫殿高度的极限，但紫禁城的天际线，以及整座建筑营造出的氛围，却让太和殿有了无可置疑的权威感。

　　三大殿台基上，聚集了一千多只螭首。这阵容庞大的龙族，无疑是天国的子民。每当大雨倾盆，它们不仅会表演千龙戏水的祥瑞，更在视觉上把三大殿抬升到天空的高度，使它成为天空的一部分。

　　十八

　　今天的旅行者们，到太和殿前，关注点基本都在大殿中央的那张龙椅上，很少注意到大殿内部的沥粉金柱。假如我问，太和殿内究竟有多少根沥粉金柱，一定有人答不出来。

　　我告诉大家：六根。

　　为什么刚好六根？

　　在皇家建筑中，数字一定是具有象征性的。六根金柱，代表着八卦中的乾卦。

　　在《周易》中，乾卦由六根阳爻组成，假如我们把太和殿内的六根金柱全部横过来，摞在一起，刚好成了六根阳爻，它代表纯阳，至大至刚。

　　这六根沥粉金柱，也象征天有六个时辰，所谓“时乘六龙以御天”。

　　它们是天的象征，是“阳中之阳”，再一次申明了太和殿与上天的联系。

　　太和殿的六根沥粉金柱，实际上就是八卦里的乾卦。

　　而东西六宫的排列，刚好组成八卦里的两个坤卦。

　　东西六宫，包含两个六，其实坤卦本来就有“六六大顺”的意思。

　　《易经》说乾时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

　　意思是：蓬勃盛大的乾元之气，是万物创始化生的动力资源，这种强劲有力、生生不息的动力资源，统贯于整个天道运行的过程中。

　　《易经》说坤时说：“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

　　意思是：最伟大的，是作为万物之元的坤卦啊！万物都靠它的资元而有生命，它柔顺地承受天道的法则。

　　如果说太和殿的六根金柱代表的乾卦，象征着乾阳元气是上天赋予的;六宫代表的坤卦，就是大地深厚而载育万物的象征。

　　明嘉靖十四年（公元1535年），朝廷干脆把东六宫中永宁宫的名字改成承乾宫。

　　承乾，就是顺承乾的意志。

　　天（乾）的意志再伟大，终归还是要落地的，这就要靠后宫（坤）了。

　　后宫的任务，就是为皇帝生儿育女，延续王朝的命脉。

　　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东西六宫的四座门，分别命名为百子门、千婴门、螽斯门和麟趾门。百子千婴自不用说，螽斯就是蝈蝈，繁殖力强，善鸣，《诗》云：

　　螽斯羽，诜诜兮。宜尔子孙，振振兮。

　　螽斯羽，薨薨兮。宜尔子孙，绳绳兮。

　　螽斯羽，揖揖兮。宜尔子孙，蛰蛰兮。

　　不过是在赞美蝈蝈张翅膀，低飞翔，子孙多，家族旺。

　　《诗》里又云：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

　　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麟”是麒麟;“趾”是指麒麟的蹄。

　　《麟之趾》以麒麟比人，同样是祈求多子多孙，子孙品德高尚，犹如麒麟。

　　“麟趾”，后来被人们当作恭贺结婚和生子的贺词。

　　临近下班时，人潮渐渐退去，天色渐渐暗下来，我有时会独自来到太和殿广场，站在粗糙的砖地上，看天空深蓝如海，听大风在身边横行，想宇宙苍穹之广大，生命之卑微。六百年了，不知有多少人，站在各自的时空里，像我这样抬头看天，想着一些久远的事情。一个人面对宫殿，就仿佛独自面对天地山川、宇宙星河，给人一种寂寥感，像李白独坐敬亭山时所写：“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群山之巅，坐着一个小小的人影，那人就是李白，被巨大的孤独包围着，让他感到茫然、无语。

　　上朝勤政，朝天祈愿，求的是王朝得到天眷，能太平清宁，繁华永固。但那些人，包括一代一代的天子，全都消失在虚空，只有这天穹，像当年一样干净和透亮，天边那颗北极星，永远在孤独地，闪耀。

　　十九

　　养心殿是一座三合院，面南背北，南面是一道院墙，正中有门，就是养心门，正殿是养心殿，是雍正以后的清代皇帝生活和战斗的地方，东西各有配殿，三面房屋，围绕着一个庭院，庭院中有两棵树，一棵是槐树，另一棵也是槐树。

　　从养心殿明间后檐穿过去，是后殿，即家属区，后妃可以在此临时居住，两侧各有耳房五间，一个叫体顺堂，另一个叫燕喜堂。

　　养心殿在后宫区域的西南部，最靠近三大殿的位置上。在形制上，与紫禁城保持着同构的关系，或者说，养心殿本身就是一个缩小的紫禁城，虽然它只是皇帝的寝宫，但是它仍然保持着“前殿后寝”的形制，工作生活两不误——在前殿，军机大臣们虔诚地聆听着皇帝的旨意;在后寝，是环肥燕瘦，竞相争宠。

　　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紫禁城后宫几乎所有的建筑，都与大紫禁城保持着某种同构关系。我们可以把紫禁城任意放大和缩小，把大紫禁城缩小，它就是后宫的某一个庭院，把庭院放大，就变成了大紫禁城。

　　因此，紫禁城里的许多建筑，包括小小的养心殿，都可以串连出一部完整的清朝通史——它建于明代嘉靖十六年（公元1537年），大清王朝的皇帝顺治就在这里断了气——他的死，即使在三百年后，仍然显得扑朔迷离。顺治死后，帝国迎来了康雍乾的盛世光辉，养心殿也成为一个令人瞩目的场所，在经过一系列的改造、添建之后，成为一组集召见臣工、处理政务、皇帝读书和居住为一体的多功能建筑群。

　　葵花朵朵向太阳。在宫殿中，只有皇帝，才是真正的太阳，是一切建筑的核心。所以，无论在大紫禁城中，还是在某一宫、某一殿，皇帝永远构成了建筑的核心部分，其他人和建筑，都紧密地团结在皇帝的周围。在宫殿之外，在帝国广袤的版图上，皇帝的意志又与层层叠叠的行政系统相连，通过分级严格的官衙建筑得以视觉化地表达，渗透到帝国的每一个细胞中，使皇帝的意志像波浪一般，波及帝国最遥远的边疆。

　　《礼记》说：“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禮。” 故宫建筑体现礼治，根本上是“治人之道”。在任何一座宫殿庭院都不是孤立的，而是通过皇家建筑特有的格式，与一个更广大的建筑系统相连。反反复复的宫殿庭院，拐来拐去的夹道回廊，无数繁复的装饰与构件，都服从于帝国治理的法则。紫禁城看上去眼花缭乱，实际上条缕清晰，什么人，什么时候，该出现在什么地方，一切都井然有序。由此，我们可以见证帝国建筑统摄全局的强大控制力。养心殿，则是这“治人”的心脏。

　　“劳心者治人”，帝国有大大小小、不同级别的“治人者”，他们层层管治，所以那些“治者人”既“治人”，又“被治”。在所有“治人者”之上，皇帝是“总治人者”，因此他也是最“劳心”的那个人。

　　皇帝是治天下者，是那个“总治人者”，是“孤”，是“寡”，虽然不是“孤寡老人”，却称得上是“孤家寡人”。他就像天上的北极星，是独一无二、没有同伴的，因此，“孤家寡人”必定是孤独的。

　　不同的皇帝，选择了不同的方式来抚慰这种孤独。有的皇帝对后宫充满热爱，除了满足色欲，还顺带帮他克服对孤独的恐惧。

　　乾隆是另一种皇帝，他酷爱文艺，所以在他居住和处理政务的养心殿里，開辟一间“三希堂”，供他“怀抱观古今，深心托豪素”，去与古人对话，一展文化情怀。

　　在“三希堂”，他以“三王”（王羲之、王献之、王珣）为友，后来又聚集了晋以后历代名家一百三十四人的作品，包括墨迹三百四十件以及拓本四百九十五种，这些人、这些书（法），密密匝匝地拥挤在这八平米小屋，让他的世界活色生香。

　　“三希堂”是另一幅江山，“咫尺之内，而瞻万里之遥;方寸之中，乃辨千寻之峻”，在那里，他才能真正地呼朋唤友，与他们同歌同舞，同笑同哭。

　　乾隆一生作诗四万余首，一人单挑《全唐诗》（《全唐诗》收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由二千二百多位诗人创作）。虽说“这大鱼大肉的四万多首诗，抵不过李白清清淡淡的一首”，但对于乾隆自己，倒可能是心满意足的。倘若没有了这些书（法）、这些诗，在他八十九年的人生、六十余年的皇帝岁月里，他又和谁聊天呢？

　　二十

　　熟悉清代历史的人，都对军机处的威名耳熟能详。军机处原是辅佐皇帝办理日常事务的办事机构，相当于国家元首的办公厅。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因用兵西北，往返军报频繁，而当时兵部所处的位置，在天安门外，现在天安门广场的位置上，令心急火燎的皇帝鞭长莫及，于是在这一年元月，在宫殿中增添了这一办事机构。

　　后来曾任军机处章京（文书）的王昶，在《军机处题名记》中写道：“雍正七年，青海军兴，始设军机房。”“军机房”是初始时的名字，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更名为“办理军机处”，简称“军机处”。军机处初设时，它的权限仅限于军务。《清史稿·军机大臣年表序》说：“初只承庙谟商戎略而已。”但在皇权护佑下，它的权力一步步扩大，由国防部，升格为总揽帝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民族、文化各项事业的最高决策机构，一切机密大政均归于军机处办理，而远在宫殿外的内阁，则沦为办理例行事务的机构。

　　无论是军机处的工作人员，还是雍正本人，或许都没有想到，这一临时机构，在帝国的历史中存活了一百七十年， 直到1912年2月12日。在隆裕皇后天安门上宣告皇帝退位并授命曾任军机大臣的袁世凯组建临时共和政府以前，它一直是朝廷中最重要的政治枢纽，甚至在清朝覆灭后，这一传统，又以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侍从室的名义得以继承和发扬。

　　然而，你若发现位高权重的军机处，只是隆宗门与乾清门之间那一排不起眼的几间板房的时候，一定会大失所望。那是一座十二间的通脊长房，面积不足200平方米，无论从体量上，还是装饰上，都乏善可陈，在波澜壮阔的宫殿内部，仿佛一只漂浮的舢板，弱不经风。

　　从三大殿绕过来，站在保和殿的台基上，目光自然地向北延伸，越过乾清门华丽的琉璃檐顶，落在景山的万春亭上。而军机处，则刚好出现在人们视线的盲点上。无论从哪个方向看，军机处都是视线中最容易被忽视的部分。它像一条冬眠的蛇，蛰伏在乾清门一侧的宫墙下 。

　　如今的军机处也成了一间展室，里面那张著名的通铺已去向不明，一排长长的玻璃框取而代之，里面陈列着从前的各种文牍实物。我记得很多年前第一次看到那张通铺时的惊讶，它几乎占据了整个房间一半的面积，因而显得格外醒目，除了它侧面的楠木饰板以外，那实在是一张再普通不过的通铺，上面摆着炕桌。在寒冷的冬夜，军机大臣们，就倚着那张炕桌，怀抱着铜质錾花暖手炉，处理帝国军机。这里曾是中国官场金字塔的顶端、一个众人仰望的权力机构，它的一端，通过一系列反反复复的奏折、文牍，与全国各地的官僚网络相连，而它的另一端，又与皇帝相连，是宫殿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不可或缺的机关，只有把它握在手里，皇帝才能驱动那台庞大而沉重的权力机器，否则，国土上那些层层叠叠的衙门，就变得遥不可及。军机处处于双重体系的交合点上，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然而，权力系统内部一个如此重要的器官，却是这样隐匿在宫殿内部，不动声色。一代一代的政治明星——鄂尔泰、张廷玉、和珅、董诰、允祥、永瑆、赛尚阿、李鸿藻、奕、奕劻、载漪、荣禄、翁同龢、李鸿章、瞿鸿禨、徐世昌、铁良、载沣、张之洞、袁世凯等，无一不在这一狭长的空间内闪展腾挪，对王朝政治施加影响。

　　它朴素得过分，实在看不出任何帝国最高决策机构的迹象，甚至与宫殿中的内阁公署、内阁大库、方略馆、内务府这些职能部门的建筑相比都相形见绌。军机处办公的地方不称衙署，仅称“值房”。军机大臣的值房称为“军机堂”。军机处的内部，除了那张大炕，青砖的地面上几乎空无一物，只有东墙下，摆着两把明式椅，墙上挂着一只“喜报红旌”的木匾，看上去，实在像一个“清水衙门”。不知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这些曾经拥有豪华衙署的地方大员，在擢升为军机大臣后，是否对自己的“办公环境”感到满意？

　　如果说雍正年间设立军机处是仓促之举，那么，在以后的一百七十年间，军机处的建筑为何没有丝毫的进步？

　　实际上，那些权倾朝野的军机大臣们，每时每刻都处于冰火相激的状态中——一方面，作为朝廷要员，他们是神圣的，他们在那间破房子里写下的每一个字都牵扯着国家的命脉;另一方面，在至高无上的帝王面前，他们只能做唯唯诺诺的磕头虫。

　　在外朝和内廷的夹缝中，军机大臣们仿佛被皇帝呼来唤去的伙计，无日不被召见，无日不承命办事。他们头戴顶戴花翎，器宇轩昂地出没于宫廷之间，又动作整齐地在皇帝的面前下跪。皇帝所到之处，军机大臣也无不随从在侧。他们既无品级，也无俸禄。对军机大臣的任命，没有制度上的规定可循，完全由皇帝的情绪决定。他们站在权力的高峰，脚下却是万丈深渊。军机大臣的职务也没有制度上的规定，一切都是皇帝临时交办的，所以军机大臣只是承旨办事而已——“只供传述缮撰，而不能稍有赞画于其间”。

　　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两次军机处全班换人的情况，而且全部与慈禧有关。一次是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在慈禧发动的宫廷政变中，咸丰皇帝留下的顾命大臣全部被废掉，变成被刽子手收割的人头，和流放地的一群孤魂野鬼;还有一次，是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慈禧太后脀旨抵达军机处的时候，所有的军机大臣都大吃一惊：“以恭王为首，包括大学士宝望、李鸿藻，尚书景廉、翁同龢在内的军机处大臣全班撤职，改换以礼王世铎为首，包括额勒和布、阎敬铭、张之万、孙毓汶、许庚身在内的另班人马。”脀旨并特别强调，遇有重大事件，须会商醇亲王办理。这次全班换人，表面原因是为法国在越南进行的战争中清军的节节败退负责，实际原因是慈禧忌惮奕，因为恭亲王奕外有洋人支持，内有领导剿灭太平天国之功，一股旺盛的野心，正在他的胸中熊熊燃烧，他兴洋务，建工厂，设招商局，筹建亚洲第一的中国海军，创办同文馆，办新式教育，派留学生，整饬吏治，像肃顺那样任用汉臣——帝国的十名总督，他用了九名汉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接二连三地，被奕一手提拔起来……一个又一个中兴计划，在他的胸中酝酿，他的主人翁精神，使慈禧太后——宫殿的真正主人深感不爽，所以他必须被清除。而醇亲王——光绪皇帝的亲生父亲，在宫殿里度过一系列如履薄冰的岁月后，于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忧惧而死。所以，那排匍匐在养心殿前的简陋值房，正是军机处真实处境的视觉化体现。它只是一群官僚的临时栖身之所，一个存放牵线木偶的仓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