舟卉

　　

　　

　　

　　一

　　十七年前，我亲历过SARS。

　　当时正在北京上大学，毕业前的最后一个学期。疫情悄无声息地传了一阵子，起初大家只是口头上谈论，以为是夸大其词，伴着难以置信的表情。但突然有一天，疫情变成了实锤，猛然砸来。原来，像中世纪黑死病那样恐怖的瘟疫，不只是传说。瘟疫会死灰复燃。

　　那段日子里，学校封了，城市空了。我们困在校园里，哪也去不了。而关于病毒的传言，沸沸扬扬，真假莫辨。周围的人都诚惶诚恐，感觉像是世界末日正慢慢逼近。如今再回想，其实比病毒更令人战栗的，是恐惧本身。

　　我们整天待在宿舍里。停课了，教学楼、图书馆全都关闭了。食堂按宿舍楼分时段就餐。开水房、澡堂也都一样，限制人流。记忆深刻的，是每天傍晚到操场上集体做操。连那些以前最懒于上体育课的人，也都变得积极起来。学校广播里不停地循环播报，锻炼身体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宿舍楼里，飘着浓烈的84消毒水味道。这味道，在我鼻子里萦绕了许久。直到疫情结束，我都毕业了，这酸爽刺鼻的味道，依然会时不时激活鼻腔内的黏膜记忆，汹涌而来。

　　因为SARS，我们那一届毕业生求职受到了很大影响。招聘会取消了，没办法投简历。就算此前投了简历，面试也没法进行。其实到了后来，与病毒带来的恐惧相比，更让我们焦心的，是对未来的茫然和焦虑。

　　那个春天，其实和北京以往的任何一个春天一样，美得耀眼。我们封在学校里，没有办法去看什刹海的柳絮，也没有办法去颐和园看昆明湖上碧波荡漾，更没有办法去爬香山和植物园，站到香炉峰顶上，眺望整个北京城轰轰烈烈的春天。

　　但春天，依然如期到来。就在我们女生宿舍楼的院子里。灿烂明媚的阳光，打在我们宿舍朝南的窗台上。两只画眉鸟栖在晾衣服的细铅丝上，轻盈地蹦跃着，叽叽喳喳叫。窗下，院子中央，那三株丁香树生机盎然，满枝满枝缀着花絮，犹如三大团紫色的烟云在燃烧，和过往的每个春天一样，飘来浓郁醉人的芬芳。

　　十七年后，另一场瘟疫降临。

　　我被隔离在英国。

　　因为经历过SARS那样的恐慌，我总以为，有生之年不会再遭遇比它更可怕的瘟疫了。医疗技术日新月异，外科手术都能换心脏甚至扬言要换头颅了，一个小小的病毒，似乎根本不足为惧。况且人类都计划冲向火星了，地球的疆域从太空俯瞰已是如此渺小，都快装不下人类磅礴的雄心。在科技早已渗透日常甚至武装到牙齿的今天，谁会相信，人类社会其实是如此不堪一击？所有的医学防线，所有的科技实力，所有的顶尖研究，全都形同虚设，一个直径0.1微米的病毒，穿透了科学层层的严防密布，如风暴一般肆虐了全球。

　　就像一次狠狠的掌掴。科技的武装让我们自以为成了巨人，但一个冠状病毒，却瞬间把我们打回原形——在它面前，我们手足无措，就像一百年前对付西班牙流感时那样无力。

　　想想都觉得魔幻。过去的这几个月，一个病毒已把世界搅得天翻地覆。以为是科幻灾难片里才有的场景，可事实上是，整个人类正在经历这场磨难。

　　武汉封城的时候，我虽然远在海外，但和留在国内的同胞一样，陷入了一种悲伤而揪心的情绪。那些撕心裂肺的哭声，医院门前呼啸而去的灵车，还有整座城市空荡荡的街头，像一把锋利的匕首刺穿了这个沉寂冰寒的冬天，也刺穿了人们柔软的内心。疫情是面照妖镜，但疫情也是黏合剂，让人们在苦难面前空前团结。各种人性的光辉，平时淹没在平凡琐碎的泱泱生活中，但在疫情威胁下突如擦亮的银柱，顶天立地，熠熠发光。3月初，武汉的疫情得到控制。国内也一片安然。我舒了一口气。

　　我们一家原本订了2月底回国探亲的机票，但受疫情影响，在临飞前半个月被通知，那段时间所有的航班都取消了。正当我盼着航线能恢复正常时，欧洲的疫情却肆虐了起来。

　　万万没想到，这场可怕的大瘟疫，在全球范围内其实才刚刚掀开帷幕。

　　2月底，意大利北部突然暴发疫情。在这之前，欧洲人对新冠病毒的认知还相当遥远。绝大部分民众的反应，觉得这不过是一次流感，冠了个新的名字而已。流感年年有，也年年有人死去，所以不足为奇。但意大利的局面失控，大批感染者死去，整个医疗系统在短时内接近崩溃，让欧洲一下子懵了。

　　但即便这样，欧洲人也依然觉得意大利只是个特例——因为那里人口老龄化问题太严重了。他们以惊愕而不可思议的目光，同情地观望着意大利。谁也不会料到，疫情的这把野火会迅速蹿烧到自身。当时欧洲的一些主流媒体还以总结式的口吻报道意大利疫情，标题诸如《意大利留给世界的惨痛教训》——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欧洲多国并没有吸取教训，而是纷纷步其后尘，重蹈覆辙。

　　在此之前，英国对疫情的防控，一直做得不错。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对入境的所有疑似病例，都采取了强制隔离，并追踪全部与患者接触过的人群。截至2月13日，英国确诊仅为9例。在当时，英国公共卫生系统对新冠病毒相当警惕且重视，只要疑似，NHS都会在第一时间派出救护车前去接人，进行病毒检测，安排治疗或隔离。

　　所以在2月初，国内最惶恐的时候，我一度动过念头，想把父母接到英国来。

　　但意大利的疫情，直接影响了欧洲的防疫格局。

　　英国人喜欢去意大利度假。因为那里有托斯卡纳灿烂的阳光，有地中海温暖旖旎的风光。就算意大利在闹疫情了，也没有阻挡住英国人欣然前往的脚步。相比英伦岛常年的阴冷雨雾，那里简直就是阳光灿烂的后花园。譬如，我公公就对意大利情有独钟。他养了一匹叫斯嘉丽的小马，原先一直养在家附近的草场，每天亲自照料，但后来因为年事渐高，精力跟不上了，便把斯嘉麗送去了意大利托斯卡纳地区的一家驯马场，由专业人士喂养和训练。他经常携婆婆一同飞往意大利，或者自己开车，一路拉风，横渡英吉利海峡，穿越法国入境意大利，去看望斯嘉丽，同时在托斯卡纳风光无限美丽的山间小住一段时间。婆婆有时不愿去，公公就一个人飞过去。起初，我不大理解老人家为何对意大利如此执迷。英格兰风光不错，有大片的丘地和草场，尤其他家附近，只要穿过马路，一排房子后面就是浩瀚的纯自然风光。直到两年半前，我们一家去佛罗伦萨，顺道坐了三个小时的火车去拜访正在托斯卡纳山间小憩的公公婆婆。他们开车到火车站来接我们。一路穿行在郁郁葱葱的托斯卡纳山间，艳阳高照，景色醉人。可能是在不列颠岛的阴雨里待久了，我蓦然发现，那儿的阳光真的是金色的。温暖，灿烂，明艳。缓缓起伏的翠绿群山，葡萄园和橄榄林，古朴的乡间旅舍，美食，美酒，古镇，古城堡，还有心爱的斯嘉丽，怪不得公公乐不思蜀，并计划拖着婆婆在托斯卡纳安度晚年。

　　3月上旬，意大利因疫情严重，全国封城。当时尚有大批英国人在意大利度假，只好匆匆折返。但当时机场和各港口没有采取任何防疫措施，没有测体温，没有隔离。从疫区返还的汹涌人群，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融入了英国本土。这一波操作，让在英华人目瞪口呆。

　　接下去，英国政府像自我放飞一般，令人目瞪口呆的事，一件接着一件。作为一个外国人，我都能明显地感觉到，NHS系统和英国政府出台的抗疫政策，就像一具勤奋刻苦的肌体贴了一张空洞的不大适合的皮，有些格格不入。

　　3月8日，英国累积确诊273例，死亡3例。统计数据看上去并不吓人，但吓人的是英国政府的反应。据媒体报道，政府官员开始为多达10万人可能死于新冠病毒做准备。

　　其实环顾整个欧洲，此时英国的疫情防控还算比较得力的。然而，到了3月12日，情况突变。英国的防疫政策，干脆让全世界都目瞪口呆——决定采取群体免疫政策。首相鲍里斯当着全体国民的面讲了一番话，意思是做好失去亲人的准备吧，政府将无为而治，洗手是对付病毒的法宝。

　　那时候，英国政府不是忙着购买防护设备和呼吸机，也不是忙着扩充医院，而是忙着搭临时停尸棚和寻找墓地地址。

　　这不是调侃，是事实。

　　在这之前，英国民众一直很淡定。从那天开始，英国民众没办法再淡定了。哪怕先前意大利的惨状就在眼前——医院太平间里尸满为患，教堂里停满了来不及火化的棺材，报纸上整版整版密密麻麻全是讣告——也吓不着英国人，他们坚信，隔着英吉利海峡，这样惨剧轮不到自己头上。但现在一切都不同了。

　　我记得那天是周四。首相发言刚结束，英国人就紧急开始了第一波抢购热潮。

　　那天傍晚，我去跑步，回来路上经过一家超市，从玻璃窗望进去，里面人满为患。货架几乎扫空了，结账处人人推着满满当当的购物车。还有许多人驱车赶来，停车场满了，就在路边排起长队。我当时不明情况，只是心里一咯噔，英国人终于感到怕了。或者确切地说，是英国人终于对新冠病毒做出反应了。因为之前，他们的超然淡定和对病毒的漠视，让我既钦佩又难以理解。

　　透过玻璃窗，我扫了一眼大米货架，空空如也。我顿时有点忧心，因为家里没有储备。先前我妈老早就越洋叮嘱过，要储点米和其他不易变质的主食。可我不慌不忙，跟大部分英国人一样，觉得抢购没有必要，只会导致恐慌。人人都不去抢购，供应链就不会崩断——就算是疫情期间，人们吃的用的还是往常一样的量。

　　关于抢购，有个别荒唐现象，迄今我都百思不得其解。疫情初期，日本民众最早抢购卫生纸。随后疫情蔓延到欧美，也莫名其妙掀起了一股抢购卫生纸的狂潮。这一点，英国也未能幸免，超市里最早断货的就是各类纸巾：卫生纸、厨房纸、盒装抽纸。在3月12日之前，我去过家附近的超市总共四次（前后五天），就为了买盒装抽纸，有时晚上，有时一大早，但货架上都没有了。卫生纸和厨房纸，也比平时少了许多，开始出现空架的现象。但其他的货物供应，在那日之前，都还正常。

　　家里还有大半袋米，剩着六七公斤，不多，也不少，还能维持一段时间。我隐隐担心的，倒不是眼前，而是政府的无为而治，很可能会导致后面疫情的失控，及随之而来的社会不安和动荡。若真如政府所言，60%以上的人口感染，按意大利确诊后13%的死亡率，这将是一个极度恐怖的死亡数据。就算数学水平烂如我，也能估算出整个英国将迎来一场怎样的灾难。我不寒而栗。我相信全英国有很多人在3月12日当天的反应，是跟我一样的震惊和茫然。按这个计算法，英国六千万人口，将会有多少人埋到政府提前觅好的墓地中去，而很可能，后面的大部分死亡者连埋进墓地的福气都没有了。

　　大批人口感染，大批人口死去。我担心，很多人哪怕侥幸逃脱了病毒的吞噬，也将陷入饥饿的困境。英国的食物，尤其是蔬菜水果，绝大部分靠进口。在超市里，小到一个蒜头、一颗生姜，大到一个西瓜、一盒葡萄，上面的标签都明明白白写着产地——除了土豆和一种British Apple（英国本地苹果，样子丑陋，吃起来倒又甜又脆）——基本都产自不列颠岛外。葡萄来自西班牙（很奇怪，在英国超市里，我从来没买到过法国葡萄。照理说，法国盛产优质葡萄，距离最近，价格又便宜），桃子来自埃及，甜瓜来自希腊，李子来自葡萄牙，樱桃和蓝莓来自智利，蒜头来自中国，猕猴桃来自新西兰，木瓜来自泰国，橙子来自南非，酒品、芝士、火腿等来自意大利……如果有一天，受疫情影响，大量行业停摆，英吉利海峡断航或者物流不畅通，那些驰骋在不列颠岛高速公路上的货运大卡车真的突然不跑了，后果将不难想象。

　　我隐隐忧惧的，不是病毒本身，而是供应链的断裂。英国是个岛国，四面环海，一旦疫情失控，到时没有食物，没有逃生的通道，这才是最大的威胁。也许我杞人忧天，想得过于悲观，但政府的消极措施，终将会导向悲剧。疫情暴发以来，很多惨烈甚至魔幻的事情接二连三发生，悲剧好像没有底线。如果英国政府放任疫情蔓延，闷声不响地践行全民免疫，等人口感染和死亡到一定程度，突破了承受极限，整个社会必将陷入混乱和瘫痪。

　　对英国而言，接下去的一周，极其难熬。

　　普通民众陷入了恐慌和茫然，虽然没有人上街抗议，但默默的抢购行为已经说明了一切。我想起了十七年前经历SARS时的恐惧。那种被大环境所卷裹的恐慌和无助感，只有那年的春天可以媲比。

　　我跑了两家本地超市、一家中国超市，均没有买到大米。

　　中国留学生和他们在国内的家长们，也开始变得寝食不安。据英国大学联（Universities UK）统计，截至2019年8月，中国在英留学生达10.6万人（本科以上），占在英留学生总人数的23.2%。而几天后，一个更令人惊愕的数据爆出来，留英的中国小学生达1.5万人。这些孩子很多寄住在当地人家，多半是老年人户主，而老人恰恰是新冠病毒最易感人群。當时从伦敦飞国内的航班已经少得可怜，孩子们有家难回，和他们的家长一起陷入了集体恐慌。后来中国驻英大使馆出面协调，商业包机先送部分未成年留学生回国。一张经济舱机票高达3万人民币，依然一票难求。

　　从3月12日开始，大批在英中国留学生不惜一切代价往国内撤。

　　我的一位师姐，她女儿在杜伦大学读研究生。此时学校尚未停课，她女儿怕耽误学业，对回国有点犹豫。但师姐态度坚决，怕英国疫情一旦失控就回不来了，便费尽周折替女儿订到了机票。3月19日那天，孩子平安飞回国内，师姐的心才落了地。按隔离政策，她女儿入境之后隔离两周。

　　因为疫情，国际航空业严重受创。国际航班大幅度削减甚至停飞，仍然在执飞的，也随时都有可能被取消。

　　那几天，有朋友建议我，在一切未知的情况下，先带孩子回国避一下。我讪笑着说，就不回来给祖国添麻烦了。这不是调侃，而是真诚的想法。机票根本订不到，即便侥幸订到，多半是中转航班，归程漫长至三十几个小时。后来就出过一个事件，美国留学生包机飞往国内，经停埃塞俄比亚，结果因为后半段航程的航班被取消，两百多名学生滞留在非洲。而且就算顺利飞回国，一路上感染病毒的几率依然很大。机舱是个封闭空间，如果乘客中业已有人感染，这一路十几个小时至三十几个小时不等，同舱呼吸，存在感染风险。加上登机前在机场接触人群，着陆后要过海关，配合检测，又是乌泱泱的人——后来看到新闻，北京机场海关压力巨大，乘客人满为患，需要等待几个小时才能出关。说实话，疫情期间，待在家里不出门，才是最务实的办法。

　　从伦敦希斯罗机场回国的留学生，好多人想方设法搞到防护服，上飞机前就包得严严实实，像太空人似的。一路上，他们不吃不喝，也不上厕所，十几个小时就是憋着。回家之途，漫长而煎熬。

　　事实上，在民众焦虑的同时，鲍里斯和首相府也像在加热的铁板上煎熬着。

　　3月14日，英国科学界超过600名研究人员发了三封实名公开信，强烈反对群体免疫策略。这些科学家在传染病领域、心理和行为科学领域及免疫学领域都是重磅人物。

　　究竟是保人命，還是保经济？这是摆在新上任才半年的首相鲍里斯面前的选择题。就像四百多年前，莎士比亚早已写好的著名台词一样：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星期日泰晤士报》指出，英国上一次对潜伏的敌人发动多兵种攻击，要追溯到1944年诺曼底登陆的当日，那天后来被称为“最漫长的一天”。一位内阁成员在3月19日感慨，刚刚度过了“最漫长的一周”，“本来以为脱欧将改变这个国家，但现在，将改变这个国家的是冠状病毒”。

　　后来有一些内幕信息曝出来，才让普通民众窥到，唐宁街十号在那一周的艰难抉择。

　　首相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内部交锋也异常激烈。首相高级顾问卡明斯和英国首席医学顾问瓦伦斯坚推“群体免疫”，而卫生大臣汉考克强烈要求实施社交限制。在内阁中，两派意见各有拥趸。双方僵持不下，最终在“科学决策”机制中形成了一种危险平衡。第一轮，群体免疫派暂时胜出。于是3月12日前后，群体免疫政策出炉。但随后，一份来自帝国理工大学的报告，震惊了内阁。这份报告由传染病专家尼尔·弗格森教授带领团队研究撰写，预计了新冠病毒将会造成英国50万人死亡。

　　中间的博弈，非常复杂而戏剧化。但最终，内阁达成了一致。首相高级顾问卡明斯首先转变态度，他意识到自己曾经的决定会让英国滑向灾难，所以转变成为“最积极支持强烈抑制措施”的人。一位资深保守党员不无揶揄地形容他，“从支持‘群体免疫，让老人死转变成‘让国家和经济停摆”。

　　3月14日，卫生大臣汉考克在媒体上撰文称，群体免疫不是政府的战略。

　　3月17日，首相宣布了英国自二战以来和平时期最庞大的一份财政救助方案，为企业提供价值3500亿英镑的拨款和贷款。

　　3月18日，当天周三，首相宣布，全国学校从本周五起关闭。

　　3月20日，从当晚起，全国的咖啡馆、酒吧、酒馆、夜总会、剧院、电影院、健身房和休闲中心关闭。政府为所有受疫情影响的企业员工支付80%的薪水。

　　以前英国政坛的各种风云，我都当八点档剧情来看。自2016年6月脱欧公投以后，时任首相卡梅伦辞职，英国政坛一直动荡不安。短短三年间，换了三任首相。英国民众就像吃瓜群众一样，时不时能看到政坛曝出来的狗血剧情。英国媒体向来不留情面，连准首相都直接开刀。去年6月21日，鲍里斯在搬入唐宁街十号之前，半夜里他和女友吵架，惊动邻居报警，警察上门调查。第二天英国各大媒体，头版头条都是鲍里斯“吵闹门”，吵架细节被曝光，女友冲他吼“滚出我的公寓”，因为他把红酒泼在了沙发上。

　　平时，我不关心政治。无论政治家们怎么相互搅局，也无论政坛如何风起云涌，老百姓照常还是过普通的日子。但这次疫情期间，我每天都在关注英国政府的策略和动向。因为这和每个人的健康甚至生死息息相关。

　　说实话，3月20日，英国政府宣布社交限制后，我是松了一口气。

　　二

　　我住在英格兰东部，离伦敦一个小时通勤车程的海边小城。

　　小城不大，只有20万人口。地理上，两面环海。南边是泰晤士河入海口——就像钱塘江的喇叭口——比真正的海要迷你，比江河又要开阔许多。在小城西侧，每逢落潮，离岸边不远的海床上，就会露出一块黑色的界石。这块界石，已经屹立了几百年，是泰晤士河与海的分界点。泰晤士河从英格兰西南拥有最美乡村风景的科茨沃德发源，横穿整个伦敦，一路蜿蜒东行，到了这里就要改换名头了——界石的西侧叫RIVER（河），东侧叫SEA（海）。小城隔水与肯特郡对望，那里有著名的坎特伯雷大教堂。小城东侧，则是英吉利海峡，与比利时和荷兰遥遥相望——其实大海苍茫，肉眼是望不到的。

　　小城有赌场，有游乐场，还有全英国最长的海上栈道。冬天里刮海风，冷得嗖嗖嗖的，下午三四点钟天就黑下来，萧瑟、冷清，不见人影，仿佛到了世界的边缘。但一入夏，这里就又变成了一个狂欢的乐园。晚上九十点钟，夕阳还挂在天边，依然亮如白昼。南面沙滩上，游人如织，拥挤不堪，像下饺子一样地往海水里跳。

　　如果不是疫情，其实我更愿意描述从前的岁月静好。虽然以前偶尔会有恐怖袭击，铁路工人和地铁司机经常任性而傲娇地罢工，街头有不少酒鬼和流浪汉，福利制度被纳税人吐槽为养懒人，各种公投频繁，有时一不小心就会让国家拐弯……但总体而言，这仍是一片宁静美好的土地。

　　2月15日那天，我送女儿上幼儿园之后，照例去了小城图书馆自习。小城虽小，图书馆却不错。每周三上午，一楼会举行两场童谣活动。一位短头发的中年老师，友善温柔、充满活力，带着孩子们唱歌跳舞还讲故事。从女儿八九个月大起，我便带她去参加童谣活动。因为那一首首脍炙人口的英文儿歌，对本土人来说是耳熟能详、从小就浸润的，妈妈或祖母在他们年幼时每天都会在耳边吟唱，可对我而言，却是陌生的文化。我跟女儿一样，从零开始学起。最初的时候，女儿还听不懂，静悄悄地坐在地毯上，仰着头，瞪着一双圆溜溜的眼睛，一副懵里懵懂的样子;后来，她會爬了，便坐不住，在小朋友中间爬来爬去，咯咯咯地笑，试图和他们交流玩耍，有时还会爬到最前面，好奇地去啃老师的鞋子。现在，她已经会跟着老师又唱又跳，全情投入，欢喜得不得了，有时还会反过来教我唱儿歌。这天，图书馆的电梯间和卫生间墙上，贴出了关于新冠病毒的告示，要求注意防范，强调多洗手。这是我第一次在英国公共场所看到关于新冠病毒的提示。3月13日，图书馆童谣活动最后一次举行。

　　2月18日，英国学校放两周的期中假，幼儿园也放假了，我带女儿到海边的游乐场玩，离家步行约十分钟，还办了一张年卡。我带她坐了旋转木马、飞行汽车，最后在SOFT PLAY区域玩耍。到了下午，家长和孩子越来越多，室内几乎到了密集的程度。我吃了一惊，原以为只有小城本地的孩子，结果和旁边的家长聊起来，好多人是从伦敦过来。当时NHS通报，确诊病例只有9例，但我担心伦敦已有了不少未确诊患者和无症状携带者。望着眼前欢乐兴奋、对疫情可能还毫不知情的人们，我心里浮起了一丝隐忧。我担心有一天病毒会传染到小城，导致游乐场关闭，影响到天真无辜的孩子们;我也担心人群中有无症状携带者，已经在悄无声息地传播病毒。我心里凛了一下，便带着女儿匆匆离开了游乐场。此后一个月，再未去过。3月20日，游乐场关闭。

　　自意大利疫情严重之后，在英华人开始变得警惕。华人远远比英国人及其他族裔的人更早、更深刻地了解新冠病毒的危害。大家都异常敏感，早早就有意识地开始自我防护，比如戴口罩，不再去人员密集的场所，储备酒精和洗手液等。

　　从3月上旬起，部分华人家长出于担心，便不再让孩子去学校上课。我有个朋友，去年夏天一家四口刚搬迁到伦敦，两个孩子在家附近的一所私立小学就读。3月初，孩子们就已经向学校请了假，改在家里自学。

　　以前，我总是马不停蹄地带女儿出去玩，时间塞得满满的。坐火车去伦敦的各个博物馆;参加当地儿童中心的活动，譬如圣诞节前就有好多圣诞派对;每周二上午到社区中心参加STAY AND PLAY，画画、做手工、揉面团、搭积木、钓小鱼、骑三轮车等，每次活动结束，还有小朋友聚餐;周三上午，图书馆童谣活动;每周一次去水族馆，认识各种海洋生物，看鲨鱼、鳄鱼、狮子鱼，观察漂亮的水母和古怪的海马，隔着玻璃幕墙跟水中游泳的企鹅一起赛跑，贴着玻璃缸挠鳐鱼的痒痒;每周三四次到公园玩耍，滑滑梯，荡秋千，各种儿童游乐设施;天气晴暖的下午，到海边捡石头、挖沙坑、堆沙子城堡，观察冲上岸的牡蛎和海蜇，追着海浪奔跑。总之，除了上幼儿园，女儿每周都过得很丰富。但从3月上旬开始，我不再带她参加室内活动，只保留上幼儿园，和周一上午的亲子课程（只有三名家长参加，孩子们在隔壁教室由专人照看）。

　　3月21日、22日，周末，天气晴好。很多英国人不顾禁令，依然到户外踏青、野餐。伦敦的各个公园里，人们如往常一般散步、跑步，享受阳光，欢度周末。

　　3月23日，英国出台了更为严厉的限制措施，要求全民居家隔离。除了采购生活必需品、每日锻炼、看病和确有必要的外出上下班，人们必须留在家里;不允许两人以上在公共场合聚集（同住者除外）;关闭非必需品商店、图书馆、游乐场、室外健身设施和礼拜场所;公园继续开放，但仅用于各自锻炼，不允许多人聚集;禁止包括婚礼和洗礼在内的所有社交活动（不包括葬礼）;对于聚集的人群，警察有权驱散或罚款。

　　从3月20日开始，英国出现了第二波抢购狂潮。这波抢购比一周前更为疯狂，几乎所有超市外都排起了长龙，绝大部分货架被一扫而空。英国三大超市Sainsbury's、Tesco和Asda不得不采取限购措施，任何产品每人只能限购三份，基本生活用品如厕纸和洗手液每人限购两份。采取如此配额制也是自二战以来的第一次。后来媒体报道，两周之内，英国民众因恐慌而囤积性购买了价值10亿英镑的食物。悲催的是，因为新鲜食物保质期短，最后大部分都被扔进了垃圾桶，造成巨大浪费。当时有专家指出，英国的食物供应链非常脆弱，虽然没有进入战争状态，但事实上，英国正面临着战时食物短缺的隐患。

　　3月21日清晨，六点钟，我先生驱车去小城最大的Tesco超市购物。自封锁以后，所有外出活动都由他执行，我和女儿待在家中。本来是要采购一周量的食物和生活用品，但他只拎回来一桶牛奶、一袋面包、一袋橙子和两瓶果汁。他说，一大早赶过去，Tesco偌大的停车场已经满了，他在附近转了几圈，好不容易才等到一个车位。但门口长龙似的队伍，让他望而生畏。从玻璃幕墙朝内望进去，很多货架空空如也。他决计不在此处浪费时间，遂驱车赶往第二家规模小一点、位置也相对偏僻的Morrisons超市。这家超市离我婆婆家很近。门口也有排队，但没有那么夸张。他进入超市，才发现里面很多货架也空了。

　　3月22日，先生继续起个大早，再次驱车赶往Tesco超市。门口依然排有长队，顾客之间保持着一两米的距离。超市限制人流，分批入内。他排了半个小时左右，终于入内。有很多货架空着，但供应比前一天明显改善。他采购了一些食物，包括西红柿、土豆、牛肉和鸡蛋等。但采购单上的其他许多东西，都没有，包括大米。

　　3月28日，先生再次去Tesco超市，采购成果颇为丰富。他说超市内食物供应基本恢复正常，只有少数商品还缺货。从Tesco回来的路上，他特地拐弯去了一趟中国超市，买回来一袋五公斤的东北大米。他说，中国超市内，货品供应也正常了。

　　自此，英国的食品危机过去。民众从恐慌归于平静，开始安心地在家隔离。

　　我原以为，英国既已实行严格的封锁政策，疫情应该很快能控住——至少能遏制其蔓延。

　　但完全错了。疫情的诡异之处就在于，当政府想起来要封锁的时候，已经为时太晚。

　　3月20日，英国新冠肺炎累积确诊3983例，一日内增加714例，累计死亡177例。从这天前后开始，英国确诊和死亡人数，开始令人不寒而栗地嗖嗖往上蹿。

　　对英国民众而言，新冠病毒先前只是一缕幽魂，到此时终于露出了狰狞的魔鬼面孔，并一步步变为恐怖的黑色死神。

　　3月21日，英國驻匈牙利大使馆副大使史蒂文·迪克因感染新冠病毒去世，年仅37岁。

　　3月25日，英国王位第一继承人、71岁的查尔斯王子确诊感染。

　　3月27日，英国首相鲍里斯确诊感染。随后，卫生大臣汉考克也确诊。

　　4月5日，鲍里斯居家隔离十天后未见好转，住进圣·托马斯医院（St Thomas Hospital）;入院后不到24小时，因病情恶化，被送入重症监护室。

　　英国的抗疫之路，充满了戏剧性，政府高官纷纷感染。先前因为全民免疫政策，首相鲍里斯简直成了众矢之的。他确诊之后，各方声音都调侃他“身先士卒”，很多民众也冷嘲热讽。自他被送入重症监护室后，命悬一线，虽有各路记者像鬣狗一样盯在医院门口，但英国上下大部分民众开始默默地以各种方式，为鲍里斯祈祷。从3月26日开始，每周四晚上八点钟，全英民众自发走到家门口，为NHS员工鼓掌致谢。鲍里斯确诊那一周的周四晚上，掌声来得格外响亮，民众发起了一项“Clap for Boris”的活动，在向NHS员工致谢的同时，也为鲍里斯鼓掌加油。英国人虽然高冷嘴贱，平时对这位鸡窝头的首相各种挖苦挑剔，但他真的命悬一线了，大家还是揪心的。那几天里，鲍里斯的支持率大幅飙升。好多往日里讨厌他的民众蓦然发现，原来自己要比想象的更喜欢鲍里斯。

　　进入4月以后，英国每日确诊病例都在5000人左右（因检测试剂有限，前期每日只能做一万例检测），每日医院死亡人数徘徊在800人左右。看着那些冰冷的数据，每天都滚雪球一样，我内心是一种悲凉而无奈的感觉。我一直不理解的是，为什么我们国内建立方舱医院之后，疫情很快被控住了，可英国也同样采取了封锁政策，疫情却越飙越严重？

　　后来，我似乎猜到了答案。

　　风暴之中，没有一片树叶是能幸免的。

　　3月28日，半夜里，女儿突发高烧。没有一点征兆。睡觉之前好好的，洗澡的时候还在浴缸里玩得很开心，没有一丝不舒服的迹象。她身体滚烫，开始咳嗽。我的第一反应，隐隐担心，是不是感染了新冠病毒？

　　我喂她喝了扑热息痛。但一个晚上，体温没有丝毫下降。第二天，依然发烧，咳嗽，精神状态差。往常退烧药吃下去，总会有效果的。到了傍晚，我实在熬不住了，趁医生下班前，拨打了111电话（自封锁之前，小诊所就已经不接诊发烧病人;封锁之后，诊所一律电话问诊）。等了很长时间，总算接通了。医生询问了病情，安慰了几句，让家长继续喂孩子吃退烧药，居家观察，如果出现呼吸急促等严重症状，直接拨打999叫救护车。

　　直到这时，我才知晓，英国对新冠病毒的治疗策略：轻症一律不治、不检测，医院只收治重症患者。轻症时期没有任何药，也没有任何辅助疗法;一直要拖到呼吸困难了，才能呼叫救护车送医院。

　　我心中一阵发凉。

　　连着几个晚上，我都没敢睡着。女儿一直在发烧。咳嗽越来越厉害。起初，咳嗽点在喉咙偏下位置，随后每一天都往下移，一周之后，只要咳嗽，整个胸腔都在震了。

　　除了喂她扑热息痛，除了让她多喝水，我什么办法也没有。

　　我无法确定，女儿的这次突然发病，是不是新冠病毒。但很显然，不是普通感冒。平时感冒总是从上咽喉不舒服开始，流鼻涕，发烧，几天之后才会咳嗽。但这次，咳嗽和发烧同时发作。女儿年幼，尚不能确切表达不舒服症状。而外头疫情闹得如此之凶，我不由得忧心忡忡。

　　虽说统计数据显示，孩子感染新冠病毒一般都是轻症，致死率不高，但那几天刚好新闻出来，英国有一个5岁的患有基础疾病的孩子感染新冠病毒去世。我心都揪了起来。

　　轻症不治，拖成重症就很危险。在确诊病例中，英国的死亡率一度高达15%。后来有媒体报道，一组研究人员调查了英国境内近17000名曾被医院收治的重症新冠患者，结果发现，其中有约33%已经死亡，约49%出院，还有大约17%的患者仍在治疗中。

　　也就是说，等有一天侥幸被送入医院了，死神其实已经在招手，三分之一的人将随它而去。

　　其实，感染了不算可怕——疫情之下，谁都有可能中招——可怕的是，感染之后，得不到及时医治，只能听天由命。命硬，扛过去。命不够硬，就扛不过去。就像掷骰子一样，生还是死，有些靠运气，随机，而不可预测。等拖到重症送到医院，说明已经被死神盯上了。

　　第六天的时候，女儿体温降下来了，徘徊在37.5-38℃之间。但咳嗽愈加厉害。当天晚上，入睡之前，因为剧烈咳嗽导致呕吐。床单被罩和地毯，吐得一塌糊涂。女儿很难受，胃里吐空了，我心疼不已。

　　第七天，再一次拨打111电话。这次，我希望能开出一瓶阿莫西林。如果女儿感染的是新冠病毒，现在体温降下来了，说明正在好转，会自愈，我倒不用那么担心了。我忧心的是Chest infection（胸部感染）——那是细菌感染，必须要用抗生素。一年前，女儿患过一次Chest infection，当时阿莫西林服下去很快就见好。可那通电话，让我陷入了更深的无助。医生听了病情描述，说疑似新冠病毒，阿莫西林没有用处，继续居家观察，如果孩子出现呼吸急促或其他严重症状，请拨打999直接叫救护车。医生态度很好，可没有给予任何实际的帮助。当天晚上，女儿再次因咳嗽而剧烈呕吐。半夜里，简直要把肺都咳破了。

　　第八天，没有医生的处方，在英国买不到抗生素阿莫西林。而我越来越怀疑，女儿是Chest infection。剧烈咳嗽，喉咙和胸部有杂音，依然有低烧。这是自女儿患病以来，我情绪最低落的一天。我只是想要一瓶儿童阿莫西林。孩子已经发烧八天，只要咳嗽整个胸腔都在震颤。可在当时当下的英国，突然有种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的无助感，还有一丝丝荒诞。我从抽屉里找出仅剩的两片成人用的阿莫西林，每一颗细细碾碎，分成四份。不顾病急乱投医，只好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让孩子服下。一日三份。但当天晚上，女儿依然咳嗽至呕吐。

　　第九天，我自己也突发高烧、咳嗽，还有胸闷。症状和女儿一模一样。之前应该有几天低烧了，37.5℃左右，但因为牵挂女儿的病情，压根没在意。

　　这次，我连111都懒得打了。如果是新冠病毒，轻症一律不治，就靠自己命硬扛了。也就是这一天，首相鲍里斯突然被送进了ICU。真的很魔幻的感觉。连首相都感染病毒，生死未卜了，小老百姓发个烧拿不到药，似乎也没什么好抱怨的了。

　　我最早担心先生会感染，因为之前他每天坐火车往返伦敦上班。通勤的火车，封闭车厢，人员密集。伦敦又是高危区域。只要他感染了，我和女儿也无法幸免。但好在我们母女俩生病期间，他倒安然无恙。当然，因为没有检测，迄今也无法确定我和女儿感染的是否为新冠病毒。

　　好在两个星期后，我俩相继痊愈。先生从封锁前一周便开始远程办公，在家中上班。整个4月，我们待在家里，哪也没有去。天气晴好的时候，就在院子里晒太阳，陪女儿玩耍。院子里的玉兰花开了又谢了;薄荷长得郁郁葱葱了;玫瑰结起了花苞;唯一的一朵芍药，雍容地盛开了;去年才栽下的黑莓和覆盆子，缀了许多白色的小花;百合长高了，旁边又长出两枝新苗;葡萄也在去年的旧藤上抽出了娇嫩的新芽。又一个春天，轰轰烈烈地到来了。

　　病愈之后，我又隔离了两周。转眼就到了5月。有一天傍晚，我出门去跑步。打开门的瞬间，我莫名其妙地有点畏惧。仿佛在家里关久了，对外面的世界已经陌生，居然有点无所适从。我嘲笑了一下自己，不至于连迈出家门的勇气都没有了吧？

　　我深吸了一口气，抬脚迈出去。

　　邻居家前门的樱花，居然已过了花期，落英厚厚地铺了一地。枯萎的粉色碎花，在人行道上随风卷着。我抬头，树上已经长满了新绿的叶子。以往的每一年春天，这株樱花树都是这个街区的奇观，高大的枝冠上缀满花朵，又娇嫩又芬芳，密密麻麻，如同半空中浮着一大片淡粉色云团。

　　这个英格兰的春天，依然像往年一样美。我在夕阳中，慢慢地往前跑。蓝天，白云，温暖的落日。沿途的很多人家，窗子上都贴着彩虹画——有的是孩子的涂鸦，有的是精致的编织或手工作品——表达着对NHS员工的衷心感谢。

　　那天刚好是周四。晚上八点钟，我跑步归来，途中穿过公园里一片碧绿的草地。突然，耳畔响起了整齐的掌声。那掌声，由近及远，此起彼伏，贯穿了整个小城——又到了向NHS员工鼓掌致谢的时刻。那一瞬间，我突然有点感动，为这个国家的民众，为坚守在生死一线的NHS员工。之前有过的种种情绪、疑惑和心结，在那一刻全都释然了。我曾经在私底下抱怨过英国政府的抗疫政策，前期懒散，准备不足，后期轻症不治，导致大批患者拖成重症，死亡率居高不下;我也曾吐槽过英国政府对医护人员的防护不力，直至4月中旬，还有大量医护人员没有防护装备，将近7000名医护人员感染，到4月22日至少有119人殉职。在患病期间，我曾经有过深深的无助感，甚至强烈的魔幻感。我甚至一度不敢相信，在医疗科学和人文关怀领先的国度，居然会发生如此惨烈的死亡。英国民众用一种宁静而克制的方式承受着悲伤。在灾难和伤痛面前，这个国家的民众一如既往地表现出乐观、真诚和豁达。无论摔了怎样的跟头、背负了怎样的伤痛，这个国家还得继续前行，普通人的生活也將继续过下去。

　　截至5月10日下午四时，英国累计确诊219183人，累计医院死亡31855人，确诊人数为世界第三（仅次于美国、西班牙），死亡人数为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还有大量在养老院和家中感染新冠病毒离世的人员，未统计入内;绝大部分轻症患者，因未作检测，未统计入内。英国恐怕已是整个欧洲疫情最严重的国家。

　　Keep Calm and Carry On（保持冷静，继续前行）。这是英国人一贯的性格，也是他们低调而坚韧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一旦遇到天灾或战争，就表现得尤为明显。譬如二战期间，德国的轰炸机在头顶呼啸，有英国人不躲防空洞，依然在家中淡定地享用下午茶;在一张著名的照片中，图书馆被炸毁了，几名英国市民衣冠整洁，戴着礼帽，腰板挺直，站在废墟上的书架前，寻找中意的图书并安心阅读。在受空袭最严重的时期，伦敦市中心有家书店挂出一块牌子，写着“Open as Usual（照常营业）”。当晚一个炸弹把书店的墙炸没了，次日一早老板继续挂出新牌子，写着“Open More Than Usual（比平日营业更多）”。

　　其实，这次疫情在英国引发的灾难，颇有点像二战的过程。英国政府前期对新冠病毒的轻视和反应迟缓，就像二战前对纳粹的绥靖和纵容;等疫情扑来，现状惨烈，就像德军闪电侵袭，英国受到重创。但在付出惨重的代价后，又绝不轻言放弃，会坚韧地战斗到底。当年遭遇了艰难的敦刻尔克大撤退，最后才赢得诺曼底登陆;如今也一定会在艰苦卓绝中与病毒死磕到底。刚刚过去的5月8日晚上，英国女王发表了二战欧洲胜利75周年纪念讲话，鼓励民众“Never give up，never despair（永不放弃，永不绝望）”;而在75年前的同一天，女王的父亲乔治六世国王向全英发表了二战欧洲战场胜利演讲。

　　今天，周日，英格兰的天气很不好。当我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窗外阴云密布，狂风大作，雨点横扫。我先生上楼来，到阳台上关窗。他突然把我叫过去，指着院子斜对面，让我仔细看。那是另一户人家的后院，有一个看不清面目的男人，穿了件黑色卫衣，戴着连衣帽，正在自家的院子里独自烧烤。大风刮掉了搭在他臂弯上的毛巾，他俯身捡起来，毫不在意，站在烧烤架子前，继续从容而怡然自乐地烤串。风在呼啸，吹得院子里的大树猛烈摇曳。对面那位不认识的邻居，视风雨为无物，淡定而执著地享受着他的烧烤。这突然让我想到，在德国轰炸机下悠然喝下午茶的那份淡定，遗传到了今天的暴风雨中。

　　在这场疫情中，在英华人互相帮助扶携，表现出了令人感动的一幕。当国内疫情爆发时，大家心系祖国，纷纷捐款捐物，购买医疗物资寄回国。后来英国疫情严重，大家又为NHS筹款，从国内采购防护物资支援一线医护人员。与此同时，国内同胞也一直关心着海外华人，大批防护物资陆续运到英国，免费发放给大家——那真的是雪中送炭，因为当地药店里已经根本买不到一只口罩。

　　5月2日，是我公公婆婆结婚五十周年纪念日。从四年前开始，老两口便筹划金婚纪念，老早就决定把全家人拉到托斯卡纳去，在那儿办一个隆重的庆祝派对。为此，婆婆两年多前便关心起我的申根签证，提醒我一定要提前办好。今年我们一家还特意把回国探亲的时间往前挪了一个月，就为了能赶上公公婆婆的金婚纪念。可计划不如变化快，没想到一场疫情袭来，彻底搅黄了公公婆婆多年的心愿。而且因为隔离，连最简单的家庭派对都不能举办，甚至连登门看望都不行。金婚那天，只有公公婆婆两个人在家里冷清地度过。我们只能通过视频连线，表达祝福。

　　全家人都盼着等疫情过去后，再为公公婆婆补办金婚派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