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许多次我被问及，“在您游历过的城市中，最喜欢哪一个？”这类看似简单的问题实难回答，因为我造访过的中外名城数以百计。后来有一天，我获得了灵感，慢慢写成了一本书《从A数到Z：我心仪的城市》。换句话说，我选择了二十六座城市。这里与大家分享其中的五座，借用了金砖五国（Brics）的名称。
B 巴塞罗那（Barcelona）
入选理由：既是伊比利亚的骄傲，也是西班牙人的一个心病；盛产足球天才和绘画大师，却以独具魅力的建筑风格吸引各国游客。
游历时间：1995年夏天。
候选城市：巴格达（Baghdad）、巴库（Baku）、万隆（Bandung）、班加罗尔（Bangalore）、曼谷（Bangkok）、北京、贝鲁特（Beirut）、贝尔法斯特（Belfast）、贝尔格莱德（Belgrade）、别尔季切夫（Berdychiv）、柏林（Berlin）、波哥大（Bogota）、波尔多（Bordeaux）、波士顿（Boston）、布拉迪斯拉法（Bratislava）、不莱梅（Bremen）、布鲁塞尔（Brussels）、布达佩斯（Budapest）、布宜诺斯艾利斯（Buenos Aires）、布琼布拉（Bujumbura）。
以字母B开头的城市之多堪与以字母M或S开头的城市相比，仅我游历过的首都就有十三座，即亚洲的北京、曼谷、巴库、贝鲁特和巴格达，欧洲的柏林、布鲁塞尔、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和布拉迪斯拉法，美洲的波哥大和布宜诺斯艾利斯，以及非洲的布琼布拉。此外，还有北爱尔兰的首府贝尔法斯特，它是“泰坦尼克”号游轮的制造地和“爱尔兰共和军”的老巢。
在这些候选城市中，巴库、巴格达、贝鲁特、班加罗尔、贝尔法斯特、贝尔格莱德、波哥大、布拉迪斯拉法、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布琼布拉等均不易为中国游客所抵达，因而也较为本人所珍惜，尤其是阿拔斯王朝的故都巴格达。在战乱尤为危险的2014年初春，我应伊拉克文化部长兼国防部长多莱米的邀请，去参加“阿拉伯文化之都”的闭幕庆典。我在底格里斯河畔逗留了五天，既欣赏了多彩多姿的歌舞，也观赏了苏美尔人和巴比伦人的稀世宝物。
北京是保存得最完好的中国古都，拥有故宫、天坛和万里长城等无法替代的名胜，而鸟巢、水立方等奥运场馆又堪称现代建筑的典范。从十七岁开始，我曾数十次抵达又离去，交往了许多行业的各色人物和亲友。可是，京城的饮食、气候和交通等却不怎么讨人喜欢，加上大家均已非常熟悉，因此我宁愿选择更为古老、质朴的西安，后者无疑也占了以字母X开头的城市稀少的光。
亚洲另一座美丽的古城贝鲁特在腓尼基人的年代叫贝罗特，她是字母的发祥地（雅典也系腓尼基人所建），如今却陷于时断时续的骚乱中。同样，曼谷和巴库也建于水边，且分别以人妖和油田著称于世，可惜前者因游客太多过于喧闹，后者因地理偏僻过于冷清。正如贝鲁特位于世界上最大的陆间海——地中海的东岸，巴库位于世界上最大的湖——里海的西岸。而世界第六大湖坦噶尼喀湖畔的山城布琼布拉，歌声与发音一样动听。
欧洲的六座首都（府）里，贝尔格莱德、布达佩斯、布拉迪斯拉法属于东欧，恰好都有多瑙河流经，我先后分别搭乘汽车、火车和轮船抵达，可惜那会社会变革已经发生，没有看见旧日的景象。地处西欧的贝尔法斯特和布鲁塞尔分别说英语、盖尔语和法语、弗莱芒语，在重要性和现代性方面均不及说德语的柏林，后者堪与巴黎、伦敦和罗马并肩为“欧洲四大名城”，且有着“同性恋之都”的雅号。关于柏林，我曾在《德国，来历不明的才智》里予以详细描述。
至于那两座说西班牙语的南美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和波哥大，虽以伟大的文学传统闻名，分别诞生了博尔赫斯和加西亚·马尔克斯，却让位给了另外两座非首都的南美名城——以字母R开头的里约热内卢和M开头的麦德林。与新近举办过奥运会的里约热内卢一样，布宜诺斯艾利斯也以足球的激情享誉世界，探戈和桑巴的舞韵却有所不同，两者均以性感闻名，一个神秘莫测、一个裸露刺激。
剩下那六座候选城市里，大西洋边的波尔多作为葡萄酒的代名词，浪漫的风情遍布加龙河两岸，曾触动和拨响我的情感之弦，那里还留有古老的罗马圆形剧场和蒙田墓。不莱梅曾是“汉萨同盟”成员，如今是德国第二大港口和三大直辖市之一。班加罗尔作为南印度的花园城市，可以听到蓝孔雀的鸣叫，同时兼有一个时髦的绰号——南亚次大陆的硅谷。班加罗尔是卡纳塔克邦的最大城市，该邦在9世纪和12世纪先后诞生了印度历史上的两位数学巨人——马拉哈维和婆什迦罗。印度尼西亚的万隆曾有“东方巴黎”的美称，如今仅以气候宜人和万隆会议为人所知。
别尔季切夫是乌克兰小城，我曾意外地在此城度過一天，那儿是波兰裔作家康拉德的出生地，法国作家巴尔扎克婚礼的举办地，也是巴别尔的短篇名作《盐》故事里的火车终点站。而波士顿作为新旧大陆传统的结合点和独立战争的发祥地，堪称美国的精神首都；虽然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波士顿在国家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小，但仍是美国教育、文化和科技的中心城市，拥有两座举世闻名的超一流学府——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可以说，波士顿与柏林、布宜诺斯艾利斯中间的任何一座城市都让我难以割舍。
可是，我的心仍属意于地中海边的那座西班牙港市。最初的也是最美丽的，巴塞罗那正是我第一次欧罗巴之行抵达的目的地城市。那次我是去参加两年一度的欧洲数论会议（Journees Arithmetiques），早上从上海出发，经过布鲁塞尔的短暂停留和马德里的换机，历时20个小时才抵达巴塞罗那，卡塔隆尼亚的天空依然是明亮的。
与法国的马赛、意大利的热那亚相比， 巴塞罗那拥有更多的人口和货物吞吐量。她在外国旅行者眼里堪与首都马德里相媲美（两支西甲豪门足球俱乐部一直以来也相互较劲），这一点除了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和莫斯科，波兰的克拉科夫和华沙，在其它欧洲国家里难以见到。考虑到巴塞罗那还是西班牙的少数民族——卡泰隆尼亚人的居住区， 这种情况更是罕见。
也正因为如此，她从西班牙分离出去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对那些贪心的游客来说意味着多游历了一个国家）。在这里，卡泰隆尼亚语是第一语言， 西班牙语是第二语言（即使后来我在南美生活了一年，学会了讲西班牙语，并因此能听懂一些葡萄牙语和意大利语，仍然无法理解卡泰隆尼亚语）， 地铁报站就依这两种语言的次序广播。
一般来说，处于一个国家次要地位的语言是难以取得举世瞩目的文学成就的， 这一点已被无数事实所证实（除非他放弃母语的写作）。可是， 操次要语言的艺术家却可以成为世界级的艺术大师。比如，三大男高音之一的卡雷拉斯，他便出生于巴塞罗那；还有出生于巴斯克地区的法国作曲家拉威尔，管弦乐《波莱罗》（1928）是他最广为人知的作品。
20世纪“西班牙艺术三杰”中，霍安·米罗和萨尔瓦多·达利分别出生在巴塞罗那的市区和郊外，帕勃罗·毕加索虽然出生在西班牙南部安达卢西亚的马拉加， 但少年时代全家便迁至巴塞罗那。即使日后他们三人移居巴黎以后， 仍时常返回巴塞罗那。我想如果要评选20世纪十个最伟大的画家的话， 他们三位都会当选，这无疑是一个奇迹。
不过在巴塞罗那， 最著名的艺术家却是建筑师安东尼·高迪，他出生在巴塞罗那郊区小镇雷乌斯，是卡塔隆尼亚人的骄傲，其建筑风格以形式自由、色彩艳丽和纹理奇特著称，并能把三者有机地统一起来。有一天下午，我来到米拉公寓，这是高迪世俗建筑的代表作，它以雕塑般的连续运动为特征，波浪形的屋顶线条， 犹如绚丽多姿的植物长满了阳台及其周围的墙壁。一个房间或走廊， 毫不间断地向另一个流动。所有的墙壁都是弯曲或倾斜的， 给人一种无限延伸、变幻莫测的空间感。
高迪的作品，在植物的自然主义图案装饰和抽象中，浮现出一幅幅多彩多姿的梦境，而那却是在一个世纪以前（1905-1910）。他的另一件代表作——萨格拉达·法米利亚教堂（又称圣家族）堪称世界建筑史上的杰作，他把哥特式风格改变成一种平衡式的奇特结构，由许多复杂的螺旋状墙垛、双曲面的拱形边墙和双曲抛物面的屋顶组成。其中十字耳堂上的四个哥特式尖塔， 已成为巴塞罗那的首要标志， 也出现在1992年奥运会电视节目的片头里。
从1893年起，高迪开始为这座教堂工作。直到如今， 一百多年过去了， 这座教堂仍然没有完工， 还只是一些片断。然而，每天游人如织， 这又是一个奇迹。
有趣的是，教堂西门口墙上刻着一个4阶幻方。所谓幻方，又叫纵横图，它是各行、列和两对角线之和均相等的整数排列，4阶是从1到16，原本每行列各数之和是34，但圣家族教堂的幻方却是33。据说是因为基督升天时33岁，人的脊椎骨也是33根，富有创意的设计者让10和14出现了两次，而让8和12消失。
作为后现代主义建筑伟大的先行者， 高迪的才华并不为同时代的人所赏识，只有少数人喜欢他的风格。在巴塞罗那以外，他的才华更是无人知晓。晚年他只是自言自语地说道：“为避免陷于失望，不应受幻觉的诱惑”，来似是而非地解释他终生独居的原因。1926年，74岁的高迪独自走在巴塞罗那的大街上，被一辆有轨电车撞倒身亡。40年以后，他那无限丰富的想象力，尤其是把复杂的几何体与建筑结构完美地融合在一起的才能，赢得了世人的广泛认可。可以说，在我到过的国家里， 还没有一座城市和一个艺术家的名字联系得如此紧密。
与主要由阿拉伯人发展起来的马德里相比，巴塞罗那的历史更为悠久，以至于人们已搞不清楚她究竟是由腓尼基人还是由迦太基人建立的，这两个有着渊源关系的古代民族坐落在地中海的东岸和南岸。有一种流传已久的说法，巴塞罗那的名字来源于公元前三世纪迦太基人的领袖巴尔卡（Barca），他是以征服罗马帝国闻名的民族英雄汉尼拔的父亲。无论如何，巴塞罗那最早是作为地中海的一个商埠发展起来的，中世纪时她就是重要的贸易城市。19世纪末，随着现代工业尤其是纺织业的发展，巴塞罗那已成为地中海最繁华的港市。
我出发去巴塞罗那以前， 北京诗人芒克把他的画家朋友林墨介绍给我。林墨是哈尔滨人， 比我年长一岁，他是北漂，与西班牙使馆人员混熟了， 便找机会来到巴塞罗那。先是在餐馆打工， 不久就做了老板，他邀我赴宴，途中寻问一位少女，她热情大方，帮我指路到目的地，于是留下来一起用餐。她的名字叫伊莎贝尔， 来自西海岸巴斯克首府毕尔巴鄂， 是个法律系大学生和歌剧爱好者，同时也是一位难得的语言天才。
在林墨餐馆的墙壁上，我见到他的作品，艳丽块状的色彩招人喜欢，顾客看中的话可以当场选购。林墨把巴塞罗那比作上海， 把马德里比作北京， 而他一点都不喜欢中国南方。那会我还不会西班牙语，结果四个人用四种语言交流。我和林墨说汉语， 和伊莎贝尔说英语， 伊莎贝尔和林墨说西班牙语。后来林太太也来了， 他打开一瓶“自由古巴”， 亲自下厨， 为我们烧两只眼睛长在一边的比目鱼， 两位初次见面的女人又说起卡泰隆尼亚语。
值得一提的是，我后来认识版画家冷冰川，他的墨刻作品拥有无数的粉丝，其著作频频获得诸如美国印制大奖金奖、香港印制大奖冠军奖等荣誉，也多次出现在我主编的三联版和人文社版诗选封面上。冰川与林墨是巴塞罗那大学艺术系的系友，目前仍主要定居巴塞罗那，而林墨早已经回到北京，如今担任卢浮宫中国当代绘画艺术总监。
在巴塞罗那的一个星期里，我充分感受到卡塔隆尼亚人的热情好客。学术会议期间，几乎每天都有酒会、宴会或游览活动（怪不得西班牙人的数学逊色于同为拉丁民族的法国人和意大利人），且常常有市长或行政长官（也是前任市长，巴塞罗那奥运会主席）亲自出席并主持。这还是科学会议，与会的代表大多比较理性，如果是艺术活动，还不知道会怎么样。
記得有一次，我路过一处公共汽车站，看见一幅令我砰然心动的画面。候车的男男女女原本素不相识，只因为等得不耐烦，竟然全体跳起了舞蹈。我不知道他们跳的舞蹈的名字，虽然后来我游遍了欧洲大陆，却再也没有看到这幕情景。与建立在理性之上的雅典相比，巴塞罗那呈现的可谓是另一种风格。
一天晚上，我和几位数学同行相约来到巴塞罗那最有名的兰博特街。这条街西起西班牙广场（每座西班牙城市必须有的地方）， 顺坡而下向东至哥伦布广场， 与地中海相连（如果是白天，那里的海滩上散落着无数游泳或晒日光浴的男男女女），其地位相当于巴黎的香榭里舍大街或纽约的百老汇大街。不同的是，这里中间约占三分之二的路面供游人行走， 设有酒吧、咖啡座， 还有各种小贩和杂耍艺人，两侧是慢车道， 最边上又是两条人行道。
忽然之间我发现，只有当大批的游人迎面走过时，大街才真正地热闹非凡。令人痛心的是，2017年夏天，兰博特街上发生了卡车恐袭惨案，造成近百游人伤亡。那次为了避开人群，我们最后来到与兰博特街平行的一条小巷里，那里热闹非凡，有点像巴黎的米歇尔广场附近的小街。我们找到一处雅致的小店吃宵夜，游人渐渐散尽， 微黄的灯光照在小巷深处不高的墙壁上， 仿佛又回到了古代， 一位手执长矛的骑士喝醉了酒唱起了情歌。
多年以后，我重访西班牙，在马德里逗留了两个多月的时光，其中有两个星期住在市中心的一家小旅店里，才真切地体会到西班牙人对酒吧的热爱。每逢周末夜晚，男男女女乘坐末班地铁来到市中心，纵情狂欢，直到黎明时分头班地铁开来才逐渐散去。而要是遇到足球之夜，西班牙国家德比获胜，那又该是何等的景象呢？至2017年底，C罗和梅西平分秋色，两人已连续十年包揽了金球奖。
R 里约热内卢（Rio de Janeiro，昵称 Rio）
入选理由：依山傍海的姿态无处可以媲美，拥有最迷人的科帕卡巴拉海滩、地球上最富激情的嘉年华，以及可以容纳20万观众的马拉卡纳。
游历时间：2000年冬天。
候选城市：拉巴特（Rabat）、罗马（Rome）、罗萨里奥（Rosario）、鹿特丹（Rotterdam）。
以字母R开头的城市很少，最初我只游历过两座，均魅力非凡，令我难以取舍。地中海滨的罗马以其灿烂辉煌的历史闻名，而大西洋岸边的里约热内卢（南美人亲切地称之为里约）则以其热情奔放诱人。最后，因为里约是我游历过的第一座南半球城市而胜出。也可以说，是地理战胜了历史，美貌击败了才艺。
里约热内卢是2014年巴西世界杯足球赛决赛地，也是2016年夏季奥运会举办城市。而我得以造访是在2000年，也是为了参加一个盛会，那是首届拉丁美洲暨加勒比海数学家大会。那会我正在邻国哥伦比亚访问，拉美人慷慨地为我支付了双程机票。虽说七月下旬是南半球的隆冬时节，但里约热内卢的天气仍然像初夏一样美好。
那是一个晴朗的早晨，我经圣保罗转机飞抵里约国际机场，它位于瓜纳巴拉湾西侧。海湾的名字听起来像是热带水果，在飞机盘旋着下降时，我俯身从窗户里看见了海湾，蓝色浩淼的水波见不到尽头，可以想象它的深度。难怪五百年前意大利航海家亚美利加率先来到此地时，误以为是一条大河的出口，因此命名为“一月的河”。在意大利语里，Rio（里约）意思是“河流”的意思，Janeiro（热内卢）意思是“一月”。
印巴（IMPA，巴西纯粹数学和应用数学研究所）的一位青年博士举着牌子在迎宾大厅里等候，他与几乎所有的外国人一样，发不出Cai的音，而管我叫Kai，接近于“楷”字。当然，这也是我告诉他的。还有的时候，我会自我介绍说Chai，接近于“茶”，那个音老外也容易念。我来不及欣赏眼前的五彩人流，便被引导到座位上。汽车沿着海滨公路向南行驶，微熱的空气从敞开的窗户吹进来，路边栽满了热带植物。
早就听说，葡萄牙语与西班牙语相差无几。果真如此，我发现地图上和道路两旁的那些常用名词，很多与西班牙语里的一样，例如，地图、公园、银行、剧院、艺术、河流、海洋，有些即使不同，也只相差一个元音或辅音，如“花园”在西文里叫jardin，葡文则为 jardim。
也有一些词汇是从其他拉丁语种演化而来，例如rua（街道）就与法文中的 rue接近。最令我感到亲切的是，葡语和西语里都有一个形容词，simpatico，它的含义非常丰富，包括一系列社会特质和个性，如友善、好心、有趣、易于相处，等等。这个词很有用，遗憾的是，英文和汉语里没有相应的语汇。
虽说巴西人热情奔放，与理性的数学似乎相去很远。可印巴却与两位菲尔兹奖得主有瓜葛。第一位是美国人斯梅尔，他是一位爱好旅行、帆船、矿石和正义的传奇人物，60年代来印巴做博士后时，证明了高维的庞加莱猜想，获得了1966年菲尔兹奖。将近半个世纪后，里约土生土长并在印巴取得博士学位的阿维拉也获得了这项荣誉，此乃后话。
二十多分钟以后，我们路过里约港，并在那里告别了瓜纳巴拉湾，进入到喧闹的市区。虽说巴西人以懒散著称，但他们开起车来却是飞快，包括长辫子的公共汽车。不久，我们穿越了一长一短两条隧道，来到一个美丽的湖边，长长的湖名开头叫罗德里格斯，让我想起西班牙的古典吉他手。
湖的东面便是著名的科帕卡巴纳街区，我的一位大学同学帮我在离开海滩一百来米远的地方租了一小套公寓。虽然我只停留半个月，里约却可以租到，且比住宿旅店经济，又有厨房。里约的各个街区通常以海滩命名，一般来说，沿滨海修筑的第一条街成为观光旅游的地方，与之平行的第二条街为商业街。安顿好行李以后，我迫不及待地循着海浪的声音走向了海滨。
都说里约热内卢拥有天下最美的海滩，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金黄的沙粒，雪白的浪花，和煦的阳光，醉人的暖风，到处可见五彩缤纷的阳伞和游客。里约的沙滩绵延一百多公里，在我到过的城市里，唯有南加利福尼亚的圣迭戈可以与之媲美，但圣迭戈却是一个平原。
里约不仅临海，还有着同样美丽的大小山头，科帕卡巴纳之所以能在里约众多的海滩中独享其名，正是因为它的一头连着甜面包山。甜面包山高约四百米，由两个分离的山头组成，一个似立起的面包，另一个似平放的面包，由于山的表面光滑，好像抹上了糠浆，故而得名。
大西洋的海浪起伏不定，穿过自行车和滑板车的人流，我赤脚走到沙子里。这是我第一次亲近南大西洋，回望临海的大街，鳞次栉比的大楼整齐地排列着，往高处看，我见到那座举世闻名的驼背山，又称耶稣山。以往在电视里经常看见，那里有飞瀑涌泉，云雾环绕，山顶竖立着耶稣的巨像。
从知名度来说，这座塑像大概仅次于纽约哈得逊河畔的自由女神像，几年以前她与长城、泰姬陵等当选“新世界七大奇迹”，南美入选的还有秘鲁的马丘比丘，而自由女神却不幸落选。基督像对巴西的道德意义也非常明显，由于地处热带，黑白混血占人口总数的比例很高，巴西人的性观念极为开放，可是天体海滩却在六年前被禁，理由是“巴西文化还不习惯于公共场合的裸体行为”。
这不符合巴西人的生活习性，在我离开三年以后，里约西部的天体海滩重又开放。但是他们的内心一直空空，每当黄昏来临，大西洋大街上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云集，沿街的露天酒吧里坐满了顾客，间或有年轻亮丽的女子落座，她们能说几句简单的英文，前面永远放着一杯橙汁或其他软饮料。
这些姑娘在等待各种年龄的埋单者，每当谈话投机的时候，双方便开始接吻，有的甚至热烈地狂吻，引来周围人群一片喝彩。而十有八九，顾客会扔下一张小面值的纸币，扬长而去。而女孩子也会镇定地从提包里取出化妆用具，继续等待下一个上钩的鱼儿，直到有人把她们领走。
而那只是黄昏的一段插曲，随着夜幕的缓慢降临，各种光怪陆离的喜剧逐一上演，每一位游客都有不同的激情遭遇。如果你有幸来到里约，如果你不幸错过狂欢节，那么你至少可以通过科帕卡巴纳海滩找到一点感觉。在这里我遇到一个阿根廷人，他不是球迷而是一个地道的商人，乘着酒兴，他和我大谈自己的艳史。
这个阿根廷人告诉我，有几次他带着太太去夜总会，舞女们大胆地过来挑逗，即便知道他们的夫妻关系以后，仍会过来套脖子，甚至骑坐到他的大腿上。我本人亲眼所见，一对欧洲来的中年夫妇，那男的似乎有性功能障碍，在两个妖艳的舞女协助下，夫妻俩当众完成了一桩美事。
从科帕卡巴纳向西，绕过一个与海滩同名的要塞和公园，就到了另一处著名的海滩——伊巴奈玛，虽然没有甜面包山那样的背景，却有着同样质地的沙滩。真正令这个海滩出名的是一首叫《伊巴奈玛的女孩》的歌曲，将近四十年前，这首后来唱遍世界的歌曲就诞生在伊巴奈玛街区离开海滩不远的一家酒吧里。
这首歌词的作者是巴西著名诗人莫拉伊斯，他也是波莎诺娃时代最负盛名的填词圣手。
世上无可比拟的优雅/ 就是她，那个走过来又走开的女孩/在通向海滩的马路上，她的步态甜美而多姿/那女孩有着金色的身躯，伊巴奈玛的太阳赋予的身躯/她婀娜的步态比所有的诗更像诗/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美的物事。
歌中所唱的那个女孩是个高中生，每天下午放学回家都要经过酒吧门口，那天里面坐着两个灵感枯竭的中年男子——莫拉伊斯和他的作曲家搭档。他们正为写作一出音乐剧冥思苦想，女孩漫不经心地路过酒吧门口，她的仪表和步态刚好满足波莎诺娃懒散、性感的情调，于是就诞生了这首脍炙人口的歌曲。
有天晚上，我漫步来到那家里约唯一不播放《伊巴奈玛的女孩》的酒吧，见到歌词的曲谱手稿印在墙壁上，两旁像对联一样垂直挂着名人的照片。我在吧台上遇到一位美国作曲家，他告诉我里约的生活经历可以丰富他的音乐家履历。换句话说，他在巴西的滞留就像镀金一样，有助于将来事业的发展和增加就业机会。
來到巴西，来到里约，总得踢一场足球，这就如同到了波尔多，总该喝一杯葡萄酒一样。一天黄昏，我在科帕卡巴纳海滩漫步，看到一群十几岁的小孩在玩球，禁不住诱惑，脱掉鞋子加入其中。退潮以后，平坦细软的沙滩有一百米宽，跑起步来相当舒服，凉鞋充当起了临时球门。
我年轻时是个挺有感觉的前锋，经常在梦游时突发灵感。30岁那年，我还在一次大学教工联赛中夺得金靴。可是，与这些巴西小孩在一起玩时我很少能得到球，他们比那些在欧洲大牌俱乐部里效力的明星们还能捻球。对此我又能说什么呢？或许不久将来他们中的某一个会像罗纳尔多一样有名（那会儿内马尔还只是圣保罗州一个八岁的小孩）。
一个周末的下午，我坐公车来到城北，那里有一座世界上最大的足球场——马拉卡纳。虽然当天没有比赛，但是来自巴西和世界各地的球迷们仍络绎不绝地前来参观。在那个椭圆形的球场外面有一片空地，刻着巴西历代球星的足印，犹如好莱坞中国剧院前的星光大道，从贝利到罗纳尔多应有尽有。
在“二战”结束后的卢森堡国际足联会议上，巴西人许诺，如果由他们承办世界杯，将在里约建一座可容纳20万人的体育场，从而获准举办1950年第四届世界杯，这也是马拉卡纳足球场的来历。同时命名了冠军奖杯为雷米特杯，以纪念那位前国际足联主席、世界杯创始人。遗憾的是，那次东道主虽一路高奏凯歌，阿德米尔独中9球，却在决赛中1：2败给了邻国乌拉圭。
而2014年巴西世界杯，巴西队虽有巴萨球星内马尔，却没有资格进入马拉卡纳，他们在巴西利亚的国家体育场举行的半决赛中，以1：7惨败给德国队，颜面丢尽。不仅如此，那场比赛也让非超级球星的德国人克罗泽打进第16球，从而超越绰号“外星人”的巴西人罗纳尔多，成为世界杯历史上进球最多的一个人。
那年巴西人晦气极了，在季军争夺战中又输给了荷兰队，幸亏德国队在马拉卡纳的决赛中以1：0击败梅西领衔的阿根廷队（巴西人的死敌）捧得金杯，小个子格策打进了制胜球。直到两年以后，在里约奥运会上，内马尔率领巴西队夺得男子足球金牌，他们才缓过劲来，而那居然是五夺世界杯的足球王国巴西首次荣获奥运冠军。
虽然里约有众多迷人的风景点，科帕卡巴纳海滩依然是我的最爱。可是，我曾被多次警告，黄昏过后就不能走在临水的沙滩上，尤其是在退潮的时候，否则有遭抢劫的危险。除了桑巴和足球，里约也以暴力闻名，每年都有逾千市民死于非命，这正是她迟迟才获得奥运会举办权的主要原因。
美和暴力从来都是成双出现的，里约以载歌载舞的狂欢节著称于世。这项活动始于19世纪中叶，最初，狂欢节的规模不大，仅限于贵族举行的一些室内化妆舞会，后来才转到露天，但没有固定的场所。上个世纪80年代，里约州政府斥巨资修建了八百米长的“桑巴大道”，从此有了专门的表演场所。如今，狂欢节每年都吸引几十万外国游客，带来数亿美元的外汇收入。
遗憾的是，我来的不是时候，狂欢节是在每年二月下旬盛夏时节。不过，在科帕卡巴纳仍然可以看到有人在跳桑巴，我跟在后面认真学习，很快掌握了其中的要领。桑巴舞的基本舞步与中国的秧歌有些接近，当然，舞者的心态和舞姿韵味完全不一样，那需要每个人自己去体验。尤其重要的是，桑巴舞表现了巴西人的无拘无束。
市政府也意识到了非狂欢节期间的商机，打算建一座桑巴城，一年四季都有游行表演，以满足那些不能在狂欢节期间来巴西的游客。听到这则消息，我开始为狂欢节这项里约最精粹的文化遗产感到担忧，我想起那些现代化的家禽饲养场，它们的出现一方面丰富了农贸市场，另一方面也影响了美味佳肴的纯度。
那以后，我又游历了阿根廷的罗萨里奥、摩洛哥的拉巴特和荷兰的鹿特丹。罗萨里奥是革命者切·格瓦拉的出生地，也是巴萨之王梅西的故乡，我去那里却是为了参加诗歌节。拉巴特是北非旅游胜地摩洛哥的首都，有我众多的诗友，我曾在卡萨布拉卡一篇里写到。鹿特丹在十九世纪曾是世界第一大港，如今却在诗歌圈里享受盛名；标志性的高塔有 “欧洲桅杆”的美誉，海滨的风车小孩入选了世界遗产。
最后，我来说说对罗马的印象。假如不曾探访里约，那我一定会选择罗马为心仪的城市。事实上，我的2004年三联版和2012年商务版《数字与玫瑰》里都收有一篇《罗马，一次不经意的探访》，记叙了我在罗马大学参加欧洲数论会议那一周的经历，可以说把罗马的名胜逐一浏览过了。个人觉得，罗马不能在太年轻的时候去，必须得对世界历史有所了解了才好。正如到开罗看金字塔不宜在天气凉爽季节，而最好是在夏日炎炎的时候。
虽然罗马到处是断壁残垣，但有一部电影《罗马假日》足以唤起我们青春的激情，女主演奥黛丽·赫本的灿烂笑容，俘获了亿万东方观众的心。那一年她25岁，第一次饰演女主角，便一举夺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那也是她获得的唯一一座奥斯卡小金人。之后她曾四次获得提名，均一一落选。
I 伊斯坦布尔（Istanbul）
入选理由：一座横跨两个大陆的城市，拜占廷帝国的古都，名闻遐迩的“东方快车”的终点，还诞生了“书评”和“丛书”这对写作和出版形式。
游历时间：2002年夏天、2004年秋天、2017年秋天。
候选城市：伊兹米特（Ismit）。
抵达伊斯坦布尔之前，这座城市已出现在我看过的电影里。依据英国女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改编的影片《东方快车谋杀案》里，有一列火车从世界上最小的海——马尔马拉海滨缓缓驶过的镜头，那两座举世闻名的辉煌华丽的建筑——索菲亚大教堂和蓝色清真寺一闪而过。相比之下，诗人和音乐家更喜欢美和宁静，因此，我们才有莫扎特的《土耳其进行曲》和叶芝的《驶向拜占廷》。
当伊斯坦布尔还叫君士坦丁堡的时候，它仅仅占据色雷斯半岛的一个尖角，与罗马一样坐落在七座小山之上。这一点如今因高楼林立难以辨认了，就如同改用拉丁字母后的土耳其语一样。作为“罗马帝国”留存下的痕迹之一，土耳其和意大利的货币都叫里拉。在欧元启用后，土耳其里拉成为世界上面值最大的纸币，一百万只能买一个西瓜，后来人终于“瘦身”成功，去掉了六个零。
在过去的25个世纪里，伊斯坦布尔先后被拜占廷帝国、奥斯曼帝国和土耳其共和国定为首都，有时作为桥梁，有时作为屏障，置身于各种宗教、文化或王权冲突的波涛之间。无论马可·波罗的旅行，还是中国造纸术和印度-阿拉伯数码的传播，都不得不绕行而过。它的存在，也促使了哥伦布和达·伽马船队的远航。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伊斯坦布尔是世界上最令人垂涎欲得的城市之一。
与拥有黄埔江和苏州河的上海一样，伊斯坦布尔除了被博斯普鲁斯海峡一分为二以外，它的欧洲部分也跨过了七公里长的金角湾。湾北的新城贝伊奥卢是繁华的商业和娱乐中心，名闻遐迩的土耳其蒸汽浴室和各色各样的夜总会坐落其间，云集了无数前来淘金的俄国和东欧姑娘。当然，任何游客都必须小心谨慎，这座城市发生过的爆炸和暗杀事件难以计数，从苏丹到英国大使。
我萌生去伊斯坦布尔的念头是在20世纪最后一个夏天，那次我独自旅行到了希腊。在雅典街头的一个长途汽车站，停放着许多豪华大巴，其中一辆目的地正是伊斯坦布尔。这辆巴士即将沿着爱琴海岸穿越希腊本土（包括亚里士多德的出生地）和色雷斯，所载的乘客大多与我一样居住在青年旅店。可是，由于我的申根簽证时间有限且一次入境，那时我只能遐想她屹立在水边的优美姿态。
三年以后，我又来到了欧洲，当我结束所有的学术和诗歌活动时，暑假刚刚开始。我从巴黎飞往开罗，在古老的埃及游玩了一圈。之后，爬上一架土耳其航空公司的客机，再次飞越了地中海，抵达马尔马拉海边的伊斯坦布尔机场。从那里搭乘大巴并换乘有轨电车，来到游客密集的苏丹艾哈迈德小区，隶属于法提赫大区，即金角湾加拉塔大桥南边的老城，下榻在一家周围布满地毯商人的小客栈里。
9世纪是君斯坦丁堡的黄金时代，佛提乌斯成为牧首（东罗马的教皇），他是那个世纪欧洲最有学识的知识分子，发明了“书评”这一写作形式，还有“丛书”这一出版形式，今天的编辑、出版人、作家和读者都受惠于他。公元863年，佛提乌斯派遣西里尔兄弟去斯拉夫人中间传教，哥俩发明了西里尔字母，否则今天的俄语、南斯拉夫语、保加利亚语等仍会使用拉丁字母。那样的话，大概就不会有10世纪东正教的分裂和20世纪的冷战了，中国也会因此备受压力。
与佛提乌斯同时代的塔比特（Thabit）出生在今天的土耳其东南，是一位数学家、天文学家、医生和译者。他给出了亲和数的充分条件，这是一项超前的数学成就，被称为塔比特数。前3个塔比特数分别对应于毕达哥拉斯、费尔马和笛卡尔的发现，后两位生活在17世纪。塔比特还算出一年有365天6小时9分12秒，误差仅2秒。他出身名门，一度从商，后继承大笔遗产，自费留学巴格达。返回故乡后，他的自由主义思想与当地风俗格格不入，甚至被告上法庭。被迫认错之后，塔比特永远离开了故乡。
在伊斯坦布尔一个不容错过的节目是，坐轮渡到东岸，那只需花费两美元和20分钟，便可实现一次洲际旅行。到了东岸我才发现，土耳其人虽与阿拉伯人、伊朗人一样是穆斯林，但只有极少数妇女头上包裹围巾。即使那些因循守旧者，她们的头巾也往往是浅色或彩色的。因为海峡上只有公路桥，开往土耳其境内的火车大多在东站。最令我神往的目的地要数德黑兰和大马士革，两年以后的那个夏天，它们便被我依次造访了。
东岸的生活节奏明显放慢许多，几乎没有高楼，房价也比较低廉。因此有许多白领阶层，他们上班在欧洲的商业区，下班回到亚洲。我遇见在海滨漫步的一家三姐妹，她们能说简单的英语，两个姐姐均已嫁人。三姐妹均住在乡下，那天是来城里玩的。让我惊讶的是，两个姐姐竟然想托付我，为美丽可人的小妹妹物色一个中国夫婿。
苏丹艾哈迈德虽小巧玲珑，却是个交通要道，有轮船码头和火车站，还有一座16世纪建造的苏莱曼尼耶清真寺，由奥斯曼帝国最富盛名的建筑师希南设计。可以说，伊斯坦布尔是一座来去自由的城市。几天以后，我爬上一列火车，沿着久已弃用的“东方快车”的路线，经过保加利亚的玫瑰花谷，前往索非亚。从那里再换乘汽车，抵达马其顿的斯科普里和阿尔巴尼亚的地拉那，一直来到亚得里亚海滨的港口城市都拉斯。
一周以后，我从黑海之滨的凡尔纳出发，乘坐一艘客轮，复又回到了伊斯坦布尔。当轮船从博斯普鲁斯海峡大桥下面穿过时，我看到了水边昔日皇宫的雄姿，它的名字叫多尔马巴赫切。不过，除了残存的古建筑以外，这座迷雾深锁的城市也与东方的许多大城市一样，在资本主义的商业侵蚀中变得与世界其他地方相似。例如，《土耳其浴室》原本是法国古典主义画家安格尔的一幅名作，如今却成为一部同性恋电影的名字。
虽说首都安卡拉和国土的大部分位处亚洲，而足球和篮球等体育项目却参加欧洲人的联赛和洲际比赛，土耳其人的身份颇为尴尬。本来，他们在奥运会传统的优势项目只有小级别的男子举重。不过近年来，土耳其足球先后在世界杯和欧洲杯上打进四强，也曾数度举办网球WTA年终总决赛，令人刮目相看，不知这些是否有助于加入欧盟的申请。无论如何，在西方人眼中，伊斯坦布尔不仅属于欧洲，也是欧洲最具特色的城市之一。
在初访伊斯坦布尔两年之后，我又幸运地七次返回，且分别是从六个不同的国度：除了上海以外，还有马其顿、亚美尼亚、斯洛文尼亚和波黑的首都斯科普里、埃里温、卢布尔雅那和萨拉热窝，其中两次飞越了外高加索和黑海的一片水域。那次旅行让我想起了公元前5世纪的两位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和色诺芬，他们分别以记录自己漫游的《历史》和《长征记》传世。
有一回我曾与两位中国诗人欧阳江河和赵野相聚于伊斯坦布尔，并与酷爱文学的商人李木子结为挚友。有一天，木子开车带我出城，来到黑海之滨的渔镇西勒，还有马尔马拉海最东端的伊兹米特（Izmit）。那里离开伊斯坦布尔已有一百多公里，是土耳其最富庶的科贾埃利省首府。就在几年前，伊兹米特发生了里氏7.4级的大地震，近两万人遇难。而最近的一次旅行（2017）据点设在马克西姆广场，那无疑更为神秘，我曾在夜晚一路漫步到加拉塔大桥。与此同时，也使得在开罗之后，我与她的空中连线又添加了两座非洲城市——亚的斯亚贝巴和吉布提。
公元337年，君士坦丁大帝在伊兹米特郊外的皇家别墅去世，他是第一个信奉基督教的罗马皇帝。君士坦丁的父亲是一名高级军官，在皇帝退位后统治了西罗马帝国。这个职位后来被在东罗马行省长大的儿子继承下来，但是遇到了挑战，他通过几次关键性的战役，最后统一了东西罗马。据说他的获胜得到了耶稣的神谕，因此执政后便给予基督教合法地位，并确定星期天是礼拜日。正是君士坦丁下令迁都伊斯坦布尔，才有了这座横跨欧亚大陆的名城。
伊兹米特让我想起另外两座以I开头的土耳其港口城市——伊兹尼克（Iznik）和伊兹米尔（Izmir）。伊兹尼克即那座古称尼西亚的商埠，爱伦·坡在一首冠名《致海伦》的诗中这样写道，
海伦，你的美丽对于我
如同往昔尼西亚的帆船
在溢香的海上悠然漂过
把劳顿和疲倦的浪子载来
回到古国的岸边
这位早熟的美国诗人后来被赞誉为“现代主义文学之父”，他在中学读书时功课并不坏，却爱上一位同学的母亲，正是她激发了他写作这首诗的灵感。
伊兹尼克就在伊兹米特南面40公里处，那里是天主教第一次世界性會议——尼西亚大公会议的主办地，这次大会由君士坦丁大帝于公元325年召集，他向东西方1800位主教发出了邀请，约有300人到会。他本人作为观察者，身穿耀眼的金边紫袍，恭敬地坐在主教们身后。会议弥合了耶稣与天父关系理解上的分歧，确定了逾越节（今复活节）的日期，即以春分过后第一个满月后面的第一个星期天为节庆。
至于伊兹密尔，在伊兹米特西南三百多公里处，已属于小亚细亚。可惜由于时间所限，我们没能继续漫游，寻访荷马和泰勒斯的足迹。荷马是古希腊两部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传说作者，泰勒斯则是有记载以来第一个数学家和第一个哲学家。泰勒斯居住的米利都是古希腊最早开化的爱奥尼亚人的中心城市，如今已不复存在，人们只知道它坐落在爱琴海边，一条河流的出口处，那里离开伊兹密尔不远，与毕达哥拉斯的萨摩斯岛仅咫尺之遥。
《伊利亚特》的故事主要围绕着特洛伊战争展开，且与希腊第一美女海伦密切相关。特洛伊的遗址被认为是在小亚细亚北部，比米利都更靠近拜占廷，这两处地方都曾是米利都人的殖民地。一千多年以后，拜占廷这个地名被君士坦丁堡取代，那自然是为了纪念那位伟大的君主。这也让我想起本文开头提到的那首诗《驶向拜占廷》，她是爱尔兰诗人叶芝晚年的杰作。诗的开头这样写道，
那不是老年人的国度。青年人
在相互拥抱；那垂死的世代
树上的鸟，正倾心于它们的歌唱；
鱼的瀑布，青花鱼充塞的大海，
鱼、兽或鸟，一整个夏天在赞扬
凡是诞生和死亡的一切存在。
在叶芝眼里，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拜占廷帝国是个理想的社会，在那里物质与精神、艺术与政教、个人与社会有着和谐的统一；拜占廷艺术（尤其是中世纪时期）虽出自人工（精神）造就，却超越了自然（肉体）。诗人有所不知的是，在躲过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双重劫难之后，有些希腊著作（如丢番图的《算术》）也是经由君士坦丁堡传往西方，而阿基米德羊皮书在伊斯坦布尔一座清真寺的发现则是当代科学史的一大奇迹。从这个意义上讲，古代小亚细亚或爱奥尼亚的文明通过这一小片隔海相望的土地得到了传承。
2006年，伊斯坦布尔出生的帕慕克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次年，他的著作《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被译成中文出版。这部书既是他个人的历史，也表现了这座城市的忧伤，这一忧伤在他少年时代便已渗入身体和灵魂之中。对帕慕克而言，伊斯坦布尔一直是一座充满帝国遗迹的城市。他以其独特的历史感与善于描写的杰出天分，重访家族秘史，拼贴出当代伊斯坦布尔的城市生活。
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人攻克，成为奥斯曼帝国的首都，并更名伊斯坦布尔，人们不得不改信伊斯兰教。四分之一世纪以后，托普卡珀宫建成，以后的四个世纪里都是奥斯曼帝国苏丹的寝宫，如今它是土耳其最大的博物馆。馆内收藏着一万七千多件中国古瓷器，上至唐宋，下至明清，据说数量仅次与北京故宫和德国的德累斯顿艺术馆。
1616年，即莎士比亚去世的那年，苏丹艾哈迈德清真寺（蓝色清真寺）建成，这是世界上唯一拥有六个宣礼塔的清真寺。不过我印象最深的，却是圣索菲亚大教堂，它是罗马帝国时期的基督教堂。巨大的圆形穹顶直径31米，高55米，是典型的拜占廷建筑。1453年，土耳其人来到以后，竟然在教堂周围修建了四座宣礼塔，将这座千年历史的大教堂改造成清真寺。
在土耳其以外，以I字母开头的名城十分稀少，伊斯兰堡（Islamabad）是最著名的一座，虽说历史不过半个多世纪。她与伊斯坦布尔的含义一样，含义都是“伊斯兰人的城市”，只不过一个是土耳其语，一个是印地语。伊斯兰堡是继卡拉奇之后巴基斯坦的新首都，北靠高高的喜马拉雅山，南依宽广的印度河平原，傍依着拉瓦尔品第。那里不仅有我的数学同行，我还经常收到大学生寄来的读研申请。无论如何，都难以与伊斯坦布尔匹敌。
C 卡萨布兰卡（Casablanca，昵稱Casa）
入选理由：濒临大西洋的北非名城。虽说在摩洛哥王国，她只是西方游客的中转站，却因为一部好莱坞电影享誉东方，并因此让我留连忘返。
游历时间：2005年秋天。
候选城市：开罗（Cairo）、卡利（Cali）、加尔各答（Calcutta） 、剑桥（Cambridge）、戛纳（Cannes）、重庆、成都、芝加哥（Chicago）、基希纳乌（Chisinau）、科尔多瓦（Cordoba）、科托努（Cotonou）、库斯科（Cuzco）。
对西班牙人或到西班牙旅行的外国游客来说，由水路进入摩洛哥是最经济最方便的选择了。既便自己开车，也有轮渡在伊比利亚半岛最南端的阿尔赫西拉斯等候。站在那座与英国殖民地直布罗陀毗邻的港口，哪怕在不甚晴朗的日子，也能看见对岸的非洲，那是一片低矮的海岸山脉。而在这两片大陆之间，就是赫赫有名的直布罗陀海峡。古时候地中海一带的人认为，大西洋是世界的尽头，只有勇敢的腓尼基水手敢于穿越这片狭小的水域。
2005年秋天，我正在马德里大学访问，适逢“十一”国庆长假，趁机给自己放了假。我先坐火车去了里斯本，造访了欧洲大陆最西端的罗卡角和葡萄牙的南方法罗，随后来到塞维利亚。这座哥伦布出发远航的城市曾经群英荟萃，包括佛罗伦萨美迪奇家族的商务代理亚美利加，他因为与老乡哥伦布过往密切而迷恋上了航海，率先抵达并命名了委内瑞拉和里约热内卢，前者是威尼斯的拉丁文，后者意为“一月的河流”，他本人的名字则被用来命名新大陆。
那一年恰好是塞维利亚大学建校五百周年，我得以欣赏到了一场精湛的弗拉明戈舞演出。悲伤的曲调，融合了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音乐，可谓是西班牙人的探戈，也与葡萄牙人的法朵颇为接近。葡萄牙人因多为渔民后裔，出海容易遇风暴，因此感叹生命的脆弱，法朵或法多（fado）一词据说来源于拉丁文fatum，意思是命运。之后，我乘巴士来到了直布罗陀海峡。
面对那片神往已久的大海，我遇到几个小难题。首先是码头上的轮船公司之多让你一时无从选择，雇员的热情丝毫不亚于中国南方某些城市车站广场上的旅店向导或景区的饭店伙计；其次，阿尔赫西拉斯对岸的城市也是西班牙人的领地——休达，那里是非洲偷渡客进入欧洲的桥头堡，就像墨西哥北部边境城市蒂阿华纳是拉裔难民进入美国的要塞。因此，虽然到休达不需要任何其他签证，安全有时会成为问题。
在来阿尔赫西拉斯的巴士上，我发现多数乘客和我一样，是要去休达西面的摩洛哥港城丹吉尔。为了这个目的，最快捷有效的方法是乘坐轮船公司提供的免费中巴，到一座叫塔利法的港口搭船，那儿离开丹吉尔的距离最近。有趣的是，在西班牙语里，塔利法（Tarifa）的意思是票价，这座小镇居民很少，路边光秃秃的山顶上有许多白色的大风车。
对岸的丹吉尔如今已是非洲最欧化的城市，商业气息浓厚，可当年却并非如此，且尤为美国“垮掉的一代”作家们所喜爱，还有他们的女同胞、诗人伊丽莎白·毕晓普和她的同性女友，也曾在海滨大道的夜总会里消夜。明媚的阳光更吸引了法国野兽派画家领袖亨利·马蒂斯，他在这里找到了需要的鲜亮色彩。而对阿拉伯人来说，丹吉尔则是大旅行家伊本·拔图塔的出生地，比起仅仅早他半个世纪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来，他抵达的足迹范围更为宽广。
可是，仍有不少游客抵达丹吉尔之后，随即搭乘夜班火车去南方的马拉喀什。那座沙漠中的华丽之都是非洲的棕榈泉或韦加斯，包括迈克尔·道格拉斯和朱丽娅·罗伯茨在内的好莱坞明星都在那里购置房产，使之成为北非地价最昂贵的城市（宛如中东的迪拜）。与此同时，来自欧美各国的背包族旅行者也趋之若鹜。而对于我这个远道而来的东方旅人来说，马拉喀什仅仅在出发之前才听摩洛哥驻西班牙总领馆的签证官说起。
在丹吉尔逗留了一晚之后，我先是乘火车南下首都拉巴特看望了两位摩洛哥诗人，他们和我分别在哥伦比亚和中国相识。而在和他们共进晚餐时，我又与另外两位分别在瑞士和南非相识的诗人通了电话，他们有事不能前来。在那个难得的夜晚，我享受了阿拉伯友人的款待，住在诗人贾拉尔家里。就在我出发到欧洲以前，他访问了中国，我们在杭州的一家画廊里一起朗诵。贾拉尔的公寓与中国的经济适用房没什么两样，无疑这也是全球化带来的弊端。
次日一早，贾拉尔和他的法国太太上班去了，我用过早餐后，独自一人穿过拉巴特的旧城区，来到了海滨墓园。白色的墓碑，蓝色的大海，不由得让我想起法国诗人保罗·瓦雷里的诗句，
多好的酬劳啊，终得以眺望神明的宁静。
让我惊奇的是，这里每一座白色的墓碑总是背对着大西洋。后来我才想到，那不正是朝着麦加的方向吗？我还看见，三位老年妇女并肩立在海边，其中一位背带上驮着一个婴孩。
在返回贾拉尔寓所的路上，我遇到三位放学的女中学生，她们穿着鲜艳，都没有围头巾，每一位都长得很漂亮。三人抢着用英语和我聊天，过了一会，我试着问有谁愿意当导游陪我去卡萨布拉卡一游？没想到其中一位爽快地答应了，她的名字叫哈雅，有着橄榄色的皮肤和玫瑰花一样的笑容。当然，我有承诺在先，黄昏以前送她回来。
就这样，我给贾拉尔留了一张便条，托保姆转交，便与哈雅去了火车站。拉巴特与摩洛哥最大的城市——卡萨布兰卡距离不过50公里，每隔半小时就有一列火车，一路可见窗外的红土。一个小时以后，我们已到达卡萨布兰卡，就是那部著名的电影《北非谍影》故事发生地，片中有一首动情的歌叫《时光倒流》。其实，这部片子的原名是西班牙文Casa Blanca，即卡萨布兰卡，意思是“白色的房子”或“白宫”。
可是，哈雅和她的女伴却不这么称呼，她们更喜欢称卡萨布兰卡为卡萨。
卡萨是一座拥有六百多万人口的大都市，是摩纳哥的经济首都。考虑到时间宝贵，我不打算返回拉巴特了，于是在离海滨有一箭之遥的一条街道上找到一家旅馆。按照阿拉伯人的习俗或法律，非夫妻关系的男女是绝不允许待在同一个封闭空间的，旅店客房更是如此，我让哈雅在接待处稍候，把行李放进了房间里。
之后，我和哈雅去了海滨，相比拉巴特的闹市离开海滨有一段距离，卡萨的海滨就在街边。本来，卡萨是柏柏爾人的渔村，后来成为海盗的一个基地，葡萄牙人起这个名字大概是因为那时村舍的墙壁是白色的。可是，我们转了一大圈，仍然没有发现一座白色的房子，倒是哈桑二世清真寺在蓝色的海水映衬下显得异常美丽。
哈雅那年只有17岁，浑身上下洋溢着青春活力。她没做成我的导游，反而我成为她的摄影师。哈雅说她从没有拍过那么多照，可我用的是数码相机呀。可惜这些相片需要两年以后才能传递给她，因为她那时还没有电子信箱。午餐时我才知道，她就是古罗马人最初命名的摩尔人，那是北非原住民柏柏尔人与阿拉伯人、黑人或西班牙人混血以后的后裔，因此肤色略显黝黑。
摩尔人是随着阿拉伯人的远征和撤退来到摩洛哥中部的，他们集中定居在与拉巴特一河之隔的塞拉，那正是哈雅的家乡。我不由地想起法国画家保罗·高更在南太平洋塔希提岛所绘作品里的毛利女子，她们的肤色颇为相似。多年以前，我曾在一首题为《芳香》的诗中写道，
在柔和的夜色里凝望远处的毛利女人
睡意像空气一样潜伏在她的四周
斜阳洒落在哈桑二世广场上，鸽子、游客和本地的男女老幼欢聚在那里，颇有欧洲大都市的风范。到了告别的时刻，我如约把哈雅送到火车站，替她买了回程票，一直送她到月台上。当我走出候车大厅，发现卡萨火车站的造型很别致，一头高高翘起，像一只昂首漂浮在水面的白天鹅。等我返回旅店，天色已经暗下来，又一个非洲之夜来临，等待我的将是一个人对一座陌生城市的探究。
我想起两年前在南非的港市德班，我下榻的旅店位于印度洋边，那是一个与卡萨远隔万里但却几乎反对称的海滨。我去德班是参加非洲诗歌节，富裕的南非政府出的机票，可我却被告诫白天也不得一个人外出，更别提夜晚的海滨了。返程我在约翰内斯堡转机，甚至从国内部走到国际部都有点害怕。而同样是非洲，在经济稍显落后的摩洛哥，安全却不成问题。
更为幸运的是，我在卡萨唯一的夜晚，竟然遭遇到了两场风格不同的婚礼。无论我走进哪一家，主人都会让服务员端出一碟碟小点心，还有各种美酒。虽说五星酒店里的那场婚宴要华贵许多，隔壁大厅里还有肚皮舞专场表演（比我在尼罗河船上看到的毫不逊色），但我还是把更多的时间留在另外一场婚礼上，那里的新郎新娘是一对普通市民。
婚礼的前半场与中国的差别不大，许多尊贵的客人用麦克风讲话。区别在于九点以后，没有交杯酒或干杯，婚宴变成了摇摆舞会，甚至那四位穿绛红色衣服的轿夫也没闲着，与轿子上的新娘一起手舞足蹈。周围穿锦缎的宾客欢声雷动，场面甚为动人，人人兴高采烈的，除了新郎。按照当地习俗，他只能在远处的一块台地上默然独坐，观看着这一切。大概为了最幸福的那一刻，那个洞房花烛夜，他必须要忍受最后的孤独。
翌日早上醒来，我才想起了那部经典的电影。在南下马拉喀什前，我向侍者打听。他告诉我，虽说当年的故事真的发生在卡萨，电影的主要场景却不是在这里拍摄的。里克酒吧早已不复存在，在原址兴建的豪华酒店里倒有一家名为卡萨布兰卡的酒吧，门外挂着一幅老电影海报，但此酒吧与电影和主人公均毫无关系。事实上，这部由英格丽·褒曼和亨弗莱·鲍嘉主演的奥斯卡最佳影片脚本原本是用来演话剧的，难怪观众无法欣赏到卡萨的海滨风光。
在我游历过的名城里，以字母C开头的共有十座，除了卡萨布兰卡，大都市中还有埃及首都开罗、印度古都加尔各答和素有“风城”之誉的美国第三大城市芝加哥。这其中，开罗对于一个游客的感召力是无与伦比的，她也是我抵达的第一座非洲城市。最让我感到意外的是，从世界上最大的撒哈拉沙漠流淌出来的尼罗河水居然是清澈的。需要提醒读者的是，如果你有机会去埃及，最好选择在夏天，因为只有在50度的高温下游览金字塔和斯芬克司，才能真正体会到古埃及文明的伟大和悠远的历史。
再来说说芝加哥和加尔各答，后者已在2001年改名Kolkata。这两座城市曾分别以凛冽的寒风和潮湿的闷热迎接我，我在《数字与玫瑰》初版和《美国，天上飛机在飞》里有过描述。前者有着高度现代的文明（西尔斯大厦曾是世界最高建筑），后者有着光辉灿烂的过去（被誉为印度的左岸区）。坦率地承认，我选中卡萨布兰卡时也考虑到了铁道线上几座摩洛哥名城的魅力。特别是南方的马拉喀什和北方的非斯，其中非斯是北非最有文化的城市，两地的阿拉伯人聚居区以及古城梅克内斯均已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在我游历过的中小城市里，法国的戛纳作为欧洲电影的圣地，原本是为了抵消战争期间意大利法西斯统治下的威尼斯电影节的影响，后随着柏林电影节的创办又有了新的竞争对手而不断提高和完善，终于一跃成为旧大陆最有影响的电影圣地，同时也为电影艺术诞生地的祖国法兰西赢得了一份尊严。至于阿拉伯人统治时期的西班牙首都科尔多瓦，则是以壮丽的大清真寺、静谧的河流和摩尔人的浴室吸引各国游客。基希纳乌是摩尔多瓦的首都，夹在两个较大的民族之间，既安详又宁静。而在南美洲哥伦比亚，热带雨林中的第三大城市卡利，不仅拥有足球豪门美洲队，也有着“莎莎之都”的美誉。
西班牙人既是新大陆的发现者，同时也用一种宽容大度的姿态，保存了信仰不同的入侵者和占领者的遗迹，这一点值得我们尊重。即便在他们的殖民地库斯科，那座印加人的古都，去往马丘比丘的必经之地，也是那样的古香古色。而在后来一次重返非洲时，我到达了几内亚湾的科托努，那是撒哈拉沙漠以南，既参加了一次法语诗歌节，又享受到了一场色彩的盛宴。显而易见，在皮肤黝黑，天气炎热的地方，人们尤其是妇女更适合穿色泽鲜艳的服饰。在科托努的农贸市场里，我拍摄到一幅《年轻的母亲》，她的背上驮着孩子，目光宁静、自然，发辫精致、独到。
更让我心仪的是英国的剑桥，我曾有幸在那里访学三个月，并写成一部游记。八个多世纪以来，剑桥一直为全世界的学者所向往，那里风景和建筑优美，尤其是剑河两岸的几所古老的学院，如三一学院、国王学院、王后学院、圣约翰学院。这里既诞生了牛顿、达尔文、麦克斯韦那样的大科学家，又涌现了诗人弥尔顿、经济学家凯恩斯、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等各路英豪。如果有机会在六月来到剑桥，还可以亲眼目睹草莓节的游行和船河的毕业歌（singing on the river），那堪称是青春和学生时代最美好的记忆。
以字母C开头的中国城市里，有两座让我特别倾心，那便是巴蜀的重庆和成都，她们分别做过民国陪都和蜀汉国都，以激情和闲淡、美食和美女著称，且与我居住的城市杭州有某种联系。重庆原名恭州，1189年正月，南宋孝宗之子赵淳被封恭王，二月即继承帝位，成为宋光宗，故后来也将恭州改名重庆，意为“双重喜庆”。而成都既是我第一次乘飞机抵达的地方，也是我游历次数最多的西部名城，如今她与杭州同为休闲之都，属于国人的最爱。
S 萨拉热窝（Sarajevo）
入选理由：欧洲的耶路撒冷，三种对立的宗教并存，拥有多座现成的战争纪念碑。我首次抵达的那个初夏，依然需要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
游历时间：2002年夏天、2017年秋天。
候选城市：萨尔茨堡（Salzburg）、圣迭戈（San Diego）旧金山（San Francisco）、圣马力诺（San Marino）、圣萨尔瓦多（San Salvador）、圣塔芭芭拉（Santa Barbara）、圣地亚哥（Santiago）、圣保罗（Sao Paulo）、圣彼得堡（Saint Peterburg）、首尔（Seoul）、塞维利亚（Sevilla）、上海、设拉子（Shiraz）、新加坡（Singapore）、斯科普里（Skopje）、索非亚（Sofia）、斯德哥尔摩（Stockholm）、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苏伊士（Suez）、悉尼（Sydney）。
以字母S开头的城市不仅众多，且分布极广，我游历过的就遍及六个洲。其中一个原因是“圣”（Saint）这个尊号，它以某种方式与上帝、奥秘、精神力量等既神圣又实在的事物或人相联系，常被用来冠于人名继而地名之前。在世界史上，最早被称为“圣人”的应是周公或孔子，但中国人却一直没有用人名命名城市的习惯。
在西方，以“圣”开头的城市比较常见，如美国的圣弗兰西斯科（旧金山）、圣路易斯、圣迭戈、圣何塞、圣塔芭芭拉，俄罗斯的圣彼得堡。不过，“圣”字用得最多的是拉丁人，尤其是西班牙文和意大利文（San）、葡萄牙文（Sao），例如，圣萨尔瓦多、圣地亚哥、圣雷莫（诺贝尔谢世地）、圣保罗。即便前面提到的那几座美国城市，也是西班牙人首先占领并命名的。
至于其他城市，以字母S开头的原因就不尽相同了。先来看赤道线穿越的新加坡，在梵文里，singa的意思是狮子，而 pore则为城，因此，Singapore就是狮子之城。这个撮尔小国是东南亚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她留给我的好印象包括，机场的候机大厅里栽了许多热带植物，且可以免费拨打本国电话。而最稀奇的则是肉体刑罚——鞭刑，据说是源自英国和英属印度。
再来看伊朗的设拉子，她的郊外有丰产的牧场，而shir在古波斯语里的意思是“牛奶”。2500年前，居鲁士大帝在此建立了波斯帝国，后大流士一世又迁都到50公里外的波斯波利斯，成为阿契美尼德王朝的首都，其遗址属于世界文化遗产。可是，设拉子的雅号却是“诗人和玫瑰花的城市”，那才是我造访她的原因。
2002年春天，我正在法国东北部的南锡大学访问。忽然一日，我接到苏黎世诗歌节组委会的邀请，与我的德文翻译托比亚斯夫妇一道，来到风景如画的高山之国瑞士。那以后，我们挥手告别，他们返回汽车城斯图加特，我则乘火车向东，穿过小公国列支敦士登，在莫扎特的故乡萨尔茨堡逗留了唯一的一晚。可惜我找到音乐家故居时，天色已晚，工作人员已经下班了。
尔后，我掉头南下，进入前南斯拉夫境内，依次游历了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有一天，我在萨格勒布爬上一辆国际列车，前往硝烟未尽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共和国。这个欧洲新国家的面积虽然只有浙江或江苏的一半（人口更不足十分之一），但从北端驶入，穿过塞族人的控制区，摇摇晃晃地走了七、八个小时以后，依然没有到达中部的首都萨拉热窝。
两侧尽是低矮的山谷和溪流，间或可见清真寺的尖塔露出村头，黄色的砖墙被绿色的庄稼和杂乱的树木环绕着。车上旅客稀少，仅有的几位也因为语言问题无法交流。黄昏时分，火车终于抵达了目的地。一个严峻的考验随即降临，那会儿我出门旅行是不通过网络或电话预定旅店的，即便去一个从未抵达且没有熟人的国度。
很快，乘客们便没了踪影，车站广场上只留下一男一女两个中年人，他们都是来拉旅客投宿的，犹如中国南方某些城市的火车站或旅游风景区。当我发现车站上的游客问讯处已经关门以后（有的话恐怕也不讲英文），只好把目光转向他们俩。那男的落落大方，气质上佳，且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因此一开始我就被他吸引。而那女的只会说点德语，其外貌酷似前网球明星格拉芙，只是脸上皱纹要多许多，且说话行事全然没有一点风度。
可是，正当我准备跟那位男士去他的旅店时，格拉芙突然从胯包里掏出一个塑料封皮的笔记本。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她已经打开那个笔记本，里面歪歪斜斜地写满了各种语言的文字。原来，这是一本旅客登记簿，我翻到最新的一页，居然有头一天登记的一位日本游客。我旋即转身看着那位男士，他耸了耸肩，眨了眨眼睛，一副不以為然的表情。显然，他身上没有那种本子。
在那一瞬间，我做出了选择，决定跟着格拉芙走了。出门在外，我首先考虑的第一要素自然是安全了。我跟着格拉芙搭乘沿着河岸行驶的唯一的有轨电车，去城西她的家。当我听到车头铃铛的声音，两旁的路灯亮了，感觉世界突然温暖了许多。可不，虽然萨拉热窝海拔有点高，毕竟春天已经到了尽头。
萨拉热窝位于狭窄的特雷贝维奇山谷，中间有一条叫米利亚茨的河流穿过。附近留有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中世纪时，哥特人和斯拉夫人先后来此定居，随着15世纪后期土耳其人的侵入，萨拉热窝发展成为贸易商人和穆斯林文化的堡垒。不过，来自亚德里亚海对岸的商人们也在此建立了拉丁区。因此，至今信仰伊斯兰教的居民仍只有一半，不过由于穆斯林文化的鲜明性，他们的建筑、装饰特别引人瞩目。
19世纪中叶，萨拉热窝曾是奥斯曼帝国的行政中心，这一地位在奥匈帝国占领期仍保持不变。因此也成为波斯尼亚人抵抗运动最为活跃的地方。1914年6月28日，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普林西普刺杀了奥匈帝国皇储弗朗兹·斐迪南及其皇妃，从而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是米利亚茨河上的拉丁桥上（此桥又名普林西普桥）。战争结束后，波斯尼亚议会宣布加入南斯拉夫联盟，直到1992年，才再次独立出来。
没想到的是，独立不久便爆发了内战。我抵达时，南斯拉夫内战刚结束才两年多，其中最早最久的是克罗地亚战争，最晚最短的是科索沃战争，而最残酷的是波黑战争。波黑四百多万人口中穆斯林占44%，塞尔维亚族占31%，克罗地亚族占17%。穆斯林和克罗地亚族要求举行独立的全民公决，塞尔维亚族坚决反对，后来因为塞族青年的婚礼有人被枪杀而引发内战。结果有约二十八万人死亡，两百多万人沦为难民。
尽管如此，我脑子里首先想到的是一部少年时代反复观看的南斯拉夫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这部片子讲的是“二战”即将结束时，德国驻巴尔干半岛部队准备撤退，被游击队拦截的故事。当时贝尔格莱德已被苏联红军攻克，从希腊北部城市萨洛尼卡撤退的德军绕经马其顿和波斯尼亚返回德国，途中必须要得到萨拉热窝油库的给养，瓦尔特领导的游击队却没让这个计谋得逞。遗憾的是，这部电影里的镜头并没有对准市容，主演瓦尔特的演员也已经于2016年去世。
影片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幕是：一群准备投奔解放区的游击队员被“德军”拦截，一名“游击队员”情绪激动地对“德军”说，我是党卫军少尉，你们犯了严重的错误！这名“游击队员”告诉“德军”，他混在真正的游击队中，准备把这些人诱骗至德军所在地，任何人都不准拦截他们。“德军”军官表示，你把我们的人名单列出来，我把游击队员全部逮捕。当“游击队员”把党卫军名单交给德军时，他这样说道：“拿去吧，除了这五个人之外，全是游击队员，你可以枪毙他们！”
“少尉先生，我要做的，恰恰相反！”原来，所谓的“德军”是游击队员假扮的，游击队知道内部出了叛徒，故意将计就计，泄露假情报给敌人，而敌人，果然中计！当假扮“德军”的游击队员说出那句“少尉先生，我要做的，恰恰相反！”时，中国观众心里真是太舒坦了！临了，他还说道：“你们到解放区去吧，你们可以唱着歌走，德国人已经下了命令，任何人也不敢阻拦你们的！”
遗憾的是，由于正处在战后，百废待兴，且战争的内因并未消除，故而仍保留着联合国维和部队。大街上几乎见不到一个外国游客，自然也难以找到那部我少年时喜欢看的老电影的纪念物。新落成的假日酒店周围保安林立，这座建筑正对着那座现成的“战争纪念碑”，市区难得的一座高楼千疮百孔，可口可乐不失时机的在旁边竖起一座红色的巨型广告牌。
说到波黑战争，开始阶段一方是穆斯林和信仰天主教的克罗地亚人，另一方是信仰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前者要求从前南斯拉夫独立，后者则反对独立。因此，才爆发了一场为时近四年的流血冲突。后来穆克双方闹翻，他们之间也打了起来，这场内战被史学家们认定为“二战”结束以后欧洲最大规模的局部战争。
我到达萨拉热窝时，这个国家最著名的人物、前总统卡拉季奇已隐姓埋名。有人说他改头换面行医为生了，原本他就读于萨拉热窝医学院精神病专业。让我意外的是，他还是一位很成就的诗人，出版过不少诗集和小说集。2008年，卡拉季奇在贝尔格莱德被捕，移交海牙军事法庭后，年逾七旬的他于2016年被判处40年监禁。有意思的是，在长达13年的逃亡生涯中，他一共出版了5部诗集和1部剧本，成就了个人传奇。
与我逗留过的南美洲安第斯山谷中的是非之地——麦德林相比，萨拉热窝要小得多。事实上，麦德林的人口相当于整个波黑共和国的总和。可是，却由于地处欧洲，更由于历史原因，萨拉热窝知名度极高，一点也不逊色于前南首都贝尔格莱德。以至于1984年，萨拉热窝还成功地举办了第14届冬奥会，那是经济欠发达国家举办的第一次冬奥会。直到三十年以后，俄罗斯的索契才得以举办2014年冬奥会。
格拉芙住在一套二居室里，家里只有她和穆斯林的母亲两人，客厅里的两张沙发就成为她的出租床。由于语言不通，我无法知道她的职业。我到达那天，那位日本青年还在，可是由于他不讲英语，我们也无法交流，他属于成千上万孤独的日本旅行者之一。第二天一早，这位日本青年已背起行囊出发了，目的地我已经无法记起，不是波德戈里察（如今的黑山共和国首都），就是普里什蒂纳（不久前宣布独立的科索沃共和国的首府）。
日本人走后，我也没再睡着，而是起身在窗台上观察附近的民居。由于宗教和种族之间的冲突，塞族人和穆斯林-克族人分居在两侧山坡上。格拉芙家附近则没有那么明确，她本人是无神论者，而她的母亲是穆斯林，因此这附近也有清真寺，也能听到晨祷的声音。据说在萨拉热窝，汽车站也分成两个，以免引发冲突。
我没有在夜晚外出，而是在白天参观了那座著名的石桥——普林西普桥，并去了老城区巴什察尔希亚，那里有一座鸽子广场，广场上有一座奥斯曼帝国时期遗留下来的木制喷泉。我还走进了附近一座建于16世纪的大清真寺，发现地上跪拜着无数穿着讲究的男男女女。他们用怀疑的眼睛看着我这个异乡人，用目光把我驱赶到大厅之外。
一天下午，在萨格勒布的一家酒吧里，两个妙龄克族女郎与老板说说笑笑，酒吧里还有一个戴小帽的穆斯林老头。在老板唆使下，女郎亲热地搂着老头，后者一副木然的表情。由此可见，克族人和穆斯林虽是盟友，但他们的关系并不平等。我想起前南斯拉夫总统铁托，他的父亲是克罗地亚人，母亲是斯洛文尼亚人，而他本人又长期在塞族人的地盘闹革命，因此才得到普遍的认可。同时，这也为他死后内战的全面爆发留下祸根。
萨拉热窝之旅不仅让我重温了少年时代的一个旧梦，也了解了欧洲的另一面。在堪称欧洲文明发祥地的巴尔干半岛，如今不仅经济落后，且动荡和内乱不止，分裂出越来越多的小国家。在土耳其语里，“巴尔干”的本意是“山脉”，同时它又三面环海，一面靠着两条大河——多瑙河和萨瓦河。可以说，这是一片被蓝色包围的黄土地，等待着再次崛起的时机到来。
时光流逝，2014年岁末，在我初次访问十二年之后，萨拉热窝的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波黑语版诗集《回想之翼》，由定居在莫斯科、数度到访中国的克罗地亚作家扎寇从英文转译，封面上印着黑白的西湖船照。在此以前，一部分诗作连同两篇随笔已经刊发在当地的一家文学杂志上，之后我又应邀参加了2017年萨拉热窝诗歌节，那无疑又大大加深了我对这座城市的印象。至此，我与萨拉热窝终于有了某种亲密的联系，这种联系不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轻易消失。
萨拉热窝诗歌节创办于1962年，在欧洲仅比邻国马其顿诗歌节晚一年。主要朗诵地点设在波斯尼亚学院，由一座建于1480年的土耳其浴室改建而成，有两个穹顶，外表朴实，内部装饰华丽。用波黑语朗诵我诗歌的是萨拉热窝大学文学院教授内那德·塔诺维奇，他是2000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无人的土地》导演丹尼斯·塔诺维奇的堂兄，这部电影讲述的正是波黑战争。几乎每天晚上朗诵结束以后，我们都会在诗歌节指定的酒吧与当地诗友和志愿者们欢聚。
欧洲名城里，我到过的以S字母开头的还有不少，斯德哥尔摩是诺贝尔奖的颁发地和英格丽·褒曼的出生地，萨尔茨堡是音乐之都和莫扎特的故乡，塞维利亚是地理大发现的策源地和佛拉门戈舞的诞生地，我抵达那年刚巧是塞维利亚大学建校500周年，而圣马力诺是历史最悠久的共和国首都，斯特拉斯堡是如今的欧洲议会所在地。此外，我还造访过巴尔干半岛两座容易被人忽视的首都——斯科普里和索非亚。亚非也各有一座，首尔的夜生活趋近于巴黎，只是她与连接地中海和红海的苏伊士一样，存在着某种变数。
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城市，我曾分别在十多个不同的年份造访，其中有四座值得大书特书，她们是旧金山、圣彼得堡、悉尼、上海。遗憾的是，旧金山（尽管她新近出版了我的英文版诗集）因为有了纽约的入选、圣彼得堡我又去得太晚，兩者各自引领了新旧文化的时尚。悉尼原本可以作为大洋洲的代表，然而她却美丽得没有缺憾。至于在任何语言里发音都悦耳动听的上海，以及同样吴语浓浓的苏州，原本是我游历次数最多的大、中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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