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投资革命
有一个证券交易所的经纪人，亏了一大笔钱，做不下去了，想跑路，到革命的南方去。这事发生在1923年的上海，那时候的上海，就像欧洲中世纪的城邦，是全中国最自由的地方。证券交易所老板叫虞和德（字洽卿），是当时的上海工商界闻人，很看好这个年轻人，又兼有同乡之谊，在这个失败的投资人临走时，清偿了他的所有债务，还凑了六万元钱给他，让他去广东跟着孙中山干“革命”。这桩事体，上海地面上原先知道的人并不多，到了1927年春天，这桩四年前的旧案，突然变得人人皆知了，因为当年落魄的那个年轻人回来了。
事情还不止那么简单，这个失败的经纪人，来上海做生意之前，他原本的身份就是一个很有前途的军官。他在南方军政府受排挤，一气之下才离开军队，原想着在还算有些根基的上海做些股票投机，狠赚一票，于是进证券物品交易所做了一个投资人，没想到不善经营，市面形势又不好，搞到了要破产的地步，租界巡捕房都要来缉拿他，不得已，才想要重返南方。
在广州短短三四年间，这个年轻人凭着军功和忠诚，成了孙中山最依赖的青年将领。孙中山去世后，他成了国民党内最具军事实力的人物。到他带着北伐军重返上海的1927年初，他的正式头衔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虞洽卿当年资助蒋介石的六万元，被看作是十里洋场最成功的一桩投资。
虞洽卿是商人，还是商界领袖。商人求利，乃其本性，在具有远大前程的革命青年身上押一宝，也没什么错。商人行事，一切端赖现实利益，虞一生与政治之关系，他与北洋系、与国民党、共产党的恩恩怨怨，大抵皆系于此。所以晚清时，他是两江总督端方和刘坤一的座上宾，辛亥后他又去领取袁世凯的三等嘉禾宝章，到了段祺瑞执政，他又成了个拥段派，外人看他是个变色龙，实际上他有自己的行事原则，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鄙人厕身商人，只自经商，并无党见。
清廷覆没前，忠于爱新觉罗氏的北京宗社党派暗杀小组到上海，刺杀革命党首领，捎带着把虞洽卿的大名也列在暗杀名单上。把一个商人与革命党首领并列，也是因为辛亥年东南易帜时，此人表现实在过火：先是资助陈其美策动上海独立，又跑到苏州劝说程德全反正（程说无钱发饷，他立马凑足一百万）。江浙联军攻打南京，天保城久攻不下，他这个财神爷竟然亲自押运从吴淞炮台拆卸下来的大炮送到前线，大炮一响，南京光复，财神乃成共和元勋。
实力、声望，再加多年累积的政商两界人脉，使这个当年的颜料行小学徒成了上海滩上最显赫的人物之一。他的产业并不是做得最大的，但他多年游走在洋人、劳工、资本家、政治家和帮派之间，折冲樽俎，左右逢源，可说是上海市面上最有斡旋能力的中国商人，连令人闻之色变的黑道也不得不惧他几分。北伐军进入上海前夕，他是各方力量都争着要拉拢的香饽饽。
1926年秋天，渐起的西风已吹落满街梧桐树叶，一个行色匆匆的长衫青年行走在公共租界的海宁路一带。这条繁华的大马路，一字儿排着几十家戏院、舞厅和电影院，年轻人一路走过虹口电影院、普沪影戏院、爱伦影戏院，最后在海宁路702号一座中西合璧的华宅前停住。这里是航运巨商、上海工商界头面人物虞洽卿的宅第。两扇大门漆黑如墨，镶满锃亮灿烂的铜钉。他叩响门环，一个老仆带他穿过中式长廊，来到第二进的西式洋楼里。主人已在楼前的法式小花园相迎。时年六十岁的虞洽卿身材高大，国字脸，英爽的长眉之下一双阅人无数的大眼顾盼非常，让来访者感到些许压力。
走过秘书室和书房，呈现在来访者眼前的是一个三通间的宽敞客厅，阳光透过落地窗直泻在光滑的大理石地面，墙上错落地挂着黄庭坚和唐寅的真迹字画。来访者汪寿华的身份，是中共江浙区委（上海区委）常委，兼任上海总工会临时负责人，饶是他家有薄财，又去过莫斯科，这宅子的气派还是让他感到了吃惊。他来找虞洽卿是要钱的。共产党决定在沪西发动日本纱厂工人罢工，参加罢工的工人和家属需要救济费，共产党一时拿不出那么多钱，于是派他以工会的名义找虞要求协助募捐。
刚一落座，虞洽卿就与这个小他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谈到了南方国民革命军进军武汉的计划。就在一个月前，应广东国民政府之邀，虞洽卿的女婿盛冠中和闸北商会会长王晓籁一起，代表上海商界赴粤参观，蒋介石宴请了他们一行。盛冠中传回来的消息称，此次北伐，国民革命政府的目标是先肃清湖南，再会师武汉，进而与得到苏联支持的冯玉祥的北方国民军联合，以期打倒军阀反革命派，最终完成武力统一中国，其军事策略，要之在于联络苏俄，获取武器装备，联合湘赣，牵制吴佩孚军之南下，同时联合直系孙传芳，使之中立，不为敌用。盛冠中是前清大佬盛宣怀的小儿子，但一点没有乃父雄风，他沾沾自喜地说，自己在宴会上还应邀发表了一个即席演说，号召农工商兵四个大炮一齐向帝国主义轰，云云。
目前，吴佩孚在两湖被打垮后，素有北洋铁翼之称的孙传芳，正带着十五万精锐兵马与北伐军在湘赣一带鏖战。虞认为，孙传芳虽然号称五省联军总司令，但并无多少实力去抵挡虎虎生气的北伐军，很快就会溃退。他告诉年轻人，自己的设想是联合奉军，支持浙军，响应北伐军，将孙的势力从浙江和上海驱赶出去。他表示，愿意全力支持工会的罢工计划，只要罢工实现，他会向社会各界代为募捐，并称已得到帮派头目黄金荣愿意配合的口头承诺。话语间，掩饰不住对孙的不屑。
虞洽卿对孙传芳的憎恨由来已久。孙传芳前一年10月占据上海后，对上海商界领袖采取的策略是压一个，捧一个。压的是虞洽卿，捧的是另一個商界大佬、中国通商银行大班傅筱庵。傅筱庵是浙江镇海人，说起来也是虞的同乡，傅早年到上海后，先是在钱庄主严信厚那里管理浦东栈房，后来入保险公司当抄写员，不久就崭露头角，担任英商长利洋行和美行洋行买办，他真正发迹是在巴结上盛宣怀后。做事八面玲珑的傅拜盛宣怀为干爹，盛对之极为信赖，委他担任总账房帮办，打点盛氏家族庞大的产业和各投资企业的股权。1916年盛宣怀去世后，此人以盛的遗产代理人的身份，运用瞒天过海之手段，把盛氏产业一点点蚕食，转移到了自己名下。在上海滩上，此人以惯于逢迎和过河拆桥著称，且混得一副官派，张口闭口就是“混蛋”。
“笑面虎”孙传芳一来上海，开始并不待见傅筱庵，还下令通缉过他。这或许是因为傅做过北洋政府的国务院顧问、财政部驻沪特派员，算是安福系的人。傅找到虞洽卿，请求虞出面通融，还跑到南京向孙传芳当面请罪，两人的关系才热络起来，还结成了通家之好。两人换了帖，傅长一岁，孙一口一个“筱庵哥”，傅则始终恭恭敬敬称孙为馨帅（孙传芳字馨远）。孙传芳住到上海后，两家住得不远，傅筱庵的厨子擅做鱼翅，傅知道孙好这一口，每天必派人送一只“吕宋王”给孙，可见两人关系之莫逆。傅筱庵借了一大笔钱给孙传芳充作军饷，还利用招商局董事的职务之便，用招商局的轮船帮着孙传芳运送兵员和武器。
孙传芳弃虞扬傅，是因为虞洽卿得罪过他。孙传芳赶走奉军占据江浙前，上海总商会曾有一电，言明拒孙来浙，而主浙人治浙，孙传芳因此记恨，一到上海就想把虞赶下台。孙传芳占领上海，欢迎大会上，身为会长的虞洽卿代表商界致辞，又说了一通让孙很不舒服的话，大意谓：政府应代表多数人意愿，政府不良，可以推翻，将来取之于地方的税收一定要用之于地方。
1924年的上海商界，曾经有过一场竞选上海总商会会长的争执，傅筱庵与原任会长宋汉章争选，双方相持不下，形成僵局，后来经会董公推，与段祺瑞关系至密的虞洽卿当选为上海总商会会长。
虞洽卿是浙江镇海龙山（今属慈溪）人，此地向属宁波府，自宋元以来，这个海边地带一直商风是盛，太平天国内战后，受到冲击的商人挟大量资本进入上海，很快成为人数最多、势力最大的一个商帮。曾得甬人多次襄助其革命事业的孙中山曾有言，“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商足迹，其影响与能力之大，固可首屈一指者也。”武昌起义后，孙中山从美国回来先抵上海，虞是到码头迎接的工商界代表之一。1916年8月，孙中山巡游浙江至宁波，虞曾专程从上海赶来陪同，以尽地主之谊，并在省立第四中学聆听了孙以“地方自治”为题的一场讲演。
据虞晚年自述，他是十四岁那年到上海的，到瑞康颜料行做一名学徒，尔后升为跑街，再任股东。大约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起，虞迭任德商鲁麟洋行、华俄道胜银行和荷兰银行的买办，前清时还捐过一个候补道台的顶戴。虞一手创办的三北轮埠公司是当时国内规模最大的民运轮运企业之一，1906年随端方考察日本回国后，他还与朱葆三等发起四明商业储蓄银行出任董事长，另外他还办有一家房地产公司，洋商买办的身份再加实业界多年打拼，有关虞的传奇轶事在世纪初的上海坊间多有流传，而让他声誉鹊起的，除了其精明的生意头脑，还有他在华洋官场的长袖善舞。
1905年冬天，一名广东籍官太太黎黄氏因丈夫亡故，带着十五名婢女由川返粤，途经上海时被租界巡捕房以贩卖人口罪拘捕，租界会审公廨审理此案时，中英两国会审法官因争执发生血案，随之引发全上海风潮。虞在大闹会审公堂案中开始显露他在华洋两界当众家娘舅做调停人的杰出才能，挽回了中方的面子，并在事后成为租界首届华商董事。以后上海的中外交涉中，处处可见此人身影。传言他见朝廷官员时必穿西装，见洋人则一身对襟大衫，与商界同仁和帮会人物打交道时，则西装、长衫或道台顶戴轮换穿着，轻松裕如地游走于上海滩各界。
但总商会的历任会长，从创始人严信厚到红极一时的周金箴，再传至李云书、袁履登、宋汉章，都是德高望重、身家殷实之辈，虞尽管身家不菲，但在实业界和金融界的信用毕竟不敷，所以虞当选后，傅筱庵碍于同乡情面嘴上不说，心里是极恼火的，总以为虞捡了个大便宜，当时虞洽卿曾对傅筱庵说过这样的话：我只做此一任，下任还是请你来做罢。
虞洽卿没想到这个“鸦片鬼”（指孙传芳）竟如此厉害，趁他率领一个经济代表团访问日本之际，操纵1926年的总商会会长选举，让他毫无悬念地败给了傅筱庵不说，还迫使他辞去了淞沪商埠会办的职务。他一手创建和控制的南北两市商界保卫团也被勒令解散。孙传芳任命一个学者、地质学家丁文江做了督办公署总办，三天两头找他去开会，说是共商“大上海建设计划”，说穿了还是要他掏钱。虞不甘心就这么就范，另起炉灶出任了上海有着相当影响的旅沪宁波同乡会会长，不久又出任航业公会理事长。日后的许多事，他都是以同乡会会长的身份出面主持的。
虞洽卿早就看孙传芳不耐烦了。只是孙是武人，手下兵多将广，他也奈何不得。人家来拉拢他，他也想拉拢各方势力共同来对付孙传芳。与他秘密联络的，除了共产党方面的总工会和学生联合会的人，还有广州国民政府驻上海特派员、江苏特务委员会特务委员钮永建。
出生于1870年的钮永建是个老资格的革命家，老同盟会员，来上海前是广州国民政府总参议。钮永建长着一颗圆脑袋，长年着一袭玄色对襟布衫，模样敦厚，如同一个刚进城的穷教书的，他的公开身份是中西女塾教师，在法租界龙环路志丰里一幢不起眼的民居里还有一个秘密联络点。钮永建在上海有着双重使命，一是策反孙传芳的军队，联合上海反军阀的革命力量迎接北伐军，同时他还负有监视并控制共产党活动的秘密任务。据说他来到上海后，与黄金荣、杜月笙等青帮大亨过从甚密，已拉起一支上千人的帮会武装，必要时，这支武装将会施出凌厉杀着。
二、 “上海的巴黎公社”
汪寿华找上虞洽卿后，虞的积极回应让共产党方面大感欣慰。其实早在汪寿华找上门来的一年前，虞洽卿跟包括陈独秀、张国焘、瞿秋白在内的中共高层都有过接触，前一年的五卅运动中，虞任会长的上海总商会就捐出了两百多万元支持罢工，当时的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李立三就说，“虞洽卿的捐款我们随时要，他随时拿”。
虞洽卿答应汪寿华提供部分救济款，解决罢工工人和家属的生计，他还让手下一个亲信潘冬林参与罢工调解，帮忙找律师处理受伤工人起诉事宜，调解不顺时，他还亲自出面出力。
虞的态度让上海的共产党组织看到了劳工阶级与资本家建立长久合作的希望。“资产阶级也有希望”，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组织局主任兼上海区委书记罗亦农在党内一次会议上说。这个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的高材生兴奋地指出，资产阶级也在分化，这是中国的新现象，傅筱庵这种帝国主义扶持的买办阶级是反革命的，虞洽卿这样的“土著资产阶级”则是革命的。
北伐军在江西连连受挫，九江、南昌久攻不下。一支秘密谍报小组进入杭州，成功策反浙江省代省长夏超，使其宣布脱离孙传芳独立。孙传芳见后院起火，急调淞沪警备司令宋梅村对付。已被广州政府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路军中将军长的夏超带着一支警察部队与宋部在嘉兴交火。看到上海空虚，共产党方面决定冒险发动一次暴动。广州国民政府特派员钮永建也表示支持，只是要求，暴动须受党部指挥。钮永建这么要求并非一时性起，另一个在上海的国民党要员吴稚晖也意识到，汪寿华等试图在国民党外，在上海培植另一种革命势力，吴说他时常劝诫汪，“勿急躁”，“如国民革命完成，贯彻中山先生之遗嘱，将来进一步，中山先生亦非不能共产者”。
10月的一个清晨，闸北与南市的数百名工人纠察队员同时向警察局发动进攻，钮永建也出动了数百名帮会武装人员。本来约定由共产党方面联络海军，出动两艘舰艇炮击高昌庙兵工厂，因联络不畅未能成事。再加上夏超那支七拼八凑的警察部队根本不是宋梅村的对手，挨了一顿山炮轰炸退回了浙江，这场仓猝发动的暴动很快失败了，起事队伍被打散，幸存者逃了個一干二净。党负责军事技术的一个高层干部奚佐尧也被逮捕枪杀。据说起事前，共产党方面曾找虞洽卿要求协助，但虞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拒绝了。另一种诡谲的说法是，虞在起事前几天接到了老朋友、警察厅长严春阳的一个电话，要他暂时离开上海，他到宁波避了三天后才回到上海。
事后，一方指责对方贪功冒进，另一方又指责对方是买空卖空式的投机，大家都憋了一肚子怨气，疑虑和不信任像蛀虫一样侵蚀着本来就脆弱的结盟。打口水仗已没有意义，党终于认识到，虞洽卿这样的商人有着天生的“资产阶级动摇性”，不能予以完全之信任，除非孙传芳的势力已经铁定垮台，否则虞洽卿们还是个观风行事的墙头派。罗亦农在党内一次会议上就说：“现在上海是个投机社会，不仅虞洽卿，他们一方面不甘受帝国主义压迫，一方面无经验，始终观望投机。”但党目前的自身力量还很薄弱，不得不利用和依靠“国民党左派”和“一部分左倾的资产阶级”，对虞也就没有过分地责难。
但对虞洽卿，中共方面还是不放心，此人反孙传芳的确没错，但他与奉系、与山东的张宗昌的关系盘根错节，如果张宗昌这样的反动军阀开到上海，他也肯定会打着小旗帜去欢迎并乖乖献上粮饷的，故对之还是要采取“严重监视”的态度。对虞的这种摇摆性，其实一年前党的领导人瞿秋白在撰文分析“中国的赤化与反赤的斗争”时就指出过，“当虞先生称中国无产阶级是弟弟的时候，他是赤的，当他称外国资产阶级是哥哥的时候，他就变成了白的，这种两面国的国籍，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本性”。
三北轮埠公司每月的航运报告，经营额如跳水一般逐月下滑，这让虞洽卿陷入了深深的不安和苦恼。国民革命军和孙传芳的联军在长江中游开仗，影响了长江正常的航运，也波及到了上海周边诸省的内河航运。往年，中秋节前后，从内地购入的各种物品源源不断流入上海，但今年，由于武汉被战争的阴云笼罩，武汉与九江、九江与上海的商运全告中断，外国商船乘机提高运价，上海如同一个肠梗阻的病人陷入了内分泌失调的间隙性焦虑。有个叫褚辅成的来找他，说是要借宁波同乡会的宝地，邀集旅沪知名人士发起“东南和平运动”，给各方军事力量代表蒋介石、张作霖、孙传芳等写公开信，呼吁停火，申明各省政权应还给国民，他也签了名，却不相信靠折中调和可以让战争刹车。
11月初，国民革命军在解决了吴佩孚后，又在江西战场连连得手，以损失上万人的代价控制了南浔铁路，随后攻占南昌和九江。孙传芳从江西撤军退回南京，随后宣布五省戒严，这也就意味着，战火终于要烧到江浙地区来了。褚辅成和同盟会出身的国民党元老蔡元培在上海紧急成立苏浙皖“三省联合会”，宣称三省为民治区域，公举代表与广东、奉天、直隶、山东的军事当局进行交涉，呼吁停止三省境内所有的军事行动。三省（包括上海）自治，名义上取中立，实际是配合北伐军行动。成立次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也发布通电，促各省人民自决，“驱逐残余军阀”。
虞洽卿和他的朋友、闸北商会的王晓籁列名这份委员名单，同时列名的还有沈钧儒、王正廷、孟森、蒋尊簋、殷汝耕等政界和财界闻人。
孙传芳不甘心就这么把东南拱手相让，他一身便装跑到天津，找先前的敌人张作霖拜山。东北王带着张学良、张宗昌等人客客气气接待了他，表示不计前嫌，今后还是一家子人，共同来抵御南方的党军。奉军八十万人，张宗昌的直鲁军二十万人，再加上孙传芳自己打剩下的五万人（他夸口还有二十来万人），组成“安国军”联合抵挡北伐。他们跪拜了天地，宣读了“告天文”，张作霖任总司令，孙传芳担了个副总司令的虚衔，负责长江前线防御，借师助阵成功，他又蠢蠢欲动要打回上海了。
“三省联合会”开张的第一件事，就是召开各团体代表大会，成立市民公会，阻止直鲁军南下。尽管孙传芳的亲信、第九师师长兼上海防守司令李宝章已经宣布戒严，全市还是有四百多个团体派员参加，包括几个月前被取缔的上海总工会和学生联合会组织。大会“代表上海二百万市民”，宣布公意称：坚决抑制直鲁军队南下，以上海为自治市，永久根绝兵灾。
北伐军江西一战元气大伤，孙传芳实力折损后与张作霖、张宗昌再结联盟，近期也不可能南下，1926年冬天，上海出现了一个难得的权力真空期，各派势力都纷纷出来活动。共产党方面意识到，这是一个成立政权的绝好时期，他们决定抓住这个稍纵即逝的时机，尽力促成此事。
中共最初的设想是，通过暴动，“创造一个上海的巴黎公社”。但是他们也担心，一个过分标榜红色的上海市政府会很快被外国军队干涉灭掉，于是他们调整了策略，决定成立一个中间色彩的自治政府。他们再次看中了虞洽卿这个与英美交好的“大资产阶级”，想打着虞的旗号建立一个形式上的“商人政府”，一方面可防奉鲁军南下，另一方面，即使北伐军占领上海，也不会有取消之虞。陈独秀在上海区委主席团特别会议上说，“我们现在可以要两个领袖，钮永建军事的，虞洽卿民众领袖”。
再次前往海宁路虞公馆游说的是汪寿华的上级罗亦农。当他来到这幢全上海最大也是最富丽堂皇的私人宅第，看到上百个穿梭奔忙的仆役，再加上早就闻听宅主人还有三个年轻的妻子，罗对这个沪上新贵生出一种莫名的嫉恨。但这个“左派资产阶级领袖”毕竟是党要争取的对象，罗只能克制住心头隐隐的不快，放下身段，尽力说服。
果不出所料，虞很狡猾，说话模棱两可。他好像在怕什么，担心加入到共产党领导的这个政府会伤害自己的信誉，甚至丢了性命。为了鼓动起虞的革命激情，罗亦农甚至用上了激将法，为孙传芳扣押三北轮船公司的货船强运兵员一事忿忿不平。饱经世故的虞洽卿没有中这个年轻人的圈套，他一会儿夸口，一会儿迟疑，搞得罗亦农一头雾水，回来后在一次党的会议上大骂虞，说他和王晓籁已成了“杯酒妇人的英雄派”，除了躺在妓院里吃吃花酒，一点没有革命的觉悟。
国民革命军出兵广东之初，对吴佩孚痛下杀手，对孙传芳则是竭力拉拢，再不济也要让他持中立态度。孙传芳是出身日本士官学校的职业军人，才具优长，又占尽东南地理优势，能让这样的人站到青天白日旗下来，则北伐大业指日可待。
孫传芳的高级幕僚、参谋长蒋百里，也一直没有放弃鼓动孙与南军合作，他曾经为孙设计了一个共同北伐方案：由五省联军担任津浦线，由北伐军担任京汉线，以会师京津统一中国为最后目标。后来他看到孙大势已去，才不得不叹息竖子不足与谋也。
但那时候的孙传芳趾高气昂，以三国时的东吴大帝孙权自比，一点也看不起蒋介石，总以为蒋不是他的对手。国民革命军派去接洽的蒋尊簋还差点让孙的部属卢香亭杀掉。卢当着蒋尊簋的面破口大骂蒋介石，弄得蒋尊簋很下不来台。过后卢又暗示手下一个旅长把这个说客做掉，那个旅长不同意这么干，说两军交战不斩来使，蒋尊簋才捡了一条命回去。
蒋介石亲自给孙写了一封信劝降，要他辨明形势，认清利害，共襄北伐大业，信中摆出三条出路，响应北伐，便是功臣，保持中立，便是朋友，反抗北伐，那就兵戎相见。孙回信说，“贵党虽以国民为名，内部已为过激所据”。过激，赤色之谓也。他表示可以接受三民主义，但坚决反对容共联俄，因此也就不能接受国民政府的任命。吃大米的和吃馒头的（孙是山东泰安人）怎么能合到一处呢，功臣是不能做了，那就勉强做个朋友吧，他保证，北伐军打吴佩孚，他不出兵就是了。
整个8月，正是吴军与北伐军苦战的当儿，汀泗桥一役打了一个月，吴佩孚的大刀督战队连斩退却的旅、团级长官十余人，也未能挽救兵败颓势。再在贺胜桥一线布置防线，又败，不得已退入武昌城死守。吴佩孚手上已无可调之兵，迭次发电报催孙出兵，要他调派军舰来援，掩护吴军反击，孙索性装聋作哑，既不回电也不派援军。熟读兵书的孙岂不知唇亡齿寒之理，只是他自己有个小算盘正打得噼啪响，那就是一石二鸟，坐观吴军与北伐军两败俱伤，到时再出兵收复武昌，他的五省地盘就可以扩充到七省了。
曹锟的幕僚汪德寿曾揭穿孙传芳坐收渔利的企图说：“蒋北上时，不过虚张声势，器械不整，彼时孙若出一旅之师，在江西驻守，革命军如何能北上？而孙不理，以为革命军直趋湖南、北，与江南无干，能奈五省司令何？并且与吾方有信云，延陵（指吴）暮气已深，不足与共，而我五省司令，若金城汤池，巩固已极。”
孙传芳很快就尝到了不出兵援吴的苦果。国民革命军的军事策略是一个接一个地消灭北洋军阀，解决了吴佩孚，自然下一个就轮到他了。
9月初，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占领岳州，孙传芳坐不住了，想乘对方不备，以重兵由萍乡出醴陵，截断北伐军的后侧，他把这称之为“剪线战略”，向部下吹嘘说：“打一个譬喻吧，绳子卷得紧紧的一团，用刀来砍砍不断，把它拉引长了，一截一截地剪便容易多了，所以说河南那边能挺得住，自然没话说，如果挺不住呢，还是让开一条路，引诱南军冲杀过去，那便是任他们将线拉得长长的，好让我们一段一段地寸寸剪断。”
不幸的是，他这一招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来的剪刀术，遇上的对手是蒋介石。他是步兵科第六期，蒋是第三期的，他会的战术，蒋可能比他更懂。孙传芳带着大军一到九江，这一对士官学校的同学因着立场不同，也就撕开脸面开打了。蒋派重兵攻下南浔铁路线上的牛行车站，切断了孙军的补给线，再加李宗仁的第七军击溃孙军主力，拿下武昌后一路向江西肃清，孙传芳布下的长蛇阵在南军的凌厉攻势下很快就溃退了。
在孙传芳看来，上海、浙江是他必须死守的两个据点，他涎着老脸跑到天津低声下气迎请直奉军南下，就是为了沿沪宁线构筑起对抗北伐军的最后一道防线。12月中旬，孙传芳进入杭州，摧毁了浙江省自治政府，几天后，又在上海发布命令，取缔“三省联合会”、全浙公会等团体，宣布“提倡自治即赤化”，对蔡元培、许世英等七十多位领导者发出通缉令。法租界当局也接上海防守司令部之令，封闭了市民公会事务所。上海自治运动的火星一下就给吹熄了。共产党和国民党都进入休眠状态，成立自治政府的事也就不了了之。
虞洽卿与共产党在上海的组织频频接触，汪寿华、罗亦农都以为可以影响他，使这个“资产阶级左派”倾向革命，虞的大名甚至出现在了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写给莫斯科的报告中。但认为虞左倾，自始至终都是汪寿华们的一厢情愿和政治幻觉。和那个时期几乎所有上海人一样，虞分不清共产党和国民党区别在哪里，在他看来，共产党和国民党，都是受苏俄支持的新兴的政治力量，他们的共同敌人是反动军阀孙传芳，这就够了。
两个月后，随着白崇禧指挥的北伐东路军前锋在浙江境内步步推进，上海的形势始有改观。在钮永建这边，党部开展的策反工作已收奇效。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总办丁文江，一个老实本分的科学家，已答应脱离孙传芳号召和平。上海警察厅长也表示以前有诸多误会，日后特派员有什么吩咐事先招呼就行。更大的惊喜还在后头，在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双重努力下，北洋政府海军总司令兼上海舰队司令杨树庄，也已答应加入国民政府，目前只缺一笔军饷接济，他们立马就可以反帜。陈果夫已经接到在前线的蒋的急电，要他汇款35万元存于信用较好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以作杨树庄反正的薪饷保证。蒋还准备下一步把这支舰队溯长江而上开到九江和武汉去，以竟北伐全功。用共产党方面罗亦农的说法则是，党的触角也伸到了海军里去，“海军方面，现格外好”，上海有七条船，每船大副、二副加起来有数十人，只要党一声令下，随时可以起事。
形势之好简直出乎意料。总工会方面和钮永建决定，策划一次总同盟罢工以响应。为了避免招致商人反感，这次罢工声明，只对军阀不对资本家，口号是“援助北伐军，打倒孙传芳”。
2月19日策动的这次罢工，陆续参加的总人数达到三十六万之众，工会方面的统计当无夸大。工会还希望商人也起来罢市，一起轧闹猛把事儿搞大。他们派人与闸北商会的王晓籁等数次磋商，资本家觉悟毕竟不如工人，罢市硬是没搞成，王晓籁因此被党的同志鄙夷地称为“马路政客”。看到罢工声势如此浩大，党决定单方面发动暴动。具体计划是海军先向岸上开炮，工人纠察队上船拿取枪械后，合力拿下高昌庙兵工厂巩固之，再占领全上海。
罢工的第四天，2月22日，暮色降临时分，黄浦江上突然传来隆隆炮响，十多发120毫米和76毫米炮弹，拖曳着红色的弧线射向岸上的高仓庙兵工厂方向，接二连三的爆炸声连市中心也清晰可闻。发炮的是上海舰队的两艘舰艇，“建威号”和“建康号”，船上的轮机人员早就秘密加入了共产党。炮声宣告了暴动的开始。
住在法租界铭德里7号的杨杏佛听到炮响，拔腿赶到吴稚晖住处，说：“共产党极可怪，早间明明议决军事行动，说好明后日再议，怎么招呼都不打一个就开炮了？”吴稚晖也不知所以，好在钮永建的住处也不远，两人一起赶去。钮永建正气鼓鼓地，对着汪寿华和另一个叫侯绍裘的工会干部发火：“如此相欺，何能合作！”原来，傍晚五时半，钮才接到共产党方面的通知，说海军今晚将发动，请他下令配合。
听着钮永建训话，汪、侯两人的态度出奇地好，背过身来都是面有喜色。吴稚晖在一边劝说道：“事已至此，也不用多说什么了。革命党常犯急躁，向来如此。”
晚八时许，有人来报：“高昌庙方向响应了！”九点半，又有来报：“西门、龙华也有动作了！”众人静声屏息，等待又一个喜报，总觉得成功到来得也太顺利了点。至晚上十点半，再无人来，显见得起义已经薰熄烬灭，再看众人脸色，灯光之下，阴暗起伏不明。
事后得悉，海军司令杨树庄和“建威”“建康”两舰的舰长这天都不在船上，两舰的秘密党员控制炮塔后，来了个天女散花，向兵工厂方向打了十几发，向龙华警务司令部和火车站方向也打了十几发，还有几发落进了法租界，引起江上的法国军舰干预，故而不得不仓促停止炮击。炮击除了摧毁一些民房，没有击中任何目标，反而提醒了守军加紧戒备。工人纠察队的相互配合也出了问题，浦东纠察队没能领到枪械，只剩下南市纠察队孤军进攻兵工厂和警署，导致伤亡惨重。
这般不周全的起义焉能不败，也难怪吴稚晖向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交涉抗议时说风凉话，“后当慎之又慎，如此无谓牺牲，应当切戒”。陈独秀回答他，“在中国革命中，国民党与西披（即C.P），万万不可分离，西披决无与国民党分离之意。谁愿分离，便是谁不忠于革命。我为此言，誓以人格为担保。……西披分子多出力，这是革命者应尽之义务；不得以此遂谓其有成立工人专政之意。军阀肆意屠杀，群众忍耐不住，自由行动，甚至于影响海军。革命行动中自不免无穷错误，而不能事事皆归怨于西披之野心。”担任一线指挥的罗亦农也打圆场说，开炮事件“此皆人民忿无可泄，故轻举妄动”。但吴稚晖不接受这样的解释，他自嘲国民党成了“头等阿木林”，“可怜好朋友，只被人当作猫脚爪”。
炮击事件引发了驻上海十三国领事馆联电发表抗议，法方还提出赔偿要求。闹出这样的国际影响，真应了一句古谚，没吃到羊肉反倒惹了一身羊臊。这事最郁闷的还是钮永建，本来，他策反杨树庄、李宝章的事开展得很顺利，上海的局势指日可定，为此他还特地打电报给蒋介石，要国民革命军暂缓进军，等待上海反正的佳音。听了他的建议，北伐军的前锋也真的在离松江六公里的石湖荡一带停住了。哪料到他还蒙在鼓里，暴动竟然提前发动了，钮一下子弄得个措手不及，觉得简直是被汪寿华他们绑上了战车。他认为，这一单方面的军事行动是不折不扣的“抢功”，“西披”应该作出检讨。本来答应与国民政府合作的海军司令杨树庄也很恼火，下令彻查参加暴动的官兵，并禁止共产党在海军中活动。事后不久，北洋政府渤海舰队南下，杨树庄率十三艘舰艇出吴淞口阻截，船上的共产党员也因舰离岸与组织失去了联系。
罗亦农在党的内部会议上，虽然也承认暴动没有得到国民政府的批准，但他还是沾沾自喜地说，海军开炮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定可载入中国革命史册，钮惕生（钮永建字惕生）花了许多钱也办不到的事，共产党人给办成了，这恰恰证明了“我们的力量”。吴稚晖跳出来抱不平，说钮惕生运动海军的事，就是你罗君经手的，总预算是九千元，这次夜间开炮，花费四千元，“那么钮惕生运动不到，罗亦农运动得到，这是怎么讲的呢？”
汪寿华代表党组织向虞洽卿、王晓籁等工商界人士通报暴动的事。虞、王对那天夜间发生的事深表惊讶。他们俩不知共产党和国民党在此事件上已有分歧，也不知道总工会方面的内幕，但事已至此，都表赞同复工。一惯伶牙俐齿的王晓籁更是声称不怕革命，“与C.P.一起来做事也不怕”。租界巡捕房抓走了一批打散了的党的干部，虞、王受汪寿华之请，到处出面求告，让巡捕房放人。
有一件事让虞洽卿非常恼火，却又发作不得。暴动次日，市面上出现了一份傳单，内容是宣布成立上海市民临时革命委员会，成员有中共方面的汪寿华、罗亦农，国民党方面的钮永建、杨杏佛，虞洽卿和王晓籁的名字也赫然在上。这让虞非常不爽。事先不征求他的意见，就把他参与政治的事给公之于众，这实在有悖身处乱世的商人自保之道，好比是让人在大庭广众之下扒了底裤，他不得不在报纸上发告白，称自己身为商人，素来不问政治，不会参与任何党派活动。
明眼人都看出来了，虞洽卿这么说实属违心之论，考察其大半生行事轨迹，上海商人中与政治铰合得如此深者，除了他还真没有第二人。就在本年6月5日，他率团考察日本时所作讲演中关于商人与政治的借题发挥，还让听者言犹在耳。他在谈到中日贸易时说，“贸易与政治二者不能分离”，眼下中日贸易不景气，原因皆在于两国政治上发生恶感，“要知敝国政治上有两种困难，一即不平等条约之束缚，二即我国人民千百年来深中在商言商四字之毒，完全放弃其在政治上之义务，以致今日军阀横行，秩序扰乱，深为遗憾”，“人民放弃其政治上之义务，已属不可，况对于贸易上发生恶果之政治，岂可置之不问乎？！”
直奉军终于开进上海了，这会儿来的，是张宗昌的把兄弟、曾为之立下赫赫战功的第八军军长毕庶澄，一个在直奉战争中开始走运的职业军人。国民党和共产党方面都希望能够说服毕部反正，以防上海局势恶化。因为虞洽卿与奉系、直系都有缘由，他们希望虞去当这个说客。但那些天虞洽卿好像失踪了，两派派人找遍了全上海，也没有找到虞的踪迹。
这时的虞洽卿已悄悄离开了上海。比较确切的说法是他去了南昌，去秘密会见昔日的小同乡、证券交易所的合伙人，当今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
三、入城
虞洽卿是和银行家朋友钱永铭（字新之）一起去南昌的。比虞小十几岁的钱永铭，出身于湖州一个家境富实的米商家庭，早年入天津北洋大学学习财政经济学，未毕业就官费赴日就学于神户高等商业学校，回国后出入政商两界，在陈其美手下任过职，帮助曹汝霖整顿过交通银行，后又与金融界闻人张嘉璈、陈光甫、李铭等发起成立了上海银行公会，他目前的身份是四行联合准备库协理（“四行”指盐业、金城、中南、大陆四行）兼上海分库经理。
两人没带随从，在2月底一个春寒料峭的日子，坐小客轮沿长江溯水而上。大战一触即发，长江两岸到处是草黄色军服的兵。他们不会想到，此次西行，直接导致了商业依附于权力，多年都无法挣脱出来。好在现代中国百年商业史上，这样的事也不是头一遭了。
出生于1887年的蒋介石时年四十岁，一年前策动于广东的北伐战争，是他解决政治乱象的惟一出路。之前在广州，廖仲恺遇刺身亡，胡汉明、汪精卫相继出走，许崇智的军权也落到了他手里，蒋和他的盟兄张静江实已控制了广东的军政大权，但 1926年的广州，政治潜流危机四伏，其情形有如汉武帝对卫青所说，“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情势逼迫着蒋发动一场战争来转移焦点，那就是北伐。
蒋的早年生活，翱翔于游侠浪人与革命志士之间（黄仁宇语），有段时间，痴迷于阅读社会主义书籍，但到他攫取广州的最高权力后，这个早年的社会主义信徒转向了。他认为，在中国根本不适宜实行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应该实行于英美这样的大资本的国家的，而中国的商家富翁的资产最多不过几百万，至于过千万的实在很少，跟欧洲英美的大资本家比较起来，算不得一个资本家，他认为这是与先总理的遗训吻合的，孙中山先生在《三民主义》里说，中国只有“大贫”与“小贫”，所以“民生主义”是“共将来的产”，而不是“共现在的产”。
在广州期间，共产党组织的快速发展已让他深感头痛。一是联俄容共政策下，俄国人处处指手划脚，让他大感束缚，二是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使他对组织系统无法掌握，共产党严密的组织性与纪律性使国民党相形见绌。蒋任黄埔军校校长时，有军校学生十余人前来诉状，报告“共产势张，四周都非同志”，蒋已暗生戒心，对党内左派和共产党有“惊惧交深”等语。发动“中山舰事件”拘捕海军局长李之龙等共产党人，包围俄国顾问季山嘉住宅并缴其卫队枪械，情报失误固然是一大原因，根本原因还是出于其惊惧之心。处置中山舰事件后，军校教育长、共产党人邓演达曾质问蒋，谓其行动近乎反革命，蒋答：如他人为之即为反革命，以总理与余为之，则无论何人，应认为革命应取之态度。可知从那时候起，他就出于建立威权政治的需要，认为革命应该不择手段，只问结果。
蒋行此手段，实与他平生服膺的两个人有关。他最景慕的曾文成公，便有“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的蛮劲。他另一个崇拜的名臣张居正，更有名言云，“使余为刽子手，吾亦不离法场而证菩提”。以打倒军阀、统一中国之名出师的北伐，说是要驱散北中国上空的阴霾，焉知他不是“以雷霆霹雳之威”，意欲建立起自己的威权政治？
北伐军由广东出发后，至湖南以一个Y字形的姿态向湖北与江西同时展开，自攻克武昌及南昌后，党内的左右冲突已趋尖锐化。黄仁宇先生解读蒋介石日记，说1926年下半年的蒋时常在日记里记述他的处境艰难，既提到经费不能维持，将领胸襟狭窄，埋怨革命力量消沉，最大的困扰则是党内左右派意见得不到统一，共产党的活动又日趋活跃。年底在九江，蒋接见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事后有“本党与CP意见冲突，日渐明显，可叹也”等句见诸日记。1926年12月31日，日记中更是流露心事浩茫：“今日已是十五年最后一天……大海茫茫，何时能达到彼岸。”
虞洽卿一行在蒋的南昌行营受到了热情款待。正当此宁汉分裂前夕，蒋百般忧心，这两个上海商界闻人的到来，对他下一步的军事行动肯定起到了某种重要暗示。无从揣测他们那场对话的具体细节，但从日后事态的演变来看，极有可能他们在这次会面中达成了某种默契。蒋决定挥师东进，拿下上海，解决让他头痛不已的粮饷问题，从虞洽卿这里，他得到了上海资本家给予经济支持的承诺，当然，资本家的支持也是有条件的。
虞洽卿自居沪上“老娘舅”，多年游走在洋人、劳工、资本家、政治家以及黑社会帮派之间，能屹立不倒，端赖其敏锐的政治嗅觉。在中国，商人必须有官方支持，利益才能得到保证。他明白，直鲁军此时虽开进上海，肯定持久不了，那么在各方勢力杂处的上海，资本家选择到底跟谁合作，实是至关重要的一步。他和钱永铭来南昌行营见蒋，说白了是资本前来寻求与权力的合作。
与共产党方面的工会，这一年来，他通过汪寿华已有多次接触，他钦佩这些共产党少年身上的无私精神和纯洁的理想主义，在几次罢工中他也站到了支持的一边。其实不仅仅是他，就连青帮大亨杜月笙也在试图与汪寿华拉上关系，表示全上海的青帮弟子都愿意听从指挥。总工会方面控制着上海几十万工人，黑帮的鸦片生意想要不受影响，杜月笙不能不有此表态。但工会方面提出提高工人工资、减少工作时间等种种条件，又让虞深感忧虑。汪寿华、罗亦农与钮永建的别扭，他也都一一看在了眼里。原以为共产党、国民党都是反军阀的革命力量，现在看来也不尽然。
两边的人他都不愿得罪，也得罪不起。除此之外，还有第三方向他抛出橄榄枝来。那是国民党右派“西山会议派”在上海的支部，其中的骨干人物张继也来找过他，希望他牵头，另组一个排除了共产党的上海政权，他当场就拒绝了，还向钮永建和汪寿华都通报了此事。
3月初，两党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商议北伐军进入上海前成立临时政府的事。钮永建认为在国民革命军抵沪前发动暴动，是没有目标的瞎胡闹，而抢着搞出一个民选政府，简直是演滑稽戏，他主张眼下什么都不需要做，只需把散落在工人中的武器统一收缴，静候北伐军入城即可。但为了抑制共产党方面对新市政府的控制，他还是同意列名临时政府成员名单。虞洽卿倾向于认为，如果一定要成立市政府，则以采取议会制为好。吴稚晖则提出“以党治国”。中共方面权衡之下，还是更愿意接受虞的所谓“议会”办法，他们派人与虞谈话时，虞表示，这个市民政府事先应得到“党的同意”。汪寿华和罗亦农告诉他，这是两党合作的事，市政府肯定仍会在国民政府管辖之下，他才有点释然，同意列名19名市政府委员名单。这个计划中的新政府为他预留的职位是“外交局长”，也算是用其所长。
3月19日，东路军两万余人在总指挥白崇禧率领下进占松江，并在市区南部兵工厂设司令部。其部下第一师师长薛岳迅猛扑入，毕庶澄不是对手，节节败退。蒋想要策反毕，派出了毕的同乡去说降，委之为第四十一军军长之职，毕的态度很暧昧，不表示拒绝，也没有受降。
共产党方面也终于发布了总罢工命令，第三次武装起义正式打响。各区工人武装憋足了劲，三五千人在市内各处向警察和败退的毕部士兵发动攻击。一番激烈的巷战后，毕庶澄的司令部被武装工人占领，毕率残部退入英租界，租界当局紧急布防，封锁边界，阻止工人武装进入。3月21日，薛岳部攻占龙华。在北伐军占领上海之前，这座城市实际上已经被共产党的工人武装从内部占领了。
毕庶澄见大势已去，乘日本轮船神丸号逃回青岛。他接受蒋委任的事，被一个叫褚玉璞的手下探知，报告给了张宗昌。张宗昌电话召毕庶澄到省城商谈军事，本非真心投蒋的毕庶澄毫无防备，只带了一个随从就前往济南，刚下火车，就被伏兵乱枪射杀。此是后话不提。
共产党方面主导的上海临时市政府，几乎与北伐军入城同时开张。这个市政府委员名单果然让蒋介石勃然大怒。钮永建、白崇禧等事先已声明不愿担任市政府委员，另一些还在迟疑的委员则收到了恐吓信，限令他们在二十四小时内退出，否则就要采取非常手段。看到两党已剑拔弩张，本来就犹豫不决的虞洽卿赶紧在各大报纸上发声明，称自己与政治无涉。
这个城市最富有的商人之一、与孙传芳关系密切的总商会会长傅筱庵，因为拒绝向国民革命军支付一千万元的军饷遭到通缉，不得不避往租界，尔后逃往大连。上海的市面急需有人维持。北伐军入城次日，虞洽卿出面组织的上海商业联合会正式成立。虞为会长，买办王一亭和上海金城银行经理吴蕴斋为副会长，包括银行公会、钱业公会、交易所联合会、南北报关公所、纱厂联合会、杂粮公会、纱业公会、面粉公会、纸业公会、运输公会、粤侨商业联合会等一百六十多个同业公會，成立公告开宗明义说，组织这个机构是为“维护各业安全起见”。选择这个时间节点并非偶然，很有可能，虞的这一行动得到了蒋的支持，甚至是明确授意。
这个刚刚在阵痛中苏醒过来的城市终于迎来了新的主人。蒋介石进入上海，一时海内外咸寄厚望，《时代》周刊报道说，“尽管他衣着简便，不事张扬，但仍表现出一个征服者统领一切的气势，他谨慎运用各种方式来实现其目标，只要它适合于‘中国是中国人的口号”。蒋首先要做的两件事是财政和外交。外交上他希望通过虞洽卿这样的头面人物，向各外国使团和租界当局释放信号，不会动用武力收回租界，财政上他迫切需要成立一个委员会，帮他筹措军饷，这样他才会在与鲍廷博支持的武汉政府和中共势力的博弈中最终取胜。革命需要金钱的驱动，而要获得一惯精明的上海资本家的支持，也是有条件的。
蒋下榻在枫林桥戒备森严的上海交涉公署。他来到上海的当天，虞洽卿就应召前去见面。3月27日商业联合会的会员会议上，虞以低调而自夸的口吻说：“蒋总司令到沪，昨已见过。”有关这次会谈内容，他披露说：“蒋已拟就宣言，即日可宣布。蒋对政治，决取公开主义。闻拟延聘财政与外交委员数位，大约将于南北商会、银钱业两公会中遴选任用。昨晚已有数机关由白总指挥代委，大多数为宁波人。鄙人当时主张尽外省人选用，蒋颇赞成。”
他建议，“本会组织已成立，似宜推举代表数人，往见蒋总司令，接洽一切。”当即推定吴蕴斋、王晓籁、钱新之、王一亭、荣宗敬、谢韬甫、顾馨一、陆伯鸿、穆藕初等九人为代表。
3月27日，尽管是星期天，共产党方面也没有放松他们一惯擅长的群众发动工作。这天上午，总工会在闸北湖州会馆的新办事处挂牌，汪寿华主持了一次集会，提出要求归还租界，要求把与总工会关系较好的薛岳将军第一师留在上海（因为风传那个师即将调往广州）。在浦东的一些工厂里，一批抑制罢工的工人被指控为反革命，在革命群众的欢呼声中被处决。下午，一场参与人数众多的集会就在距法租界不远的西门召开，演说者措辞激烈，要求立刻占领租界，把帝国主义赶出去，国民革命军的一支巡逻小分队及时赶到，阻止了会后游行的队伍进入法租界。
在上海的外国人谈到此事，都对蒋总司令是否有能力控权势感到怀疑，而寄希望于刚结束在法国的“度假”、正借道莫斯科在回国途中的汪精卫。此时的蒋，还不想与共产党撕破脸，在当天晚上会见几名美国记者时，蒋否认国民党内有任何分裂，也否认国共两党要分家的传言，他说，不管共产党员的政治信仰如何，他们作为革命事业的参与者是无法否认的。他声称，已经禁止任何团体使用暴力手段损害外国侨民，租界当局也应该结束戒严令，撤走本国军队和军舰，由国民革命军保护租界。显然，他在掩饰着什么。
一波接着一波的罢工，矛盾的焦点集中到了调整劳资关系上，这是令上海的资本家们最感头痛的。国民革命军入城后，对工运的态度既没明言支持，也没压制，资本家们也在踌躇中。商业联合会讨论先施、永安两大公司的工潮问题，他们不得不劝解公司高层，“忍耐痛苦，暂先接受条件”。无锡电厂发生暴动，有人担心延及上海，想请军队帮忙，虞洽卿的意见也是“并不请其胁迫”。军方的态度未明朗之前，上海的资本家们也不想抢先撕破脸皮。
商会代表与蒋的这次见面后，虞洽卿向蒋承诺的三百万军饷马上就到账了。上海的商人和资本家垫付了这笔短期借款。另一笔支付款，须看蒋如何履行当初提出的条件，在劳资关系调整中站到了哪一方。上海的资本家如果不尝到一点甜头，是很难再从他们的口袋里掏出这笔钱来的。
他满心以为，自己的奔波不会劳而无功，上海这艘巨轮将在风平浪静中继续驶行。却不曾想到，前头就有一场血雨腥风。
3月26日，蒋介石从南昌抵上海，前往迎接的还有两个重要人物，上海滩青帮大亨黄金荣和杜月笙。剃着光头，身材短小而结实，方鼻、厚唇，一脸横肉的那个是黄金荣，他的一双宽眼虽然时常眯缝着，偶尔射出的锐利目光却让人不寒而栗。因为小时候感染了严重的天花，他在徒子徒孙们黄老太爷的尊称下还有一个“麻皮金荣”的绰号。杜月笙早年是在十六铺码头一带卖水果的，人称“水果月笙”，因偷水果行的钱去赌博被解雇，投到了黄金荣门下，得到黄的夫人桂姐的赏识，遂在帮中崛起成为二号人物。杜瘦高个，一头短发，一看就是个瘾君子，眯缝的左眼加上突出的眉骨，使他的脸色更显沉毅。他们俩一个是青帮通字辈的，一个是悟字辈的，再加上尚未出场的张啸林，是上海滩让人谈之色变的青帮三大亨。
青帮的祖先，是运河上的漕运船帮，最早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纪初。据说最初是三个孔武有力的水手创建了帮会，从此被尊为“三祖”。太平天国战争结束了漕粮河运，数万失业水手大多成了私盐贩子，也有一些加入了清军或太平军，内战结束后，这些人的势力扩张到了长江下游口岸，特别是新崛起的上海，逐渐控制了鸦片买卖、妓院、赌场等非法行业。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他们又进入工厂成为大小“帮头”。到二十世纪初年，上海城里的青帮据说已繁衍至创派以来的24辈，最后四个字辈依次为大、通、悟、学，全城有近十万人有着帮派背景。若以城市总人口三百万人而言，帮会成员占到了百分之三。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那些名义上控制上海的军头们并不能真正控制这座城市，乃是因为，还存在着一个地下城市。黑社会的老大们才是这座城市真正的、也是隐身的主人。
法租界南面的十六铺码头，这个全上海最为繁忙的码头，是黑帮走私毒品和贩卖人口猖獗的地段。来自长江和沿海航线的各大轮船公司在这里装货卸货，为这些犯罪活动提供了最直捷的便利。而从码头到城区间纵横交错的小路和巷弄，又是赚到了钱的小瘪三们享乐的地方，这里密布的赌窝、烟馆和妓院成了他们纵欲的天堂，好人家的子弟如果不小心踏入这个邪恶世界，不脱掉几层皮是出不来的。
租界里兴旺的贸易，都与毒品和军火走私这些不能在阳光下交易的生意有着千丝万缕的瓜葛。巨大的利润使得工部局睁眼闭眼，最后形成的局面是，政府的缉私队、租界巡捕房的华捕、黑帮全都在这桩赢利最丰的买卖中分一杯羹，而占大头的照例是黑帮。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黃金荣这样的大亨们的势力。黄金荣本人就是法租界巡捕房的一名华捕，20多年来，他一直都是黑帮老大加警察的双重身份，最高职位做到了督察长。开设于东新桥外公馆马路一家名为“聚宝楼”的茶楼，是黄金荣的财富中心，在这里他不仅指挥强盗、绑架者、大烟贩，也指挥警察，以便打理着属于他名下的庞大产业。每天上午十点起，这个警察兼最大的歹徒总是在这里办案，他的几个亲信门徒站在他边上，专门收取那些请他出面摆平的人送上的酬金，不需要半天时间，他就可以轻松搞定那些乱麻般的事，决定哪些案子要移交给巡捕房，哪些不需要，他吩咐手下去查找失窃的财物，扒手们总是在第一时间乖乖送上。
杜月笙的辈分虽然在帮内比黄金荣低，但他的神气一点也不亚于他的导师和前辈。由于出身于社会最底层，一路摸爬滚打才有今天的权势，他特别爱炫耀、爱讲排场。每次光顾餐厅，总有三四个身着貂皮大皮、手戴宝石戒指的歌女陪着，后面还跟着一大群保镖。跟杜有过接触的一位西方观察者曾如是描述杜的出行：“一车先遣保镖开到餐馆，从厨房到衣帽间先察看一番，然后站好位置等待这位老板。杜自己经常乘坐一辆大型防弹轿车外出，跟在这位头领的轿车后面的是第二车保镖。如果没有这些保镖环卫着，他是决不下车的。然后，杜在左右簇拥下，才敢穿过人行道，进入每个门口和角落都有他手下的人把守着的餐馆。他和他的同伴在前桌就座时，左右两旁和后面都坐着他的保镖，露出显眼的枪支。”
在二十年代的上海，如果一个人犯了罪或者杀了人，租界将是最好的藏身之所。只要他在警察逮住前，一只脚跨进了租界，他就可以逍遥法外，那年头的租界，聚集着最臭名昭著的政客和最心狠手辣的恶棍，还有天天上演着新奇玩法的赌场和妓院。国民革命军的领导人一度以为，铲除这些毒瘤的惟一途径，就是废除治外法权，但当占领上海后，他们发现这个藏污纳垢之地并不是可以轻易撼动的。
黄金荣带着杜月笙去见蒋的时候，已从法租界华捕督察长的职位上退休多年，但他依然像蜘蛛王一样紧紧控制着上海的地下世界。也正是看中了他的这一点，蒋终于下定决心，利用青帮这把利刃，向共产党发难。蒋指定了两个心腹杨虎和陈群与青帮接洽，以保证所有命令都能被畅通执行。这两人都是广州跟出来的老人，忠诚可靠，杨虎是第二军一师师长（后任特务处处长），陈群是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杨虎还有帮会背景，早年入帮为“悟”字辈弟子，到上海后“爬香头”拜通字辈的另一个大亨张仁奎为先生，以便更有力地控制黑帮。
专门用于对付总工会的中华共进会成立了，开始对工人纠察队进行武力挑衅。青帮的头头们成天在爱多尼亚路黄金荣家里或聚宝楼据点开会密谋。一系列小冲突随时有扩大的可能，背后都可以看到军方的支持和纵容，上海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革命随时都面临着分裂的危险。
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一挂牌开张，虞洽卿任会长的上海商业联合会第一时间申请备案登记，这实际是一个信号，上海的资本家与中共方面的合作走到了尽头，他们已奉蒋为“正统”。为免遭旧日盟友的指责，虞在报上发了一个声明，称：“洽卿专营航线，未遑他顾，地方社会各事概不预闻，早经登报声明，今又承各界推举各职，亦未预闻，乃远近亲友纷纷来函介绍，未免误会，深恐函答不周，用再奉告，诸希谅察。”
布置停当上海事宜，蒋介石以指挥北伐为名前往南京。从报上得知消息，商业联合会派吴蕴斋前去进谒，请求蒋继续在沪维持，吴还带去了虞洽卿的一封亲笔信以示挽留。蒋读信后，让吴蕴斋转告：“此去南京，有要公办理，上海治安，有白总指挥、周军长（指26军军长周凤歧）负责，可以放心。”
四、挤干的柠檬
共产党人已经嗅出危险在逼近。就在蒋离开上海这天，汪寿华将一份盖有总工会蓝色印记的“告全上海市民”宣言稿送给虞，希望与虞领导下的商业联合会共同发表。宣言分外交、武装纠察、市民政府、劳资关系四个问题，主要是试图澄清外界对中共的担忧，表示共产党人在联合阵线下继续革命的主张。虞预感到分裂已在所难免，把这份文件扣在了商业联合会，没有签署发表。三天后，汪寿华被杜月笙诱杀。
诱杀计划是杨虎和陈群亲自制订并指挥实施的。因为汪寿华直接领导着工人纠察队，直接捕杀必然导致大规模流血冲突，他们计划用暗杀手段。在华格臬路杜月笙家，参与行动密谋的除了杨、陈、杜，还有共进会军事总指挥张伯歧，另一位青帮大亨张啸林，杜手下的四个头目，人称四大金刚的叶绰山、顾嘉堂、黄庆荣、高鑫宝也一并参加。
汪寿华平日都在设于湖州会馆的总工会总部，身边警卫寸步不离，很难下手，密谋者们认为要对之实施暗杀，必须诱使汪走出湖州会馆这个堡垒。具体计划是由杜月笙向汪发出宴会邀请，再伺机动手。杜公馆管家送给汪寿华的请柬上，时间定在4月11日晚8点，地点是华格臬路杜宅。
接到请柬，汪寿华的同志都认定这是一个鸿门宴。帮会的人心狠手辣，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没有必要以身涉险。但汪寿华认为自己必须去，否则帮会的人就会鄙视他，之前几个月好不容易发展起来的关系也会断送掉，他去了，正好可以劝告帮会的人不要公开搅和到中共与国民党右派可能到来的冲突中去。同志们劝他多带几个警卫去，汪犹豫了一下，告诉他的同志，青帮大亨原来对他总是言而有信，带一大队人去赴宴反而显得没有诚意，索性一个都不要带。汪寿华满心以为，杜月笙把宴请地点设在自己家里，是诚心实意的，自己的安全应该也无问题。黑帮的确视杀人如家常便饭，但放眼整个上海，还没有一个大亨在自己家里动刀子的。
这一回汪寿华失算了。当他于夜色降临之际来到华格臬路杜公馆，看到客厅里等着他的不是杜本人，而是杜手下的四大金刚，他就明白不能活着走出这间屋子了。随后，一记铁器的钝击使他失去了知觉。到他恢复一点意识时，已经被五花大绑着塞进了一辆车里。车子一路颠簸着，从车窗看出去，可以知道是在向着上海西区方向疾驰，空气里几乎可以闻到苏州河上飘来的潮湿气息了。这里是这座城市的犯罪高发地带，黑帮在这里殺人简直比捻死一只蚂蚁还要容易。奄奄一息的汪寿华被带到一个早就挖好的土坑前，年轻人还来不及做出什么反应，就被推落坑中，随后就被如雨般倾泻而下的黑色泥土盖没了。
终于到了4月那个臭名昭著的夜晚。4月12日，大约凌晨4点，天尚未亮，城市上空飘着细雨，占领上海的国民革命军军营里吹响了军号，随后，停泊在黄浦江上的海军军舰也拉响了汽笛。这是一个军方和黑帮共同商就的信号，早就传达给了摩拳擦掌一整个晚上的共进会各路武装，听到号声和汽笛声，黑帮趁着最后的夜色的掩护，冒雨向工人纠察队发动了攻击。
租界也站到了军队一边。按照之前一天杜月笙与租界公董局总董谈成的条件，约两千多名全副武装的共进会黑帮分子坐着武装车辆穿过租界，快速抵达了闸北的进攻地点。租界还提供了五千支步枪和部分弹药的支援。按计划，他们在这里兵分三路，第一路进攻商务印书馆俱乐部的工人纠察队总部，第二路进攻湖州会馆的总工会总部，第三路进攻另一个重要据点商务印书馆印刷所。为了杀对方一个措手不及，黑帮分子全都换上了工人纠察队的装束，一色儿的蓝布工装，还佩带着绣有“工”字的黑底袖章。他们的头发上沾着雨滴，脸色发青，如同一群饥饿的野兽。
第一波袭击显然把工人纠察队打蒙了。他们好多人还在睡梦当中，仓促应战，连趁手的武器都找不到。黑帮们的伪装术也奏效了，在进攻总工会总部和印刷厂时，黑帮们几乎没开几枪就轻松占领了这两处。但他们的花招在进攻工人纠察队总部时被识破了。商务俱乐部大楼里汇聚着共产党和总工会方面最精锐的军事骨干，枪械弹药充足，地形也有利，六七百名帮会的人攻了十来个小时，也还是拿不下来。到天色大亮，灰蒙蒙的庭院里已经躺倒了上百具尸体。关键时刻，军方出马了。二十六军的一支巡逻队假装中立者的角色，前来调解工人组织之间的纠纷，他们先缴了黑帮的枪，取得工人纠察队的信任后，这些上海市民心目中的革命士兵又缴了纠察队的枪。
到暮色重新笼罩这座城市，它的主人已不再是武装的工人，而是军方了。只花了一个白天时间，共产党在上海的所有组织都被摧毁，保守估计有数百名工人纠察队员被打死，仅商务俱乐部大楼一处，就有近三百名纠察队员的尸体。清洗还只是开始，一些被怀疑是共产党员的激进分子遭到了逮捕。第二日，又有至少一百名抗议暴行的游行者在定山路遭到了军方射杀。革命分裂了，先前的合作已成了血染的碎片。
旨在彻底根除共产党的清党委员会成立了，杨虎、陈群分任主席、副主席。这个组织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把持了上海的军政大权。共产党领导下的总工会被勒令解散，新的工会被重组为上海工会组织统一委员会，陈群在就职演讲中声色俱厉地说：“现在我可以代表东路前敌总指挥部，我又代表清党委员会，同时我也可以代表工会组织统一委员会，哪一个有反动行为，我是要杀的……”当新闻记者问到处决或即将处决的共产党人的数量时，陈群总是闪烁其辞。
为了夺回由共产党人控制的那部分领导权而开始的清党运动迅速扩大化了，清洗持有异见的人。由于清洗是由最下只角的青帮势力去实施，施暴者总能得到钱财，几乎成为了波及上海几乎所有中产阶级的一场灾难。涉共的指控用来敲诈总是屡试不爽，有钱人在家里被抓或在街上神秘失踪已是司空见惯的事，等到他们走通各种各样的门道重新放回，已被榨去了一笔数目惊人的钱财。杜月笙的亲信、曾参与诱杀汪寿华的芮庆荣，被陈群借去担任清党委员会的“行动大队”大队长，在短短的一天内，这个屠夫突击抓捕了一千多名赤色嫌疑者。他以此战绩而洋洋得意。
几天后，一封由新的军事当局发给公共租界的通缉令被摆在了警务处长巴雷特的办公桌上。通缉令中包括十八名据说居住在英租界的共产党员，希望租界警局予以抓捕。其中一个是罗亦农，他的脑袋被悬赏一万美元。有个化名T.P.吉文斯的家伙拿到了这笔赏金，告密者带着公共租界静安寺巡捕房的洛克探长，在戈登路望志里的一处僻静房子里抓到了罗亦农。罗被带到临时法庭，然后移交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三天后就被处决了。罗给他同志的遗言是不要因为他的牺牲而感到沮丧，陷入低潮的革命总有一天会驱散恐怖的阴云重新照耀这座城市。
很快查明，化名出卖罗亦农的，是一对夫妇，男的姓何，女的姓贺，夫妻俩都曾留学莫斯科东方大学，回国后安排在罗的身边担任秘书工作。出事这天，罗亦农在戈登路望志里的办公地点安排了与党的其他几个领导人的接头，事先吩咐这对夫妇做好安全警戒。却没想到这对夫妇已生异心，他们以这笔赏金和两张出国护照为代价把罗亦农给卖了。当罗来到戈登路等候时，他们让一个姨娘送出了告密信。罗被捕后，这对夫妇为了洗涮自己，又贼喊捉贼，向组织报告说党内出了叛徒。
党的高层马上作出决定，组织力量营救罗亦农，同时安排这对夫妇马上转移。主持中央特科的顾顺章受命担任此项工作。顾有帮会背景，又与巡捕房的人相熟，此时算是中共地下工作的行家，令他恼怒的是这次罗的被捕，特科竟然一无所知。他命令不惜一切代价，打探清楚出卖罗是何人告密。调查线索循着那个娘姨，追到了贺女士的身上。特科红队秘密策划了这次锄奸行动。
四个夜行客装束的红队队员潜入了这对叛徒夫妇的新居。他们从睡梦中惊醒，面对的已是黑洞洞的枪口。何先生被当场击毙，贺女士额头中枪，血流满面，滚落床下。锄奸行动队没有补枪就迅速离开了现场。但贺女士只是受了右眼的贯穿伤，没有当场丧命。贺女士被送进医院，锄奸队想要潜入医院把这个女人干掉，但对方防范严密，只得作罢。这个女人出院后瞎了一只眼，还留下了神经错乱的后遗症，时常语无伦次，这反倒让她侥幸捡了一条命。
海宁路的虞公馆，汪寿华来过，罗亦农来过，但过了这个严酷的4月后，这些年轻的共产党人再也不会来了。虞洽卿有时觉得，公馆里法式花园花木扶疏的小径上，似乎还会闪现出他们年轻的脸庞，响起他们开朗而无城府的笑声。但这只是一个幻觉，这些年轻的理想主义者的生命，已经被他们投身其中的革命黑洞吞噬掉了。
再也没有像汪、罗两君那样抱有激情和梦想的理想主义者留在国民党内了，他们都被当作危险因素被清除掉了。这都是些最无私的革命者，所以才会跑到最前沿从事发动群众这一危险的工作，与群众打成一片。反倒是一些在观望中加入革命队伍的自私自利者，他们装扮成积极反共的样子，一转身成了“革命的同志”。回想起汪壽华一次次上门来商讨罢工的情形，他热情甚至不无羞涩的眼神，偶尔的愧疚还是会袭上虞公馆主人的心头。但也只是一瞬间的事，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在即，上海的商人和资本家既然选择了与共产党决裂，也就只能一步一步惟国府马首是瞻。
事变后几天，商业联合会开会，吴蕴斋说，南京开会在即，我上海商民亟应去电表示意见，以壮拥三民主义者之志而为之后盾。他同意了，于是“众议去电南京蒋总司令，请其肃清党员”。经虞洽卿提议，会上还商议了组织商团自保的事。
他还草拟了给蒋介石和孙传芳的两个电文，准备同时发出。鉴于国军与联军在镇江、南京一带扼江相持，已经造成交通断绝，金融停滞，眼下谷雨已过，农蚕事急，倘不及时播种，江浙两省生机将绝，他提议南北两军领袖停火，携手共同“讨赤”。“现在国都奠定南京，尤宜首使京畿附近弭兵息战，树全国之风声，坚人民之信仰……恳即息攘罢兵，用解倒悬，苏民幸甚”。电文由虞洽卿、王一亭、吴蕴斋三人共同签署，正待发出，吴蕴斋打探到孙传芳将下野的消息，这两个电文遂没有正式发出。
4月底，新成立的南京政府又从上海资本家那里得到了第二笔三百万元的垫款，加上第一笔向银行、钱庄业摊派的三百万元，共计六百万，这两笔现金支持对蒋撇开武汉自立门户至关重要。出于对虞洽卿的感激之情，蒋曾有意让虞出任新政府的财政部次长。为此还特地致函张静江商议此事。但此时的虞已经被蒋的索用无度吓破了胆，担心上任后就要一门心思替蒋跑腿筹措军费了，力拒了此一任命，蒋最后委任了钱永铭担任财政部次长，另一个前清举人出身的宁波籍官员张寿镛为江苏省财政厅长兼财政部次长。
但外媒已经注意到了虞洽卿在解救蒋的经济困境中所起作用，日本有分析家称：“虞为国民革命军苦心筹得最为关键的军费，虞率领所谓的浙江财阀，日夜奔波，发行国库券，使蒋介石无后顾之忧”。
钮永建在上海的权力转移中选择了所谓正确的站队，被新政府委任为秘书长，尔后出任江苏省省长。在清洗中杀人无数的青帮三大亨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也一下子成了党国要人，血泊中开张起来的南京政府把他们三人委任为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少将参议。这是一个虚衔，但却极具象征性。这一任命使帮会在新政权中的地位合法化了。在国家权力不到的地方，蒋对这支黑暗力量还要依仗多多。“下层社会组织得到国家政治上的正式承认，这在中国历史上可能还是第一次”，一位外国观察家说。
清洗期间到底有多少人遭到屠杀不得而知。一般的估计概不足信。《北华捷报》的报道是，从4月上旬至8月初的四个月间，有五千多名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成员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人死于恐怖政策下。一个自称由共产党建立的工会指出，1927年间死亡了三万八千人。一个共产党史学家指出，清党第一年死了十万人。《大公报》说，到1930年，有“数以十万计的人”被杀死。不管统计数字是多少，都掩盖不了这样一个事实：这场革命已经沾满了同志的鲜血。斯大林曾说中国的国民党只是一只柠檬，国际共产党人不妨一挤再挤，挤干后则可信手抛去。然而4月份发动的清党事件明确无误地告诉双方，谁动手晚了谁就免不了柠檬的命运，共产党的势力很快就被挤出去了。
让许多在权力场外的知识分子吃惊的是，南方派杀起人来，丝毫不落在旧派的北洋军阀之后。在北京最高学府里做教书匠的周作人说，过去总觉得“南京与北京有点不同”，但许多青年朋友的横死，而且不是死于战场，而是“死在所谓最正大的清党运动里”，让他觉得南京与北京相比并无多大不同，而且杀人的狠劲还要胜过北京许多。
以高尚的个人操守代表着国民党正面形象的蔡元培于这年底称，清洗正在损害这个国家的年轻人。对蒋一度抱同情态度的作家尤特里女士在所著《中国最后的机会》中对清党批评道：“在那暴怒、复仇、虐刑与死亡的日子，因之丧失生命，成为囚徒，变为玩世不恭，或从此不问政府的青年，都是全国的精英。”国民党从清洗中获得了眼前的好处，取得了上海的领导权，然而一个更大的恶果在前面等着它：因为它出于对群众的恐惧，自行切断了同这一最大的革命动力源泉之间的联系，把自我束缚在一个狭窄的官僚群体中，最终导致了1949年的失败。
五、人的尊严
有一双西方人的眼睛注视着这场发生在遥远东方的革命，他就是法国人安德烈·马尔罗。
这个日后的传奇性人物曾有过一个不快乐的童年，原因是孩提时代的他受到过女性过多的呵护。他的父亲费尔南·马尔罗是个浪荡子，在他四岁那年离开了他和母亲，重又开始了追蜂逐蝶的生涯。祖母、外祖母、母亲，三重的爱是三道栅栏，生活在那种过分温情、亲昵的女人群中，他时常有一种恐惧，生怕有一天早上醒来自己也成为了一个女人。
这样一个过分羞怯、甚至到了病态的男孩，成年后成为一个冒险王，只能解释为他内心里一个叛逆的声音被渐渐唤醒了。他愈是憎恶自己的童年，就愈是要与女性化的童年拉开距离。好在他不是普鲁斯特，被肺结核和对花粉的过敏困在了钉满消音板的房间里，到他有了足够的经济能力，他可以去世界上任何他想去的地方。
马尔罗开始反抗。开始积累阅读和写作的力量。他爱上了摆弄枪械、读冒险小说，在街巷中迷失自己。他像一个囚徒处心积虑酝酿一场逃跑，从家庭的黑色蛛网逃离。在母亲和外祖母的眼光不到的地方，他开始构思一个大的举动，他想建成一个巨大的博物馆，这个想像中的博物馆，可以收藏起所有他在世间可以找到的东西，以此弥补内心里的贫乏。这个迷惘的孩子，他渴望成为另一个人，因此他不断地与家庭疏离，与亲人疏离，与原本的自己疏离。这种看似不负责任的逃离行为，正是他的父亲——那个老花花公子曾经做的。
开始的时候，他还不知道该如何出走。他整日游走在巴黎的拱廊大街上，游走在塞纳河两岸的旧书摊上。那些绿色外壳的大书箱，敞着盖子，沿着河从图尔内尔码头一直排到伏尔泰码头，如同一整排尚未下葬的棺椁，也是一个无需钥匙就能进入的大宝库。这是广袤无垠大海的一角，他毫不怀疑，从这里可以通向外部世界。那时候，这个十九岁的少年写下了他平生的第一本小说《纸月亮》，小说里出没的，全是年轻时困扰着他的梦境的神灵和魔鬼。
然后，他找到了亚洲。亚洲成了他真正意义上的母亲。1923年秋天，马尔罗和同样爱冒险的女友克拉拉一起，前往法属殖民地越南。克拉拉是个德国女孩，一米七五的身量，苗条俊美，说话带有少女的语音。他们先到河内，再到西贡，然后沿着湄公河溯流而上，穿过洞里萨湖，到达暹罗。热带森林里层积着黏漉漉的落叶，到处是麇集成群的椿象和蚂蟥，还有出没着可怕的爬行动物的沼泽地，雾障遮没的远山，所有的道路都在分岔。这让兴冲冲而来的两个年轻人吃尽了苦头。他们分骑在两匹柬埔寨小马上，打着裹腿的两只脚已经被烂泥包得严严实实，不时还得提防从树枝上掉下来的什么东西落进脖颈上。在低洼地行走了几天后，他们来到了一座玫瑰色的无名庙宇前，这里壮观的佛教雕像让他们吃惊地瞪大了眼。他们二话不说就干了起来，用锯子，又用凿子，花了三天时间，把七个神像弄上了船，他们准备坐汽艇运到金边，再通过一家专门贩运文物的商行弄到法国去。这一天是圣诞节，两个年轻人坐在湄公河一艘顺流而下的汽艇上，他们似乎已经成功在望了，但一艘当地的巡逻艇突然从斜刺杀出，把他们截住，以盗窃文物罪逮捕了他们。
日后戴高乐政府的文化部长在柬埔寨首府金边的地方法院遭到了起诉。在法庭上，这个又高又瘦的青年两眼黯淡无光，面部不断抽搐，讲话都结结巴巴了。他被判三年监禁，并在五年内禁止到印度支那旅行观光。马尔罗当然不服，聘请律师提出上诉，案子一直打到了巴黎高等法院，最后，因證据不足，再加有纪德、阿拉贡等名流吁请，最高法院撤销了金边的判决，恢复了他的自由。前往东方一年后，马尔罗坐船回到了马赛——克拉拉在他监禁期间已先行回国，他随身的行李里既没有湿婆神像，也没有多余的一张钞票，有的只是一大摞欠债的借条。
克拉拉的放荡无行让她母亲一下子病倒了，母亲勒令女儿离开那个流氓，否则就要把她关在家里。女儿的激烈反抗把母亲吓坏了，不得不把她放了出来。离家出走的克拉拉遇到了许多登徒子，他们真真假假地表示要娶她。最后，克拉拉在马尔罗的朋友、超现实主义者布勒东那里找到了庇护，一直等到马尔罗放归回国。
马尔罗咽不下这口气，他刚下船，就已在谋划下一次的东方之行。久别重逢的一对恋人在朋友们的房间里接吻，做爱，他告诉她：“一个月之后，你跟我再动身到西贡去，我要和朋友去办一份自由的报纸，安南人需要这样一份报纸。”她答应了。
1925年1月，马尔罗和克拉拉（她已是他新婚的妻子）再次前往东方。这次，他的身份是政治、文化记者。他们先坐船到新加坡。之前，因作家莫里亚克的推荐，巴黎一家出版社签下了他三本新书的版权，已经有一笔预付版税在那里的银行等着他们。这两个被新婚的喜悦包围的年轻人住当地最昂贵的酒店，请马路上的流浪汉一起喝香槟，很快就把这笔版税全部花光了，尔后，他们挤上一辆满是中国人的火车，火车开了三天三夜，穿过整个马来半岛，一直把他们送到了曼谷。他们在曼谷街头散步的愉快心情，很快就被暹罗湾上的一场暴风雨刮得无影无踪。那场风暴把船身打裂了，差点让他们葬身大海。当西贡码头在视线尽头隐约出现时，浑身雨水的他们相拥在一起纵情大笑。
马尔罗和他的朋友办的那张报纸叫《印度支那报》，这是一张左倾立场的报纸。他一到西贡就感觉到，汹涌的浪潮正在掀动亚洲，仇恨正在殖民地生长。越南的胡志明组建了一个新的政党，前往莫斯科受训后，把越来越多的青年逃亡者结合进了这个政党。在中国南方的广州，拥护共和的蒋介石将军创建了黄埔军校，正在莫斯科的指导下与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合作，准备积蓄力量打倒北方军阀、创建一个统一的新中国。马尔罗觉得，这一切或许都是因为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给受欺凌的农民、工人和知识分子指出了一条暴力斗争的道路，尽管这里发生的一切如同星球运行、植物荣枯，有它自身的必然性，但肯定会对西方、对整个世界都发生影响。
由于政府对印刷厂主施压，马尔罗供职的那家报纸有好几个月不能正常出刊，他们决定自己印刷出版。为了采购报纸排版的铅字，马尔罗和妻子克拉拉一起前往香港，那里的一家教会机构有他们需要的字模。这是他们接近中国最近的一次——马尔罗真正踏上中国要在40年后的1965年了——他们住在皇后大道的一家中国旅馆，从阳台上可以看到整个维多利亚海湾。
但他们买回的铅字在西贡海关被扣押了。不得已，又用邮寄的办法搞来了一套，但那是没有法语音符的英文铅字，根本无法排版。但这一趟也不纯是劳而无功，停留香港的日子里，马尔罗听说了广州大罢工的故事，听说了鲍罗廷、蒋介石，也听说了上海起义的故事。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无意中发现的，是一个作家梦寐以求的富矿。反正记者也当不下去了，那就索性去写小说吧。
他先写了关于省港大罢工的《征服者》，再写热带丛林中考古经历的《王家大道》，最后是“亚洲三部曲”的收官之作《人的境遇》，写1927年春天北伐军进入上海前后的故事。这三本有关亚洲的书使马尔罗成了法国文化圈的名流，三十年代初的巴黎社交界到处都有人在谈论革命者“加林”（《征服者》主角），谈论“强矢”与“梅”的爱情故事（《人的境遇》中的人物）。但就在马尔罗在巴黎社交圈风光无限之际，他的父亲，那个老去的唐璜，终于在长久的迟疑不决后选择了自杀。
或许是法国人的血液里天生流动着不安分的革命基因，革命在他们看来永远是浪漫的、热切的，时时刻刻与爱情相牵连的。马尔罗在《人的境遇》中所描述的，实际上是他想像中的中国革命。1927年春天发生在上海的这场因争夺权利而起的各方力量的混战，在马尔罗眼里成了一场为了人的尊严而战的神圣革命。小说中时常出没着穿燕尾服、佩手枪、情欲鼓涨的混血革命家，这无形中给了西方读者一个错觉，似乎是这些混血革命家领导了中国的革命。
这个小说是以一场暗杀行动开始的。小说故事发生在1927年3月21日深夜，革命者“陈”为了搞到一份文件，伪装成一个电工，身藏利器潜入一个军火商人家里前去谋刺。当他面对着床上那具熟睡的躯体，由于紧张，他的胃部突然绞痛起来。在刀子落下去前的片刻迟疑中，革命者陈看到了窗外夜色中的上海，也是小说家马尔罗想象中的上海——在他写作这部小说的1932年，他还没有真正到过上海。
陈惊异于周遭的夜如此宁静。黑夜在惶惶不安的氛围中激荡，像夹着许多火性的一片漫漫沈烟在跃动，随着他渐趋平静的呼吸，夜色变得凝重。在云霭间隙中，一些星辰在永恒运动中滞留不前，给黝黑的夜色注入一股稍微新鲜的气息。陈完成任务离开那幢楼，看了一下表，是十二点五十分，午夜的光线穿过一层薄雾，正映照在湿润的碎石路和灰白的路枕上，法租界的尽头，一排岗哨端着刺刀，形成一排明晃晃的横档，静静蹲伏的装甲车，车身与积水泛着同样的灰色。一声汽笛鸣响，尔后又是一片荒凉和寂静，“嗡嗡的声浪，掺和着中国最大城市的杂沓声在这里消失，如同地心的声音消失在古井之底”。
随后，陈来到了一家唱片行里，这里是革命者的一个秘密联络点。除了老板陆有顺，还有强矢、赫梅尔里克和一个叫加托夫的俄国人在等着他。强矢是一个法国、日本混血儿，受中央指派来上海领导这次起义，有着异常强大的革命意志。他们准备搞到更多武器，把军阀赶出这座城市，迎接即将到来的国民革命军进城。于是，这些人趁着夜色又分头行动了，按照计划，起义将从闸北和浦东先发起，“那是碎裂的两叶巨翼，遍布着工厂与苦难，它们将摧毁市中心强大的神经中枢”。
强矢坐上了一辆出租车，来到黑猫舞厅。这里的爵士乐响得让人头疼，有一种粗犷的醉意，借着与舞女调情作掩护，强矢与绰号“跳蚤”的商人克拉皮克谈妥了武器交易的事，在回家之前，他与俄国人加托夫再次碰面，确定起义发动的时间是正午十二点。
军队在前進，步枪上闪烁着雨滴的微光，开往粉红的夜上海……
强矢和他的父亲老吉索尔——一个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老教授——住在老城区的一幢中式平房里。马尔罗对这幢房子内景的描写有着浓郁的殖民地风格：穿过第一进屋宇，再走过花园，来到正厅，左右两侧白墙上悬挂着宋代名画，夏尔丹蓝（夏尔丹是十八世纪风俗和静物画家，其静物画尤重色调和质感，夏尔丹蓝指略带灰暗的蓝色）的凤凰图，大厅里供奉着一尊魏代佛像，有一张整齐干净的半榻和一张鸦片桌。
父亲穿着驼毛睡衣起来给他开门，灯光下，他那张苦行僧式的脸看上去有点像日本武士。父子简单交谈过几句后，强矢躺下，想着正午十二点就要发动的起义，强矢充满了焦急与期待，丝毫没有睡意。他想着：“要么胜利，要么失败，人类的命运今夜将在此载沉载浮。”
半梦半醒中，花园的门开了。来的是他的妻子梅。她刚从医院下班回来，像一阵潮湿的风一样吹刮在他床前。他熟悉她身上的气味。梅斜戴着贝雷帽，穿着按军服样子裁剪的暗蓝皮大衣，步态迈得大大的，很是男人气。
马尔罗对小说中这个女子的描写，显然是以妻子克拉拉为原型。克拉拉是德国人，会说法语。梅是生在上海的德国侨民，在海德堡和巴黎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也能讲一口纯正的法语。克拉拉是宽脑门，性情活泼，梅有着一张肉感的嘴，一双明澈的大眼，和德国北方女人特有的高颧骨。
梅脱下帽子，露出朝后梳着的一头金黄鬈发。灯光吸引下，一只矮种白狮子狗从床下跳上她的怀里。强矢看到，她那件半开半合的大衣此刻突出了高高耸起的乳房。他用莎士比亚《奥赛罗》中的一句台词称呼她：“啊，我亲爱的女战士……”
人就是这么奇怪的动物，事情越急迫，起义越临近，就越是想要上床做爱。他注视着她含情脉脉的眼睛，注视着她微微鼓胀的肉感的唇，抱着如此美艳不可方物的年轻躯体，他恼怒地感到正在一点点地失去她。梅灵巧的手指燃起了他的欲火，他成了一个被本能驱动的人，触及她，抚爱她，就好像在挽留一个即将离去的人。当高潮来临之际，他觉得自己已经死过一次了，可以不再惧怕死神了。当他们欢爱之后沉沉睡去时，凌晨四点半，加托夫正带着一支武装小分队登上停泊在黄浦江的一艘军舰，夺取枪械和弹药回到城里。
商人、银行家和租界的外国势力闻到了大变在即的气息，他们担心整个城市一旦苏维埃化，他们的利益会首当其冲受损，入城的国民革命军也不会买账。他们猜测，今年春天以来上海连续发生的几次暴动都没有得到武汉中央的同意，目前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大军抵达前不让共产党单干。消息灵通人士说，蒋介石将军已经有意跟共产党方面决裂，之所以还犹豫不决，是因为缺少财政的支持，如果决裂发生，必须有五千万元以上的财政支持。但谁拿得出那笔钱呢？就在他们密谋的时候，静寂中一声炮响，这正午的鸣炮宣告了总罢工的开始，工厂的汽笛也发出了尖叫，像一头巨兽在宣告自己的来临，“整个城市已成为被瞄准的猎物”。
中午一点整，起义打响了，革命者陈率领一队身着蓝粗布工装的纺织工人向哨所发动了攻击。工人们手上持的有孙军北撤前遗留下的手枪、步枪，更多的人拿的是短刀、铁锤和包着铁皮的短棍。同时有两百个小组在向全市的警局发动攻击，街上突然到处喧哗，到处是喊叫声、枪声、愤怒的嘶鸣声和物件落地的钝响。远处的炮击声嗡嗡作响，仿佛被低沉的天空压住的声音，在市中心上空震荡着空气。
起义的总指挥强矢在一个钟表店改建的指挥部里接待了北伐军方面派来的一个联络军官。急促的枪炮声还如雪崩一般传来，但慢慢消歇了下去，工人纠察队已控制了全城，他们也已做好迎接革命士兵进城的准备。在强矢背后的墙上，钟表铺的三十几只挂钟各指各的钟点，有的上了弦在嚓嚓地走，有的已经停摆。军方要求纠察队放下武器，这让他们莫名惊愕，也让起义的领导者们发生了争执。军官的态度非常强硬，说部队向南京开进急需武器。强矢坚持工人纠察队理应保留自己的武装。陈喃喃着说，“得杀掉蒋介石”。加托夫让强矢赶紧去一趟武汉，看看共产国际到底想干什么。就在他们争论不休的时候，外面响起了不知是欢呼声还是惊惧的叫喊声，国民革命军的装甲列车开进了上海城，路轨和屋子都在轻轻摇晃。
小说第三部分，强矢和陈去了武汉，向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报告在上海发生的事。他们陈述说，上海正在走一条错误的道路，工人交出武装即是自杀。身材矮小壮实的鲍罗廷坐在圈椅里，一双胖手交叉于胸前，耐心地听完了他们的陈述，指出交出武器的指令是莫斯科發来的，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支部，只有服从此项决定。脾气暴烈的陈当场发作，说只有懦夫才只知道服从。他们离开时心情灰黯，觉得革命完成了它的妊娠期，现在要么临产，要么死亡。陈说他要一个人去刺杀蒋介石，他这么说时脸上的神情有点疯狂，也有点神圣。但强矢还是认为不能把暗杀看成是追求真理的惟一途径。他们坐船离开武汉，这座长江穿城而过的城市正透露出春天黄昏时节特有的淡蓝光芒。强矢觉得，这座城市虽顶着革命璀璨的光环，却正在沉睡中向死亡走去。
然后到了4月11日，这是陈计划中刺杀蒋介石的日子。真实的蒋此时已在南京，而小说中的蒋还在上海。陈夹着一只藏有炸弹的提包出门了，路上遇到了一个牧师。牧师感觉到了陈的异样，安慰他说，世上不只有不幸，还有安宁和幸福。陈说他不追求安宁。“可怜的孩子”，牧师说，“人人只感受到自己的痛苦。”他将胳膊挽紧陈，说今后每夜都要祈祷上帝助你克服傲慢。陈叫了起来，两小时后我就要杀人啦！牧师以为他在撒谎。
陈找好了两个助手，把刺杀地点安排在蒋坐车去进西餐必经的一条小街上，旁边是一家古玩店，正好作掩护。但当日正午的第一次行动失败了，陈在古玩店里假装看一只腰带扣时被店主缠住了，眼睁睁地看着蒋乘坐的福特轿车开过，来不及扔出皮包中的炸弹。陈无比懊恼，觉得有必要修改行刺方案，扔炸弹失手的可能性太大，必须抱着必死之决心扑上去才行。也是在这个时候，一直摇摆不定的克拉皮克男爵听说了军方将要清洗共产党的消息，跑到租界给列在通缉名单上的强矢报信，催他赶紧逃走。强矢不愿意逃亡，他要走出租界去找同志，而这很可能遭到逮捕。强矢往腰带扣里藏好氰化钾跟妻子告别。梅说她不想作为被保护的女人生活，要陪着爱人一起去。“肉欲虽在跃动，却已微不足道”，强矢突然悟到，接受爱人卷入死亡，这或许是爱情至善至美而不可超越的形式。他的脑海中盘旋着一个念头，那是和他的父亲老吉索尔曾经一起探讨过的——那也是马尔罗想象中的这场中国革命的实质：人们愿为之献身的事业，总是超越实利，而多少是维护这种境遇，将它形容为尊严——对奴隶来说是基督教义，对公民来说是国家，对工人来说就是共产主义。
刺客陈一直像个游魂一样在寻找蒋介石。他的脚步几乎要把这个荒芜之夜给踏穿了。晚上十点半，在蒋的司令部附近，他终于等来了目标。当车灯透过上海4月的浓雾照射过来时，他几乎是带着一种喜悦的心情，紧闭双眼抱着炸弹迎面冲向了五米外的轿车。他好像闯进了一个亮得刺眼的圆球中，当他恢复意识时，看到几米外一摊血红色的破烂，还有一地照着残光的碎玻璃。他的腿被炸飞了。一个警察在向他走来，他很想问问蒋死了没有，“然而他想在来世弄清这件事，在此生此世，蒋是死是活对他也无所谓了”。他用拇指抠开手枪保险槽，在警察抬腿猛踢过来之际，使尽浑身解数把枪筒塞进嘴里，扣下了扳机。
强矢把克拉皮克送来的清洗即将开始的情报报告给了中央，中央表示怀疑。午夜，他和梅一起在黑猫舞厅等候接头时遭到了逮捕。老吉索尔请克拉皮克出面，找保安特科头子柯尼希，试图营救强矢，遭到柯尼希拒绝。在提审时，强矢回答柯尼希，他参加共产主义运动，是为了“能使那些我为之战斗的人得到尊严”。
在一处学校临时改建的监狱里，强矢和陆有顺、加托夫等人关在一起。这里的两百多名共产党伤员都是在清洗的这个晚上被陆续送进来的。在处决执行之前，强矢坚持认为按自己的方式去死是美的，咬碎了夹在牙缝里的毒药。第二日，梅弄回了强矢的遗体，给他梳头，对着遗容默祷，用最富柔情的方式跟他说话。儿子的死也使老吉索尔发生了变化，他丢掉了沉溺了一辈子的鸦片。
在巴黎，银团的资本家们在议论：“共产党也许会遭到镇压，但共产主义却不会被压垮，中国绝不可能恢复旧观，蒋取胜后，可虑的是冒出共产主义的新浪潮……”
在小说最后，老吉索尔和梅逃到日本神户，在期待中继续生活和抗争。老人告诉梅，生活着是为了一种事业，生活终会把我们变成相应的样子，他失去了儿子，却觉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种意志，更是一种命运。在神户灿烂的春阳下，老少二人坐在一起，老吉索尔觉得春风的吹拂犹如大江与时光的奔流。云絮轻柔高渺，在墨绿的松树上方飘过，渐次消失在长空里，他觉得这云絮中的某一组，正代表他认识或钟爱过、如今已冥逝的人们。
他告诉梅：“应该爱生者，而不是死者。”
这是小说还是历史？马尔罗在书中通过老吉索尔之口说：“有些人需要写作，有些人需要梦想，有些人则需要说话……这其实是一回事。戏剧不大严肃认真，斗牛才是当真的；可是小说也不是严肃认真的，谎话癖才是真的。”如果他只是要讲一个故事，又何必选择1927年春天那些悲剧性的日子？反殖民主义者马尔罗后来在写作《反回忆录》时说，他要写的是那些不屈服的人，一种“面对死亡的人生”，“世上只存在一种行为，它是繁星的冷漠和江河永恒的涛声所不能征服的：那就是人类与死亡的抗争。”
4月的雨水洗刷去了血迹，革命从内部分裂了，死者或许得到了尊严，但生者将在仇恨中继续生活和战斗。曾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工作的小说家沈雁冰，是上海最早的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当上海清党发生时人在武汉，在日后写下的小说《喜剧》里，他写一个年轻的激进主义者终于逃过了清洗，出狱后，面对那个虚假繁荣的上海竟然变得不认识了：女人们剪了发，胸前高高地耸起一对乳房，脸上搽得红的红，白的白，臂膊和大腿都是光光地露在外面。影戏院异常之多，广告上竞夸着神奇武侠新片。当真这世界有点换样了。然而在这一切表面之下，还有什么呢？他不很明白。“虽然，有一点是确定了的：已经革过命。”
然而这革命却已经远远超出他所能理解的范围。他呆呆地站在十字街头的电车站上，四周围是光臂裸腿满身香气的女人，是各种的车声和人声，是红红绿绿如鬼火一样涨落的电光招牌。“一种说不明白的憎恨，渐渐地从他心头涌上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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