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格子

　　

第一章 关于一种疾病的传说

你知道麻风病吗？

当我决定接手麻风村题材的写作时，遭遇到的困难和挣扎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之前对于该病有限的了解，只是觉得它是一种传染病，恐怖，又有些遥远。似乎和人类文明史相等同，古老而神秘。

　　“你知道麻风病吗？”带着这个问题，我随机采访过近百人，回答各异，却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麻风病会传染，很恐怖。

　　“你见过麻风病吗？”对同时提出的这个问题，回答大致相似。

　　“没有见过。”

　　“那你怎么认为麻风病很可怕呢？”我会追问。回答也基本相似。

　　“听说。”

　　“电影里看到过。”

　　“什么，麻风病不是早就没有了吗？”

　　一个写作的朋友得知我在写关于麻风的书，跟我谈了她的童年见闻。

　　“我们家两姐妹，我奶奶在麻风村给他们做饭，我跟姐姐进去玩，奶奶不让我们走近他们，说要‘过’的。我远远地看着他们，他们有的鼻子没有了，有的脚烂了。真可怜。麻风村有围墙，他们不能出来，外面的人也不能进去。”

　　很恐怖。很可怜。这是大部分人对于麻风病的最初感受。

　　来自中国麻风权威机构的信息，全球约有一千多万麻风病患，主要分布在亚非拉丁美洲，医药贫困地区。截至2014年底，我国尚有现症病人3961人，治愈病人二十余万人。

　　让时光穿越千年，回到公元前6世纪，我们来到一扇小小的木门前。孔子弟子伯牛病重。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孔子独自一人，前往弟子伯牛住处。尊师前来，伯牛理应出门相迎。然而，他们却只是隔了门，隔了窗，师生之间不敢再多一点礼节。这一场远古的师生相见，被记录于《论语》。“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医学史家诠释伯牛患的是麻风病，而这病会传染，尽管孔子痛惜弟子，仍只能隔窗问候，并发出“斯人也而有斯疾也！”的长叹。

　　那是我国有文字记载的麻风第一人。而孔子那一声悲叹一路往前，走过几千年光阴，依然回响。圣贤如孔子，依然对麻风病那般喟叹，足见这种古老的疾病对于人类的巨大影响。

　　麻风，这种被传“风吹来的魔鬼”之疾病，在世界各国都有记载。上古时期，麻风属于不治之症，几乎每个国家都有律法规定麻风病人的归宿：处死或驱逐。也有人利用麻风这种疾病来躲避杀身之祸，“箕子漆身为厉”。战国时期，豫让曾装扮成麻风病人去刺杀赵襄子。

　　而在知识分子中，对麻风的恐惧尤甚。当年，中华麻风救济会总干事邬志坚提到一位归国的留美学子，曾任东吴大学教授，在谈到故乡福建的麻风病人时，他认为麻风无药可医，“最爽快的方法莫如将麻风病人拿来一枪毙之”。听到这有违人道、有违科学的论调，邬志坚不禁感叹:“处今科学孟晋、文化昌明的时代，吾们还是以中世纪的方法来对付癞者（麻风病患者），思想落伍，贻笑世界莫于此。”

　　麻风！

　　麻风！

　　麻风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

　　从医学的角度来说，麻风只是一种疾病，是由麻风杆菌引起的慢性传染病，主要侵犯人的皮肤和周围神经。临床表现为麻木性皮肤损害，神经粗大、疼痛，严重者眼手足畸残。离体后的麻风杆菌，夏季日光照射2～3小时即丧失繁殖力，在60℃高温下处理一小时或紫外线照射两小时，丧失活力。一般用煮沸、高压蒸气、紫外线照射等处理即可杀死。

　　美国麻风专家Hastings曾经说过：没有一种人类的传染病像麻风那样多样化，从可自愈的、单一斑疹到多系统的病变，如发生麻风反应则其表现就更为复杂……没有人能体会，麻风病人需要经受怎样的身体创痛。

　　文献记载，麻风病在我国至少有两千多年的历史。由于受到医疗条件的限制，麻风病造成大量患者肢体、面部和眼睛残疾。明清时期，广东官方对麻风病基本未有什么防御和治疗措施，而是抱以“灭绝”处理的态度，或是把麻风病人驱逐到深山或孤岛上，限制他们与外界联系，断粮、断交通，让他们自生自灭。千百年来，麻风病人就是这样，在疾病和歧视的双重折磨中艰难生存。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医疗资源匮乏，为阻止病菌传播，政府采取隔离治疗的办法，集中收容麻风病人，给予免费治疗和救助。目前，麻风病的治疗主要采用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利福平(RFP)、氨苯矾(DDS)，氯法齐明(B663)等药物进行联合化疗。门诊治疗半年或一年即可完成疗程，效果良好。早期及时治疗可以避免各种麻风病残疾的发生。

　　然而，我国仍有近2万麻风受累者，将终老在麻风村。

　　我永远记得那个上午，在湘西南的一个麻风村，寒冬里，山风阵阵。那个位于山巅的村里，只住着两个麻风病人。我在一间古旧的吊脚楼里，看到了这位让我后来念念不忘的麻风病受累者。1939年出生的他，常年蹲在地上——不是他不愿站起来，而是他根本没有脚掌。麻风晚期，大面积的溃疡、病菌蚕食，骨肉吸收导致肢体缩小，他的下肢经年不活动，萎缩成了两根骨杆子。他就那样静静地坐在木头地板上，面前有一个火盆，微弱的炭火是他病体唯一的温暖。

　　见我到来，他挣扎着想起身，甚至想搬个椅子让座，可他太费力了。为了不使他难堪，我迅速坐在他面前的矮凳上。我们隔了一个几乎看不见火的火盆对坐，一时间，竟相对无言，他用手腕——是的，他试图用手腕搬开压在火盆上的破砖块。病魔不仅使他失去了脚掌，也使他失去了手掌——人世间，还有哪一种疾病，会叫人遭受如此的折磨呢？问起当年被麻风侵袭的那些日子，老人沉默了。过去半个多世纪，那些非人的折磨，依然萦绕心间，恶魔一般如影随形。

　　还是忍不住，我问，很痛吧。

　　老人大约想笑，但严重的面部肌肉瘫痪，让他无法展颜，只是抽了抽皮肤。

　　“不是痛。”他说。

　　不是痛？那是什么？

　　“说不出来。说不出来。”他摇摇头。

　　疼痛，被誉为上帝给予人类最好的礼物，然而，这个相对感官化的词汇，在麻风病人身上，显得尴尬，慌乱，无所适从。疼痛成为一种悖论，没有痛感，却又被疼痛逼进命运的死胡同。麻风杆菌侵袭，使他们无法感知皮肤病痛，麻木，让他们在不经意中摧毁着自己的身体。他们可以长久地行走却没有任何知觉，因不能感知疼痛，他们的眼角膜会浑浊，从而丧失视力；因为不知疼痛，他们甚至可以拿刀砍掉溃疡的双足。

　　从医50年之久的美国医生保罗·布兰德在《疼痛：无人想要的礼物》中说，“疼痛其实是把身体的一些重要事情告诉你……因为舍此没有别的办法引起你的注意。”

　　从事麻防工作二十多年的王景权医生告诉我，麻风反应引起的神经疼痛，常常把病人推向痛苦的边缘。他们被神经痛折磨，生不如死，过去常有病人在深夜嚎叫，到处游荡，他们痛苦的形象会让人疑心他们精神出了问题。没有皮肤疼痛感觉而时时承受着神经疼痛的麻风病人，他们成为疼痛感知世界最为奇异的一个群体。

　　在民间，常有麻风病人也是精神病人的说法。当他们出现疼痛症状后，残疾便降临，嘴歪向一边，手足弯曲，脚难以上抬。很多晚期病人鼻塌眼瞎，手足溃疡，萎缩，严重的畸残症状令人恐惧，也让他们深感痛苦，以至于不堪忍受而结束自己的生命。

　　有个麻风病患者，容颜尽毁，病愈后一直不愿出院，后来经不起对于亲情的思念、渴望，回到了家。然而，一到家，便看到窗台上那面镜子。在麻风村几十年，她从来不用镜子，因为没有勇气看到全然陌生的面孔。她抓过镜子，先是呆呆地看着镜子里的自己，那是一个陌生的女人，她眼皮外翻，猩红色的皮肉裸露着，鼻梁塌陷一直通到嘴巴深处，确切地说，她没有鼻子。再看看家人的眼神，痛惜，慌乱，无奈，同情，各种情感交织。在她脸上，看不出这个家族的痕迹，只是一个陌生而丑陋的女人。足不出户窝在家里几天，她再也不敢面对家庭以外的任何人。这一天，她让家人找来一个口罩，洗干净身子，静静地躺在床上——丈夫没有勇气跟这样一个女子同床共眠，一夜未归。第二天，家人发现她已经过世。两三粒安眠药落在地上，仿佛在告诉家人，她经过怎样的灵与肉的挣扎，才放弃自己的余生。

　　朋友很惋惜，说那么多年的苦都熬过来了，怎的就不能再忍一忍呢？体面和尊严很重要，可是相比于生命来说，是否可以忽略呢？

　　而我只想说：麻风病人苟活不易。

　　“麻风”一词的由来，学者和医学史家均做过较为详尽的解释。从古到今，麻风的称谓多种多样，它的含义也不一样。古埃及，那个凭借神力构建金字塔的民族，称麻风为“set”；而古印度则称麻风为“枯希斯”，溃烂的意思。

　　基督教圣经《摩西五经》中的“Zaraath”一词，是希伯来文，有“不可接触和不洁”的意思。到了希伯来文《圣经》被译成希腊文时，将“Zaraath”译为“Lepra”，英文译为“Leprosy”，“来普罗西”——专指麻风，成为现代各国通用的英文名称。然而，这个词还有另外一种含义：“道德败坏但可由于神的宽恕而能痊愈的病人”。

　　“Lepero”还有一层隐形意思，“在街头流浪行乞的衣不蔽体的人”。德国画家菲舍尔的《随处漂泊的麻风病人》中，一群麻风病人身披斗篷，掣妇携幼，经受风吹雨打，在街头屋角躲躲藏藏。这幅作于一六〇八年的钢刻风俗画，画面逼真，情景凄苦，就是早期麻风病患者的缩影。

　　1873年，挪威学者汉森发现麻风杆菌。在这之前，人们认为麻风是一种遗传疾病或是来自上帝的惩罚，麻风病人被鄙薄，被放逐，经受肉体和精神的双重痛苦。事实上，汉森宣布麻风病是传染性疾病之后，社会上对于麻风病的恐惧仍然没有减弱，并未在某个领域让麻风病患者获得人格上的平等，更妄谈宗教上的救赎，人们依然认为这种可怖的疾病与道德相关。而由恐惧和偏见引起的歧视，更是持续摧残着麻风病患者的身心。

　　古代欧洲，许多麻风病人被流放，他们东躲西藏，不是饿死，就是被杀。中世纪前期，麻风病人被强行放逐于农村民居点之外的荒僻处，放逐前先举行送葬仪式，让病人穿上特制的衣服，边走边鸣响送葬乐器。

　　编于公元前2世纪的中国医学经典《黄帝内经》中，有对麻风病症状的描述，那时叫作疠、癞或者大风。古书对这种古老的疾病有过相关解释，认为是人躺在湿地或坐在有风的树底下，因风、湿、寒进入人体而引起的。

　　而中国乡村民众对于麻风病的认识，大都来自民间传闻。由于旧时代遗留下来的社会偏见，很多晚期病患鼻塌眼瞎，手足溃疡、萎缩，严重的畸残症状令人恐惧。他们可怖的外在形象，让世人找到最充分的理由，从道德层面来进行谴责。

　　人类所历经的各种疾病，麻风病是最让人不齿的，它发端于肉体，却要接受道德的批判。西方国家曾有关于如何处置麻风病患者的律法，在宗教意义上来说，它有着特定的寓意，是“罪恶”的终极象征。被誉为“台湾娘子”、荣膺“感动中国”十大人物、“《读者文摘》亚洲英雄奖”得主张平宜女士在她的著作《触》的后记中，对麻风病和宗教的关系，有过清晰的表述。其中提到，1179年，天主教会最高会议的决议重申麻风病必须被彻底隔离，病患以及家属不被允许上教堂。更让人喟叹的是，教堂有专门的仪式，以象征他们在人间的“死亡”。在中世纪时，“负责检视麻风病人的人士是神父而不是医师，一旦被宣布为麻风，病人将永生不得进入公共场所，不能在狭隘的路上行走。”在法国，病人甚至必须穿上绣有大红字“L”的袍子，挂上铃铛，警告任何走近他的人，他唯一被允许的东西是一个配有长杆的木头，方便行乞。

　　在清代，传统医学认为疫病乃是由于自然界的四时不正之气，混入了病气、尸气以及地上的其他秽浊之气而形成的疫气所致。病因分为内外两个方面，内因为天灾或自我生活不谨造成的人体自身的正气不足，外因则是外界的各种原因导致的疫气郁积熏蒸，人在其中，感触致疾，其感染亦由气而致。

　　及至现在，麻风病的成因和发病机制仍然不十分清楚。然而，令人唏嘘的是，不管病因是什么，不少人依然认为麻风病人是可以任意处置的人群。

　　浙江省皮肤病防治研究所，一度热心收集整理麻风资料，希望为浙江麻防事业留下详尽史料的王江南大夫，为我提供了较为周详的文字图片资料。看着这些文字、图片，可以用“触目惊心”来形容，一拨又一拨麻风病人在某个口令之下，被枪杀，被活埋。

　　近代我国福建省某些地方，在麻风病人将死时，用绳子把草屋拉倒，把病人活埋其中。1935年，广东军阀陈济堂在广州白云山下，一次就地枪毙麻风病人近300人。1936年，高要县县长马炳乾命人在肇城挖了一个大坑，活埋病人二十余人。1941年，云南洱源县地方当局将麻风病人赶到荒山，不准他们下山，使其活活饿死。

　　湖南省《桑植县麻风病防治志》大事记中“民国时期”记载：1936年，麻风病人刘庆康之父因患麻风病被赶出村子独居深山，由于生活困苦和疾病折磨，最后上吊自杀。1948年，芭茅溪保长郁年成活活烧死一田姓麻风病人。新中国成立后，麻风村住村病人郁春元回忆当年被烧死的病人名叫田伯海。

　　经年累积起来的对于麻风的恐惧，使他们即便已经康复，依然与社会隔绝。时任中国麻风防治协会会长、第13届国际甘地奖获得者张国成教授有一份题为《麻风残疾预防与整体康复研究进展》的调研报告，其中一个篇章为“麻风歧视干预”。张教授把“歧视”分为三种类型：感知的歧视、实际的歧视和自我的歧视。麻风病患者在遭受了长久的无形和有形的歧视之后，会继而自我歧视，结果进入一种自我憎恨的恶性循环状态。

　　很多已经治愈的病人，宁愿终老麻风村，也不愿再回到曾经让他们魂牵梦萦的故乡。他们的命运因为一种可怕的疾病而改变，没有第二种疾病，能使他人和自我产生如此不堪的感受……

　　记得跟滇西一位关注麻风村工作的社会人士通过电话，他是火车司机，对麻风村的关注是因为铁路沿线那些相对荒僻的地方，建有麻风村。大约也是出于对此种病症的好奇，在好友帮助下，他进入了麻风村——“回来后，做恶梦，几天吃不下饭，病了一样。”他甚至热心肠地叮嘱我，不要过于深入，“跟这种病打交道，会让你心力交瘁。”

　　在我表示了信心与勇气之后，他放弃规劝，“你以后会明白的。”

　　随着采访的逐渐深入，对于麻风病的认识也日渐明晰，即便如此，忧惧依然存在，并且身心疲惫。记得那次到位于浙江德清县境内的浙江武康疗养院（浙江皮肤病防治研究所上柏住院部，即上柏麻风村）走访，跟接待我们的村长喻永祥说话，我都是屏住了部分呼吸——我有深刻的担心。中间，我悄声问他：“麻风病是通过什么途径传染的？”

　　村长抬头看了看天空，天空湛蓝，香樟树散发出植物的清香。他的白大褂在阳光的映衬下，齐整，干净。他看出我的忧虑和担忧，笑笑说：“麻风病传播的途径有几个：一是直接接触传染，包括健康人与病人的排菌皮肤直接接触；二是病菌通过飞沫经呼吸道传播。当然，间接接触也可能导致传染，比如病人用过的物品、吃过的食物等，间接接触的传染可能性比较小。”

　　的确，我热爱写作，我关注麻风这个群体，可我还没想好要以命相抵来完成这次特殊的写作。村长见我忧思重重，急忙告诉我，目前住在村里的老人，他们早在二三十年前便已判愈。也就是说，他们只是曾经的麻风病患者。如今，他们留在麻风村，是在养老。在村里，他们被称为休养员。

　　站在树下，我做了个深呼吸，让肺部充分吐纳。微风拂过，树枝上那些果子一个个落下，一颗果子掉落在我肩头，它饱满，黑色之中透露出一点点深绿。生命如此美好，让人忘却劫难。回头看，老人们三三两两地从房间出来，他们有的失去了双腿，有的手指被完全吸收，只剩下几片指甲，卡在手掌边沿。

　　采访初期，偶有一两个愿意跟我交流的，说得最多的却是那些漫长的时光，他们如何被亲情抛弃，被好友疏离——有时候，比肉体更需要抚慰的是心灵，而破碎的心灵又如何重新愈合？

　　当我问及麻风休养员早期的经历时，他们大都表现出时过境迁的情状，时隔多年，他们已经能够达观地看待人生，看待命运无情附加给他们的打击。

　　“都过去了，没什么好说的了。反正都医好了，全世界都在研究这个麻风病的药，现在不怕了，只要早发现早治疗，就不会残废。”

　　他们一眼窥破了我的恐惧和忧思，他们用淡泊的人生态度，安慰我。

　　《麻风季刊》创刊号的“特著”栏内，刊登了一篇题为《中华麻风救济会之呼吁》的文章，作者张国华写道：苦莫苦于病，惨莫惨于死。麻风者致死之病也有人焉。而罹斯疾，失知觉，落肢指，呻吟床褥，贻害子孙内羞伍于家庭，外惭形于社会。无能工作，失却自由，一息仅存，了无生趣……

　　麻风带给生命个体的灾难，无论远古，还是晚清、民国时期，无疑都是一场灭顶之灾。病痛本身、战乱、被家人抛弃，诸多原因，许多病人不堪忍受，自尽离世。

　　2006年，“社会文化视野下中国疾病医疗史研究”国际研讨会召开，中国麻风研究中心教授江澄医生做了题为“中国麻风史研究的意义、现况与方法”的报告，研究报告中有一组统计数据：麻风病患者的意外死亡率3.7%，较一般人群高，意外死亡主要原因为自杀。而有自杀意念的占69%左右，为健康人的17倍。自杀死亡率高达148.4 / 万，为全人口自杀死亡率1.36 / 万的109倍。

　　麻风，不仅仅是医学的问题，也是文化与社会的问题，是哲学的问题。

与一种可耻的疾病狭路相逢

浙北山区一个小村里，徐小童背着竹篮孤寂地走在路上，在离他十多米远的前面，是村里的小伙伴。什么时候开始，他们不喜欢自己了呢？先是手臂出现了斑点，起了疙瘩，慢慢的身上都蔓延开来。这些斑点和疙瘩，让年幼的徐小童惧怕，漫长的夏天，他都不敢穿短袖，因为同伴会指着他的裸露的手臂笑话。年长一点的人，看到这个男孩，总是摇摇头，还有的会好意地跑过来跟徐小童母亲说，你家儿子有什么附体了，你家孩子被脏东西附体了。

　　在中国乡村，让人惧怕的人和事很多，人们会对某种神秘的力量产生天然的惧怕，而鬼魂大约是最有震慑力的——一个人被鬼魂附体，不是做多了恶事，就是阳气不足，毫光太弱。这两个原因，都足以让周边人鄙薄。寻找可以依托的人和事，寻找活菩萨。在乡村，总会有那样的人，他们在一夜之间被某种神秘的事物赋予了神秘的能量，可以看透世间万物。在繁重的劳作之余，他们总是有求必应，为乡邻乡亲祛除妖魔。

　　活菩萨来了。巫师来了。烧纸，敬拜，喷酒，在门上贴黄符。几次三番，这一切都在暗夜进行。然而，乡村自有一双无影的眼睛在看着这一切。第二天，家家都知道，徐家昨天晚上做法事，请活菩萨来捉鬼了。

　　这种被称为“天刑”的病症，让人们确信，是因为他们的身体被恶鬼附身，而造成这个现状的原因是，他们造恶，就必须得到上天的惩罚。

　　徐小童清楚地回忆起那些时光，一年，两年，四处求医，已经使家里清寒如洗，一家人都放弃了。这一天，徐小童的天塌了——父亲因过度劳累，突然病故。那一年，徐小童六岁。

　　和徐小童年龄相仿的一位滇西病人，那年他八岁，被麻风病痛折磨。而一家人因为他饱受村人歧视，他们一家被迫在半山腰搭了一间草屋，过起了与世隔绝的日子。父亲因为去山崖采草药摔落，临终前，拉着孩子的手，久久不能合眼，“儿啊！儿啊！不如跟着爹走了吧。”

　　太幼小了呀。稚嫩的心灵还不懂得生死，不懂得幽明永隔。他只点点头，哭着答应了。父亲示意儿子躺进他的被窝，儿子看着父亲蜡黄的脸，仿佛预感到了某种不妥。他爬到父亲平躺的竹塌床上，却迟迟不愿钻进被窝——死亡的气息如此沉重，让孩子慌张，想逃跑。不料，父亲一把抓住他的手，把他拉进被窝。害怕是肯定的，因为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父亲的身体慢慢地在冷却，他的手却紧紧地掐住了孩子的脖子！

　　要有多么的不忍，不舍，无助，绝望，才会让父亲有如此行径。尽管他在没有掐紧儿子脖子之前就已经气绝身亡，然而，那句话却一直在孩子心间打转：“跟爹走吧。走了你就不会再受罪了。”

　　在徐小童患病的这些年里，他几乎吃遍了山上所有的草药，要多苦有多苦。他跟着父母去了多少个陌生的地方，已经记不得了——除非死，不然，是挣不脱苦痛的！

　　死，在徐小童苦难的童年，显得如此容易，又如此艰难。

　　四十多年之后，当徐小童跟我说起这些时，依然抑制不住地颤抖，仿佛又回到了那一刻。“我们这一家，因为我得了这病，这叫人抬不起头来的病，羞死我们全家了……我生的是怪病。”

　　父亲过世后，家里境况更不堪，徐小童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哥哥早年出去跟人做工，很少回来。两个姐姐在家种地。在这个家里，徐小童成了最沉重的包袱。

　　母亲病倒了。她整天咳嗽，仿佛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咳嗽了。她咳血，她整夜整夜不睡觉。郎中说她耗尽了心血。眼见母亲也要离开人世，一家人悲天跄地。

　　听说，离家十多里外的镇上来了一个医生，医术了得，两个姐姐用板车拉母亲去看了一次，服药一个星期，母亲慢慢地好起来了。这一天，姐弟三个没见到母亲——要知道母亲还那么虚弱！他们不知道，母亲去了镇上。

　　母亲在小镇卫生院门口见到了医生。

　　“求求您救救我儿子。”

　　第二天，母亲把徐小童带到了镇上。医生查看了徐小童身上的皮疹，隆起的疙瘩，看手掌心的溃疡，告诉母亲，你家孩子得的是麻风病。

　　麻风病？

　　麻风病！

　　所有关于麻风病的不堪，全都涌上来，母亲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在痛惜儿子身体之际，也担心家人被孤立。

　　真的是我祖上触犯神灵了？还是我种下了罪孽，要让我儿子来承受？是报应吗？

　　如今已在安度晚年的徐小童跟我回忆，他从镇上回来后，全村人都知道他得了麻风病。母亲日夜哭泣，眼睛都快瞎了。为了不让儿子的病传染给其他儿女，母亲腾出屋后的那间柴草屋，柴草屋原本用来堆放农具，农药，柴禾。这里阴暗，潮湿，没有床板，稻草直接铺到地上。徐小童虽然万般害怕，还是挪移到了草屋。他回想起那些美好的时光，疾病这个恶魔还未曾侵袭他之前，他得到的呵护是那么的自然，亲切。那时，他还那么小，夜夜挤在两个姐姐中间，他总是在两个姐姐的安抚下入睡——那是多么温暖的时光。可是，这一切终将不再，亲人在一夜之间，成为最熟悉的陌生人，需要用坚硬冰冷的墙壁来阻隔。

　　衣食住行，徐小童都不能跟家人在一起分享。两个姐姐心疼徐小童，每次都把好一点的饭菜留给他——那是1974年，徐小童开始服用母亲从医院配来的治疗麻风病的药物，开始了漫长的和麻风共存亡的岁月。

　　而因麻风反应引起的疼痛，最让徐小童痛不欲生，他跟我描述说，就像有无数把锥子，在骨头上剜啊剜。年幼的徐小童一边忍受肉体的痛苦，一边还得忍受比病痛更具杀伤力的歧视，歧视来自他人，也来自自身。铺天盖地的恐惧淹没了他，他害怕自己会死掉，又希望自己死掉一次，重新复活，日子在他复杂无望的挣扎中度过。白天黑夜住在黑乎乎的草屋里，他绝食，他破坏自己的身体来对抗病痛。在身体稍稍好一些时，强烈的求知的愿望在他胸中激荡：我要在书里寻找答案，这个麻风病到底是怎么回事，有什么办法能让我回到健康的时光。只是家境贫寒，两个姐姐早早辍学在家，她们过早地担负起家庭重担。而他，一个麻风病患者，怎么有资格去上学呢？

　　母亲心疼儿子，给他缝了一个书包，送他到学校，没过几分钟，所有的孩子都跑了。接下来，那些家长都来了，他们无法忍受自己的孩子跟麻风病人在一个学校读书。徐小童终于没有能再踏进教室，他只偷偷地跑到教室门口，痴痴地听老师讲课。那一天，听得太入神了，以至于有人拿石头扔他都没觉察。而后，他听到有人喊：他全身都有毒的，我们烧死他。

　　跑啊！快点！再快点！为了少年的自尊不被践踏，为了不让母亲知道儿子被欺负、被侮辱了，他夺路而逃。这个下午，徐小童亡命逃离这个书声琅琅的美好所在。

　　哭泣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委屈汹涌，夜晚，他没有回家，跑到了山上。小桥村是一个环形的村子，围绕在山脚。徐小童坐在山腰一块大石头上，石头下面还是石头，是凛峻的悬崖，这是江南大山少有的地貌。徐小童呆呆地看着村子，天还亮着，有鸟飞过，有蛇游过，田野的青蛙在欢唱。他们有家的回家，在家的歌唱，他们多么幸福。

　　“只有我，在想着死。”渐渐的，天黑了，村里的灯亮了；然后，一盏盏灯，渐次灭了。村庄陷入黑暗中。好吧，我本来就生活在黑暗中，就让我在黑暗中死去。他站起来，看着更加黑暗的悬崖下面，除了黑，什么也看不见。跳吧，一跳就什么都不存在，他们再也不会喊着要烧死我了。

　　然而，他看到了一盏灯。一盏亮着的灯。他知道，那是他草屋里蜡烛的光，没错，是母亲的眼睛。亲爱的妈妈，她一定在等我。妈妈不止一次求过儿子：为了妈妈，你一定要活下去。

　　徐小童哭着跑回家，奔进草屋，只见母亲趴在稻草上，心力交瘁的她，哭干了泪，眼皮肿得睁不开。

　　孩子，你到哪里去了，妈妈很担心你啊……孩子，你要活着，妈妈陪着你，再苦的日子，妈妈陪着你过……孩子，只要妈妈在，就一定让你读书。

　　母亲决定改嫁，只有这样，才能让孩子读书。即便是个麻风病患者，也有读书的权利呀。那一天，两个姐姐在田里插秧，她们小小年纪，已经学会了侍弄庄稼。母亲牵着徐小童的手，一步步往前，那些在田里劳作的人，抬头，看到这对母子，不舍却又无奈。谁让他得了这个恶疾？

　　徐小童紧攥着母亲的手，从田埂走过，从两个姐姐身边经过。有人轻声跟姐姐说，阿娣，你妈要走了。

　　大姐依然低头插秧，二姐落泪，她们没有抬头。

　　阿娣，你妈妈带你弟弟嫁人去了。

　　两个姐姐，豆蔻年华。她们抬头，她们又低头，悲伤使她们无法再言语。

　　大姐沉默，只有泪水刷刷地落下，汇聚成河，姐妹俩被悲伤淹没。

　　母亲带着徐小童离开了小桥村，骨肉分离，竟然只能选择沉默。

　　继父得知徐小童有麻风病，也惧怕，让他独自住在一间平房里。

　　事实上，徐小童没有如愿以偿进入校园，不是继父食言，而是没有一个学校敢收他。从那之后，徐小童彻底断绝了读书的念头。

　　在那些艰难的岁月里，让徐小童心生温暖的事寥寥无几。那个时候，大部分时间，他都躲在家里，他羞于见人，也没人敢见他。只有他家边上有个老奶奶，头发花白了，偶尔会走到窗前来，跟徐小童说，孩子，你要好好活着，只要活着，就有希望治好病。

　　老奶奶的丈夫曾经是医生，他们虽然不懂麻风，但坚信科学，只要活着，不放弃，就有希望。他们的鼓励，常常让徐小童悲喜交集。在这个陌生的村庄，科学的光芒通过这对老夫妻，那微弱的亮，温暖着鼓舞着徐小童，使他顽强地撑了过来。

　　21岁那年，徐小童在乡卫生院安排下，来到麻风村。一住便是四十多年。

　　四十年前，麻风病就已治愈，拿到健康证书，徐小童找了个角落，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感激与感恩已不是言语能倾诉，耻辱像另一种疾病，附带在身，需要用更加漫长的时光来清洗。

　　82岁的康复者陈老汉回忆，他最早接受的教育是在私塾，那时都是读背《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然后是四书。读完后，就是五经了。兼读古文，如《东莱博议》《古文观止》等，并开始学习作文。12岁那年，他已经能够作文，先生称赞他的文章“有风骨”。他以为他能走出山村，去往外面的世界，接受新潮思想，却在某一天发现，眉毛脱落。先从外侧开始，两边都有脱落，实在不好看，又不能掩盖，只能戴了顶帽子，依然遮盖不了这“丑陋的没有眉毛的眉骨”。直到有一天，同学指着他的脸说，你的眉毛被老鼠偷吃了。

　　这是多么羞耻的一幕，所有人都来看，他被围在中间，几乎同时，他发现自己的脚无力，水泡起来。他蹲在地上，“像是扒手被当场抓住了，可耻。”往日激扬文字的那个少年荡然无存，他曾经求助于先生，先生接受的是旧时思想，认为，眉为人的第二双眼，眉落，便为眼瞎。“若非有重大孽障，何以会有此报应。”

　　离开私塾回到家，各种症状接踵而至，再不久，全村人都知道，他是个麻风病人。在家拖了两年，新中国成立，他被动员进了麻风村。进村见到医生，他还用手捂着眉毛，尽管那时他的双腿已经溃疡到不能再行走，但他关心的却是先生说的“眉为第二双眼睛”。他恳求医生，能不能让我的眉毛重新长出来？

　　医生指指他的双腿，双腿更重要，如果不及时清洗治疗，病变截肢都有可能。他却落泪：给我一双完整的眉毛。也许，在先生看来，眉毛可分辨贤愚，与人品有关，与前世今生的福报有关，而他，却觉得没有眉毛的面容，是耻辱。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他们的病体成为一种耻辱的载体。

不能与人分享的秘密

出生于1943年的尧甫葵，因为害怕独自到邻村上学，放弃了校园生活，尽管那位热心肠的丁老师几次三番来劝说，他还是愿意留在互助组放牛。那头牛从地主家分离出来，成为集体财产，他与牛相伴五年。

　　对尧甫葵来说，麻风的侵袭真的像一阵魔鬼吹来的风，无声无息，先是吹到他的一只脚。他割草，脚破了流血了，他没有知觉。烧饭时手指烫出水泡，他还是没有知觉。

　　“痛吗？”

　　“不痛。”

　　“真的不痛？”

　　“真的不痛。”

　　尧甫葵的不痛成为少年伙伴中小小的奇迹，“你们知道吗？尧甫葵有大本事，用刀割皮，都不痛。”他们做游戏，打弹子，输者被罚割草，拿山毛榉刺刺手，被枣树枝鞭打。每当此时，尧甫葵都选择拿刺来刺身体。因为他不痛，这一度成为伙伴们羡慕的特异功能。

　　疾病早已入侵，只是他和家人都还不知道，这种古怪的毛病叫什么，疑难杂症纠缠着少年。陆续地治疗，陆续地中断，他特别想明明白白地生一场病，至少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然而，当有一天，有人告诉他，你得了麻风病时，他跟家人一样，都蒙了。为什么是这个病？宁愿死。可是，带着麻风病这个标签，从容赴死，谈何容易。

　　其间，好友一个个离去，他从害怕独自走路去学校，到独自承受这被疏离的生活。

　　得知德清武康有专业的麻风医院，他写信求助，一个医生回信了解情况。他把自己这“一点也不痛”却又“痛得还不如死去”的矛盾病症详细告诉了医生，有叙述，有倾诉，也有无尽的期待。不久，对方给他寄来了药，医嘱每日服用一粒。他服用十来天，红斑依旧，麻木处依然麻木，疼痛处依然钝刀割肉一般。性急的父亲说，这么重的病，一粒药怎么会有效果，吃两粒。于是吃两粒，十来天后，病况依旧，父亲恼怒了，吃三粒！

　　“医生说只要吃一粒。”

　　“不要听医生的话，就这么小的三粒，就算是砒霜也毒不死你！”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病啊！英俊男孩的脸庞，不知什么时候，渐渐地变成狮面，红斑布满全身，手指弯曲，状如鸡爪。有时候，打倒人类的除病菌之外，还有不断丑陋的肉体。病菌抱团，合力蚕食人类肉体，让灵魂在一边兀自恐惧。这样的病状，恐惧的不止是病人自身，还有他至亲至爱的家人。

　　好吧。我听父亲的。

　　一天吃三次——如果可以，我愿意吞服世间所有最苦的药，只要能让我恢复。

　　十来天之后，尧甫葵高烧不退，红斑加重，溃疡扩大。他急急写信到上柏求助，求救，医生成为他生命汪洋中的一根稻草。

　　“赶紧停药，”医生在信中说，“速来武康治疗。”

　　而中国乡村，忽视生命的不止是他人，也有自身。有时候，我们对于生命的价值认同，重则如泰山，轻则如鸿毛。尧甫葵也一样，包括他的家人。先吃饱饭，才能去挣钱，有了钱，才能去看医生，抓药看病。“能拖就拖着”，常常是中国乡村民众对于生命无言的抗争。他们愿意挑战身体，以及身体里那个看不见摸不着的魔鬼。

　　从12岁那年第一次发现“不痛”，到溃疡，到剧痛，如此反复，到23岁，尧甫葵与麻风病菌共同在人间度过了11年。

　　23岁那年，堂哥带他到嘉兴麻风村后便回家。这里住着的大部分都是老年人，他们形容枯槁，面目丑陋——难道我以后也会像他们一样吗？虽然尧甫葵知道，自己跟他们一样，都是麻风病患者。但是，即便如此，他也不愿过早地看到未来——要逃离，要挣扎，他不吃不喝，以抗议命运的不公。“当时，我看到他们，就觉得难过，心里很慌，根本不想留下来，也不知道出于什么心理”——四十年后，尧甫葵告诉我，他只是不想留在家乡，他要逃跑，越远越好。那时设立的乡间麻风村，有着极为简陋的房舍，大都在废弃的庙宇里。众多麻风病人，走投无路之下，都曾经求助菩萨，终不得。他们对于庙宇的感受，只是一间“不灵的菩萨住过的房子”。这间留下尘世多少信徒叩拜痕迹的屋子，那些求救的声音早已散去，一如满地的香灰。年轻的他，怎愿意留在这里？“就不想看到他们，他们可怜，难看，如果一定要让我留在这里，那我宁愿死。”

　　他写信回家，接到信的第二天，堂哥来了。兄弟俩坐夜船抵达杭州武林门汽车站时，天刚蒙蒙亮。买了早班车票，却被截住，被告知麻风病人不能坐公共汽车。无奈之下，跟一辆三轮车师傅求情，对方答应用三轮车踩他们到上柏，谈妥25块钱。

　　那是1967年春天的夜晚，兄弟俩辗转来到武康疗养院，接待他们的医生得知这个青年七八年前曾经求助过他。那时，尧甫葵的病症刚刚开始，只要坚持按时服药，是可以控制的。医生有些生气，也不解，为什么总有人不爱惜自己的身体。但是，他也知道，需要在一个濒临崩溃的病人面前表现出乐观与善意，于是告诉他，不要担心，不会再坏了，能够控制的。检查完尧甫葵的身体后，医生告诉他们，这是严重的麻风反应，待控制了麻风反应，便可回当地麻风村了。

　　“我不回。”

　　“不要担心，这个病只要好好治疗，就能康复。你先安心在这里住几天，等病情稳定了再说。”

　　“我不去。”

　　“这边也是麻风村，那边也是麻风村，一样的。你为什么不去呢？”

　　那时，麻风病人较多，政策规定病人需在当地麻风村接受治疗。医生把这个情况如实告诉了尧甫葵，但他还是斩钉截铁地说，我不回去。

　　谁会知晓，这是他内心的一个秘密：即便死去，我也不想像他们一样丑陋，不愿意再连累家人。

　　“四十多年来，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说过。那一天，我哥哥把我送到了医院，却被告知，我不能住院，只能看门诊。你知道，我得了这个丢人的病，寻访过多少医生，受过多少委屈。我多想呆在家里，可是我又那么害怕回家。我曾经说过，要是不让我住下来，我就死。

　　当天晚上，我不吃饭，就是哭，我担心、害怕，还有无穷的羞愧，我也万分地恨自己。哥哥陪着我默默地坐着落泪，待我情绪稍稍稳定下来，哥哥拍拍我的肩膀，让我坚强。他拿了热水瓶去打水。那时，门诊室有临时病床，一个房间四张病床，我隔壁病床上，有个中年男人，他看我哭得凶，跟我搭讪。我没有心思跟他说话，只希望医院收留我，哪怕就死在这里我也愿意。那人劝我不要哭了，还告诉我一个办法。我听了，心里又是担忧，又是感激，还有无边的凄凉。

　　过了一会儿，哥哥回来了，他提着热水壶走进病房，中年病人跟我哥说，你赶紧走，不要再来了。我哥说，我怎么可能丢下弟弟！中年病人说，你放心，我也是这么做的，我家人把我送到这里就回去了，他们问我，我就说家里人不要我了。他们也没办法，总不能赶我走，让我去要饭吧。哥哥想了想说，可是，我不放心。我知道，哥哥是舍不得。我们兄弟俩抱头痛哭起来，哥哥紧紧抱着我说，弟弟，我们一分钱也没有了，也只能这样了。

　　哥哥走了，傍晚的时候，医生来看望病人。我听说那是一个军官，他仔细检查我的身体，对我说，小伙子，你还年轻，不要灰心，能治好的……你先安心在这里住两天，等麻风反应过去后，我给你配药，你带回家去服用，以后定期来复查就可以了。

　　我说我不想回去，军官医生摇摇头，叹息一句，我知道你们都不容易，可是医院不是收容所，管不了那么多人啊！

　　我开始恨这个医生，我觉得他故意让我难受，他永远也不知道我在家、在村里遭受了怎样的白眼，他也永远不会知道我的绝望。远离家乡，在专业的麻风病医院留下来，是那汪洋大海中的一根稻草啊！可是他却要把那根稻草拿走！我很生气！

　　过了半个小时，那个医生又来了，问我家人在不在，去办个手续。我说我哥去街上吃饭了，晚上睡在街上。医生沉默了，看了我一会儿，说，你不能留在这里，你要回海宁去治疗。

　　因为我身无分文，医院让我欠账，药费全免，住宿费和伙食费是不能免的。我惴惴不安地过了两天。那医生来过几次，问我家人怎么还不来，说我的麻风反应已经控制住，可以回家去治疗了。

　　你明天就回去吧！放心，你没事的，要坚强！医生拍拍我的肩膀，他居然还在我头上摸了一下。那年我23岁。

　　傍晚，我没有吃饭，也无心睡觉，一心想着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夜色沉沉。那是个荒僻的山湾，有一座庙宇叫宝华寺，年久失修，我们就住在宝华寺里。我辗转反侧，不知道该如何度过这漫漫长夜。我暗暗想，如果非要我回去，我就用一根裤带结束生命。而明天我就要被迫离开医院了，我该怎么办？

　　当天晚上，医院医生们开大会，中年病人告诉我，白天看医生的脸色都很沉重。我猜测，今晚开会，就是在讨论明天怎么送我回去。医生告诉我，医院已经写信给我家里了，也打电话到公社，让我们公社医疗站的人来把我接回去。怎么办？就在我胡思乱想之际，一阵纷乱的口号声打断了我的思绪。

　　‘打倒国民党狗特务曹光荣！’

　　‘揪出隐藏在人民内部的阶级敌人！’

　　……

　　那是1967年。‘文革’的风暴席卷全国，麻风医院也未能幸免。

　　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我们和医生隔着一片宽大的区域，以防止病菌传染。可是，我却清晰地听到了那个名字。

　　‘曹光荣！’

　　不就是那个军官医生吗？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而我……你知道吗？让我羞愧的是，我却受惠于这场旷世的灾难式的运动——曹光荣被打倒了，我却被解救了！曹光荣要让我回去，医院当然不能听命于他！他们坚决地把我留了下来。

　　我的命是那一声声口号挽留下来的。我的命运是在这一阵口号声中决定的。这曾经是我的一个秘密。

　　后来，我才知道，曹医生也是麻风病人，据说是起义投诚过来的，在经受了一遍遍的清理之后，幸存于麻风村。或者说，是麻风村让他有了栖身之所。而那一场运动像风，它把曹医生吹到了哪里？

　　当天晚上，老病人就跟我说，那个曹医生很坏，收病人要一问二看三了解，看你病轻的就留下，看你是女病人就留下，看你家境好就留下。而我一直在想，堂哥离开我时，没有钱留给我，是曹医生留下了我。所以我怀疑老病人的话。但是，在那个时候，我顾不了其他了，我只想留下来。

　　不知曹医生现在是否还活着，我不敢肯定。我的哀思我的愧疚我的来路不明的恨无处寄托无处释放。”

　　在那些漫长的夜晚，我独坐书房，一遍遍回放病人的讲述录音。过去那么多年，当他们重新回忆起被疾病袭击的那些时光，往事穿越万重关山，跋山涉水，海潮一般，汹涌而来，以至于常常让他们老泪纵横。

麻风侵袭下的女子

在麻风受累者的统计数据中，女性患者占据了一定比例，全球男女比例为2:1，而中国是3:1。这跟我国传统环境似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女子出门机会少，被传染的概率相对较低。另一方面，女子即便患病，也常常因为各种原因，不及时治疗或者放弃治疗。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历年累计罹患麻风病总人数为五十余万，其中，女子患病约为十五六万。

　　浙江武康疗养院收住麻风休养员80人，其中，女休养员14人。在麻风侵袭之下，女子在一定程度上，承受的痛苦和压力，比男子更沉重。生育、抚养、社会歧视、家庭歧视等等因素，让女病人饱受生死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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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夏小姝，今年86岁了，在麻风村住了55年，我已经不太记得清什么时候得了这个病，好像是18岁，也好像再早几年。可是我记得发病之后的情形，全身起了疹子，脚上起了水泡，抠破了也不痛。那些疹子越来越多，我看了心里发痒，割草时，去地里找草药，捣碎了敷在身上。可是没有用，心里越来越害怕，不过那个时候，也不知道是什么病，就是走路不太有力气。后来，村里有人说，这个病治不好的，要到大医院去看。爸妈就带我去县城，县里的医生也不知道是什么病，配了一些药给我，又回到村里面。村里有个人在外面工作，回来听说我得了一种怪病，治不好，他路过我家时，见到我这个样子，就说有什么疑难杂症，还是要到杭州、上海、北京去看。

　　我忘了是哪一天，那个人对我爸妈说，我可能得了麻风病。我听了，心里有说不出的害怕、难过、担心。每天都在想同一件事：我要死了，我要死了，我不想死，我不想死……每天晚上，哭着哭着就睡了。

　　这样一直拖着拖着，弟弟心疼我，写了一封信到《浙江日报》，告诉他们我这个病的症状，可能是麻风病，想求助。后来，报社回信告诉我们说，如果是麻风病，可以到浙江武康疗养院去治疗。

　　那天天还没有亮，我就穿好衣服等在门口，妈妈煮了红薯，我拿了一个，没心思吃，我又是高兴，又是担心。高兴的是，我终于要去医院了，可是我又很担心，怕治不好我的病。眼泪流了一个晚上，眼睛很肿，眼皮压着，很难过。妈妈让我放心，说解放了，医生技术很好的，一定能治好我的病。

　　我们不知道浙江武康疗养院在哪里，问了很多人，都不知道，爸爸只能问人家，麻风病在哪里治。有人说，在杭州松木场，爸爸带着我跟弟弟到了那里，才知道医院早几年就转到武康了。这样，我们才找到了武康疗养院，医生给我检查，配了药给我，让我回家吃药，在家治疗。因为那个时候病人太多，没有床位，没有办法，我们带了药又回到了家里。

　　爸爸妈妈都很难过，觉得这么重的病，只有住在医院才能治得好。可是我却不想留在那里。我害怕，每天按时吃药，到后来，感觉身体舒服了一些，就不去看病了。那个时候，医院写信来问，有没有按时吃药，要我吃完药后，写信告诉他们，他们会再把药寄过来。但药吃完后，我没有再去配药，也没有回信，因为感觉没有严重起来。就这样到了31岁，我的病恶化了，没有办法，就到嵊州的麻风村去看病。到了麻风村，我的病情控制了。后来我跟老高结了婚。没过多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麻风村被造反派冲散，本来只有一个老医生，被赶回家去，死了。没有医生，病人陆续地离开，有的实在没有地方去，还是留在麻风村。麻风村在一个庙里面，最后庙也被砸坏了。

　　那时，麻风村也分成了两派，一派是红暴，一派是联总。不能没有派，我家老高被他们拉到红暴一边去。那个时候，我们俩很害怕，也很苦，心想，回家去吧，怕连累家里人；不回去吧，在这里已经不安耽了，因为他们要打仗，要批斗，走在路上有时候要被扔石头。有个晚上，老高带着我和儿子逃回了他的家里。回到农村后，老高在一家豆腐店里帮工，我那时怀了小儿子，没有能力抚养大儿子，就把他送到另外一个村子，请了奶娘来抚养，老高在豆腐店帮忙赚了点钱全部给了奶娘。

　　我们的日子过得太苦了，老高爸爸妈妈还有一个奶奶，家里吃口重，我们总是吃不饱。人家豆腐店开始不知道老高有麻风病，我们那个村大，从村东头到村西头有好几里路。老高每天晚上回到家里，连鞋子都不脱就躺在床上，他太累了。麻风病虽然已经治好了，可是他的脚走路不方便，他本身力气也不太好，加上每天都担心人家知道他得过麻风病，怕被辞退，我们家的日子过得像在逃难。

　　豆腐店还是知道了我们夫妻俩是从麻风村回来的，老板辞退了老高，我们的手脚都已经不灵活了，干不了农活。老高整天整天地叹气，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有一天，老高想到豆腐店再去跟人家说说好话，早上六点多，他早饭都没有吃，就出了门。刚出门没多久，对面就有人问他是哪个派的，老高吓得赶紧跑，人家就追，没跑几步，他就没有力气了，被人家从背后打了一枪，他的后背被打了一个洞，血流得很多。村里人把老高抬回来，我们一点办法也没有，就看着他流血，血流到桌子底下、椅子底下，流到灶台底下，全都是血。我求人把老高抬到公社医院去，没有人愿意。老高趴在床板上，用手压着后背的伤口，一床棉被都被血浸透了，老高昏了过去。到中午十一点多的时候，他断了气。

　　老高死的时候，我想找件衣服给他换换，都没有，他可怜啊。亲戚来帮忙，看到我们家这个样子，都哭……我连哭的力气也没有了，帮忙的人用水冲洗老高流出的血，忙了半天，把地上收拾干净时，已经是傍晚了。我一直躺在床上，没有力气起来，到晚上七点多，我生下了小儿子……老高没有看到小儿子出生……

　　那个时候流眼泪太多，45岁时，我的眼睛就瞎了。我今年86岁，四十一年了，我已经瞎了四十一年……四十一年，我不知道自己长什么样，手指短了，只有指甲留在巴掌上，十多年前，我的一条腿没有了……

　　现在，我住在上柏麻风村，政府每个月发给我820块钞票，我一个人花不完。我每天坐在屋门口，看看世界，做梦也没有想到，我还能有这么一天，像大户人家的小姐一样，有人伺候。我常常想，一定是因为我前半生过得像猪狗，后半生给我补回来，让我像一个人这么活着。哦对了，你不知道，我的耳朵不灵了，聋了很多年，有时也能听到你们说话，有时候就一句也听不清了，要碰运气的。不过，我不难过，因为我现在过得很好，再说，这把年纪了，听不听得见，看不看得见，也都一样了。

　　2

　　现年91岁的张彩好老人，思路清晰，记得自己是在民国十四年也就是1925年出生的。出生十个月，因家里养不活，被送给另一户人家当女儿。养父不能生育，娶过两房太太，都没有子女，抱养了十个月大的张彩好后一年左右，领回了3岁的男孩，当了张彩好哥哥。等哥哥长到18岁，养父母又带回一个小女孩，成为这户人家的小女儿。

　　张彩好沉浸在回忆里，说养父母是如何地疼他们三兄妹，哥哥跟小妹妹相差18岁，哥哥很照顾她和妹妹。事实上，养父母家也是贫困交加，只是因为喜欢孩子，才一个接一个地领回家来。张彩好老人说，养父母宁愿自己不吃，也要留给他们兄妹几个。虽然贫穷，也有欢乐，吃过晚饭，三兄妹挤在一张床上，说一些他们自己才知道的故事。看起来，日子是往好里走的。

　　然而，一切都在张彩好15岁那年戛然而止，麻风无情地找上了她。起初是大腿外侧有斑，不痛不痒，也不碍事，只是觉得难看，少女羞涩地放下裤管，遮盖生命中第一个难以言说的痛处。长了斑的地方，不出汗，没有知觉，用指甲抠皮，抠出血来，还是不痛。父母担忧，村里人围拢来看，给出点子，吃了很多郎中给配的药，吃到吐。

　　16岁那年，父母做主嫁到邻村，丈夫陈东根也是苦命人，爹娘早死，比张彩好大了二十多岁，只是疼惜妻子，舍不得妻子受苦。贫贱夫妻值得安慰之处，便是互相支撑着往前，拼了命地往前走，往好的地方走。只是这样的时光短暂，不久，陈东根患病，那年代，血吸虫病瘟疫一般肆虐，地方上称这个病叫“黄胖病”，浑身肿成了馒头，让丈夫饱尝地狱般的折磨。生产队给了一些照顾，每年年底给十几二十块钱用以度日。陈东根拖到60岁去世。婆婆不喜欢张彩好，从结婚初期，到儿子过世，她从没给媳妇一个好脸色。

　　张彩好回忆说，其实她心里就喜欢陈东根，也想过跟陈东根两个人逃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生活，可是，每次真的要行动了，又都放弃了。因为夫妻俩都有病，他们不知道哪里能够让这两个得病的人过好一点的日子。那时，在村里，他们这一家是作为天下最不幸的人存在的，但凡有人说做人苦，不想活了，旁人便劝慰道，你看看，张彩好两夫妻能够过下去，你们总比他们要好一百倍一千倍的，怎么就过不下去了呢？

　　就是这样，在别人认为张彩好这样活着不如死了算了的情况下，她又嫁了人。说起来，第二任丈夫曹大满是个义气的男人，他跟她前夫是一个村的，一起长大一起玩耍的伙伴。陈东根眼见着自己不行了，有一次跟曹大满说，我要托付你一件事，你一定要帮我，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怎么养得活彩好？我要走了，我把彩好托付给你，请你好好待她。

　　虽然张彩好不喜欢曹大满，曹大满对她也不在意，但毕竟是受了重托的，他还是接纳了她。也就给了一个窝，搭伙过日子，在这个窝里，他们生了两个女儿一个儿子，但他俩都知道，他们没有打心底喜欢过对方。

　　张彩好生下几个孩子后，麻风病症更加严重，溃疡、麻风反应，生不如死的日子，在那间幽暗的屋子里延续。张彩好不太出门，日日夜夜地就在屋子里跟自己搏斗，苦的痛的都独自承受。38岁那年，她脚底溃疡严重，不能走路，也不能做家务。无奈之下，把小女儿送给人家——38年前，因为家里养不活了，张彩好被父母送了出去。这一幕惊人地相似，命运有时就是这样吊诡。

　　张彩好无奈之下，来到嘉兴麻风村，自己带米，带菜，带铺盖。彩好记得那时有三十多个病人，有一个老医生，过段时间到外面去拎一袋子麻风药来。关于老医生，彩好是这么说的：

　　“麻风村就一个老医生姓陈，平时只看到老陈医生一个人，对病人很好，说话声音低低的，从来不发脾气。告诉我们怎么吃药，告诉我们要多活动，告诉我们要乐观一点。可是，老陈医生自己却过得不太好，听说他有过老婆的，上海人，后来要老陈医生跟她去上海，他不愿意去，两个人就离婚了。老陈医生心情不太好，他有两个儿子要抚养，负担很重，可是他对病人还是很好。好像是1978年，老陈医生中风了，那时他大概已经七十多岁了，两个儿子照顾他，一直拖了十多年，八十多岁过世。”

　　2005年，张彩好老人不慎摔断了腿，大骨头断了，嘉兴民政部门联合麻风村，把她送到医院，进行手术，花了一万八千多块钱。“要是没有国家给我出钱，我是没有今天的。”张彩好说，她的腿里有钢板，有钢钉，虽然行动不便，但她觉得自己已经很幸运了。

　　2007年，浙江省对麻风村进行整合，嘉兴疾控中心把留在麻风村的十多个康复者送到了武康疗养院。

　　如今，张彩好老人是上柏麻风村的老寿星，她健谈，也喜乐，麻风病在她身体表面留下了难以抹平的伤痛，相信也在她内心留下了数不清的创口。只是，岁月无情却也仁慈，它消解了人类与疾病之间的恩怨，让人类在劫后余生之际，心怀希冀，重新上路。

　　窗台上，一只透明的玻璃杯里，插了一朵洁白的栀子花，是护工喻志生从野地摘来的，老人很喜欢。因为有了这一朵盛开的花，房间顿时有了更多生机。老人说，有时候回想起早些年的经历，就觉得自己的一生很漫长，有时候觉得自己过了两世，前世专为了生病，后世只为了养病。她说着说着，就笑了。

　　3

　　“我原来的名字叫周笑梅，嫁人后，要分粮食了，人家问我什么名字，我不识字嘛，告诉他们‘周笑梅’。让我写，我写不来，老公也不会写，他们写成了周小梅，我看看不像，自己又写不来，就算了，后来，我就成了周小梅。”

　　说这些的时候，周笑梅一直是微笑着的，声音清亮，除了失去一条腿，她的脸上丝毫没有病态。春天的阳光照在这位78岁的老太太脸上，安逸，满足，她已经忘记病痛曾经如何在她生活里肆虐。或者说，在几十年与麻风病搏斗的过程中，她已经有了最强大的内心，来抵御年老体弱带来的诸多不适。

　　“小时候，我只记得家里没有田，我爸爸向人家租田，我们种水稻，农闲时，爸爸给人家做工。有时年份不好，爸爸就把田退还人家，出去做长工。我家四兄妹，两个哥哥一个姐姐，我排行最小，他们都很宠我，不让我多干活。爸妈也很心疼我，只是我爸思想有点封建，不让我和姐姐读书。他说，辛苦赚来的钱，让你们姐妹读书了，以后你们还是要嫁出去，读书没有用的，女人就在家砍柴下田，烧饭喂猪，都不用识字。我那个时候很想读书，可是，姐姐没得上学，我也不敢再提这个要求。”

　　周笑梅说，她已经忘记自己是哪一年得病的，按照母亲的描述，应该还很小。那一年，因为快要过年了，母亲把她和姐姐带到镇上，那是她们姐妹俩难得的一次上街，添了新衣，又去了理发店。

　　“先给姐姐理发，我跟妈妈坐在旁边等着姐姐，理发的师傅给姐姐剪头发，却总是回头来看我。我不敢看他，他是个半老头子，头发有些花白了。我妈妈也奇怪他怎么总是在看我，后来，理发师傅对妈妈说，你家女儿得病了。

　　他这么一说，我妈妈就害怕，问他，什么？你说哪个女儿？什么病？

　　理发师傅指着我说，你看她，小小年纪，瘦成这个样子，不得病不会这样的，你要带她去看病了。

　　我妈说，我这小女儿能吃着呢，会走会跑会吃会睡的，怎么会得病？

　　理发师傅说，不信你比比两个小囡子的脸色。

　　理发师傅这么一说，我妈妈就害怕了，等姐姐剪完头发，妈妈就把我跟姐姐拉在一起，两个头挨着比对我们的脸。这一比，把我妈妈吓坏了，好像她才发现原来我这么瘦了。

　　回到家，妈妈就跟爸爸说了我的事，爸爸也很担心，可是家里没钱，就熬一熬再说，又是大过年的，上医院，不吉利。没过多久，我的脚上起了泡，水泡破了，脚开始出脓血。没有办法，爸爸只能把麦子卖掉，换了钱，找镇上的郎中给看病。因为不知道什么病，我心里也很害怕，也不想跟村里的伙伴一起玩，我把自己关在家里，天天喝中药。

　　那个药太难喝了，每一口喝下肚，我都反胃要吐，可是一想到自己的病，我就忍住了。我满以为喝了药，病就好了，我就可以跟村里的伙伴去玩了，我也可以跟姐姐睡在一起了。可是，大约喝了一个多月，我鼻子流血，很多很多血流出来，好像鼻子破了一样。我不敢再喝了，爸爸妈妈实在没有办法，只能随了我。就这样，我躲在家里，也做不了活。好像十二三岁的样子，我爸带我到兰溪去看，寻访到一个医生，说吃了蕲蛇粉会好，蕲蛇祛风败毒，我身上的红疹子都是毒素。我记得他那里有很多人，他们把我的衣服捋起来，二三十个人围着我看，我多么难为情啊。他们指着我身上的红疹，说这说那的，我挣扎着两只手捂住胸口——我恨不得马上死掉啊，我羞愧死了，哭得停不下来。我爸见我一直哭，骂我几句，说，又没人打你，你哭什么？

　　他哪里知道我的心思啊！我的衣服被他们捋起，我的身子被他们看到了，那真的比死还难受啊。可是，我什么也没说，只默默地落泪，我知道，为了替我看病，家里已经欠了很多钱，这个蕲蛇粉很贵，要很多钱，我爸借钱买了回来，我爸已经很累了。

　　吃了几天蕲蛇粉，我身上痒得不行，抓啊挠啊，都不管用，拿指甲抠破了皮，还是痒。红疹还在，全身肿了起来。那段时间，我们家里没有一个人有笑脸，死气沉沉的，我觉得我活着很没有意思，拖累了家里。可是，要我去死，我也没有勇气，我心里还是想着，可能有一天，我的病忽然自己好了呢。

　　有一天，我哥哥有个朋友来我们家玩耍，他是义乌人，见到我这个样子，坐在门边看屋外，什么话也不说。他很好奇，问哥哥说，她是谁？我哥哥说，我妹妹小梅呀。因为我全身肿得厉害，他已经认不出我了，以前他也来过，我们还一起玩过。哥哥的朋友很惊讶，也心疼我，他难过地问我哥哥，到底我得了什么病。哥哥就把我的情况告诉他，他说要不去义乌看看。我哥哥就把我带到义乌去了，结果人家说，我得了麻风病。”

　　辗转之后，周笑梅来到上柏，入住武康疗养院。不久，父母去世。如今的她，早已没有了亲戚，关于这点，周笑梅的解释是：老亲戚都断光了，别的亲戚也都没有来往了。唯一让她惦记并且感念的是侄女。“她和我睡一个床铺，没有嫌弃我。”

　　4

　　1960年出生的鲍秋桃，得病时已经33岁，按照时间推算，是上世纪90年代，麻风病防治工作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成效。而幸运并没有降临到她身上，那年，鲍秋桃儿子已经16岁，上初中。丈夫在外村做泥水匠，她种田种地，在家料理，日子是蓬勃往前走的。不期而遇的疾病一下子把这个家给打得仓皇不堪。先是她身体皮肤出现了症状，红斑久久不退，四处寻医，被告知是红斑狼疮。上世纪90年代，这是不治之症，吃了不知多少药，依然不见效。

　　这一天，她去开化医院，因为杭州有医生来坐诊，她希望碰碰运气。杭州医生检查之后，告诉她，可能是麻风，建议她去衢州防疫站做个检查。她惴惴不安地从衢州防疫站出来，手里拎了一些药，不知要往哪里去——原来她真的得了麻风。

　　“麻风，我听也没听到过，我们那边村里都没有这个病的。当时就吓坏了，不知道说什么好，身子抖得厉害。医生安慰我说，不要担心，不要害怕，没关系的。又说，你先回去吃药，过半个月，我到你家里来看你。他也没有说因为麻风来看我，我说好的，心想这个医生真是好人。可是，过了几天，我们村里就有人知道我得了麻风，我很奇怪，因为我没有跟谁说呀，我老公也不知道这件事，我还没有想好要不要告诉他。后来我才知道，有个医生打电话到我们卫生院，告诉我们的院长说我是麻风病，让院长跟我们家来说，夫妻俩不要在一起。

　　从那天起，我们家的生活彻底改变了。我老公本来在帮人家干活，人家也不要他了，说你老婆是麻风，你以后也要得麻风，你们全家都要得麻风了。老公很生气，对我说，你去死吧，你死了，一了百了。我想跟他说话，他不愿跟我说话，一开口就让我去死……我伤心得要死，我想，人家看不起我，欺负我，还说得过去，你是我老公，怎么能这么嫌弃我。

　　更加让我难过的是我的儿子也受到了影响，他原来读书成绩不错，很乖，从小跟他奶奶生活，每次回来，都会帮家里干活，村里人都说我儿子乖，他奶奶也很疼他。可是，自从我得病后，他回来就哭，说不想读书了，同学都骂他是麻风，老师也看不起他。我告诉他，妈妈得了麻风，可你不是麻风，你要好好读书，将来才有出息。儿子不想伤我的心，勉强去了学校，可是没过多久，他就开始逃学。我每个星期给儿子一点钱，他要交伙食费呀。他拿了钱，说去学校，我看到他愿意去学校了，心里也高兴。

　　可是过了一段时间，老师到我家来，说我儿子两个星期都没去学校上课了，老公打儿子，儿子第一次顶嘴说，我宁愿去死，也不去学校。就这样，儿子再也没有去读书。后来我才知道，儿子在学校打架，因为同学说他，你妈妈是麻风，你们全家是麻风，他就跟他们打架，可是他打不过他们呀，就不敢去学校了。

　　我们家开始走下坡路，家不像家了。有一天早上起来，我发现老公没在家，以为他去地里了，等了半天没回来，忙去找，地里也没有他的影子。有人告诉我，说看到我老公背着包裹在车站。原来，我老公离开我们了，他逃走了。

　　我看着自己身上这个样子，想到儿子也不能去学校，老公也不要我了，想死。婆婆见我可怜，把农药、药品什么的都藏起来了，你知道，我们农村，要死只有几条路，喝农药、上吊，这两条路我都走不成，我又不敢去外面……那就躺着饿死自己吧。

　　我躺在床上，一天，两天，三天……没有人知道我吃不吃饭，也没有人关心我，婆婆害怕，老公离开后，她也不过来了，儿子跟着婆婆，也没来看我。就这样，我躺在床上，不吃饭，不喝水，我不知道自己是死了，还是活着。到了第七天，我开始吐血，吐血水，一直吐，我想，吐血也好，死得快一点。我心里是害怕的，因为看到那么多血……后来，老公的妹妹来看我，她嫁出去了，不太回家，见我在吐血，就去喊医生。我从中午十二点吐血，一直到半夜一点，才止住了血。人死不了，麻风治不好，别的毛病也找上了我，我咳嗽，我没有力气，医生告诉我，我得了肺结核。

　　后来，有个医生到我家来，给我送来治麻风的药，我就吃药，两年以后，我的病控制了。有人介绍我去敬老院帮忙烧饭。日子好像又开始好起来了，可是没过多久，麻风反应了，神经痛得我直打颤，这种痛苦，让我后悔为什么那时不坚持吐血死掉呢。

　　后来，开化防疫站就把我送到了上柏，我的日子才真正开始有了变化。”

　　在我跟鲍秋桃交流的四十多分钟里，她怀里的孩子一直嚷嚷着，好像全身不适，那是鲍秋桃的孙子，三岁了。鲍秋桃的儿子小周娶了媳妇后，也患病了，类风湿关节炎让他的手脚像鸡爪一样弯曲，颤抖。小周无法出去打工，其他工作也做不了，只得在家养鸡，八十多只鸡，让他忙碌不已，却依然难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小周媳妇原本也是贤良女子，日子的无望让她逐年懈怠，嫌弃丈夫没有本事去赚钱，她自己也窝在家里，像是跟日子作对。鲍秋桃丈夫虽然一直“鼓励”妻子“你去死，你去死”，却并没有真的打算要放弃这桩婚姻。自从那次离家外出，他一直就在杭州等地打工，做泥水匠，微薄的工资除去房租，只够维持他个人的生活，他消瘦得只剩一把骨头架子，高血压和贫血使他常年觉得头晕目眩。

　　鲍秋桃在上柏租了一些田地种蔬菜，去掉租金，一年下来积余四千多块。桑叶茂盛时回家养蚕，茧子能卖个四千多块，她省吃俭用留点钱下来接济那在风雨中颤抖的儿子。

　　她依然记得刚到上柏时，是朱敏华医生收治了她，她说朱医生真好，这里的医生护士真好——些许的温暖来自麻风村，这也许是她嵯峨生活中一点欣悦。她也尽可能给予他者以暖意。偶尔邻居有个事，她总是热心相助，这让她感到人间的暖。

　　我跟鲍秋桃告别时，她的孙子依然嚷嚷着，这个离开父母借住奶奶身边，在麻风村长大的孩子，烦躁，不安，日子漫长得几乎看不到边际。我走出鲍秋桃房间，默默祈祷，惟愿他的童年记忆中，有上柏阳光的暖，也有清风明月的静好。

第二章 偏见之殇

祈祷与礼佛能消除罪孽吗？

当我们束手无策于现实的残酷、身体饱受创痛时，心灵便会有所祈求。冥冥之中，希望上帝突降眼前，救人于苦难之中。天又太大太宽泛，我们微弱的祈祷未曾抵达便已消散，于是转向眼前真实可感的寄托。念佛，祈祷，成为诸多麻风病人精神领域不为人知的诉求。永远不会有人知道，他们的诉求能否如愿抵达，感动上帝，感动佛祖，以平息他们内心无边际的伤痛。而给予麻风病人最真切抚慰的，大约是佛教了。上香，拜佛，叩首，仿佛更加契合中国几千年延续下来的最虔诚的表达方式。

　　公元1世纪左右，佛教传入中国，到隋唐时期，已经盛行。当时佛教宣扬的是神不灭论和因果报应，认为人患麻风病是前世干了坏事，今世遭到报应，或者是祖父辈没干好事，报应到子孙身上。前世不知，来世未知，那只有在今生皈依佛门，才能洗濯前世污浊。有的麻风病人认为，报应分现世和来世，虽然今生已然得病，那只要交出自己最真诚的心。念佛，抄经，便可消除罪孽，也许不能再让容颜恢复，至少能减轻痛苦。因为来自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让他们觉得每一步都行走在荆棘丛中，鲜血淋漓，遍体鳞伤只是在偿还。他们愿意以这样一种方式践行佛祖最初的忠言：“信愿行”。只要我虔诚，或者现世报，或者来世报，都将是福报。他们匍匐在地，把充满痛苦的身躯交给佛祖。

　　1994年，苏北乡村一间破落的房子里，十五岁少年王东军放下书包，净手上香，离开家人，去了荒僻山中一座清冷的庙宇，他让自己饱受麻风侵袭的身子回归了家。剃度出家，成为他今生唯一的选择，初衷也许并非那么虔诚地要修行，只是逃避世人鄙弃的眼神。而当他选择佛教作为最后的庇护时，忽然发现，来自身体和心灵的苦痛没有想象中的重要。念经，看佛书，日子淡定，内心平静。仿佛他十五年的匆忙奔走，都只是为了寻找回家的路。因为服药，他的脸上乌黑，同学老师以及邻居，无不惧怕。

　　这个被人称作“鬼”的少年，进入寺庙，顿悟一般，自动与尘世隔绝，病状居然减轻了许多。一直到完全治愈，也不见有畸残情况发生。他曾经跟同患麻风病的邻村女孩宣扬，这是佛教给予的大福报。很快，他全家皈依佛门——即便如此，这一家人走出门去，路人依然会避让。“麻风病人走过的路，健康人七天之内不能走。”没过多久，那女孩也削发为尼。

　　而这两个人的病情、治疗情况，被当地麻风防治机构一并记录在案，每一本都是大病历，从发现病状，到接受第一粒药物，以及后来的病情发展。但是他们宁愿相信是佛祖保佑了他们，是他们诚心念佛感动了菩萨，是菩萨替他们消除了灾难，而并非药物。

　　隐居，躲避，或皈依佛门，一度成为麻风病人的终极选择。

　　一千多年前，诗人卢照邻也受累于麻风病，“常恐秋风早，飘零君不知”，他的诗歌有着极为丰富的人性体贴的力量，与王勃、杨炯、骆宾王以文词齐名，世称“王杨卢骆”，是初唐四杰之一。他在文学领域贡献卓绝，他的诗歌简洁质朴，诗风和语言有力地冲击宫体诗的形式主义藩篱，给初唐诗坛带来了清新之气，也对后来的盛唐诗歌产生了很大影响。但在追求人生理想的道路上却坎坷荆棘，他一生都处在入仕与出仕、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之中。曾信奉儒、释、道三家。也曾热心仕途，以儒家思想为主，渴望在政治上一展宏图，但现实的冷酷让他沉寂了二十年。卧病后，信奉佛教，政治上的不得志，加上麻风导致的身体各种病痛，使他归隐心切。他痛别家人，隐居山中，或也是受到佛教影响而去修行。只是，在那荒无人烟的山中，修行如此艰难，从灵魂深处流淌出来的诗歌，并未能让他的身心更加出世。求助佛教的力量独居荒蛮之处时，有的只是孤寂、羞耻和悲怆。只能以身谢世，才能洗濯心灵。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麻风病患者求助宗教，除了以此缓解身体带来的无尽的创痛之外，还希望从道德压力的桎梏中脱身出来。我国最早有典籍记载的麻风病患，是孔子的弟子阮伯牛，事实上，孔子从窗口伸进手去抚慰弟子，并没有给弟子带来道德上的解脱，我的理解是他从另一个层面给了弟子压力。孔子说，你也生了这个病，你也要死了。想想，“你也生了这个病”。人都是会生病的，圣人孔子何尝不知。在这里，孔子把麻风病单拎出来称作“这个病”，是另一种隔绝和同情。

　　正如他不能进到屋子，只能在窗口探望一样，隔绝的不只是身体，还有心灵。英格兰医生马雅各说，孔子是古代著作事迹的保存者，中国黄金时代箴言的诠注者、解释者，过去他是中国人中的中国人，现在正如所有人相信他那样，又以最好的和最崇高的身份代表着人类最美好的理想。然而，当他面对弟子的病体，发出的依然是世俗的道德的声音：你怎么也会得这个病呢？

　　伯牛是被禁的，永无出头之日，即便死去，也依然带着“恶”的枷锁。

　　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的教会掀起一场伟大的复兴运动，顿时掀起海外宣教热潮，这股宣教的热情从英国到美国再到东方。1845年，英国圣公会派遣教士麦丽芝与施美夫抵达上海，随即，施美夫便来到宁波探察传教条件。经考察后，认为“甬地机会甚佳”。1848年5月13日，科伯德和罗素两位牧师抵达杭州，从此英国圣公会便拉开了在中国浙江传教的序幕。之后，英国圣公会逐步在宁波、绍兴、杭州、台州地区陆续建立了17个教区，形成了以宁波、杭州为中心的传教网络。到1948年，已建有教堂122座，收获信徒15541人。这些信徒中，病患占了较大比例，而麻风病人信教的数字也一路攀升。

　　浙江麻风病院的前身杭州广济医院，1869年初建时，便仰仗于教会的力量，医院内外，宗教的气息无处不在。只是病人大都关心溃疡的手脚、脱落的眉毛，以及旁人利剑般的眼神。虽说他们也会在无以开解之时，合掌下跪，祈求菩萨保佑，但终究没有一个正大光明的形式，用以寄托。杭州广济医院建成后，医学还未发达到能够治愈病患的程度，对它的功能，曾有这样的记载：“此为体恤病苦所起见。若谓一经入院，去病如脱，则非本院之所敢也。”也就是说，医院的建立，最早是出于同情，不忍看到生命这样不堪。“麻风病一症，酷毒非常，自古迄今，治无妙法。一经传染，皮破肉溃，不数年便成废人，实堪怜悯。”

　　怜悯。悲悯。而这，恰好是宗教所倡导的。

　　1903年，位于西子湖畔宝石山上的杭州广济麻风病院的礼拜堂落成。自那之后，病患从某一个特定时刻，成为信徒，可以落落大方步入礼拜堂，安然地坐在长椅子上，虔诚祷告。在肉身无法“去病如脱”的情况下，祈求心灵的慰藉。有病患给家人写信称：“愚自进院以来，精神与物质俱颇适宜，如坐春风化雨之中。”

　　也许只是安慰家人，也许发自内心，宗教在麻风病患者身上，找到了另外一种意义，救赎的意义。事实上，中国自汉武帝执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后，以儒家经籍为基础的封建礼教旧思想长期被历代封建王朝作为统治的精神支柱。因此，西方传教士到中国来要人们改信外国来的上帝是极端困难的。

　　而中国的麻风病院，除了海岛以及高海拔的山岚，大都建在寺庙中，这不得不让人有种联想，虽然民间曾有佛教徒抗议“寺庙乃清静之地，怎容得麻风病来污浊”，以驱赶麻风病人，但极大多数寺庙依然容纳收留了这些麻风病人。

　　德清的两座寺庙，遂成了浙江麻风病院的首选。

　　位于上柏的报恩寺和下柏的宝华寺，也许建造年份都无以详考，但都曾经辉煌过，无处安放的灵魂曾在这里安放。这里没有富有和贫穷，没有尊贵和卑贱，只有安慰，荒废落魄的寺庙充当了恩惠的角色。病患到了此处，会产生神奇的想法，似乎这是另外一个意义上的回家。

　　有几位上世纪50年代初期进入宝华寺的病人描述，大殿里的千手观音像犹在，高四五米，法相庄严。传说宝华寺由蒋介石的第一任妻子毛福梅出资建造，建造时间一说1925年，一说1927年。毛氏夫人生育了蒋经国后，中国内战烽火正起，这个善良的女人，一面祈求佛祖保佑丈夫平安，一面也希望众生安然。

　　关于宝华寺，还有一个传说，1930年前后，毛福梅到杭州灵隐寺烧香，经灵隐寺方丈介绍到宝代山上宝福顶建造宝华寺，灵隐寺还特派弘妙法师到宝华寺做住持。宝华寺在下柏豆腐桥沿山往西南约1500米处，一条四十多级台阶和卵石铺设的小径弯折通向寺庙。山门不大，却藏丘壑，进得山门才是佛光所在。

　　麻风病院选址宝华寺时，千手观音依然在大殿，还有几间破旧的厢房。院方找了当地工程队，花大力气才把观音像从大殿移出，使大殿成为病患的入住地。寺庙虽已破落，但当它成为麻风病人的避难所时，依然闪耀着宗教神圣的光芒。而那时，仍有三两僧尼在此修行，只是虽然同住一处，却隔了两个世界。各自都有需要修行之处，等回想起来，竟然已记不得僧尼是何时消失不见的。

　　有个休养员回忆，刚到宝华寺时，虽然香火已经不再旺盛，千手观音也没有给予实际意义上的抚慰，但他依然感受到被佛祖的光辉照耀着。每当夜深人静之际，他便躲在房间，给佛祖上香。没有佛龛，没有佛像，没有清香，这一切都是在他心底完成的。他有时觉得月亮是佛祖，有时又觉得太阳是佛祖，还会想象飞越而过的鸟儿是佛祖派遣来的使者，在心里默念“菩萨保佑，保佑我的病早点好，实在好不了，让我的脸不要这么难看”。

　　这一具具被诅咒却又可救赎的身体。他们也曾怀疑，如此虔诚却依然不得脱离苦海，是不是佛祖没有看到我的苦难？还是我的心不够诚恳？那要我怎么做，你才能救我呢？

　　相比宝华寺，位于上柏的报恩寺年代较为悠久，也有相对丰富的史料留存。县志这样记载：“报恩禅寺在县西南十八里金车山麓，系唐宋古刹，相传王家香火，后有李王墓。”

　　关于报恩寺的初建年代，已然无从查考，自唐代宗睿武皇帝大历三年戊申岁二月（公元768年）下诏法钦（大觉禅师）入京起推算至今，亦有1240余年历史。

　　田松根先生曾寻访自小居住上柏的汪霖先生，汪先生回忆报恩寺往事：在他十多岁时，曾多次随父亲去报恩寺进香，他父亲在当地是有名人氏，故每次都由方丈陪同，在后面藏经阁下有间佛堂，平时紧锁，秘不示人。内供有一尊镏金铜佛，高可丈余，是尊立佛，形状像如来佛一般。十根指尖各镶宝石一粒，额头镶钻石一粒，通体光亮，不生铜锈，抗战时指尖宝石和额头钻石都被日寇抢去。

　　汪先生惦记佛像，问及田松根，田先生向附近农村老者打听，始知在1947年，时国民政府派员将此佛肢解，拿去造枪炮子弹了。

　　在半月形的放生池上方十米处，有一石牌坊，即武康县志中记载的乾隆御封“钳锤室坊：曰金轮第一峰”。以上两件事均是汪霖先生亲自见识过的。

　　佛像，牌坊，香客，这些具体可感的人和事，早已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唯有大慈大悲的情怀，渗入大地，滋养着武康这一方寂静的所在。

　　现世里，这座曾经辉煌的庙宇，早已被人遗忘，偶尔有附近的村民前来，为大殿里的菩萨上一炷香。香火清冷。而庙宇依然保持着它特有的庄严和宏阔，三大进，每一进都有菩萨在此修行以观照众生。只是年代久远，屋宇之内已见不到佛像，有的只是岁月留下的苍凉。

　　这本是一个山清水秀性灵之所在，即便四大金刚已经不见踪影，佛龛也蒙了灰尘，大佛也只留下一个庞大的基座，浙江麻风病院首任院长姚雨冰却依然知道他们曾经在何处打坐。他是军人，受到的是革命的教育，无神论者。而此刻，站在这里，他却深刻感受到了宗教给予人类的大福报。

　　破四旧之后，立足于中国大地的寺庙佛龛已然散去大半，仍有佛教徒在关注麻风病患者的后续生活。在湖南麻风界，无人不知圣辉大和尚，我每到一处采访，都有人指着一处建筑或者生活设施，告诉我，那是圣辉大和尚捐助的。而我总会在某一瞬间，把这位慈悲的大和尚，看作是佛祖委派，他以肉身显现人间，继续解救这些尘世的苦难者。对于疾病，他虽无法妙手回春，但能抚慰人心，以悲心与感召接纳众生。

　　四川大山深处的麻风村，有个七十多岁的美国传教士，每年都会到山上看望麻风病治愈者，和他们一起用餐，祷告，以求得今生的安宁和肉身消散后灵魂得以上到天堂。

　　1916年，广济医院时代，梅藤更在一封给圣公会的信中，曾经欣喜地描述他的病人。

　　“麻风救济会不仅供给病人衣食，还提供医疗和灵性的指导。他们每个人在新家（麻风病院）里都很快乐，他们不再是一群被关起来等死的令人厌恶的病人。他们和我们在一起感到很愉快，很满足……他们以令人惊奇的方式改变自己，家的人性化和基督化对他们有很大的影响。他们很快成为正常的人和基督徒，来这里的病人很少没有成为基督徒的。36位住院病人，吃得饱穿得暖，自己烹饪，在菜园工作。他们祷告、赞美，做出了最确实的基督教的见证，这是对应用基督教最好的说明。”

　　1938年，广济医院的数据显示，有65位病人成为基督徒，仅1936年就有25人受洗。而对10位麻风休养员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有8位休养员曾经以不同的方式寄托宗教，祈求菩萨保佑，恳请上帝拯救。

　　受洗，皈依，都是心灵回归的方式，而在麻风病院，是从解除身体病痛开始的。早年，他们或多或少，都祈求过佛祖与耶稣的帮助，以求得身心的安慰。

　　康复者说：

　　张彩好，女，91岁，生了这个病，爸爸妈妈到处带我去看病，吃了很多药，看不好。没有办法，后来请了菩萨，点蜡烛上香，现在还信菩萨。

　　夏小姝，女，86岁，我是相信上帝的，以前我祈求上帝保佑身体早点好起来，现在我祈求上帝让我健康地活着。

　　吕阿东，女，64岁，我们一家都相信菩萨，因为我得了这个病。我妈妈带着我到庙里敬了两次香求病好。

　　王艾英，女，72岁，刚刚生病的时候，我妈妈在家拜请祖宗保佑，给祖宗敬香，现在我相信上帝了。

　　何美美，女，40岁，生病后，虽然吃药控制了，没有残疾，但我还是相信菩萨，希望菩萨保佑我早点好起来，我现在还带着一块玉，听说带一块玉能祛除百病。

　　金小萍，女，52岁，生病后，曾经想过去拜菩萨，不过，好像没有什么用，就不太相信了。我现在相信基督。

　　周笑梅，女，78岁，虽然菩萨不能治好我的麻烦病，但是相信菩萨让我感到痛苦少了很多，相信菩萨。

　　鲍秋桃，女，54岁，刚得病时我曾经求基督保佑，现在不怎么信了，可能因为病好了。

　　翁水泉，男，80岁，哥哥也是麻风，我得了麻风后，人家要把我赶走，当时也想求佛祖保佑，但是买不起香烛，没有钱啊！

　　徐小童，男，61岁，现在村里信基督教的有36人，其中接受过洗礼的30人，因为这里以前是基督教的医院，老病人有信教的传统，新的病人来了自然受到些影响。得病的时候母亲信佛，所以为了我的麻风，也到庙里去烧香，拜佛，不过没有什么用处，还是靠药物治麻风。来了这里以后开始信基督，就是希望灵魂得到永生。

　　赖善成，男，86岁，信基督，当时得了麻风，就是想办法去找草药吃。

　　周百龙，男，84岁，1952年8月住院治疗麻风，当时得了麻风病，家里也求佛。附近有个老太婆，家里供了菩萨，要进香祷告。我当时神经痛，就到离家四五里路的老太婆那里去，带点吃饭的面条给她们，她们也不要钞票，就用手在我肘部敲敲。好一点，但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有两个老太婆吧，我也对菩萨磕头。

　　王全山，男，88岁，得病了，不信佛，但是信基督，每天祷告。

　　董爱华，男，65岁，当时母亲信佛，我得了麻风，就到附近农村信佛的老太太那里，她是巫婆，对着那里的泥菩萨敬香，烧一下，求我的病好。

　　朱定安，男，68岁，1996年得病，到农村一个女人那里去求，她家里有个泥菩萨。我花了20元钱，买了香，磕头，求菩萨保佑。她叫我到人民医院去看，花了一两万元钱也没有看好。

　　朱吉祥，男，71岁，得麻风的时候没有搞迷信，但是后来有一次问了菩萨。2008年从麻风村回家时，跌了一下，就中风了，在当地人民医院治疗，阿妹就到农村一个巫婆那里，报出我的生日，给巫婆家里的菩萨敬了几根香，我自己是不信这些的。

　　谢老根，男，85岁，我得麻风的时候，母亲去庙里拜过佛。

　　周东生，男77岁，14岁得麻风，没有求佛，是一个走方郎中给我吃中药，现在我信基督，因为有教徒来给我洗被单和整理房间。

　　居伯潜，男，70岁，得病了，偶尔去庙里，因为奶奶信佛，还在和尚庙里吃饭，也磕过头，现在我信基督，因为这样心情平静些。

　　何宪水，男，76岁，得病后，就东走西走，到庙里求菩萨，保佑自己，还带香烛，烧锡箔谢谢菩萨，但是没有用处。现在我信基督，希望解除痛苦，得到永生。我的情况还算好，锯掉的腿也装了假肢，可以到处走走，多亏医生。

　　赖发根，男，80岁，到处找菩萨看病。好多人说，麻风病是病鬼附身了，要请菩萨赶跑鬼魂，这病才会好。吃过很多香灰，每次去上香，妈妈都会包一包香灰回家，让我吃，因为听说香灰能治麻风。也吃过蕲蛇，吃了三条不大的蕲蛇。

隔离或是逃离

无论是汉森发现麻风杆菌之前对于麻风病的医学探索时期，还是1873年之后确认麻风病为传染病之后的漫长岁月，人类对于麻风病的恐惧从未消减。虽然对这一病状的记录只可追溯至上古时代，但我们或许可以作出大胆猜测，从人类在地球繁衍生息的那一刻开始，此类病菌便已存在于人这一特殊的物种。它早已经是人体的一部分，是人类历史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

　　美国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中，以简洁的手法探索细菌、传染病与人类的并存之道。有一个词耐人寻味，也颇为形象，他认为，人与疾病事实上是一种“相依为命”的关系。

　　只是这种病症带给人类的不仅是身体的残缺，还有来自于道德的审判。既然这种疾病几乎可以看作是一个文明社会“溃烂”的一部分，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不希望它传播，扩散。并且，从某一个角度来说，我们都不愿意跟这样一种“不体面”的疾病共同存在。

　　隔离。放逐。驱逐。灭绝。这些词汇，果断，有力，仿佛就为了铲除这种疾病而存在。

　　自公元前7世纪起，到上世纪60年代，如此漫长的历史时期，世界各国为了杜绝传染，曾采用各种方法把麻风病人隔离起来。

　　在基督教《圣经》中，有记载当时对待麻风病人的条例称，发现疑似麻风病例时，先禁闭七天，待确诊后，立即移居城外乡村隔离。中世纪欧洲不少国家在城堡设置哨卡，不准麻风病人进城。他们也不被允许进入教堂，只能站在教堂外面，在一个专门替麻风病人凿出来的小洞边，聆听福音。

　　而挪威，曾经是世界麻风病研究中心的国家，直到公元1356年，还在乡村设立麻风“部落”，将全国的麻风病人收容隔离。在当时，世界各国都把麻风病看作“不治之症”，除了隔离和清除，人类束手无策。当时欧洲各国有这样的收容所六百多处，13世纪麻风流行到达顶点时，收容所有近两万处。英国还有一句古老的谚语：一旦成了麻风佬，他就永远都是麻风佬。

　　我国南北朝时期，公元556年，在河南汲郡西山的寺院，曾设有“疠人坊”，是我国最早的收容麻风病人的机构。这是宗教人士出于慈悲，在寺庙附设的提供给麻风病患者遮风避雨而不至于陈尸荒野的善举。公元684年到公元705年，唐武周时期，设置了专管疠人坊的官吏。到了唐武宗会昌五年，即公元848年，政府正式下令接管由寺院管理的疠人坊、养病坊、悲田院。及至宋、元时代，政府设有“养济院”。据1293年在福建设立的“兴化养济院”记载，该养济院为官府所办，用公家粮仓的米粮来供养麻风病人。到清朝时，类似的机构已经遍及各地，“留养局”“普济院”“养济院”等机构，其中一部分为当地行善好施的士绅所办。

　　无论是欧洲的“麻风佬房屋”，还是我国的“养济院”，主要由教士、修女或僧尼来照管。这些机构在当时，从不引人关注，那些蝼蚁一般苟活的病人，抑或得到过悉心照料，但终因没有药物治疗，大都是被集中起来，集体等死。

　　到了公元1400年，这一情况有所改变，还是在挪威，这个产生两代麻风巨人的国家，基督教会在卑尔根市设立圣约尔根麻风医院，这是首次把收容所称作“医院”。而事实上，依然是收容性质的一处机构，没有医生，没有药物，只有仁慈的上帝。这所医院收容了多少病人，安慰了多少破残的心灵，我们已经无从知晓。这一天，牧师威勒哈文偶尔来此，看到此处缺医少药，衣不遮体，食不果腹，他悲切落泪，以“生者之墓”为题发表文章，号召社会人士展开救助麻风病人的活动，引起人们的震动和重视。1839年，被称为“麻风病学之父”的丹尼尔逊医师来到这座被牧师称为“活人的坟墓”的医院工作，才使得这所医院成为名副其实的以防治和科研为主的麻风病院。这是世界上第一所真正意义的麻风病院。

　　随后不久，年轻的汉森医生来到这家医院工作，他跟丹尼尔逊亦师亦友，在他发现麻风杆菌的这一年，老丹尼尔逊赞赏他的才情，把女儿嫁给了他。汉森的发现，使后来建立的麻风病院，以隔离治疗和预防传染为主要目标。世界各国均效仿这一做法，麻风村陆续遍及世界各地。

　　早在1887年，杭州广济医院便开设了杭州广济麻风病院男麻风病院，为我国最早开设的麻风病院之一。相关资料显示，1949年之前我国的麻风病院，大多数是由外国教会建立。至1948年时，中国已有麻风病院40所，床位2391张，其中38所是外国教会所办。

　　从有文字记载开始，隔离，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新中国建立初期，百废待兴，在财政紧张的状况下，浙江省对麻风防治事业高度重视，多次拨款在全省麻风病流行重点地区兴建皮肤病防治站，建立麻风村。《浙江麻风防治60年》对此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1951年，在浙江省武康县上柏区山民乡金车山麓报恩寺建立浙江省麻风病院。

　　1952年，在绍兴县城东罗家庄设麻风病门诊部。1956年，在绍兴县人民医院内设麻风防治站。1958年，在漓渚镇包寿寺建立浙江省绍兴麻风病防治院。

　　随后，浙江省桐乡、余杭、义乌、嘉兴、萧山、温州等县市相继建立麻风病防治站、麻风村。

　　1975年，浙江省成立“浙江省麻风病防治工作领导小组”，负责领导全省麻风病防治工作，各地区相继成立相应的麻风病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到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浙江省在发病多、防治任务重的县市共建麻风防治院（站）24个，麻风村45处，设床位1970张。

　　2000年，随着机构改革和调整，浙江部分住村病人较少的麻风院、麻风村将麻风晚残康复者撤并至浙江武康疗养院。至2010年底，全省尚存麻风院（麻风村）12处，收治麻风病治愈者和现症病人336位，其中浙江武康疗养院收治100例。

　　隔离，疏隔的是身体，也是灵魂以及与身体相关的权利。

　　在我采访到的诸多病人中，有很大一部分将隔离区当作自己病体的福地，因为除此之外，他们再也找不到这样一个地方，能看到一双“同病相怜”的眼睛。

　　在世界各地，麻风病人首先被描述为地方的小偷、无赖和污染者。在我国，也有这方面的相关记录。某个地区，麻风病人聚集在一起，组团到商铺乞讨，如若不予施舍，便坐在你家店门口。谈到这一点时，一个康复者气愤地打断这样的交谈：但凡有一口饭吃，他们也不至于这样！语气里满含的是感同身受的无奈与同情。

　　1942年，在江西省的一个小村子外，住在茅棚里的两个麻风病人收留外面乞讨来的麻风患者。有天晚上，茅棚忽然起火，里面的麻风病人无一例外被烧成灰烬。官府审讯其中一名纵火者时，犯人疑惑自己为何会被抓并且要被处以极刑。按照他的供述：他们在村口的水塘洗澡，偷我院里的鸡，偷我们地里的菜……叫他们到别处安生，他们不肯，曾想驱逐他们，又怕他们撒泼，把病传染给我们……可是，我们这么做也是替地方除害，省得他们传染别人。

　　供述真诚之余，对自己即将被处以极刑表示极大的不服，“难道我的命和麻风病人的命一样贱不成？”

　　赵大爷祖籍湖南，青年时代染病，被迫到村外山坡搭了一个草棚，一个人在此生活。清贫孤苦的生活使他消瘦，憔悴，家人是早已经不相认了，偶尔他去村里，村人便拿石头砸他。偶尔他听说父亲病重，弥留之际，一直念叨着他的名字，他狂奔着回家看望父亲。进门时，只见一屋子的人，已经在商议如何处理他父亲的后事了，他进了里屋父亲的房间。父子俩默默无语，儿子更是哽咽着，不知是世界亏欠了他，还是他亏欠了世界。即便流干泪水，也不能消除这一身的“罪孽”啊！当他走出父亲的房间时，发现屋子里一个人也没有了，只有哥哥默默地坐着发呆。他想跟哥哥商议父亲的后事，哥哥实在忍无可忍，说，走吧，走得越远越好，再也不要回来。

　　他何尝不知道兄长的苦楚。自从他得了这病，他们全家都成了“传染病人”，家里多少年没有人登门造访了；邻居、村人、远方亲戚，所有的人，都在躲避他们这一家。与其说他一个人被驱逐到了荒野山坡，不如说，他们一家都被驱逐了。这一次，因为父亲即将过世，兄长好说歹说，才请到了帮工……而弟弟这一回家，所有人又都逃了。

　　走吧，你若想要爹爹安生，就不要再回来。兄长说罢出了门，留下他孤零零一个人站在屋子里。这屋里，曾经有他悲苦的童年，母亲去得早，他们三兄妹和父亲相依为命，以为日子是往向阳的一面走的，即便饿肚子，也有浓浓的亲情得以充饥……现在，这一切都不复存在，妹妹早几年就已经不再跟他说话，偶尔在村口碰见，也不会喊他哥哥，陌路人一样，急匆匆地跑开去。

　　他进房间，看到行将就木的父亲，这个生养他的父亲，拉扯他们兄妹三个，多么不容易。自己从未有机会孝顺他，如今，连替他扶棺的资格也没有。甚至，因为他的在场，父亲或许还不能安息。处理一桩亡命的事件，已经让人心有阴霾了，人心如此脆弱，怎能再担负起跟麻风病人共处一室这样的灭顶之灾呢？

　　他对弥留的父亲磕了三个头，咚咚咚，三个响头，前额起了大包，没有人会心疼他，这个世界，只有风刀霜剑。

　　他就那样离开了生养他的亲人，离开故乡，越远越好。他身无分文，一路行乞，昏倒在铁轨上。

　　当有人把他送到位于高海拔的天罩山顶的麻风村时，他感动，感慨，哭泣，流不尽心酸的泪。当他得知有病人想离开麻风村回家时，他总是去劝慰人家，这里才是我们的家。人家说，我们这样被隔离起来，没有亲人，他却认为，我们是从冷漠的隔离区逃离到此的，这里是避难所。

　　隔离时期，有病人不适应封闭式的生活，受不了孤单，没有亲情，没有友情，跟这个世界发生的唯一关系，就是那厚厚的隔离服。他们看不到希望，有的人偷偷从麻风村溜出去，想逃离。有逃离成功的，但很快就会被公社派出的基干民兵送回到山上。有的就没有那么幸运了，荒山野岭，坠入悬崖，等被找到时，已经气绝身亡。这样的事例，在全国的麻风村多少存在过。而有的病人被家人强制送到麻风村后，任凭医护人员如何劝慰，病友如何开导，最终还是走上了自尽之路。

　　也有的病人治愈出院后，遭遇堪忧，有个老人治愈出院后回家，家人却依然不让他进家门，勉强在家住了半年，又返回到麻风村。还有一个病人治愈出院后，想回到原来的企业上班，被拒绝，他四处找人说情，依然无果。一直到妻子提出跟他离婚，他才觉得外面的世界已经不属于他了，拿着一本绿色的离婚证书，他也回到了麻风村。

　　用一句话来简单概括为什么要隔离：因为麻风病会传染，所以要隔离。而有两件事说明这个病的确会传染：1889年，夏威夷天主教戴勉神父，因照顾麻风病人感染逝世，医学界对麻风的传染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1897年，在柏林召开的第一届国际麻风大会宣布，麻风病无药可治，强制隔离病人是目前与麻风病作斗争的唯一手段。

　　我曾一遍遍看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高墙之内，虽有说不尽的磨砺，但当你适应此种艰辛之后，会从开始的痛恨高墙，到熟悉，再到依附。人会在日复一日的打磨中消散精神、勇气，以及重新开始的希望。在监狱呆了五十年的犯人斯罗特假释出狱，难以适应的不仅是飞速发展的社会，更因为再无一张熟悉的面孔。除了在房梁上写下“我来过”这一行字，以表示他是自由的身躯之外，能选择的只有自己把自己给绞死。

　　像艾迪那样幸运的人终究是凤毛麟角，他每一天都在为铺垫自由之路努力，即便是看起来用于惩罚他的禁闭，也是他用来磨砺自己的一种方法。他让音乐在心中流淌，在黑暗的密室，他的头顶亮起的是希望的光。那一本厚厚的《圣经》，既在传播福音，也让他在信仰之外找到一处避难所。“你们的身体想要回家，而无名野花却已在头上开花。”

　　在我采访的麻风病治愈者中，有超过一半的人表示，麻风村是他们身心的避难所，他们从亲情中逃离，从友情中逃离，从鞭挞中逃离。这似乎形成一种悖论，被隔离，渴求隔离。人类与麻风病斗争的过程中，演绎的是一场场欲说还休的悲苦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逃离，然而，无处可逃啊。在家时的境况历历在目，但遥遥无期的治疗，一样让人感到绝望，从这里开始逃离，从那里开始逃离，无处藏身。

　　而一旦患了此病，只要是公开的，成年之后，他要成婚的可能性便微乎其微。有的病人治愈后，不愿意再留在当地生活、工作，远走他乡，是另外一种逃离。福柯在他的《疯癫与文明》中写道：“这些地方已不再流行疾病，但却荒无人烟。”

　　中国麻风协会会长张国成教授被邀赴新德里参加世界卫生组织举办的国际麻风大会时，作为中方代表作了题为《中国麻风现状与对策》的报告，当那条代表麻风病流行的曲线一路下降时，会场震动了。世界各国都发出追问：中国是怎么做到的？中国采取了什么措施？张教授讲解了中国政府在麻风病防治上的大力投入、全民普查、隔离治疗后，鞠了三个躬。“pepole in this grou p have made great contribution to China leprosy contr ol work”——这个特殊的群体，为中国麻风防治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三次深度弯腰，除了道歉，还有感谢。他说，中国乃至世界麻风病流行控制和防治，能够取得现在的成就，除了麻风科学家和麻防工作者的付出，还有千千万万病患的付出。他们的病体被动或主动接受隔离治疗，他们用自己十年乃至更长时间的支撑，协助麻风病防治和控制。他们是受累者，也是奉献者。

　　曾经，国际医学界对此类看法存在争议，传教士马雅各博士就持反对意见。他曾担任英国麻风救济会和中华麻风救济会的医药顾问，在麻风治疗领域颇有影响。1928年10月，他在岭南大学演讲麻风问题，认为欧洲麻风之所以绝迹，更重要的原因不在隔离，而是人民经济状况的改进。因此，他在谈到铲除中国麻风时毫不犹豫地宣布：“处在二十世纪的时代，隔离是没有用处的，更进一步说，严苛的隔离不仅不能铲除麻风，反而助长它的传布。”

　　马雅各反对强制隔离的理由较为充分：一是中世纪时期的欧洲医学还很幼稚，没有好的治疗手段，只能采取隔离的方法，为保持社会安定起见，不得不用残酷的手段来对付麻风病人，将其驱逐到荒山孤岛。那时交通不便，而现在交通便利，航路铁路汽车，病人到处可走，使这种隔离方法完全失效。二是强制隔离不合逻辑，因为世界上有很多比麻风更容易传染的疾病，如肠热类、肺病，却不进行强制隔离。三是因为强制隔离会使病人要么藏匿起来，要么逃散各处，反而使麻风蔓延开来。

　　马雅各提出的理由中，第三条在中国表现相当突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很多地方政府为了早日消灭麻风，使用搜捕、关押，甚至抓了枪毙、活埋等极端措施对付病人，结果导致病人不敢出门。1926年，中华麻风救济会总干事邬志坚访问汕头麻风院时曾经这样描述：“汕头麻风院设在一小岛上，离城约四英里……院长住宅与麻风院相接连，但划线为界，不许病人越界。他发现街上仅有一个麻风病人，因为病人害怕被警察抓捕，大都逃往乡下寻觅生活。”

　　一位在麻风村工作了四十余年的医生在回忆文章中记录了麻风病人在隔离区的挣扎。他观察到，病人住久了自然想家，根据当时的政策及村内的规定，为了隔离起见，病人一般不得请假回家，所以病人逃跑现象时有发生。

　　有的病人手脚很不方便，又怕被村里发现，大多利用晚上逃跑，由于心里紧张，连滚带爬，一不小心便从山上滚到了山下。在寒冷的冬天病人还昏迷不醒地躺在雪地里，此时我们却全然不知，有时待路人发现后才把他们抬回村进行救治。有的病人跑了，我们暂时不能找到，但最终还是把他们追了回来。其中也有顽抗者，即使被追到了也不愿意回来，有的病人还用生命来抵抗，将自己的头颅撞在岩石上而导致死亡。也有逃跑后主动返回麻风村的，还有逃跑后不归，受到严历批评和处罚的。逃跑后持久不归者，麻风村会动员民政、卫生及公安等部门，像抓犯人一样把他们抓回来，处分自然是严重的。

　　隔离，或逃离，已然成为历史。如今，这些从惨烈的历史中走过来的治愈者，当他们重新回头看那个时期时，更多的是劫后余生的侥幸，他们是孤独的幸存者。

　　浙江武康疗养院的麻风休养员们，如今都步入老年，让他们倍感交集的似乎不是隔离后的生活，而是隔离之前，那些被歧视、被抛弃的时光。他们似乎更感激这样一种隔离形式的治疗，无论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关起来治疗，至少不会连累家人了”。大多数受访者都不愿谈起隔离之前的经历，“我不想再回想那些悲伤的事了”。

被轻视的生命

2013年3月，世界珍稀特货币展在武汉开展，来自世界九十多个国家的305枚货币齐聚武汉，珍稀奇特、绚丽多彩，令人大开眼界。世界各地都曾发行过如今已经绝版的货币，其中有的是由一些孤悬海外的大洋岛国发行，有的是由一些殖民地及宗王国的海外省份发行，有的则是一些早已灭亡的“帝国”“王国”发行的，这些货币的发行量一般不大，存世极少，但却点点滴滴记录着世界历史。而少有人知道，麻风病区的货币代表的却是歧视、偏见、隔离和孤独。

　　菲律宾于1913年前后发行的“麻风病隔离区币”就记录着一段特殊历史。中国外交部老干部集邮集币协会顾问、高级经济师穆树复介绍，“上世纪初，麻风病是危害极大的传染病，多国对此如临大敌，开辟了专门的隔离麻风病区，只准进不准出。菲律宾政府于1913年到1927年间发行了麻风病区币，在距离马尼拉150英里的库伦岛的一个麻风病区使用，该货币只能在这个病区内使用。”

　　我国大部分麻风病区，都曾经特制过代金币或交易券、粮票、布票等。只要与麻风病人相关的交易，都用这些特制的票据代替。曾经在麻风村开过小卖部的麻风休养员回忆，那个时候，用的都是病区的特别货币，偶尔用人民币来买东西，也不直接用手拿，而是用医用镊子夹起来，丢到一个纸盒子里。

　　病区小卖部的钱，不会直接拿到医院外面去使用，而是用一个锅子隔水蒸，半个小时后，用镊子夹出来，在阳光下晒干，才能使用。由此，在那个年代，如果你收到一张已经失去硬度的、像是从水里捞起来的纸币，也许正是从麻风病院流通出来的。这些纸币，跟麻风病人的命运一样，被特殊处理过了。特殊货币大约持续了三十年，这个时段与超级隔离时期一样漫长，当医生脱下厚厚的防护服之后，这些特殊货币以及被特殊处理过的人民币，成为历史。

　　20世纪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曾说，麻风病人是“上帝的弃儿”。而这种抛弃更像一种传染病，作为麻风病医生，也常常饱尝偏见与歧视。

　　1983年离休的楼歧光医生，跟我回忆起当年从天津回到杭州时的情景，依然哭笑不得。那时他还是天津医院的医生，因家里八十多岁的老母亲独自在杭州，于是要求调回杭州。

　　他捏着介绍信，来到武康报到，才知是在麻风病院工作，心内极度黯然。远远地看到麻风病人，楼医生说“被吓到”了。但他还是留了下来，并很快调整好心态，全身心投入工作。

　　也有令人沮丧的事，比如那一次，楼医生带着女儿从天津回来，同车厢有个乘客，很健谈，两人相谈甚欢。更进一步聊天之后，又知两人都是医生，更添了一份亲切。

　　然而，当那位很健谈的医生，得知楼歧光是麻风病院的医生后，被“吓到了”，拎起皮包，拿起茶杯，迅速离开座位。楼医生深感尴尬，当他回过神来看时，整节车厢就坐着他和女儿。

　　这样的经历在他成为麻风病医生后屡屡发生，那时，医生下乡防治是发现麻风病人的最有效的方法。楼医生挑着铺盖下县下乡下村，在某乡村医院，一桌人吃饭，都是医生，问起楼医生下乡有何贵干。楼医生答来普查麻风病人，迅速地——几乎是眨眼之间，男的女的哗啦一下全没了踪影。楼医生心里难过，但他从不跟家人说这些委屈，“都是革命工作，你不来，他不来，谁来？”

　　话是这么说，楼医生心里还是藏了疙瘩，这个疙瘩一直藏了二十多年，哪怕离休在家，回乡探亲时，他都没有告诉亲戚朋友，自己是麻风病医生。

　　到麻风村不久，楼医师便收到天津同事来信，除了表达对楼医师的惦记，还表示求知心切，希望楼医师能给他们传授杭州的先进经验——楼医师悄悄藏起了信。不回。又来一封。还是不回。再来一封。他索性就不拆了。

　　有一次，楼医师妹妹来武康看哥哥，问起哥哥工作情况，楼医生依然瞒着。回乡探亲，有乡邻来求诊，楼医师细心给他们看病，看的是内科。一看一个准，家乡人叹服楼医师的医术，问他在什么医院工作时，他也只是笑笑不回答。虽然后来大家对麻风病已经不再像早几十年那样恐惧，但他不想因为这个特殊的身份再一次被特殊地对待。被歧视、被轻视了那么多年，他不愿再重温那些时光。

　　年轻医生王景权仰慕孙权大帝，喜欢唐诗宋词。过去二十多年，他依然能清晰地回忆起第一次看到麻风病人的情景。那是他刚参加工作不久，皮肤病医院院长带他去了麻风村，那是位于黄海边上的一个半岛，三面临水，到附近集市需要当地农民摆渡才能到达对岸。事先，院长便告诉他，那些病人的样子有点不一样……你不要怕，他们样子难看，心很好……你是大学生，他们正需要你。鼓励加激赏，足以让一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充满热情。

　　然而，当他第一眼看到那些病人时，还是让他讶异甚而惊恐，再是深刻的不忍。限于当初的条件，病人直接卧在地上，地上铺草，草上是薄薄的席子，病人眼瞎了，手脚残废了，大溃疡让屋子散发出难以忍受的气息。王景权呆呆地看着病人，第一次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人是这样活着。同室病人见年轻人发了呆，幽幽地说了句，他像狗一样过活，已经十几年了。

　　那样一次特殊的造访，让王景权的内心深受震撼，那就是麻风病人的生活吗？活着还不如死了呢！然而，这样的想法甫一冒头，他便惭愧起来：每一个生命都是最最珍贵的，即便像狗一样苟活的麻风病人。

　　后来，王医生调回总院参与社会防治，骑行了七八十里乡村道路来到目的地进行随访，问路只说是某某家的亲戚。待病人走近，见是陌生的年轻人，警觉，防备，拒绝。

　　我不认识你，你找我干吗？

　　我是医生。

　　我没有病。

　　上次配给你的药应该吃完了吧，我给你查菌来了。

　　啊？！你，你是怎么找到我的？你告诉别人我得这个病了吗？

　　怎么会，谁都不知道。

　　你不要去我家里，不能让邻居知道。

　　好吧……那……就在这里吧。

　　王医生小心停了自行车，打开药箱，打开瓶瓶罐罐，消毒，取样，涂片。

　　他安慰病人说，我们就在这里采样，不要担心，我不会去你家里，邻居也不会看到的。

　　病人黯然，要是被我们村里人知道，我还怎么活？我还有爹妈，我还没娶媳妇呢……

　　取样结束，王医生准备迅速离开。

　　但接下来这个病人的一句话，让王医生倒退了几步，心生悲凉。

　　你怎么像鬼一样冒出来，有什么好检查的呀！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我知道，我知道。王医生忙不迭地说，定期随访是我们的工作职责，也是为了防止病情加重……

　　这次我让你采样，下次你不要再来找我了……

　　在一座废弃的砖窑厂边上，王医生来不及给病人取样，忽然冒出一个人来，大喝一声：你们两人鬼鬼祟祟在这里做什么？

　　那是1989年，医生和病人都才二十多岁，一下子红了脸。幸好王医生机智，脱口冒出一句，我是他远方亲戚，家里有点事，跟表哥家借点钱——这可真是鬼鬼祟祟的行踪啊。

　　那个年代，饥馑已经过去，而人心朴素。病人见此情景，也赶紧打圆场：可别跟我家爸妈说，我们家也紧张呢，不过，都是亲戚，也没有办法……村邻听两人这么解释，半信半疑离去。

　　医生病人对视片刻，心有余悸。

　　快！

　　快！

　　消毒。切刮，取样，涂片，装瓶。

　　迅速收拾停当。寒冬里，两人都不禁摸摸额头，都快吓出汗来了。

　　没有告别，没有感谢，连再回头看一眼，都觉得是羞辱。看着病人消失在篱笆后。王医生才觉得自己的头晕得厉害，一早从医院出来，七八十里路，已是午饭时间，可是，没有人会留他吃饭。饥饿让他跨不上自行车，但是他必须继续赶路，他必须迅速离这个病人远一点，以免别人察觉他到过这里的一切动静和迹象，给这个病人带来危险。路过一户人家院子，飘出饭香——那是世界上最诱人的香啊。王医生从围墙缝隙看到，一张小凳子上，放着一碗白米饭，一碗青菜，金黄色的菜油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多么的美味啊，他真想能吃上这样一碗白米饭。可是，怎么好意思开口要饭吃呢？咽下口水，他忍住饥饿导致的晕厥，继续上路。经过一片芦苇荡，狭窄的路，茂盛的芦苇，虚脱的他终于撑不住，从自行车上摔下来，滚进路旁深深的水沟里面——要不是从事着不可告人的特工一样的麻风病防治工作，他至于要过这样的日子么？高高的芦苇荡中，他落了个泥水满身，王医生眼泪不禁慢慢地流了出来。

　　1980年，我国的《婚姻法》曾有约束麻风病患者结婚的相关条款，由此，在麻风村，男女独处不可以，恋爱是要受处罚的。

　　有时候，约四五个病友一起出去逛马路，回来风险会比较小。如果是男女单独出去逛一下马路，回来，大家便已经等在礼堂门口，等待这对男女的，是面对大家深刻检讨。有的人愿意检讨，有的人面子上过不去，又绝望，他们等不到《婚姻法》的修改。有时，他们出去聊天，也许只是互相鼓励，只是需要有个人听听自己孤独的心声。然而，不被允许。待他们悄悄回到村里，早已有病友等在门口，告诉他们准备作检讨——尊严堪比生命。因为某种约定俗成，作了检讨，便是默认男女关系，而在麻风村，所有的男女关系，都是不正当关系。还来不及从互相安慰的温情中回过神来，劈面撞上的是那些忠于法律条款的、本该同病相怜的人的鄙夷眼神，像极了一把把锋利的刀子，剥去你的衣衫，削弱你的勇气。

　　有个男病友，因不愿去作检讨，冲出门外，狂奔至铁路，撞了火车。家属来料理，都不好意思跟村里理论——谈恋爱变成了犯法行为。

　　恋爱的人总是被不曾恋爱的人盯梢，听窗，跟踪。不是他们心存恶念，而是他们不忍同类被惩罚。

　　医患之间也有恋爱，有个医生爱上了女病人，那已经是治愈之后了，他们的恋爱自然，合理。然而，很快的，便有人找这两位“逾越规则”的男女谈心，批评，然后，让女病人出院——这是唯一的能够阻隔他们的办法。

　　有一对恋人，无处可去，约在了房间，等约定俗成的时间过去后，便有人来敲门，要开会检讨。男的说，我是党员，我有错，我有错，我离开麻风村就是了。

　　有休养员回忆说，以前很封建的，比旧社会还封建。每一对恋人都吃过批评，都非常羡慕方泉水，认为他们保密工作做得好。方泉水和周珍香有优势，他们是老乡，不说话，写字条，不独处。后来结婚之后，方泉水跟病友感叹，我们不像是谈恋爱，就是在做地下工作。因为那时，的确有地下工作者的后代患病住院的。方泉水总结经验，要像陌生人一样，用字条代替说话——有的不会写字，就吃亏很多。

　　2006年，江澄教授做过一个对婚姻、家庭关系的影响的数据统计。结果表明，麻风病人在婚率为56.9%，低于正常人的68.2%；平均结婚年龄推延3岁；患病后未婚相对危险性为正常人的18倍，特异危险性增加53.1%；离婚率高达18.3%，离婚的相对危险性为正常人的5.7倍，特异危险性增加83.8%。

　　另外，麻风病对教育的影响甚重，麻风病人文盲率为51.1%，明显高于正常人群的19.3%。

　　因为偏见，导致歧视，而歧视表现在实际行动中。由此，麻风病人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病人，而是罪恶的象征，任何一个有健康体魄的人，都有权处置麻风病人。美国医生约瑟夫·洛克在他的《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一书中，详细记叙了他目击活埋麻风患者的故事。

　　患者是一个男性，患麻风病很重，他的亲戚决定把他活埋。他们把他送到一个多草的小山上，伴送的人不但有他的亲戚，还有许多同村邻里，因为在这样一种场合，总是一个宴饮的机会。事先宰杀一头公牛，剥掉皮，把这张湿牛皮牛毛向下，铺在多草的小山顶上，让麻风病患者坐在牛皮的中央，给他饱餐牛肉，并给他喝大量的谷物酿制的烈性酒，使他致醉。亲戚和朋友们都饱餐牛肉并喝大量的酒。

　　人们在距麻风病人所坐的牛皮不远的地方挖好一个大的圆坑，病人已处于昏迷状态。人们准备一个大木桶，放在圆坑附近。然后，亲戚们围着牛皮和病人坐下，开始表述他们的哀痛，告诉他离开的时辰已经到了，因为没有任何办法摆脱病魔，他只有离开祖先的这块土地。他们一面痛哭，一面呼号，并大口地饮强烈的酒以麻痹他们的感情。可怜的麻风病患者也不得不参与这肆意的饮酒，让他饱餐痛饮事实上就是给予他安慰。饮宴结束后，把最后一杯溶了鸦片的酒递给可怜的麻风病患者，他的最后时辰已经到了。

　　当他吞饮下这杯毒酒后，亲戚们马上跑到牛皮的四个角，断气以前，他被扎起缝在牛皮内。有一点对他们来讲很重要，即病人在牛皮捆扎好之前不能死掉。然后人们很快地把他抬起来再放入木桶里面，又把木桶放进地上预先挖好的坑中。七手八脚，人人动手，因为他必须在牛皮里气绝之前被活埋掉。木桶很快盖上，上面除了倒扣一口煮饭锅以外，都用泥土把坑填满，继而村里的“毕摩”（巫师）诵念传世手写本上的一段经文，题目为“呶奴迪呶奴勃呶奴古雨”（Nunu ndu nunv p’nunv ngv yi），其意为“关闭麻风魔鬼（或邪神）的道路”。这个魔鬼的名叫呶奴，于是念咒召请刺沙（Ra-sa）神，他是唯一能够震慑呶奴即麻风鬼的神，当埋麻风病人的时候请他关闭魔鬼的路。他们认为，如果这个患者在牛皮扎好以前或安葬以前就已经断气的话，那么魔鬼就会逃回村里，使他的亲戚又患麻风病，因此有把麻风病人活埋的习惯。当埋葬完毕，所有人就各自回家了。

　　而儿童病患，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的轻视更甚于成年人，他们弱小，像一株刚冒出新芽的小草，在麻风鬼魅之气的侵袭下，命若蜉蝣。在我国西南某省的一个乡村里，一个六七岁的男孩患上了麻风病，被当地的人们当作了瘟神。其亲生父亲将其带到山上游玩，到了山顶，面临悬崖峭壁，这位父亲咬咬牙趁儿子不备将其推下了悬崖。同样也是在西南某省的一个乡村，一名八岁女孩患上了麻风病。当地人为了大家的安全，在远离人烟的山窝里搭建了一座茅屋，命这个可怜的小女孩独自居住在里面。虽然比被推下悬崖幸运，但其最终必然被活活饿死，或是被野兽活活咬死。这个小女孩的母亲绝望之极，亲手点燃茅屋，然后走进茅屋，与可怜的女儿同归于尽。

　　万幸的是，那个被推下悬崖的小男孩，刮刮绊绊，居然没有摔死。更加幸运的是，这个小男孩遇到了麻风病医疗队。经过医疗队的精心治疗，他甩掉了麻风病的纠缠，完全恢复了健康。

　　中国麻风中心严良斌教授曾做过一项有关儿童病患的研究调查，于2015年3月发表在英国《麻风评论》上，该研究中有一份较为详尽的数据：

　　2005-2009年中国总共发现麻风7680例，其中15岁以下儿童麻风191例，占新病人的比例为2.487%。其中浙江有3例，同期发现112例，占浙江病人发现数2.679%。

　　165例儿童麻风中，96名男孩，69名女孩，80%的儿童麻风家庭有麻风病人所以感染。5%接触了家庭外的麻风所以感染，15%不知道是否与麻风病人有过接触。165人中，有145例儿童麻风实施秘密治疗，占87%。治疗期间有3例儿童死亡，一例死于氨苯砜过敏，一例死于自杀，一例死于严重肺炎。治疗中有4名孩子产生了新的残疾，占13.3%（22/165）。

　　这165例儿童中有109名还处于15岁以下上学期间，只有69%（75例）还在上学，有8%（9例）休学，有8个孩子离家外出找工作，有7个小孩还呆在家里。

　　165例儿童中，31%认为麻风对他们的日常生活有负面影响。有2名孩子由于人们对麻风的歧视而对社会有仇视心理。

　　休养员赖发根，现年80岁，老人对我讲述他的患病经历，过去半个多世纪，他依然心有余悸。因为患病，他不被允许去村里的溪沟洗澡，全家人的衣服没处洗濯，只能在家挖个坑，接了雨水作为一家人赖以活命的水源。偶有孩子路过他家门口，马上有大人慌忙跟上，抓住孩子便走，呵斥孩子：不要到他们家门口去玩，他们有病！

　　邻村有个人患麻风病，村里人商量着买了一口上好的棺材，添置了锦缎被子，一身寿衣，把病人放到棺材，打上铁钉。只听得棺材里传来挣扎呼救，没有人愿意挺身而出破棺救出她来——“她爸爸妈妈也不想救她，她的脚烂得不成样子，家里很臭，他们早已经厌烦了这个患病二十多年的女儿。”

　　赖发根没有亲眼见到女子被活埋，但他终日担心那一天也会到来。由此，在村里活着的那段时间，他几乎在等待死亡，却又在抗拒那一刻降临。

　　赖发根回忆道，那时，父母总是哀声叹气，因为儿子患病，他们在村里做任何事，都低人一等。姐姐对赖发根还不错，愿意跟他说话，哥哥就没那么自然，他不跟赖发根一桌吃饭，不跟他说话，见到他，就像见到陌生人——“哥哥很害怕，也有点怨恨我，因为我是个麻风病人，以后他就娶不到老婆了。我是理解哥哥的。”

　　命运总是如此吊诡，台风作为浙江三门县最主要的气象灾害，给三门县生命财产安全带来巨大威胁。却有那样一户人家，因为台风侵袭改变了悲惨的命运。曹苏芳父亲早已亡故，一家五口，却有三个残疾，瘦弱不堪的躯体让村民远远地躲避他们。虽然村里人不知道他们得了什么病，但没人愿意跟他们住在一起，也不允许他们参加劳动。把他们赶到了山里，只给极少的赖以活命的口粮，这家人在山里，自生自灭。直到1988年，三门遭遇台风，台风把他们家破旧的屋子掀翻了，只得到海滩搭了个棚。这一年，曹苏芳31岁，浙江皮研所武康疗养院医生许亚平，到三门县普查麻风，发现曹家六口，除了年迈的母亲，兄弟姐妹五个，三个患了麻风。许医生把这三姐弟带到了麻风村，他们才得以获救。

　　2011年，世界卫生组织消除对麻风病及其康复者的歧视和偏见的“全球倡议书2011启动仪式”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举行。倡议书称：“麻风病是可以治愈的疾病，但对麻风病的歧视依然存在。这种歧视可以通过教育和提高认识予以消除。通过教育，麻风病患者及康复者将会被赋予力量，冲破外界强加在他们发展道路上的社会和经济壁垒。我们呼吁消除对麻风病患者、康复者及其亲属的歧视。我们捍卫麻风病患者及康复者的尊严，他们应该和所有其他社会成员一样，享有平等的机会，行使应有的权利。”

　　叶千华在《千华随笔》中，对“偏见”一词，有较为深入的剖析：“偏见是人们认识世界万事万物所萌动的臆断情由，它携带着主观意识情感看问题，论人就事。常常是因人而异，浮于现象，总立足于自以为是的角度，或深或浅，依凭自我见解和见识的情感，发表‘以偏盖全’的论说和观点。偏见的圈子既狭小又自私，人也多爱在此打转。只要是生活中的人，谁都逃脱不了曾经有或现在有或未来有偏见。偏见，人皆有之，世界观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爱憎情感和褒贬态度。人们都在不同程度的范围内为自己缩小和减少偏见。正如人们所希望和应该努力做到的，以防范偏见带来的危害。”

　　有时，偏见来自知识分子，他们更具传播的力量。“超级隔离”时期，医生护士全副武装，进入病房，就像进入了毒气室。病人面对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医务工作者，油然而生自卑情绪，觉得自己的身体有毒，空气有毒，继而默认为自己是有罪之人。

　　有个退休老医生回忆，早年，他看了大量关于麻风病方面的文献，了解到麻风病事实上并非属于易传染的传染病。虽有神父、护士因常年照顾麻风病人而被传染，但他始终相信自己有强健的抵抗力。出于对病人的尊重，他希望自己成为第一个脱去防护服的医生。然而，这并非易事，他也不能做到这一点。

　　“每次穿得严严实实进去，我都觉得愧对他们，他们真没有那么恐怖。他们的自卑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面对的群体对他们的轻视。他们受尽了社会人士的轻慢，总以为医生能够理解他们，因为在他们眼里，医生是无所不能的。而事实上，医务工作者表现出来的，却是比他们进入麻风医院前更加强大的歧视，他们把自己包得像个粽子，这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病人的绝望情绪。”

　　在他稍显凌乱的叙述中，我能够深刻体会到他的无奈与流露出来的悲凉。作为一名有良知的医务工作者，工作时间，他不得不跟大家一样，穿上防护服，去查房，去跟病人交流——戴着口罩，又如何能够真切地互相表达呢？愧疚让他常常在下班脱去防护服之后，再去病房走一趟，跟病人聊天，聊家常。偶尔吃他们递过来的东西——然而，过不了多久，他便感觉出了不妥，先是领导找他谈话，关心他的身体，要他注意跟病人之间保持距离。然后便告诉他，不能再跟病人走得这么近，“这样不好，其他同志感觉不舒服，以后你在院里会很孤独。”

　　事实如此，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孤立，被拒绝。他们几乎像对待麻风病人一样对待他，他开会要坐个椅子，有人会好心地放个白大褂垫在上面，他工作使用过的物品，有人会好心地用酒精擦拭，他经手的看上去有些脏的发票，有人会放在信封里用高压消毒一下。吃饭的时候，大家会示意他把脸和手多洗几遍，免得把麻风菌带下来。“我知道，他们看我的眼神，有明显的嫌弃。我理解他们，我曾经想改变一些什么，却不得不放弃。”早已退休的他，言谈之中依然有深切的遗憾。

回不去的故乡

在我的俗常的理解里，村庄的概念大约是由一个家族或者几个家族聚集在一起生活的那么一个地方，那里炊烟袅袅，牛羊肥壮，鸡犬之声相闻。小桥流水，庄稼丰硕。而古时文人或仕途坎坷者，大都选择去往乡间隐居，融入山水，抛却俗事，在天地之间尽享与自然的相濡以沫。

　　然而，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有那样一个特殊的时期，长达几千年的时光，有那样一群人，他们被迫离开家人，浪迹天涯，苦苦寻觅栖身之所却总是无果。这时，山峦接受他们，孤岛接纳他们，他们的到来，并未给山川带来多少欢乐，他们哭泣，他们想念家园。然而，他们的病痛和无法见人的容颜，却在时时提醒他们，这里将成为他们最后的归宿。树林，山坡，岩石，这些自然之子无声无息地注视他们，它们深表同情却又束手无策，它们能做的，只是默默地与他们为伴。共同迎来日升月落，岁月变迁。

　　刀耕火种，炊烟艰难地升起来，荒野之中，第一个麻风病人在此栖息，他定是被驱赶出了家园，沿途乞讨时，定是被扔了石块；或许在熊熊燃烧的火焰旁边侥幸逃脱，也或许被放逐在野狼出没之处划了界限不准逾越。因为患了麻风病，他在这个社会里，接受的已经不是人的待遇，是腐烂和肮脏，是魔鬼和罪孽。陆续的，有了第二个悲惨病患的到来，第三个，第四个，一个小小的村子，逐渐形成。

　　在我国，麻风村的形成大致可以分成两个部分，20世纪50年代，是麻风病肆虐中国南方最为猖獗的日子。中国麻风病患者背负着“风吹来的魔鬼”十字架，被刀砍枪杀，水煮活埋，幸存者或自愿或被迫离开家人，逃入深山，结成村落。几乎是在同一时期，由于当时医疗水平的相对落后，政府在远离人群的高山寺庙或海岛，建立一个个聚居地，后来被称为麻风村。

　　曾经的“麻风村”“麻风岛”对麻风病人进行的地域上的隔离，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避免麻风病传播的作用。但是，在麻风病人不再需要进行长期隔离的今天，麻风病人却还在被人们进行着心理上的隔离，这种隔离看似无形，实则影响极大。经年累月与家人隔绝，与社会隔绝，他们成了一个没有故乡的人。

　　一位曾经在四川某麻风村居住了52年的康复者钱老汉回忆自己当年来到麻风村的情形：家人不要我，赶我走，都怕我，不让我住村里，我只能浪迹天涯，后来寻找到这个村来了。

　　他原本也是一个村民，家有父母，兄妹，只因为患病之后，再也不能跟亲人一起在“村里”住了，只能到这个“村里”来。现在的他，已经在这个特殊的村里住了半个世纪，他可以说出这个村子里每个康复者的姓名，情况，他们也拉家常，聊得最多的是政府的补助是否能提高一些，如今年岁大了，一心想着回家。

　　凤凰卫视记者任韧，有着记者的敏锐与悲悯情怀，他曾只身前往四川某康复村采访，记录下钱老汉的回家之路。钱老汉的哥哥早已去世，嫂子年事已高，瘦弱的她还是到车站去接了这个小叔子。侄儿侄女相继到来，在旅店昏暗的灯光下，家庭会议气氛尴尬，家人建议这位离家五十多年的亲人留在康复村，或者去养老院。亲人不再接受这个陌生人一样的亲人，他的名字曾经被当作耻辱封闭。如今，虽然他已经没有了病菌，但是，被病菌侵蚀的身体，带给家人的是触目惊心的残缺。不能倾心拥抱，不能相拥落泪，有的只是深刻的隔膜。

　　养老院，这个听起来充满夕阳温暖的去所，给钱老汉的却是冰冷的回复：你这个病身上细菌还有吧，还在服药吧……养老院不能接收。兜兜转转，钱老汉借助假肢，步履艰难，又回到了麻风村。这一次的回来，跟五十多年前是否有一样悲怆的心境？

　　在浙江武康疗养院，已是八十高龄的翁雪泉老人，1953年发病，1955年进入麻风病院，1980年治愈，经过了漫长的等待，回家的希望随着日复一日的消磨而破碎。有个康复者告诉我，跟其他康复者相比较，他算是比较幸运的，虽然父母都已经不在人世，但他的弟弟对他不错，过年时，他偶尔也回去跟家人一起团聚。只是，总有那么一点不自在。“坐在一桌吃饭，他们总是吃得很少，我夹过的菜碗，他们的筷子就不伸过来。”这样一次两次，他便再也没有回家过年。

　　还有一个康复者看似散淡的闲聊中道出了不为人知的苦楚，他也有兄弟姐妹，除了膝下无子承欢，看起来也是侄儿侄女外孙外孙女绕膝，热闹是热闹，终究还是隔了的。曾有那么些年，他被邀请回家过年，穿了新衣的他，有时坐在堂前，看门口玩耍的亲人，想要招呼他们，他们却一个个惊恐地走开去。每次回家过年，原本热闹的家，因为他的出现，忽然就冷清了。他知道，是自己戴了几十年的“麻风病”这顶帽子在作怪，无论他如何解释，这都是铁定的现实。后来几年，过年时家人再邀他回家过年，他就会推说身体不适，以不想走动回绝。实在拗不过家人，跟着去了，知趣的他也总是把自己关在房间。于是，家里便又热闹起来了。有时，他一个人在这间陌生的房间，暗想着自己以后的归宿，与其说在一个名义上的“家里”终老，不如在住了五六十年的麻风村故去。但有时，也需要这样虚浮的假象来安慰自己，告诉自己没有被亲人抛弃，他依旧有一个家，随时可以回家。

　　渐渐的，他便很少回家了。他告诉我，“我还是一个人在这里过日子好，过年那种热闹，我已经不习惯了，像是天上突然掉下来的幸福，我这样的人是没有福气享用的。”

　　事实上，现在依然住在麻风村或者康复村的这个群体，都是在几十年之前就已经被治愈了的。只是，这些康复者破碎残缺的面容肢体，依旧在他们与亲人与世人之间矗立起一道厚厚的墙，阻隔着他们与世界的关系。世人固执的偏见和毫无科学依据的想象，加深了康复者的自卑和封闭。

　　有时候，一个有家人的康复者，还抵不上一个无亲无故的更显得自在，因为在某种程度说，他已经被世界拒绝，不再希冀，所有的念想，只是眼前。康复者孙老汉说，以前总是觉得自己是个孤儿很可怜，没有人来看我，孤单的时候，觉得一只猫都很亲切。但是，过去这么几十年，我也已经看明白了，我们村里的邻居，你看看，有几个是跟亲人、跟家人热热乎乎的？你千思万想地盼着他们来，结果呢？一样回不去。

　　的确，他们曾经年轻过，曾经也心怀梦想，满腔的热爱，七情六欲与常人无异。然而，漫长的时光，抽丝剥茧，把他们作为一个人的权利，人情世故，消磨殆尽。纵有万般不甘，也只能隔着大山遥望外面的世界。

　　在我走访的部分康复者家属中，明确告诉我早已经不把“那个人”算作家庭的一份子的为数不少。也有苦衷，言之凿凿。“我们有什么办法？你是记者，你哪里知道我们这一家的苦啊，他在医院治好了病，我们一家人却被当作麻风病看待了几十年。”

　　还有一个年迈的婆婆，她的弟弟离开家去麻风村后，她一直哭，现在眼睛看不见了。陪同我前去的村支书告诉我，婆婆为了等弟弟回来，终身不嫁。而如今，她已年老，膝下荒凉。弟弟一个人在康复村，也承受着跟姐姐一样的荒凉的煎熬。我没有再见到婆婆的弟弟，婆婆再三叮嘱我，不要告诉弟弟我们来过，让弟弟安心地过——安心地活着，这个微薄的愿望，对麻风病患者以及他们的家人来说，却是多么的不易。

　　刚刚过世的赵老汉是贵州人，年轻时背井离乡，几番生死，最后被人救起送到山巅的麻风村。邻居告诉我，赵老汉真正的美满的日子，是被学生志愿者喊作爷爷之后的这些光景。晚年时，他被巨大的乡愁折磨，在麻防工作者及湖南卫视帮助下，辗转回到了老家，那个魂牵梦萦的故乡。然而，当他在大街上遇见亲妹妹时，妹妹却甩身而去。万般的无奈从言谈中真诚流露：我们这个地方对麻风病很怕的，以前都要被烧死，我不能跟他认，要是我把他带回家去，我孙子孙女上学就麻烦了。

　　赵老汉见到了哥哥，兄弟两个抱头痛哭，妹妹也在几番挣扎之后，来到哥哥家，跟这位相隔几十年的二哥见面。几多泪水，只是流不尽思念，而再浓烈的思念，也被世人依然存在的偏见隔绝，堪比关山阻隔——我的亲人，多么想拥抱你，多么想和小时候一样，睡在一个被窝，在清晨的鸡啼声中醒来。

　　赵老汉拿出一张照片，告诉哥哥妹妹：“我在那边很好，你们看，我也结婚了，这个是我的孙子，这个是我的孙女……”

　　终于见到了亲人，赵老汉的心愿达成，在他的同伴们看来，他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至于赵老汉跟家人说的，他结婚的事，并且有了孙儿的事，他们都知道，那是赵老汉一个善意的谎言。这两张照片，是志愿者来康复村时跟赵爷爷的合影，而这些年少的孩子不知道，他们的天真烂漫，却给赵爷爷带来了无尽的生机——这也许就是他想要回故乡看一看的最大的原因。

　　在滇西，一名当地司机对前去探访麻风村的记者这样描述他对麻风病的认知：“麻风村？我们这里没有的，我们这里有个风俗，很古老的办法，发现麻风病，就到山上挖个坑，埋了，烧了……发现一个，消灭一个，所以，就没有了后裔。”尽管那个特殊的村子在山上存在了几十年，然而，地理和人性的隔绝，使其成为一个双重荒岛，几乎无人知晓。即便现在，依然被忽略。有多少康复者回不去故乡，把这里当做了故乡，而他们的魂魄却夜夜归去。

　　忽然想到曾经看过的一份资料，说清王朝大臣李鸿章的嫡孙，是一位著名大夫。一次给一位麻风病患者动手术时，李大夫自己的手不幸被刀所破，那位麻风病患者的血接触了李大夫的创口。然而，李大夫一直安然无恙。之后，李大夫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为麻风病患者向国人大声疾呼：请君真正了解麻风病，请君善待麻风病患者。

　　故乡，是地域，是心理，也是文化意义。麻风受累者，长期在麻风村生活，他们已经与当下社会严重脱节，即便回到那个被称为故乡的地方，也早已跟不上时代的脚步。他们的心智依然停留在那些年，时光朝前，他们被甩在了身后。

　　麻风休养员老钱告诉我，他有个侄子，并非亲生，婴儿时被遗弃路边，是老钱母亲捡回来抚养的，后来成为老钱哥哥的儿子，也就是老钱的侄子。患病前，老钱跟这个侄子关系尤为密切，侄子也很喜欢跟他睡一起。患病后，侄子却像躲避瘟神一样，离得远远的。“他完全忘记了我以前对他那么好，不是要他报恩，而是他的行为让我心里很难过。”

　　进了麻风村，母亲来看过他，回去不久便离开人世，哥哥也患病过世。这个世界上，最亲的要数他的侄子了，他曾经写信给侄子，希望他来看看，“我也不要他什么，只想看看他，虽然不是我哥哥亲生的，但他也是个苦命的孩子，被亲生父母遗弃。可是，我写回去的信，他一封也没有回，不知道是没有收到，还是他完全忘记了有我这个叔叔。”

　　中国人素来喜欢口口相传，尤其对于疾病的认识，大都来自于民间的最初认识。无限夸大麻风病的传染性和危害，让病患自己也认为是不洁的、羞耻的，提出的任何要求，都是不合理的。由此，他们选择远离人群，或者被迫远离亲人，也都觉得是理所当然的。

　　老钱说，我没有亲人，只有我一个人，这个世界，只有我一个人活着。到麻风村后，从没回家一次，因为家人从没有希望见到他。他不太爱说话，跟邻居也很少有沟通，每天，他喜欢坐在房间，打开一面窗户，看外面。

　　故乡很近，在交通迅猛发展的今天，回到那个地理意义上的家，并不是难事。然而，留存在心底的故乡却已容颜尽改，一如他们被病菌摧残的身体。而文化认知上的格格不入，使他们左右不适，像个异乡人，在熟悉又陌生的土地上，寻找当年的影子。而影子却早已经散尽，由此，他们再也不能回到故乡，他们已经被隔绝在人性的孤岛。

第三章 没有国界，只有慈悲

天堂里的梅医生

1881年，在清朝重臣李鸿章推动下，天津医学馆成立。这是一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鲁迅出生在绍兴一个官僚地主家庭。也是这一年，梅藤更被英国基督教圣公会派往中国。

　　这是一个充满友爱的年轻医生，心怀慈悲。而在他成为医生之前，只是苏格兰一个船务公司的工作人员。也许是冥冥之中的约定，这个英国人，必定得远渡重洋，来到神秘的东方，开始他的医学传教。

　　初来杭州，他的医院简陋之极，没有自来水，没有电，没有药房，没有手术室。他和新婚妻子不会说汉语，医院只有旧屋四间，冬天房子里没有炭盆，冷风流窜。这是一位曾经生产鸦片的印度商人在良心责备之下，捐了三千英镑给圣公会租来的房屋，免费收治病患，并不以入教作为治疗前提。那个时期，中户之上的人不信任梅藤更，只有穷苦无告、走投无路和身染重疾、生命垂危的人才肯来，来到这所小小的医院。那时，这还只是一处戒烟所。

　　资料显示，杭州广济医院的前身是一个小小的“戒烟所”——帮助戒鸦片的。它由英国圣公会的前身“安立甘会”委派传教士麦多医生在1869年创立，成为现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的起点。戒烟所当时仅有病床16张。

　　1898年春天，67岁的女旅行家伊莎贝拉·伯德花6元钱租了一条船，并付了5元5角的拖船费，以两天时间，沿运河，从上海来到了古城杭州。她在书中曾经对梅藤更创建的医院有过描述。

　　交纳24个小钱就可去诊所接受治疗，而付费病房每月则为2至10元。门诊的人群排列得像一支军队，训练有素的助理精明能干，恪尽职守；传道师、病房助理、出纳员、摄影师、厨师、园丁、技工构成了这样一群人，他们整个上午云集于医院的楼道上，围着大门口。由于皮肤病、表皮的疼痛、深部脓肿盛行，诊所的病人情形可怜，在这里，中医紧贴在他们身上的药膏被取掉。年轻人和老人、残疾人、聋哑人、盲人、令人作呕的丑陋者，会聚在一起，还时常有枪伤、橡皮病和麻风病例……

　　事实上，杭州当时还没有公共卫生设施可言，街上的粪池不加盖，路上随处可见屎溺。乞讨的人、残疾的人躺卧在脏污中，河中舟辑往来加上阴沟污水，连年疫病流行。来看病的人没有洗澡条件，衣衫破烂，伤口溃烂脓肿，甚至有人把死者抬来，姑且一试。

　　碰到酷暑，气味可想而知。

　　对于这点，梅藤更的准则是，好的医生应该具有3个“H”：Head是知识，Hand是技能，Heart是良心。

　　这三个准则，在梅医生创立的广济医院里，被医生们诚心奉行。梅医生的医院，像花园，伊莎贝拉从上海到杭州，梅藤更医生在一座桥上迎接她，带她穿过人口稠密地段，通过高墙下的一扇门。她看到这个“东方最好的医院”：一个棚架上，悬吊着淡紫色的紫藤花簇，成百上千；大围栏伸入草坪，护住玫瑰花坛；一幢老式英国房屋，两幢精美的两层楼房……“有修剪过的草坪、英国的花树、英国风味的建筑和住宅，真是不可思议的变化”。

　　梅医生要开办一所麻风病院，是一次偶然的相遇，也许，这一生的这一次偶尔相遇，注定梅医生以后所有的岁月都将跟麻风病相依相随。一个初夏的上午，门诊接待了一位双目失明，全身污秽的麻风病人，类似乞丐。梅医生很震惊，在他的经历里，病人衣衫褴褛的不在少数。而眼前这个病人，是被风雨侵袭一片残叶，极为可怜。梅医生顿生怜悯之心，他知道，这是一个麻风病人，他们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人。而他又明白，医学界，目前还没有一种药可以治愈他们，但至少可以让他们有一个去处，一个像家一样温暖的地方。梅医生创立的麻风门诊，便是最初的那个温暖的家的雏形。

　　这个不被认同的麻风门诊，却给予了麻风病人最强大的福音，他们路远迢迢，拄着拐杖来，爬着来，只求一方晴朗的天。

　　梅医生接待了这个脏兮兮的麻风病人。他打开窗户，通风，外面正是春天，万物生长，而麻风病人却在忍受寒冬煎熬，上帝如此仁慈，一定愿意接收这些可怜的人儿的吧。梅医生走出病房，到花园散步，在花园来回地走，再回到病房时，他便萌发了创立麻风病院的想法。

　　然而，教会却认为，你去那个神秘的东方是为了把上帝的福音传达给他们，不能忽视传教而把钱和主要精力放在麻风上。在当时，梅医生的这个门诊是不被教会认同的。顶住了来自教会的压力，而杭州市民给予梅医生的更大的压力，让这位笃信基督的虔诚的信徒，不得不寻求佛门的庇护。不久，梅医生把医院迁到佛门。杭州人甚至认为，是梅医生把麻风引到了杭州，因此，有很长一段时间，梅医生在杭州人的心里有着很复杂的情感。他们一方面竖起大拇指赞叹这个洋大夫的医术，另一方面又心生怨怼。

　　这就是日后漫长的时间里，梅医生为病患带来福音的广济医院。广济医院医治麻风病，本着公益慈善原则，其“事务规则”记载：“麻风病一症，酷毒非常……患者以贫苦人为多，衣被药食，皆由本院施送，不收分文。倘有愿出饭金者，则充为本院膳费。”

　　旅行家伊莎贝拉到了院内，观察记录更为仔细：“医院用著名的宁波清漆涂刷，那是真正的漆，它缓慢凝固形成一个非常坚硬的表面，反光性好。墙、地板和寝具，一尘不染，无可挑剔!”“妇女病院的大病房，有鲜花、油画、桌椅、脚踏式小风琴，看起来像英国大厦内一间舒适的双层客厅，这里由梅藤更夫人管理……”

　　梅藤更夫人，是一位护士，出身于名门望族，她叫佛罗伦斯·南丁格尔·斯密斯。她一生相随丈夫，在中国杭州，度过了他们最为辉煌的人生。她是梅医生深爱的伴侣，是知己，是助手。她和“提灯女神”佛罗伦斯·南丁格尔有着一样闪光的名字，因为她的母亲也是护士，感动于“白衣天使”南丁格尔的故事，于是拿来作为自己女儿的名字，希望她也能像南丁格尔一样，为人类救死扶伤。

　　1881年9月，这对小夫妻在苏格兰爱丁堡的教堂举行婚礼后，即于9月28日起航，离开祖国，前往中国。她没有辜负母亲的重托，也没有辜负“南丁格尔”的重托。

　　这对医生伴侣，幽默，有趣，友爱，慈善，在杭州，他们一度成为病患的福音。

　　1882年，梅医生在年度书信汇报里写道：“……除了我提过的这些工作之外，还要访视和救济两个分局的很多病人，其中一个在十公里之外，另外一个是在钱塘江上游三十公里。此外，我还每周都去这个有着五十万人口之城的郊区，有时也去访视周边的乡村。1883年，3019个病人被诊治，其中还不包括很多再诊的患者。小戒烟所扩建了两三间屋，共护理了259个住院病人，现在已经像一所通科医院了。”

　　这已经是他来到杭州一年以后的事了。

　　在另一封信里，梅医生报告说，医院不仅解除病人的苦痛，更能使其得到心灵的安慰。

　　美国人鲍金美因父亲在杭谋事，跟随父亲在杭州生活了十年，在她眼里，梅医生大部分时间更像一个身着便装的快乐的圣诞老人，说话幽默，风趣。她在《杭州，我的家》中这样描述梅医生：当梅医生于1881年偕新婚妻子从苏格兰来杭州时，他被一位资深的传教士带领着在该市到处察看，还去了最糟的地区。街道向他展示的是拥挤的人群，浓重的气味和景象。人们肩上挑着从住户取来的污水，街上的污水池不加盖。患麻风和身罹各种烂疮和残疾的乞丐与人群擦肩而过……那位资深传教士向年轻的梅医生瞅了一眼，以为他会显出厌恶的神情。可是，只见梅医生愉快地眨了下眼，并“紧抿着嘴”。年轻的医生自问：“难道这就是‘人间天堂’？这个天堂也太大了！”

　　鲍金美跟着父亲住在皮市街，跟梅医生成了邻居，她回忆：梅医生成了杭州卫生事业的主要动力。他治愈了无数患者，还创建了医院、医学院、药学院、（男女）护士学校、儿童之家、疗养院、肺结核病院、肺康复之家、济贫院、贫民免费学校……以上所列，仅仅是长长的目录的一部分。他一直十分关注稠密的人口以及严重缺乏卫生设施对这个城市的威胁。

　　学者沈弘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找到两百多张关于梅医生的照片以及信件。他称，在三年多时间中，梅藤更坚持不懈地给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负责人写信，试图争取一笔赞助经费，让他得以在杭州办学堂。每周手写一封很长很长的信，总共有两百余封。那是梅医生特殊的“杭州日记”。

　　然而，少有人知道，十七岁那年，他还在苏格兰一家船务公司工作，也曾立志在商业领域有一番作为。而一次偶尔的谈话却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也与中国结下了难解之缘。这一天，同事忽然问他是否是基督徒，按理，这不是一个难题。的确，他念书，去教堂，可却从未深入想过其他。终于有一天，他决定要成为主的最忠实的追随者。那一刻，他跪在十字架前，虔诚祷告，由此，灵魂得到洗礼。他感觉到，通过医治人的身体，能够更进一步地与灵魂交流。他越来越被这个神圣的使命所吸引，最终他决定放弃他蒸蒸日上的经商事业，全身心投入医疗传教事业。

　　勤勉的付出，让他终于在1877年通过了格拉斯哥大学医学预科考试。之后，他搬到了爱丁堡，在爱丁堡医学传教团接受专门训练。

　　四年后的1881年，梅藤更终于取得了他的医学学历。年轻的他始终保持着那种对医疗传教事业不渝的热情，也正是这份热情，把他带到了一片遥远的土地——中国杭州，并一步一步建立起了广济医院，用他所学的西方医术，连着他的崇高信仰一起，为中国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治疗身体与灵魂。

　　一个女病人脚掌溃疡，散发出的气息熏跑了病友，她们哇哇地在门口干呕。尽管她们俩也是麻风病人，但是她们初来乍到，这种陌生的气息，让她们难以忍受，简直要了她们的命。一个普遍的说法是，人类能辨别一万种不同的气味，陌生气息的刺激，会让人觉得不安。梅医生蹲下身子，替女病人的脚底做清理。女病人闭着眼睛，她不敢看那个大窟窿，如果那气味不是从自己的脚底散发出来，她必定也是要逃避的。

　　梅医生跟女病人闲聊，聊乡村田野的趣事，等女病人把她认为最好笑的部分说完，梅医生已经结束了手头的工作。

　　梅医生，你是外国人。

　　梅医生点头笑笑，我也是杭州人。

　　可是，女病人疑惑道，你一个外国人为什么对我们杭州人这么好，外国人把大烟卖给我们，换我们的茶叶……

　　不知从哪来听来的这些，女病人担忧的似乎不是自己即将要被截肢的腿，而是作为外国人的梅医生，是否也要卖大烟给中国人。

　　这样的问题梅医生看起来难以回答，他只能再一次笑着对病人说，上帝，是上帝让我来看你。后来，那个女病人便笃信基督，祷告，做礼拜。

　　“外国医生能让跛子走路！”是当时杭城到处流传的一句惊讶话语。一位妇女，一条腿溃烂，需要截肢才能保命。百年前的截肢手术，那是巨大的工程、巨大的挑战。梅藤更是主刀医生，梅夫人做洗手护士，医校的一位助教过来当助手。

　　杭州作家徐迅雷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浙医二院院史书《百年名院 百年品质——从广济医院到浙医二院》详载了这次手术：术前，这位女患者皈依了基督教，接受了洗礼。手术时，实行的是氯仿麻醉。整个手术过程困难重重，它是梅藤更行医生涯中耗时最长的手术之一。最终手术非常成功，患者恢复良好。

　　西医进入中国之前，谁见过这种医术？出院时，梅藤更指导木匠打造了一条木质义肢，多年无法站起来的患者从此站起来了，竟能走路了。

　　在这里，没有国籍，只有爱。

　　刚到杭州的那段时间，对梅藤更医生和他的两个帮手——他的妻子和一个中国助手来说，那真是繁忙的日子。梅医生亲自诊察每一位患者。他下诊断、开处方、指导包扎，他的两个员工则忙于执行他的医嘱。麻风病院最早建在宝云山上，但它作为麻风病院的时间并不长。当年梅医生跟圆通寺的方丈交好，向他购买土地建了麻风病院，医院只收挂号费，提供免费医疗。伊莎贝拉称梅医生很多时候给病人开出的方子，是“将病人送到山上去呼吸新鲜空气”。

　　一百多年后，梅医生的曾外孙女前来杭州，寻访曾外祖父的足迹。对于曾外祖父在杭州的经历，她只在传记及网络中看到过。她提到一张照片上，一个高大的西方人在操作一台机器，那个西方人是她外祖父，他帮曾外祖父梅藤更弄到一台X光机——那是杭州拥有的第一台X光机。

　　当年梅医生管理广济医院，可以用呕心沥血来形容，医院装备了全国最早的发电机、自来水塔、电灯和杭州第一辆自行车；医院还有自己的药房，自制针用葡萄糖、百日咳药水等。药房还提供炼乳、肉汁和肥皂，这些日用品很快进入市民的日常生活。

　　从1881年到1926年，经营广济45年，梅藤更作为广济医院的奠基人，历经百年沧桑巨变，其留下的印记清晰而不可磨灭。

　　1884年，广济医院开张。

　　1885年，广济医校建成并正式招收刘铭之、张葆庆等10名医科学生（第一届）。

　　1889年，广济医院开设男麻风病院。

　　1892年，广济医院女医院落成，妇女疗养院成立。

　　1899年，广济医院西湖肺痨病院成立。

　　1901年，广济医院产科病房成立。

　　1905年，广济医校新校舍开工，次年落成。同年，协和讲堂落成。

　　1906年，梅藤更将广济医院与广济医校划分为两部，以大方伯屋舍为医校校址，并正式定名为广济学堂（内分医学堂、药学堂和产科学堂，三学堂后又分别改称医学专门学校、药学专门学校和产科专门学校）。

　　1914年，广济医院松木场分院成立。设有男、女肺痨病院；男、女麻风病院以及男、女清气院等。

　　1924年，飞檐翘角、三层12开间的医院病房大楼落成。

　　退休后的梅藤更常常坐在英国爱丁堡宽大的书房内，望着窗外淅淅沥沥的小雨和翠绿欲滴的花园，让悠悠思绪飞回到遥远的中国杭州。当往事一幕幕地从他眼前闪过时，他深情地落笔道：“要是返老还童有可能，而我还能有第二个青年精壮的时期，我梦想还要居留在中国。”

　　当年，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当下中国像是一团巨大的原生质，它活着，但是没有自身的力量可以决定它去向哪里，它在风浪里漂浮，由附着其上的东西驱使。”

　　年逾七十的梅藤更离任时，广济医院有500张病床，3个手术室，住院病人4000例左右，是全国最大的教会医院之一。

　　1926年12月，他归国临行前，宴请杭州地方人士话别，用汉语说：“我知道中国是有前途的，后一代的青年更是了不起！可惜我老了，来不及看到中国的复兴。”

　　去年，浙医二院的门口多了一尊雕塑作品：一位穿着长衫的外国人正与一个四五岁的小朋友相互鞠躬行礼。路人大约不会知道，这位外国人，便是英国传教士梅藤更医师。一天，梅藤更在查房时，一位小患者彬彬有礼地向他鞠躬，深谙中国礼数的他也深深鞠躬回礼。“这组老少鞠躬的雕像，是对不远万里来自英国的梅藤更医生的最好怀念。他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的始创元勋。他在杭州服务了45年，他把一辈子的黄金岁月，都奉献给了这个人间天堂。”作家徐迅雷写道。

　　而杭州，给这对以医学传教为己任的夫妇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在离开杭州前，梅夫人在致友人信中这样描述西湖：“难怪中国人这么喜爱这美丽又悠久的湖。在人们还没有苏醒的最安静时刻，从山顶上看到它，会让我永远记得它，热爱它。”

　　梅藤更将晚年最后一段时间，用于将医学书籍翻译成中文，于1934年8月去世。

　　他从苏格兰出发，来到古老的中国，在西子湖畔奉献了他毕生的精力之后，又回到了苏格兰，从此安睡。仿佛他的出生，就是为了中国。纪念他的人在墓碑上刻着“仁爱而劳”。而他过世之后，在中国杭州，有两场追思会为他举行，在广济医院、在宝石山麓麻风病院的圣约翰小教堂，所有的麻风病人为他鞠躬。

我来自遥远的国度

采访中，有一个名字，一直被惦记，被传颂，被敬仰。无论病人，还是医生，抑或是医院周边的群众，都跟我说起他。这个名字如此普通，却是那么的深入人心。是什么样的人格力量，让人们一直对他念念不忘呢？

　　马海德，一个普通的地道的中国名字，来自美国。

　　1990年1月26日，是中国医学界一个特殊的日子，首届马海德奖在首都北京颁奖。这个以马海德命名的奖项，是由马海德基金会设立的，旨在表彰和奖励中国麻风防治、研究和管理的优秀工作者，以后每年将颁发一次，是我国医学界最高荣誉之一。

　　谁是马海德？

　　在中国，也许除了医学界，鲜有人知道这个名字，他的事迹同样鲜为人知。

　　一百多年前，美国纽约州布法罗的一个钢铁工人家里，一个婴儿呱呱坠地，他是这个家里的小儿子，乔治·海德姆（在延安时期，乔治·海德姆改名“马海德”，下文全以马海德为名）。

　　23岁那年，马海德在日内瓦医科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抱着对神秘而古老的中国的向往，他和他的两个美国同学克士、雷文森，经过长时间的海上颠簸之后，来到上海。

　　那是1933年的秋天。那时的上海，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三个年轻医学博士在上海街头，兴奋地沐浴在东方的阳光下，一切都那么新鲜，好奇。

　　随后，三个年轻的美国青年，分别服务于上海广慈医院和路加医院，这两家医院都是慈善医院，到这里来求医的大都是穷人。马海德他们更像是志愿者，拿着最低廉的工资，做着最繁琐的事。而他们来到中国的初衷，是进行热带病的考察。他们希望有更大的空间，来实现抱负。

　　在上海，他们三个开了一家诊所，收费很低，希望能为更多的贫穷者提供医疗服务。然而，即便如此，诊所依然清冷。一年之后，雷文森和克士相继回国，因为他们觉得待在上海，处境实在糟糕透了。

　　马海德留了下来。上海九江路上，他的诊所依然门可罗雀。这期间，他的大部分业余时间，都会在霞飞路上一家德国人开的书店里，每天按时来，准时离开。书店的主人艾琳·魏德迈注意到了这个孤独的年轻人，他跟马海德攀谈，时间一长，他们也会彼此交流一些对当时中国的看法。

　　那时的上海，大批的西方有识之士入驻上海，他们希望从上海了解中国。美国著名女作家艾格丽丝·史沫莱特、新西兰人路易·艾黎等进步的外国人士也在这个书店，他们结识于此。在这之前，马海德读过史沫莱特的文章，交谈时，马海德觉得史沫莱特对中国社会的了解非常深刻。她对马海德说，要想帮助中国人民医治社会弊病，必须掌握马克思理论。

　　不久，马海德被邀请参加一个小型派对，在书店工作的美国伙计派尔介绍下，马海德认识了路易·艾黎。这一次偶然相识，使马海德和艾黎成为肝胆相照的终身朋友。艾黎知识渊博，喜欢讲一些中国历史故事，还带马海德去农村，使他接触了各式各样的普通农民，了解他们的疾苦……艾黎成为马海德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他常跟马海德说，干革命就是要置生死于度外。

　　这一天，马海德收到一封同学凯泽从美国寄来的信，信中问马海德什么时候回国。马海德给他回了一封信。

　　“我家里也来信催我回国开诊所，说行医能挣大钱，可我是不会那样做的。家人知道后很生气，已经不再和我通信了，这样也好，我感到自由了，还少了后顾之忧。我现在很关心中国问题和中国的革命事业，我对人生和世界有我自己的看法……我不打算回国了，我想留在中国。”

　　来到中国的第二年秋天，在艾黎的引荐下，马海德与宋庆龄相识。这是他真正走上中国革命道路的开端。上世纪30年代，中国笼罩在国民党政府及各种势力的白色恐怖下，宋庆龄一直寻求多方力量，支持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革命活动。马海德多次接到过宋的指示，利用他独特的身份和场所，帮助上海地下党做一些工作。

　　马海德后来跟妻子苏菲回忆：“我当时常常接到类似这样的通知，星期五下午一点到两点你不要去诊所，借你的诊所用一用……”然后，许多“病人”便会在那个时间里，“登门问诊”，实际上是利用这种方式开会。上海的特务机关，对这家美国人开的诊所并不在意，30年代的上海九江路上，那个简易的诊所，常常有新的革命的火花绽放。

　　当时，红军根据地医疗条件非常差，缺医少药，马海德经常接到这样的任务，帮助购买一些必要的医疗器材和药品，这些急需的物品，经过马海德的手，送往革命根据地。

　　苏菲女士在回忆录《我的丈夫马海德》里深情回忆：“马当年在上海有一部私人汽车，牌照注册到1934年年底，为了能做更多的工作，他把牌照又续了一年。1935年9月的一个傍晚，宋庆龄把马约到她的寓所，严肃地对他说：‘明天晚上有两位非常重要的朋友去莫斯科，麻烦你亲自开车送他们上船。’随后又反复叮嘱，一定要保证这两个人的安全。”

　　很多年后，马海德才知道，他当年送走的那位非常重要的客人，就是受命前往苏联跟共产国际恢复联系的陈云同志。

　　1936年，在宋庆龄的领导下，艾黎和美国人马克斯·格兰尼奇夫妇等人在上海创办了一家向全世界介绍中国抗日的进步英文周刊《中国呼声》。鲁迅和全国的进步人士也都积极为这份刊物撰写文章。

　　马海德曾经跟妻子回忆：“就是那个时代，艾黎约我为《中国呼声》写稿，他希望我这个医学博士不但能拿手术刀，还能拿起笔杆子，向世界介绍中国”，“我开始意识到，我可以在一天里医好一个病人，但那个社会制度却能让成千上万的人，在同一天死去。所以我开始同情共产党，特别想了解红色中国。很想去陕北红色根据地，想去看看红军……我想更多地了解苏维埃，了解共产主义。”

　　他的这个想法得到了艾黎的支持。1936年6月下旬的一天，宋庆龄把马海德约到寓所，告诉他，最近将安排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前往红色根据地考察，希望马海德一起前往。

　　马海德带着半张五英镑的钞票作为跟斯诺的接头暗号，先从上海到南京，从南京坐火车北上，转道西安，从西安进入陕北苏区。而斯诺则从北京出发，在郑州跟马海德会面。

　　这是一次意义重大的行程，那次考察之后，斯诺完成传世之作《红星照耀中国》，而马海德却留在了延安。还把自己的名字乔治·海德姆，改为马海德。

　　1937年2月10日，是马海德终身难忘的日子，他成为了一名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党员身份在当年是完全保密的，每个党员的身份也只有自己的入党介绍人和上级党组织知道，就算在同一个单位工作的同志也不知道单位中谁是党员，谁不是党员。

　　马海德终于踏上了红色中国的征程。从此，这个祖籍黎巴嫩，出生在美国的年轻人，改变了人生轨迹，他的一生与中国人民的健康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1949年10月1日，马海德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见证新中国的成立。随后，他申请加入中国国籍，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外国血统的中国公民。1950年，马海德被任命为卫生部顾问。

　　新中国成立了，中国社会向前迈了历史性的一大步。然而，旧时代遗留下来的疾病，却依然折磨着中国人民。性病、麻风病成为解放初期困扰中国人民的两大传染性疾病。1953年，在马海德的鼎力协助下，组建了中国皮肤性病研究所，从事对性病和麻风病的防治和研究工作。当他得知在中国边远地区的五十多个少数民族中有不少人患此恶疾时，立即率医疗队奔赴这些地区。翻山越岭，长途跋涉，他走访少数民族的山寨，走访无边无际的草原，向他们传授防治性病的知识，为他们抽血试验。在边疆，老百姓还不知道抽血是怎么回事，都不敢捋起袖子，为了消除他们的疑惑，马海德捋起袖子，微笑着让护士给他抽血示范。他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为成千上万患者治病。

　　随后他又率领医疗队，深入广州、福建、江西、江苏和海南地区，有意识地开展对麻风病的调查和防治工作。

　　旧时代，麻风病患者的境遇悲惨，一个家庭只要一个人得了麻风病，这个家庭就等于被判了死刑。有时，发现一个麻风病人，整个村庄都会陷入恐慌之中，有的人宁愿出去要饭，也不愿跟麻风病人住一个村子，怕被传染。这些都是因为麻风病患者在进入晚期之后，人会变得非常难看，十分恐怖。因此，麻风病在解放初期，是一个非常棘手的医学难题。

　　谁都知道生病后要去找医生，只有麻风病，是医生去寻找病人。因为这个病的可怖，有人就算得了麻风病，也不愿意让人知道。上门去诊治的医生常常被拒之门外。

　　而马海德深知这些病人的痛苦，为了让社会消除对麻风病的歧视，改变麻风病人的社会处境，他千方百计跟麻风病人多接触，跟他们近距离接触。事实上，在上世纪50年代，相关医疗书籍对于麻风病防治的普及知识，有这样的要求：医务人员必须进行全面隔离，以防止传染。当时的医生，在进入麻风病房前，可谓“全副武装”，消毒帽，隔离服，连裤袜，隔离靴，乳胶手套。在麻风医院，这样的装备是必须的。

　　1957年12月8日，一份《关于抽调医师进修麻风防治的通知》的报到须知写着：1.隔离衣3件，帽子3顶，口罩3个，胶鞋一对，胶手套2对……

　　那时，医生和病人之间，称得上是“超级隔离”。而马海德每到一个地方，总是只穿一身白大褂进入病房，有医生好意提醒：马大夫，您穿上隔离服吧……每到这时，马海德总是笑笑，他理解医务人员，在麻风科学知识完全普及之前，他们不了解，不了解便害怕。这也没什么错，只是苦了那些体质瘦弱的护士。有时，马海德看到护士被裹得严严实实，一双眼睛在镜片后面眨巴，汗水挂在睫毛上，虽然他讨厌这套防护服，却总是不忍心去批评他们。他只是默默地用行动来告诉他们，麻风病不可怕。

　　那个年代，连武康疗养院也不例外，也是超级隔离状态。1986年，马海德医生第二次来到浙江。

　　休养员徐小童跟我描述马海德医生来到上柏的情景：那一天，马海德医生紧紧握着我的手，一直握着，足足五分钟，一边还跟我聊天，跟我说了很多话。他没有戴手套，也没有穿白大褂，就像一个温和的老人，就像我家的邻居一样，亲切。站在一边的医生护士还是戴着手套，穿得严严实实的。马海德医生严肃地跟他们说，现在这个天气，你们还冷吗？戴着手套，穿得这么厚。我们一直都在宣传麻风病可防可治不可怕，医生这样全副武装，让病人怎么想，我们怎么跟群众宣传？明天开始，脱了隔离服吧。

　　他又进到病房，搬个椅子坐下来，把病人溃疡的脚放到自己腿上，细心检查，跟病人说话。站在一边的医生护士见此情景，慢慢地也减轻了对麻风病传染的恐惧。

　　渐渐的，在全国，无论是偏远的辽阔的北疆，还是西南，甚至是海南，医务人员都脱下了隔离服——脱去的是隔离服，卸下的是医生病人内心的包袱。拉近的不仅是一双手的距离，还有心理距离。

　　时任湖南张家界永定区疾控中心主任的侯启年，回忆起一件有趣的事。

　　在马海德博士的影响下，中国麻风防治开创了一个新的纪元。一位医生感叹，马大夫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彻底消除了世人对于麻风病的恐惧，他的身教胜于言传。以后，我们，医生和病人，都以人的身份面对，我们是平等的了。

　　有个医生回忆道，自从脱下隔离服之后，便觉得病人不那么可怕了，他们在这里是病人，但我常常想到他是某个母亲的儿子，他也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只是他不幸染病而已。

　　有个病人也回忆说，那个时候，看到医生护士穿着厚厚的隔离服，心里是很难过的，就觉得自己不行了，全身都是病菌，没有希望了。

　　另一个病人，解放前患的病，如今依然健在，他回忆起当年马海德去河北麻风病院看望他们的情景。那是大年初一，马海德到达之后，马上进了病房，向病人问候，他伸出手来，要跟病人握手，而病人却不自觉地把手缩了回去。一边的麻风病院负责人说，马大夫跟你握手呢，你倒是伸手啊！

　　这名病人哆哆嗦嗦地将自己的手伸出来，跟马大夫的手握在了一起，就在他们的手紧握在一起时，那位病人顿时泪流满面，他说，马大夫呀！自打我得了这个病，25年了，没有人敢跟我握手，您是第一个啊。

　　为了进一步落实各国麻风基金会给中国的援助，马海德先后出访十几个国家，经过紧张的工作，终于使西方各国的麻风基金会，分别同中国有麻风防治任务的省份建立对口联系，提供价值上千万美元的药品、医疗器械和交通工具等援助，那是1986年。

　　根据中国国情，马海德将麻风传统的住院隔离治疗办法改为社会防治，并于1980年把国外治疗麻风的新技术——联合化疗药物引进到中国，大大提高了疗效。联合化疗这一新技术，于1986年年底在全国各地得到推广，大大加快了消灭麻风病的进程。

　　统计记载，中国麻风病人已从1949年的50万人，减少到7万人。

　　联想到中国20多万麻风病致残者的康复问题，以及麻风防治人员的培训、提高问题，马海德为成立中国麻风康复中心和麻风医务人员的培训基地而忙碌。他先后担任过许多我国重要的职务，中国麻风防治研究中心主任、中国麻风防治协会理事长和中国麻风防治基金会理事长等。

　　马海德在中国整整度过了55个春秋，将自己的全部智慧和精力奉献给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建设事业，赢得了人们深深地钦佩。

　　1979年，为了表彰马海德“为中国人民的健康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授予他“突出服务奖”。

　　1982年，他被授予美国达米恩—杜顿（Damien-Dutton）麻风奖。

　　1985年，被授予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参议院颁发的国际公共卫生及麻风病防治成就证书。

　　1986年，黎巴嫩总统授予他德科芒德尔国家勋章。

　　1986年，被授予美国艾伯特·腊斯克（Albert-Lasker）医学奖。

　　1988年，卫生部授予马海德“新中国卫生事业的先驱”荣誉称号。

　　同一年，马海德荣获印度甘地国际麻风奖。

　　2009年，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马海德被评为“一百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

　　2010年，在马海德诞辰100周年之际，苏菲女士深情回忆丈夫的点滴：“他走了，离开曾为之倾注毕生精力和满腔热忱的中国人民的事业。我还清楚地记得他对我说：‘在麻风第一线工作的医务人员实在太辛苦了，很想成立一个奖励、表彰先进的机构，推动在20世纪末我国基本消灭麻风病的进程。’但还没来得及成立，他就离我而去。为了完成他的夙愿，在卫生部的支持下，在全国麻防机构和麻防工作者的关怀帮助下，1989年6月28日成立了马海德基金会，至今在全国麻防范围内表彰312名优秀工作者，他们都是在各自的岗位上取得了优秀的成绩并作出突出贡献的。”

　　国际麻风最高奖甘地奖获得者、中国麻风病防治研究所张国成教授，回忆那一次去北京医科院整形外科进修的情景，依然激动：“1982年中秋节，我来到北京后海北沿24号马海德马老的家。当我谈到此行是去医科院整形外科医院进修时，他老人家突然站了起来，激动地对我讲述了联系并接受我进修的曲折过程。原来，因为我与广东一位大夫都是搞麻风的，他们不愿意接受。马老得知此事十分气愤，特地去整形医院为全体医务人员上了一堂麻风课。”

　　这一堂课，消除了整形外科医院医务人员对麻风的歧视，接受了张国成的本次进修。马老勉励张国成一定要珍惜这次来之不易的机会，学好本领，为麻风残疾人的康复做出贡献。

　　1988年10月3日，马海德在北京去世。遵照马老的遗愿，经卫生部及中国麻风病防治协会多次协调，终于在“十五”和“十一五”中国残疾人康复规划中把麻风残疾人纳入，麻风残疾者获得了应有的待遇和关照。

　　让我们回到四十年前的1972年，马海德率领中国医疗队远赴瑞士为他的终身好友斯诺治疗时，斯诺曾对这位同在延安沐浴战火的好友说，我很羡慕你所走过的道路。

　　1983年，在北京为马海德在华工作五十周年而举行的庆祝集会上，马海德提到了斯诺的羡慕与崇敬。他说：“是的，能够为这样伟大的人民，这样伟大的理想而献身，的确是值得羡慕的，因为只有为人民服务的道路才是充满阳光的大道。”

　　我们再一次倾听他发自肺腑的心声，以表达我们对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者的敬仰。

我只是一个医生

1926年，梅藤更及夫人在杭工作45年后，于12月3日回国。前一年的1925年6月21日，山东乡村一户农家，新添了一个小生命——他就是高鲁。

　　在我整理有关高鲁医生的有关资料时，高鲁女儿高锦伦的声音常常回响在我耳边。伴随着的，是她满眼眶的热泪。在高锦伦饱含深情的叙述中，流露出的是满腔的对父亲的怀念，她以父亲为傲。只是，任凭她多么的热爱，父女俩终是不能紧紧相拥了。

　　我常常想，要有什么样的家庭滋养，才有高鲁医生那样良善的心地，满怀的慈悲和他无怨无悔的奉献呢？

　　让我们顺着时间轴线，重温高鲁的童年生活，去看一看，他有怎样的生活背景。

　　1932年，济南，二七大罢工前夕，那一年，高鲁刚8岁。父亲很忙碌，出门总要戴着礼帽，每次出门前，还一遍遍地嘱咐他，别忘了今天爸爸叫什么名字。年幼的高鲁不明就里，缠着母亲问，母亲告诉他，爸爸在做一件伟大的事，要把天地都变一变样，每天都要是新的。高鲁不懂，在他看来，每天本来就是新的，蛛网中每天都有不同的虫子被网住。

　　“你只要记住，要是有人来问，别忘了你爸爸叫什么名字。不是昨天那个，是今天这个。”

　　父亲在济南邮局当邮递员，是地下党，高鲁一直不知道。父亲过世后，母亲带着高鲁投奔青岛的干爹，也就是父亲的拜把子兄弟。干爹敬佩这位结拜兄弟，对高鲁说，你父亲了不起，是地下党，为了不让老百姓受苦，他在做一件伟大的事。你父亲是个了不起的男人。

　　你父亲是个了不起的男人。这是高鲁一直记着的一句好话，母亲说过，干爹也说过。

　　二七大罢工失败，父亲不能留在济南，他到了青岛，然而青岛局势一样狼烟四起。那几天，阑尾炎发作，他疼痛难耐，几度昏厥，但都挺过去了。他放弃在青岛治疗的机会，听从组织安排去成都从事地下工作，就在去往成都的路途中，父亲被特务暗算，从伪装好的轿子上摔下台阶，阑尾炎穿孔，牺牲在陌生的山路上。

　　家里没了顶梁柱，母亲带着高鲁回到山东农村，没过多久，日本人入侵，在徐州烧杀抢掠。青岛的干爹不放心这对母子，把他们从乡村接到青岛，这一住，就是十多年。高鲁在青岛完成初中高中学业，进入山东省立医学专科学校，毕业之后，干爹介绍他去了杭州。

　　那时新中国刚成立不久，高鲁一到杭州，便进入广济医院工作。不久，解放定海战役打响，高鲁跟随浙江军医卫生部组织的“疟疾防治组”到舟山前线各岛，展开防疫工作，跋山涉水，深入连队，为前线指战员治疗疾病。战争结束后，高鲁医生收到许多战士给他写来的感谢信，有战士写道：“你有耐心负责的艰苦工作精神与俭朴的生活作风，热情地替我们战士健康服务，这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并值得我们学习的。”

　　1950年9月的某一天，《杭州日报》“劳动模范介绍”专版刊发了介绍高鲁医生的文章《献身研究麻风病的医生（记广济医院医务模范高鲁）》，文章写道：“1948年，高鲁毕业于山东省立医学专科学校，在青岛市立医院实习三个月，因感到学习计划少，南来浙江医学院借读……”报纸同时刊登一篇高鲁写的文章，题目是《我愿意到病人需要的地方去做医生》。

　　到病人需要我的地方去——高鲁医生曾经把这句话作为座右铭，这是他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的铮铮誓言。

　　在广济期间，高鲁跟随英国医生马雅各学习麻风医治技术，1952年浙江省人民政府接管杭州广济医院。高鲁原本可以留在杭州，他是马雅各医生的得意门生，马雅各医生也喜欢这个爱钻研，心地善良的年轻人。然而，高鲁却放弃了西子湖畔美丽的别墅、优雅的生活，拖家带口，来到山坳。

　　但凡见过高鲁医生的人，无论是病人，还是家属，无不赞叹，说他平时不多说话，但是总给人以温和的感觉。采访时，我在高鲁医生的家里，看到他的一些照片，儒雅，平和，有着学者风范。

　　1968年某个夏天，天气出奇的凉爽。这天晚上，高鲁妻子徐祥云躺在床上，被肺结核折磨的她，消瘦，虚弱。妹妹瑞云从徐州赶来，看望姐姐，只是，因为姐姐患的是传染病，两人只能隔着蚊帐说话。高鲁刚刚出去了，他要去病区。昨天晚上，护士在发药时，误发了远远超过医嘱的剂量，病人要是按此剂量服用，可是要致命的。幸好被高鲁发现，及时采取措施，才没有酿成大错。整个白天，高鲁都在关注这个病人——这是一个秘密，只有高鲁跟那位失魂落魄的护士知道。高鲁的脑海一直回想起护士煞白的脸，她身体哆嗦着，满眼求助。

　　“高医生，我……我……不是故意的。”护士急得哭起来。

　　早些时候，护士的丈夫因故入狱，留下护士和一个幼小的孩子。高鲁医生知道护士心神不宁。可是，家里发生再大的事，也不能把病人的生命视作儿戏啊！高鲁本想严肃地批评护士，转念之间，他却改变了态度。的确，谁家没有个大事呢？这护士年轻，孩子尚小，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将影响到孩子一辈子。

　　“以后要多加小心，医和药，这两个字，人命关天。”高鲁轻声告诫护士。

　　高鲁在病区跟麻风病人拉家常的时候，姐妹俩依然隔着蚊帐说话。徐祥云有一百个担忧，她知道自己来日无多，可她心不安。她担心丈夫高鲁的身体，虽然那次高鲁跟她保证，以后再也不会把麻风病菌注射到自己身体里去了，可是，她怎么放心得下。

　　妹妹徐瑞云一听，顿时傻了眼，什么，姐夫把麻风病菌注射到自己的手臂上，他这是要干什么呀！

　　高鲁疲惫地回到家，妹妹瑞云赶紧把姐夫拉到外间。瑞云是个老师，十岁那年父亲过世后，一直跟姐姐一起，上学，工作。姐姐结婚后，她还是跟他们住在一起。她把姐夫看作是最重要的一个长辈，有时像兄长，有时又像是志同道合的好友。

　　姐夫，你怎么干这种傻事！麻风病多么可怕，你明明知道那是传染病，怎么可以把病菌注射到自己身上呢？瑞云嗔怪姐夫。

　　姐夫叹息一声：是你姐姐告诉你的吧，别担心，我没事。

　　怎么会没事？那可是病菌啊！姐夫，你们去病房都得全副武装，层层保护，可见那病菌杀伤力有多大。人家避开都来不及，您怎么还敢把病菌往自己身上种呢？

　　高鲁明白家人的担忧，他不是不知道这么做的危险。几千年来，麻风这种疾病残害了多少人的肌体，毁坏了多少家庭的幸福。正因此，国内外多少专家，都在试验，希望能培育出一种疫苗……

　　事情过去四十多年，当我从徐瑞云女士处听到高鲁医生的这些举动时，依然被他的医德所感动。罹患肺结核的姐姐徐祥云过世之后，28岁那年也丧夫的妹妹徐瑞云，走进了姐夫高鲁的生活，成为他的第二任妻子，照料高鲁医生的日常起居。

　　徐瑞云女士79岁，从一名小学老师一直做到校长，直至退休。无疑，她也是事业型的女子，但却不乏女性的柔软。我们坐在临窗的房间，阳光照下来，我跟她，两个不同年代出生的女人，坐在南京一间简易的寓所里，缅怀一位医生。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个医生已经作为一种精神存在。

　　徐瑞云女士还跟我分享了一个秘密，有一年，有个陈先生，是高鲁的同事，家里上有老下有小，妻子多病，生活实在困难，高鲁总是接济陈先生一家。这个月借给他们二十元，下个月月初陈先生便来还给高鲁。待到月末，陈先生又会敲响高鲁家的门，声音轻轻的，满含着犹豫。而每当这个时候，她跟高鲁总是拉开抽屉，从书本底下拿出压得整整齐齐的几张钞票——他们知道，陈先生又来借钱了。那个时候，高鲁家过得清贫，但是，他们知道，还有比自己家更清贫的陈先生。后来，陈先生调离武康，要搬家，去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安顿生活，可他几乎身无分文。高鲁医生找到陈先生，又偷偷塞给他七块钱……陈先生惊喜羞愧，他连上次借的三十块钱还没还给高医生呢。

　　过去很多年，陈先生举家移居新西兰，临走前，他们辗转回到武康，试图把那三十块钱还回去。可是，当他们坐下来跟高鲁说话时，忽然改变了主意。的确，这已经不是三十块钱的事了，这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情分，这个情分是不能以归还三十块钱来割断的。又过了几年，高鲁家便收到来自新西兰的礼物，有时是一盒新西兰小点心，有时是一盒滋补品……每当这时，高鲁总是轻轻地跟妻子说，这个陈医生，心怎么那么好。

　　在我陆续的采访中，听到关于老一辈医护人员的记忆，高鲁的名字出现的频率特别高。有个病人当年从部队上下来，在武康住院期间，受到高鲁的细心照料，他病愈出院后，送来一面锦旗，上书四个字“恩若慈父”，在那个红色的十字的映衬下，熠熠生辉。

　　高鲁退休后，还常常接到康复者的电话，叙谈当年如何一起与麻风抗争，拉拉家常，高鲁总是要对方多注意休息，保持乐观。

　　2008年10月，高鲁女儿高锦伦接到一个电话，电话来自山东，对方在电话里跟往常一样，大着嗓门说话。

　　“高医生，高医生，我是赵宝福，您老人家好吧！过节了，问候您啦。”

　　要在往常，高鲁医生总会用他惯常的温和的声音问，老赵啊，你都好吧！这年年打电话来，听到你声音洪亮，我就放心了。

　　可是，这一次，赵宝福听到的不是熟悉的高鲁医生的声音，而是一个女子的抽泣声。

　　“我爸已经过世了……”

　　那样的事例太多太多，以至于我担心自己的文字会像一份罗列材料，缺乏应有的人的生动性。有一次，我在跟一位麻风休养员聊天时，他突然说，我很想念高鲁医生，我跟他说话不多，可是，我把他当作我为人处世的一个精神领袖，他是真正具有人格魅力的医生。记者同志，你看我现在行动不便，也不能去他坟前上一炷香，您要是有机会去拜望他，替我问候他。你知道，我多少次想要离开这个世界，可是，一想到高鲁医生，我就觉得有这样的想法是可耻的。当年，他为了医治我的麻风病，费了多少心思……我要替他多看看这个世界。

　　我坐在休养员面前。他四肢残缺，经年与世隔绝的生活，让他看起来更像一个禅定之人。看着窗外掉落进来的阳光，心底的温暖油然而生——要有怎样的感召力，才能让一个人在离开人世那么多年后，依然葆有强大的精神力量，让这些已趋暮年的休养员支撑着一路往前呢？

　　在一份1973年开具的“浙江省麻风病人登记表”上，记录了一个名叫路正华的年轻人罹患麻风病以及发现治疗的过程。登记表显示：1970年10月始，右足皮肤麻木，渐扩大，可见右足垂并小趾溃疡……1971年，右足水泡，麻木扩大至下肢……1973年，去浙江武康疗养院，确诊后即收住入院。

　　登记表下方显示：记录者：高鲁，复核者：高鲁。

　　另一份关于同一病患的“麻风病患者知觉检查单”上，详细记录了该患者的皮肤知觉，在这份画有部分人体的检查单上，医生用笔划出皮肤知觉的表示符号，菱形表示失痛觉，斜线条表示触觉，细密的正方形表示失冷热觉。

　　检查单右下方，检查医生签名：高鲁。

　　那是我第一次在与病人相关联的医疗文书上看到这个名字，之前，高鲁医生是作为一个传奇存在的。

　　在浙江省皮肤病防治研究所医教科王江南科长保存的资料里，有一排柜子，专门陈列了高鲁医生的资料。王科长介绍，高鲁过世后，家属把高鲁留下的大量文献资料捐献给了医院。高鲁在世时，他也捐赠过一部分，他希望这些资料能为后人提供有益的参考，希望这些资料能够为麻风病人带去福音。

　　在这些资料里，有一幅画特别引人注目。一只老虎匍匐在悬崖，白云萦绕，青松挺立。这幅画是一个休养员送给高鲁医生的，病人叫储健群，晚期麻风把他的四肢摧毁，一双手伸出来，一个手指也没有，只有光秃秃的两个萎缩的手掌。下肢溃疡严重，截肢后只能依靠轮椅行走。就是这样一个病人，感动于高鲁医生的大医精诚，硬是用牙齿咬着画笔，艰难地画出了他心中的老虎。青松和白云，与气节有关，与精神有关。当他完成这一幅也许是世上最特殊的画作后，他哭了，还说：“高医生，我是个不幸的人，可是，遇见你……我是世界上最幸运的病人。”

　　浙江省皮肤病研究档案室，完整地保存着一面锦旗，黄色的丝绸做底，上面绣着红色的字：以为群众服务的精神而当选劳动模范英雄。落款是广济分院支工会全体大会。这是高鲁医生当选为劳模代表的锦旗。

　　整理资料时，看到一封马海德博士给高鲁的回复信件：

　　从信中知道你已经参加麻风专业工作31年之久，时间本身就可以说明问题，你对麻风防治事业的贡献是大的，希望今后为麻防工作做出更多的贡献来。

　　信中提出的几点建议我认为都很好，目前我国麻防工作确实有改进创新的必要，不是建立麻风村强制收容病人的时候了，而是如何利用有效的抗麻药物进行综合性的现场治疗，以期收到疗效又高又经济的办法。

　　我也希望在1981年召开一次全国性的麻风防治会议，许多省、市自治区的麻风工作也有同样的要求，看来召开这样的一次会议实有必要。

　　的确，一位从事麻防工作31年的医生，本身就可以说明问题——要有怎样的悲悯之心，要有怎样的执著，才愿意在荆棘丛生的麻防道路上一路往前呢？

　　在我的陆续走访中，无论是在上柏麻风村工作过的与高鲁医生共事的第一代麻防人，还是第二代，乃至现在的年轻一代，都从高鲁身上，看到了医者的仁心、医者的良善、医者的敬业。有个年轻的护士告诉我，每当觉得自己的工作辛苦时，便想到高鲁医生，“他们那一代人的精神，时时在感召着我们”。

　　“愿意到病人最需要的地方去做医生。”高鲁医生一生都在践行这一朴素的誓言。

在此安睡

也许，高鲁这一生，必将要成为救死扶伤的医者，必将跟英国医生马雅各有一段跨国师友情谊。他学医，钻研医术，沉稳，仁厚。不知是否上天有意考验，当他从青岛奔赴杭州成为一名医生时，接触的却是麻风病患者，遇到的是国际著名麻风专家马雅各博士。

　　在《浙医二院百年大事记》上，详细记录了广济医院的变迁史：1870年，在戒烟所的基础上，英国圣公会创建了大方伯医院；1871年，他们派传教士甘尔德医生来到杭州，医院地盘又有所扩大，这一年正式改名为“广济医院”。广济，广行济世，广慈博爱。

　　1914年，广济医院松木场分院落成，麻风病院坐落在宝云山东麓。宝云山在葛岭初阳台东北，宝石山北边里侧。

　　1926年，梅藤更退休回国，谭信接任梅藤更任广济医院院长。1927年，广济医院由浙江省人民政府接管。次年7月，广济医院奉国民政府命令发还英国人，谭信院长辞职，由苏达立任院长。

　　战乱使广济饱受创伤。抗战期间，广济医院与其他几处慈善机构一起庇护两万多难民，直到日军占据广济医院，苏达立不愿为其服务，日军刺刀抵背押他做手术。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苏达立被送往战俘集中营，日本人抢占医院，病人四散逃难，只剩下18名肢体残疾病人无家可归，在医院附近挖野菜度日。

　　1949年，时任广济医院院长的苏达立邀请马雅各到杭州工作，距离梅藤更离杭已经23年。

　　和梅藤更一样，马雅各医生也是英国人。其父马雅各布医生是苏格兰人，出生于1836年3月18日，毕业于爱丁堡大学；其后又在柏林及巴黎的医学院深造，后进入伯明翰总医院服务，是该院卓越的医生。

　　1862年底，马雅各布辞去伯明翰医院医生的职位，向英国长老教会海外宣教委员会提出申请，欲成为派往台湾的海外医疗宣教士。当时他只有27岁，正值人生的黄金时代，因他的爱心侍奉而得众会友敬爱。

　　1863年夏，英国长老教会大会，听其海外宣教会主席哈密尔敦的报告云：“在伯明翰总医院服务的马雅各布医生，业己接受担任派往中国宣教士之一员”。1863年8月，年轻的马雅各布医生辞别了未婚妻及亲人，由杜嘉德牧师陪同，辗转周折，于1865年5月，前往台南府城。马雅各布是一位热心爱主的青年医生，秉持单纯善良的心，要将基督的福音传给当时他认为黑暗、蛮荒、迷失的异邦。1870年是马雅各布医生任期最后的一年，虽然回到台南府城只有一年，但他所播福音的种子己广布南台湾。有许多患者得到他医治后到处宣扬，于是远近驰名，求医者越来越多，并将在医馆所听到的福音，带回乡里传扬，成为日后设立教会的种子。

　　直到1871年11月回国。1921年3月6日，86岁的马雅各布安息。

　　马雅各布的小儿子马雅各继承父业，来到台湾，在新楼医院工作。

　　年轻的马雅各是位专长于麻风病的名医，他遵从父亲教诲，践行医学传教，行医济世。1901年马雅各来到中国，曾在台湾、厦门、上海、成都、汉口等地教会医院服务，从那时起，他渐渐喜欢上了这个古老而神秘的国度。此后，马雅各用了大半生时间在中国大地上行走，特别热衷麻风病人的诊疗与救济工作。他的足迹遍布滇黔桂蜀、粤闽赣皖与湘鄂江浙，无论大小城市还是僻壤乡村，马雅各都进行了科学细致的实地考察研究，掌握了大量麻风临床资料，并在国际麻风杂志上发表《中国华东麻风分类》等学术论文。他用流行病调查的方式，撰写了《中国人的疾病》一书，1936年又出版了《中国麻风病医学》等专著。1948年5月，杭州广济麻风医院董事会在武康县上柏鸿渐岭开办农场，这是一个专门由麻风病人自力更生的农场。早期麻风病患者，经过治疗，已经排除了传染的可能，能从事简单的轻体力劳动，不仅有助于身体的强健，更有助于心灵的调养。

　　休养员回忆，英国医生马雅各医术好，心地良善，从不嫌弃麻风病人。他性情温和，治学严谨，工作时，除了跟患者轻声交流之外，总是在思考，不多言语。

　　1950年1月3日，山东医专学子高鲁来到西子湖畔，在广济医院实习，从此一直跟随在马雅各身边，做他的学生和助手。这两个来自不同国家的医生，有一个共通之处，沉稳，温和，谦逊。他们一起探讨医学理论，在临床实践中寻找医治身心的良方。作为助理，高鲁有时在他带来的打字机上替马雅各打文稿，有时也当翻译。“英国老头比较严谨，送给高鲁一张相片，还说，就送1950年新照的吧，以前他还不认识小高，也没必要让他认识从前的老马。”

　　广济医院开设麻风病门诊后，陆续有患者前来看病接受治疗。通常，马雅各在上午10点整时查看病房，并亲自为患者作检查，态度认真一丝不苟。

　　接过父亲衣钵的马雅各医生，对于病患的临床表现从不猜测，所有的数据都是他亲力亲为所得。而这也给他带来很多障碍，因为不是每一个接受调查的病患，都愿意把真实情况如实相告。

　　他曾经对广济医院的病人做过一个比较全面的问卷调查，然后在一次国际学术会议的报告中提到：“我们常常很困难去得到一些关于病人过去如何感染的全部历史，因为此病的最早发现往往发生在受到感染后的若干年后，可是他们大多是怎样受到传染的呢？”问卷结束后，马雅各又对其中一项“家中有其他麻风病人者”重新做了一次调查，他对这个20%的比例深存疑惑。

　　于是，他对病患重新调查，逐个询问，从家庭成员到亲戚，理清楚病患的家族史。当有一次，他问到病人家中其他人是否有麻风病人时，有个病人回答非常坚决：“没有！我家没有！”马雅各似乎看出了病人藏在心底的虚弱。隔一天，这位病人在晒太阳，马雅各在赞美一番明媚的阳光之后，又轻声问起那病人及家人情况。那病人态度比前一次更加坚决：“没有没有没有！”

　　马雅各说，哦，那是最好不过了，你知道，要是家人也患了此病而不来就诊，那他们的境况该多么糟糕。

　　过了几天，马雅各医生忙了一个上午，在看完最后一个病人离开时，那个病人在走廊尽头等着马雅各。

　　“马医生……”病人犹豫。

　　“哪里不舒服？哦，瞧瞧，阳光还是这么好，走，去外面晒晒太阳，呼吸新鲜空气。”马雅各用他不甚流利的普通话跟病人打招呼。

　　“可是马医生……晒太阳不够……能不能让我哥哥跟我同住，我们在家时也睡一个床。”病人渴盼地看着马雅各。

　　马雅各停下脚步，“是你哥哥吗？你早一点发现，还是他？”

　　“是我哥哥，可是他不愿来，这次，他的腿……家里人受不了那气味。”病人终于道出了实情。

　　马雅各深知床位紧张，不可能再为他哥哥安排了，但他又不忍心回绝这个瘦弱的男人。

　　“好吧……”马雅各叹出一口气。

　　高鲁医生在马雅各的细心指导下工作，两个人不同国籍却为同一个群体服务，他们是师友，也像父子。高鲁医生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1931年，马雅各医师参加在马尼拉举行的国际麻风会议，与来自杭州广济医院的苏达立初次相见，两人对麻风这个群体的共同关注，使他们成了好友。他与院长苏达立医生约定，以后要来广济医院工作。他信守诺言，偕夫人来杭定居，任广济医院医务主任。并与麻风救济会米勒医师保持密切联系，不断地得到该组织的经济救济，及药品等援助，使医院业务迅速有了新的发展。”

　　1949年3月1日，马雅各医生开始医院工作，为了总结经验，他对经治的病人亲自书写病历，每月检查一次……定期检测麻风杆菌的变化，他是我国最先倡用砜类药物的临床医师。

　　马雅各每个月都要来上柏麻风农场巡视病人，了解病情，除处理医嘱之外，还会跟他们说说生活上的事。高鲁总是前后左右陪同，师生之间有的是默契，他们不用说多少话，有的是互相尊重。

　　1951年8月10日，英国医生马雅各在杭州广济医院去世。

　　高鲁一直珍藏着马雅各送给他的照片，这个英国老人过世后，世间唯一能联系的是他的照片和他赠送的两本书。偶尔，高鲁会在一张藤椅上靠着休憩一下，这张藤椅是马雅各送给他作为纪念的。他尤为珍惜。

　　马雅各漫长的一生有五十年是在中国度过的，最后客死他乡。他的骨灰暂厝在一个小楼上，几年后一个有胆识和良知的医院负责人决定，将马雅各的骨灰盒安放在新建的麻风病院走廊过道一根砖砌柱子里，这是英国老人生前熟稔的地方。

　　而有时，命运总是违逆人性中最本真的初心，每一场运动从开始到落幕，总有一些令人唏嘘的事情发生。1967年，记不得是哪一天了，马雅各的骨灰盒被人从廊柱子里挖出，高鲁被迫手捧马雅各的白色大理石骨灰盒游街。高鲁甚至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被批斗，他只记得母亲说过，父亲是好人，是被特务暗杀的。父亲为革命献身的光辉，似乎无法穿越历史的迷雾抵达这个山坳来庇佑忠诚从医的儿子，高鲁接受批斗，游街——命运仿佛跟两个宅心仁厚的医者开了一个玩笑。而高鲁医生捧起他的启蒙老师安放在怀里时，或许听到了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叮嘱：这个世界上，只要有爱，就有不死的灵魂，以及那充满忧伤的风笛。

　　每一次批斗结束，高鲁医生身体疲乏，内心却有来自心灵深处的安宁。的确，爱是人类平淡生活中不死的追求——爱世人，爱他们。这种声音，从高处传来，从那个哥特式的尖顶教堂传来，恍若钟声，响彻在这个暗淡的动乱之外。

　　这天晚上，十六岁少年亚伦站在父亲面前，白天游街，晚上钻研学术，高鲁留给亚伦的印象，除了是慈善的父亲，还是一个敬业的医生。

　　这个月朗星稀的夜晚，父亲默默地把这个白色的大理石方盒子包起来，用的是高家的布单。父亲看看亚伦，亚伦看看父亲，流淌在父子之间的崇敬和莫名的勇敢，让他们达成了最精准的默契。

　　开门，门外静悄悄的，白天喧嚣的场景仿佛梦境一般，这一刻，四周安静，微风徐来。亚伦背着一个沉重的包裹出了门。

　　“让他安息。找个地方让他安息。”父亲的话萦绕在亚伦耳边。

　　铁路，远方的呼喊。从这里一路向西，能跨越重洋，抵达那个风笛响起的地方吗？亚伦站在铁路边，他轻轻放下包裹，这一刻，月光越发的清亮，似乎就是为了照亮这个年轻人的心。冥冥之中，亚伦觉得有歌声传来，“我的故乡在天堂，那里牛羊成群，我们围着我们的父，在歌唱……”

　　就是这里！就在这里！

　　这个农场是他魂牵梦萦的地方，他曾梦想要为麻风病人开辟一个美丽的家园，耕种，劳作，安居，乐业，即便病痛，也不会摧毁他们坚强的意志！

　　安息吧，这里曾经一片荒芜，因为有你，才有生命的绿色。

　　这一个夜晚，一个在中国五十年，曾经把肉身和爱都奉献给这片土地的异国他乡的灵魂，在中国少年的安抚下，安息了。不要回头，往前走吧，少年，因为有了这神圣的一刻，你将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这是一个命定的成人礼。

　　隔了几天，来了一队人马抄家，他们问及马雅各的骨灰，少年什么也不说。他只静静地看着那个狂躁的成年人，直看得他们慌乱无措地收了眼，嚷嚷着要把家里翻个底朝天，也要把资本主义外国佬的骨灰盒砸碎。

　　然后，满满的两平板车书是他们这次洗劫的战果。书，是高鲁的至爱。然而，又有什么办法呢？争执无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心爱的书被拉走。他知道，这些书里也珍藏着一个个崇高的灵魂——可是，他只是一个医生，他斗不过他们。

　　有个红卫兵指指藤椅，说，你还挺会享受的嘛，搞个藤椅，坐不像坐躺不像躺的，就是一个牛鬼蛇神的样子。说罢，就要搬走藤椅，高鲁想阻止，早有另两个红卫兵手挡过来，几个红卫兵七手八脚把藤椅拽到外面，一个红卫兵背起藤椅就走。另一个眼尖，发现藤椅后背刻着一行英文字，看不明白。既然是外国的东西，就不是好东西，你不是有个外国老师吗？他就是我们中国的敌人，是特务。

　　然后，藤椅被烧。

　　洗劫过后，天高云淡，清风明月的日子重新到来。高鲁医生只要有时间，便会去那个地方转转，虽然是少年亲手安放，但慌乱与无措，反而让少年忘记了准确的位置。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所有高贵的灵魂，都是相通的，高鲁医生虽然无法知道老师马雅各的骨灰安放的那个方寸地，但他知道，仁者高贵的灵魂一直飘荡在空中，俯视这片土地，还有土地上那些病人。这一场师友情谊，一直持续到高鲁过世。

　　2015年1月，寒意未尽，王江南老师带我去了鸿渐岭老麻风病院农场，那里现在是一个石场，有机械刺耳的声音传来。跨过铁路时，我们不禁放慢了脚步，这里，有个英国人安息在此，他曾经熟悉这里的每一棵草，每一株树，他熟悉这里知了的鸣唱。

　　铁路已经不太使用，只是作为货车通行，听不到火车的鸣笛，我们伫立，我们沉思，我们缅怀。远远的，有乐声响起，穿越重洋远渡而来。

　　老院门锁着，我们在门外徘徊，跟邻居打听当年旧事。让我们欣喜的是，依然有人记得高鲁医生，记得那个神情优雅的苏格兰医生。他们说，这里曾经有个外国医生，很敬业，常常从西湖边过来，忙这忙那，忙完之后，却只吃几个白面包当中饭。

　　找不到打开院门的钥匙，仿佛是久远年代的一个密码，被深锁其中。从门缝往里看，是一排淡灰色的病房，长方的柱子一字排开。江南指指其中一个柱子，说，看见了吗？那颜色不一样，那个柱子里，曾经安睡着马雅各医生的灵魂。

　　我眯起眼睛往里看，没错，是有一个廊柱。修补过的廊柱静静地支撑着这幢早已废弃的医院，中间一处的砖块颜色不一，是因为曾经被挖去了几块砖块，掏出了骨灰盒。伫立良久，或许，远远的，马雅各医生正在静静地看着这一切，他从遥远的国度来，为中国人民服务了五十余年。他一定不希望看到自己无法魂归故里，却又不能入土为安。或许，这也是他另一个意义上的牺牲，他希望我们摒弃狭隘的民族主义，作为一名纯粹的医务工作者，广行济世，广慈博爱，同时感受广济精神圣洁的光芒。

第四章 道不尽百年沧桑事

草棚岁月

当我接触浙江麻风病院的变迁史时，有个名字格外引起我的注目，戎马倥偬，驰骋疆场，回归地方后，一头扎进了麻风防治事业。到上柏麻风村，只要年龄在七十岁以上的休养员，说起姚雨冰时，都能回忆起关于他的点点滴滴。

　　如果说，广济曾经是梅藤更时代，那么，武康疗养院在解放后的漫长时光里，曾经成为姚雨冰时期。在我记录这位军人出身的院长在上柏的日夜之前，先来看看浙江麻风病医院的前世今生，可以说，一座医院的变迁史，也是无数个人的命运史。

　　1869年10月2日，印度总统玛哈特玛·甘地出生，不知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冥冥之中的安排，“甘地”这个名字，在之后漫长的岁月里，与麻风有了紧密的联系。

　　这一年，与中国杭州的一个戒烟所也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一年，在中国的年份表上，称为同治八年。

　　这一年，英国安立甘会委派密杜（MEADOWS）在杭州设立戒烟所行医传教。开启了医学传教在杭州的序幕。

　　让我们顺着时间的脚步前走。每一个年轮，都聚集着悲欢。梅藤更来杭6年后，1887年，在英国麻风救济会的帮助下，杭州广济麻风病院正式创办，英国人苏达立主持工作。7位中国麻风病人入住教会开办的医院。这一年的6月16日，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战歌《国际歌》诞生纪念日。

　　1895年，杭州广济麻风病院住院麻风病人逐渐增多，医院地处杭州繁华市中心，麻风病人难以管理，社会意见甚大，医院董事会在西湖之滨的宝石山麓购得土地六亩五分建造麻风病院。次年，一幢西式麻风病院在保俶塔与来凤亭之间落成，新院医疗用房正式启用，收容麻风病人30余名。

　　1914年，中华民国政府整治西湖，杭州广济麻风病院迁移至松木场许家湾山上，医院新址与宝石站相峙。蜿蜒的山间公路与新院相连，男女病人分院而居，男院楼高三层，病房十余间，宽敞明亮，女院平房三间。次年6月，平房改成西式楼房，内设病房十余间，收治麻风病人六十余名。

　　1926年12月，梅藤更夫妇退休回国，谭信接任杭州广济麻风医院院长。1927年3月，北伐军占领杭州，院长谭信和外籍工作人员逃亡上海租界。4月，杭州广济麻风医院被浙江省政府接管，医院每月所需经费，全部由政府承担。

　　1928年5月，杭州广济麻风病院呈请国民政府发还杭州广济麻风院。同年8月，浙江省政府颁发《浙江取缔麻风病实施之文告》。10月，浙江省政府将“杭州广济麻风病院”发还杭州广济病院管理，医院时有麻风病人50余名。

　　1933年，医院住院麻风病人85名，其中“住院不到一年新麻风病人有25人，其余60人为老麻风病人，住院病人中1人症状消失，11人大有进境，29人已有进境，8人病象如旧，5人则较前加重（其中3人为不加医治者），6人则已属残废。男病人占住院总数的63%；女病人占37%。治疗方式为口服大枫子油及樟脑油、木焦油、橄榄油和EthyEsters肌肉注射”。

　　1934年，杭州广济麻风病院住院麻风病人有99名，其中男性85名，女性14名。每周由杭州广济医院副院长沙大卫·赫度医师、叶熙华医生等查房，给病人施以大枫子油等药物治疗。时有病人护士5名，专以清洗病人烂疮，换药、发药等医疗工作。

　　1939年，杭州广济麻风病院由苏达立医生负责管理，时有住院病人91名，女性13名，小孩4名，小孩病人与女病人同室居住。

　　1941年，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英国等国向日本宣战，欧美各国在华租界和领地相继陷落于日寇之手。

　　1942年9月，杭州广济麻风病院被日军占领，院长苏达立以“救治中国军队伤兵”为由被日军逮捕，关押于上海海防路战俘集中营，后关押于北京丰台战俘集中营。医院更名为杭州同仁会医院。日本同仁会委派日本医生岗田实充管理医院。日本人接管医院后，原广济麻风病院大部分医务人员不愿为日本人供事，纷纷逃离医院。

　　1945年，抗战胜利，杭州广济麻风病院重新由英国人接收，苏达立复任院长。但此时的杭州广济麻风病院已是满目疮痍，财产被抢劫一空，屋宇也衰败不堪。

　　1948年5月，杭州广济麻风病院董事会在武康县上柏鸿渐岭向农民许阿根等租地、租田百余亩，开办麻风农场。

　　1949年5月，杭州解放，杭州广济麻风病院仍然由英国人管理，浙江省人民政府供给杭州广济麻风病院病人大米每人每日口粮20两。

　　1949年12月，杭州广济麻风病院在上柏农场建立房舍、医务室和礼拜堂，首批23名杭州广济麻风康复病院患者迁赴上柏农场，医院派驻徐超颖医生每日对农场病人巡诊，医务部主任马雅各医生每月到上柏麻风农场巡诊一次。麻风病人李石平任农场管理员，组织麻风康复病人饲养家畜、家禽、垦植耕耘，从事农业生产。这是我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麻风病人自我管理的“麻风农场”。高鲁和马雅各到此巡诊。

　　接着，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浙江麻风医院院长姚雨冰来了。1950年4月，姚雨冰从部队转到了浙江省卫生厅。

　　1951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军政委员会委托浙江省人民政府在浙江筹建麻风病院，收治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中的麻风病员，浙江省卫生厅成立浙江省麻风病院筹建委员会。省卫生厅医管科长徐高友任主任委员，姚雨冰负责实施具体工作。姚雨冰以总干事的身份接受了浙江省麻风病院的筹建任务，要在浙江建造一所能容纳200张床位的麻风病院收治解放军与志愿军中的麻风病人。他拿着政府拨给的2亿旧币(相当于人民币2万)，四处寻找合适的地址，当时，卫生厅对建造麻风村是有相关要求的，“交通相对方便，离居民区有一定距离以便自然隔离，以道观寺庙为改建对象”。他到过余杭，去过萧山，最后辗转找到了上柏山里的破庙报恩寺。由武康县政府确定以圆圈椅形的山峰分水岭为界，分水岭面寺的划归浙江省麻风病院所有，制图定界土地产权，院址和山林、土地约870余亩。

　　筹建工作可谓千辛万苦。寺庙大都建在荒僻的大山，虽有好风水一说，但从世俗来看，终究不是很便利。

　　好吧，就在这里。让那些被歧视的苦命的人儿回归，无论佛像是否还在。

　　我在王江南老师提供的资料里，看到活在视频里的姚雨冰，那一年他85岁。这位从河北来的首任院长，谈吐机智，幽默，他们谈笑风生。

　　那时，国内麻风治疗还没有摸索出成功的经验，使用的药物依靠国外进口，麻风病传染的恐惧依然笼罩在头顶。由此，麻风病院大都要求选址寺庙或者偏远的海岛。

　　大约命运已经安排了一切，新中国刚建立，百废待兴，事业都刚刚开始。军队生活养成的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和节俭的习惯，使姚雨冰对眼前破落的寺庙有了天然的亲近。地基不必重新打造，庙堂自有它不可摧的根基，圈椅的地形是天然的隔离屏障。建水库，打水井，50P马力大碗锅柴油发电机带给这个山坳光明……设备需要添置，衣食住行的问题需要解决。这一切在旁人看来繁杂而劳累，姚雨冰却干得风生水起，百余天时间，就把一个有模有样的麻风病医院建成了。而原定第二年8月投入使用的病房，却在当年12月迎来了3位从部队转来的病人。

　　视频里的姚雨冰丝毫看不出老态，他斜斜地半躺在床上，一条被子盖着半个身子，可以看到他简陋的房间，简单的家具。回忆起那段时光，姚雨冰时不时发出爽朗的笑，说医院还在建造时，省里有个部门让他过去那边工作，“你就别干那苦差事了”。那边朋友诚恳邀请，他也心动过，又一转念，自己南征北战，上战场都不怕，还怕建一个医院吗？何况，这医院要接收的是那些饱受病痛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随时准备献身的军人。

　　事实上，对于去留问题，姚雨冰曾经有过挣扎，也曾发生过一件有意思的事。事后，当姚雨冰重新回忆起那件事，他哈哈哈地笑了，笑声中满是豁朗与通达。事情是这样的，医院建起来了，病人也开始住院，接受治疗，原以为自己已经完成了任务，却接到了组织通知，让他担任浙江省麻风病院副院长、代院长、兼杭州广济麻风医院院长。他有些糊涂了，当时委任他当总干事筹建麻风病院，说是特殊任务，有点临危受命的意思。他原以为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便可全身而退，去从事其他工作。这个副院长、代院长不好当啊，他暗暗担心自己有可能要长期作战了，心里不是滋味。心里打起了小算盘，他托了在卫生厅工作的老同学，准备调动。出乎意料，姚雨冰被撤掉了院长职务，还受了留党察看处分。可是那时的人很怪，姚雨冰说，受了处分撤了职，情绪反倒稳定了，情绪稳定了，事业心也就来了。就留下来了。

　　听他说话，看他那神态，仿佛他就在眼前，用他方言式的普通话跟你说往事。选址报恩寺确定后，先开辟了一条路，那条路上，砖瓦、石灰、水泥，医院的设备，都是从这里搬运到医院。说着这些时，姚雨冰忽然说到，医院正式投入使用后，交通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工作人员和病人吃的菜都由人工挑进去，工作人员的菜是阿毛师傅挑进去的。阿毛师傅下班后回到上柏，第二天挑着一担菜蔬到报恩寺上班。病房用的菜量大，是阿坤师傅挑进去的，阿坤师傅是广济医院的老职工，广济搬迁时，阿坤师傅也一起跟了过来。那一条窄小的路上，阿毛师傅一担菜，阿坤师傅一担菜——让我感动的是，过去那么多年，姚雨冰先生依然记得师傅们为他们担过菜，即便是那样一些不起眼的人。

　　医院建起来了，病人也收进来了。只是，姚雨冰心里还是不安，他知道，这些病人只是一小部分，他们是少数不幸中的万幸者，还有那些未被发现走投无路的病患，分散在我省各个地区。关心他们，救治他们，成为姚雨冰心头挥之不去的念头。

　　然而，我国医学界对于麻风病的认识还处在初级阶段，医务人员严重缺乏，对麻风病防治知识的普及迫在眉睫。姚雨冰首先想到的是，举办麻风病防治培训班，在全省各基层医疗机构抽调人员参加学习。

　　1953年，第一期地方流行病培训班如期开办。不久，采取“线点普查”和“过滤式普查”的形式，对绍兴、义乌两个地区进行普查。发现新的病患，登记，发药，当时有个要求是：“送药到他手，看着他吃下”。《浙江麻风防治60年》“麻风防治工作”绍兴市（县）麻风防治工作记载：20世纪50年代初，绍兴麻风防治工作，主要通过门诊及巡回医疗查治病人。1950年至1954年，共发现麻风病例626例。

　　如今，当我们回头再来看那段历史，只是纸面上的数字和毫无生趣的公文记录，我们看不到个中艰辛，看不到他们曾经挥汗如雨的真切时光。

　　江南老师提供给我的资料中，有一份泛黄的小小的油印小册子，16K大，封面上四行毛笔字。

　　浙江麻风大概

　　一九五四年九月

　　姚雨冰存

　　再往下是一行模糊的毛笔字，辨认，是“这是我的麻风处女作”。

　　1951年8月筹建浙江麻风医院，从一处几近废墟的土地上，建立起一座完善的医院，从水库，到食堂，从一部爱克斯光机，到一个照明用的手电筒，再从一块砖，到一片瓦，这事事，那处处，无巨细，他都关心关注，直到一一落实。

　　只短短三年，他便拿出了这本麻风册子，需要投入多少心血，又是怎样的专注，才能在此领域有所领悟。这一刻，他是医生。

　　这本只有17个页码的小册子，油墨气息早已散尽。但我们从密密麻麻的字里行间，依然能够看出钢板刻字的那个艰苦岁月。一张半透明的蜡纸，齐崭崭的细方格，一支尖利的铁笔，在垫了钢板的蜡纸上刻出这些病例分析，刻出浙江不同地区麻风病流行概况，刻出这些有远见的防治意见。这本处女作里，我们能看到如何辨识麻风病，从最初发病的症状，到中期，到晚期。有世界各国对麻风病的药物试验，也有浙江麻风病医院自身积累的资料经验。薄薄的一本小册子，让这位军人从腥风血雨的沙场到没有硝烟的麻风战场，来了一个感动人心的转身。

　　1952年1月，浙江省麻风病院正式建成启用，来自华东地区180余名军人麻风病患者陆续入住浙江省麻风病院。

　　同年1月，杭州广济麻风病院由浙江省人民政府接管。不久，杭州广济麻风病院的128名麻风畸残病人迁往修缮后的位于下柏的宝华寺病区。

　　1952年12月，浙江省民政厅和浙江省卫生厅联合发文，至此，杭州广济麻风医院正式并入浙江省麻风病院。

　　1953年，这一年，该载入浙江麻风史册。年初，由于社会人士对麻风病人普遍存在恐惧和歧视，军籍麻风住院患者考虑到康复后的工作和生活，不愿在档案中留下一笔在麻风病院的住院史，联名上书朱德总司令，要求更改麻风病院名称。至此，浙江省麻风病院更名为浙江省第六康复医院。

　　如果说，姚雨冰当初接手建造麻风医院只是一个政治任务，只是一份工作，只是作为一个军人执行了命令；在医学领域钻研，只是他作为一个医生的职业道德。那么，在处理马雅各骨灰的事情上，却让我们看到了他身上闪耀着人性深处慈悲的光芒。

　　1951年8月10日，马雅各在杭州广济医院去世。1952年，杭州广济麻风病院整体搬迁至上柏报恩寺浙江麻风病院。作为广济的一份子，这位外籍友人热爱麻风事业，他把病人当作亲人看待，是兄弟姐妹，他给予他们的是抚慰，是爱。姚雨冰深知这一点。1953年，在建造浙江麻风防治院时，医院相关人员同意了姚雨冰的提议，把马雅各的骨灰安放在医院的廊柱里。

　　关于这件事，他在一次采访中回忆说，老人不容易，虽然他最初的目的是传教，借助的是医学，但是，他为中国麻风病防治事业做出的贡献，让众多麻风病人受益，他的大医精诚，让我们感动。的确，一个外国人，远离故土，一生为中国百姓解除病患，如今来不及回到故土便客死他乡——除了安放他的灵魂，我们还能用什么方式来纪念这位苏格兰老人呢？

　　广济班师上柏，希望他的精神与我们一路相随。作为院长，决定把马雅各医生的灵魂安放此处，在那个年代，这样的勇气和胆魄，令人钦佩。

　　而此刻，我更愿从另一面来理解这一壮举——姚雨冰把马雅各当作一个普通的英国老人，年轻时，他远渡重洋来到东方，生命中最动人的岁月，献给了中华大地。他有儿有女，他们远在英伦，他们不能前来与他见上最后一面。当病痛突袭而至，他多么需要亲人的陪伴，执手相伴，给予最温暖的亲情抚慰。思念，向往，期待，都在病魔面前戛然而止。离世前的老人是孤单的，即便如此，他依然在为医院的事操心，提建议，出良策。他的离去也是孤单的，笃信基督的他，临终却不能接受牧师替他祷告，他奔赴天堂的路途显得尤其遥远。

　　好在马医生77年的光阴，在游走中国的五十余年中，必定也浸润了东方文化。他也一定感受过中国式的亲情，粗茶淡饭式的问候，包含的是日常的亲情。或许是亲情的力量的感召，让姚雨冰在某一个时刻，理解了马雅各的孤单。姚雨冰必定想到了，即便肉身已经消散，灵魂却依然渴望温情，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有代代相传的礼仪仁爱，有着东方特有的温暖和人情味。姚希望马雅各的魂魄在此安息，因为，在这片他曾经一起开垦的土地上，有一群跟他一样为消除人类病痛的有识之士，他们宅心仁厚，他们像亲人一样，相伴与他，他们的灵魂在某一个瞬间，融合在一起。

　　在上柏麻风村，老人们依然记得姚雨冰院长的种种好。休养员孔辛根说，那个时候，医生护士来病房，大部分都很怕的，穿得很厚，姚雨冰不怕，他经常跟我们一起吃饭，空下来的时候，到我们病房来坐坐，说说家常。而他在麻风村当眼科医生的妻子朱菊娥，除了医术精湛，为人也是温暖而亲切。休养员至今还在念叨：“是朱医生把我的眼睛治好了。”

　　我们也许很难想象那个时候，一个医生在麻风病人中间穿梭行医的情形。因为如今麻风病已不再是不治之症，因为我们了解一旦发现麻风病，只要及时治疗就不会有传染性，也不会致残。但在那个视麻风病为恶魔的时代，要做到这点，是何其不易。

　　“姚医生不怕麻风”，在麻风病院，病人们都知道姚医生不怕麻风。也因此，他们更愿意和他说话，他们能从他身上感受到药物之外的力量。的确，他是有力量的，他也深信这一点，不然，他怎么会同意让妻子也从事麻风病工作后，又把从部队回来的儿子，也争取到了麻风病院来工作呢。

　　斯人已去，当我们站在通往上柏麻风村的路上，遥看这个被绿荫掩映的村子时，总会想起他们来，我们似乎可以看到，那些腥风苦雨的草棚岁月里，闪耀着的仁慈的光芒。

我曾经有过的三十八年

清瘦的面庞，精神矍铄，坐在我面前的这位老先生，微微笑着，接过一杯茶，也不喝，只轻轻地放在一边。再一次请喝时，他便笑笑说，不太需要喝水。

　　都在说，人的一天需要八杯水，为身体排毒，可这位从医三十八年的老医生，却对我说，不太需要喝水，这让我惊讶的同时，也很好奇。这位老先生叫陈德友，曾经担任浙江武康疗养院院长。从1959年9月任职开始，到1991年12月离休，陈老先生在武康疗养院担任领导职务32年。而他呆在这个麻风村的所有时间加起来，却有整整三十八年。

　　话题便从不太需要喝水开始。在那个人人恐惧麻风的年代，医生上班是要穿厚厚的防护服的。先是自己的衣服，再穿隔离服，隔离服是特制的，类似于防毒外套。外加一双高筒雨靴，口罩遮住大半张脸，帽子一戴，谁也不认识，有时走在路上，要拍一下人家后背，人家答应一句，才知道对方是谁。这样严严实实地把自己包裹起来，像一个笨拙的粽子，从早上上班开始，一直到中午下班，到更衣室脱掉隔离服，洗手回家后才喝第一口水，日复一日，便养成了少喝水甚至不喝水的习惯。即便已经离休在家三十多年，生活完全处于适宜状态，而陈老先生却依然很少喝水。

　　说到对于麻风病的恐惧，陈德友有些激动，在他的记忆中，人们只要谈到麻风，没有哪一部作品让他觉得是客观的。文学作品，或者影视作品，只要写到麻风，都往反面的恐怖和丑恶的来写。“那写的书，拍的电影、电视剧，有一处说好的吗？我就不明白了，那些写书的，拍电影的，就没有一点儿同情心么？人家患病已经很痛苦了，还把人家往那不堪写……唉。”陈老先生说，更加让他觉得难以接受的是，这些作者事实上并不了解麻风病，也只是道听途说而已。

　　陈老先生感叹，搞麻风工作，辛苦点，累一点什么的，他们都不怕。就怕社会上的人对麻风病不了解，歧视。而这种歧视是在毫无根据的固执的猜测与夸大之下产生的，麻风病医生也被歧视，因此，“从事麻风病工作，精神压力很大”。

　　有一次，陈老先生参加一次卫生系统会议，邻座有个医务工作者，一直说着麻风病如何如何可怕。忍不住，他问人家，你见过麻风病么？人家说没有见过。陈德友有些生气：你见都没见过，怎么说可怕呢？人家便说，那些书上都这么写的，电影里也都放着。

　　的确也不能怪这些不明真相的人，他们一直被一种错误的说法误导，然后又把这错误再一次传播出去，导致整个社会笼罩着“谈麻色变”的气氛。

　　为了消灭麻风病，多少代科学家孜孜以求，艰难探索。1941年，一位名叫Faget的医生，在美国的卡维尔麻风中心使用氨苯砜的衍生物普洛明治疗麻风，开辟了化学药物治疗麻风病的新纪元。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政府开始推行世界卫生组织（WHO）的联合化疗（TMT）方案，治愈率迅速提高，达到98%以上。

　　解放前，麻风病人的生活可以用“生活在地狱”来形容，他们被赶出家门，被烧死，被逼自杀的现象时有发生。一直到新中国成立，这些现象依然代代相传，还在延续着那恐怖的气氛。

　　影视作品中我们看到的那些可怖的形象，都是晚期麻风病人。因为早期麻风病的症状难以辨认，加上我国麻风病知识普及欠缺，有人患病多年，却不知道是什么病，四处求医而不得，延误了最佳治疗时机。等他们寻觅着到专科门诊来求治，病人大都已有明显畸残了。为了全面普查全省麻风病患者，早发现，早治疗，逐步减少传染和残疾的概率，下乡查病，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成为武康疗养院的医生必做的大事。陈德友带领他的团队行走在乡村，他们的足迹到过浙江省每一个有病患的村寨。他们常常会在乡村的某个废弃的仓库过夜，因为他们是麻风医生，很少有人愿意留宿他们。因为，他们的出行，甚至比他在战场时更为艰难，打仗，要的是不怕牺牲，智勇双全。而在麻风病防治上，有时候，你再怎么努力，依然会碰壁，被拒之门外。

　　最难的是到那些病患少的地区，因为人们对麻风病完全陌生，而之前留下的烙印又根深蒂固，当他们知道医生是来查麻风病的，便远远地躲开了。文化程度越高的越怕，他们接触书本上描述的，大都是晚期麻风病人的容貌。“多做一些正面的宣传，真的很有必要，对麻风病人，对麻风医生，都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

　　可以说，在浙江麻防工作者队伍里，每一个前辈都有记忆犹新的下乡经历，当时国家对麻风病防治的投入相当大，查出病人后，当即写病历，建立病人档案。少菌型的留在家里治疗，由县防疫医生送药，有的病人担心由医生送药会让亲戚朋友知道而产生顾虑。为了不让他们担心，武康疗养院将药直接寄到病人指定的地址，第一次寄药时，会写一封信，告诉病人如何服药，留心自己服药后的反应，如果情况良好，那就继续按此治疗，万一身体有不妥，便写信告诉医生，医生采取相应措施。

　　每一个县都有一个筐子，筐子里放着病历，每个病人的病情，服药时间，服药情况，家族病史，所在村麻风流行情况，写得清清楚楚。有时，病人上门来复诊，只要说出自己是哪个县的姓什么，医生立马可以找到他的病历。

　　给每一位病人建立档案，看似简单，实际操作起来，牵扯的精力却是巨大的。这些建档的病人，都需要定期复诊，医生常常会因为找不到档案里的病人而着急。因为有的病人门诊时，不想让人知道自己是哪里人，会隐瞒地址，甚至是用假名字。当医生按登记的地址来到那个村寻访时，却被告知根本没有这个人——不漏查一个病人，医生总是想方设法找到那个病人，又不能直接说人家生了麻风病，都说是远方亲戚。

　　有个麻防工作者说，那个年代，偶尔有个村里，来了一个陌生的人，说是这家邻居的城里的亲戚，是远方表哥，也许就是我们那千万个辛勤的麻防工作者的一个。“我们做着特工一样的活，接收到的却不是敬佩的目光，而是鄙夷和嫌弃。”

　　那时，浙江省麻风病医院有一块院徽，有个医生从上海坐火车到杭州，忘了拿掉院徽，于是，整个车厢只剩他一个人。有医生自嘲：当麻风病医生从来都被歧视，可到铁路上，那可风光了，一节车厢就让你一个人坐，这什么待遇。

　　马上有医生接上嘴：谁有事没事去坐火车呀。

　　这令人哭笑不得的待遇啊。

　　陈老先生还能清晰地回忆起年轻时看过的一本小说《人面桃花》，在他所有已知的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里，这是一本“让人看了不害怕，是正面宣传麻风病的小说”。虽然过去那么多年，他依然记忆深刻：一对年轻的恋人，他们非常相爱，看起来无忧无虑，女孩有时却忧心忡忡，因为她的心里有一个巨大的秘密。当有一天，男孩终于向女孩求婚时，女孩告诉男孩：我有麻风病。

　　怎么可能？那么美丽，那么阳光。男孩看着女孩清纯的面庞，他不相信女孩的话，因为在他固有的记忆里，麻风病人是丑陋的，肮脏的。而眼前的佳人，清新脱俗，面若桃花。

　　那是陈德友青年时代的读物，当时只觉得感动，因为很少有人愿意把麻风病人写得如此真实可感，有血有肉。

　　在医院，每一个医生都是最后的坚守者，在陈德友担任院长期间，分配来的大学生一如流水，有的来了两天就走了，有的没来报到过几天档案也拿走了。那一年是老三届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大学毕业生，来了7个，最后没有一个留下。

　　有的医生，自身立志麻风事业，可是家人却竭力反对，因为担心谈不到对象，成不了家。这样的情况在我国各地麻风病院屡见不鲜。

　　在麻风村工作的年轻男女，找对象成为难中之难。我在湖南张家界采访麻风村时，有位麻风医生告诉我，他们医院一个医生，工农兵大学生，钻研，敬业，年纪轻轻就成为同行中的佼佼者。然而，他也常常流露出担忧。因为他谈了几个朋友，都没有成功，原因不言而喻——谁愿意嫁个麻风医生啊。

　　在事业和爱情之间，他处于两难，病人需要他，在这个领域，他觉得奉献的价值远远超过其他岗位。然而，他又是一个孝顺的儿子，中国传统观念，娶妻成家生子，不仅是父辈的愿望，也是这个年轻人的愿望。

　　一直到他三十来岁时，有人给他介绍了一个木材厂的女工。这一天，位于湖南张家界的一家木工厂，女工小秦悄悄把一位大姐拉到一边，从兜里掏出一封信，羞红了脸说：“你给我念念这上头写了啥。”

　　这是一封情书，来自张家界某个麻风村，寄信者是她新谈的男朋友，是个医生。只是，她不识字。鸿雁传书，多少令人期待的热情，从那高高的山上抵达这个木材厂，女孩却无法第一时间感受到那炽热的温情。

　　陈院长也碰到过这样的事，有个年轻的医生，有一次找到陈德友，吞吞吐吐说出了他的顾虑，“不是我不想留下来，是我家里……担心我找不到对象……谈了好几个，都因为我是搞麻风的，不愿意。”

　　“每一个想走的，不管是医生，还是护士，我都不留。因为这里不是其他岗位，在这里，他服务的对象是麻风病人。如果你硬是留下他们，他们必定有情绪，不能全身心面对病人，不能像家人一样照顾病人，他们的坏情绪，影响的是病人的心情。我们的病人特殊，他们来到这里，大都是妻离子散，大都是有家不能回。不能让病人在饱受社会歧视，遭受家人抛弃之后，还要面对一张不得不留下来的医生的脸。”

　　病人没有家，这里就是家，是他们唯一的安全的港湾，我们又怎么忍心让他们在自己家里再受委屈呢？

　　谁说当一个麻风病医生只有刺鼻的气味，只有畸残的容颜，他们的快乐与众不同。当为病人解除麻风反应的痛苦之后，医生获得的快乐是加倍的；当收到治愈病人写来的感谢信时，医生的成就感是加倍的。

　　那的确是一个艰难的时代。为了尽量减少麻风反应带来的剧烈的神经痛，每一个医生都竭尽全力，苦苦求索。有的向乡村郎中采要草药良方，回来实验，熬出来的第一口药，是医生喝下的。有的求助于古代医书，按图索骥，漫山遍野寻访草药。西医的光芒还未照耀到金车山麓时，医生们自行研制草药良方，有时三种草药配伍，看看效果。神农尝百草，这里的医生何尝不是如此？

　　麻风医生都知道，病人出现麻风反应，那种疼痛足以让人疯狂，生不如死。如果不控制麻风反应，自杀的可能性就比较大，就算他熬过了那个时期，却依然要面对畸残的危险。

　　“每一个来医院的病人，进院时英俊，出去还一样英俊；进来时漂亮，出去后依然美丽。绝不让畸残摧残他们的身体，祸害他们以后的生活。”这是医生给自己的告诫。而要做到这一点，何其的难。

　　陈院长说，有时候病人服用草药后疼痛消失了，病人高兴医生欣慰。赶紧给病人抽血化验，发现他的血象异常，会导致严重的并发症，器官衰竭。不行，赶紧停了草药。

　　那些年，医生对于良药的求索，像在黑暗的隧道寻找光明，不知道哪一处能凿出一点光亮来，给病人解除痛苦。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麻风病非常重视，出台麻风病管理条例，保护麻风病人。在物资相当匮乏的年代，麻风病人的医药费国家全免，不仅如此，对他们生活的需求也有政策倾斜。陈院长回忆，那时，病人到医院入住，大都只有一床被子，一套衣服，亲人早已抛弃他们。给他们做一身新衣裳，为他们添一床新被子，成为院长的另一个愿望。

　　要布。要大量的布。

　　什么？连他们的衣服被子都要换新的？没有人理解。

　　在那个物资严重匮乏的年代，什么都要凭票购买，粮票布票油票肥皂票白糖票曾经阻挡了多少人追求生活质量的脚步。而区区一个麻风医院怎么可能要到数量不小的布呢？

　　写申请，到上级主管部门申请布票，成为那个年代陈院长时不时要做的一件大事。让他深感欣慰的是，每一次他的申请都得到足够的重视。常常是，他的申请递交不久，就能接到通知，让他去某个部门，他总能拿到那个部门批出的条子。那个年代，一张条子的力量有多么巨大。他怀揣那张沉甸甸的条子，回到县里，从供销社带回簇新的散发着棉花气息的布匹。

　　那个时候，武康疗养院有多少病人因为换了新被子而感动得落泪，有多少人因为获得了一套新衣服而悲喜交集。

　　在武康疗养院，夫妻同时患病的有好几对，他们把最好的青春年华奉献给了这个幽静的山坳。陈德友的妻子董亦平也是麻风医生，1987年因病过世，就安葬在麻风村。她的墓前，年年清明，都有康复者前来扫墓。

　　在繁忙的院务工作之外，陈德友的身影总是出现在病区，从长期的临床实践中，他撰写论文，把自己的经验与全国的同行分享。他发表在《中国麻风杂志》的题为《1139例麻风病的疗效分析》的论文中提出建议，对少菌型麻风的疗程应延长到1年；对多菌型麻风若治疗2年仍无明显好转者，可再用氨苯砜加利福平治疗到细菌阴转，或延长1年；对所有氨苯砜治愈复发者，则均按多菌型麻风方案治疗。

　　让我们简要回顾一下这位不多言语的院长的履历，的确，这只是履历，是写在纸上的，看起来多么平淡。

　　位于浙江湖州的浙江省第四康复医院，曾是华东野战军第七野战医院。医院所属五个医疗队，专门收治部队病人，在战争中患病的军人，复员后先到第四康复医院，接受治疗，病愈后才转到地方。抗美援朝结束后，病人锐减，保留其中专攻精神疾病的医疗队。第四康复医院正式撤销。医务工作者由省卫生厅统一分配，陈德友被分到位于上柏的第六康复医院。那是1955年12月，在这之前，陈德友是一名年轻的外科医生，而到武康从事的却是麻风病治疗。

　　1955年的陈德友，风华正茂，从湖州城区到浙江武康疗养院，担任医务部主任；1957年担任副院长；1959年起担任医院党支部书记、院长，直到1991年离休。

　　1990年1月26日，首届马海德奖在首都北京颁奖，陈德友获此殊荣，成为马海德基金会设立马海德奖后首届获得者。三十八年，风雨兼程的三十八年，从一名出色的外科医生，到一名新中国麻风医院的院长，陈德友默默地献出了最宝贵的青春。

不要温顺地走进良夜

张恒太先生的家在医生宿舍楼，这幢建造于上世纪80年代的宿舍，在如今看来，依然陈旧。安静的巷子，植物的清香依稀可辨。我在张老先生家，见到了他。曾经被麻风病菌侵蚀的面庞，留下了印记，但老人整体给我干净的感觉，精神矍铄，有着88岁老人特有的通达与安然。他的普通话依然有着浓重的山东乡村调子，也许在南方时间长了，他的叙谈，在我听来，既有北方话语的利索，又有南方语系的柔软。

　　回忆起往事，张老先生的话匣子打开了，让我惊讶的是，老先生很少谈自己得病后如何沮丧，言谈中透露的，是满腔的对生活的感恩。

　　1928年1月，张恒太出生在山东一个村庄，16岁那年，家人把他送到城里一家百货店当学徒。那时，学徒要做的事很繁杂，上门板，生炉子，劈柴，抱孩子，卖杂货。

　　少年张恒太对世界抱着巨大的好奇心，店里有个账房先生，打了一手好算盘，张恒太做完手头的活计，抽空便去看账房先生打算盘。在一家杂货铺里，学徒的地位是最低的，而账房先生却像是店老板的贴心朋友，伙计们都很敬畏。

　　张恒太去看先生打算盘，每次都惴惴不安，账房先生见他好学，便默认了他的“旁观”，三年学徒下来，也教了张恒太不少打算盘的技巧。

　　1940年代，战事紧张，风雨交叠，街角热闹处有时会贴出告示，抓住共匪了，要枪毙。又传说共产党很可怕，“红鼻子，绿眼睛，吃小孩，共产共妻”，可在少年单纯的眼里，心里，疑问却一个接一个。“都说共产党这么可怕，可从街上带过要去枪毙的共产党没长那样嘛，眼睛亮亮的，鼻梁挺挺的，这是怎么回事？”

　　疑惑多了，便要问。偶尔的，他跟要好的伙计嘟囔一句，我看共产党不像他们说的那样，那国民党是说谎的吧。

　　闻听者马上打断他的话，“你这娃儿，说什么呢？以后可不敢再这么说，当心被抓去杀头。”

　　“可是，我还是想不明白……“

　　“你就一个伙计，学好你的手艺就是，管那么多干啥？”人家摇摇头赶紧走开了。

　　店里有个伙计，平时很少说话，店里其他伙计都说这个人很古怪，便很少跟他往来。张恒太却觉得这个沉默的人，身上有种莫名的亲和力，他有事没事地就想跟那人讨教几句。

　　有一次，拉警报了，仓皇逃进防空洞，警报过后，人家一个个的都走了，只留下张恒太和那个沉默的伙计。

　　张恒太犹豫一下，说：“有个事儿我还是想不明白，都说共产党坏，可老百姓怎么都拥护他们共产党呢？”

　　话一出口，那个沉默的伙计就严肃起来，说：“你这娃儿想什么呢？这话在我这说说没事，别的地儿可别再说了。”

　　原以为人家会应和他的话，至少也会展开讨论一下，却不料他来了这么一句。这让少年张恒太很失望，他觉得这个世界上，怎么就没有一个人懂他呢？

　　懵懂之中，日复一日地过去，这一天，1948年3月的一天，城破了。时局变得紧张起来，伙计们大都四散开去，正当张恒太犹豫是否回乡下老家时，那个沉默的伙计却找到张恒太。

　　你想不想参加共产党？

　　共产党？我又不认识。

　　我带你去，你就认识了。

　　可是……你为什么要带我去？

　　你要是想去，就跟着我。

　　这一天，张恒太跟着这个沉默的伙计，来到渤海总队，原想着能有一口饱饭吃，却怎么也没想到，他走上了一条革命的道路。他先后参加了济南战役、淮海战役，过长江，穿越枪林弹雨，一路来到湖州。解放上海，又从上海打到苏州……

　　1949年9月，上海解放，部队驻扎上海。张恒太便在上海警备军工作。不久，上海警备军改为公安十六师，他在十六师四十七团供给处从事会计工作。那时，他打算盘是全十六师出了名的，几次大比武他都力拔头筹，还被奖励一个手工缝制的本子。从那之后，“铁算盘张恒太”成为他的另外一个称呼。

　　他那双灵敏的手，十指修长，少干农活的他，皮肤白皙。每当算盘珠子噼里啪啦地响起，便是他最快乐的时光。年轻，有为，有南征北战的经历，他的好年华才刚刚开始。

　　然而，命运有一双大手，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挥舞，操纵着一切。1952年春节刚过，转眼便到了第二年的春天，万物复苏，而他却感到了不适。

　　先是胳膊和手，不好使，不听使唤了。似乎跟他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他是会计，要用算盘，需要灵活的指头，而命运的暗箭却最先射中了他的手。

　　当时，他已经接到命令，要去连队当指导员。而他却不能及时赴岗，因为疾病缠身，而这疾病又显得神秘而让人猜疑。

　　结核样型麻风，好在不是多菌型的，传染性不强，但治疗却迫在眉睫，如若耽搁，将会残疾。他来到了上柏，报恩寺的浙江麻风病院里，住着三军转送过来的麻风病军人。

　　人生的大河，在这里拐了一个弯，跟其他军人麻风病患者一样，他住进了浙江麻风病院。

　　的确，这是一个收治部队军人的医院，战斗英雄，劳动模范，他们的头顶闪耀着光芒。然而，细心的张恒太却发现，这些曾经在战场奋勇厮杀的战士，在这里，却成了地道的病人——从身体到精神。他们茫然地坐着，等待医生护士的检查和治疗，他们的脾气变得极坏，内心又是那么的脆弱。有的战士，白天对护士大声呵斥，夜晚却躲到僻静处独自哭泣。

　　人生必定苦多，为什么偏偏是我——这大约是那个时候，所有麻风病患者发出的诘问。只是，除了隐藏不见的命运，没有人能够回答。

　　住院不久，张恒太便跟医务人员打听，我这病能治好不？

　　能。当然能！

　　医生护士给出的响亮回答，让他心头燃起希望之光。

　　偶尔的，他也会黯然：他们是安慰我的吧！他们不希望我一蹶不振吧。

　　事实上，久经战场的他，早已看淡了生死。那一年，跟他一起出来打仗的有6个战友，牺牲了4个，残疾了1个，只留下他一人。他是熊熊战火的幸存者。

　　再跟病人打听，回答说，能治好。有个团长，前年入院，治好出去了。有个县长也治好出去了。

　　那还担心什么？安心养病就是了。他真的安心下来，心安了，心便也静了，静了，才能听到心底最真切的渴望——我想读书，我要学好多好多知识——难不成，这就是命运赐予我的最好礼物？知道我家赤贫，没识几个字，腥风血雨十多年，是该静下来给心灵滋养一下了。

　　他一头扎进医院图书室，看完大半个图书室的书，那是他迄今为止最安静的时光，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做笔记，翻资料，常常为一个句子，反复推敲理解。而在他从书本抬起头来，才发现，图书馆里常常只有寥寥几人，其他的病人呢？他们怎么不看书？他知道，军人识字的少，都是家贫去部队扛枪，有的战士当兵只为不饿死在家乡。他纳闷，这些军官、战士，在部队都还学文化呢，怎么到了这里就不用看书了呢？

　　他曾经暗暗地做过一个调查，医院180个军人病人，160个在夜深人静时偷偷地哭。他们看不到未来，对自己身患这个可恶的病而无奈，不知何时才能离开这个地方。他们的脾气变得暴躁，他们开始抱怨命运，他们训斥护士，他们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

　　麻风病使人性情变异，如若不及时疏导与自救，便会走进人生的死胡同。曾是解放初全国十大海军战斗英雄之一的隋树德，把身患麻风看作是他人生天空的晴天霹雳。这位受到过毛泽东主席接见、有过辉煌的战士入院后，情绪非常波动，治疗才开始不久，就要求出院。院方不允，他写信到中央，卫生主管部门来人调查。隋树德激动地说：“我受不了这儿的日子，我要工作！如果说我的病会传染，能否派我去一个海岛，让我去守灯塔！”

　　让我去守灯塔！

　　这似乎是每个军人病患曾经在心底呼喊过的，的确，他们希望自己依然青春的身体不会被病魔击败，他们走过残酷的战争，希望自己的青春能在和平年代再一次奉献给祖国。

　　张恒太是个细心的人，他观察到，住院病患，有的一天只需打一次针，有的服药，除了重病患者，他们看起来跟正常人没有什么两样。他私下找军人病患聊天，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

　　一天里除了打针吃药，你们还做些什么呢？

　　还能做什么？我们都是有病的。

　　可我看你手也好脚也好的，不像个病人。怎么不看看书呢？

　　看书？哪有心情看书？再说了，看书有什么用，也不知道还能不能治好病，也许一辈子都要在这里了……我们被判了死刑的。

　　悲观，失落，绝望，放弃。这些情绪让张恒太觉得压抑，不安。

　　一个人，失去了精神支柱，那活着跟死了有什么区别？这样浑浑噩噩地活着，不如战死沙场呢。要有爱，对于生命的热爱，对于生活的热爱。

　　尤其不一样的是，我们是军人。

　　没错，我们生病了，我们离开心爱的工作岗位，我们远离亲人，我们与世隔绝。然而，即便再小的天地，依然可以有所作为的。

　　这一天，张恒太在党小组会上提出一个大胆的想法：改变这个现状。

　　把身体交给医生，把灵魂交给自己。

　　这个自己，便是精神的提升。

　　院领导决定，在病区成立连队，由张恒太担任指导员。

　　不久，他这个特殊的指导员麾下，有了6个连长，3个排长，9个班长。

　　不久，医院的宣传墙上，贴出了一张告示。告示是一般的文书，背后的含义却是，麻风村要活着，活得精彩。

　　不久，读书班成立了。扫盲班，40人，人手一套书，一个本子……他们激动不已，大多军人，都是贫穷出生，为了图一口饱饭去了部队，征战南北，也没赶上部队扫盲，这会儿，他们终于开始识字了。

　　读书班人气很旺，除了扫盲班之外，又开了5个班。一二三四年级一个班；初中一个班。1个大学生和6个高中生成为这些特殊班级的老师。

　　180位军人病患，除了重病以及肺病患者之外，160人参加了各个班级的学习。

　　不久，篮球俱乐部成立了。往日那个无精打采的篮球教练出现在球场上，他的面前，是一群生龙活虎的球员。

　　不久，戏剧班成立了。越剧婉约的唱腔，京剧铿锵有力的唱白，在医院各个角落响起。二胡、京胡，各种乐器都响起来。

　　顿时，医院活跃起来。

　　读书识字，球赛，唱歌跳舞，戏曲擂台，画画练字。

　　哪里还有一丝阴郁的气息，整个医院洋溢着积极的，乐观向上的气息。

　　那些年，浙江省卫生厅领导跟外省交流时，总会情不自禁竖起大拇指，赞赏这个位于上柏的麻风病医院，说，这个医院的病人是最安定却又最活跃的。

　　安定的是身体，活跃的是精神。

　　那是1953年7月。

　　1955年，张恒太病愈。部队来人为他办理归队手续，他也希望还能回到上海，服务部队。院长孙光明却告诉他，我们都舍不得你走呢，要不你留下来吧——事实上，早在他病愈前，省卫生厅就已经跟医院及上海方面协商，希望留下张恒太。

　　哪里需要我，我就到哪里去。这是张恒太以及他那个年代最为闪光的精神。

　　于是，便留了下来。

　　这一留，仿佛就为了见证一场场运动。

　　大跃进，一化三改造，放卫星，大炼钢铁……运动席卷全国，医院也不例外。让他感到欣慰的是，风起云涌的运动，并没有影响他一手营造起来的那些精神氛围。依然有人孜孜不倦地在读书，依然有人在运动场上挥洒青春，还是有人在清晨的山坡唱戏。

　　这样迷人的抚慰人心的氛围一直延续，直到军人病患陆续离开医院。

　　医院搬迁后，张恒太常常要跑三个点，鸿渐岭，下柏，报恩寺，院领导看他工作勤勉，奖励一辆自行车。

　　时间一路往前，“文革”开始。

　　坐在张老先生简陋的屋里，他一直微微笑着跟我诉说往事。说当时医院几个领导，其他几位都是医生，只有他是政工干部。他是第一个被批斗的，理由很充分，红卫兵小将这么罗列他的罪状：你看，院长会看病，是医生，在医院还有点用处；医生好歹给病人看过病救过人；只有你，一天到晚拉扯着一些虚头巴脑的事，不批斗你批斗谁呀。

　　他回忆起一件有趣的事，白天他被揪出去批斗，灰头土脸。夜晚，红卫兵小将偷偷摸到他屋子外面听，只听得他鼾声平稳睡得安心，丝毫不受白天批斗的影响。第二天，红卫兵小将忍不住问，你怎么还睡得这么好哩？白天斗你，晚上你也不检讨检讨反省反省哩？

　　张恒太看着红卫兵，哭笑不得，这些孩子们啊，那么稚嫩，还不懂得风雨之后，什么才是最宝贵的呢。

　　打仗那些年，我都死过几回了，从来没有怕过，还怕批斗么？

　　最让他心痛的是那两次抄家，“损失最多，都是书啊，都是我喜欢的书，鲁迅全集，全套的宣传手册……都没有了。那些书，每一本我都翻过看过的，有感情。”

　　都过去了。那些历史，是非对错，都已成为过往，成为漫长回忆里的一个个注脚。而我们却记住了，在那个麻风村，曾经有那么一段时光，因为一个人而改变了。那里曾经充满了热情，乐观，向上，还有世间最珍贵的情感，爱。

　　爱生活，爱命运赋予我们的一切。是张恒太的生活准则，也是像他那样，曾经不放弃自己灵魂的一代人的精神命脉。

永不言悔？

倪启超出生那年，日本人已经入侵到湖州，父亲担任校长的那个小学离湖州城区太近，无奈，父亲带着一家老小逃往乡下避难。他们离开第三天，学校被日本人炸成废墟。

　　战争带来的恐怖笼罩着这个叫和平的小村庄，这一天，母亲生下了倪启超。同一天，夜深沉，日本人进了村，父亲带着倪启超逃出家门想要逃往山上。却不料，远远地来了一队鬼子，无路可走，回家必定死路一条，情急之下，躲进菜地，窝在了篱笆后面。篱笆旁，也有来不及逃走的村邻藏身在此。他们蹲下来，惊恐万状地屏住呼吸，婴儿大约也感受到了不详，先是发出呜呜呜的声音，接着便小声啼哭起来。

　　这还了得！眼见鬼子越来越近，远远的，他们似乎也在寻找某种声音的出处。

　　怎么办？

　　母亲急急地给婴儿喂奶，没有奶水，出生才三天的婴儿，还不懂得觅食，只是哭。

　　这个夜晚，发出任何声音都将是致命的。何况，篱笆后面还躲着其他人呢。

　　有人不愿受连累想要换地方躲藏，却发现无处可藏。

　　别让孩子哭……唯一的办法就是，捂住他的嘴。

　　篱笆这一边，是求生的中国人。篱笆那一边，是烧杀掳掠的日本兵。

　　被捂住了嘴的婴儿，呼吸不畅，挣扎起来。

　　再捂紧一点！

　　母亲颤抖的手，用了一点力。

　　好在，这一队日本兵十几个人，他们脚步匆忙，从篱笆外面走过。

　　松开手，婴儿安静地躺在母亲怀里，不知是睡着了，还是昏迷了。

　　战争是如此残酷，母亲甚至来不及看看孩子的情况，只是紧拥着他，跟着大家往另一边奔跑。

　　时隔多年，当幸存下来的倪启超跟我回忆起那短暂的休克时间，笑笑说，后来我想，我没有被闷死，也没有被日本人杀死，是上天对我的眷顾。我的命是捡回来的，大概就是要我活着，来为麻风病人服务的吧。

　　在和平小学毕业，到长兴修完中学，考上嘉兴卫校。这一路走来，倪启超是戴着一顶反革命后代的帽子成长起来的。在他的记忆里，解放后，父亲便被抓走，罪名是“国民党反动派”。也就十多年前，父亲的一个学生，也是倪启超的中学老师，辗转找到倪启超，说，他在世时间不多了，离开这个世界前，只想告诉倪启超，他当年参加共产党，倪校长是他的入党介绍人。

　　都已经过去，风云变幻，政权更迭，总有人会无谓的牺牲。倪启超常常宽慰自己。

　　1955年，倪启超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被安排到省公安干校，政审时，他被刷了下来。一起刷下来的，还有他另外5个同学。那5个同学被安排去了劳改农场，倪启超拿着介绍信，颠簸着来到浙江省第六康复医院——虽然不能去公安干校，但相比于劳改农场，康复医院算是好地方了。他暗自庆幸。

　　拿出信封，里面装着介绍信，倪启超递给办公室主任。办公室主任拆开介绍信，打量倪启超。

　　小倪，你是自己过来的？

　　嗯，坐公共汽车到上柏车站，雇了人挑行李进来。

　　好好好，欢迎你小倪。我们麻风病医院正需要像你这样的年轻人。

　　麻风病医院？是不是搞错了，我是到第六康复医院报到的。

　　没错，第六康复医院就是武康疗养院，武康疗养院就是麻风病医院。

　　啊？

　　嗯……小倪，你以前听说过麻风病吗？

　　没有……没有！

　　没关系，我们医院有经验丰富的老医师，你好好跟他们学习，很快就能掌握医疗技术了。

　　不！我不是到麻风病医院来的！

　　……

　　时隔六十年，当我跟倪启超先生相对而坐，回忆起那段时光，倪医生笑笑说，当时那么单纯，介绍信装在信封里，信封没有粘浆糊我都不会想到拆开来看看。信封上写的是“武康疗养院”，介绍信上却明明白白写着“浙江麻风病医院”。虽然提前看到介绍信内容，一切也无法改变，但至少有个缓冲，不会觉得那么突然。倪启超想逃，跟当年父母带着他逃难一样，离开这里。可是，能去哪里呢？头上这一顶反革命后代的帽子，好沉重。

　　住的是茅草房，一条羊肠小道，山坳里，除了那些被病痛折磨的麻风病人，四周不见人烟。这就是倪启超今后要工作生活的地方，他黯然，他沮丧，想到自己学习成绩出类拔萃，想到自己平时表现那么积极上进，难道这一切，都是为了一路奔赴这个叫金车山的地方吗？

　　淡而无味地吃下一碗特地为他烹制的韭菜炒鸡蛋，一碗葱花蛋汤，算是为他接风。倪启超却从这简单的饭菜里一点点地感受到了温暖，从食堂烧饭师傅，到帮他挑行李的农民马月仙，到疗养院办公室主任，他能从他们看似平常的眼神中读出赞赏，读出期盼。他们用一种特殊的情感在挽留这个才19岁的年轻人。

　　安排他入住最好的房间，带他入门的是最好的医生，跟他搭档的是最有爱心的护士长。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

　　第一次去病房，全副武装，像冷兵器时代的盔甲，保护的是身体，也锁住了他年轻狂躁的心。穿着高筒靴子，站在来苏水里消毒，站着三分钟，他做了一个深呼吸——这病房里，有什么在等待自己呢？

　　接触的第一个病人是余杭人，四十多岁的样子，看上去却像六十多岁了，常年的病痛折磨，让他看起来更加不堪。眉毛脱落，眼睑外翻，鼻孔朝天，手指弯曲像鸟爪。倪启超感受到了恐惧，甚至恶心，尽管戴着口罩、眼镜，但他依稀觉得刺鼻的味道直直地钻进来，从嗓子口呼啦啦窜进肺里、心里，五脏六腑都被这细菌侵袭……

　　他为他清洁脚部溃疡，那腐烂的肉，那腐肉下的深洞，他感到自己快顶不住了。

　　小倪医生，你辛苦了，你是大学生吧，谢谢你……谢谢你，小倪医生！

　　病人看着倪启超，那满眼的感激，满脸的欣慰——虽然那张脸已经畸形了，但依然有笑容。

　　这让倪启超心中一热，再一热，饱受政治宿命钳制的他，第一次感到自己那么被需要，被期盼。

　　从病房出来，经过来苏水，到更衣室换衣，洗手消毒后，护士长问他手上有没有破的地方。倪启超一愣，没有啊，怎么了？

　　护士长说，我看你只戴了一双手套，这是个瘤型病人，菌多，容易传染。你还是当心一点好，下次还是戴两副手套吧。

　　“消灭敌人，保护自己”，那个时候，医生护士间流传这样一句小小的口号。

　　那是倪启超上班的第一天，这一天，他见证了旧世界遗留下来的那些麻风病人的痛苦惨状，也见证了他们多病的心灵如此需要慰藉。从这一天开始，他告诉自己：我是医生，他们需要我。

　　当然，誓言是轻声告诉自己的，旁人不知，旁人依然不解。

　　这一天，他去省里开会，都是卫生系统的，好多都是卫校的同学。见面寒暄之后，有个比较要好的同学把他拉到一边，轻声问，启超，你得病了？

　　没有啊，身体好着呢。

　　那……你，犯错误了？

　　没有啊，我犯什么错误？

　　那……你，怎么上麻风医院去了？

　　他一时想不出怎么回答，只笑笑说，革命分工不同，都在为党工作。

　　话是这么说，心里到底藏了一些难过，好在他总是适度自嘲：比起那些分在劳改农场的同学，这份工作还是不错的，至少还让我当医生，治病救人就是我职责。只是上食堂吃饭时，之前最要好的同学却借故离开，一张桌子，只留下他一个人坐着，失落就这样一点点地压迫过来。低头一看，才想起胸前还佩戴着一枚单位的徽章，蓝底白字：浙江麻风病医院。

　　他默默地摘了徽章。

　　会议结束，走出门外，他嘘了一口气。到车站，买票，售票员问到哪里。他说出上柏两个字，售票员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声问，你是麻风病吗？他赶紧解释，我不是我不是。

　　下车，从小路走，这条小路，他已经走了快一年。这一年，他总是给自己打气，受点委屈算什么，做出点成绩来，让生命更有价值。

　　那次省城之行，给倪启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学间的冷落与疏离，车站售票员的白眼，让他忽然之间有了另外的感触：我一个医生尚且如此被鄙薄，被轻视，被歧视，被喊作“麻风佬”，更何况那些病人呢？

　　这一刻，他从心底感到，一种类似亲情一般的同情心，慢慢地涌上来。还没进医疗室，见一护士在一边哭泣，她刚分配来，没见过这场面，不敢上班，心底委屈，躲在竹林边。又不知道要去哪里，倪启超没有去劝慰，他知道，每一个进入麻风领域的人，医生、护士，都会有一场战争，那是一个人的战争。

　　虽然，他也很想大哭一场。

　　这一天，倪医生照例去病房，有几个病人照例亲热地招呼他，小倪医生你来了！

　　有个病人悄悄问倪医生：“小倪医生，你有靠山吗？”

　　倪医生一惊，“什么意思？”

　　“你看看这里，那些医生背景很复杂，有的是原国军的军医，有的是发配来的，你这么年轻，要是有靠山，就早点调走，不然，你就娶不到老婆了。”好心的病人这样劝慰。

　　调走？这何尝不是他盼望的？只是，谈何容易——而且，我走了，他走了，谁来照顾你们？

　　这话倪医生没有说出口，他只是笑笑说，看缘分吧。

　　缘分如约而至，1964年，命运终于给他送来了一位好姑娘。

　　说来真是机缘巧合，毕业于宁波卫校的朱根娣是到武康邮电局去问路的，这时邮电局的车正要出发去医院送邮件，便把这位姑娘捎了进来。

　　朱根娣是个美丽的姑娘，她心地善良，当她决定做倪启超医生的妻子时，同时定下了一辈子献身麻风防治事业的决心。她曾是麻风村的护士长。她走到一个个病人身边，询问他们的情况。她轻轻地走过去，连盲人都能脱口而出：“护士长来了！”她是如此地亲近他们，他们是如此地熟悉她。

　　休养员徐小童回忆说，朱护士长对病人很好，经常从家里拿东西给病人，有一次，孙发松2岁的儿子从二楼掉下来，朱护士长急得快要哭了，急忙送孩子到医院，又从家里拿了棉被送到医院。

　　将青春与爱情献给祖国的麻风防治事业，倪启超朱根娣夫妇无怨无悔，唯一遗憾的是，为了工作，儿子从四岁起就寄养在外婆家，直到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一直就没敢让他回家。

　　相关资料说，雷公藤最早应用在麻风反应是在福建某个麻风村，而在浙江农村，这种生长在大地上的植物，被农民用来杀虫。咨询农民，如何控制剂量，医生护士亲自试吃，3片叶子也许刚好控制疼痛，5片叶子却会要了人命。怎么办？

　　试验，实验，一次两次三次，无数次。

　　萃取雷公藤根内的木质纤维，10克，煎汤，按比例加10%的红糖，口服。

　　那边病人麻风反应疼痛难耐，这边医生为了研制控制麻风反应的药剂绞尽脑汁。

　　最原始的雷公藤口服液制剂在上柏简陋的药剂房产生，赶紧让病人服用吧。不行，每个病人的体质体征不同，剂量如何控制？

　　我来试试。姚雨冰倒了一小量杯，喝一口，苦涩中带着红糖的甜，说不出什么味道。

　　我也试试。倪医生也尝一口。

　　到病房，病人痛得昏死过去。

　　来吧，喝下这药，你会好受一点。

　　放心，我们都尝过了，没事。

　　我问倪医生，当年你们这样尝这个尝那个，难道不怕？据说神农尝百草，就是尝了雷公藤中毒了。

　　倪医生淡然地笑笑，当时每个医生都自告奋勇愿意以身试药，喝药时想到的就是赶紧减轻病人痛苦，根本不会去想个人安危。只要对病人好，不管是医院领导，还是普通医务人员，都一样。

　　在中国，直接拿植物当药材已经习以为常，西方医学没有传至东方的漫长岁月里，几乎每个中国人都有过借助植物来祛除病痛的经历。而当西药引进武康疗养院时，依然面临如何服用和剂量大小的问题。

　　大枫子，长期以来人们口服，也曾经用来治疗麻风病，义乌人朱震亨是世界医药史上最早记载的应用大枫子油治疗麻风的医者之一。到了近代，大枫子油注射剂在欧洲被广泛运用，这种救星一样的药物，远涉重洋来到上柏，让医生们新奇，却也掺杂了担忧。

　　有副作用吗？哪些病人适应？哪些病人不适应？

　　那就再试验，高鲁医生打了一针，姚雨冰打了一针，富阳医生章恒华打了一针，倪医生当然也不例外。

　　他捋起袖子，针管朝上，缓缓排出空气，注入肌肉。

　　真他妈的痛！

　　不知谁喊了这一句，几个医生终于都忍不住喊起痛来。

　　氨苯砜，苯丙砜，都是新药，那就都试验吧，没什么大不了的！不就是一点痛吗？

　　试验过后，每个医生都记录下感受，在实验室检测，观察身体反应，记录指标的相关变化。做完这一切，才放心把这些药物应用到病人身上。

　　有段时间，病人之间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就算自己家人，也不会这么用心来对我们，武康麻风病院的医生，是我们的再生父母。

　　有个晚期麻风病人，并发症引起肝肾肿大，腹腔积水，濒死。家人闻讯赶来，带来了寿衣，他们帮他擦洗身子，趁身体还柔软，帮他换上了寿衣，只等他吐出最后一口气，等天亮后拉去火葬然后埋到土里。心电监护仪显示，病人生命体征还有，心跳依然。久病床前无孝子，更何况得的是这个病，人都是要走这一条路的，既然他已经走在黄泉路上，就不必挽留了吧。何况，他得病那么多年，生不如死的日子，或许自己早就不想活了呢？

　　这一边病房里亲属在商量如何最简洁地处理遗体，那边医生办公室却正紧急研究最佳抢救方案。

　　医生护士各就各位，抓紧每分每秒，硬是把这个已经穿上寿衣的病人从死神手里拉了回来。

　　过了不久，病人身体慢慢恢复，医生过来问候他，他含泪告诉他们：觉得自己在做梦，就算我得了这个病，我也想活着。我们中国在变好，我就想看看变好后的中国是什么样子的啊，我以为再也看不到了，你们怎么知道我的心思呢？我是多么想好好地活着啊！

　　的确，每一个生命都是珍贵的，都只有一次，即便一只蚂蚁，也有尊严，也有好好活着的权利。倪医生回忆起那件事，依然感慨万千，说，虽然那时条件艰苦，可是医务工作者团结，每个人身上都散发出一种力量。

　　的确，哪一个病人的身体和心灵不是千疮百孔的呢？如果我们不拉他们一把，不在精神上给予最大的支撑，他们随时都可能倒下，放弃自我。

　　“看到病人活过来了，慢慢恢复了，坐在阳光下，跟病友说笑，这个时候，是我们医生最大的快乐。”倪医生依然淡淡地说。

　　在我国，马海德博士最早提出了我国基本消灭麻风的宏伟目标，在1981年11月的第二次全国麻风防治工作会议上得以确认。世界卫生大会在1991年也通过了消除作为公共卫生问题的麻风的决议，加强麻风防治工作成为全国及全世界的共同诉求。都说麻风防治难，难于上战场。而千难万难，最终难在不理解，不理解便不支持。

　　“我们县没有麻风病！”有个县，麻风病人不多，因此该县对麻风病的认识还停留在旧时代。那时，武康疗养院举办浙江省皮肤病防治培训班，重点培训基层麻风防治骨干。培训班的学习除了理论知识，还有临床实践，这些培训都在上柏完成。其中有一个培训项目至关重要，就是如何在人群中查出麻风病患者。这个科目不可能在病房取证，也无法在实验室完成，必须要到麻风防治现场。

　　这天倪医生带着培训班学生来到一个县，找到该县主要领导，希望得到相关支持。那时下乡，都是凭着介绍信。县领导接过介绍信，一看是麻风病防治，下意识地把介绍信丢到一边，看着倪医生，眼神透出的却是隐隐的恐惧。

　　“我们县没有麻风病！不用普查！你们走吧！”县领导言语之中透露出嫌弃。

　　怎么解释都没有用——当医生的知道，你们县就有几个麻风病患者在上柏接受治疗呢！可为了保护病人，采取的都是保密治疗，一般情况下，医生是不会说出病人的姓名和所在村落的。

　　怎么办？路远迢迢，从武康上柏坐车，到这个县，转了多少车站啊！路途劳累不说，还不被理解，有的学员见工作这么难以开展，加上麻风病本身传达给他们的信息也是那么的悲苦，忍不住要哭了。

　　十多个人站在县政府门口，想不出一个好的办法。不知是谁，嘟囔一句：人家中央领导都在说要消灭麻风病，这县的领导却还这么不开明。

　　不，他是害怕。

　　领导都那么害怕，那老百姓就更怕了。难怪病人要受歧视了。

　　不能就这么退缩了——办法终于想出来了，他们来到供销社，买了红纸，毛笔，墨汁，就着木头柜台，写下一句标语。

　　一定要消灭麻风病!!!

　　后面三个大大的感叹号像极了三把利剑。

　　标语贴在县政府大门口，三三两两的人围观，马上有人进去报告，事情便这么解决了。

　　这一次，他们因为耽搁时间太多，等查完一个村后来到招待所，天已黑尽。疲惫不堪的他们拿出带来的干粮，啃上几口，充当晚餐。

　　苦不苦，怎么不苦？

　　累不累，怎么不累？

　　可是，那些还没被我们发现的麻风病人，他们在忍受怎样的煎熬啊！

　　苦不苦？不苦！

　　累不累？不累！

　　好吧，那就继续往前。

　　倪医生还记得那个“蚕宝宝不发了”的故事。那一次，他们来到一个村里普查，晚上就睡在生产队仓库。仓库本是堆放农具农药的地方，开门进去，只觉得各种气味扑鼻而来。十来个人七手八脚，扫地，整理农具，搬开大竹匾，移动大风车……没有床不要紧，只要有谷糠——生产队长热心肠地搬过来两大箩筐谷糠，倒在地上，用扫把摊平，再铺上稻草。

　　打开带来的铺盖，从左到右一字铺开，席地而躺，没几分钟，大家便呼呼睡去。

　　谁知第二天傍晚，他们刚进仓库，生产队长就来了，让他们卷起铺盖另外找地方。

　　你们是来查麻风病的吧。

　　没错啊，我们是医生。

　　我知道你们是医生……你们还是另外找地方过夜吧。

　　就让我们再住一个晚上，还有一个村还没普查，明天一早我们就离开。

　　不行！今晚你们就得走。

　　为什么？

　　早知道你们是搞麻风病的，昨天晚上我就不该让你们过夜。

　　队长……你就让我们再住一夜，你看我们忙一天，晚饭还没吃呢。

　　我们可都是为了老百姓健康，请你支持我们。

　　这我不管，你们搞麻风的……唉，你们还是走吧，你们在我们仓库过夜，我们这里可是要养蚕的，你们这一睡，我们养蚕就不发了！

　　乡村的夜，黑漆漆的，伸手不见五指。他们的心也落到了深渊。看不到亮，只觉得黑乎乎的，心底的委屈无处诉说。

　　大家分头找地方过夜吧，记住，千万不要说自己是搞麻风的，哪怕说自己一路要饭来的也行。

　　去招待所吗？那要看运气了。前一天人家不是丢了你的介绍信，客气的说客满了，不客气的直接说，我们要做生意的，你这麻风病住夜，要是让旅客知道了，以后我还要不要开招待所啊。

　　多少冷眼白眼，就这样，他们一路走了过来，哭过，也挣扎过，唯一的安慰，大概是在病人家属说，医生，在我家吃饭吧，谢谢你们了，要不是你们来，我们一家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你们是大救星啊！

　　地毯式的麻风病社会防治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开展，收效巨大。《浙江麻风防治60年》载：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浙江省开展麻风病线索调查，从1954年至1960年末，共调查600余万人次，发现麻风病人6365例。

　　而从1970年代开始，有序的防治更是不间断地进行。

　　1973年至1974年，浙江省对全省53个县400多个重点乡镇进行了麻风病线索调查，共调查400余万人，发现麻风病人956名。

　　1974年，浙江武康疗养院派出18位专业技术人员，分赴杭州、金华、丽水、台州、舟山5个地区的22个县，进行麻风病线索调查，历时三个月，共调查近百万人，发现麻风新病人218名。

　　1977年至1980年，浙江省组织55支麻风防治小分队共393人次，历时10525天，对全省46个县、市基层卫生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开展“三病”（麻风、头癣、疥疮）的普查。

　　1982年至1984年，浙江武康疗养院组织浙江医科大学（现为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二院以及温州等九县、市皮肤病防治站、卫生防疫站等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对全省28个县、市进行小面积普查和线索调查，共调查220余万人，查出麻风病人310例，占受检人口的0.14%。

　　倪医生告诉我，在武康疗养院工作的那些年，他的足迹遍布全省五十多个县。我们知道，那个年代，有不计其数的人像倪启超医生那样，身在最基层的麻风村，一心为病人着想。岁月流逝，我们能够记录的人和事终究有限，他们的汗水滴落在地，他们的泪水暗暗地吞进肚里，只为维护病人的身心健康。

　　这多么像一场旷世的战役，一边是幽灵一般的麻风病菌，一边是身披白衣的医者。在漫长的征战中，多少医者默默地付出后离开人世。我们也许再也想不起他们的名字，他们的音容笑貌，只在风中飞扬，然后散去。一定需要有这样一块无字之碑，只为那些从不曾被想起的麻防医务工作者而立，或许没有名字，也没有铭文，但在千年的风霜雪雨中，它巍然耸立着，明灯一般，为一代代后来者，照亮，温暖，在缅怀中继续前行。

提灯女神的微笑

一百多年前，英国一个富有的贵族家庭里，爆发了一场争吵。起因是家里的一位小姐，她决定去当一名护士，却遭到家人的一致反对，他们认为这有损于家族的声誉。这位小姐的名字叫南丁格尔。因为那个时代，做护士的往往都是一些没有文化、地位低下的妇女，没有哪个有身份的人愿意当护士。妈妈气急败坏地骂她：“你真是要丢尽全家人的脸！”姐姐急得对南丁格尔喊道：“妹妹，你疯了！我们是有地位的，怎么能去当护士呢！”

　　而这位小姐却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她认为，一个人若是能用自己的努力去减轻病人的痛苦，使他们的身体恢复健康，那就是人生最大的幸福。所谓地位，应该建立在奉献的基础上，她不顾家人的反对，不顾人们的歧视，毅然决然地放弃了优裕的生活，到医院当了一名护士。

　　1977年12月，在中国德清乡村，一位年轻的姑娘，走在一条窄窄的羊肠小道上。她走进那一片与世隔绝的天地，成为一名护士，为那些孤寂的麻风病人服务。她就是楼月琴。

　　1950年出生的楼月琴，学生时代被称为“老三届”，18岁那年赶上“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下乡两年后，又赶上“北煤南运，大办煤矿”。1971年，她进了煤矿成为一名操作工人，为蓄电池矿灯充电，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工作，她一干就是六年。

　　可以说，楼月琴的青涩年华是在我国大小运动中度过的，这一年，她26岁。这个年纪，对于一个护士来说，不算是最好的年华，可是，这有什么关系呢？最好的年华不是用数字来确定的。

　　不是最好的年华，也不是最好的医院，她进了麻风医院当护士。这之前，她对麻风有所耳闻，这仿佛是命运的安排，记得还在煤矿的时候，有个从武康上柏过来的工人，大家总是戏称他“上柏小麻风”。对于麻风病，没有具体的概念，只知道是一个传染病，有些恐怖。不然，为什么要把医院建在这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山坳里呢？

　　楼月琴依然记得第一次走进病房，那时，医生护士都是“超级隔离”，病房条件也还简陋。楼月琴忘不了那个病人，眼瞎了，鼻子只剩两个空洞，一双手已经被病菌吸收，只留下两个光秃秃的手腕，双腿已经截肢——这样一具身体——当听到医生介绍说，她是我们病区新来的楼护士时，病人还是激动不已。

　　“欢迎你楼护士！”这一声特殊的问候，让楼月琴感慨万千。这是怎样的生命存在形式啊。这是怎样的病，能把一个好端端的人折磨成如此不堪。这是怎样的力量，让一个看不见世界的病人，依然有如此热忱的心。

　　是需要，是渴求。

　　从那一刻起，楼月琴便暗下决心，要用最饱满的热情，去对待这些失去亲情的病人。

　　注射，发药，口腔护理，手足溃疡清理，点眼药，擦拭鼻涕，这些都是护士必须做的工作。每一天，楼月琴跟其他护士一起，穿梭在病区，一个病房一个病房，一个病人一个病人，每一天。有个数字统计，护士每天行走在病区的路程超过10公里。

　　日复一日，重复重复，从最初的新鲜，热情，到后来的熟稔，工作开始显示出机械的一面。入住麻风病院的病患比较特殊，大部分是解放前遗留下来的病人，那时，缺医少药，没有专业的机构来关心他们。“自生自灭”大约算是那个年代比较安全的一种生存方式，他们被驱赶，被放逐，被忽视。

　　这些病人大部分没有亲人，因为《婚姻法》的限制，他们没有结婚，也没有子嗣，属于“孤寡老人”。护士们每天面对的是这样的面孔，有的病人已经失明，他们的眼睛永远不会再看到光明，他们被病菌侵蚀身体永远不会长出灵动的四肢来。

　　需要怎样的耐心、爱心和巨大的同情心，才不至于被这样一种既繁琐又看不到生机的护理打败。有个当年曾经在麻风村工作过的护士，千方百计调出麻风村，在一家综合性医院工作。她说，现在，就算让我每天爬一百次楼梯，护理一百个病人，我也愿意。至少我的工作每天都是新的，是有希望的工作，一个病人出院，另外一个病人进来，一个孕妇进来，我会看到另外一个新的生命。可是，在麻风村，我每天看到的都是残缺的面庞、残缺的身体，我看不到希望。

　　她说出了事实。

　　在麻风村当护士，有时候，单纯的护理事实上已经不是问题，有时让她们感到无奈的是病人的绝望情绪。有的麻风病人因为麻风反应疼痛难耐，服药自尽以求一了百了。那个年代，医务人员的住宅区，与病人相隔大约200米的路程。记不清有多少个晚上，护士们巡查完病房，疲惫不堪回到宿舍，还没来得及喝口水，就有病人出现状况，赶紧又往病房奔跑。

　　可以说，那个时期，麻风村的护士们是在奔跑中完成从宿舍到病房的路途的。

　　南丁格尔说，护士必须要有同情心和一双愿意工作的手。

　　设身处地的同情心，一双愿意工作的手。楼月琴和她的姐妹们一直践行着南丁格尔倡导的护理准则。有不少病人，他们的双手已经萎缩，连最基本的吃饭也成了问题，但巨大的羞怯心，以及混杂着自尊与自卑的脆弱的内心，总让他们有意避开护士的视线，顽强地自我完成这个极其艰难的动作。有的用两个手腕把碗捧到凳子上，有的跪在地上直接用嘴巴吃。他们往往又会黯然地放弃——有个病人吃了两口，心中黯然，便用头撞翻凳子，匍匐着又去撞墙。“我到底作了什么孽，要像狗一样吃饭？”

　　有时候，触动我们内心的，不一定是那些强大的人和事，而是微弱的烛光一般地苟活着的生命。看似蜉蝣一样地活着的他们，却多么渴求亲情。而亲情又是这般让人动情，它与血缘无关，与贫富无关。

　　喂饭。让他们吃得有滋有味，让他们活得像个人。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给失去双手的病人喂饭，成了护士繁琐的工作之外的又一个工作。自发的行动，带着的是满腔的同情，渐渐的，亲情就在这一口饭一口饭之间培养起来。

　　可是，谁又能体会到护士最初的那些尬尴时光呢？

　　有个护士跟我坦言，当初觉得喂饭是一件相对干净的事儿，相较于护理那些眼泪鼻涕直流的病人来说，这简直就是一件美差了。然而，当你坐下来，近距离面对这样一个病人时，你依然有无法克制的难受——他鼻孔朝天，他眼睑外翻，他嘴角流下混浊不清的口水——一餐饭，常人十分钟可以吃完，这个病人却要半个小时，因为你要时不时替他擦干净不由自主流出来的鼻涕。

　　楼月琴给多少病人喂过饭，她已经记不清了。那时医务人员实行“超级隔离”，从某个层面来说，也隔离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而在喂饭的时候，她常跟病人交流，说一些家常，不但可以消除病人的羞怯感，还能增进跟病人之间的感情。

　　有个叫付秀天的病人，是楼月琴进麻风医院就开始护理的，在他眼里，楼月琴是他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是楼护士教我怎么活动手指，是楼护士为我清理脚底溃疡……”脱下防护服，医务人员跟病人之间的“超级隔离”取消后，付秀天的身体也恢复了，他在山坡空地开地种蔬菜。他说，我想告诉医生护士，我能劳动了。

　　蔬菜收获了，他一定会喊楼护士，“楼护士，我地里青菜长得很好，可以割了——你自己去割一篮子带回家吧。”

　　楼月琴告诉我，长年累月的病痛，饱受歧视的他们，养成了避世的心境，有时他们也担心医务人员嫌弃麻风病人种的菜。楼月琴看明白了这一点，总是积极呼应着去付秀天的菜地割一篮子蔬菜，逐个分给医生护士。每当这时，付秀天总是激动万分：谢谢楼护士。谢谢楼护士。

　　1995年3月，楼月琴与国内其他省的医务工作者一起，前往日本东京等地研修。日常护理，心理咨询，亲情抚慰，这一系列进修培训，让楼月琴顿悟，当药物已经可以治愈麻风病时，护士要做的更多的是人文和人性的关怀。

　　从日本回来后，她对待病人更加细心、贴心，充满爱心。她明白，这些病人早已经治愈，他们不回家不想回家的原因是，“这里有我们最亲的亲人。”

　　有个叫阿狗的病人，是楼月琴给他过了六十岁生日，她知道他爱抽烟，一直想要尝尝南京香烟的味道，楼月琴有一次听他跟病友聊天时说起过，借着这个生日的特殊时光，楼月琴把一条南京香烟递给了他。花甲老人感动得热泪盈眶，他摸索着从柜子里掏出一个苹果，塞给楼月琴，楼月琴收下了，这是阿狗的一份心意。过去二十年，阿狗八十岁了，生日的时候，楼月琴又赶到疗养院去给他庆贺，他哽咽着，有太多的话要说，却不知从何说起。只说，是你，是你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岁月流转，流不走的是人的情感。近三十年的麻风病院工作，让楼月琴也把医院当作了家，每一个病人都是她的亲人。

　　2005年，楼月琴退休，虽然已离开工作岗位，却总是放不下病人，而她曾经照顾的那些病人也时时惦记着她。她把休养员请到自己家里做客，做饭给他们吃，他们的关系像家人一般自然，真切。

　　这一天，付秀天一直在呼喊一个人，“楼护士，我想见见楼护士。”付秀天老了，病痛伴随了他一路，即将伴随他走完最后的人生之路。临终之际，付秀天念叨的是楼护士。他想告诉楼护士，我要走了，这辈子，我有过最大的遗憾，是我没有亲人，可是，我最大的安慰，是我有你这个最亲的亲人。

　　让我们再来看看，那个出生在英伦的姑娘，如何在贫民窟和战争的洗礼中成长的。

　　这一年夏天，伦敦郊区贫民窟发生霍乱。南丁格尔不顾个人安危，志愿参加紧急救护工作。她在医院里日夜奔忙，照料生命垂危的病人，不少无法救治的重病患者在她的怀抱中平静地死去。她的奉献精神赢得了人们的赞誉。

　　1853至1856年，英、法、土耳其三国与俄国爆发了克里米亚战争，大批的伤病员从前线撤下来，很多人因为医疗条件太差而悲惨地死去。南丁格尔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组织一个护士志愿队，赶到前线去救护伤病员。病房里，床一张挨着一张，十分拥挤。墙壁与地板都沾满了血迹和污渍，屋里臭气冲天，伤病员痛苦的呻吟声和粗鲁的叫骂声不绝于耳。南丁格尔克服种种困难，组织志愿者，一面积极改善医院的环境，一面忙着为伤病员清洗伤口，调理饮食。每到深夜，南丁格尔提着一盏小小的油灯，在营区里一间病房一间病房地探视伤病员。她不是给熟睡的伤病员掖掖被子，就是为呻吟的伤病员换换药。伤病员们亲切地称她为“提灯女神”。

　　南丁格尔回国后，被人民誉为英雄。英国政府做出决定，授予南丁格尔最高荣誉奖章。这个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伦敦，全城的人都为她高兴，为她欢呼。

　　她又用公众捐助的资金，创办了世界上第一所正规的护士学校，倾注毕生精力培养护理人才，并为现代护理学奠定了基础。

　　南于格尔在护理事业方面的卓越成就，引起了全世界的瞩目。为了永远纪念她，1912年，国际护士协会和国际红十字会把南丁格尔的生日——5月12日，定为国际护士日，并决定设定国际护士最高荣誉奖——南丁格尔奖。每两年颁奖一次，以激励广大护士继承和发扬护理事业的光荣传统，做好救死扶伤的神圣工作。

　　算起来，叶宏芬和楼月琴一样，是麻风病院的第二代医务人员。她1972年进麻风病院，在护理工作中，留下了一个个佳话，一直在病人之间流传。

　　那时许多麻风病人是部队干部和战斗英雄，他们年轻气盛，有满腔的热血，却不能再报效祖国，性情变得暴烈，脾气也很大。偶有病人对护士指手划脚。有的护士受不了病人阴晴不定的脾气，偷偷地哭，一个个都要调走。叶宏芬何尝没有受过委屈？她却总是在擦干泪水之后，依然面带微笑地走进病房，无论病人怎样有意无意刁难，她都坦然接受。

　　有护士看着惊讶，叶护士长怎么就不会生气的呀。平时这个护士长可严苛呢，她负责考勤，谁迟到一个小时就记一个小时，绝不通融。可是在病人面前，她怎么就变了一个人。

　　“想想吧，他们像我们一样年轻，每个人都有光明的前途，可是也许因为生了这病，什么都改变了。”设身处地的同情心，对病人的处境感同身受，这是叶宏芬一直以来对自己提出的要求。在她的无声影响下，无论护士，还是病人，都默默地改变着。

　　麻风病患者有个非常明显的病症，被病菌侵害的部位皮肤不再排汗，冬天没问题，一到夏天，病人便饱受折磨。医学告诉我们，人体每平方厘米皮肤包含625个汗腺，除了排出废物之外，还有调节体温的作用。夏天，我们除了借助外力降温，还需要依靠汗腺来降低体温。而麻风病人的皮肤受损之后，已然没有了这个功能，他们灼热，发烧，中暑，痛苦不已。

　　这一天，病房搬来一只大水桶，倒满水，叶护士笑眯眯地对那个痛苦不堪的病人说，来，给你降降温，你会好受一点。

　　那时，整个病区没有电扇，一把蒲扇根本解决不了问题，为了减轻病人的痛苦，叶护士和其他几个小护士一起，凑钱买来这个大水桶。那些曾经在水桶里降温的病人，无不被护士们的细心贴心感动。有的病人说，以后，我要好好活着，因为我们的命是你们给的，我们没有权利糟蹋。

　　病人多，水桶远远不够。1972年，全国开展“深挖洞，广积粮”运动，病区附近也有准备积粮的山洞。炎炎酷暑，洞中清凉，护士们便把病人抬到山洞避暑。

　　那时，年轻的姑娘得了麻风以后，病痛加上被恋人抛弃，轻生的也不在少数。做护士的要经常疏导她们，在减轻她们肉体痛苦时，也让她们的心灵得到慰藉。

　　还有个女病人，是个瞎子，她的左侧得了乳房癌，皮肤破溃，叶宏芬总给她换药，清理身体，一直到她过世。

　　而护士汪兰芳特别有毅力、有恒心。有个麻风病人手脚瘫痪，长期卧床，汪护士经常把他从床上扶起来，扶着他康复训练，坚持了好几年，后来他就能自己走路了。

　　休养员徐伯清的小腿截肢了，楼月琴下了手术台，来不及喝口水，便到病房来看他。后来也经常来看他，指导他保护好残端，手把手教他怎么锻炼，后来他装了假腿，生活质量好多了。

　　有个女病人胃大部切除，因为身体弱，经常痛。护士朱根娣便到县城配中药给她吃，调理身子，都是自己掏钱。

　　有些部队的病人脾气暴躁，常常训斥护士，可是叶宏芬从来没有怨言，总是安慰他们，鼓励他们，后来那些病人也不好意思发脾气了，见到她也很客气。其他脾气不太好的病人，也慢慢地改变了。

　　汪兰芳护士长工作十分负责，有个病人，精神病发作了，她总是不厌其烦地来看望，端水喂药，晚上还安排两个人照顾他。有男病人手脚残疾了，大小便失禁，汪护士长也不嫌脏，给他擦身，戴个手套，穿了白大褂，一点不歧视病人，非常难得。

　　有个姓葛的病人因为麻风反应，疼痛难耐，投井自尽。被救出井口后，汪兰芳护士长让护工把病人平躺在石板上，她给病人做人工呼吸。有个病人，糖尿病晚期，全身腐烂，汪兰芳每天过来护理，又安排三个护工照顾他，目的只有一个，让病人最大程度地减少痛苦。

　　还有一个护士叫王银燕，在院里做护士长。她的女儿是做裁缝的，她经常叫女儿给病人加工衣服，从来不肯收病人钱。她早就退休在家，过了一些年，她身体不好，因为家里没人护理，家人把她送到敬老院。前段时间，医院的休养员还凑钱去诸暨敬老院看望她。

　　还有一个护士……

　　还有一个护士……

　　这样的事例太多，太多，以至于我们无法一一记录她们的名字。

　　她们在美丽的金车山麓，在那个叫鸿渐岭的山坳，默默地付出。她们纤纤十指，传达给无数病人温暖的力量，她们的微笑，是寒夜里的一盏灯，照亮那些历经沧桑的人们。

　　身着白衣的提灯女神，用无声的行动，践行着她们的誓约！

　　那么多天使来过这里，岁月流逝，她们也已经苍老，也许我们再也看不到她们忙碌的身影，但她们的精神却始终在这里。

　　南丁格尔曾说，对一个贫穷而恼人的伤病员，能够耐心照顾，并且在他不幸病逝后，仍会掩面痛哭的护士，才是天使。

　　天使在这里，就在金车山麓这片安静的土地上。

第五章 麻风村的故事

孩子，愿你的世界充满温情和爱

这是一个悲苦女子的人生回顾，在历经了岁月赋予她的诸多磨难之后，她坐在我面前，静静地跟我讲述她与她儿子的故事。讲述用两把刀找回尊严的故事。

　　这一天，十岁的儿子哭着回到家，告诉母亲，他痛。

　　哪里痛？

　　儿子指指下身。

　　母亲急忙撩开儿子的裤子，见稚嫩的私处肿大，大腿根有乌青，当娘的落了泪，她知道，儿子一定又被欺负了。记不清这是第几次了，儿子每每哭着回家来，她都知道，这个可怜的儿子在学校经受着怎样的凌辱。

　　有一次，儿子说，妈妈，我不想读书了。

　　为什么？你不是最爱读书的吗？你不是说你长大了要当个医生，给爸爸治病的吗？

　　妈妈，他们都骂我是大麻风的儿子……强强也不跟我玩了。

　　从一年级到现在三年级，儿子的上学之路何其艰难。先是被学校拒绝，理由很简单，你家里有麻风病人，我们学校不能收一个麻风病人的孩子。

　　多处求助之后，才被允许入学，却只能坐在最后，一个人，一张桌子，没有朋友。

　　父亲见儿子又受气了，除了唉声叹气之外，也束手无策，要怪就怪我吧。是我把你们母子拖累了。

　　母亲了解到，这一次，儿子不是单纯地被同学欺负，而是同学骂他是大麻风的儿子时，儿子跟那同学扭打在一起。这是儿子第一次捍卫他幼小的自尊，他的自卫却遭受了更大的打击，那同学哭着跑回家，告诉父母。两个大人赶到学校，嘴里念叨着，大麻风的儿子还敢打人？弄死他。弄死大麻风的儿子。夫妻俩围上来，对儿子一顿打，又狠毒地把手伸向儿子的下身……

　　“以前，儿子哭着回来，我除了心疼，难过，总是告诉孩子，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不要难过，要勇敢，要坚强……可是，这一次，有人伤了我儿子的身体，并且是这个地方，谁那么狠毒啊！我抱着儿子大哭，丈夫听到我们的声音，从屋里走出来，他的腿早已经瘸了，脚底烂得厉害。我告诉丈夫儿子的事，他爸伤心得直捂住胸口，我担心他一口气换不过来……我想了想，要是再这样下去，我儿子就真的不敢再去学校了。横下一条心，我从灶台上拾起一把菜刀，就要冲出去，他爸见我要跟人拼命，从柴房提了一把柴刀，我们两个一路哭着跑到学校，见那对毒夫妻已经回家，我们就追到那户人家。反正都不想活了，我们就算死了，也要替儿子争回一口气。我们冲进他们家，看到那对夫妻正在安慰他们家儿子，同样是孩子，为什么我们家儿子要受这样的苦啊？难道麻风病人的孩子就不是人吗？我越想越生气，越想越伤心，主要还是太心疼我儿子了。我挥着刀对那对夫妻说，今天我就跟你们拼了！他们一见我们这阵势，也慌了，嘴里还是骂我们大麻风，邻居围上来，把我们拉开去……我跟孩子爸爸实在没有办法，坐在他们家门口哭，那个眼泪啊，怎么也流不完……”

　　她抽噎着，刚才的平静，随着往事的纷至沓来，被次第打破。她的手捂着胸口，急促地呼吸，仿佛只有这样，才能把多年来受到的委屈平复下去，吞咽下去。

　　其实，她丈夫孙小根一直住在上柏，早就已经被治愈了，偶尔回家去看看妻儿，却不知道，他每次回家，都会带给妻儿一番莫名的羞辱。而那一天，两把刀，为他们这个家赢得了一份难得的尊严。华宣说，自那之后，学校再也没人敢羞辱她儿子是“大麻风的儿子”，村里人见到他们也客气了许多。

　　我听到这里，除了感佩这对夫妻的无畏，还有着更深的悲叹，他们的尊严来得如此悲壮。一份天然的美好的情感，却要用这样惨烈的付出来获取。

　　“我的命是村里给的，我儿子的命，也是村里给的，我宁愿在村里终老，也不想再回去了。”华宣说。

　　回忆在继续，此刻的回忆包含着深切的感恩。

　　“那是我儿子四五岁的时候，我带他到村里来看他爸爸，过了两天，儿子却病了。起初我们不知道，他不要吃饭，也不说话，只是昏睡。后来，医生来查房，我告诉他，我儿子不要吃饭，医生看看我儿子，说这孩子病了。赶紧给他量体温，四十度，我们都慌了，赶紧送武康医院。我们看的是急诊，没有想到的是，村里的医生、护士都来了，邻居也过来看我们儿子，他们东拼西凑给我筹钱……我儿子是苦命人，从小就受到同伴欺负，现在，他要死了……我心里难过极了。人民医院的医生告诉我，就算治好了，也可能变成植物人。只要活着，就算植物人，我也要他活着，我宁愿要饭，也要养活我儿子！我请求医生抢救我儿子，可是，那要好多钱，我没有钱，身边的一点点钱，还是村里医生护士和邻居凑起来的……”

　　孙小根见自己无能为力，又不希望妻子太苦，跟她说，算了，儿子活着要受那么多苦，不如让他走吧。

　　谁知这话被医生护士们听到了，他们说，孩子吃了那么多苦，要有一个好的未来，他在这个村里长大，是我们大家的孩子，我们会全力以赴抢救他。“朱医生向领导汇报这件事，所里领导让财务借了我们三万块钱，朱医生拿着这钱到人民医院，对医生说，这个孩子是我们上柏麻风病人的下一代，请你们竭尽全力……”华宣有些激动，说，“我儿子的命，是不是他们给的？”

　　儿子十二岁那年，孙小根在麻风村中风过世，华宣举目无亲，带着儿子留在了麻风村，就住在丈夫曾经生活过的房间。在这个特殊的村里，儿子是特殊的存在，他没有了父亲，母亲是健康人，是上柏人留住了他们母子。

　　男孩很孤独，十二岁，懵懂又天真，他知道父亲已经不在人间，而他也感受到村邻的友善。他常常一个人去休养员老曾门口玩，幼小的心灵，有着最为朴素而直接的敏感，他能够感受到这个其貌不扬的父亲一般年纪的人，对他的友好。

　　这一天，老曾见孩子身上衣服脏了，一双手沾满了污泥，脸上也都是泥巴。曾福康不忍心，孙小根在世时，虽说他们没有多少私交，但同病相怜产生的情分，依然存在于心。老曾把孩子喊进屋子，给他洗澡，烧饭给他吃，又拿出一个苹果，塞到孩子手里。

　　日子就这样流逝，渐渐的，一种类似于亲人一般的情绪，在这三个人之间弥漫，华宣感受到了老曾的情愫，儿子更是每天都去看曾叔叔。就这样，这三个孤寂的人，走到了一起，建立了一个新的家庭。

　　“现在，老一辈医生都退休了，虽然我不太能见到他们，可是我心里一直惦记他们。他们有时候来村里看看，我都会把自己种的菜送给他们。前段时间，碰到倪医生，倪医生说，华宣，你是个坚强的妈妈，你是有福气的，儿子现在长大成人了，这么孝顺，我们看了都很欣慰。”

　　华宣的儿子在余杭工作，有了女朋友，节假日，他会带着女朋友来看望妈妈。而每一次，他都会带一点钱给曾福康，喊的是叔叔，心底的那份情感，却早已超越了叔侄之间的关系。偶尔有人在他面前说起老曾，他会很坚定地告诉人家，叔叔是我爸爸。

　　华宣的叙述还在继续，我被这样一份亲情感动着，在麻风村，有多少这样感人的事在发生、在上演。这个叫龙龙的孩子，多么不幸，因为他的父亲是麻风病人。而他，又是多么幸运，因为，他的周围全是爱他的人，医生、护士、邻居，都是他成长路上不可或缺的亲人。在这样一份特殊亲情的感染下，他的未来理应充满阳光吧。

　　龙龙离开麻风村，去寻找属于他的世界。而另一个孩子却悄悄长大了，她就是曹阿姨的女儿，秋秋。

　　美丽的山坳，有菜园、竹林、山涧、微风、咩咩欢叫的羊群。这一切，构成了秋秋特有的童年世界。或许因为没有离开过村子，秋秋对外面的世界尚未有过期待，有时，护士阿姨说，来，秋秋，阿姨带你去县城玩。她都会摇摇头，在她眼里，世界就是一个村子。

　　从最早的追逐蝴蝶，去小溪抓鱼，到后来去山腰看云，秋秋的童年伙伴是这些美丽的阿姨、酷帅的叔叔。但日子再宁静，也有孤单的时光。秋秋有了自己的心事，虽然她已经习惯了村里跟妈妈一样手脚畸残、面容模糊的爷爷奶奶，但是，好奇之心，开始让她对山外的世界有了朦胧的向往。

　　偶尔，她的身影出现在溪边石块上，看风如何从村外进来，又在村里打转后，呼啦啦地掀起一地树叶。她的眼里多了一份落寞。这一切，被细心的村里人看在了眼里，事实上，他们早就已经考虑到一个问题，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秋秋的世界，应该更加广阔一些。

　　仿佛是约定，从未有人提起，每个人心中自有一份默契，要让秋秋在最明朗的阳光下成长。

　　这一天是周末，王思齐回到家，看到爸爸心事重重的样子，才知是为了村里的秋秋妹妹。父女俩不约而同，心有灵犀，这让王景权颇感安慰。第二天，王思齐出现在金车山麓的这个小村。这一天，秋秋的笑声回荡在村子上空，樟树仿佛有应，落了一地的花，两个女孩尽情地捡拾淡绿色的花瓣。即便只有那么细小的花瓣，也可以如此芬芳。

　　谭又吉来了，跟秋秋下棋对弈；虞斌叔叔来了，让秋秋猜谜语……

　　村长忙得晕头转向，还不忘让国丽给秋秋带一袋子水果来……

　　潘美儿的儿子，总是在某一个时刻跟妈妈提出要求：妈妈，我想去村里看看他们……他跟秋秋成了好朋友。

　　一个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的孩子，心底有多么荒凉，上柏的叔叔阿姨们心知肚明。于是，他们希望自己的每一次努力，都能像烛光一样照亮她荒漠一般的心灵。

　　也许，只是分享玩具，也许，只是共同认识一个字，认识一株植物。但，他们期待，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秋秋的心底蕴藉的是美好，是温暖。

　　他们疼爱这个孩子，无论是休养员，还是年轻的叔叔阿姨们。一天天长大的秋秋，不能再留在村里，她需要一片更加广阔的天空，她要像鸟儿一样，在蔚蓝色的空中啾啾欢唱。这一天，他们告诉秋秋，已经为她联系好了学校，就在她的家乡三门。

　　他们看着这个孩子长大，他们希望秋秋的天地有彩虹，他们希望秋秋脚踏着的大地有果实。然而，他们又是如此的不舍。

　　不舍的，还有这个被万般宠爱着的女孩。

　　这一天终于来临。

　　2012年8月的一天，山外暑气阵阵，山坳却凉意舒爽，秋秋要离开村子了。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们聚集在香樟树下，自发地为她开欢送会。然而，这个平日里乖巧温顺的孩子，却一反常态，死死抱住护士阿姨的腿，呜呜地哭起来。

　　我不走，我不要读书，我要跟你们在一起。

　　最简单的语言，最朴素的情感，这一刻爆发的却是浓得化不开的亲情。叔叔阿姨们的鼻子酸了，爷爷奶奶们的眼眶红了。谁都不舍，然而，他们都知道，秋秋应该跟同龄人在一起，走进学校，走向社会，谱写自己的人生。

　　所有的劝说都已失效，除了依恋，秋秋的内心，一定还有对外面世界的恐惧。抹去眼泪，归婵娟蹲下身，替秋秋擦干泪水，摸摸她的头。其他几个护士阿姨凑过来，这个拍拍秋秋的肩，那个用额头跟秋秋的额头轻轻碰一下，她们用行动，传递给这个孩子无声的力量。

　　那样的场景，也许只有在麻风村这个特殊的村庄才会发生。

　　有诸多孩子，在这里长大。孙运潮回忆，曾经有两个小孩，也是吃的百家饭，如今长大了，把母亲接了出去。他们的媳妇不愿意，他们说，她是我母亲，是她给了我生命，父亲得了麻风，受尽苦痛，我要好好伺候母亲。妻子最终离开了他们。

　　“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之一、台湾娘子张平宜在四川大山麻风村度过了十年光阴，在她创办的大盘营学校里，麻风病人的后代学习，生活，成长。在青岛即墨，她创办的培训中心，也为麻风病人子女提供了最好的成长空间。

　　是的，一代代麻防人的坚守，不就是为了让病患们展颜微笑吗？不就是要让麻风人的下一代，在没有阴霾的大地上，像世间任何一个幸运的人儿一样，安然地生活吗？

　　在麻风村采访，我常常会有一时的恍惚，穿行在走廊，竹林，听休养员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看他们坐在阳光下打盹，总疑心自己所在之处不是麻风村，而是一个大家庭。时间在这里，仿佛是静止的，你可以随意找个椅子坐下来，听他们拉家常。风起时，落叶，花瓣，缤纷之际，总觉得能够看到生命的真谛。

　　我知道，这里有一种特有的气息，平静，平凡，笃定，安详。一如家的安宁。

爱是你我

资料显示，最早的麻风村建立时，男女病区有较为明显的分隔。1950年，我国修订的《婚姻法》中，明确规定：患花柳病或精神失常未经治愈，患麻风或其他在医学上认为不应结婚之疾病者，不得结婚。即便在排除了麻风病的遗传性后，世界各国麻风村里的情感环境依然特殊。男女在长期的相处中容易产生感情，这种感情很大程度上，是抵御疾病侵袭的最好防御，和亲情一样，是人世间最为抚慰人心的情感。然而，他们终究因为身体的残缺，丧失了部分劳动力，有时候连照顾自己都成问题，又哪里还有能力照顾对方呢？而结婚之后，面临的第一个问题便是：下一代怎么办？

　　解放后，在长达三十五年的时间里，麻风病人是否被允许或能否结为夫妻，是医学界和病患尤为关切的一个问题。

　　在依然年轻的35岁那年，蔡海球在上柏麻风村治疗后被判痊愈，可以出院，重新开始她的生活。但只有她自己知道，因为生病，那两年的婚姻生活过得多么支离破碎。她的丈夫是一个勤劳本分的男人，也爱护她，然而，疾病让他们难以再续上那一段多灾多难的缘分。在金车山麓的十四年，那个敦厚的身影，总是相伴左右，成为她与疾病惨烈斗争中唯一的精神支柱。她看着兄长一样的汤金初，唱歌，谱曲，为她残缺的手掌涂抹药水。

　　“小囡囡。”这一天，汤金初终于喊出了这个藏在他心底最为温暖的名字。这个特殊的昵称，藏在心底那么多年，像微烛光温暖着他。麻风病摧残着他的身体，多少个夜晚，他想要离开人间，离开这个恶魔般的疾病。但只要听到蔡海球那清脆的声音，就会有一种神奇的力量，支撑着他，慢慢地走过荆棘丛生的荒地，他何尝不是在她的身上体会到生命的坚韧呢。

　　鉴于麻风病已非不治之症，1980年，《婚姻法》重新修订时，相关条款被修订为“患麻风病未经治愈或患其他在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的人禁止结婚，即凡已治愈者可以结婚。由于医疗水平的提高，麻风病不再是不治之症，因而，无须在禁止结婚的疾病中再将其作为例示特别举出。

　　1985年，40岁的蔡海球和60岁的汤金初，这一对兄妹般相亲相爱的有情人，终于走到了一起。蔡海球回忆，那一天，是她生命的重新开始，她的心里有了真正的依靠，麻风村是她的家，家里有深爱自己的丈夫。而这些新人的结合，让我们看到，无论疾病如何摧残人的身体，只要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就有爱的能力。只要心中有爱，也一定也会被爱。新郎、新娘相对无言，只有默契。相信在其他任何地方，我们都不会看到这样的新人。他们俩中也许只有一只手是健全的，也许只有一条腿能够行走，也许只有一只眼睛能够看清世界——就让我成为你行走的脚，让我代替你的眼睛，只要我们的两颗心是健康的，是热烈的，就算再大的雨雪风霜，也不能压垮我们。

　　活下去。精彩地活下去。所有的困难、艰辛，都会让我们走出一条路来。

　　麻风病患者方泉水从开化过来，他好学，上进，对生活有着无限的热爱。到麻风村不久，他与病友周珍香被院方选中作为培养护工人选。在共同学习的过程中，他们互相帮助，互相鼓励，方泉水被周珍香的坚韧和乐观打动，而周珍香也倾慕方泉水灵敏的思维和热心助人的品质。他们把爱深深地埋藏在心底。

　　这一天，周珍香收到一封信，是她生命里的第一封信。那是一封怎样的信啊！鼓励，倾诉，爱慕，挣扎，犹豫——方泉水把对周珍香的爱，用炽热的文字来传达。

　　1955年进院的周珍香，在经过近十年的巩固后，于1963年出院。方泉水把她带回了家乡开化，按照老底子乡村的习俗，他们在开化举行了婚礼。此时的方泉水已是一名出色的护工，他留在麻风村工作，把满腔的对麻风病人的同情和爱，献给他的病友们。结婚之后，周珍香留在了开化，不久生下儿子。

　　作为一名热带病研究人员，李桓英一生致力于热带病研究。1988年，年届68岁的李桓英当选为中国政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从那一刻开始，她步入中国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大堂，行使神圣的全国委员职责。

　　对政协七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1233号提案的答复B（88）卫办秘字第272号

　　马海德、李桓英委员：

　　您提出的“维护麻风病人权益”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由于历史的原因：麻风病一直被群众认为是一种可怕的传染性疾病，对其可防性、可治性了解不够。解放以后，党和政府对麻风病防治工作极为重视。目前，麻风病人已越来越少。可望于1997年全国基本消灭麻风病。我们同意在有关婚姻、上学、参军、工作等的法规、规定、条例中，将麻风病与其他慢性传染病，例如结核病同样对待，取消突出或单列麻风病的歧视提法。

　　卫生部办公厅

　　一九八八年九月二十二日

　　随后，另一则提案紧跟而上。

　　关于立即从婚姻法中取消麻风病人未治愈不能结婚的一节条文的提案

　　在第七届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上，马海德同志和我曾联名提议“维护麻风病人的权益”。承卫生部办公厅1988年9月22日以（88）卫办秘字第272号文答以“同意在有关婚姻、上学、参军、工作等法规、规定、条例中把麻风病与其他慢性传染病，例如结核病同样对待，取消突出或单列麻风病的歧视提法”。我们感谢政府的爽快，据此我要求政府能设法将诺言兑现，立即拟出提案向全国人大提出修改婚姻法及有关法律中有关麻风的歧视性条文，如修改婚姻法一时不便，建议由有关司法部门拟出相应的暂代性法令，并立即发布实施，否则将影响我国消灭麻风的事业。

　　提案人：李桓英

　　多少有良知的医学先驱，为了消除社会对麻风病人的歧视而奔走；多少有担当的医务工作者，顶住了法规的严酷，让人性的光辉照耀麻风村。即便在麻风肆虐的时代，爱情之花依然绽放。

　　200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婚姻法修正案》，修正案删除了有关麻风病的不妥条文。从此，麻风病不再被作为一种特殊病例而单列，也就是说，从疾病本身来讲，麻风病与其他疾病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不再低卑。

　　上世纪80年代的一个春天，马海德博士来到上柏麻风村，那时，住村病人大都已被治愈，他便鼓励康复者结婚，他深知爱情的种子在这块土地上生根，却没有合适的土壤发芽。于是，在动员下，平时互相有好感的，都开始表白。定下结婚的人，由医生和护士撮合，王银燕护士长操办，休养员胡仁贵拍证件照，钱崇祖医生到德清县上柏乡政府代办结婚登记手续。平时一个住院单间住七八个休养员，现在村里安排新人俩人住一间，13对新人每对发一套新被褥、新枕头。

　　竭力倡议让麻风病康复者结婚的钱崇祖医师在1994年对互组家庭的麻风病康复者作过调查，他们的婚姻牢固率在97%以上。他们精神愉快、情绪稳定、生活美满，对其他病人的康复引导、医院的管理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为了我们这些麻风病人有个晚到的婚姻，他们真的做得很好，很人性。”蔡海球说。走过三十年，13对夫妻如今依然成双成对的，就只剩下他们了，其他有的双双过世，有的落了单。

　　在麻风村，让我深深感动的是，休养员之间相濡以沫亲人一般的感情，可以这么说，这种感情有时甚至超出了常人能够理解的范畴。徐元祥和陈爱娟是一对夫妻，徐元祥过世后，妻子陈爱娟情感上孤苦伶仃。王柏子是徐元祥在麻风村的好朋友，平时也都互相照顾着，徐元祥过世后，他把陈爱娟接到了自己的屋子，两个人像是夫妻，又像是朋友一般，互相搀扶着度过了十多年。不久前，陈爱娟过世。在王柏子房间的堂前，挂着徐元祥送给他的画，徐元祥是虔诚的基督徒，那幅画上，有一个红色的十字架，左右两条竖屏：为要拯救世人，基督耶稣降世。画的两侧，是两幅松鹤延年图。

　　陈爱娟过世后，王柏子没有再找一个女人陪伴身边，仿佛他这一生，就在等着遇见徐元祥这个兄弟，就在等着照顾陈爱娟这个苦命的女子。当这一切都完成之后，他便安心了。

　　湖南省疾控中心皮防科科长旷燕飞从事麻防工作十几年，时常被麻风康复者们感动，被他们内心最为柔软的一面打动。每次去麻风村，总会跟麻风休养员聊聊家常，有个麻风康复者的话她记忆犹新。

　　那是一个年近七十的老人，四肢畸残严重，却酷爱学习，读了不少书，他跟旷燕飞说马克思跟燕妮的爱情故事。那种眼神，纯净清澈而美好，让人感动。

　　一个身体健康的人，爱上麻风病人的故事，我们也曾听说了很多。但我们无法想象，在那些被歧视、被隔绝的岁月，他们是如何冲破人性层层的隔阻，为了爱宁愿脚踩碎瓦砾一般，抛却世俗的干扰，重新创造了一种价值观。

　　岁月流转，带不走当年残酷而又美好的回忆，他们这一代人，是我国麻防工作六十年走过的艰难岁月的见证人；他们的人生，是一部壮烈的伏魔史。

　　有一次，汤金初得肺心病气喘发作，蔡海球说，老头子，你要挺住。她一次次的鼓励，成为病区最响亮的声音。

　　麻风病患者陈东回忆，年轻的时候，他在云南大理认识了美丽的姑娘小娟，两人相爱，决定见过双方父母之后结婚，不成想陈东患上了麻风病，必须要到位于玉龙雪山上的麻风村接受隔离治疗。小娟说，你到哪里，我就陪你到哪里。陈东上了玉龙雪山后，没过多久，小娟也尾随而来，为了爱情，她愿意日夜陪伴，直到陈东痊愈。

　　然而，早年麻风病治疗的技术还很不成熟，要治愈麻风病，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陈东不愿连累小娟，让她下山另找意中人。小娟黯然说，我们跳崖吧，生不能在一起，那就一起死吧。

　　两个年轻人终究没能成为夫妻，而那样一种美好的爱情，却像空气一样，无时无刻不陪伴在陈东身边。痊愈后，他悄悄地去寻找过小娟，杳无音讯，陈东无限失落，从此留在了麻风村。多年以后，陈东开始写作，在一本本小学生方格作文本上，写下了他的爱情故事。

　　或许，我们无缘得见他爱情故事的全部，但从他那张被爱情照耀着的脸上、那双充满希望的眼睛里，便可以知道，他拥有过怎样的爱情，而这份短暂的爱，又怎样抚慰了他这几十年风雨飘摇之路。

　　的确，在麻风村，在这些特殊的村子里，爱是一切，一份最为纯粹的爱，可以战胜一切，包括疾病。蔡海球告诉我，她能够拥有这样的一个家，全仰仗医生护士们的努力，是他们的撮合与鼓励，点燃了她爱的火焰。正如灰烬里的余火，如此细小，却依然能够熊熊燃烧，迸发出生命的最强音。

苦与难

1940年4月15日，一份名为《晨光季刊》的杂志在上海创刊发行，它诞生于上海中华麻风疗养院，是世界上出版的第一份麻风患者主办杂志。大半个世纪后，当我们重新翻阅这本闪烁着坚韧光芒的杂志，仿佛能听到那个由病魔集结而成的隧道里发出的铿锵的凿凿之声。他们互相鼓励，立志要为广大的麻风病患者，开辟出一方暖土，用以笑谈，用以抚慰。

　　我们记住了这个名字，庄剑雄。

　　我们记住了这本匆匆消失的杂志，《晨光季刊》。要有光，看到外面的世界；要有光，照亮心房。

　　三位麻风病人与一本杂志的故事。也许平淡、平凡，却如此深刻地感动着我们。

　　1914年，庄剑雄出身于福建闽侯县尚干镇的一个耕读世家，年少时随父兄攻读诗书。1936年，因患麻风辗转至上海中华麻风疗养院住院，“院内丰富的藏书遂其好学宿愿”。1937年，“八·一三事变”日寇入侵上海，庄剑雄暂至南昌麻风院寄居，仍手不释卷，并初试短文投登地方报刊。1938年末，南昌沦陷，他返回上海公共租界内的中华临时麻风疗养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研究所江澄医生在《麻风病人创办的杂志——〈晨光季刊〉》中写道：他好学能文，待友忠诚，有涵养，素为病友及职工所敬仰。虽体质孱弱，又因麻风致手足畸残，然曰：“麻风不足畏，残废不足畏，可畏者醉生梦死而不图自拔耳！”认为“人生以服务为目的”，自认20岁之青年，岂可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应为社会聊尽薄力。1938年起便多次为《麻风季刊》的“病人园地”撰稿，并萌发在养病中办刊物之念。不久，庄剑雄发起，联合病友王迁、韩松涛先于1939年5月1日创办《凄风旬报》（亦名《壁报》），自任主编。它丰富了院中的生活，反映病友的心声，颇受病员欢迎。后经奔走呼吁，又得到中华麻风救济会及院方的鼓励与支持，就在竹棚茅屋的临时疗养院中，于1940年4月正式铅印出版了《晨光季刊》。

　　《晨光季刊》的宗旨为“讨论病人学术；广播各地麻风院新闻；提倡自立技能；灌输麻风常识；发泄麻风病人苦闷；促进麻风医院管理效率；提倡自治美德，宣扬基督服务精神，敦促政府合法保障麻风病人及积极救济麻风病人，并厉行铲除麻风工作；吁请社会人士对于麻风病人之同情与援助；鼓励医界以求研究麻风学。”

　　《晨光季刊》的创立和维持，大半得力于庄剑雄的惨淡经营，他以不屈不挠的精神克服了众多难关和波折，不仅抱病校正每期印稿，“克尽厥职”，常深夜不眠，还曾写过《鼓励住院的风胞》《麻风医院怎样能成为快乐的家庭》《评论麻风院挨渡的政策》等文章，颇有远识之处。

　　1941年6月20日，这位有着满腔情怀的麻风病患者因患伤寒并发肠出血，年仅27岁便离开人世。

　　曾经有人把《晨光季刊》称作是一朵“荆棘里的百合花”，的确，麻风病人的路，无处不铺满了破碎的瓦砾，而他们残缺的双脚，却在瓦砾中行走，在瓦砾中播种，并且开出了花。

　　庄剑雄去世这一年，在美国的卡维尔麻风医院，一本名为《明星》的由麻风病人编辑、印刷、出版的杂志出版。杂志由麻风病人斯坦利·斯泰因创办，它的前身是一份油印周报，名为《66之星》，因当时的医院“美国第66海军医院”而得名。斯泰因原名为锡特尼·莫里斯·利非松，1899年出生在美国得克萨斯州贡萨里斯城的一个商人家庭，父亲是药剂师，开了一爿药房。利非松大学毕业后回到自家开的药房工作，患病后四处求医多年未愈。父亲过世后，他原本想去纽约治疗，却被送到卡维尔麻风病医院，成为该院自1894年以来的第746号病人。按理每个病人进了麻风病院都得改名，他便改名为斯坦利·斯泰因。

　　《明星》杂志在一段时期内，成为麻风病人互相交流及其与外界沟通的唯一载体。在《明星》的作用下，麻风病人逐渐为社会所接纳和理解。有人称赞，斯泰因所作的努力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有才华的律师。该杂志不仅是病人和医务人员的必读刊物，目前还作为高级科普读物，得到150多个国家订阅。

　　1961年，《明星》创刊20周年，肯尼迪总统致函给予高度评价：增进世人对麻风的认识，居功至伟。1981年10月，里根总统为杂志创刊40周年发了贺信：即使在最艰难的困境下，也能争得充实的人生。在这方面，你们为后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即使在最艰难的困境下，也能争得充实的人生。”没有国界，只有向命运抗争，这也是众多麻风病人所追求的。

　　周大爷只剩了一条腿，却每天都会帮助比他年长的汤金初老人。钱爱观为了不争气的足下垂内翻设计了矫形的鞋子，以助行走，减少溃疡发生，还在鞋旁边固定了塑料弹性管子。陆观骅因双腿截肢，开门不便，自行发明了一个开门工具，一条拉绳，一根铁棒，帮助他开启了希望的大门。曹大娘手指萎缩，开不了瓶盖吃不了药，就用牙齿咬开瓶盖，用两个手腕捧着瓶子倒出药丸，咬着瓶盖仰头吞服。孙运潮从病友处继承了一把特制的剪刀，他熟练地驾驭着它，仿佛那是他的另一只手，灵活而有力。榔头和起子，成了蔡海球穿鞋最得力的帮手……

　　孙运潮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土地，面积不大，像一张八仙桌那样方正，而就在这方寸之间，却是他的大天地，是他的王国。铜脚万年青、七叶一枝花、三叶青，这些好听的名字，是他精心侍弄的植物，都是中草药。铜脚万年青，成熟后采摘，敷在左侧脖颈后，能够治疗右侧乳腺发炎。七叶一枝花，凉性植物，可用于治疗无名肿毒和毒蛇咬伤，以及流行性腮腺炎、扁桃体炎、咽喉肿痛、乳腺炎和跌打损伤。别看这些药草貌不惊人，却很珍贵，因为它们不是随处可见的野草，而是孙运潮年轻的时候，从山上采来种下的。患病后，他为了解除病痛，曾经学过三年针灸，后来自学中医，从书中发现诸多良方。曾经有人慕名而来，请他诊疗开方子，他也乐意为他们服务。

　　疾病没有让他丢弃自己的爱好，在日复一日的学习中，孙运潮的性情变得温和了许多。比他年轻二十多岁的郑建松，也是中医爱好者，在他的床头、饭桌上，摆满了厚厚的中医词典。郑建松四十出头，因为脚底溃疡，行动不太方便，虽然年轻，麻风病早就治愈了，但还是留在了村里。他在供应室帮忙，担任护工的角色，乐于为大家服务。在忙碌的工作之余，郑建松最大的爱好是看中医理论书籍。有时候没有空闲去武康，他便委托医生帮他在新华书店买，厚厚的典籍，像砖头一样，捧着都觉得沉重，他却一头扎进草药的海洋。有时候要查找一些资料和信息，他会晚上去医生值班室电脑上查看。

　　他说，虽然自己的身体已经恢复了，溃疡也得到控制，但他希望能在书本中寻找到草药良方，为跟他一样的病人做点什么，哪怕只是研制出一种专门针对麻风溃疡的中成药，也是他最大的心愿。

　　在共同的爱好中，郑建松时常去跟孙云潮请教草药的事，两人一起看电视，切磋中医，从植物生长的习性，到药理方面的知识，这一对忘年交，是这个村里跟草药打交道最多的。

　　的确，他们希望能在汪洋之中寻觅到一根稻草。有休养员回忆，早年的时候，很多病人自己摸索，吃各种他们认为有效的植物、小昆虫，蛇虫百足的都尝试，他们向大自然讨要良方。有病人中毒了，却不后悔，嘴里喊着，我不会被你打败的，你这个恶魔。有段时间，好多病人都去找癞蛤蟆，也真奇怪，那段时间，癞蛤蟆特别多，“一定是上帝看到我们太苦了，让癞蛤蟆来救我们。”笃信基督的病友这么说。

　　这种说法我在另外一个病友那里也听到过，有段时间，都说粽米粒可以治好麻风，寺庙的周边，原本有很多粽子叶，有个晚上，一夜之间，粽叶上长出了米粒。于是大家都去摘米回来熬粥喝，寄希望于这些植物。往往是，当天被搜寻得一干二净的粽米，到第二天，却又密密麻麻地在粽叶间闪亮。“是佛祖在普救众生哪”，笃信佛教的病友这么说。

　　大自然的恩赐，在某些特殊的时刻，总会被人类想象成神话。不管如何，在那些吃食癞蛤蟆、用粽米粒安慰自己的日子里，他们都迸发出生命中最强大的音符，来对抗命运安排给他们的苦难。

　　2015年6月17日，汉达常务理事吴耀强先生受邀参加在瑞士日内瓦举办的麻风病及人权论坛，论坛主题是消除对麻风康复者及其家属的歧视，由日本财团和瑞士国际发展研究院联合举办。当地时间上午10:30各国参会代表抵达联合国总部万国宫，参加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办公大楼举办的反映各国麻风康复者现状的图片展启动仪式。

　　让我们来认识一个特殊的机构。

　　当二十五万余麻风病人在被治愈后，仍因歧视、贫穷和残疾严重影响生活和工作时，1996年8月，一个非营利性的民间组织应运而生——广东汉达康福协会。取名“汉达”（HANDA），意在纪念发现麻风杆菌的挪威医生G·阿莫尔·汉森，以及终身帮助夏威夷麻风病人的比利时神父达米安。

　　汉达倡导“助人自助”的理念，通过综合康复项目提高康复者参与社会活动的积极性，增强康复者的自我认同感。汉达是麻风康复者自治的组织，以会员代表大会为最高权力机构，选举产生汉达理事会和常务理事会，充分体现汉达既是康复者的利益代表，也是他们主张权力的代言人。

　　而汉达协会的创始人杨理合教授，却已于2011年离开他钟爱的事业。他因从事麻风流行病学研究和创建麻风康复者自己的组织而闻名于世界麻风领域。杨教授曾受命就任中国麻风病防治研究中心副主任，他将毕生精力都投入到麻风防治和康复事业中，大山深处、荒野孤岛留下了他忙碌而辛勤的身影。退休后，他依然心系麻风康复者，并将自己的退休金和家“捐”出，以推动这个麻风康复者自己的组织健康发展。在他的带领下，汉达开创出集合“生理、社会、心理、经济”康复为一体的综合康复模式，而他毕生恪守的“追求真、奉献爱”则成为每一个汉达人所遵循的理念与价值观。

　　在这个为麻风受累者争取权益与尊严的机构中，有一位身份特殊的理事长——麻风受累者冯可腾先生。五十多年前，20岁的冯可腾踩着一条崎岖泥泞的小路，被亲人“送”进了麻风村。五十多年的岁月，他的人生如同小路一样坎坷。歧视，在每一次与外界的接触中感知；贫穷，如影随形。他希望能为他的病友们做点什么。1994年，冯可腾踏足公益，成为“广东汉达康福协会”的一员。古稀之年的他，依然在为消除麻风病歧视、改善麻风病康复者生存状况奔走呼号。他说，这条路，会走到他走不下去为止，他只希望路再宽一点，让所有的麻风病康复者走得更稳些。

　　2003年开始，冯可腾就任协会理事长，十余年里，他的足迹遍布广东及周边的麻风病康复村，传授经验、给病人评估，甚至曾为麻风康复事业，到过南半球的约翰内斯堡。

　　每一个人的头顶，都有一盏灯，风吹过，雨淋过，有的灭了，有的摇曳。有的以不灭的信念，重新点燃生活的灯，创造着奇迹。

　　的确，当一个人低头的时候，大都是在往上坡走。麻风受累者在命运的疆场，练就一身畅游的好本领。给予他人尊严的同时，也让自己获得了尊敬，而一个麻风病人，是多么需要尊严与尊敬。

　　自1986年全国推行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治疗麻风病联合化疗方案以来，麻风病得以治愈已不是什么困难的事，畸残率与复发率都大幅度降低。绝大部分病人都已康复回归社会，像正常人那样生活在我们中间。他们有的成了党政机关干部，有的成了著名企业家，有的生儿育女过上幸福的家庭生活，还有的成了我们所熟悉的、众所周知的名人。聊起那段往事时，他们无不感慨，命运曾经唾弃了他们，然而，他们却从不放弃自己，在深重的苦难面前，他们从不认为自己可以放弃，他们在这所特殊的大学里，浴火重生。

　　有位休养员说，那个时候，自杀的人特别多，麻风反应神经痛、被人抛弃孤独冷清、无家可归亲人离散，这些都是压垮麻风病人的最后一根稻草。忽然，他有些惭愧地说：“当时，我想过好几次，想死，可是，我没有他们这个勇气，我懦弱。”这位笃信基督的老人，神情之中有些羞涩。

　　事实上，从古至今，总有人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舍生取义，孤绝无告，向死而生。我很欣赏作家晚生华发的随笔《有一种尊严叫隐忍苟活》，说的是古时文人的生与死、尊严与气节，屈原用一死诠释了他的自赞“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而司马迁获宫刑，有一千个赴死的理由，却选择了苟活。作家列举那些“苟活”者，左丘，孙子等。“虽然这些不幸的人们都没有‘死节’，但他们仍不失为‘勇者’，甚至似乎比‘死节’还具有叠加的刚勇，因为他们在同于‘死节’者的勇敢外，隐忍苟活，还需承受世俗所加的羞辱，更具有一种无视世俗偏见而独往直前的勇敢。其中隐含着他们不屈的精神和独立的人格力量。这种精神力量决定了他们在遭遇苦难之际，并不为苦难所左右甚至击溃。”

　　“不要温顺地走进良夜，要对着死亡咆哮……”挑战苦难，无论身陷何处，只要有足够的力量从泥淖拔足，终能看到头顶的光明。而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颠扑不破的人生哲理——苦难，是一所人生的大学。

在残废和残疾之间

1985年，对于中国麻风病受累者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有一个称呼因为一位颇具人文情怀的学者改变了。事情是这样的，这一年，中国麻风病防治研究中心决定翻译一批国外资料，引进至中国，用于中国麻风防治工作者学习与借鉴。在翻译到“麻风病的残废和康复”时，时任中国麻风病防治中心主任的张国成教授提议，将“残废”改为“残疾”。他动情地说：“麻风病人不仅饱受身体病痛折磨，心灵更饱受歧视之苦。我们要让麻风病人身心都得到康复。残废带有歧视性质，我建议把‘残废’改为‘残疾’。”经大家反复推敲，最终定为“麻风病的残疾和康复”。

　　也许，这两个词从某种意义上说，词义相近，没有清晰的分界，但对麻风病患者来说，却有着天壤之别。一位在麻风村自学写作并且完成一部记录自己凄婉爱情故事的康复者这么解释：虽然只是字面区别，我却看到了另一种尊重，获得尊严。

　　71岁的刘大爷因为麻风病，右手5只手指早已萎缩，只剩下手掌心一块，左脚小腿被截肢，这次他将接受右眼睑外翻的矫正手术，他的妻子苏文桃也是一位麻风病人。“虽然我们两个人合起来，也没有一条健全的腿，只有一只手还听使唤，但是，我们从不放弃让我们的生活好一点，再好一点。”

　　我曾经问老人，眼睛治好后，打算怎样过以后的生活。老人爽朗地笑，“看到很多很多精彩的事，日子会越过越好。”

　　有着跟刘大爷一样爽朗笑声的还有另一位叫蔡小东的企业家，在和蔡先生近两个小时的交流中，我时不时被他爽朗的笑声感染。

　　“我1967年进麻风村，那时村里有三百多个病人，年轻人占了一大半，跟大多数年轻人一样，我也渴望像正常的年轻人一样，有自己的爱好，爱唱歌的能放声歌唱，爱画画的能画出最美的风景。那个时候，医院也动员我们在参加义务劳动之余，多多进行文娱活动。我们成立了团支部，我担任团支书，鼓动大家发挥各自的特长。要知道，在麻风村，就像一个人在漆黑的隧道行走。只有一条路，摸黑往前，积极地让自己活泛起来，就算只有一条腿，也要快步往前，总有一天能走到隧道的尽头，看到光明。不然，那就只有永远在暗无天日的暗道里打转然后死去。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有个年轻的女病人，因为受不了歧视，跳了我们村里的那个小池。你们现在看到那个小池，有荷花，有金鱼，池边垂柳翠绿，那个时候，好多人想不开的时候，都以为只有跳进池子这条路了……现在想起来，还是觉得可惜，只要坚持住，挺过去，走出一片天地来，真的什么都不一样了。

　　在医院领导的帮助支持下，我们自编自导小节目，丰富病区生活，很多病人露出笑容。有个病人，自从进了麻风村，都忘记怎么笑了。我们排演了戏剧《十五贯》，娄阿鼠那个小丑角色，他那种贼眉鼠眼的形象，大家都记住了。那个时候，我们很少出去，因为外面的人见到我们就怕。上柏到武康只有一班车，那次我请假回家，一上车，人家就盯着我看，我因为脸上没有被麻风菌侵害，眼睛眉毛什么的都正常，他们便没有多少反应。可是，当我伸出手买票时，售票员惊吓地喊说，你是麻风病人吗？我不回答，只能尴尬地站着，所有人都看着我。售票员惊叫起来，快下车，麻风病不能上车，快。车上就像发生了大地震……无奈，我只得下了车……我暗暗想，总有一天，我要像个正常人一样，坐公共汽车，到电影院看电影，到饭馆吃饭……

　　我越这样想，就越希望把村里的节目搞得丰富一些，因为我知道，他们跟我一样，除了在村里获得同病相怜的尊重之外，没有其他人会把我们当人看……我们也互相帮助，互相鼓励，手脚好的病人，总是在义务劳动的时候，悄悄地帮助那些比自己病状更严重的病友。看到那些躺在床上的残疾的病友，心情不好，我们自己做了担架，抬着他们到村里转转，到竹林看竹笋破土而出，到樟树下享受夏天的阴凉，把他们抬着到礼堂看戏。

　　1976年，因为工作突出，我被医院发展成为预备党员，他们希望我留下来，好好地在村里服务。那个时候，我病已治好，傅医生跟我谈话说，小东，你病好了，现在，你是一个健康的人了！他这么一说，我的泪水就下来了，那是我第一次流眼泪，我的一条腿已经锯掉，怎么还是一个健康的人呢？但是，我从傅医生的话里，听出了另一层意思。

　　过了一段时间，我跟医院申请出院，我要到外面去，我是一个健康的人了，我要到健康的人群中去，做健康人能做的工作。就这样，我装了假肢，离开麻风村，回到小镇。

　　母亲见到我回家，又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我终于离开麻风村了，我不是一个麻风病人了。担心的是，我的一条腿锯掉了，两只手已经收缩成鸡爪的样子，以后怎么生活？我宽慰母亲，我还有一条腿，就能走路。

　　话是这么说，躺在床上，我整夜整夜地失眠，以后的路，到底该怎么走啊！在村里，好歹我还有一口现成的饭吃，看病也不用自己掏钱，我现在这一走，等于是切断了自己的后路。

　　过了一段时间，我来到镇里，走进工业公司经理部。我对他们说，我要出去找钱，跑跑供销。他们疑惑地看着我，跑？就你这样一个人，还出去跑供销？我言辞恳切地告诉他们，只要给我一个机会，我一定会闯出一番天地来的。

　　就这样，我拿到了第一张介绍信，那一张薄薄的盖有经理部公章的介绍信，就是我行走天下的通行证，我拿在手里，手都发抖了。

　　虽然我有了介绍信，可以凭着介绍信找旅馆住宿，到单位部门去找门路。但是，我这残缺的身体，给我带来太多不便。赶公共汽车，装了假肢，行走不是很利索，一跳一跳到路口，却因为行动不便，被挤倒在地。去饭馆吃面条，交了小票，端出面来，手指不灵活，打破一个碗，还得赔钱。有人很奇怪，我这是生了什么病，手指变成这个样子，可是，我不能告诉他们，我曾经是麻风病人……我只谎称自己出生就这样了，虽然我已经习惯了歧视的眼光，但是，我不想再给别人这样的机会来嘲笑我。

　　数不清多少次，被拒，跌跌撞撞地从某个部门出来，走在大街上，时不时地问自己，是不是要回到麻风村，让国家养着，慢慢地到老。每一次犹豫要放弃，心中都会响起一个声音：小东，你已经是一个健康的人了！”

　　这一天，曙光终于出现在他的奔波途中，从杭州一家被服厂出来，欣喜，无法自抑。他们给了他一份订单，加工床单，虽然利润微薄，但他终究走出一条路来了。

　　他借钱，买来二十部缝纫机，找了二十多个女工，加工被单，靠着这份微薄的利润，他赚到了第一桶金。随着市场的风云变幻，床单加工业务日渐减少，他很快转让了这个小小的加工厂，开办了一家小型包装带厂。四五台机器是他全部的家当，生意红火，却不料厂里出了安全事故，需要赔偿安抚，他又改变了经营思路。他卖过尿素，卖过玉米给饲料公司，慢慢的，他积累了资金，成了地方上家喻户晓的企业家。

　　如今，当他坐在上柏的阳光下，重新回首往事时，不胜感慨，感慨之余是欣慰的笑。他说，其实，自己出去闯荡，倒不是一定看重物质，而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证明，麻风病人只是生了一种痛苦的病，他们能够痊愈，也能够成功。只有成功了，才能去帮助他人，帮助那些比自己处境更差的人。他资助贫困家庭，他给孤寡老人送钱，他为打工者送去物质支持。他说，一个人活着，有的是机会做好事，能力小一点的时候，帮小一点的忙，能力强的时候，帮大一点的忙。而每一次付出，心底那份快乐，真的难以形容。

　　1869年，英国人威尔斯利·贝利作为教育传教士去印度传教，目睹印度麻风病人的悲惨情状，他们手指弯曲，很多是盲人，他们面目狰狞……他后来写道：我几乎全身在战栗，同时也深深入迷了，我觉得世界上如果有像基督一样的事业的话，那就是走到这些贫穷的苦难者中去，并把上帝的福音和安慰带给他们。他像是忽然明白了自己来到人世的真正意义，世界上再也没有比救助麻风病人更有意义的事情了。几乎是顺理成章的事，这个英国人真的为麻风病人奉献了一辈子。

　　1874年，他回到爱尔兰，组织成立了英国麻风救济会，它的使命是：击败麻风，改变生活。救济印度和世界各地的麻风病人以及他们的孩子，给他们身体与灵性的指导。

　　随后，英国麻风救济会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设立分会，更名为国际麻风救济会，成为19世纪和20世纪救治麻风病最重要的慈善与传教的国际组织。英国麻风救济会首次在中国开展活动是1887年，它资助英国圣公会在杭州设立了广济麻风病院，此后又资助伦敦会在湖北孝感、广东北海设立了麻风院。在麻风救济会的倡导资助下，一些在华教会（包括天主教）在广东、福建一带纷纷设立麻风病院。

　　1999年，为纪念威尔斯利·贝利创立麻风救济会，纪念他的一生及其贡献，英国国际麻风救济会创立了国际威尔斯利奖，这是唯一的奖励麻风受累者杰出人物的奖项，每两年颁发一次。

　　2001年，麻风病康复者，广州作家林志明获得国际威尔斯利奖。像所有的麻风病患者一样，林志明饱受麻风病侵蚀，因他幼年丧父，更是命运多舛。他出生在广东江门一穷困人家，3岁丧父，8岁染上麻风，先后被送进省内的近10家麻风病院，一呆竟是二十多年。仅念过小学四年级及一年私塾一年高中的他，创作出了以麻风病患者苦难经历为背景的长篇小说《苦难不在人间》。这是我国第一部反映麻风病人苦难与新生的文学作品。

　　林志明不但写小说，还擅长书法、国画，是位聪明绝顶、多才多艺的老人。他的人生就像一本厚厚的书，他在书写自己，也在记录他人。国际威尔斯利奖，是对像他一样与病魔做艰苦卓绝斗争的人的肯定与激赏。

　　1979年，特蕾莎修女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她身穿一件只值一美元的印度纱丽走上了领奖台。不论是和总统会面还是服侍穷人，她都穿着这件衣服，她没有别的衣服。台下坐着珠光宝气、身份显赫的贵人，她视而不见，她的眼里只有穷人。当时，台下立刻鸦雀无声。

　　“这份荣誉，我个人不配，我是代表世界上所有的穷人、病人和孤独的人来领奖的，因为我相信，你们愿意借着颁奖给我，而承认穷人也有尊严。”特蕾莎修女这样说。以穷人的名义领奖，是因为她一生都以穷人的名义活着。

　　有个康复者这么说，既然人类注定要和疾病相伴向前，我们就勇敢地直视，坦然面对；既然命运要让我与这样一种疾病狭路相逢，我不避让——无论病人，还是医生，都深深地明白：狭路相逢勇者胜。

我想表达感恩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我国各界人士联手，投入到保家卫国的战斗中。我们的国土正在被吞噬，我们的同胞正在被蹂躏，可我们却只能在麻风病院观望。行动起来，我们要为这个国家做点什么。我们不能一身戎装征战沙场，但我们可以尽自己的力量，做出努力，哪怕只是最微小的行动。1937年全面抗战后，南昌麻风病院全体病员曾自动绝食一天，将当日所攒法币15元捐助抗战。

　　有人捐衣物送到前线，有人捐钱买飞机，而在江西南昌的麻风病院里接受治疗的病员，除了病体，一无所有。现在已经无法考证是谁提出了这个建议，也无法体会到那个时候病员的真实想法，他们的激情与无奈。1938年为纪念“八·一三”一周年，中华麻风疗养院病员全体自觉淡食一天，将所节省出的菜金国币7元献出，聊表拳拳爱国之心。

　　那是乱世，医学的光芒还未曾照耀到麻风病院，而他们心中却有一盏明灯闪烁。穿过岁月的隧道，历经几十年风霜，这盏明灯始终未曾熄灭。一代一代的麻风病患者，用自己的赤诚之心，反哺他人，回报社会。正如1937年那微薄的15元法币，也许只有微尘一样的温度，却能让我们感受到热情。

　　在上柏麻风村，有许许多多不为人察觉的感动，周柏珑患病前曾做过锡匠，他常常给周边村民做生活用具，铅制水桶、锅铲、烤火用的火盆。孔辛根自学针灸，最先是为了减轻自己身体的痛苦，后来便给病友针灸治疗，缓解身体的不适。山民、村里人有谁腰酸背疼不能做工，就找到老孔，他每周都给人针灸。有个老太太，第一次是家人用三轮车拉着到麻风村来求助的，每周两次，孔辛根用针灸给治疗了三个月，老太太终于能下地走路了，她特地坐了车到麻风村来感谢孔辛根……

　　他们曾经得到过他人的救助，得到过他人哪怕最微小的关怀，虽然他们依然处于社会的底层，疾病、贫穷、孤独相随，但他们依然渴望付出，因为，所有的付出，都是快乐的。

　　湖南益阳安化大福村的麻风村里，一直在传颂郭登州设立个人基金的事。郭大爷是贵州人，患病后被迫在远离村子的山坡上搭茅草屋，独自居住，刀耕火种的日子过得并不顺心，父亲过世后，他悲伤至极，为了不影响家人在村子的生活，他远离家乡，沿路乞讨，麻风反应晕倒后被人送往麻风村。在麻风村，他受到悉心照料，治愈后，留在了村里。每个月，郭大爷能领到政府补贴的六百多元生活补助，他非常节俭，硬是存下了一点钱。郭大爷不久前过世，临终前，他拿出一张存折，这张存折已经很旧了，也许，他每天都会拿出来看一次，因为，他有一个很大的梦想——是的，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多么大的梦想！他要把自己节俭下来的一万多块钱，设立一个基金，资助贫困孩子上学。当地人至今还在传颂他的善举。

　　2008年，汶川地震，整个麻风村的人纷纷捐款，几乎倾其所有，他们希望自己微薄的力量，能够帮助灾区人民撑起一片希望的天空。分管麻风村的皮防所所长刘尚夫感叹：当时的情景，现在回想起来，我依然很感动。他们残疾，没有再为社会创造劳动价值，但是，他们宁愿自己少吃一碗饭，少穿一件衣服，不吃零食，也要做点有价值的事。有的康复者一边看电视，一边落泪，遗憾自己不能到现场帮助他们。有个康复者说，我不能为他们搬开一块砖，也不能为他们重建家园，但是，我愿意每天为他们祈祷，愿他们早点渡过难关。

　　参加革命前，年轻的柳健法在家里，跟着柳家药房药剂师辨认草药，厚厚的医书读了一本又一本。南征北战，在炮火中，他活了下来，打过长江，来到江南，这个出生在山东的老革命却患了麻风病，入住浙江麻风病医院。病情控制之后，医院安排他在药房工作。医院周边是村子，村民们在消除了最初的恐惧之后，有个头痛脑热的，便会到麻风病院来寻求帮助。那时，医院对外已经设立了门诊，针对的便是周边村民，一方面为了方便老百姓看病，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在门诊的人流中及时发现有否麻风病患者。

　　柳健法跟周围村民关系很融洽，村民见他敦厚良善，便介绍姑娘给他，两人喜结良缘。偶尔的，熟悉的村民请他看病，他便去山上采点草药带给村民，一来二去的，连旁边村子的人，都知道这个部队下来的军人病患会看病。热心的他常常去山上采草药，教村民辨认草药的方法、药用价值、如何服用。

　　当柳健法得知同为病人的于全华也酷爱中医，就常在一起切磋技艺，给村民看病。

　　于全华十分勤奋，他所有的医学知识都从书本而来，但他又是高度近视，看书时，鼻子几乎碰着书本，真的像在啃书一般。随着年岁增长，视力更是迅速下降。不能再看书，他托人买来收音机，找到一个专门讲解中草药的电台收听。午休时，担心影响病友休息，他便到竹林，静静地听。

　　柳健法和于全华常常结伴外出，到周边村子转悠，像两个游方郎中。遇见有人需要诊治，由于全华开方子，柳健法记录，或是柳健法直接给人家开方子。因为于全华视力极差，每次开出方子，都是柳健法去山上采了草药，让病人来取。

　　也许，他们并没有高超的医术，但凭一份真诚和不放弃，他们的名字被人传颂，铭记。

　　失明之后，于全华很少外出，由于名声在外，总有人上门求诊，他便在房里给人说方子，他说出一种植物的名字，人家记一笔，什么草，什么叶子，什么树皮，多少克，怎么煎服，饭前饭后。开完方子，人家要给钱，他照例不收，只说自己练练记性。

　　再后来，他病重卧床，那些经他之手恢复健康的人，陆续地来看他，送吃的、喝的，只是，他再也不需要这些了。

　　去湖南省桑植县位于山顶的麻风村采访，村里的康复者基本下了山，有的回家，有的投奔亲戚，山上只留了两位老人。我注意到，已经住进新房的老人身边，总是跟随了一只小黄狗，亦步亦趋。我跟老人相对而坐，老人没有读过书，交流起来尤为困难。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那只小黄狗一直在老人的裤管上蹭来蹭去，老人伸出手抚摸小狗，小狗更是温存地把脸放在老人的手掌心。我问老人这狗养了几年了，他倒是听懂了我的话，告诉我，三年了，是人家从山下带上来的，说原来是一只流浪狗。很多年前，当他因病痛几次想要放弃生命跳崖时，是一只小黄狗的眼神挽留了他。当他坐在地上哭泣，想要告别人世时，小黄狗站在他脚边，呜咽着仿佛在跟他说着什么。那只小黄狗跟他相依为命，过了很多年后老去。现在，他把这只流浪狗带在身边，悉心照顾。他们像是好友一样，在这荒岭度日。他们只用眼神交流，一如他和当年那只小黄狗。

　　是相互的感恩，相互的爱。

　　当地麻防工作者告诉我，这间新房是前两年建造的，为了安置为数不多的康复者，但他们都不愿意搬到这里，宁愿住在老的吊脚楼里。

　　还有一位七十六岁的老人，双手只剩两片手掌，双残腿盘曲在地，见我们到来，挣扎着想站起来，满眼的惊喜、羞怯，以及遮挡不住的内疚——仿佛生了麻风病是他的罪过。我坐下来跟老人闲聊，知道他喜欢读书，上过高中，数学成绩在班里最好。然而，麻风来了。

　　自他上了这座山之后，便再也没有下过山。不是他有多喜欢，实在是不能下山。那时，人们把他们看作魔兽，惊恐，鄙夷，厌恶，唾弃。只有大山收留了他，满山的树林竹海不离不弃，相伴经年。春风吹又生的野草，日复一日，看着他从青春年少到中年，再步入古稀。

　　他住的吊脚楼，木质陈旧，充满了人间烟火的味道。在他以分秒为单位计算自己的时间时，这些陈旧木头给予了他最真切的温暖；是这张矮凳子，默默地承受了他的摔打；是那张木床，承载了他日渐沉重的肉体——他曾经热爱它们，如今，他感谢它们，不愿意抛弃它们。这样的情感，岂是我们这些旁观者懂得的？

　　似乎有很多很多话想说，却又觉得隔了十万八千里，因为无论说什么，都觉得自己充当了高人一等的角色，以为俯身便是尊重，以为路远迢迢从浙北来到湘西南，就是对他的关心……我们即将离开时，老人费力地要站起来相送，我们不让，他用手支撑在板壁上，对我们笑，点头说谢谢，谢谢。

　　我不知道这一次山顶之行带给了老人什么，只觉得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打搅。一路胡思乱想着离开吊脚楼，离开病区，下了山坡，从田埂往上走。眼前都是这两位老人的样子、小黄狗的样子，吊脚楼里听到的岁月的叹息……忽地，听到什么声音，转身，远远地，看到老人站在山坡上，脚边是那只小黄狗。老人一直在挥手，是告别的挥手。

　　听不到在喊什么，陪同的麻防人告诉我，他在说谢谢你呢。

　　除了愧疚，还是愧疚，我两手空空，翻过群山抵达这里，仿佛就是为了打搅他们安静的生活。而这样的打搅，换来的却是感谢。

　　想着，也许生活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黯然，因为终究是有阳光的，我想起，吊脚楼屋顶的缝隙里漏下来的阳光，暖暖地照在老人的眼角眉梢，想起他羞怯的笑容，我的心底，呼啦啦地，一下子感到心里亮堂起来了。

他们，手执不灭的信念担当

最美的花朵，总是开在无人知晓的角落——感谢《光明日报》记者严红枫先生，是他的一次偶尔的采访，掀开了那一层白色的纱幔。他饱蘸深情的文字，感动了我们。如果不是他，我们不会知道，在那个偏僻的山坳，有这样一个年轻的团队，把人生中最美好灿烂的十年，奉献给了病患。

　　“《婚姻法》曾对麻风病人有过较为严苛的规定，因此，他们没有家，没有亲人，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时代的孤儿，是真正的弱势群体。为他们提供良好的医护服务，对体现人类尊严、维护社会稳定，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浙江省卫计委主任、长期战斗在疾病控制与预防战线的疾控专家杨敬先生，曾经这样说。

　　而住院部第一任主任华维德，在经历了如病人一般的被歧视，被冷落之后，感受到了病人的强大的苦楚。他们经受的不止是身体的痛，更有心灵的重创。“我是医生，我感谢命运让我成为一名麻风病医生，他们的痛苦，是我的，他们的幸福，也是我的，我要为我们共同的幸福，努力。即便被人认为是傻子，又有何妨？”

　　就是这样，一代代的麻防工作者，走过泥泞，走过荒原。他们身影孤寂，却独有一份光芒，这份光芒穿越黑暗，照亮了下一代麻防工作者。他们握紧接力棒，与病患一起，缓步朝前。

　　“金眼科，银外科，打死不去传染科。”在业界，这句顺口溜折射出部分医务工作者的价值观。浙江省皮肤病研究所所长严丽英，在跟我的数度访谈交往中，很少谈及自己32年麻防工作中的酸甜苦辣。在她看来，她的坚守，是因为被老一辈麻防工作者感动，过去那么多年，他们的精神依然烛照、君临她的世界，让她深感选择这一份工作的责任。

　　她回想起当年分配到上柏时，一个有趣的细节。和她一起等待毕业分配的有二十几个年轻人，他们被分配到了不同的医院，而卫生主管部门在一番了解之后，得知她家里姐妹众多，便决定让她去麻风村。后来，与她一起分配到村里的同学，像飞鸟，展翅而去，只有她，还窝在村里。

　　曾有人问她，你怎么还在山沟里？

　　她总是笑笑，因为她知道，任凭怎么解释，人家都不会理解。千真万确的是，年轻的严丽英完全有机会去其他综合性医院服务，也曾犹豫，也曾彷徨。然而，仰头之际，看到的是上柏天空中，那些闪烁的星星。那一闪一闪的星星，是上一辈麻防工作者渴盼的心，是病患充满期待的眼睛。

　　留下来，留下自己独有的脚印，青春无悔。人们还记得她骑着自行车，行走在乡间小路，为病人送药的情景；还记得她到偏远的山区回访麻风病人，因为没地方吃饭，几乎饿晕的事……

　　虽然她未曾经历前辈的草棚时光，但她见证了第二代麻防工作者最坚韧的岁月。她被深深感动，她常常说，跟前辈相比，我们的工作环境已经改善了很多，上一辈更多地跋涉在医学的荆棘丛中，而这一代，要做的是人性中最妥帖的抚慰。医学的难题破解之后，让休养员心境平和、面带笑容地活着，是最高的追求。他们需要从身心两方面，来疏解病患身体和心灵的郁结。

　　2014年，北京人民大会堂迎来了一个特殊的团队，他们朴素，本真，有着山涧清泉一般的洁净。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响起了来自大山的最令人动容的声音。严丽英、喻永祥、潘美儿、归婵娟、徐小童、严红枫，他们传达着感动，告诉首都人民，在那个美丽而孤寂的山坳里，有着怎样的家人一般水乳交融的医患关系。

　　“记得我参加工作的20世纪80年代，浙江省麻风现症病人数是全国第六位，麻风病患病率为全国第八位。到1995年底，浙江省通过了卫生部考核验收，成为第四个达到基本消灭麻风病指标的省份。2011年全国麻风病防治工作会议，宣布浙江在麻风病防治“十一五”规划考核评估中荣获全国第一。几代麻防人的夙愿，终于在年轻一代的手中实现了。这又是我们一个新的起点，我们重新出发，再创佳绩，提升麻风医治水平，改善康复护理条件，还成立了以年轻人为主的麻风畸残康复医疗队，赴全省各地进行免费的巡诊和康复指导。许多年轻人通过自学获取了心理咨询师资格，并运用到临床实践，成功总结出麻风病人综合性分层次心理干预理论，向全国、全世界发出了我们山坳里的声音。”严丽英的声音回荡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记者严红枫深情地说道：“看到护士帮病人试水温、泡药水，换衣服、剪指甲；看到医生把躺在床上的老人抱到室外透风、晒太阳……眼前这一幕幕充满温情的场景，让我分不清他们到底是医患关系，还是亲人关系……面对着世界上最弱势的人，面对着最不可能有任何功利回报的群体，我们的年轻人竟能有这样的爱心和付出，我怎能不感动万分。麻风村里的这份大爱、这份付出、这份坚守，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正如严红枫说的，心里有多干净，这世界就有多干净。正因为有这样纯净的心，所以他们有大医精诚，有大爱情怀。

　　当听到归婵娟说到医务工作者对病人无微不至的照顾和家人般的陪伴时，首都医务人员流下了热泪。护士们说，感触挺深的，他们在山坳默默奉献，平凡的人生谱写了不平凡的乐章，值得学习；他们奉献自己的青春，对病人那么有爱心，非常感动，要向他们学习。

　　2014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接见他们，并号召全国人民向他们学习。

　　我们不会忘记，当潘美儿在人民大会堂接过第42届南丁格尔奖时，那一份安静而温暖的笑容，曾经带给上柏山村多么明亮的光辉。

　　我们依然记得，当陈德友、姚建军、许亚平、严丽英、喻永祥接受中国麻风界最高奖马海德奖时，那份庄重和担当。

　　鲜花，掌声，荣誉的背后，是默默无语的付出，是无悔的担当。

　　“最美浙江人”评选，将2013年度的“浙江骄傲人物”授予了“麻风村”青年医疗团队，组委会的颁奖词是这样说的：面对科学，他们是跋涉的行者；面对病患，他们是圣洁的天使。最美的花朵，总是开在少人关注的角落；出彩的青春，永远抹着理想的底色。手执不灭的信念担当，像丹柯熊熊燃烧的心脏，穿过雾霭，授弱者以光明，传医者以勇气，抒青春以华章。

　　我们不会忘记，当他们接过中宣部颁发的“时代楷模”奖章时，他们紧握着的双手，曾经传达出了怎样铿锵的誓言，而这无声的誓言，将怎样在这个山村化作动力，为弱者捧出一颗最诚挚的心。

　　我们也不会忘记，休养员们脸上安详的笑容，经年累月的亲情缺失，让他们忘记了回家的路，忘记自己曾经有过亲人。但是，他们永远不会忘记，来到山村的这一张张笑脸。他们的生活，因为有那样的微笑，而有了新的向往、期待，正如重新扬起的风帆，他们的晚年有了最为温暖的彼岸。

　　在浙江，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最美浙江人”的精神，奉献之美，责任之美，奋进之美。

　　浙江省委、省政府发出在各行各业广泛开展向上柏住院部医疗团队学习的号召，学习他们怀抱梦想、奉献青春的人生追求，学习他们大医精诚、树人立德的职业操守，学习他们脚踏实地、勇创一流的进取精神。向这群最可爱的年轻人致敬。他们坚守岗位，恪尽职守，树立新时期医务工作者的良好形象。

　　在上柏，在金车山麓，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那棵枝繁叶茂的香樟树默默地守望着，四百多年来，它见证着历史的沧桑巨变。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对于人类与大地的关系有着极为精辟的论述：只有直接有赖于泥土的生活才会像植物一般的在一个地方生下根，这些生了根在一个小地方的人，才能在悠长的时间中，从容地去摸熟每个人的生活，像母亲对于她的儿女一般。它也默默地记录了一代代麻防工作者的足迹和汗水。它苍老的容颜，在上柏人青春的辉映下，散发出迷人的芳香。它默默地开花，那细小的花朵，馥郁，颇具安慰人心的力量。人们来到它的身边，无不仰望它，发出赞叹，就在这里，就在这少人关注的山坳，你是如何年年岁岁地坚守的？在这不问收获的四季，你是怎样让生命的价值，发挥到极致的呢？

第六章 一个没有麻风的世界

再也没有传染

1926年1月18日，上海。在李元信、邝富灼、邬志坚等一批热心麻风防治人士的发动下，“中华麻风救济会”成立。其创办的机关刊物《麻风季刊》于1927年的第1卷第1期发表了中国麻风病人钟英女士的稿件《一个麻风病人的呻吟》，其中写道：

　　麻风病在人类中产生的痛苦，可算达于极点了。一个完全美满活泼泼的身子，一经传染，就难免改变常态，变成残废。非惟外观上使人难堪，而毕生的幸福与成功，或将从此丧失，是故尽人皆知，毋待多说。不幸我亦患此病，虽据名医检验，病势尚属轻浅，谨慎调治，可望痊愈。医言固足信，药石可毋疑，然而罹患恶疾，实未能一刻安心。盍素知其毒害之烈，不禁惴惴于心，万一治疗无效，则国家即少一国民，父母丧一爱女，即幸而获生，亦无益于人，且为人患。人生到此，岂不可怜。所以我的脑袋中，除了睡觉以外，都是痛苦和忧伤的感想。觉旧日快愉的精神，已变作烦闷而懊伤的情感了。这种痛苦的生活，实无异日处于地狱之中。呜呼惨矣！可恨的麻风魔王，我的希望，我的成功，都被你夺了去了，我半生的幸福，已被你换作痛苦和悲哀了。这种痛苦我总不会轻易忘记的。一候痊愈后，非联合我同胞们，灭此祸根。赶你到地狱里去不可。

　　60年后，一个叫马海德的中国人把钟英女士“灭此祸根”的梦想带到了世界卫生组织。1987年5月，第40届世界卫生大会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由马海德倡议，中国代表团正式提交了名为“走向消灭麻风Towards the elimination of leprosy”的提案，获得大会一致通过，形成了WHA 40.35决议，这是我国第一次在国际组织独立提交决议案，也是世界卫生组织首次使用“消灭麻风elimination of leprosy”一词。消灭麻风成了世界各国的共同目标，消灭麻风运动成了控制麻风历史进程中最具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全球各地的政府、公众、防治机构、麻风患者及所有利益相关者，为了这个宏伟的目标开始了漫长的征程。

　　1998年，第十五届国际麻风大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主题是：创建一个没有麻风的世界。全球各国进一步强化了“在21世纪彻底解决麻风问题”的共识。2013年，泰国曼谷召开了全球麻风病峰会，来自全球17个麻风病高流行国家的部长和部长代表签署了《曼谷宣言》，中国部长代表和其他国家一起承诺：向一个没有麻风病的世界进军。

　　对于一个没有麻风病的世界，上柏人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他们知道，没有麻风，并不仅是没有人发病，而是一个即便有麻风病患者存在，依然温情的世界。

　　王景权主任医师认为：人类有这样一个美好的愿景当然是一个好事，但是，面对目前麻风病还没有有效疫苗的现实，意味着未来还有极其漫长的路要走。

　　是的，没有麻风的世界，如此美好。可是，麻风病依然在我国和全世界肆虐和徘徊，还需要我们不懈地努力。

　　历史上，我国一度成为麻风病的代名词，中国的麻风病被认为对全球的健康产生了影响，这种偏见，有医学上的，也有社会意义上的。在1897年德国柏林召开的第一届国际麻风大会上，法国学者戈德施密特认为华人移民劳工具有极大的危险性，他称华人“永远不会接受现代文明”。20世纪初的中国，麻风病成为触目惊心的公共卫生问题，全国至少有50万病人，他们集中在贫困的农村。直到20世纪40年代，我国麻风病患者依然有四五十万，与邻国印度透露的数据基本持平。曾几何时，中国被视为麻风病的标志，“不文明的标志，像是面包上的黄油，不止一点点”。

　　从世界范围看，我国麻风病整体处于低流行的态势，麻风病高流行区主要分布在西南各省，云贵川以及藏地。云南省是中国麻风病流行最为严重的地区，麻风病在云南具有流行时间长、流行范围广、发病率及患病率高的特点。民国时期，云南麻风病的流行情况也是极为严重的，仅次于华南粤闽几省。

　　1933年12月21日，云南省民政厅训令除省城昆明以外的县调查感染了麻风病的患者人数，希望以此详细数字为依据，颁布法令实行隔离救济，避免传染。然而这次调查很多县并没有上报结果，仅上报统计的患者人数就已达2300余人，实际患者人数远远不止如此，时人忧虑地感慨道“其于种族前途，为患实堪虞也”。

　　其后几年云南省政府对本省麻风病人的重视程度提高，对于确切数字的统计非常关心，进行了很详细的全省调查。根据后来看到的材料，可知这次报告是1935年的调查结果，准确数字为6384人。

　　1936年4月，刷新至6398人，并且全省76%的地区都有了确诊的麻风病人。由于云南省乃西部欠发达地区，麻风病防治起步较晚，加上地理及经济条件的制约，该省的麻风病人数与西部的贵州、四川、西藏等省的麻风病人数相加起来约占全国麻风病总人数的70%左右。截至2003年底，云南省累计发现麻风病人52900人，累计治愈39790 人，累计复发病人1006 人。

　　据史料记载，这种疾病在西藏流行已有1400余年历史。由于地广人稀，交通极为不便，当地医务力量缺乏，加之上世纪70年代以前，西藏自治区没有进行过大规模的调查，主要以收院治疗为主。70年代末开始全面普查后，麻风患者才被发现。数字显示，当地患病率最高是1980年，是6 / 万。不可忽视的是，由于环境及卫生条件等方面的原因，当下西藏麻风病的发病率仍远高于国内平均水平。

　　2002年，贵州省相关部门统计，贵州省87 个县市历史上均有麻风病流行。解放初全省麻风流行情况严重，患病率在0.5 ‰～1.0 ‰之间，发现率在5.0～10.0/10万之间。在逐步建立各级专业防治机构及培训人员后，开展了以氨苯砜(DDS)单疗为主的全省麻风防治工作。1986年开始，进一步推广世界卫生组织制订的联合化疗方案(MDT)对病人进行防治。截止到2000年底，全省累计发现病人27361 例，累计治愈病人18700 例，累计死亡5820 例，失访及外迁2090 例，有现症病人751 例，麻风患病率为0.021 ‰，新发现麻风病人231例，发现率为0.66 / 10万。

　　四川省1949年至2001年底累计发现麻风病例约34000 例，是我国麻风病流行较重的省份之一。经过半个世纪的积极防治，该省现症患者为1220 例，患病率1.44/10万。2001年，四川省新发现麻风病225 例。相关疫情不但没有下降，反而出现上升趋势，可能与近些年麻防机构处于改革时期，工作重心有所转移，以致对麻风防治工作有所松懈或重视力度不够有关。

　　当前，我国麻风病疫情总体处于低流行水平，且近几年的新发现病例数没有明显下降。以2010年为例，全国新发现麻风病例为1324例，发现率为0.099 / 10万。与2009年相比，2010年全国新发现病例数下降了17.1%。近年来，中国每年新发病例为1000例以下，这是相当喜人的成绩，全世界为之注目。不过，要在中国彻底解决麻风问题，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自世界卫生组织1981年推荐麻风联合化疗方案以后，从1985年到2008年初，约有1500万名麻风受累者被确诊并通过联合化疗治愈，通过治疗已经预防了约100万-200万麻风残疾者的出现。当前，全球的麻风病疫情保持稳定，并有下降的趋势。

　　2013年全球新发麻风患者215656例，其中非洲地区20911例，美洲地区33084例，东地中海地区1680例，东南亚地区155385例，西太平洋地区4596例，发病前10位国家分别为：印度126913例，巴西31044例，印度尼西亚16856例，埃塞俄比亚4374例，刚果民主共和国3744例，尼日利亚3385例，尼泊尔3225例，孟加拉国3141例，缅甸2950例，坦桑尼亚2005例。麻风病疾病发病数从20世纪80年代的上百万例维持在目前的20万例左右，成绩巨大。

　　作为现代抗麻风运动标志，1897年在德国柏林召开的第一届国际麻风大会提出了“强制隔离，铲除麻风”的远景。一个没有麻风的世界。靠的正是多方力量，没有国界，不分性别，忽略年龄，只为推动人类文明。国家和伙伴组织及所有利益相关者持续努力，有效协作，必将带来麻风病疾病负担的下降，最终带来一个没有麻风的世界。

从青衿，到白首

在征服麻风病的旅程中，从不缺乏勇士，科学仁慈的光芒给痛苦中的人们带来希望。当我们翻开厚厚的人类文明发展史，那些泛黄的记忆便重新凸显，穿越时间隧道，我们仿佛看到，先驱们躬身于无穷无尽的科学的原野，探求生命真谛、哲学真理。那灿若星辰的名字，使我们油然升起对人类文明的追念，对科学先驱的敬畏。他们已然逝去的身影，化作强大的精神力量，君临，烛照。

　　在印度，在医学界，有一个名字，一直被传颂，被纪念，像一座雄伟的丰碑，傲然屹立。圣雄甘地，伟大的“非暴力”战士，他关心关爱麻风病人，把他们当作上宾以款待，他身躯瘦弱，却成为人们心底敬仰的英雄。

　　1869年，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出生在印度西部的港口城市博尔本德尔的印度教家庭，他是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和印度国家大会党领袖。他是现代印度的国父，是印度最伟大的政治领袖，也是现代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学说——甘地主义的创始人。他的精神思想带领国家迈向独立，脱离英国的殖民统治；他的“非暴力”的哲学思想，影响了全世界的民族主义者和争取能以和平变革的国际运动。他被尊称为“圣雄甘地”。

　　甘地对麻风病人的关注，始于13岁，他与一个经常诵读《罗摩传》的叫Ladha Maharaja的人有了密切接触，Ladha Maharaja确信用一种叫作Bilwa的果树叶子并规则地诵读《罗摩传》可以治愈麻风。如此近距离地与麻风病人接触，使他克服了最初的对于这个疾病的恐惧，产生了深刻的同情。在南非时，一个有麻风病高度传染症状的乞丐来到他的门口。圣雄甘地包扎他的伤口，给他食物，并将他作为客人招待。在甘地的一生中，有许多这样的例子，表现出他对麻风病人的关爱和同情。

　　1948年1月30日，这位伟大的和平运动领袖，这位麻风病患者的精神抚慰者，在参加一次祈祷会时被刺。

　　缅怀。追忆。为纪念他服务麻风受累者的精神和对这一疾病的科学探索，需要有一种方式来传承发扬他的精神。1986年，纪念甘地麻风基金会设立了国际甘地奖，授予在麻风病领域作出突出贡献使麻风受累者生活明显改善的个人和机构。

　　2014年1月15日，印度首都新德里，世界麻风防治最高奖“国际甘地奖”的领奖台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麻风病控制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麻风防治协会会长张国成，从印度总统手中接过奖杯，成为继马海德之后，我国第二个获此殊荣的麻防工作者。他郑重承诺：“我谨向你们保证，我将把这份荣誉化作为中国乃至全世界的麻风病人更好服务的不竭动力。”他胸前，由印度总统慕克吉亲手授予的奖牌熠熠生辉。

　　张国成的家乡江苏泰兴是我国麻风病高流行区。在他的童年记忆里，麻风是一种极恐怖的疾病。1970年，张国成考入刚从北京搬到江苏泰州的中国医学皮肤病研究所，1972年中专毕业后分配至该所麻风病研究室工作。随后，他跟随老前辈们到泰兴的一所麻风病院工作。当看到麻风病患者畸形的外貌和麻风病院简陋的条件时，一起去的同学们全哭了，有人甚至当场呕吐。

　　采访张教授并非易事，他在中国麻风病防治中心工作，办公室在南京，但业界都知道，到南京是找不到张教授的。同行给张教授算过一笔账，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他在家时间以小时计，在办公室以天计，为麻风病人奔波的时间却以月计算。

　　趁他赴德清主持麻风界人才战略学术研讨会，在浙江省皮防所所长严丽英女士和医教科王江南先生安排下，我见到了张国成教授。

　　温文尔雅，彬彬有礼。是张教授给我的第一印象，而他却告诉我：“我脾气很坏的，为了麻风病人的事，我经常发火。”

　　他发脾气，他感伤，他痛惜，大都是因为麻风病人的事没有落实好。有一次，张教授去我国西南某省麻风村。之前，在他的努力下，争取到150万资金，为该地建设麻风村，后来又争取到巨额资金，用于完善当地麻风病院。张教授与卫生部结核麻风处同志一起去该省督导考核，同去的还有当地省、县领导，他们一行来到麻风病院。房子早就建起来了，美观，大方，却没有一个麻风病人在此入住。张教授疑惑，他花那么多心血，耗费大量精力，引进资金，引进项目，不就是想让麻风病人在此得到最好的照料，安享晚年吗？

　　那边介绍簇新的建筑，这边张教授却发现，房子只是一个空壳，没有卫生间，不通水，不通电，厕所建在房子外面——只是完成了一个任务，只是对这笔资金做了一个交代，有考虑到这房子是给谁住的吗？老人即便住进来，怎么生活？似乎没有人考虑到。这样的样板工程太出乎他意料了。十一点多了，大家上车，准备回县里用餐。张教授却独自一人下了车，他绕过那些崭新的建筑，摸索寻觅着来到一处草房子前，没有门，没有窗，屋顶被风雨侵袭，腐烂了。他低头走进去，黑黢黢的屋子里，六个老太太，眼睛全都瞎了，有的坐在地上，有的蹲在墙角，有的窝在草堆上，还有一个老太太，摸索着正在炒菜。

　　居然用手在炒菜！这些七八十岁的老太太是怎样在生存着啊！

　　她们看不见世界，她们的手是麻木的。

　　张教授出了门，泪水已经盘旋在眼眶，他强忍着走到车前。

　　“各位领导，我带你们去现场看看。”张教授邀请同行者下车。想到自己和麻风中心的同行，为了争取一笔资金所花费的精力，真不是三言两语可以概括的。他没想到饱受诟病的面子工程，也出现在麻风防治事业上了。七尺男儿，内心悲切，愤懑。

　　“我们不都在现场吗？”大家疑惑。

　　“不，请你们跟我去真正的现场。”张教授径直往前走去。

　　一行人来到草房子前，张教授邀请他们进屋。在这昏暗的草房子里，乌烟瘴气，两个阶层的人在此忽然相遇。一边是西装革履，一尘不染，一边是蝼蚁一般，苟延残喘。仿佛是两个世界的人，相顾错愕。

　　泪水已然滑落，声音哽咽，“我们来的……都是领导吧，我们不谈是不是父母官……可是，她们，都是老百姓吧，是人吧……”

　　他哭了。

　　在一个晴朗的冬日午后，我跟张国成先生相对而坐，回忆起这件事时，依然能够看到他眼底闪烁的泪。他松了松身子，又拿一个枕头垫在后背，一把椅子，他只能坐在边沿。严重的腰肌劳损，伴随了他二十多年，90年代开始，便落了这个病，他带领的国家麻风医疗队，到全国各省的麻风病院，到乡镇，到村庄，上了手术台，便是一整天。为了不浪费时间，他的三餐成为同行间特殊的话题，

　　“早上一餐，中午不吃饭，晚上喝稀饭。”

　　从初入行时的毛头小伙，到两鬓斑白的花甲老人，四十多年来，走遍全国五百多所麻风村，使数以万计身处绝望中的麻风病患者重获新生。常常是，在一整天手术之后，当地领导为了感谢他而设宴招待，他却说，我只要一碗稀饭，一人向隅，满座寡欢。

　　也有例外的时候，那是他看到病人畸残的手通过他的手术之后恢复功能，他们能够像正常人一样，生活自理，有尊严地活着。那一次，他感触，感动，想起了启蒙恩师、我国著名矫形外科专家郑逖生教授的开导，“你去北京，去国外读研究生，是为了学到知识，但你学知识不就是为了他们吗？你沉下来，在麻风村，在长期的实践中，一样能学到技能……你这一走，就是三年，这些病人怎么办？他们不能等啊！”老师的话历历在目，他端起酒杯，猛喝一口，那是他从事麻风工作四十余年来，少有的酣畅。

　　从医四十年，他的那把干净的手术刀，像一盏明灯，照亮了许多病人，让他们从此告别黯淡的生活步入清亮的世界。然而，在他心底，却有着深刻的遗憾。

　　“我遗憾的是，为太多麻风病人截去了双腿，如果我们前期护理做得好，最低限度降低溃疡感染带来的破坏，那我就不用给这么多病人截肢了，截肢是破坏性手术，我有遗憾……”张教授常常自责，用以督促自己。他依然记得第一次手术，仿佛是冥冥之中的安排，让他有了对命运更为深切的感悟，用感同身受来形容他与病人之间休戚相关的情感，一点不为过。

　　他的第一台独立完成的手术，是在泰兴，他的家乡。打开病历，看到截肢病人名单上赫然写着“张国成”三个字。他又好气又好笑，告诉麻风病院，说张国成是我，我是医生，请把病人的详细信息告诉我。结果，院长把他带到病人面前，告诉他，那人就是等待截肢的病人，叫张国成。

　　那一次手术非常成功，张国成为张国成截肢，这让他内心五味杂陈，是上天安排了这样一台手术？这台手术，是给病人做的，也是给自己做的——他忽然之间明白了什么，没错，他者即自己。他们的伤他们的痛，全都转化为自己的。这之后，张教授每年都要去泰兴麻风病院，每一次，张国成看到张教授，便说，你给我的腿截了，我走不了了，你得给我想办法走路啊。这成为张教授的心病——要让截肢者行走，让他们站起来。

　　这一年，他去参加一个国际性麻风学术会议，港澳台电视、电台都要采访他，他们安排他参观澳门的麻风病院，那里的病人都已治愈，他们称这里为福利院。就在那里，张教授结识了陆毅神父。尔后，他跟陆神父有了多次接触，在他的努力下，陆神父同意每年捐助10万美元。张教授用这笔资金做了三件事：第一件，修建麻风病院；第二件，给截肢者安装假肢；最后，他成立了麻风畸残康复医疗队。

　　十年后，张教授主刀的第一个病人张国成顺利装上了假肢，重新能够站立行走的张国成，和教授张国成并肩走在林荫道上，两人感慨良多。一边是感恩不已，“谢谢你啊张教授”，一边却是歉意浓浓，“对不住你，张国成，让你久等了”。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麻风病防治的成绩是惊人的，而这些成绩的取得，得益于党和政府的重视，得益于麻防工作者的辛勤付出。“中国麻风病防治能够取得这样骄人的成绩，麻风病人做出的牺牲是巨大的，他们了不起。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他们没有权利结婚，没有亲情，没有朋友。他们与世隔绝，在偏僻的山坳，与麻防工作者一起，坚守信念，与病魔抗争，度过了麻风史上一段极为艰辛的岁月。”在任何场合，一提到麻风病人，张教授总是这样说。

　　从青衿之岁到白首之年，付出青春与汗水，甚至生命。而这所有的付出，只为创造那样一个世界——一个没有麻风的世界。

人有德行，如水至清

让我们把目光停留在德清，这一座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小城，没错，我愿意把这936平方千米的幅员称作小城。它安静，内敛，却有着广博的胸襟。之前，我对德清的了解仅限于那里有一座莫干山，可以避暑。

　　莫干山，这个充满了侠义与豪情的绿色所在，以清凉著称于世，所谓“莫干好，到处是修篁”，自1896年起，便成为洋人的避暑天堂。在西子湖畔广济行世的梅藤更医生，在一个春日的早晨，也来到了莫干山。在他眼里，这是杭州之外的又一处“天堂”，梅医生的英伦风格别墅，建在炮台山的一处开阔地。避暑之余，他看到这一处医疗条件匮乏，山民患病大多坐等自愈，便萌生了开设医院的想法。1924年夏天，广济医院莫干山临时医院开张，门诊室、外科室、病理室、药房等各种设置一应俱全，苏达立上山主理其事。广济医院莫干山临时医院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安吉、孝丰、湖州一带都有百姓赶来看病。

　　七千多年前，我们的先民便在此生息繁衍，清丽山水，滋养一方。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在千百年的自然熏陶中，有了极为独特的品质，温润，含蓄，宽厚，包容。

　　从最早开设在上柏鸿渐岭的麻风病院农场，到姚雨冰先生到访报恩寺，德清，悬壶济世，在冥冥之中有了某种神秘的联系。

　　早年，为了给麻风病人寻找一方合适的山水，姚雨冰可谓踏破铁靴，而当他寻访到报恩寺时，德清人敞开了最宽广的胸怀。在接受采访时，姚雨冰依然清晰地记得，当年，他有意在报恩寺建立麻风病院时，德清政府各相关部门是如何积极地配合。“我非常感谢他们，在那个时代，麻风被认为是最可怕的传染病，好多地方连谈都不敢谈起，德清却接纳了。”

　　鸿渐岭，下柏，报恩寺，这三处幽静之所，先后都成了麻风病人临时的家。我们难以想象，在当时，需要怎样的侠义与慈悲，才愿意敞开胸怀，容纳这些无家可归的人。浙江麻风病院建成后，我国三军麻风病人都曾受惠于此，一批批病患，沐浴了德清山水带来的清凉与温厚，从身体，到精神，脱胎换骨的历程，让他们倍感这自然与人文的厚爱。

　　在上柏麻风村，每一年，都会有义工前来，为老人们理发，这个爱心行动已经坚持了很多年，被人们赞誉为“义剪美”。

　　有一次，我正在采访休养员老徐，只听摩托车的声音突突突地前来，原来是邮递员董忠平送报来了。董忠平今年43岁，从1990年就开始送报，他看起来有些清瘦，却很精干。他已经为麻风村送报很多年了，“本来可以放在门口传达室的，但我每次都把报纸送到村里老徐这里，想想老人们行动不便，对我来说只是举手之劳。麻风村这条路，我的感觉是绿色通道，再不方便，再远，也要送到。”话语很朴素，就像邻居间的情分，甚至连谢谢都不用说出口。

　　这是德清，也是中国，有多少人，他们曾经给予麻风受累者以最为温暖的关切。义工、志愿者、社会各界，他们是推动创建“没有麻风的世界”的力量。

　　1994年，PBrand教授在第14 届国际麻风会议开幕式上作了演讲。“荣誉应归于先驱者，虽然与我们当今能做的事业相比，他们做的还不多，但他们克服了世界的藐视及恐俱所带来的困难，如夏威夷莫罗卡依岛上的达米恩神父，他曾献出自己的一生直至逝世，因而只有身后的荣誉，又如汉森，他取得的科学成就乃是今天进展的基础，还有其他人，多数已去世而未曾留名于史册。他们为人类服务从未考虑过报偿或成功与否，他们所依靠的是内在的力量，他们是平凡的人。对上帝的奉献及对人类的爱就是他们内在力量的源泉。”

　　我们回顾，我们缅怀，我们为“创建一个没有麻风的世界”而努力。在第18届国际麻风大会上，大会主席Marcos Virmond博士向与会代表宣布了下一届国际麻风大会将在中国召开的消息。刚刚当选为国际麻风协会执委的张国成教授，代表中国代表团向所有参会者发出诚挚的邀请，欢迎大家到中国参加第19届国际麻风大会。大家将在北京共同商讨一个主题——未完成的事业：终止传染，减轻残疾，促进融合。

　　在上柏，有一个麻风资料陈列馆，从这里，我们看到了新中国麻风防治六十多年的历程。从杭州广济麻风医院开始，到现在，一个多世纪的风雨兼程，一代代麻防人的足迹，以及大量麻风受累者的重生，还有这里涌现出的世界级麻风专家马雅各和南丁格尔奖章获得者潘美儿的耀人光辉，足以支撑起一个史料丰富的博物馆。

　　这里，已经是全国卫生职业精神培训基地和全国麻风宣传培训基地，从这里出发，上柏精神将渐次扩展至全国及全世界。作为中国麻风防治协会的副秘书长，王景权医生正紧张参与筹划着第19届国际麻风学术会议。相信，2016年在北京召开的这次大会，对于中国麻风界，将有里程碑的意义。

　　对于上柏麻风村的医生护士来说，这次国际麻风学术会议，更将是一个全新的开端，他们将有机会在北京国际讲堂上宣读麻风村研究出来的学术成果，展示浙江人文关怀的现实成就。这是中国故事，也是世界故事，是麻风村传奇，也是人类与疾病抗争的真实记录。而以曾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的徐小童为代表的另一个群体，将在北京发出响亮的声音。他们将代表中国及全世界的麻风病人，告诉世界，麻风病人曾经的耻辱已然过去，麻风病人也可以自强自立，在现代社会实现人生的价值。

　　而所有的一切，麻风受累者，麻风病防治，悲伤与欢乐，一路走来的艰难历程，披荆斩棘的过程，都将成为一枚特殊的邮票，被纪念，被珍藏。那些麻风病院、麻风村，或许将成为全国20万麻风病人养老的地方，这个特殊的所在，同时也将以另一种方式，接纳残疾人、社区老人。在这里，只有安详的晚年，不再有隔膜，不再有歧视。只有仁慈，只有尊严。

　　所有的人类曾经与麻风共存的时间、空间产生的人和事，将成为博物馆的展品，“是人类社会通过展览来铭记的少数疾病之一”。

　　中央各部委联合发出的《2011年—2020年全国消除麻风病危害规划》，对麻风受累者提出了最具人文关怀的建议，世界，正以不同的姿态消除麻风危害。一个没有麻风的世界，正缓步向我们走来。这个世界，有对于人权的最高致敬，有对于过往的深刻忏悔与反思，有对于灵魂的宗教般的洗濯。

　　当有一天，我们身边不再有麻风病人，我们身体健康，灵魂洁净。所有的先辈们曾经体验的痛苦与悲伤，哀怨与绝望，以及没有尊严的岁月，都将随着时间的流逝消失殆尽。唯有那一座座博物馆，依然诉说着当年事——这大约是纪念这种疾病最好的方式了。

　　一个没有麻风的世界——生命至上，尊重人性和人权，没有麻风心态的世界。

　　“我们已经消灭了麻风”，身体的麻风、心灵的麻风——是愿景，是所有麻防人的心愿，也是人类的共同期待——我们终将生活在一个没有麻风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