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瓷瓷

　　

　　苏瓷瓷，生于80年代。17岁上班，曾在精神病院工作五年，做过护士、宣传干事、迪厅领舞、酒店服务员、报社编辑。

　　至今在《诗刊》、《诗选刊》、《星星诗刊》、《中国诗人》、《青年文学》、《作家》、《收获》、《花城》、《人民文学》、《小说选刊》等文学期刊发表诗歌、小说若干，作品曾入选年度小说、诗歌选本，曾获中国作协第五届文学新人奖——“春天文学奖”及首届“长江文艺·完美文学奖”。短篇小说《李丽妮，快跑》入选2006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出版中短篇小说集《第九夜》、《杀死柏拉图》，随笔集《一个人的医院》。

　　一座城市的温度，来自于生命中那些重要的人，他们像静默的路标，盘踞在城市的隐秘之处，与成长的脉络一同延展。

一、雪花的故居

我出生时，天降大雪，悄然无息。并没有初次降临人间的哭啼，因为脐带绕着脖子，所以是安静地来到这个世上，贴近死亡的安静。湖北省十堰市郧县，是鄂西北的一个偏远山区，我的故乡。一个极小的县城，成年后偶尔回去，街上一片死寂，少壮的人都去了大城市寻找生路，这块贫瘠的土地上只蜷缩着老人和少量的孩子，如同空城，树木因此翠绿而寂寞，空气洁净而冷淡。

　　我们家族比较庞大，我有四个叔叔、一个姨姨、两个舅舅还有诸多表兄妹。但是回忆童年，在我脑海里不可磨灭的却是我母亲家族的敌人——我的外公。外公曾经是一个才华横溢的教师，因为思想激进，在文革时成为了罪大恶极的反动派，被投入监狱。从此，他不再是个英俊整洁、受人尊敬的人物，也失去作为一个好丈夫和父亲的资格，他带领着全家走进了卑微的生活，这使家人对他痛恨至极。在我出生时，他已经是一个驼背、邋遢的老头。没有人记得他当年的意气风发，外婆包括子女都对他充满轻视，而我适时的出现，成为他新的希望，毕竟我是唯一不记得他的历史的人。外公教我唱歌、画画、跳舞，他经常一边抱着我，一边在堆积的书籍上画记号。当我长到记事时，我还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我知道周围的人都叫他“疯子”，他是荒诞的，但是想来没有什么比荒诞更能充分打开一个孩子的内心世界，于是我得以疯狂、自由地成长。

　　外公家阴暗、潮湿，门前一个小院，泥土新鲜而且肮脏。菜园的角落长着艳丽的指甲花，还有一种芬芳的草，我喜欢把它揉碎放在鼻子下拼命地闻，那一刻，阳光和色彩就从鼻孔开始扩散，我的周遭氤氲着光芒，一片树叶就把我带入了高贵的生活中，离开了墙上横行的壁虎、木桌上发霉的斑痕、棉被中腐烂的旧事……

　　外公喜欢音乐、美术、书籍等一切让家人觉得不切实际的事物。他的房间堆满书，行间画着很多红色的曲线和密密麻麻的批注，他每天仔细地阅读，一个从我见到的时候就再也不能直起脊梁的驼背老人，蜷在书堆中，这里不是光明的，凹凸不平的地面，黄泥拼凑的墙壁，昏暗的灯光，年复一年过于认真地阅读，竟也不能消抵卑微的姿态。还有纸片上神情各异的人物，没有人知道他在画什么，没有人关注他所描绘的另一个世界，只有我一个人在身边的时候，他会拿出不知年岁的快板和一面破锣，一边敲打一边给我唱歌，我希望当时自己的反应是手舞足蹈，但事实上也许我也是冷淡的。其他的人更不用说，把他喜爱的阅读、绘画、音乐当作荒唐之举，他是那样无所顾忌地沉湎于此，不关心家事，不关心子女，决绝地盘坐在自己的心内。

　　大姨和大舅因为外公被迫离开校园，他们都是优等生，结果一个去了神农架林场伐木，一个下乡八年。母亲和小舅也早早忍辱负重，承担起了畸形时代的扭曲。外公一生都在拒绝和解，他沉默地接受了自己的命运，与此同时，在这顺应之下也抹去了对家人的愧疚。成为那个时代的囚徒，并不是他的错误，他唯一的错误只在从来没有对家人敞开过心扉，他没有给任何人触及自己内心的机会，我想待在监狱里的十几年，早就让他和孤独融为一体，不可分割。这是多么让人尴尬的冷漠，他完全有重新选择的机会，但是他固执地带着烙印再次回到亲人身边，而他们无法拔出父亲身体里的任何一根刺。外公待在监狱里的那十几年，对我们来说是一片空白，可以肯定的是，他在那里得到的只能是伤害，被我们所不知的伤害，这片未知，足以让人毛骨悚然。

　　很少有人真的能把苦难当作人生的财富，很少有人能对自己的不幸停止抱怨。我们都试图寻找一个人为自己的坎坷负责，糟糕的是外公并没有罪人的愧疚，这应该是让他的家人最怒不可遏的地方。一个受害者被一群受害者围剿，因为他拒绝忏悔。他，该是一个尊贵的人，可是长年以来被漠视、驱逐、压制、摧残。我也不例外，虽然童年他曾经牵着我的手在炎炎烈日下去书店给我买连环画；虽然他从来不会责备我，任由我成长；虽然他驼着背蹒跚前行的身影，时时敲打着我的心，从此这心只能柔软。可是在若干年后，我收到了他的来信，他希望我能支持他买一台电子琴。我把信拿给了母亲看，我们一同嘲笑了他的天真，我第一次公然进入了另一个阵营，我认可了他的不正常，原来背叛是这样简单的事情。

　　大约是我刚上中专的时候，外公住在我们家里。有天妈妈加班回来带了厂里发的两桶“康师傅”方便面，外公坐在沙发的角落看书，我应该先问问他吃不吃，但是我没有，那是我第一次吃桶装的方便面，它们看起来很高级。我纵容自己忽略他，匆忙吃完了那桶面，我早已忘记那桶面的滋味，但是我和妈妈捧着面，外公目不斜视地看书，这个画面却一直无法遗忘，他与我们血脉相承，一定是有不可磨灭的亲情之爱，只是这爱多半粗糙，让人受辱，比恨更残忍。等我再大些，被这些细节所折磨，使我每次回老家看外公的时候，都要给他买很多方便面，我想补偿他，虽然我知道也许那天他并没有任何受损，也许是我放大了那种情境，可是我依旧不能补偿的，是自己。

　　一直以来外公的身体都很健康，他竟然健硕长寿。外婆走在他的前面，守灵的那晚，他的眼睛不曾干涸。长年以来和他对立的人，离去了。没有了撕斗、争吵、伤害，也没有了热闹、乐趣、依赖，见证过他一生的人，现在一个人走了，外公被留在原地，没有来得及说的话，没有来得及展开的爱，如今都成了痛苦。她松了手，他才知道了失重的沉甸，也许只有这一个人可以让他忏悔，外公坐在棺木边像个无助的孩子，神色悲戚，我远远地望着他，我在想，一个人的一生是怎样的如履薄冰，不被理解。

　　后来，外公也生病了。母亲把他接到我家对面的医院，那也是我工作的地方。他逐渐衰老以后，子女们开始宽恕他，生病的时候更是竭尽所能。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外公到底得的什么病，只记得他经常吐，枕头上是大片绿色的液体，苔藓的色泽，医生告诉我说，是胆的问题，怎样解决，她没有对我说。后来我才知道她是一个真正的精神病人，在外公去世没有多久，这位女医生发病了，她被安置到了医院的阅览室，那里还有几位和她一样精神分裂的医务人员。当时，我还是迟钝的，所以对外公生病直至离去的那段时光，我并没有痛不欲生。我只记得，外公在生病的整个过程没有呻吟过一次，我见到他的时候，他都是安静地冲我微笑着。这慈祥的隐忍，让我现在回忆起，无比心酸。

　　外公离开以后，我写下唯一一首与他有关的诗歌。我竭尽全力，心里却知，文字是单薄的，它无力延伸到你曾经陪伴过我的那些岁月，它也无法触摸到你坟前的离离衰草。

　　在街上，我时常看到和你一样的老人，我会猜想他们幸福吗？他们是否孤独？他们的子女是否洞悉过你们柔软的内心？只需要一点点耐心，倾听你们说话，尊重你们的人生，细腻的爱和理解，胜过物质的供奉。只是大多数人一定会和我一样，错过真正认识你们的机会，当位置空出来以后，我们才开始怀念死者，而这死者给予我们生命，却距离我们遥远。亲爱的外公，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愿意成为你哪怕是唯一的安慰。

二、童年的城堡

童年的时候，除了外公照顾我，更多的是被反锁在家里。爸爸当时还没有复员，几个月才从部队回家一次，妈妈早上上班的时候就把我关在家里。我们住在临街的一所老房子里，现在那房子还在。黑色的木门，黑色的窗棂，地面也是不平整的黑土。我赤身裸体地醒来，房间空无一人，桌上放着油条和一碗糖水，这是我喜爱的早餐。我依偎在窗边，街上没有多少人，对面是一家很小的水泥厂，灰蒙蒙的身影来回穿梭，如同鬼魅。只有在异乡人背着雪糕箱走过时，我才会耐不住大叫，从窗户铁条的缝隙中拼命伸出手，哀求他们停下来，他们从来都是行色匆匆，不曾停留。头顶昏暗的灯泡在泪水中膨胀，连雪糕都不理睬我，带着被遗弃的伤心，我使劲哭，直到邻居跑到不远的皮鞋厂叫来我的母亲。更早的时候，听爸爸说，我们一家三口是住在窑洞里的，我没有丝毫印象，只有成年后，下雨时，隐隐作痛的膝盖可以印证最初的冰冷。我们的家是爸爸一手营造的，因为他和他后母之间的隔阂，我们和爷爷的家族相互疏远，因此我们没有住进县政府给爷爷盖的新房。

　　在我三岁的时候，爸爸早已复员在十堰市工作。他帮妈妈调动到了同一个厂做工人，我们三个人终于团聚。那时候的十堰并不比郧县繁华，到处都是高山，人烟稀少。很快我就进了厂里的幼儿园，几间简陋的平房，上厕所的时候经常有老鼠从脚边爬过，小女孩们尖叫着跑到院子里，裙子都来不及提。最大的乐趣就是一台投影机，在白色的墙壁上天天放映着《小河流水哗啦啦》，我们扑上去，河水影射在身上，像是真切地触摸到流水的欢畅。在那里，我们学会了群体游戏，学会了唱歌、跳舞，学会了简单的数字和拼音，当时，我们拥有人生中宝贵的财富之一——纯真，它剔透而娇嫩，以至于被我们所忽视，所浪费。几年以后回忆童年，会感慨：我们再也回不去了。等真正成熟后，会释怀：一切终究会过去。以新鲜的美德取代逝去的美德，以新鲜的污迹覆盖逝去的污迹，成长，只是这样交替着的过程。

　　妈妈在厂里的服务公司当缝纫工，离幼儿园很近。我常常趁老师忙碌的时候跑去找她。打开一扇小门，几台缝纫机一起嗡嗡作响，棉絮在房间里飞扬，妈妈和她的同事全身爬满白色的绒毛，一道阳光从窗户射入，把这些人变成了发霉的蘑菇。我觉得这个画面很凄凉，久久无法遗忘，虽然，爸爸和妈妈都是极其普通的人，过的也无非是普通人所遭遇的生活，可是我依旧为他们的境况而心疼，不是由于物质的清贫，而是生活在底层的人们，那种被人轻视、怠慢的境遇让我备感压抑和苍凉。幸运的是，我的敏感并不是遗传自他们，他们是务实的人，不会沉湎于幻想之中，当受害者和施害者同样麻木，在心理上，不平等也变成了平等。我作为旁观者，从小就憎恶那些对他们趾高气扬、貌似地位高于他们的人，而他们却毫不知情，依然微小地过日子，不质疑自己的人生，也不做任何改变，主动放弃能够自己操纵命运的一切机会。这点，我们截然不同，虽然多年来他们教育我的目的只是为了让我能顺应命运，不要打破现有的轨迹，不要异想天开，做一个现实和实际的人。而现实是什么？发生了的事情都是现实，但是我们忘记了，很多没有发生的事情才是人的追求之所在，它们究竟是海市蜃楼还是可以既成事实，完全由自己把握。站在个人的生活经验之上来判断他人的追求是否荒诞，这本身就是最大的荒诞。成长的经历不同，时代的背景不同，个人的资质和性格也不同，巨大的差异之下，谁能准确地担当起决定孩子们一生的责任？除了他们自己之外，就连血缘至亲的父母，心里怕也是对这不可捉摸、玄机重重的人生充满疑惑。

　　妈妈是一个非常善良温和的人，偶尔会对我显露出她急躁的一面。曾有一次在帮我解不开鞋带的情况下，她气急败坏地拿剪刀解决了这个问题。在我替她拿错东西的时候她会责备我，所以我很小就害怕做错事情，到后来完全畏惧尝试，是因为父母面对一个不能如愿的孩子时，总有不加掩饰的失望，紧张感一直伴随着我，我不敢让他们失望，也因此变得懦弱。他们和很多的爸爸妈妈一样，深爱着自己的孩子，但对待子女却有细节上的粗暴。孩子成为他们生活的平衡点，当他们在外面受到恶劣的待遇，受到屈辱后，还要面带微笑地掩饰和服从，只有一个人不会和他们对抗，那就是自己的骨肉，连生命都是属于父母的我，不得不接受他们被现实挤压后的暴躁的一面。

　　毫无疑问，他们的生活中有重重问题，但是他们没有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也许他们也没有想过要对一个孩子有所掩饰，我们全家团聚没过多久，爸爸和妈妈就开始频繁争吵。记得一个早晨，爸爸把一锅刚做好的面条砸在地上，那会儿他们都还年轻，爸爸的力气很大，铁锅生生被砸破，他生气的原因是不耐烦妈妈每天早上下面条。为这个可笑又重大的罪证，他们吵得很激烈，我在一边看着，热气腾腾的汤汁蜿蜒过来，我缩开脚，躲避铁锅的碎片，心里很害怕，为那些从我最爱的两个人嘴巴里飘出的团团恶语，像张开翅膀的乌鸦，聚为密不透风的黑布。无论谁赢谁输，都不是我想看到的结局，我同样没有选择的权利，一次次地在双亲的厮斗中做一个痛苦的见证人，被恐惧和悲伤反复煎熬。为了菜的咸淡，为了其他不相干的人，为了各自的家族等等，都成为他们争吵的导火索，他们在相互斗争之中，为自己淤积在心、对现实的失望找到发泄口，借题发挥，歇斯底里，通过争吵来论证自己的重要，来表明自己的另一番脆弱或对爱的占有。我成年后对婚姻心灰意冷，妈妈寻根问底之后，总要搬出一堆理论让我理解，没有一个家庭是不吵架的。我明白，争吵有时也是婚姻的乐趣之一，而这样的乐趣我认为只是内心空虚的人一种填充的手段，借以消磨不良情绪，甚至打发时光，以暴制暴后，得到再次的平静。

　　五岁那年，幼儿园要拆迁。爸爸妈妈决定让我提前上学，我很开心，只要能被丢进人群中就知足了。我迫切地需要温度、热闹，以抹杀幼时被独自锁在家里的记忆。这记忆充满怀疑却又不可推翻的真实。到现在我还能清楚地述说当年我们住在郧县的那个小屋，地面是黑土，不是水泥，家具的摆放，柜子上镶着玻璃，里面是一块布，淡绿色的背景，一个戴着五彩帽子的外国小女孩、低矮的木头茶几，连粮票放在哪里我都记得。还有我曾经端着凳子在门后，爬上去试图拉开门闩，后来发现妈妈是从外面锁上的，另外就是房间窄小，上厕所要到外面不太近的地方，有次被关在房间里我忍不住拉粑粑，事后还自己在厨房找了燃尽的煤灰覆盖，并扫到簸箕里。上初中后我首次对父母提及这些记忆，让他们匪夷所思，以至于他们疑心对我的生长记录出了问题，通过翻阅他们自己的经历后，他们确定我是三岁多离开了郧县到了十堰，从此，我们再也没有踏进过那个房子半步。他们一方面不能相信一个三岁多之前的孩子能有如此精细的记忆，一方面在我对那所旧居的摆设布置上的陈述，公正地承认。这让我们都很困惑，一个三岁之前的孩子竟能在长大后准确地拥有当时的印迹，虽然匪夷所思，无法诠释，但它就是斩钉截铁、准确无误地存在了，这也该提醒所有的父母注意，绝不是只有一个孩子具有和我一样莫名的禀赋，如果我的父母能早点儿明白，他们就能更出色地担负起我的记忆。而我本人也是在长大以后才意识到这个巨大的疑点，现在我对它的理解也是未知的，没有一个人能告诉我，无一疏漏的过早记忆从何而来，但是它让我隐隐预知一个小孩子的可怕之处。

三、破裂的病房

我站在一棵树下看着院子里的病人。一个女病人穿着宽大的蓝白条衣服跳绳，她身姿矫健的一次次跃起，飘动的长发在阳光下像金黄色的旗帜，她跳完十下就退场，另一个病人冲上前，无休无止。他们迷恋这种简单的游戏，每个人都仰着久不见阳光苍白的脸庞用力地跳着，有一个病人每跃起一次就要扑扇一下双臂，像只随时准备起飞的小鸟。其余的人都笑起来，仿佛这是通往天堂的阶梯，仿佛真的会跳起就触到云层永不落下，他们带着这种无知的快乐在院子里汗流浃背地奔跑。我叹了口气，不知道是羡慕他们还是替他们难过，他们在这里反复发病，永远不被治愈，我像面对着沙砾之上的建筑，还没来得及为建成欣慰，它就被海水冲垮，然后再重建，再倒塌。这份工作没有成就感，只叫我越来越困惑，这种破败的人生是否值得继续？在每天重复的胡思乱想中，我突然感到背后一热，仿佛有团火苗在肩胛上燃烧，我停了一下继续往前走，身后又袭来一阵灼热感，这时有人尖叫“水！”

　　水？下雨了吗？我仰起头，太阳带着锋利的刀光刺入我的眼睛，让我头晕。我缓缓地转身，一个男病人手里拿着空杯子对我不停地傻笑，我看着他也笑了笑，这时护士长走了过来，她扯了扯我的衣领然后诧异地看着我说，你笑什么啊，那个病人把开水泼在你背上，你没感觉啊？你还傻笑什么啊？

　　我撑着工作服坐在治疗室里等着背上的药膏晾干，外面吹来和煦的暖风在背部温柔地拍打，我盯着玻璃窗上的面孔，是那个把开水泼在我背上的病人，他站在治疗室外面，五官紧贴在窗户上。他看着我，黝黑的脸庞上混杂着多种表情，眉头微微皱起，紧抿着像猩猩一样肥厚的嘴唇，两只手掌透过玻璃庞大的变形。她们在议论我，而我是谁？我对自己的存在感到怀疑，很小的时候我喜欢照镜子，当我无比真切地看见自己的时候，反而产生了一种隔阂，是灵魂与肉体的陌生感。我真的是我吗？我是你们所看到的那个女孩吗？我只是长着她的脸，如果我不是她那么我会是谁？也许我就是窗外的那个病人，所以她们谈论和质疑的人并不是我，她们并不知道我是谁，一个名字和一具躯体构成完美的道具，帮我成为人们观赏的戏剧的主角。蝉声鸣叫，无休无止，我讨厌夏天，空中飘荡着的厚重的白气，容易让我产生虚无感，还有窗外这个久久不愿离去的病人，他细致地观察着我，用和我一样伤感的眼神观察着这一切，他在怜悯我，在为我感到悲哀，因为我是一个受伤的人。而我却像被关在笼子里的动物，展览着伤口，却无力还击。

　　在离开医院很久后，我还会重复着一些噩梦——病人们从我工作服口袋里掏出钥匙，打开铁门，全部涌向街头。他们从我身边掠过，咫尺间，我手臂沉重得抬不起来，整个人像被施了定身法，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往光线灿烂的前方奔去。现实里的景象是这样：打开两扇绿色的铁皮门，一条昏暗、狭长的走廊把我送进了一栋白色的大楼里。走廊上站着一些穿蓝白横条衣服的人，在几盏小灯泡下双脚交替摇摆，像是变形的钟表，整个病区回荡着他们“滴答滴答”的行走声。两侧是病房，里面只有病床和铁条密布的窗户。病人身上不能携带任何私人物品，拖着被抽掉鞋带的鞋子，吃完饭后筷子都要清点回收，皮筋和小黑卡子也算作危险物品，所以女病人被统一剪了很短的头发，每天有几个小时的放风时间，一个护工守着院子的出口，护士则负责每五分钟清点一次人数。诸如此类，还有许多规则，我们在这里工作，其实是和他们关在一起。我来上班的第一天，站在电视机前面，就被病人从后面勒住脖子，好在护工马上冲过来制服了病人，我靠着墙壁抚着脖子惊魂未定地喘气。站着的时候要贴着墙，尽量不要背对病人，以防意外，这是老护士送我的第一则告诫。

　　好几次带病人在院子里活动的时候，遭遇了逃跑事件。年轻的男病人一个箭步跃上墙头，快速跑到马路上，那时候我没有经验，还穿着高跟鞋上班。所以，正如你们想象中滑稽，一个身穿蓝白条纹病服的男人在马路上狂奔，后面跟着一个气喘吁吁穿白大褂的小丫头，她的燕尾帽在跑动中被风吹走，踏着高跟鞋的步伐歪歪扭扭，如同即将被扯断的木偶，周遭的路人一边热心地指点——“他往左边拐了”，一边雀跃加油——“快点儿啊！马上就追上了！”像是一场比赛，如果是更好，等我抓住病人后，我毫不怀疑人群里会出现“护士，护士，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的横幅，或者还有几束鲜花，可惜，我们不是出发于一个平等的起跑线，这只是可笑又单调的追捕，我在医院附近，也就是我家附近的马路上进行过数次这样被迫、愚蠢的表演，那时候，我就预感自己会嫁不出去，因为周边的青年男子们不止一次地亲眼目睹了我狼狈不堪的跳跃。

　　我死死盯着前面闪烁的蓝白条，我知道他已经精疲力竭，而我也听到了自己巨大的心跳声，一前一后的距离，不会延长也无法缩短，跑到最后我总是大脑一片空白，四肢麻木，却不会停止，后来我曾在小说里描述过那时的情景——“多年前，我在风中奔跑。现在我还清晰地记得那种感觉。耳边是呼呼啦啦的风声，树木张扬着绿色的枝桠，它们嘶叫着被我抛在脑后。道路变得越来越狭窄，最后成为一缕细小的布条，脚趾踏在上面，总是软绵绵的。原野里开着红色的野花，奔跑中，它们像火焰在我眼角边跳跃，我听到的任何一种声音，都是含糊不清的，它们在风中被快速地撕成碎片，我被这种急速的破坏感刺激着，身体不停摆动，向前冲，向前冲！我的皮肤被风吹开，五官被拉扯得变形，什么都看不分明，一切具体的事物都变成模糊的色块，在道路的四周上下跳蹿。我开始流汗，但是并不疲惫，这让我坚信我上辈子是一只鸟，有庞大有力的翅膀，实际上在我即将奔向目的地的时候，我确实看见了白色厚重的云朵，以及从云朵的缝隙中投射出的灿烂的阳光，那时候我通体苍白，我扑入了同样白茫茫的空气中，我的身体被遮盖，也许我就此消失了。当然，这是错觉。”一个写作的人充满文学性的想法是这样的——如果我们的耐力都足够持久，那么我们将保持错落的距离，共同越过庞大的建筑物、越过喧闹的菜市场、越过身上沾满灰尘的人群，一起奔向一望无垠的原野，迎接阳光和星辰的交替，他视远方摇曳的云朵为目标，我视他为目标，永无休止的追逐，让我们必然地心怀默契，我们将相互见证对方在破旧的城市消失的最后身影。如果，这位精神病患者再生得美一些，那就是不容置疑的畸形又瑰丽的私奔画面。

　　好了，实际上，当年的我内心匮乏，缺少想象力，我只在心里不停咒骂给我找麻烦的那个病人，并且提醒自己，如果我抓不住他，我就会下岗。结局只有一种，他被后续跟上的医务人员围堵，最终被我们捉拿回病房，少不了做一次电感治疗。最后总是乏善可陈。

四、寂寞的房间

英国女作家伍尔芙在《一间自己的房子》中写道：“女性要超越不平等，首先得有一间自己的房子。这房子包括适当的物质条件，而更主要的是女性完全自己主宰自己的心灵……”

　　在我看到这句话之前，我并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房子。上小学时，我就独自住进一个房间，墙壁上挂着一张硕大的曲线图，那是爸爸亲手绘制的，每个学期的成绩都变成圆点，然后用红线连接。我非常害怕这张图，像密不透风的蜘蛛网笼罩着我。深夜里，我常在噩梦中惊醒，月光打在下滑的红线上，如同肌肤上划过的血丝，让我很难过，因为一旦有下坠的趋势，就表明——我不是一个好孩子。它的存在，让我独自待在房间也忐忑不安，我从来没有对爸爸说过，这个如命运罗盘一样的图谱带给我的无尽折磨，如我所愿，要想得到父母更多的爱，必须制止节节败退。我一直想象着有天能撕掉它，虽然是在我的房间，但是我并没有支配权，并且这不是一个顺从、乖巧的孩子会做的事情。直到初中二年级，曲线不可抑制地跌落，爸爸在一次盛怒之下一把扯下它，面对突然空白的墙壁和怒气冲冲的父亲，我第一次学会了阴冷的微笑——他已然对我失望透顶，几年做好孩子的骄傲成绩被他揉烂在手心，凭证已被销毁，伪装不必继续，我将正式开始成为一个恶劣的人。

　　在那个房间里，成长被越描越黑。满墙壁的画，被撕掉了，那是不务正业的涂鸦；满抽屉的蚕，被丢掉了，那是分散精力的宠物；我喜欢的东西被逐一抽走，填补上他们对我的要求。我开始讨厌我的房间，寻找任何借口在外逗留——放学后，告诉他们要上晚自习，其实是去了录像厅或者台球室。直到他们打探出我沉默后的异常时，我几乎都快成了一个小流氓。上课时从后门溜走、打台球打到手指磨破、兴致勃勃地四处入帮会……当年十二岁的我是蒙昧的，但那蒙昧也是邪恶的。

　　我心里清楚，那个不是属于我自己的房间，它是父亲的。所以，我早早地就学会做饭、缝补衣服等家务，因为我打定主意要以最快的速度离开家，独立生活，不再被阴影囚禁。

　　辞职以后，我最终忍受不了爸爸无休止的责骂，离家出走，搬进了一个农家的出租房。在乡野之中，住第二层，附近都是低矮的瓦房，后面是一座乱坟岗。水泥地上放着一张木板，铺上被子，就是我的床，角落里还有被主人丢弃的旧电视柜，现在用于装我仅有的衣物。从家里带出来的画架靠在墙边，如愿以偿，再没有人能干涉我了，在这个昏黄灯光摇荡的小屋里，连个对抗的人都不存在了。

　　阳光随时落在山麓之间，我坐在阳台的栏杆上，注视着前方闪烁不停的树叶，乡间的空气稀松，清晨往往从一丝明亮的缝隙中开始。这应该就是自由生活的模式，像一个过于苍老的人，晾在和煦的阳光下，唯一可做的就是追忆往事。可我并没有太多的事情能拿来回忆，拿来抵抗一望无垠的时光，所以，我拼命地画画，当房间的墙壁上再也贴不下后，站在被风吹得瑟瑟作响的纸张下，我并不感到快乐——虽然，在这安全的领地，不会再有破坏者，而让我恐惧万分的是，现在，我需要面对的人，是自己。

　　我离开和父母共有二十三年的房间，离开他们为我安排好的人生计划，住进梦想多年属于自己的房间后，很快，发现了这个让我禁不住颤抖的真相。失去了爱人、失去了敌人，只剩下我自己后，我该拿她怎么办？

　　最后，我去了一家迪厅做领舞。天将黑时，背着大布包出门，里面装着超短裙、露脐装、假睫毛、高跟靴和五颜六色的化妆品。踏着逐渐变灰的狗尾草，穿过坎坷不平的石板路和各式瓦房上升起的袅袅炊烟，我来到站牌下，这条路通往市区——璀璨的所在。每月上千的酬劳，解决了我的生存问题，我希望几个小时不间断的狂欢，也能解决心底的惶恐。只是摇头，像一片风吹过，压低了水稻的头颅，丰硕的绝望在起伏间也会破碎散落；只是扭动，像身戴枷锁的人企图折断筋络，以获取轻盈的骨头。如果音乐可以掩盖哭泣，酒精可以麻醉神经，烟雾可以遮盖愁眉，那么身在其中的狂舞，一定能稀释过多的痛苦，我确定这是最好的方式，起码站在领舞台的几个小时，在斑斓的灯光下只能看见自己铺天盖地的乱发的情况下，人可以癫狂到一无所想。

　　只是，心里很空。当一切结束，我卸完妆，换好衣服，背着包回去时，我会对着沿路的灯光发呆，在楼层中它们被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橘黄，里面居住着不同的人，这些人在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他们是不是和我的父母一样，艰辛地养育着一个叛徒，只为他长大后离开这里？一个房间代表一个秘密，所有的房间都岌岌可危。

　　我的房间里一片黑暗，在石桥上停下，我看着前方的出租房，不再有人等我回家。夜晚，完整的底色，一片漆黑，没有任何杂质。所有在白日里纷至沓来的种种喧闹，经过月色的洗涤，只会留下最刻骨的清白印迹。乡间满是蛙声，偶有萤火虫飞过，微弱光芒，宛若憔悴的流星。很独孤，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我想，它都是挥之不去的。

　　过了一段时间，母亲终于找到了这里，她还拎了一个保温桶，里面装了我喜欢的骨头汤。一进门，看见我放在地上的床，就流泪了。她原谅了我当初没和他们商量就擅自辞职，还去卫生局消除了编制的事情，我们谈了很多，最终，我还是拒绝和她一起回家，我说，我更喜欢一个人住在这样的房间。母亲依然流着泪依依不舍地走了，她知道我的固执是难以说服的，当我躲在窗帘后看着她在楼下一边擦眼泪一边频频回头时，突然想起了一句诗：今夜扁舟来诀汝，死生从此各西东。若干年前所读到的王安石悼念亡女的句子，让我瞬间痛彻，我欺骗了妈妈——我厌恶这个自由却冰冷的房间，一如厌恶我自己。

　　【责任编辑 周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