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彼时，国民党军节节失利，大片国土沦陷。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为了向全国各地迅速传递各类抗战宣传书刊，以便进一步强化全民抗战政治宣传工作，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专门组建了中央文化驿站。中央文化驿站直属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其主要工作是整理、印刷、运输和传递宣扬国民党理论及有利于抗战爱国方面的书籍报刊教科书等，在抗日战争时期对于文化卫国、宣传抗战、鼓舞士气、凝聚人心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相对周密的组织机构
1939年1月3日，中央文化驿站在陪都重庆宣告成立，初期定名为中央文化管理委员会，1940年开始改称中央文化驿站，具体执行机构为中央文化驿站总管理处，办公地点在重庆川东师范学校内，并于1月16日正式开始开办。中央文化驿站设立管理委员若干名，组成管理委员会，成员分别来自国民党宣传部、社会部、调查统计局、后方勤务部、委员长行营交通处，国民政府教育部、交通部、邮政总局、四川省公路管理局、中国文化服务社等机关部门，并设有常务委员5人。总站设于重庆，配置主任1人，由管理委员会推定1名委员兼任，掌管全国各地分站的设立、监督、指导以及书刊传递、散布等事宜。并配有干事若干人，由主任向有关机关商定调派，协助主任办理相关事务。管理委员会每月召开例会一次，常务委员会每周开会一次。成立之初，推定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窦培恩、教育部温麟、调查统计局柳靖宇为常务委员；聘任教育部施裕寿、宣传部詹世清为正、副主任。中央文化驿站总管理处作为管理委员会的具体执行机构，负责日常工作运行，担任该处处长时间较长者为钱其琛。
中央文化驿站总管理处在当时的每个战区内设立一个分站，负责办理该战区内书报供应事宜；在每个游击区设立一个支站，未成立游击区的地域则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在两至三个行政督察专员区内设立一个支站；在战地每个县设立一个办事处；县以下各乡镇中心小学负责兼办该乡镇内文化食粮供应事宜；乡镇以下每个保（国民政府当时在乡镇以下设立的行政机构）的国民学校（包括乡村学校、民众学校、短期小学、流动施教团、中山民众学校、秘密流动施教团等）负责承担相关工作。从中可以看到，这项工作的覆盖面还是比较广泛的，而且为了确保工作实施，中央文化驿站还要求上述各级组织与所在地国民党党部、教育行政机关、文化团体、政治工作人员在工作上密切联系。在人员配备上，各分站、支站由中央文化驿站总管理处直接派员办理，县办事处由县政府主持、县党部协办，乡镇中心小学等各类负责此项工作的学校，由校长主持。
中央文化驿站设立之初本由教育部代管，但是运行8个月后，即从1939年9月起，移归国民党中央秘书处直接主持，其经费也由国民党中央统筹。
比较严密的流通环节
中央文化驿站成立后，立即开始紧锣密鼓地办理向全国各地、特别是各战区的书报供应工作，并区分为征集、印刷和运输3个环节实施。相关书籍报刊的征集工作，在中央层面由中央文化驿站总管理处与国民党宣传部、教育部及政治部等有关部门商定经常供给书报品种、数量等，由官方负责提供和保障；为弥补不足，也经常通过登报或其他方式向各文化团体、私人募集。在地方层面由中央文化驿站总管理处各分站、支站向当地各教育及文化机构商定书报供应事宜，或是向本地各文化团体、私人征募。
为了保证数量，书报供应是以官方翻印为主、其他途径征集为辅的，而且为了减少运输负担，许多印刷工作是在战区及战地完成的。当时除了尽量利用各战区自身的印刷机构以外，中央文化驿站还在江南、苏北、皖北、鄂东、湘鄂赣边区、河北鲁西、河北西北部、鲁东北、晋东南和晋西等战地分别设置了10个印刷所，每个印刷所开办费为10万元，主要负责翻印各种必需的教科书及补充教材、一般读物、报纸及其他宣传品等，这些印刷所都属于经营性质，通过“以商养政”的方式运作，所以开办后基本都能够生存下来。
书报资料的运输工作则由各级分工负责，中央文化驿站总管理处负责运输至各战区分站，分站负责运输至支站，支站负责运输到办事处，再由办事处分发至各乡镇中心小学，尔后经各中心小学发到各国民学校，最后由各国民学校负责分发给区域内的民众个人手中。为了给民众运输这些精神食粮，采取专车、兵车、航空、舰船、民邮、军邮、客车等方式，当然还有畜力和人背手提等。
相当艰难的发放之路
在艰苦卓绝的抗战时期，中央文化驿站确实付出了大量艰辛的努力。首先书报的筹集就困难重重。国难当头，国土大片沦陷，人民性命都随时不保，家破人亡的惨剧随时随处可见，到哪里去找寻理论书籍呢？好在随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中央出版事业委员会等机构逐渐恢复建立，各类出版社、书店和印刷所也渐次设立，总算解决了书刊资料来源问题。但运输却始终是个难题，自全面抗战伊始，交通日趋困难，全国邮运都是时断时续，正所谓“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据中央文化驿站总管理处于1940年9月7日致军委会政治部函所示，当年他们从重庆观音岩邮局交寄上饶第三战区政治部13件书刊，竟然历经半年多时间还没到达。在当时，多数地方都依靠人力兽马及民船运输，但因军事需要，驭马民船管制都非常严格，人夫招雇也很不易，大兵们听说是运送书籍的，往往直接抢了运输工具或是拉了民夫就走，兵荒马乱之时，文化之事哪里能够摆上位置！如果再遇到战事转变，交通阻碍，那更是不知道要延误到猴年马月。
待到滇缅交通线遭到日军封锁，国内汽油来源缺乏，交通问题更是严重。中央文化驿站总管理处在这种不利条件下，顶着日机对重庆的轰炸，照常推进工作，没有一天停顿发放工作。同时，他们想方设法改进运输流通方式，如运到西北各地的书刊，先通过行政沟通，利用军车运到西安或兰州，再通过民邮渠道利用畜力人力分头发放，可以节约一个月以上的运输时间。他们还同一些交通条件特别差的地区的公路局或驻军订定特约专车合同，每月加开一班特约专车运输宣传书刊，如成都、宝鸡等分站就是采取这种方式。通过种种努力，在当时的条件和背景下，中央文化驿站总管理处初期每月能够向全国各地运输书刊约20吨，后期达到三四十吨的水平，基本各分支机构都能够送达，这应该是难能可贵的了。
1945年7月10日，随着抗战胜利，中央文化驿站也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它对抗战所起的作用是值得肯定的，但其局限性也很明显，如影响力有限，受众面小，过于鼓吹国民党一党一军；再如官僚味道过大，机构设置繁琐，与民众有隔阂，远不及共产党抗日政权的宣传队和传单灵活亲民且影响深刻；特别是它极端抵触共产党的理论书刊、报纸杂志，称“对于书刊包装，我们要格外留意，以免混入敌伪及共党有关宣传书刊”。这种狭隘的、反动的思想，自然决定了这个临时机构不可能生存和发展持久，所以很快就湮没于历史长河之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