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锋

　　冀东抗日——“大战红五月”的挫折

　　●文锋

　　从1940年开始，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冀东区党分委的统一领导下，冀东的党政军民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奋斗，创建出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冀东抗日游击根据地。据1941年1月统计：有主力部队4090人，游击小组500人，秘密武装300人，自卫军8400人，党员918人；有抗日组织工作的村庄2500个，根据地人口发展到150万人。根据地已经向南威胁北宁铁路和日军视为“重要国防资源所在地”的唐山，向西威胁华北日军基地北平和天津两市，向北插入伪满洲国危及日本的所谓“国防第一线”。

　　1941年1月，日本大本营制定的对华作战计划确定：竭尽一切手段，发挥综合作战能力，以维持占领区的“治安”，将其变成日本进行长期战争的物资供应地。华北被确定为“彻底治安肃正”的重点，冀东抗日游击根据地成为华北侵华日军“扫荡”的重点地区之一。

　　1941年初，我中共冀热察区党委东区分委（简称冀东区党分委）对日军的春季“扫荡”原是有所预料的，在3月和4月就日军春季反“扫荡”做过部署，东、西部地分委也分别向所属各县做了部署，各县也做了相应的准备。

　　但是，日军很早就扬言的大“扫荡”迟迟不见到来，相反却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日军的局部性“扫荡”草草收兵；运兵车投下胶皮人；子弹箱摔出石头子；“新兵”操练脚步错乱，连遭军官痛殴等。冀东八路军领导机关据此认为：日军显然“兵力空虚”，在青纱帐”以前不会有大规模“扫荡”了。于是以“大战红五月”为号召，将仅有的2个主力团和部分游击队调出了山区，集中到了盘山以东、以南的平原地带，积极寻战。冀东区党分委也发出紧急通知，号召全区军民要以战斗精神纪念革命的“红五月”，在5月份确保做到使敌公路不能通车，电话不能通话；地方武装除了掩护群众进行破坏外，要经常扰乱日伪军据点，使其昼夜不安，组织群众性的爆炸队、锣鼓队、呼号队、放火队以迷惑和扰乱日伪军。接着，冀东全区群众性的武装斗争普遍开展起来。

　　然而实际上，此时日伪军正在秘密地进行对冀东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战役包围。为了发动这次空前的“大扫荡”，日军投入了第27师团、混成独立第15旅团和关东军的5个独立步兵大队，共3万多人，以及伪满军、“治安军”、“警防队”等正规伪军2万多人，再加上地方伪军1万多人，总兵力达6万多人。

　　1941年5月25日前，冀东日军已经将其主力隐蔽地集结于机动位置，并完成了对冀东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四面包围。北面，西起古北口，沿长城线东至冷口；东面，北起喜峰口，沿滦河南下经滦县达倴城；南面，自滦县城起，沿北宁路西经唐山、芦台、宁河至宝坻；西面，从通县燕郊(今属三河)、沿潮白河和平古路，至古北口。

　　从25日起，日伪军逐渐收紧包围圈，分多路迅速插向冀东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基本区，又利用公路、河流、山脉，形成10多条军事封锁线，将冀东八路军主力重重包围。而直到此时，冀东八路军仍然不了解日军进攻的规模和意图。

　　当时，冀东八路军2个主力团正分散在各地活动：冀东军分区政委李楚离和副司令员包森率第十三团一部在冀东西北部地区平谷、密云一带活动，当日军“扫荡”部队从古北口一带压缩过来时，李、包部正好转移至蓟县南部地区；冀东军分区司令员李运昌率第十三团另一部在冀东东部的迁安地区做争取伪“治安军”的工作，后率部向西南转移至玉田县西南部杨家套地区，与李楚离、包森会合，开会商讨开展“青纱帐”战役问题。与此同时，在迁（安）遵（化）兴（隆）地区活动的第十二团，为寻找战机，南下至丰（田）滦（县）迁（安）地区，再至玉田南部地区。这样，冀东军分区指挥机关和两个主力团不约而同地集结于蓟县南部和玉田县一带。

　　直到5月30日，我军才发觉东、北两线皆有日伪军重兵包围，于是决定：由第十二团团长陈群率所部及青英部队（即丰玉遵联合县基干队），南下破坏北宁路，尔后进入北宁路南，相机返迁遵兴地区，袭扰日伪军后路；李运昌、李楚离、包森率冀东军分区直属机关及第十三团，就地观察，待弄清日军之兵力、意图后再决定行动措施。

　　事后来看，冀东我军当时在紧急情况下的应变措施还是不错的。然而，由于日军利用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和公路线路，迅速收缩了包围圈，我第十二团南下遇阻，未能越过北宁路。这样一来，冀东八路军主力就被压缩在玉田南部、丰润西部、宁河北部一线狭长水网地带，处于相当危险的境地，一场殊死的反包围战就此开始。

　　战斗是从玉田西部开始的。敌人从唐山、古冶、玉田、蓟县、宝坻、三河等地，出动了400多辆汽车，载运日伪军1万多人，向玉田西部的杨家套、大韩庄一带凶猛扑来。6月1日，我第十三团第三营于杨家套、小毛庄一线，第一营于杨家庄板桥、郑庄子一线，先后与前来扫荡、围攻的日伪军交火。日伪军来势凶猛，我军依托河坝、墙头、房屋进行英勇抗击，以劣势的装备与敌激战一整日，以伤亡20多人的代价，毙伤日伪军200多人，炸毁敌军汽车4辆。

　　天黑以后，敌人在战场外围点起一堆堆篝火，意欲围困我军到天亮再行进攻。当然，八路军是不会坐以待毙的。当夜10时，包森组织部队分路突围，各部先派出1个班，趁敌人的巡逻队一来一往的空隙，大胆闯进敌人营地，用手榴弹炸灭火堆，迅速冲击敌人的防守阵地。经过一番战斗，虽有伤亡，但是我军终于突破敌人的防线，进入蓟县南部地区。

　　我军原拟西渡舟河转入蓟县、三河县边界地带，因侦察失误，误以为沿河有日军驻守，为避免伤亡，遂转而向北折，打算尽快返回山地。

　　这么一耽搁，部队行进到蓟县城南上仓镇东南一带时，天已拂晓，不便行军，只好就地宿营，冀东军分区司令部、第十三团团直机关、一个警卫班和一个侦察班住在十棵树村；教导队的学员们住在与十棵树只隔一条街的毛庄子；分区特务连住在十棵树西边约500米的古庄子；第十三团第一营住在十棵树以东二三公里的大保安镇；第二营住在十棵树以西约一二公里的六道街子村；第三营住在六道街子西南3公里的小扈驾庄和霍庄子。

　　各部队宿营之后，立即派出警戒部队，冀东军分区司令部发出通知：天亮前务必在驻地四周的民宅围墙上搭好脚手架，挖好射击孔；没有院墙的，要挖好战壕；注意节省弹药，敌人不近到100米以内不准开枪。部队完成上述作业后，由于一夜急行军和构筑掩体，指战员们已疲惫至极，许多人还没有吃饭，就歪倒在工事上睡着了。

　　然而敌人是不会等八路军休息好了才进攻的。没过多久，6月2日凌晨5时许，驻十棵树村的冀东军分区司令部、驻毛庄子的教导队、驻六道街子的第二营、驻小扈驾庄的第三营和进驻古庄子的特务连，都与前来袭击的日军打响了。

　　日军动用了90多辆大卡车，从蓟县县城和上仓镇运来3000多名日军，将我军团团包围，以炮火向第十三团所驻各村进行猛烈轰击，村内硝烟弥漫，火势熊熊。日军在强大的火力支援下，一再发起进攻，并且不间断地向我军阵地施放燃烧弹、毒气弹。我第十三团各部相继陷于日军的分割包围之中，相互联系中断，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

　　司令部和教导队所驻的十棵树村战斗最为激烈，日军对十棵树进行炮击后，又放瓦斯和燃烧弹。全村毒气迷漫。不多时，敌人步兵已攻抵村边，包森副司令员用快慢机枪向敌人射击，干部和侦察员们也以短枪应战，并做好了在院落中与敌人拼死搏斗的准备。

　　当时，冀东军分区司令部和第十三团团直属机关干部，加上警卫班、侦察班，一共00多人，都是短枪；分区教导队300多名学员，配备的都是供教学用的破旧步枪，每人子弹不超过30颗，手榴弹只有2枚。凭着这些轻武器怎能抵挡得住日军的进攻？司令部不是危在旦夕，而是危在眉睫！李楚离政委开始让警卫员和秘书分头通知机要员和有关干部，一边集中烧毁机密文件，一边号召大家树立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希望能坚持到夜晚寻机突围……

　　战斗一打响，李运昌司令员就带着几个警卫员和特务连1个排率先冲出敌人的包围圈，与宿营在大保安镇的第十三团第一营合兵一处。然后，他派出1个连向包围十棵树村的敌人发起佯攻，以策应司令部、团直和教导队突围。然而，在敌人的强大火力拦截之下，这个连根本就冲不过去。

　　驻古庄子的特务连连长贾紫华心里很清楚，不到紧急关头，包森副司令员是不会用快慢机枪的。显然，司令部的存亡危在眉睫！贾连长于是马上选派1个排赶来增援。这支小小的援兵，在敌人火力封锁的开阔地上匍匐前进，十分困难。

　　就在这危急时刻，突然天降大雨，迅速将村内的火势浇灭，残留村内的瓦斯也被溶解，村外的田野变成了泥泞一片。进攻的日军在泥泞中不仅无法运动，许多枪口还被泥土堵塞住了，火力无法发挥。特务连的援兵趁机用一挺“歪把子”机关枪杀开一条血路，穿过雨幕迅速到达村口，并把冲到村边的日军消灭，司令部转危为安，包森副司令员这才长舒了一口气。

　　此后，激战全面转入胶着状态。1100多名八路军指战员，面对6000人以上装备精良，又有重武器配合的日伪军，以少敌多，发扬顽强的战斗作风，坚守阵地一整天，击退敌人9次冲锋，硬是没有让日伪军踏进十棵树村一步。

　　当日我第十三团以伤亡数十人的代价，毙伤日军300多人，但是第一营与司令部的联系也在战斗中被敌人切断。入夜之后，为保存主力部队和有生力量，按游击战的规律，李运昌司令员连夜率第十三团第一营自张胖庄向北转移。他们奋力突破敌人的几道封锁线，摆脱了2000多名日军的追击，到达蓟县北部山区。为了分散日军的注意力，李运昌再次分兵，一部由营教导员郑子明率领，转入雾灵山区；一部由营长苏然率领，随李运昌转入平北、热河地区。这样，第一营得以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再说另一路，李楚离、包森率第十三团第二、三营及分区教导队、直属队，入夜之后冲出敌人的包围圈向南转移。虽然他们力争快速，但由于道路泥泞，行军迟缓，过了半夜才走到蓟县南部的蒙瞿、李四庄一带。而就在此时，侦察员报告说：“蓟运河沿岸布满了敌人！”

　　事后查明，这是误报。但是在当时那种瞬息万变的严峻形势下，情报错误也是在所难免的。而且，即使无此误传之情报，敌人大批机动部队亦相距不远，随时可以赶来拦截。

　　李楚离和包森的心头顿时沉重了起来。向南，有敌人阻挡；向西，甩不掉敌人；返回去又不可能。该怎么办呢？此时距天明仅剩下两三个小时，必须尽快做出选择。而且，部队已经且战且走了两天两夜，战士们早已体力消耗殆尽，枪弹也几近打光，如果再战下去，将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李楚离、包森立即与第二营营长钟奇、教导员王文，第三营营长耿玉辉、教导员李满盈等指挥员开了个短会，简单讨论了一下。大家一致认为：部队化整为零，插枪隐蔽，待敌人“扫荡”高峰过后，再分头到长城沿线集结，虽是不得已而为之，也是当前惟一可行的办法。

　　于是包森下令，除短枪随身携带外，将所有的机枪、步枪埋藏起来，战士们化装就地分散潜伏，待“扫荡”高峰过后再行集结。但是，这一行动后来被敌人发觉，日军原地停留，反复“清剿”搜查长达1个月之久。虽然我军指战员在群众掩护下大部分安全转移，但是所藏枪支却大部分被敌人搜去，人员也都走散，集结的计划完全落空。

　　在第十三团与日军大战十棵树的同一天，即6月2日，老红军陈群团长率领的第十二团一部，也在玉田县南部的孟四庄一带遭到日军包围。当陈团长带领第一营教导员魏顺礼和1名警卫员在该村一高处用望远镜观察敌情时，被日军的两发炮弹击中，魏顺礼和警卫员当场牺牲。陈群身负重伤，在弥留之际仍然叮嘱战友，断断续续地说：“同志们，我不行了，不要让全团知道，要带好部队指挥战斗!”说完便与世长辞了。陈团长牺牲后，团政治部主任曾辉紧急召集各营营长会议，坚决执行团长最后的叮嘱，没有把噩耗向全团公布，决定以营为单位分头突围。

　　曾辉带领第十二团第三营、团直属特务连和青英部队，一同星夜朝北部山区方向转移。6日，他们在丰润县新军屯镇东北的于前庄，又遭2000多名日军围攻，激战终日，入夜后我军乘大雨突围。此战杀伤日军200多人，第十二团牺牲47人，青英部队突围出来者不足30人，牺牲139人，包括青英部队指挥员孙桂卿。

　　同一天，杨思禄营长率领的第十二团第二营和特务连也被2000多名日军围困在河夹流村外，双方也激战一整日。当晚9时，我军冒着大雨奋勇突围至迁西县柳沟峪地区。此战我军牺牲73人，击毙日军100多名。

　　第十二团第一营为避日军锋芒，在丰润、宁河边界地区隐蔽。但是到了7月3日，突然又被4000多名日军包围于韩家庄，苦战一整日。此战虽然杀伤日军200多人，但是我军也付出了沉重代价，营长杨作林以下指战员230多人壮烈牺牲，只有少数人员突围成功。这个营是冀东老部队第一个正规部队，是冀东八路军的核心部队，这次失利，影响甚大。

　　7月下旬，“扫荡”之日伪军开始撤退，我军方得以逐步集合。在这次反“扫荡”中，八路军虽然大量杀伤了日伪军，部队却遭到了严重损失，第十三团除第一营突围外，第二、三营的武器损失3/4，人员减少1/3。冀东八路军主力部队总共伤亡、失散1000多人（不含失散后收拢人员），其中牺牲400多人，被俘近100人。损失步枪1000多支，机枪13挺。冀东的主力部队士气锐减，根据地也受到了严重损失，特务、敌伪军横行，群众情绪一度低落。

　　1941年8月1日，冀东区党分委在遵化县大张屯召开了分委第三次扩大会议，以一周时间总结了6月反“扫荡”失利的经验教训，确定了坚持冀东和开辟热南山区的任务。会议认为，6月反“扫荡”作战之所以失利，主要是对冀东地区特殊的战略地位所决定的战争的长期性、残酷性认识不足。自1940年抗日斗争形势好转以来，普遍地滋长了轻敌速胜思想，忽视隐蔽发展和秘密工作，缺乏战略的内线侦察，以致对形势作出错误判断，在大“扫荡”到来时仍处于敌情不明状态。这是最基本的原因。而地区狭小也是重要原因之一。1940年以来，冀东虽已形成大块游击根据地和游击区，但仍只限于北宁路以北、滦河以西和长城以南的基本区，这只能对付中、小规模的“扫荡”，对付一次数万兵力的大规模“扫荡”，就没有多少可供回旋的地区，以致造成被动。会后，冀东区党分委为此向冀热察区党委写了专题检讨报告。

　　日军“扫荡”结束以后，主力撤离冀东，留守备部队配合伪军在蓟县、五四、丰润、遵化等基本区反复进行“清乡”，继续搜查八路军动向和武器物资。但是冀东八路军大都是子弟兵，和人民有着血肉联系。他们既有单独活动能力，又得到群众多方支持，甚至舍命保护，所以有生力量损失并不大。很快，他们拿起原已淘汰的枪支，又投入新的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