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星建

　　

　　

　　

　　“月色在征尘中暗淡，马蹄下迸裂着火星。越河溪水，被踏碎的月影闪着银光，电火送着马蹄，消失在希微的灯光中……”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和优秀指挥员关向应生前创作的诗歌《征战》的片段。

　　在短暂而辉煌的一生中，关向应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毛泽东赞颂他“忠心耿耿，为党为国”；朱德称他是“模范的共产党员，终身为革命奋斗，百折不屈，死而后已。”

　　走上革命道路

　　关向应，原名关致祥。1902年9月出生于辽宁省金县亮甲店大关家屯（今大连市向应镇关家村）的一个贫寒的满族农民家庭，父亲是一个织布匠。当时，他的家乡在日俄战争后已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他从小就目睹着家乡父老饱受战祸滋扰和侵略者凌辱的情景，心中十分愤懑。

　　作为长子，父母对关向应寄予着希望，含辛茹苦送他到学堂读书。他学习刻苦，门门功课都是优秀。1922年3月，从大连伏见台公学堂商业科毕业后，关向应被分配到一家建筑会社做职员，虽然待遇较高，但他干了不久就辞职了。他说，那是日本人开办的企业，他宁可回家帮父亲种地。

　　同年5月，他到大连泰东日报社当了一名印刷工人，并开始接受新文化和新思想。1923年，他结识了以记者身份来到大连开展革命活动的共产党员李震瀛和陈为人。1924年4月，经李震瀛介绍，关向应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为大连市的第一批共青团员。

　　1924年5月，他在随李震瀛去上海的前夕回家探亲，这是他最后一次回家乡。当时，父亲在乡下给他找了媳妇，结果他逃婚了。父亲骂他，他说“我要走了，十年八年不回来，能结婚吗？”离家的那天，父亲生气没有送他。妈妈领着一个妹妹将他送出了老远才分手。他对母亲说：“我走后你别想我，就是想也不要乱想，我不会死的，也不会做什么丢人的事。父母把我养大，供我念书，我一定会叫你们过上好日子的。”他弯下身亲了亲妹妹，又对妈妈说：“妹妹长大了找婆家，可别找有钱人家，因为咱家穷，到了人家要受气的，要找一户劳动人家。”到了上海以后，他把名字改叫“关向应”，意思是响应共产主义。

　　同年秋冬间，关向应被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他在临行前写给叔父的信中表明了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儿行千里母担忧之措辞，形容父母之念儿女之情，至矣尽矣，非侄之不能领略斯意，以慰父母之暮年，而享天伦之乐，奈国将不国，民将不民何？‘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爰本斯义，愿终身奔波，竭能力于万一，救人民于涂炭，牺牲家庭，拼死力与国际帝国主义者相反抗，此侄素日所抱负，亦侄唯一之人生观也。”“侄现在已彻底的觉悟了，然侄之所谓之觉悟，并不是消极的，是积极的，不是谈恋爱、讲浪漫主义的……是有主义的，有革命精神的。”后来，他在海参崴给父母写信说：“以后不能常回信，不要想我，对弟弟妹妹要像供我一样，供他们读书……将来会好的。”

　　在斗争中锻炼成长

　　1925年1月，关向应在东方大学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五卅运动”爆发，关向应奉命提前结束在国外的学习回国，到上海沪东区共青团区委工作。期间，他当过厨师、印刷工人，卖过报，忍饥耐寒，把省下的钱充作组织的活动经费。

　　当时，从各地来上海参加革命的青年学生很多，作为共青团的领导干部，关向应十分注意对他们的教育，鼓励他们到实际斗争中去锻炼。从四川到上海的共青团员李伯钊对此记忆犹深。她那时想进上海大学学习，关向应劝她，到工人区域去办工人夜校比进学校有意义。后来，李伯钊回忆这段往事，称关向应给她“上了第一堂革命课”。

　　这年7月，关向应被以共青团特派员的身份派往山东省开展工作。当时统治山东的是奉系军阀张宗昌，杀人如麻，被称作“混世魔王”。关向应深入各地与敌周旋。经过半年时间，青岛的7家纱厂有6家恢复了共青团的组织。1926年2月，因遭张宗昌通缉，关向应被迫回到上海。是年秋，中共中央再次派关向应到山东，负责党和团的领导工作，为中共山东省委负责人之一。

　　1927年初，由于再度受到张宗昌通缉，关向应被迫又一次离开山东回到上海。“四·一二政变”后，革命进入了低潮。5月中旬，他参加了在武汉召开的共青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团中央常务委员。会后，他留在武汉参与领导各地职工运动和青年工人、学徒的斗争，取得了武汉童工八小时制的斗争胜利。其后，他被派到中共河南省委工作；年底，调回上海，任团中央组织部部长，协助团中央执行局书记任弼时从思想上、组织上整顿共青团，纠正了当时团内思想上出现的“取消主义”和“先锋主义”的错误倾向，使得共青团在中国革命的转折关头，发挥了坚强的战斗作用。

　　1928年6月，关向应代表团中央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在随后召开的共青团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关向应当选为团中央书记。1929年初，关向应离开苏联回到上海主持团中央工作，迅速恢复建立了团中央的各个工作部门，建立了青年反帝大同盟等青年群众组织。创办了团机关刊物《少年先锋》。

　　经受血与火的考验

　　关向应在革命斗争实践中注意总结经验教训，坚决与错误路线做斗争。

　　1929年1月，根据组织决定，关向应兼任中央军委委员。10月，担任中央军事部副部长。1930年2月，中央成立九人军委，周恩来、关向应和曾中生为常委。当时，随着革命形势的好转，党内“左”倾急性病又逐渐滋长起来，而共产国际强调反“右”倾的指示更进一步助长了这种倾向。在6月11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使共产党和革命力量遭到极大损失。这时的关向应开始反省、认识到“左”倾冒险计划脱离客观实际是行不通的。9月，由周恩来、瞿秋白主持召开的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左”倾估计，基本结束了冒险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在这次全会上，关向应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31年1月7日，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直接干预下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扩大会，以王明为代表的新的“左”倾冒险主义开始了在全党的统治地位。关向应对王明等人狐假虎威的作风和对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行为很有意见。王明等人当然也不满意关向应的表现，会后将他降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调往上海职工联合会工作。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后，正在延安医院养病治疗的关向应，经常和一起住院的张浩谈起清算“左”倾冒险主义遗毒等问题，谈到被王明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帽子的一批烈士，认为这是关系到党的路线和大是大非问题，他们向中央建议为这些烈士平反昭雪，推翻王明“左”倾错误领导强加给他们的污蔑之词。1945年，中央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肯定了这些同志的历史功绩。

　　1931年4月，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由于事发突然，刚到上海职工联合会工作的关向应未能得到及时通知，在他到一家作为秘密联络站的酱油店联系工作时，被埋伏在那里的英租界巡捕房密探逮捕。审讯时，关向应发现敌人还不了解他的真实身份，便化名“李世珍”，自称是从外地来找亲戚的，尽管遭受酷刑，始终未改口。巡捕房虽然从关向应的口中一无所获，但是又不甘心就这样放走他。当时，关向应藏在家里的一箱文件被抄走了，若敌人破获文件，不但关向应的真实身份会被暴露，而且党的机密也会被泄露。在此危急时刻，周恩来指示陈赓想尽一切办法营救关向应。于是，陈赓设法派人以专家身份帮助英租界巡捕房识别文件，趁机将文件中涉及党的机密部分带走，并告诉英国人被捕的是位学者，他收集的是学术资料。由此，英租界巡捕房把关向应移交给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管辖的龙华监狱。同年底，在组织的积极营救下，关向应被无罪释放。之后，关向应作为中央代表前往湘鄂西苏区，先后任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员、军委分会主席，红三军政治委员等职务。

　　当时，湘鄂西苏区在国民党反动派“围剿”和党内“左”倾错误政策干扰下，遭受了严重挫折和损失。1932年春，红三军被迫撤离根据地，艰苦转战，于年底到达湘鄂边境，原来的几万人马只剩下五六千人，经常是“有枪无子弹，有锅没有饭”。关向应和战士一样身穿破衣，脚穿草鞋，风餐露宿，同甘共苦。期间，他与贺龙一道同实行肃反扩大化的“左”倾领导者、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夏曦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从屠刀下面救出了大批优秀的红军指战员。

　　1934年10月，红三军与由任弼时率领的红六军团在黔东会师。经中央军委批准，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此后，经过一年奋斗，纠正了湘鄂西根据地在肃反、建军、建党等方面的“左”倾错误，粉碎了敌人的两次“围剿”，扩大了自己的队伍，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长征。

　　1935年11月，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领导红二、红六军团，从湖南桑植出发开始长征，经过种种艰难险阻，于1936年7月初同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中央决定红二、六军团和三十二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主持政治部工作。这时，心怀鬼胎的张国焘感到有机可乘，找到关向应说：“你们红二军团的人马远远超过红六军团的人马，两个军团合编，应该以你们红二军团为核心嘛！怎么二方面军政治部全是红六军团的人哪？”关向应意识到张国焘是要拉拢他，搞帮派，制造红二方面军内部的分裂，便笑着反问道：“张政委，你说该怎么办？”张国焘狡黠地说：“谁的人多，就应该以谁为主。红二方面军政治部就应该以你们为主来组建。”关向应回答说：“张政委，红二方面军政治部的搭建和人员安排，是经过我与贺龙、任弼时、肖克、王震等同志认真研究决定的，不存在以谁为主，以谁为副的问题。”

　　不久，关向应和贺龙、任弼时从朱德、刘伯承那里得知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阴谋。关向应气愤地说：“既然如此，我们就来个将计就计，做好四方面军指战员的工作，迫使张国焘与我们一起北上抗日。”朱德赞同道：“好！向应说得对，我们就来他个将计就计！”

　　张国焘看到关向应不听指使，还同他对着干，就另使出一招，以红军总政委的名义，要把关向应调离红二方面军。贺龙和任弼时对此坚决反对。关向应找到张国焘，拍着桌子说：“这仅是你张国焘一个人的决定，它是无效的，我是不能服从的。我们两个方面军是平等的关系，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你无权下达命令调动我的工作。我的职务是党中央任命的，如果党中央、毛泽东同志下达命令让我调离，我将无条件服从。”张国焘听了瞠目结舌、无言以对。后来，由于关向应和朱德、刘伯承、贺龙、任弼时等人对张国焘进行了坚决地抵制和耐心地说服，加上广大红四方面军指战员强烈要求北上抗日的舆论压力，迫使张国焘放弃南下另立中央的企图，同意与红二方面军一起北上。

　　1936年10月，红四、红二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胜利结束了长征。当时，毛泽东在会见红二方面军的领导同志时高兴地说：“你们1万人，走过来还是1万人，没有蚀本，是个了不起的奇迹，是一个大经验，要总结，要大家学。”对此，任弼时认为红二方面军的经验在于高度地保存了有生力量、坚持正确的军事方针、坚决执行党的各项政策、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等4个方面。而关向应正是这些方面经验最主要的创造者和最模范的实践者。

　　“贺关”手足情

　　抗日战争爆发后，红二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一二O师，贺龙任师长，关向应任政委。俩人率领部队南征北战，创建了晋绥解放区。作家肖三在一篇文章中有着这样的记述：贺龙和关向应在这里住在一间房子里。从1932年起，直到关向应回延安就诊前，他们从来没分开过。一个是大踏步走，大声说话；一个是小心谨慎，走路说话都是轻轻的，不慌不忙的。这样的师长和政委的关系好似兄弟骨肉，大有谁也少不了谁之势。人们写信、致电以及他们自己的签名也写作“贺关”。

　　关向应对贺龙非常信服、尊重。1936年，美国记者尼姆·韦尔斯在《续西行漫记》中，记述了会见关向应的印象：“他留着整齐的小胡子，一边抽纸烟，一边告诉我关于贺龙的一切，虽然他不愿费时间来讲他自己的事。”的确是这样，每逢接待来访者的时候，关向应对自己的经历向来只字不提，总是满怀兴致地畅谈贺龙的斗争事迹。他曾经总结说，贺老总有四大特点：坚定的阶级立场，对党的无限忠诚，热爱人民和无坚不摧的气概。

　　同样，关向应坚强的党性，高尚的情操，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艰苦朴素的作风和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也深得贺龙的敬重。贺龙曾说：他一生遇到两个好政委，一个是周逸群，一个是关向应。每当谈到部队的战斗经历，尤其是在谈到指战员斗志昂扬的精神风貌时，他从不忽视政委关向应的作用。上世纪60年代初期，在根据中央决定编写《抗日战争时期一二O师暨晋绥军区战史》时，贺龙对编写人员说：“关向应同志的作用要好好写。他在晋西北建党，发动群众，做新军的工作，牺盟会的工作他也要做，还要做一二O师的工作。”

　　关向应既擅长于部队政治思想建设，又是卓越的军事指挥员。从湘鄂西苏区的历次反“围剿”，到晋绥边区和冀中根据地历次反“扫荡”，他和贺龙共同指挥过许多重大战役和著名战斗。1939年4月的河间齐会战斗，共歼日军700多名，对巩固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起了重要作用。9月，全歼日军独立第八混成旅三十一大队1200多人的灵寿陈庄战斗，以及11月初协同晋察冀军区部队歼灭日军第二混成旅、击毙中将旅团长阿部规秀的涞源黄土岭战斗等，都是载入史册的重大胜利。他经常研究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战略、战役与战术问题。1939年6月28日，他在晋察冀边区阜平县曾以《冀中战争形势和几个政策问题》为题，在中央北方分局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对冀中形势的发展趋势，以及继续巩固发展统一战线问题，冀中的民主、民生问题，都作了深刻的论述。这年8月，他又将这些论断加以发挥，写成《论坚持冀中平原游击战争》一文，对坚持冀中平原游击战争的规律、特点及困难和有利条件等，作了详细的论述。他在抗战初期发表的文章还有《一二O师在晋西北》《再谈晋西北的问题》等，对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开辟和建立抗日根据地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当年，关向应在受中央北方局委托，组建晋西北区党委过程中，发扬我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光荣传统，一面坚持和日本侵略军作战，一面参加创建根据地工作。他亲自带领从部队抽调的700多名干部组成地方工作队，分赴晋西北各县和大青山地区开辟工作，正确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各阶层群众合作抗日，建立群众组织，恢复抗日政权，发展游击队和地方武装，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打下初步基础。

　　“宁可饿死，也不能损害群众一草一木。”“违反群众利益，就是自杀。”这是关向应经常挂在嘴边的话。1940年夏季反“扫荡”中，部队在兴县城南奥家滩一带夜行军时，踩坏了老乡的庄稼。关向应知道后，一面批评部队，同时派人调查，拿钱赔偿农民的损失。战斗后，某部动员老乡用牛驮军粮，被关向应遇见了，他让老乡把粮食卸在司令部，安慰一番后请他们拉牛回去，而把该部队负责同志叫来予以批评，并告诉那位同志派部队自己背运粮食，这使老百姓非常感动。又有一次，某部的同志反映说，他们对驻地居民工作如何努力，但损失了群众一个水桶，老百姓还叫赔偿，怪老百姓落后。关向应当即批评了那位同志说：“军队住的吃的都是老百姓的，不用说别的了，单你们驻村个别同志摘吃老百姓的枣子，算起来也怕不少，只有群众吃亏。我们只能怪帮助群众不够，怎么能怪群众落后呢？”

　　关向应和贺龙十分重视部队和根据地的文化建设，关心文艺工作的发展。始建于红军时代的一二O师战斗剧社，从湘鄂西苏区到晋绥抗日根据地，始终得到他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培养了成荫、莫耶、欧阳山尊等一批卓有成就的艺术家。关向应本人热爱文艺，有很高的文学素养，是文艺工作者的良师益友。每当剧社上演新剧目，他都会从剧本创作到表演排练提出很好的意见，耐心地帮助剧作者和演员进行修改。当年，关向应和贺龙为了使战士们炼就钢筋铁骨的身体，鼓起蓬勃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号召官兵积极开展各项体育活动。1938年初春，组建起了与“战斗剧社”齐名的“战斗篮球队”，活跃了部队的业余生活。

　　坚持与病魔搏斗

　　关向应由于家境贫困，自幼经受饥寒折磨。参加革命后，长期繁重的秘密工作和异常险峻的战争生活，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他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不幸得了肺病，战争年代经常犯病，但却以惊人的毅力坚持工作。

　　1940年初，他开始白天咳血，夜里发烧，身体越来越虚弱。党中央和毛泽东、朱德等闻讯后十分关心，指示他回延安休养。可到延安没几天，病情稍有好转，他就又重返了前线。1941年秋天，关向应肺病复发，党中央决定把关向应转移到延安去治疗。贺龙亲自送他赴延安治疗。他虽然躺在了病榻上，但是仍然不停地思索着党和军队的建设，这对病情恢复很不利，医生和同志们都劝他。他说：“二十几年已经养成习惯了。”大家无可奈何，有些事只好瞒着他。他对医生说：“如果不告诉我，我会想得更多，失眠得更厉害。”

　　关向应在延安医院治疗期间，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经常到医院探望他，鼓励他战胜病魔，重返前线。1945年，中共七大在延安举行。关向应曾经表示：坐担架也要参加这次盼望已久的代表大会。无奈他的病情在七大开幕前夕骤然沉重，根本无法参加。4月24日，七大开幕的第二天，他口述了一封向全党的告别信，深刻总结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经验教训，切望全党全军“应该像一个人一样，紧密地团结在毛泽东同志领导的中央周围，相信我们的党和中国革命是一定要得到最后胜利的。”

　　1946年1月，关向应的病情转重，连续4天，呕吐不能进食。他自知病已危险，便对医生说：“告诉我，还能支持多久？我并不怕，主要是你们要给我一个时间，叫我把事情交代清楚。”第二天，刘少奇和彭德怀受中央委托前来看望，他讲了很多话。医生很担心，但他坚持要把话说完。从他的住房出来，彭德怀对医生说：“看来他还想多说几句，可是精力来不及了。你们做医生的是怕他太吃累了，可是他呢，总愿意在临终之前，尽量多贡献一些意见，能够使革命早一点成功，他才安心。”刘少奇说：“一个共产党员，始终挂在心上的是党的事业，所以他只要有一口气，总想为党多尽一些力量。”在这次危险过去后，关向应像是在一场激战之后终于获得胜利一样，异常高兴地对医生说：“很好，没有弄得我措手不及。”

　　5月底，关向应的病情恶化，嗓子疼得连一口水也咽不下去，喝口水都疼，说话困难，不断冒汗。特别是肋膜开刀以后，疼得无法睡觉。他始终咬紧牙关忍受，同病痛顽强搏斗。他说：“我是共产党员，我还要作最后的挣扎，熬过了这个痛苦，我还要为党工作十到二十年。”后来，他得知自己的左肺完全萎缩，右肺将近一半坏死，左手出现浮肿时，依然没有颓丧。他对医生说：“把左手锯掉，有一只手照样可以做事。”直到停止呼吸前五分钟，他还在说：“不要紧，我还会活下去继续为党工作！”

　　1946年7月21日22时，关向应在延安溘然长逝，年仅44岁。中共中央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了关向应革命的一生，在讣告里称关向应为“中国共产党最好的领导者之一。”

　　毛泽东题写挽联：“忠心耿耿，为党为国，向应同志不死。”

　　关向应病逝的噩耗传到晋绥根据地那天，贺龙无法消除心中的悲哀，独自走出正在举行的晋绥高级干部会议的会场，在院子里徘徊许久，脸色异常阴沉。随后，他写下了血泪交融的悼文——《哭向应》，痛悼这位与他并肩战斗了15年的亲密战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