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夫（1905-1982）将军戎马一生、身经百战、功勋卓著。他1905年出生于安徽省霍邱县老桥村一个佃农家庭，5岁父母双亡，8岁给地主放羊。1927年参加农民协会，次年投身革命，任大别山区地下党组织秘密交通员。1928年他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军游击队分队长、特务队队长，红四军第十二师三十五团连长，第十师三十团副营长、营长，红三十军第九十师二六九团副团长、二七0团团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三支队副司令员、司令员，山东纵队第三旅副旅长，清河军区司令员，渤海军区司令员等职，是清河区、渤海区抗日根据地主要创建者之一。在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中，他率部在冀鲁边区的清河、渤海等地转战了7年半之久，与日伪军展开了殊死血战，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推广大挖“抗日沟”，
开展平原游击战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爆发。1938年4月，杨国夫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后，主动请缨，被分配到环境险恶、斗争复杂的山东清河区平原，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担任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三支队副司令员。
清河平原东接胶东，南跨胶济铁路与鲁中为邻，西枕津浦铁路，北连鲁冀边区，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面对一望无边的大平原，杨国夫深感肩上担子的沉重。他深入细致地研究了平原作战的特点，认为平原地势平坦开阔，日军机械化程度又较高，而我军装备落后，行动全靠两条腿，平原地区又不利于隐蔽活动，这就给敌人造成了长途奔袭的有利条件。要改变这种被动状态，争取战场上的行动自由，必须把敌人机械化程度较高的优势变为劣势。杨国夫总结推广临淄县群众大挖“抗日沟”的经验，向全区发出改造平原地形，大挖“抗日沟”的战斗命令。杨国夫带领警卫员，找来村干部，在村外的道路上手画步测，熟练地挥舞着镢头。
杨国夫带头挖“抗日沟”的消息迅速传播开来，改造平原地形的运动也顺利开展起来。清河区广大群众发扬创造精神，开挖了“抗日交通沟”、“抗日封锁沟”、“护庄沟”等多种形式的“抗日沟”，形成了纵横交错、四通八达，既便于我军机动作战，又利于军民隐蔽转移的抗日沟网，使清河平原变成村村相连、庄庄相通的网状地带。这样，使敌人“长途奔袭”战术就再也不灵了。
杨国夫对解决清河平原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问题，持有独到的见解。抗战初期，清河区八路军部队活动的范围在胶济路以北、小清河以南狭长的地区，直接威胁着敌人的战略交通线——胶济铁路。从1938年冬季开始，敌人对抗日根据地频繁“扫荡”，斗争异常艰苦，部队得不到休整。当时究竟是横跨铁路依托山区坚持平原战争，还是独立自主地全力坚持平原游击战争？这一战略方针尚不够明确。杨国夫主张不要骑着铁路打转，让出胶济铁路以南的小块山区根据地，集中力量坚持平原游击战争。到1939年10月，遵照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徐向前的指示，杨国夫任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纵队第三支队司令员，率部从鲁中山区的上庄、池上一带出发，北越胶济铁路，拉开了向寿光县清水泊及小清河北进军的战幕。
三支队首先在清水泊周围建立根据地。在杨国夫的指挥下，三支队兵分三路渡过小清河，经过多次战斗，粉碎了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阻击和进攻，并争取了国民党山东保安第九团团长王雪亭率部起义。随后又开辟了广（饶）、博（兴）、高（苑）、蒲（台）、等地区。
1941年8月，八路军山东纵队三旅旅长许世友、副旅长杨国夫率主力部队及清河区军政机关、后勤单位进驻利津县东北境八大组一带农村，开辟利津、沾化北部和东北部沿海广大地区，打通与冀鲁边区的联系。这年9月21日，三旅代旅长杨国夫（此时许世友奉命率清河区独立团赴胶东指挥作战）率直属团、特务营和骑兵连，从永安镇北进，兵不血刃，进占左家庄。9月23日，三旅部队北渡黄河，首克义和庄东大门罗家镇、宋家庄，驱散了驻守此地的国民党水上保安一团李子文部。10月3日，杨国夫指挥三旅部队解放了沾化义和庄。至此，利津、沾化两县北部、东北部地区全部解放，打通了与冀鲁边区的联系。
与此同时，中共清河区委及其派出的工作团在这些解放的地区，相继建立了垦区工委、垦区抗日民主政权及其所属区委、区政府。从此部队的回旋地区扩大了，并在垦区建立了可靠的后方和抗日根据地。这个战略转变，对坚持清河平原游击战争的最后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
机智应对“大扫荡”，
突破“铁壁合围”
杨国夫是一员猛将，他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打过许多硬仗和恶仗。他那高大魁梧的身躯，威武紫铜色的脸庞，声若洪钟，谈吐有叱咤风云之势，极具鼓动力。
1942年6月上旬，日寇纠集济南、潍县、惠民等地的日伪军5000多人，对我清水泊地区进行疯狂的“铁壁合围”大扫荡。敌人兵分五路，妄图围歼我军主力。当时任八路军山东清河军区司令员的杨国夫与军区政治部组织科长王若杰及军区主力部队一部，正驻防在寿光县清水泊一带农村。
6月8日拂晓，一些地方武装和众多的乡亲们被敌人围在西边聚淀湖大洼里。杨国夫命令军区直属团部队掩护群众，迅速转移。情况虽然非常紧急，但我军主力基本转移了出去，杨国夫心里觉得很踏实。当杨国夫率领机枪连、警卫连在清水泊北边的织女河崖突围时，被敌指挥所发现，当即遇到了日军伏兵的猛烈阻击，没能冲出去。这时，日军看到了在上次北河战斗中我军缴获的他们那挺“九二”式重机枪，便又像一群疯狗一样扑了过来。眼看敌人就要冲到我军面前，重机枪有丢失的危险，杨国夫当即命令：“全力保住重机枪，迅速向南撤！”于是机枪连长、神枪手张少华立即从战士手中抓过一挺轻机枪，咬紧牙瞪大眼，边打边撤，掩护重机枪转移，很快就把扑上来的日军压住。几名抬着重机枪的战士，冒着敌人的密集火力迅速撤离。我军时而向南，时而向东，利用清水泊的复杂地形和芦苇荡作掩护，与敌人巧妙周旋了好几个小时。时近中午，骄阳似火，大家饥渴难忍。由于日军重兵包围，直到下午两三点钟的时候，我军还没能突围出去。
这时，杨国夫走到部队的前面观察敌情，只见密密麻麻的日伪军端着刺刀正向我军扑来，还清楚地听到敌人在高喊着：“八路大官的有，打枪的不要，捉活的！”杨国夫利用敌人想“抓活的”心理，决定以小分队突然行动，造成声势，迷惑吸引敌人，其余人员则乘机转移。这期间，警卫班已牺牲了3位同志，部队也有一些伤亡，大家都担心首长的安全。杨国夫坚定地对大家说：“清水泊这么大，地形这么复杂，日本鬼子进来，就等于钻进了迷魂阵，他想抓住我们，没那么容易。”
当杨国夫转移到清水泊南台头时，他看到南、北台头一带只有日军的零星通信兵，忙着放电话线。他觉得这里设防不严，当即把突围方向选在南北台头，遂命令小分队向东南方向行动，以制造假象，迷惑敌人。命令刚刚下达，小分队还没有来得及行动，机智勇敢的警卫员王来西早已纵身跳上杨司令员的枣红马，说了声：“这任务算我的”，挥舞着一把缴获来的日军指挥刀，高声喊道：“首长，同志们，再见了！……”便一直向东南方向的马家庄冲去。王来西这突如其来的行动，果然使敌人产生了错觉，误以为八路军的大官突围了，立即集中兵力猛追，各种火器疯狂射击。这时，王若杰科长指挥张少华连长把“九二”式重机枪架在“抗日沟”头，朝着敌人的背后猛烈射击。杨国夫立即指挥部队分开向南、北台头突围。全体指战员端着上了刺刀的枪，边冲边喊：“有良心的中国人闪开，让刺刀、子弹穿死日本鬼子！”战士们奋勇拼杀，终于杀开了一条血路，突出重围。
但是，在挥刀跃马冒着敌人枪林弹雨突围中，坚贞、勇敢、机智的年轻警卫员王来西牺牲了，他把一腔热血洒在了清河平原上。
杨国夫的枣红马负伤了，附近乡村的老乡们见到这匹熟悉的枣红马带伤嘶跑，都以为杨司令员出事了。当天晚上日军撤离后，一些老大爷、老大娘打着灯笼，流着眼泪，喊着杨国夫的名字，在清水泊大洼里一遍又一遍地寻找。当杨国夫得知这一情况后，流下了激动的热泪，无限感慨地说：“乡亲们的深情厚谊，使我终生难忘！”
“声东击西”反“蚕食”，“翻边战术”破“合击”
1942年8月12日，日军指挥官示川和伪武定道尹刘景尧及汉奸刘佩臣，集中惠民、滨县、蒲台等县日伪军6000多人，分东西两路向利津、沾化“扫荡”。西路之敌，从富国据点向义和庄推进；东路之敌，由盐窝向罗家镇进犯，妄图蚕食利津、沾化抗日根据地。
为粉碎敌人的“蚕食”、“扫荡”，八路军山东清河军区司令员杨国夫指挥部队采用“声东击西”战术：先打西路，后打东路；先打伪军，后打日军的战略方针。清河军区直属团一部及地方武装，先在沾化县徐家坝伏击粉碎西路之敌，歼灭日伪军700多人。8月18日，东路之敌进犯利津陈家庄、五庄和罗家一线，并在五庄、罗家加筑工事，安设临时据点。清河军区直属团二、四营先在陈家庄据点外围重创敌军，后奉命于翌日向汀河西和罗家一带追歼逃敌。直属团四营教导员刘竹溪率部在汀河西歼敌一部，余敌溃散。罗家、五庄之敌受我直属团二营、一营沉重打击后，仓皇败逃。此役，我军连战皆捷，共歼敌1000多人。清河军区在罗家召开祝捷大会，庆祝反“蚕食”、反“扫荡”的胜利。
1943年是清河平原战斗最频繁最激烈的一年。这一年，敌人万人以上的大“扫荡”、“大蚕食”就有4次，战斗非常残酷。在我军反“扫荡”、反“蚕食”的斗争中，特别是夏冬两次战役，充分显示了杨国夫英勇善战的胆略和智慧。时任杨国夫秘书、后为贵州省军区副政委的崔醒农同志曾向作者回忆说：“每次战役开始，他（杨国夫）都在干部和战士中反复强调敌情的严重性和我军必胜的信心，要求大家充分做好思想准备。然后，再会同军区其他领导认真分析敌我情况，制定符合实际的作战计划。”在夏季反“蚕食”战役中，敌伪实行修筑碉堡、步步为营向我根据地推进的政策。杨国夫认为，敌人虽多，但战线长，兵力仍然不足，而且内部矛盾重重，行动很难一致。对此，我军采取利用矛盾、各个击破的战法，连续打了4仗；第一仗在北隋、牛家庄重创突入我根据地之敌2个营，余敌溃逃；第二仗打三里庄据点，歼伪军1个团；第三仗打斜巴里伪军据点，重创伪军2个营，彻底摧毁其据点；第四仗包围王文据点，圆满实现了“活捉刘子刚（伪副团长），吓跑周胜芳（伪军司令）”的战斗口号。四仗连捷，彻底粉碎了敌人的“蚕食”进攻，部队荣获山东军区通令嘉奖。
1943年冬，杨国夫指挥清河军区部队取得了特大“扫荡”的胜利。这次“扫荡”由日军华北派遣军第十二军团长喜多指挥第七混成旅团和三十二旅团、五十九旅团及四、五旅团各一部，加上各地伪军共2600多人，并有飞机、舰艇配合，分进合击，妄图吃掉我清河军区主力，夷平我根据地。当时，我军指挥机关判定敌人将合击我驻地，便采用灵活战术：第一步，当夜按兵不动，吸住敌人；第二步，当敌人合围而来时，军区机关和部队适时转移，使敌人扑空；第三步利用夜幕掩护，分头突围，跳出敌人的合击圈。这一战术，使敌人妄图消灭我军指挥机关和主力的计划全部失败。与此同时，在杨国夫的指挥下，我各军分区部队及县独立营利用敌人集中兵力进攻我中心根据地之机，使用“翻边战术”纷纷出击，打得敌人首尾不能相顾，“二十一大扫荡”就这样以我军胜利、敌人失败而告终。
利用平原“青纱帐”，
抓住战机大反攻
1944年初，清河区与冀鲁边区合并建立渤海区，杨国夫任渤海军区司令员，中共渤海区委书记景晓村兼渤海军区政委。这年，抗日战争战略反攻阶段的序幕已经拉开，各抗日根据地不断扩大。七八月间，正当渤海平原青纱帐笼罩田野的时候，杨国夫遵照上级指示，客观分析了战区敌我情况，权衡作战利弊关系，抓住战机，果断决定，对敌展开了强大的夏季战役攻势。
夏季攻势第一阶段的任务，是策应驻守在丰城一带的伪“灭共建国军”暂编第一师第八团王道部的反正，作战方面为益（都）、寿（光）、临（淄）、广（饶）四边地区。7月20日晚，我渤海军区直属团与清东主力，在地方武装、民兵的配合下，突然包围了王道部伪军在丰城、辛家桥、高庄等处的11个据点。为促使王道反正，此前，军区已选派多位同志做了王道部的工作。敌工科长还与王道面谈过，帮助王道坚定了反正的决心，杨国夫也在广饶县刘集村会见了他。7月20日夜，王道率领1600多人反正参加了我军，改编为“山东军区独立第一旅”。
继王道部反正之后，八路军渤海军区部队在杨国夫的指挥下，于8月中旬挥戈北进，打响了以解放利津城为中心的利津战役。
利津城位于山东北部、渤海南岸、黄河尾闾，是连接沾化、滨县、蒲台、博兴、广饶等县的枢纽，是日军设在黄河下游的一个重要战略据点。驻在这里的伪华北绥靖军第八集团军第二十七团经过日军精心培育，号称“中国皇军”。此外，还驻有日军一个分遣队、县警备队、警察局、宪兵队等计1700多人，连同利津城外围据点的伪军共计2500多人。
对于利津战役，杨国夫决定采用“围城打援”的战术，先扫清利津城外伪据点，最后全歼敌人于利津县城。在战略上采用武力攻克和政治劝降两种方式。战斗于8月12日打响，经过6个昼夜激战，至8月18日，拔掉盐窝、张许、宋家、官庄、单家寺、侯王庄、小街等10多个外围据点，攻克利津县城，全歼守敌。另有崔家庄、北辛店两个据点的伪绥靖军第二十七团的部分连队，在我军区部队的军事威慑和政治攻势下全部投降。此役受到山东军区司令员罗荣桓的通令嘉奖。中共中央机关报延安《解放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刊载了“鲁北我军收复利津”的报道。
1945年夏季，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和全体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装开展的对日大反攻中，渤海军区奉命组成山东第四路前线指挥部，杨国夫任指挥，景晓村任政委，率领渤海军区南、北、中三路大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自东向西挺进，解放了渤海区全境，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这时的渤海军区，已发展成西起津浦铁路，东北到渤海，北逼天津，南至胶济铁路，面积约5万平方公里，有县城41座，人口1114万的解放区。
抗战胜利后，杨国夫奉中共中央军委命令率渤海军区第七师所部11000多名优秀子弟兵挺进东北，踏上了新的战场。
解放战争期间，杨国夫历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七师师长、第六纵队副司令员、第四野战军四十三军副军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杨国夫任中南军区第一文化速成中学副校长、校长，济南军区副司令员、顾问。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同年9月被授予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1957年6月授予二级八一勋章。先后担任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政协山东省第四届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务。1982年2月4日，杨国夫将军病逝于北京，终年7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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