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伟

　　

　　毛泽建（1905—1929），湖南湘潭人，又名达湘，毛泽东之妹。1921年加入中国青年团。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考入衡阳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1925年任湘南学联女生部长。1926年辍学任中共衡阳、衡山县委妇女委员。1927年9月组建衡北游击师，进行武装斗争。同年10月调任中共衡山县委组织委员和妇女委员。1928年3月率衡山工农游击队发动南岳暴动，并参加湘南起义。后任耒阳县苏维埃政府妇界联合会主任、游击队队长。同年夏在与国民党耒阳团防队作战时负伤被俘。1929年8月20日在衡山县马王庙坪被杀害。

　　1921年春节，毛泽东从长沙回到家乡韶山，把全家人叫到一起，讲述救国救民的道理，教育和勉励家人投身革命事业。当时，在火塘边静心聆听的除了毛泽东的同胞兄弟毛泽民、毛泽覃外，还有他的堂妹——毛泽建。

　　毛泽建又名毛达湘、毛日曦，乳名菊妹子。1921年，她在毛泽东的教育和帮助下走上革命道路，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到衡阳开展学生运动。1926年至1927年，她在衡阳、衡山等地从事农民运动和妇女运动。大革命失败后，她在衡阳、衡山、耒阳等地组织游击队，坚持武装斗争，参加过湘南年关暴动，后在耒阳地区坚持游击战争中被捕遇害。她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早的女游击队长之一，人称“楚湘女杰”。

　　不怕风吹霜打的秋菊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十月，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东茅塘一个贫苦农民的家里诞生了一个小女孩。时值深秋季节，满岭遍山的菊花迎风盛开，香飘四野，父母便给她取了个乳名，叫做菊妹子。

　　菊妹子的父亲毛尉生与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共一个祖父——毛四端。毛四端生有两个儿子，长子毛德臣，即毛尉生的父亲；次子毛翼臣，即毛顺生的父亲。德臣和翼臣都是老实厚道的庄稼人。1878年两兄弟分家后，翼臣从祖居地韶山東茅塘搬到两三里外的上屋场。翼臣一家到毛顺生一代，家业日益发达。德臣一家，到毛尉生一代，仍然十分贫困。父亲毛尉生从小就靠帮工为生，由于生活贫苦，加之过度劳累，年轻时得了肺病，经常咯血，不到40岁就离开了人世。菊妹子的母亲姓陈，是个勤劳俭朴的家庭妇女，菊妹子刚学会走路，就要帮助母亲干活，上山捡柴，下地挖野菜。她从小吃的是稀粥糠粑，喝的是清汤寡水，数九寒冬也只有单衣单裤穿。6岁时，父亲病故，她便与寡母幼弟沿街讨米。7岁时，家里生活无法维持，母亲只好将她过继给毛泽东的父母做女儿。

　　菊妹子过继后，从东茅塘搬到上屋场毛泽东家。毛泽东兄弟三人，没有姐妹，加上菊妹子既聪明活泼，又勤劳俭朴，很快便得到了毛泽东全家的喜爱。毛泽东按照自家的习惯，给菊妹子取了个名字叫毛泽建。毛泽东的父母把她当作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抚养。

　　1919年10月，毛泽东的母亲文氏因患瘰疬（俗称“疬子颈”），不幸病逝。次年1月，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又患伤寒病去世。这时，毛泽东正在北京、上海等地从事革命活动，也无法照顾毛泽建。14岁的毛泽建只好又从上屋场回到东茅塘。

　　这时，毛泽建母亲的眼睛几乎完全失明，家里生活比过去更为艰难。在这种情况下，毛泽建的母亲又听从一个姓肖的远房亲戚的劝说，把毛泽建卖给杨林乡肖家做童养媳。

　　肖家婆母为人刻薄，并且封建迷信思想严重。她常对毛泽建说：“我这世造孽是因为前世欠了阎王债。如今你来了，是阎王爷有眼，要你来替我还债。”婆母将一家大小里里外外的家务事都压在毛泽建身上。尽管毛泽建累死累活地干活，也不能免遭婆母的虐待。有一天，她在洗锅的时候，突然头昏眼花，额头撞到锅边上，撞开了一道很深的口子，流血不止。婆母见了，不但不加救护，反而用手压着她的头往热锅上烫，直到烫得晕倒在地，方才罢手。从这以后，毛泽建的前额就留下了一块永远难以消失的伤疤。

　　苦难磨炼了毛泽建。她从小就很坚强，像秋菊一样，不怕风吹，不怕霜打。在过继到上屋场不久的一天，只她一人在家，突然来了个强盗。她毫不畏惧，坚决不说出家里哪里放有贵重东西。强盗逼问她，把她打得鼻青脸肿，她也没有屈服。到肖家当童养媳后，她不怕劳累，不怕虐待，从不屈服，从不流泪，在苦海中硬撑着。她相信，大哥毛泽东总有一天会回来将她接出苦海的。

　　1921年春，毛泽东从长沙风尘仆仆回到韶山。他得知毛泽建的情况后，立即去杨林乡把她接回家里。一天晚上，毛泽东把毛泽民、毛泽覃和毛泽建等叫到一起，围坐在家里的火塘边，打着手势给大家讲述中国和世界的大事，讲解舍小家为大家、舍自己为人民和改造中国、改造世界的道理。他的话比炉火还热，烧得大家的心暖烘烘的。毛泽民和毛泽覃异口同声地表示要跟随哥哥走革命道路。

　　这时，毛泽东见毛泽建手搓着垂在胸前的又粗又长的黑辫，一双又黑又亮的大眼睛对着炉火闪动，似乎正在专心地想着什么。于是，毛泽东凑近去，轻轻地说：“菊妹子，你受的苦够多的了。你打算怎么办？”毛泽建听到毛泽东的问话，立即抬起头来，斩钉截铁地回答：“大哥，我要跟你出去读书，去革命，我再也不去肖家了。”毛泽东听了非常高兴，当即表示：“要的呢。我一定帮助你！”

　　肯下功夫的“钝钉子”

　　1921年，春节过后，毛泽建在毛泽东的帮助下，解除了与肖家不合理的婚约，跟随毛泽东到了长沙。毛泽东先后送她到长沙城内“建本”和“崇实”女子职业学校学习，并亲笔在她的笔记簿上写了“绳锯木断，水滴石穿”两句话，鼓励她克服学习上的困难。

　　毛泽建没有上过小学，仅跟毛泽东学过几个字。到职业学校后，国文、算术等科目都得从头学起。但她有决心、有信心学好。白天上课，她专心听讲，一边听，一边把不懂的问题记下来；下课后，就请别人解答。晚上，大家都睡了，她还在走廊上借助路灯，坚持夜读。她非常好学，求知欲很强。1922年9月，中共湘区委员会在自修大学附设补习学校，她得知消息，便立即报名参加。白天在自修大学补习后，晚上又要到平民夜校听课，从夜校回来后，还要在清水塘住处看书到深夜。endprint

　　当时，毛泽东三兄弟都在长沙，毛泽建经常向也在读书的毛泽覃求教。毛泽覃很爱开玩笑。他见毛泽建什么都问，有些问题甚至要反复问好几遍，便给她取了个绰号，叫做“钝钉子”。毛泽建对此并不介意，笑着说：“我这颗钉子虽然钝一点，但只要肯下功夫，也是可以钉进木头的。”事情正如毛泽建自己所说的那样，由于刻苦攻读，她各门功课的成绩很快由跟不上进到名列前茅，尤其是刺绣的成绩更为突出。

　　在长沙求学期间，毛泽建除学习了文化和职业技术外，还在毛泽东、毛泽民兄弟的启发教育下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

　　毛泽东经常具体生动、深入浅出地给毛泽建讲述革命道理。他教她认识地图，要她在一张世界地图上准确地找到亚洲、中国、湖南省、湘潭县和韶山冲。然后要她想想，小小韶山冲有多少穷人，那么全中国、全世界，又该有多少穷人，从而引导她懂得为什么要立志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道理。他还经常将有关工人、农民的生活状况的考察报告给她看，让她进一步懂得工农的处境，激发她的革命感情。有一次，毛泽建在《水口山金矿矿工生活的考察报告》一文中读到工人们上班身上无衣，肚里无食，还要忍受挨个搜身的侮辱，不禁眼睛湿润，忍不住痛哭起来。毛泽东趁机亲切地开导她：“哭有什么用？眼泪救不了工人，只有起来革命，推翻万恶的剥削制度，才是唯一的出路。”

　　毛泽民也很注意联系实际启发教育毛泽建。他一有空就带她到长沙小吴门东门的城楼大门口，示意她看那些荷枪实弹的警察，是怎样气势汹汹地盘查来往行人；看那些东洋汽车是怎样横冲直撞；看那些帆布轿子里坐着的穿长袍马褂的绅士老爷，是怎样趾高气扬……随后引导她认识什么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使她懂得天下乌鸦一般黑，世界上只要哪里有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主义和买办阶级，哪里就会有受苦受难的人。

　　为了不断提高毛泽建的革命觉悟，毛泽东、毛泽民兄弟还注意让她参与一些实际的革命活动。毛泽建非常高興，并表现出高度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她为文化书社递送过书籍和报刊，为在清水塘秘密召开的党的会议站过岗放过哨。她还到船山学社传递过紧急通知，给泥木工会、人力车工会、粤汉路新河工会书写过标语、赶印过传单等。党交给她的每件工作，她都做得仔细认真；党交给她的每项任务，她都完成得及时出色。有一天，党组织找当时常在清水塘毛泽东身边工作和学习的几名女青年商量，决定从她们中找一个人跟一位男工人假扮夫妻，前往新河车站接运一批从上海运来的重要宣传品。几名女青年觉得不好意思，你望我，我望你，不敢大胆报名。毛泽建霍地站起来，勇敢地接受了任务。并想尽办法，巧妙地避开警察的盯梢，接上关系，取回了当时在上海的党中央发运来的重要宣传品。

　　在长沙两年多的求学时间里，毛泽建不仅学完了五六年的课程，掌握了较为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而且初步懂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树立了革命的理想。1921年，她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上半年，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三女师的党支部书记

　　1923年夏天，毛泽东调中共中央工作，离开长沙前往上海。毛泽建也改名为毛达湘，根据党组织的安排，前往衡阳从事学生运动工作。这年秋天，她经夏明翰介绍，以衡阳籍同学的亲属关系报名考取了衡阳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担任三女师学生党支部书记。从此，她以学生身份作掩护，积极开展革命活动。

　　毛泽建对党的工作十分认真负责。她要求每一个党员至少要培养一名积极分子入党；她教育党员要选择那些出身贫苦、思想进步、勤俭好学的同学做朋友，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激发他们的革命热情，及时吸收他们入党，壮大党的组织；还规定每个党员每星期至少要向支部汇报一次。湘江河畔的沙洲，就是她经常组织党员学习和听取党员汇报的地方。她在三女师以学习勤奋、生活简朴闻名全校。她心灵手巧，长于刺绣，还自己动手做鞋子穿。这在三女师学生中是很少有的事。她自己爱读《向导》周刊、《新青年》和鲁迅的《呐喊》等进步书刊，并主动将这些书刊介绍给同学们读。她得到了全校同学的拥护和爱戴。一些平时不关心政治的学生也参加了她发起组织的“读书会”“星期日讲演会”“旅衡同学会”“旅郡励进会”“品学励进会”。她利用这些公开的学生群众组织，大力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积极组织学生开展反帝反封建活动。还经常带领同学们过河上街，发动妇女剪发、放脚。在她的发动组织和领导下，原来一潭死水的三女师也掀起了阵阵波澜。

　　三女师校长欧鸣皋是衡阳教育界的顽固派。他思想反动，诡诈阴险，对反帝反封建的学生运动恨之入骨，百般阻挠。1923年5月，在衡阳的湖南第三师范学校（三男师）爆发了驱逐反动校长刘志远的大学潮。欧鸣皋担心三女师也闹学潮，便以“男女有别”“整理校风”为由，规定女校学生过河只能乘坐自备的筏子，不准与劳苦大众同船。毛泽建一进校，就发现了这个问题，一眼看穿了欧鸣皋的阴谋。她利用“读书会”和“星期日讲演会”，大力伸张“劳工神圣”的真理，批判吃人的旧礼教，并带头同进城挑粪、卖菜和搬运的农友们、工友们一起乘坐小筏子过河，想方设法与工农接近、交谈。在她的影响和带动下，三女师学生思想日趋活跃。

　　欧鸣皋预感到大祸临头。他多年贪污学款，害怕学生查出，便伙同财务部门克扣学生的伙食费，以弥补其贪污亏损。结果，学生的伙食一天不如一天，饭里有沙子，菜里有老鼠屎，学生们怨声载道。毛泽建抓住这一事实，及时组织一百多个同学，将欧鸣皋拉到食堂，进行揭露和斗争。迫使欧鸣皋承认错误，答应立即改善学生的伙食。

　　为了扑灭正在学生中燃起来的革命火焰，欧鸣皋又玩弄新的阴谋。1924年上学期的一天，他请来一个姓顾的和尚到学校讲“佛经”，妄图给学生的眼睛蒙上雾罩，用精神鸦片的毒素，给学生的心灵戴上桎梏。他将学生就餐的饭堂，当做神庙，强逼全校学生列队听讲。毛泽建对此早已想好了对策。当欧鸣皋发给每个学生三支“信香”，命令学生们躬腰的时候，毛泽建突然跳上台去，指着欧鸣皋的鼻子质问：“这是堂堂的校舍为什么要把它变成神庙？你是堂堂的校长，为什么如此没有头脑？你是不是要把我们大家都培养成尼姑？”欧鸣皋被问得张口结舌，气得脸色铁青。顾和尚见势不妙，悄悄溜走了。endprint

　　欧鸣皋对学生的革命行动极端恐惧和仇视。他扬言：“不开除几个，难解心头之恨。”他搞了一次突然袭击性的考试，以成绩极差为由出榜开除一名进步学生。毛泽建立即发动全校学生，声援和支持那位受迫害学生提出的“公布考卷”的正当要求。复查试卷证明，那个受迫害学生的考试成绩非但不是劣等，反而名列前茅。这就激起了全校师生的极大愤慨。毛泽建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发动组织党员和积极分子，把反动校长迫害进步学生的罪恶事实和克扣学生伙食费等丑行印成传单，满城散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驱欧”运动。欧鸣皋黔驴技穷，惶惶如丧家之犬，连行李都不敢拿，就偷偷地溜出了三女师。

　　衡阳学运的女先锋

　　1925年，青沪罢工、五卅惨案发生后，湖南掀起了群众性的反帝反军阀运动的新高潮。湘南学生联合会决定联络衡阳工、商各界，于6月6日正式成立“湘南对沪惨案雪耻会”，并发动罢课、罢工、罢市，以声援青沪的爱国群众运动。毛泽建带领三女师同学积极投身于这一爱国反帝运动。6月8日，衡阳各界在雁峰寺前坪举行群众大会。毛泽建带领三女师师生，冲破学校当局的阻挡，参加了大会并列队游行示威。这一天，全衡阳市学校停课，报纸停刊，码头工人和人力车工人停工，商店停市。许多店铺门上还贴有白纸条，上书“残杀同胞，罢市哀悼”等字样。接着全市展开了经济抵制运动。“雪耻会”设立国货维持部，禁止英、日货进入衡阳。各商号已有的日、英劣货，均须列表向国货维持部登记，加贴印花，方许发售。毛泽建参加了由学生组成的雪耻会纠察部。她带领同学沿街销毁英、日货广告，在码头劝阻国人不要搭乘英、日轮船，向市民宣传不将房屋租与英、日人居住或经商，并稽查货物的出入，没收非法运入的日、英劣货，封闭英商行栈，捣毁基督教堂，驱逐英国传教士，沉重地打击了日、英帝国主义在衡阳的经济侵略。

　　当时的衡阳商会会长一贯反对革命运动。他曾在举国民众痛悼孙中山逝世的日子里，不但拒不参加追悼大会，反而在店里高悬陈炯明诬蔑孙中山的大幅纸联。在全市人民“提倡维持国货，反对贩卖日货”的浪潮中，他又公然大量抛售日货。广大市民对他莫不切齿痛恨。毛泽建和一批爱国学生决心要严惩这个家伙。她日夜奔走呼号，联络各校爱国师生，于6月中旬，首先在南门口召集了数千名中小学生和各界群众代表大会，通报了商会会长的罪行，接着举行示威游行。游行队伍到达商会所在地财神殿时，遭到商会的责骂。被激怒的游行群众冲进商会将财神菩萨砸得粉碎，把会内案卷和文具及其他陈设器具，捣毁满地。商会会长也饱尝乱拳，狼狈逃脱。

　　衡阳反帝爱国运动的发展，使衡阳统治者坐立不安。衡阳县长陈其祥为了不让反帝爱国运动的火焰继续燃烧，公然下令逮捕了湘南学联的一名学生代表。根据党的指示，湘南学联决定组织“学生义勇军”，与陈其祥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毛泽建在三女师积极展开组织发动工作。她激动地对同学们说：“我们要冲进县衙去，迫使陈其祥答应立即放出被捕学生代表。如果不答应，我们就把他饱打一顿。如果他们开枪，我们也要冲，把枪夺过来，决不后退。”在毛泽建等率领下，由三女师、三男师和三中、三甲工等衡阳中小学校学生组成的三千多“学生义勇军”潮水般地涌向衡阳县府，把八字衙门围了个水泄不通。县衙大门紧闭，陈其祥迟迟不敢露面。被激怒的“学生义勇军”一声怒吼，便撞开了大门，冲进了县府。可是，陈其祥早已吓得逃出了县府。毛泽建等派人四处搜查，均未找到，于是决定留在县府坚持斗争，宣布“陈其祥不露面，大家就不走”。为了稳定同学们的情绪，激发大家的斗志，毛泽建同各校学生代表分别找各校“义勇军”谈心，进行宣传和鼓动，并火速组织募捐队，将募捐的款项购买食品和医药，发给每名“义勇军”队员。第二天，陈其祥不得不出面与学生谈判，被迫答应释放学联代表。这天晚上，各校学生簇拥着出狱的学联代表，经过中心街道，返回学校，沿途鞭炮声、欢呼声不断。

　　在衡阳反帝爱国运动的一系列斗争中，毛泽建表现出了坚强的革命意志和超群的组织才能。她不仅得到三女师同学的拥护和热爱，也博得了衡阳其他各中小学校同学的尊敬和信任。大家亲昵地给她取了个绰号——女先锋，并一致推选她担任了湘南学联的女生部部长。

　　在衡阳如火如荼的学生革命运动中，毛泽建认识了一个叫陈芬的同学。陈芬是湖南耒阳石仙坪人，1902年生，早年丧父，家庭贫苦。1919年，他考入衡阳省立第三师范（三男师）学校学习，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在“驱刘”学潮中被开除，后转到衡阳省立第三中学继续学习。在衡阳反帝爱国怒潮中，他在湘南学联负责学习和宣传工作。担任湘南学联女生部部长的毛泽建经常与他一起研究学问，商量工作，讨论社会问题，带领学生开展反帝爱国斗争。他们成了亲密的战友。1925年冬又结成了革命的伴侣。时值寒假，陈芬家里几次来信催他们回家一次，毛泽建也真想去婆家看看，然而，革命工作使他们无法脱身。他们只好写信，婉言告诉家人，暂时不能回家，并表示：“当今之日，国耻未雪，国仇未报，岂能安哉。”

　　毛泽建与陈芬结婚时，国民革命已进入激战前夜，以广东为根据地的国民革命运动日益高涨。当时驻衡阳的湘军第四师唐生智部，受到革命声势的影响，开始倾向革命。为了进一步做好唐生智的统战工作，壮大革命力量，1926年3月初，中共湖南省委派夏曦、何叔衡等到衡阳，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特别委员会名义，组织发动湘南各革命团体和广大群众，开展“联唐驱赵（赵恒惕）”斗争。

　　1926年年初，赵恒惕预感到北伐革命势不可挡，自己的末日即将来临。为了挽救危局，垂死挣扎，也决定派“专使”去衡阳，拉拢唐生智，破坏北伐革命。

　　夏曦等刚到衡阳不久，赵恒惕的“专使”宾步程便乘坐戴生昌轮航局的日本小火轮，打着“和平救湘”的旗号从长沙前往衡阳。宾步程曾担任过湖南高等工业学校校长、水口山矿局长和黑铅炼厂厂长，出卖过湘南矿山权益，镇压过水口山工人运动和三师学潮，是个双手沾滿革命者鲜血的刽子手。省特别党部和中共湘南特委得到宾步程要来衡阳的消息后，决定发动和组织衡阳所有工农兵学商群众，造成强大的政治攻势，采取有力的实际措施，打击顽固派，争取动摇派，并指示湘南学联积极“迎候”“专使”。endprint

　　毛泽建和唐天际等湘南学联干部，根据党的指示，在“专使”宾步程未到之前，即率领学生和市民群众，到唐生智的湘南督办公署驻地示威游行，高喊“打倒赵恒惕的走狗宾步程”“和平救湘是个大骗局、大阴谋”等口号，接着迅速将游行队伍化整为零，组成宣传小分队，分赴各界群众团体演讲，发动各界群众识破反动派的阴谋诡计，积极投入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行列。与此同时，毛泽建还在码头工人的支持下，将戴生昌轮航局在衡阳所租码头的趸船，挪到了湘江中心。这样，毛泽建等便迅速做好了“迎候”“专使”的一切准备。

　　宾步程到达衡阳的那天，由于码头趸船挪到江心，坐轮无法靠岸，只好“突突突”地在湘江中绕圈子，而岸上又不断传来学生和市民的“打倒宾步程”的口号声，宾步程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唐生智想迎客，又不敢亲自出门，便派了个步枪连协助衡阳县长陈其祥的门警，设法将宾步程接上岸。陈其祥声言唐生智念及宾是同乡，接他住。这样，宾步程才得以在一片喊打声中，躲进了唐部督办公署。

　　为了尽快地赶走宾步程，毛泽建以学联的名义在三男师和三中找了些个子高大的学生组成几个精悍的小分队，到街头巷尾秘密打探宾步程的行踪。第二天，陈其祥以为众怒平息，安然无事了，清早便陪同宾步程到街市游览观光。这事很快被毛泽建派出的侦察小分队发现。毛泽建、唐天际等闻讯，立即带领一批学生围住宾步程。陈其祥见机不妙，溜之大吉。毛泽建、唐天际等带头抓住宾步程，举拳要打。宾步程连连求饶，毛泽建等便要他戴上高帽游街示众。宾步程只好老老实实头戴一尺多高的纸帽，手敲小锣，嘴里高喊“我叫宾步程，是赵恒惕、叶开鑫的走狗”“我破坏国民革命有罪，罪该万死”。宾步程游街示众后，立即被押送上船，逐出衡阳。

　　毛泽建带领革命学生严惩宾步程一举成为当时全省甚至全国的大新闻，给唐生智以巨大的震动。1926年6月2日，唐生智正式在衡阳宣布起义，参加国民革命。

　　1926年6月下旬和7月初，北伐军进抵衡阳、宝庆，毛泽建兴奋得多日彻夜难眠。她两脚不停，四处奔走，积极组织同学们到街头、工厂和城郊讲演，演出文艺节目，热情地向各界群众宣传北伐战争的形势和伟大意义，动员各界群众搞捐献，支援北伐战争。不久，北伐军离衡北上，她又积极参与组织数千名师生同各界群众一道，夹道欢送，端茶送水，慰问伤病员并组织学生宣传演讲，鼓舞士气。她为北伐军在湖南的胜利进军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大闹祠堂的指挥者

　　1926年秋天，毛泽建在三女师尚未毕业，便接受党的派遣，与陈芬一起从事农民运动和妇女运动。陈芬奔走于衡阳、衡山、耒阳、郴县等湘南广大地区，毛泽建则主要在衡阳县境内活动。

　　在衡阳县从事农民运动期间，毛泽建学习毛泽东办农运讲习所的经验，曾在神皇山、集兵滩举办过两期农运训练班。她在训练班给学员讲授《共产主义浅说》等课程，讲解国共合作宣言和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以及地主阶级如何压迫、剥削农民，农民必须组织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的革命道理。她还领导学员上军事课，辅导学员阅读《向导》等革命刊物，并向学员教唱革命流行歌曲。训练班培训了四百多名学员，发展了二十多名党员，为衡阳、衡山等地深入开展农民运动培养了一批得力的基层骨干。

　　除举办农运训练班训练农民积极分子外，毛泽建还深入神皇山、集兵滩、岣嵝峰、园山、庙溪、磴子岭等地走村串户，访贫问苦，与农妇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开办农民夜校，组织农民协会、女界联合会、农民纠察队和儿童团等革命群众组织。她夜以继日地工作，教儿童团念书、唱歌、站岗放哨，发动妇女剪发放脚、闹祠堂，组织农民与土豪劣绅做斗争。

　　1927年初夏的一天，毛泽建在集兵滩钟家祠堂给儿童团上课，教唱当时流行的歌谣：“金花籽，开红花，一开开到穷人家；穷人家，要翻身，世道才像话。”这时，有个头戴博士帽，身穿长袍子，手拿文明棍的家伙在祠堂门口窥探。这个家伙名叫钟云楼，平时欺压百姓，无恶不作，人称“滚地龙”。农会成立后，对他进行过斗争。他怀恨在心，常在背后说农会的坏话。毛泽建见他鬼鬼祟祟，不怀好意，决心惩治他。她首先大喝一声：“钟云楼，你来干什么？”接着，对儿童团员使了个眼色。儿童团员立即一齐上阵，把钟云楼团团围住，钟云楼吓得连连磕头作揖。毛泽建历数钟云楼欺压群众、诽谤农会、阴谋破坏农民运动的罪行。儿童团员们听了，对钟云楼气愤难忍，蜂拥向前，打掉了他的博士帽，扔掉了他的文明棍，扯烂了他的长袍子，才让他灰溜溜地走了。

　　毛泽建带领儿童团惩治钟云楼的消息很快在山乡传开，群众斗争情绪不断高涨。附近罗家坪的群众争先恐后向毛泽建反映土豪罗清溪、劣绅罗老八的罪行，要求毛泽建领导他们斗争。有一天晚上，罗老八家的丫头秀妹子慌慌张张找到毛泽建，说罗老八要在明天开祠堂，把参加过农会活动的丫头广妹子和结妹子丢进塘里淹死。毛泽建拍案而起，坚定地说：“这条毒蛇，我们决不轻饶他。”她趁热打铁，连夜组织发动群众，准备大闹祠堂，将罗老八等土豪劣绅戴高帽子游乡。

　　第二天，罗家祠堂大摆酒席，各乡的土豪劣绅都到了场。罗老八端起酒杯得意扬扬地说：“诸位弟兄，前一段穷小子闹农会，害苦了大家。今天我要杀一儆百，搞点厉害的给穷小子看看！”他正讲得津津有味，突然上千名农民和妇女举着锄头扁担在毛泽建的带领下，闯了进来。土豪劣绅一个个目瞪口呆。罗老八也浑身发抖，战战兢兢地说：“你……你们要干……干什么？”

　　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我们是来要人的！”罗老八听说是来要人，悬起的心反倒放了下来。他扶了扶博士帽，理了理长袍马褂，又装腔作势地说：“家有家规，族有族法，广妹子、结妹子是我家丫头，她们不经我的同意，剪发放脚，破坏族规，我有权处治，你们无权过问。”这时，毛泽建威武地走到罗老八跟前，厉声说道：“广妹子、結妹子是我们农会的人。我们有权过问，你无权处治！”说着，她就挥了挥手。随着她的手势，一群农妇马上冲进祠堂里面，救出了两个受害的孩子，一群儿童团员立即从门外涌进，给罗老八、罗清溪等土豪劣绅戴上了纸做的高帽子……endprint

　　毛泽建指挥农民大闹祠堂的举动，大大鼓舞了农民群众的斗志。衡阳县的农民运动和妇女运动开展得热火朝天。毛泽建曾作为衡阳县的代表，出席过全省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她常居的神皇山，农民运动和妇女运动都开展得有声有色。神皇山地区农民协会还被评为省和县的模范农协。衡阳县农协会员达60万人，为全省农协会员最多的一个县。毛泽建在火热的群众斗争中磨炼得更加成熟和坚强，担任了中共衡阳县委委员及妇运负责人。

　　使敌人闻风丧胆的女游击队长

　　在毛泽建带领农友大闹罗家祠堂的时候，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公开向工农举起了血淋淋的屠刀。接着，长沙又发生“马日事变”，衡阳也很快就被白色恐怖所笼罩。毛泽建面对突变的形势，十分镇靜，决定组织力量给反动派以迎头痛击。她鼓励农友们说：“要不怕杀头，不怕牺牲，坚持斗争！就是剩下一个人，也要斗争到底。”

　　“马日事变”不久，被农民游斗后溜出罗家坪的土豪劣绅罗清溪和罗老八，从衡阳城搬来一个连的国民党军队，杀气腾腾地转回老巢，向农民群众反攻倒算。毛泽建坚定沉着，当机立断，迅速在钟家花园、罗家坪、白露坳一带组织了几千农民武装，隐居山林，与敌人进行斗争。她率领赤卫队用梭镖、长矛和大刀，不断袭击地主武装，拔掉了罗清溪、罗老八等所设的几个反动据点。

　　在退隐深山的日月里，毛泽建渴望得到党组织的指示，盼望在郴县的陈芬回来。有一天，三个农友捆来一个“暗探”，他就是陈芬。陈芬受党的派遣，前来传达上级的指示，要毛泽建等重新积聚力量，坚持斗争。在陈芬的帮助下，毛泽建与衡阳县委负责人肖觉生、戴金吾及县农民协会负责人屈森澄等取得了联系。他们集合各方农民赤卫队武装，在岣嵝峰组成了衡北游击师。游击师用大刀、梭镖、鸟铳、土炮等武器，数次夜袭挨户团，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还在当地召开群众大会，处决了周德翠、周风鸣等土豪劣绅。

　　1927年10月下旬，毛泽建和陈芬接到中共湘南特委的紧急命令：离开衡阳县，去改组和重建衡山县委。11月，他俩以县委负责人的名义，在距衡山县城10里的九龙泉的后山上，主持召开了衡山县临时党委代表会议。陈芬在会上传达了党的“八七”会议精神。会议批判了上届衡山县委执行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通过了“开展武装斗争，进行土地革命”的决议，改组了衡山县委。陈芬担任县委书记，毛泽建担任县委妇运委员并负责县委通讯联络等机要工作。会后，毛泽建和陈芬隐蔽到偏僻山区宋桥的一位姓宾的同志家里。陈芬化名林青，毛泽建化名“唐小姐”。从此，这里便成为改组后的中共衡山县委领导机关。毛泽建和陈芬在这里领导衡山全县人民坚持斗争达半年之久。

　　大革命失败后，在白色恐怖之下，毛泽建曾多次跟农友们说：“从今以后，我要成为一把剑。”她在给陈芬的信件和书写的传单上，也常常不写名字，而是画一柄宝剑。陈芬感到奇怪，问她是什么意思，她回答说：“‘建和‘剑同音，‘泽建就是‘泽剑，我喜欢利剑，它所向披靡。我们革命者就是要像利剑一样，对敌人毫不留情。”在衡山坚持斗争中，毛泽建就是把锋利的宝剑。

　　1927年11月上旬，毛泽建和陈芬正式建立了衡山游击队。毛泽建担任了游击队的领导工作。从此，她有时扮作贵妇人，有时扮成农家女，往来于城镇和乡村之间，刺探敌情，部署工作。她还亲自带领游击队员到衡山县城、南岳和白果等地，贴布告、散传单、发勒令，破坏铁路，利用敌人的电讯设备，用土炸弹在敌巢里搞爆炸。她像一把利剑，在黑夜里闪光，使敌人食不宁、寝不安。

　　在毛泽建和陈芬的领导下，衡山工农游击队转战衡山境内城镇和乡村，所向披靡、威震四方。1927年冬，衡山石桥团防局长因“剿匪”不力被免职。县府打算委派名叫宾海溶的地主去接任。宾海溶就住在毛泽建住房的对面。毛泽建得知消息，与陈芬商议，用游击队的名义，给宾写了一封警告信。宾接到游击队的信，不寒而栗，立即托病不去上任。1928年年初，毛泽建和陈芬利用新军阀白崇禧与何键在湘西混战，无暇对付游击队之机，率领衡山工农游击队，偷袭衡山县境内一个团防局，一举夺得了三十余支步枪和一些轻武器，还俘虏敌人数十名。3月的一天，毛泽建和陈芬又率领衡山工农游击队，根据湘南特委的部署，与衡阳、湘潭等地游击队一起参加了南岳暴动，一度攻占了南岳镇。衡山县团防局得到南岳团防局被摧毁的报告，立即派出一百多人枪，分三路，向游击队反扑。毛泽建在游击队的紧急会议上胸有成竹地提出：“敌人兵分三路反扑，我们就针锋相对，兵分三路伏击。”她的建议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她带领一支游击小分队埋伏在南岳镇街口附近。反扑的敌人生怕有埋伏，未到街口就盲目开枪，慢慢地向街口移动。毛泽建沉着冷静，一枪不发，一直等到敌人全部进了伏击圈，才大吼一声：“打！”顿时，游击队员个个奋勇争先，英勇杀敌，把敌人打得晕头转向，落荒而逃。随后，她又审时度势，主动将队伍由南岳大庙的崎岖山路撤人群山密林之中。第二天，当大批敌人援军赶到进行“围剿”时，游击队早已安全转移。

　　南岳战斗结束不久，中共湘南特委遭到敌人的破坏，衡山县委不但与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而且县委中有人当了叛徒，成了敌“清乡委员会”的侦缉员。衡山县委处境十分危险。为了保存和积蓄革命力量，更好地坚持斗争，毛泽建和陈芬等县委领导人不得不离开衡山。

　　这时，朱德、陈毅在宜章拉开湘南年关暴动的序幕后，带领起义军乘胜北上郴县、耒阳，前锋已抵达衡阳县东阳渡。毛泽建和陈芬得到消息十分高兴，马上化装成绅士夫妇，穿过重重封锁，于3月底赶到耒阳，参加了朱德、陈毅在耒阳的军事会议，积极组织地方武装，投入耒阳暴动。在攻打耒阳城的战斗中，毛泽建率领一支数十人的农军，手执长矛大刀，将负隅顽抗的耒阳民团杀得丢盔弃甲，狼狈逃窜。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湘南暴动队伍开赴井冈山，毛泽建和陈芬根据斗争的需要和组织的安排留在耒阳。他们在石滩、新市、东湖、夏塘一带乡村发动群众，组织农民游击队，开展地下斗争。毛泽建担任农民游击队队长，陈芬担任游击队的党代表。当时，环境十分险恶，但毛泽建坚韧不拔，万难不屈。她率领游击队，转战夏塘、敖山等地，白天分散各处，侦探敌情，晚上聚集一起，袭击敌人。不仅多次打败耒阳团防局的反动武装，赢得了一个又一个战斗的胜利，而且掩护了部分井冈山红军伤员和农民自卫军家属安全转移，有力地支援了井冈山的斗争。endprint

　　毛泽建在艰苦的游击战斗中，意志特别坚强，作战十分勇猛。当时她身怀有孕，照样坚持行军战斗。行军中，她忍住腹内剧痛，从不落后；战斗中，她忘却了腹中胎儿，次次冲锋陷阵。传说有一次战斗，三个匪徒同时向她扑去，三把刺刀同时向她刺去，她却不慌不惊，一步一步慢慢地后退，退到一蹲石狮子后面，猛然纵身一跳，跃过石狮，左手一刀，结果一个匪徒，右手一刀，又结果一个匪徒，吓得另一个匪徒连忙跪地求饶。那时，在湘南广大地区，女游击队长毛达湘的名字，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敌人对她闻风丧胆，群众对她交口称赞。

　　誓死为党的革命壮士

　　1928年5月初，毛泽建和陈芬带领游击队在夏塘休整。陈芬的姐姐陈淑元也来到了这里。不料，耒阳挨户团团长谭福堂带人正在暗中包围夏塘。在夏塘的一个偏僻的小山沟里，游击队与谭福堂遭遇了。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游击队终因寡不敌众，被挨户团层层围住。毛泽建与陈芬商议，决定分头突围。

　　陈芬率领部分战士突围到敖山，又碰上当地挨户团，激战中受伤被捕。毛泽建率领另一部分战士突围到棉花塘后，也碰上了挨户团。她和陈淑元都不幸被捕。5月5日，陈芬在敖山庙贯武桥上惨遭杀害。残暴的敌人还把他的头割下来，装在木笼子里，挂在耒阳城头“示众”。毛泽建在狱中听到这一不幸消息，愤怒已极。她没有眼泪，没有悲伤，双眼圆睁，只有复仇的火焰和斗争到底的决心。

　　陈芬被害不久，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来一支队伍。他们在袭击夏塘挨户团时，救出了毛泽建和陈淑元。这时，毛泽建身孕已有八九个月，行动十分艰难。同志们准备用担架抬着她转移出去。但她不愿拖累同志，坚持与陈淑元一起留在夏塘铺，隐藏在一个孤老太婆的家里。不几天，她便在一间阴暗潮湿的茅屋里临盆分娩，生下一个男孩。为了让孩子不忘记出生时的艰难，她给他取名“贱生”。

　　夏塘挨户团到处搜捕毛泽建。有一天，几个团丁突然在山冲里听到婴儿的哭声。他们顺着声音悄悄找去，终于在孤老太婆家里发现了毛泽建。毛泽建和陈淑元又一次同时被捕。刚出生的贱生，也被投进了监狱。陈淑元因为没有暴露身份，被保释出来。贱生也在党组织的营救下，被放出，由陈芬的母亲和姐姐带走。但因没有奶吃，不久便不幸夭折。

　　毛泽建再次被捕后，夏塘挨户团为了向上司请功领赏，立即把她解送到了耒阳县。于是，“毛泽东之妹”“女游击队长”被抓获的消息很快传开。国民党政府妄图从她身上捞到中共的重要机密，又将她从耒阳押到衡阳，最后关押在衡山县女监狱。

　　毛泽建在监狱一年多，敌人对她施尽了毒计，但都枉费心机。开始，敌人对她施用抽皮鞭、压杠子、针插指甲、灌辣椒水、铁丝穿乳房等酷刑，把她折磨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漓，但她始终无所畏惧，毫不屈服。接着敌人又用高官厚禄引诱她，她更是嗤之以鼻，毫不动心。她坚信“革命一定会胜利”，满怀激情地在狱中写了一份“誓死为党”的血书，后来交前来探监的陈淑元秘密带了出去。

　　毛泽建在衡山打游击时，曾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毛日曦，表示共产党人要像太阳一样，轰轰烈烈，光明普照。她被捕前这样做了，被捕后也坚持这样做。她不顾浑身伤痛，坚持教难友们识字，替她们读报、写信、绣花、做衣服，向难友们讲述革命道理，给黑暗的监牢带来了光明。对来探监的同学和亲友，她总是面带笑容，劝慰对方不要难过，不要为反动派的气势汹汹所吓倒，鼓励他们要斗争到底。她还想方设法做监狱看守和来监做事群众的思想工作，争取他们为革命服务。监狱里有一个女看守，在她的耐心教育下，思想有很大的转变，主动为她转送秘密信件。衡山县城有个木匠，到女牢修理壁架子，她便主动帮这个木工干活，热情地启发教育他认识共产党，使他很受感动。后来，这个木工还常来监狱看望她，与她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敌人软硬兼施，都未能从毛泽建身上得到共产党的半点机密，只好利用叛徒出来劝降。叛徒彭瓒无耻地劝说毛泽建“回心转意”，“不要拿性命开玩笑”，毛泽建怒不可遏，痛斥叛徒：“怕死不革命，革命不变节！要我投降，除非太阳西边出，湘江水倒流。你这个背叛革命的狗奴才，总有一天要受到党和人民的审判！”彭瓒被骂得无地自容，灰溜溜地爬出了女牢。

　　敌人觉得再也无法从毛泽建身上得到想得到的东西，便决定对她下最后的毒手。毛泽建视死如归，从容地写着遗书。她写道：“……我将毙命，不足为奇，在达湘个人方面是很痛快的了……革命轻易的成功，千万不要做这样奢望。但是，人民总归要做主人，共产主义事业终究要胜利。只要革命成功了，就是万死也无恨……”

　　1929年8月20日，毛泽建戴着脚镣手铐，昂首挺胸地走向衡山县城南门外马王庙坪刑场。沿途群众怒视荷枪实弹的敌人，热泪盈眶地送别大义凛然的英雄。

　　临刑前，敌人给毛泽建送上一碗水酒、两个包子。毛泽建冷笑着接过酒和包子，猛地将包子向前来监斩的衡山县长蔡庆煊打去，接着又把一碗水酒向蔡庆煊迎面泼去。蔡庆煊一边用手擦脸，一边声嘶力竭地怒吼：“毛达湘，你给我跪下！”毛泽建大声地回答：“不跪！有罪的不是我，而是你们！”接着，深情地对周围的群众说：“乡亲们，杀了一个毛达湘，千万个毛达湘会站出来……”最后高呼：“共产党万岁！”“同志们要努力！要革命到底！”

　　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毛泽建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她的英雄形象，像韶峰山麓里的秋菊，迎日竞放；她的革命精神，像涛涛北去的湘江，世代流淌；她的光辉名字，永远铭刻在南岳山下、湘江河畔的广大人民心目中。

　　年味儿 徐学平

　　一年又一年，似乎如今生活好了，每一天都像在过年，反而觉得年味儿一年比一年淡了。

　　说起年味儿，小时候在乡村，每当过了腊八节，家家户户就开始忙年了。大扫除、杀年猪、贴对联……到了腊月二十四，庄户人家的大院里都开始支起了土灶制作各种年货：花生、瓜子、藕夹、肉丸、汤圆、包子等等，或炒或蒸或炸，一直忙活到除夕都是停不下来的。小伙伴们也开始三五成群，结伴游荡，趁大人无暇顾及，跟父母要上幾毛零钱，买一盒小鞭炮，偷爸爸一根烟，把鞭炮点着了，一个个地扔出去，就在那噼啪声中拉开了过年的序幕。那个时候的年味，好像大都关乎快乐。

　　上了大学，却开始不愿意在家过年。总以为走出了乡村，见识了外面的世界，家乡的种种都开始与自己格格不入了。开始不愿意去街上凑热闹，情愿一个人在家里戴上随声听，听一上午崔健的摇滚。过了大年初一就想早早地回到学校，过自由自在的生活，虽说父母总想多留自己几天，想要离家的心却似拉满的箭，拦也拦不住。那个时候的年味，好像大都关乎自由。

　　工作以后，春运的车票成了阻断家乡年味的屏障。所有的童年味道都成了昔日的回忆，再也提不起自己半点兴趣。开始一个人孤单地漂泊在异乡过年，只有在大年夜接到父母的电话，才能让我想起已经过年了。后来结了婚，因为有了另一个人的陪伴，过年才开始有了别样的味道。不管是在家乡，还是在异乡，有了自己的家庭以后感觉在哪都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只要两个人能在一起。那个时候的年味，好像大都关乎爱情。

　　当女儿出生以后，自己当了父亲，才突然发现，自己的爸妈已经老去，这个时候的年味开始厚重起来。不在父母身边，过年就是回到他们身边的理由。于我来说，每一次的相见，是父母渐多的白发、渐深的皱纹、蹒跚的脚步和几十年不曾变过的唠叨。每当过年，看到长大的孩子、老去的父母，恍然间想起小时候父母替我操劳的身影，不觉间便有热泪充盈了眼眶。这个时候的年味，好像大都关乎亲情。

　　年，承载了我们太多的希冀和憧憬。年前的准备和热闹都化为浓浓的年味为我们拉开新年的序曲。年味在渲染的气氛里，年味在飘动的思绪里，年味在每个人流淌的血液里，让我们看得见，闻得着，品得到。都说年味已淡，曾几何时，我也觉得无趣。但现在的我真实地觉得：年味没有变，只是年华变了；我们也没有变，只是岁月变了。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