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最近有一本摄影作品称《印迹·一个美国人在丹噶尔的往事》（实际应该是“在湟源的往事”）。作者柏立美是美国传教士，于民国十年（公元1921年）来湟源，至民国三十八年（公元1949年）离境，在湟源传教布道28年。期间他用手中的照相机曾为湟源大部分地区拍过大量照片，于2016年由北京新星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收入照片300余幅，解说词（中英文）约15万字，此书的发行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反响，湟源县文化顾问、地方史专家任玉贵先生高度关注，他查阅史典，对照此书，发现了该书中许多与青海历史文化不相符合的地方，撰写了《尊重历史，史实首行·读<印迹·一个人在丹噶尔的往事>》一文。本刊现予刊发，以飨读者，也请专家、读者广述其见。

　　一、《印迹》是一本出错较多的书

　　笔者编写《湟源史志》时，县政协主席罗铭忠多次书面与口头重申以《湟源县志》为本，要求与县志对口衔接。因为《湟源县志》是在中共湟源县委、县人民政府直接领导下，湟源人文精英挥笔20多年，集体编写的成果。出版前经省志编委会专家多次审定，毋庸置疑，具有严肃性和权威性。

　　众所周知，一个地方史书，史实首行，史者实，实则据。意思是说编写史书必须从严、从细、从实，事实是关键所在。

　　按照惯例，一本史书难免有一点不足之处，但是近来出版的《印迹·一个美国人在丹噶尔的往事》（以下称《印迹》）粗略阅读，发现它在历史的重大节点上、涉及史实上与《湟源县志》《丹噶尔历史渊薮》，出入较大。如果不加以纠正，补偏救弊、正本清源，将有损于《湟源县志》、《丹噶尔历史渊簌》的权威，将对提高湟源历史文化品牌，营造湟源文化旅游大县非多无益反而害之。

　　从《印迹》入选的图片说起，湟源100余幅图片中错误如下：一是多幅反拍，疏于校正。出现牛碾场右转、士兵左肩扛枪，妇女上衣左襟等；二是重复多余。丹噶尔古城有5幅图片，一座水磨有7幅图片，而作为一章的“清真寺”反而只有3幅图片；三是张冠李戴，诸如将城隍庙定名龙王庙，将迎春门定名拱海门，将北庄子定名东科寺旧地，将蒙藏牧民定名藏客等；四是本来湟源“藏客”从1936年起才陆续进藏，但有16幅图片都标1927年、1928年。湟源赈济开仓时间与图片上标明时间不相符，尤其是柏立美“进藏”走西线，不合情理。五是评价过高，说成“海内孤品，弥足珍贵”。其实笔者手头藏有中国摄影大师庄学本的影集《尘封的历史瞬间》，在上世纪30年代早就镜头对准青海湟源，诸如塔尔寺全景，丹噶尔古城、扎藏寺等是1935年摄拍的，比柏立美的拍照1941年早五六年，而且数量巨大，精彩纷呈。

　　从《印迹》编写的解说词说起，全书27章中竟达21章出错，其中粗略统计错误约150处，还有枝节细末60余处。总结起来一是历史事件混乱；二是历史纪元错位；三是历史地名虚假；四是历史人物残缺；五是对民俗民风了解不够；六是个别历史观点扭曲等。

　　二、对《印迹》一书中错误的列举

　　关于湟源历史沿革

　　一、丹噶尔名称是清代称谓。《印迹》却说“古称丹噶尔的湟源县”。其实，据史记载，今湟源地域史前就是古羌人繁衍生息的地方，具有5000年同中原一样的辉煌历史，源远流长，而丹噶尔是清代称谓，不足300年的历史。

　　二、《湟源县志》称“湟源古为羌人居地”。《印迹》却说“夏、商、周、春秋时期为古羌人所居”。在夏朝以前有何称谓？“西戎羌地”据史记载是汉代人的称呼，弦外之音，不是夏、商、周、春秋时期的称呼，论史不合，适得其反。

　　三、《印迹》说“秦代属陇西郡”但据中国地图·秦代版土反映，是雍州，而不是陇西郡。

　　四、《印迹》说“汉元康三年，后将军赵充国率兵进驻湟水”，但据《西宁府新志》记载：汉宣帝元康三年复遣光禄大夫义渠安国行视诸羌。神爵元年，遣后将军赵充国击西羌，平之。

　　五、《青海通史》记载：汉元始四年（公元4年）王莽在今海晏县设立西海郡。《西宁府新志》记载：“平帝元始四年，置西海郡”，《印迹》却说“王莽政权在青海湖东设立西平郡”西海郡与西平郡相提并论。与史实相悖。

　　六、《西宁府新志》记载：魏，黄初三年，立西平郡，而《印迹》却说“三国时，曹魏政权复设西平郡”，这里复设西平郡仍指西海郡，史书无此记载。

　　七、《印迹》说“文成公主远嫁西藏，换来河湟地区唐蕃40年的和平”。文成公主进藏是公元641年，吐蕃攻灭吐谷浑是公元663年，唐与吐蕃开始严重对立，这样算来唐蕃和平大约22年。

　　八、《印迹》说“唐蕃之间时战时和，战乱不断，却并没有影响丹噶尔成为历史上有名的茶马互市之地”。这不符史实：战乱不断，受创巨深，哪有边口茶马贸易？唐代这里根本没有“丹噶尔”地名，何称“有名的茶马互市地”！

　　九、《印迹》说，明末，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把“青海丹噶尔”，（亦译德木卡尔）地方作为封地，赐给东科尔四世多居嘉措。但据《湟源县志》记载“明末称‘俱尔湾，清代才称“丹噶尔”，故明末没有“青海丹噶尔”。“德木卡尔”指湟源西南大部分土地及海晏、共和、贵德等县一部分土地。

　　十、《印迹》说“东科尔建成后，汉、回、藏，各民众前来朝拜”，众所周知，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只崇拜穆教。

　　十一、《印迹》說“清雍正五年丹噶尔土城修筑，次年并设守备署”。又说“乾隆九年特设丹噶尔守备署”守备署，据《西宁府新志》记载：清雍正元年平罗布藏·丹津，三年大通协营移丹噶尔营，参将马成伏于雍正四年到任。乾隆九年设守备署，首任守备江南元和人顾宗预到任。

　　十二、《印迹》说“1919年建省后，马麒首任省政府主席”。青海建省是青海历史上重大事件，老幼皆知，是1929年建省，首任主席是孙连仲。马麒死后，担任省主席的是马麟。《印迹》却说“时任甘边宁海镇守使”。

　　关于北极山

　　北极山，有七个山头，“状如北极，故名焉。”北极山是湟源八景之首，称“北极插云”，清人张兆珪有诗道：“石壁千寻危岫岭，云烟捧山翠楼悬；佳名北极播遐迩，城廓山林列眼前。”《印迹》在“北极山”中解说有不当之处，有失史实。

　　一、《印迹》说“群土包上建有六七座庙宇”。其实在北极山建有十座庙宇，其中从上到下顺序为魁星阁、无量殿、文昌宫、结义祠、三清殿、药王庙、娘娘庙、土地庙、雷神殿、法幢寺。

　　二、《印迹》说“儒、释、道齐备”，被誉为“三教和谐北极山”。其实没有儒学标志孔子庙，只有汉传佛教居士林，所以，北极山是以道教为主体的山庙，《印迹》也承认“北极山在清代已成为道教圣地”，失史失实。

　　三、《印迹》说群庙创建于清乾隆二十四年。其实创建于清乾隆四十二年。

　　《创建北极山紫霄观碑记》记载“工始于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7年）三月之朔，竣工于本年九月之下旬”。

　　四、《印迹》说“土地庙前是高高的土台，三清殿就建在土台上”。

　　其实，土地庙在北极山半山腰的小小土台上，而三清殿却在北极山山顶上，是虎踞龙盘、雄伟壮观的座栋楼，名扬湟北。

　　五、《印迹》没说清楚北极山朝山会原由。据《湟源县志》记载：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六月，天降天书，故名“天贶节”民间不传此说，也不叫“天贶节”，只叫“六月六”，以朝山进香，叩拜无量佛为事。笔者在幼年时代也参加过北极山朝山会，先到城内东朝山会地址关帝庙和西朝山会（地址城隍庙），城乡男女到东西两会拜佛和布施。到“六月六”这一天，相约在上午两会分别出庙，前往北极山进香。城内朝山会期间请城隍在城头巡城一次，然北极山进香拜无量佛从没请城隍进山，而《印迹》中有多幅“城隍进山”的照片，有违本地民风民俗。

　　六、《印迹》没有说出北极山进香时数百顶别焕新彩的伞中有著名的“孔雀伞”、“珍珠伞”，增辉添灿，引人注目。

　　七、《印迹》说“湟源方言中山、伞同音”，所以也被称为“朝伞会”，这是牵强附会之说。

　　关于湟源“藏客”

　　据《湟源文史资料》记载：首批 “藏客”正式进藏是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印迹》十多幅摄影作品中说“1925年”、“1927年”、“1926年”、“1928年”等，《湟源县志》没有这样记载，是谬误流传。其实，湟源“藏客”进藏，首先于民国十年（公元1921年），西藏先后在湟源置郭巴，拉郞作为前后藏商驻锡地方，后在同年设噶尔琫作为藏地方政府办事处，湟源商贾才与其交往，但进藏路途遥远，地势险峻，气候恶劣，人烟稀少，风险极大，湟源商贾只能望“藏”兴叹。民国二十五年，黎丹以国民政府监察院委员组成西藏巡礼团，趁人多势大，湟源商贾随团而往，其后上世纪30年代末，才形成“藏客”团伙，结帮成队前往西藏经商。《印迹》图片中多数所谓“藏客”以穿着上看，都是蒙藏牧民。原来拍摄的“藏客”以朱秀于民国八年（公元1919年）为历史背景，《印迹》莫辨真伪，铸成错误。

　　关于扎藏寺

　　一、扎藏寺，《印迹》说“宋代建塔燕静房”。其实，据《湟源县志》记载：由蒙古人在此修建一座静房，蒙古语称“塔燕”，汉族称“塔燕静房”，当时信仰萨迦教。

　　二、《印迹》说“明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三世達赖喇嘛应俺达汗之请来青海”。其实请来的原为西藏哲蚌寺活佛索南嘉措。在明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在今湟源日月山下（又说青海湖边）举行法会，东蒙古王俺达汗在法会上封索南嘉措为“达赖喇嘛”，索南嘉措追认一、二世，自称为三世。

　　三、《印迹》说“明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五世达赖弟子扎藏法王加央喜饶修建扎藏寺”。据扎藏寺碑文记载：“由五世达赖的高徒扎藏曲结·加央喜饶修建扎藏寺”。

　　四、《印迹》说“清王朝在青海派出机构“西宁办事大臣衙门”在该寺设行辕”。其实《西宁府新志》记载：钦差办理青海蒙古番子事务大臣（简称西宁办事大臣），设在西宁府城东。《西宁府新志》西宁府城图中也标有“总理青海署”。据史记载：民国三十一年设立都兰以前，扎藏寺一直是蒙古二十九旗联合会商政务的中心，为左右两翼，蒙古盟长代表常设机构。但与“西宁办事大臣”没有关联。

　　五、《印迹》说“正式建成扎藏寺作为固始汗的家庙”，其实，据《湟源县志》记载：扎藏寺是青海蒙古族的主要寺院，又是安多十三大寺之一，寺内保存固汗始盔甲、战刀等遗物，还收藏着藏、蒙古、汉三种文字合璧的丹珠尔大藏经。汉、藏民族也十分虔诚。

　　关于军事

　　《湟源县志》记载如下：

　　一、湟源驻军

　　宁海巡防军骑兵七营，民国五年（公元1916年）驻县城，撤离时间不详，民国九年（公元1920年）台站马队驻湟源，统领马步元，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马步元（时任旅长）应合马仲英屠城，被俘后自毙，其部溃散。

　　募兵制 民国时期，军队扩充兵员沿用清代募兵制。民国十四年（1925年），绅商李耀庭在宁海镇守使马麒授意下，从湟源招募骑兵248名，买马248匹，由其子李增荫任营长。于民国十五年（公元1926年）春开赴宁夏交马鸿逵。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省府又招募300余名。

　　征兵制 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农历6月，国民政府颁布《兵役法》，实行征兵制。起初征拔规定为“三抽一，五抽二”，后发展为“双丁抽一”。不少青年为避免服役，故意毁容断指，有的成为终身残废。国民党官员，趁机捜乱民财，中饱私囊。

　　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马步芳借壮丁“避训”为由，强逼未参训的400余名壮丁去乐家湾补训后，200余名补马部兵员，其余以马代丁。民国二十九年（公元1940年）年征拔常备兵，仅县城商号征160余名，每兵交600银元准免役，农村兵丁于民国三十二年（公元1943年）赴乐家湾编入八二军。民国三十四年（公元1945年）农历正月，县长马成骏以清除磨沟积冰为名，将壮丁骗集一起，从中拔兵百余人。民国三十六年（公元1947年）省府派马子英到湟源征兵，全县约征400余名。民国三十八年（公元1949年）农历正月、四月两次拔兵约800名，编入新编军。七月征兵170多名，头戴毡帽，身穿褐褂，俗称“褐褂兵”。去循化地区堵击人民解放军，解放青海时兰州已解放，逃散回家。

　　此外，抗战时期，马步芳多次向商会派“以马代丁”款，仅民国三十二年（公元1943年）农历2月18日，3月4日两次向湟源摊军马69匹，湟源群众深受其苦。

　　二、地方武装

　　1、团练、乡勇 同治时期，丹噶尔厅有团练马勇670人，步勇1550人。“马勇”每人收岁费银50两， “步勇”每人收岁费银30两。历时十年之久。

　　清末至民国时期，在大南乡、小南乡，西北乡、东乡均设有乡勇组织，乡勇约千余人，保卫家乡，有事则集，无事回乡生产。

　　2、民团、壮丁 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农历6月，湟源组建500人、500匹马的骑兵团，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扩为800人，800匹马。8月，整编为暂编骑一师三团，由师长马彪率军赴抗日前线。

　　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开始训练壮丁，全省分为7个壮丁区，湟源属第一区。县设壮丁司令部，区设总队，乡设中队，保、甲亦有相应组织。4年内都进行训练，每期两月，至1941年共训练17—50岁的壮丁3269人。

　　针对以上军事记载，《印迹》出的错误：

　　一、《印迹》说“青海1919年建省后，马麒首任省政府主席”。

　　二、“丹噶尔旧寺台营盘”（1938年），又说“这是民国年间修在丹噶尔旧寺。

　　三、台下的新营盘”是旧寺台还是旧寺台下？营盘还是新营盘？既然说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又说“民国年间修的”，193页这张图片解说含糊不清。

　　1936年“马步芳上台时”其实是1938年。

　　四、“新兵营碉楼历历可见”，笔者之家就在光华村，俗称北庄子，所谓《印迹》中称碉楼是上沙沟刘丁旺场上；二是在王家场上。与兵营距半里之路。笔者从小看到的老兵营从来没修过碉楼。

　　五、1929年后湟源没有驻军，1937年民团开拔西宁，而201页图片中“新营盘前训练的步兵已经肩扛步枪了（1939年）”出现步兵左肩扛枪。图片翻拍。

　　六、204页图片中“站岗的士兵左肩扛枪”。图片翻拍。

　　七、205页图中，“爱国绅士李耀庭在1935年出资招募一个民团，1938年这支800人的队伍编入骑兵师”。其实李耀庭于1927年招募骑兵营，1935年，1936年两次承办民团，1937年扩编800人，800匹马，于8月赴西宁，编入骑兵师。

　　八、208页图中，全副武装的健儿，开拔湟源时8月（农历七月），但着装却是棉衣，与211页图中团勇服装一样，足见不合时宜。

　　关于娱神会在《印迹》中的错误

　　一、《印迹》说“村里有三霄娘娘庙而得名”实际庙沟村娘娘庙称“圣母宫”。

　　二、《印迹》说“赛马会就成为庙沟最为隆重的娱神项目”其实最为隆重的是“沐浴节”为“三霄娘娘”洗澡洁身的节日，“赛马节”是民间体育活动，不是“娱神项目”。

　　三、《印迹》说：“年年举行，至今已有三百多年的歷史”。据《湟源县志》记载：圣母宫建于清乾隆四十八年（公元1783年），至今才有233年，图片拍于民国十四年（公元1925年），也不过142年。

　　四、庙沟赛马会，笔者在解放前1948年孩童时参加过，解放后多次参加，赛马在沟中举行，大约百匹左右，主要有四乡八堡，还有海北、海南、临近甘肃等地，从没见过红帽（玉树果洛）。赛马骑手中，也从没发现王公、贵族。

　　五、赛马活动图片拍照于民国十四年（1925年），招待应是湟源县知县张勤中，但《印迹》却说“丹噶尔的知县”众所周知，丹噶尔没有知县只有丹噶尔同知。

　　六、赛马活动是民间体育活动，拔得头筹的骑手由亲朋好友披红挂彩。

　　关于“被庇护的逃荒者”

　　《湟源县志》记载的丹噶尔开仓赈济灾民与《印迹》5幅图片说明大相径庭。《湟源县志》无记载1940年、1941年甘肃灾民到湟源赈济。《印迹》186页“他们甘肃和陕西逃荒的大批难民在丹噶尔城内等待义仓赈济（1941年）”；187页上“一小包救济粮（1941年）”；188页“原集在丹噶尔南城的灾民（1941年）”；189页“陕西灾民在等待救济（1941年）；”191页“可怜的平民不知来自何方（1940年）”，与史实不相符，没根没据。

　　《湟源县志》中明确记载：

　　一、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青海东部地区由于民族矛盾，出现动乱，逃出的难民纷纷云集到丹噶尔厅署，动用义仓300余石，按口赈济；

　　二、民国十七年（1928年）甘肃古浪大地震创伤还没有抚平，又有五十多个县遇到大旱，粮仓已空，灾民250万四处求食，涌入青海西宁、湟源地区、官府开仓赈济；

　　三、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湟源春旱，秋粮无收，多数农民口粮断炊，疾病流行，全县死亡1466人。

　　另外“被庇护的逃荒者”还有如下错误：

　　一、《印迹》说湟源移民城几乎来自全国各地。其实据记载，大都来自江南。

　　二、《印迹》说“义仓粮食由百姓捐集”。其实由官府和地方绅士捐集。

　　三、《印迹》说“义仓又称社仓”。其实社仓俗称义仓，民国二十三年（公元1934年）改为县仓。

　　关于社火

　　社火，顾名思义，社是土，土指黄帝；火，指炎帝；故社火是祭祀中华民族创始神炎黄二帝的群众文化活动。

　　一、《印迹》说“正月十五是祭神最重要的节日”。其实，正月十五是一年头一个上元，所以称“上元节”，十五夜古称元夜、元夕，即元宵节。人们喜欢扎灯笼表示庆贺，又称正月十五为“灯节”。

　　二、《印迹》说“小年大十五”意思是说“过正月十五与过年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这是不懂节日民俗之说，其实“小年大十五”是说农历腊月没有三十日的那一年称“小年”，人们习俗上把“正月十五”称大，加之十五早上有天官赐福风俗，故有小年大十五之说。

　　三、《印迹》说社火开头有“正月到十五，十五的庙门儿开”这是诗歌，还是俗语？听起来既不顺口，又非常别扭。笔者了解到，这样的诗歌或俗语在湟源非常流行。如“正月十五庙门儿开，乡里的阿娘们点香来”。“正月十五雪打灯，雪打的灯笼儿转”。“正月十五迎新春，男女老少齐欢庆；风调雨顺盼丰年，国泰民安享太平”。

　　四、《印迹》说“丹噶尔社火来源于山西、陕西移民”。其实，据笔者考察的光华村社火发现，湟源社火是地地道道的本土社火。首先这里是羌人繁衍生息的中心地域，称牧羊人。湟源社火头一个身子称“大羊歌”，头带羊角帽，身穿羊皮袄，意为不忘祖先羌人；“两条龙”：青龙是炎帝，表示风调雨顺，黄龙代表黄帝，意为国泰民安；“跑旱船”本是牧羊人骑马，为何跑旱船？原来历史上羌人从青海迁往东南，遇到江河，开始用船的故事；“八仙庆寿”是众八仙庆贺羌人首领西王母，如此等类，说明湟源社火是本土羌人文化的遗存，当然它也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但主根，主脉仍是本土文化的社火。

　　五、湟源社火分东西两门，东门社火在南庄，由绅士当会头，哪一年谁当会头，社火身子就在谁家出进，但正月十二出“炎官”时所有身子全部到光华村今北庄子火神庙祭祀。《印迹》所说“丹噶尔龙王庙里，就在准备社火高台。”众所周知，龙王庙里不出社火身子，笔者在图256页、261页详细端详后发现，身子不在龙王庙，而是会头的家院。

　　六、笔者多次参加东门社火，项目齐全，精彩纷呈。其中包括高跷、旱船、狮子、舞龙、八仙、高台，身子（演员）之多，规模之大，引人赞叹不已。《印迹》却以偏概全，一孔之见，说什么最好看要算“湟源龙王庙的高台”，这是谁的说法？

　　关于东科寺

　　一、据《湟源县志》记载：东科寺全称“东科尔寺”如“西藏东科尔”、“西宁东科尔”《印迹》却说“洞阔寺”但史书上不见经传，实际编写中也很少应用。

　　二、东科尔寺藏语译音，意为僚属。

　　三、据《湟源县志》记载：西藏东科尔在西藏安多地区，《印迹》却说“四川甘孜东谷寺”（见238页）。

　　四、据《湟源县志》记载：清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多居嘉措从西藏安多迁来，动工，经三年（公元1651年）在丹噶尔峡东口建成，东科尔寺而闻名遐迩。

　　五、“唐玄宗封青海湖为广润王”却说“广润公”（见340页）其一字差，青海湖规格有天渊之别。

　　六、清代“祭海”由钦差大臣或陕西总督担任主祭，由西宁办事长官，西宁镇总兵等陪祭。却说“清代祭海大臣均由一至二品大臣担任”。含糊其辞。

　　七、“祭海”开始于唐天宝七年（公元748年）大都遥祭，清代，从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正式“祭海”到1949年，只有224年，《印迹》却说“祭海盛况延续千年”。

　　八、据《湟源县志》记载：康熙四年（公元1665年）四世东科尔入京，封为“禅师”“蛮姝什哩禅师”后辈东科尔为驻京呼图克图。《印迹》却说“皇帝封四世东科尔活佛为驻京呼图克图”。（见238页）

　　九、据《湟源县志》记载：清雍正十一年（公元1734年）由五世东科活佛在丹噶尔西南五十里黑山之阳，修建新寺。《印迹》却说“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于现地重建”。

　　十、据《青海通史》记载：公元1637年应五世达赖和四世班禅的请求，固始汗从新疆率兵进藏消灭藏巴汗。扶植格鲁派黄教。《印迹》中只有“五世达赖”，没提“四世班禅”，不符合历史史实。

　　关于清真寺

　　一、《印迹》说“丹噶尔清真寺座在县城城关镇万安街社区。”这个地方，应是湟源县清真寺，不称丹噶尔清真寺。

　　二、《印迹》说清真寺“1932年开建，1934年竣工（见254页）”。如是这样，民国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这正是民国时期，千真万确地说，湟源县清真寺，与丹噶尔风马不相及。

　　三、据《湟源县志》记载：清真寺建于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卻说“1932年开工，于1934年竣工”。

　　四、《湟源县志》记载：马麟当时任青海省政府主席。《印迹》却说时任甘边宁海镇守使。

　　五、《印迹》说清真寺先后聘请马全录、乙哈思、马耀武任阿訇。但据《湟源县志》记载：先后任阿訇的有马全录、乙思哈（备注：“乙思哈”为正确）、大河沿、马耀武、马如林、马英、马玉亭等。

　　六、《印迹》说“满拉若干，由阿訇执教”。256页图片中又出现了“教长”两个名称。还是《湟源县志》记载的好，“所谓阿訇，即为教长”。

　　关于中西合璧的福音堂

　　一、《印迹》说“早在公元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荷兰人哈林特和他的美国籍妻子苏西博士已经在丹噶尔设立基督教传教会”。其实据《青海通史》记载：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基督教牧师到西宁传教，在丹噶尔设立福音堂。

　　二、《印迹》说“1919年又有内地商人创立了中华内地会”。实则内地会由教士敦巴·格达等创立。

　　三、《印迹》说“1921年美国籍牧士柏立美在城内租民房设立福音堂，其后在南城壕购地一块，正式建成丹噶尔福音堂。”其实，据《湟源县志》记载：其先租用城内民舍传教，后于民国十二年（公元1923年）租用居民陈光恭房产一处，即原清都司衙署地址于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动工修建福音堂。

　　四、《印迹》说“当时虽然来丹噶尔的洋商很多，但大都来去匆匆，真正定居下来的只有俄罗斯商人斯巴显肯”。据《湟源县志》记载“十大洋行中俄罗斯‘美最斯，于1937年撤走”。洋行与斯巴显肯经商是两码事。据传斯巴显肯是俄罗斯旧军人，被苏联红军击溃后于约1924年来湟源。笔者孩童时亲眼看到，他在城内东街经营青盐、茶叶。经常订阅苏联《真理报》。

　　五、斯巴显肯的子女，男丁称斯保罗，女称斯罗依，还有子女叫斯美兰的在城关一完小教书，笔者多次观摩、听过她的课。是个优秀的语文教师。

　　六、《印迹》说“教民坊用手拉磨在磨糌粑”。众所周知，手拉磨不会拉出糌粑。

　　关于刚察家婚礼

　　一、刚察祖名原为“刚咱”。（见《青海通史》）

　　二、《印迹》只说其的源头，但没有说清楚“刚咱”族的关键由来。据《青海通史》记载：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西宁办事大臣吴必淳就曾“含混允准”贵德厅属拉安部落在黄河以北驻牧。与此同时，黄河以南藏族各部也不断派人向西宁办事大臣及陕甘总督衙门要求准许在黄河以北游牧，并保证服从官府约束，“承当官差”，“不滋生事端，与蒙古各旗平安”。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新任陕甘总督乐斌在征得青海各旗蒙古王公愿将青海湖以南地区“暂时借给住牧”的意见后，奏请将北移藏族安置于青海湖以南各地游牧，以为“羁縻”之策。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西宁办事大臣福济继续筹办安置事宜，奏准将移入河北的河南8个部落即千布录、完受、刚咱、汪什代克、都受、曲加洋冲、公洼他尔代及拉安共计18420人在环湖地区划给地界游牧，并在各部委令千百户层层管束。

　　三、417页图中有“环海八族总千户、国民党国大代表、青海骑兵旅少将旅长”。此处表述不符合事情的原委，1935年的摄影如何有1936年和1948年发生的任命？据《刚察县志》记载：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马步芳任命华宝藏为“青海南部边区警备司令部骑兵旅旅长”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正式任命华宝藏为环海八族总千户；民国三十七年（公元1948年）马步芳选派华宝藏为“国大”代表，又推荐为国民党中央法院立法委员。民国三十八年（公元1949年）刚察千户设置为青海省直辖区。

　　关于湟水河上的木桥

　　一、《印迹》说“青海境内的湟水河发源于青海湖东”。笔者置疑是否还有青海境外发源的湟水河？湟水是我国第二大河的最大支流，应当说“湟水发源于青海境内包呼图山”。

　　二、《印迹》说“湟水发源于青海湖东，在甘肃河口汇入黄河”。但据《西宁府新志·地理山川》记载：湟水发源西塞外，东北乱山中（即今海晏县包呼图山），流至甘肃张家河湾入黄河。

　　三、《印迹》图片（见309页）说“湟水河上最大的木桥，它连接去西藏的商道”。其实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时已修建宁玉大桥，即西宁至玉树。故它不是去西藏的商道，而是城内去公园路的一条握桥。

　　四、《印迹》说“桥下是当地著名的谢家磨的出口（见309页）。”笔者从放大镜细看，没有发现谢家磨的出口的蛛丝马迹，倒是发现这座桥的西边有一座六个桥墩的大桥。上世纪70年代，笔者走过这条桥，从没有见过桥的西边有大桥。

　　关于1929年的“东方辛德勒”

　　（一）《印迹》说柏立美为“东方辛德勒”。约翰·拉贝（John Rabe，公元1882年11月23日-1950年1月5日），是生于汉堡市的德国商人。1937年11月，侵华日军开始袭击南京时，他在南京的住所（同时也是办公地）南京市广州路小粉桥1号，作为南京安全区收容难民的25个国际安全区之一，保护了600多位难民。作为南京国际安全区主席的拉贝和其他国际友人一同，协同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在其负责的不足4平方公里安全区内，拯救了超过25万中国人的生命。

　　以其在1937年-1938年的南京大屠杀期间的人道主义行为，以及作为南京大屠杀翔实证据的《拉贝日记》而著名，被世人尊敬地称为“中国的辛德勒”。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拉贝因曾是纳粹党员而被先后苏联和英国逮捕。鉴于在南京时的功绩，得到国民政府每月金钱和粮食接济。由其本人所著的《拉贝日记》于1997年出版，并被译为中、英、日、德四种语言，被公认为是研究“南京大屠杀”事件数量最多、保存得最为完整的史料。而1929年的“湟源屠城”战，伤约1000余人，据目击者说：“柏立美个人诊所疗伤救治伤员100余人。”首先事件与时间不对，“湟源屠城”战在前，“南京大屠杀”在后。仅此事就称之为“东方的辛德勒”，大不妥。

　　（二）《印迹》一书定位为“一个美国人在丹噶尔的往事”，说“柏立美夫妇在湟源亲身经历了这场酷烈的浩劫”，“暴徒血洗湟源”等，再没有说“丹噶尔”，又原原本本记录了“湟源县民众殉难纪念碑”也没改为“丹噶尔民众殉难纪念碑”这就是历史，再次证明本书定位脱离时代。

　　（三）《印迹》说：“军阀混战，在经济和军事上具有价值的丹噶爾，成为各方争夺的热点。”其实他没有说清楚“屠城湟源”的来龙去脉，尤其是谁主宰的这场血案，不妨看看《湟源县志》中“马仲英屠城”。

　　马仲英屠城 民国十四年（公元1925年），国民军进入甘肃后，一再削除异己，民国十六年（公元1927年）赵希聘任河州镇守使后更加严重。宁海镇守使马麒为保全既得利益，反对国民军西进，怂恿其侄子马仲英，去河州参与反抗国民军。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农历四、六、八月，马仲英三次围攻河州，均被国民军击退，流散临洮、夏河一带。年底即率部向青海转移，途径循化、贵德至湟中，一路劫掠烧杀，无恶不作。民国18年（公元1929年）正月初，马仲英主力部队经湟中县大小康城直向湟源时，县城顿时惶恐不安。初三时县长张克德，省政府秘书杨万里、绅商李耀庭、乡绅张寿椿等在城内会商防卫事宜，遂将光绪年间存放的刀、矛、火、炮等运上城头。初四日在向省府申请救援的同时，于当晚督率商团和民团2000余人登城防御，但驻城部队头目马步元言行不一，居心莫测，使官署与百姓极为恐慌。

　　初五日下午四时，马仲英的先头部队已经白水河庄至城南五华里的蒙古道一带。县城“团勇”立即关闭城门，马步元城外的部队在东关一带趁机抢劫，县城一片混乱。蒙古道的张寿椿组织庄民数十人开枪阻击，县城部分“团勇”亦去增援，但因指挥者无攻战常识，匆忙交战中，发现有人被打死，即骑马先逃，“团勇”随之溃退。张寿椿等虽抵抗一夜，终因众寡悬殊，于次日天明爬山逃去。马仲英部放火烧毁油房、水磨，直向县城进击。初六日清晨，马仲英与马步元的驻城外部队会合，即由九面场、北极山南北夹击攻城。城上没有外部女墙，无战壕掩体，“团勇”死亡惨重，城内群众登城增援。9时许，马仲英部队爬上西北城角，“团勇”慌不择路，顺城墙乱跳，伤亡很大。马步元驻城内部队开城门呼应，县城失陷。“二马”部大肆屠城，“商团”及“团勇”惨遭杀戮。店铺民宅多处被焚烧，烈焰蔽日。随之挨门逐户奸淫掳掠，杀人放火，全城男女大部被难。从蒙古道溃退匿藏鱼儿店的70多“民团勇”全被砍死。城内城外，街巷院落，尸体横陈，杀死2000余人。财产损失约二三百万银元，造成湟源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浩劫，回汉群众尽受其苦。

　　湟源县城告急之时，省主席孙连仲于正月初五日即派安树德、鲁崇义部追击。安恐遭伏击，姗姗其行，至离县城50华里的镇海堡即行扎营，翌日又屯兵西石峡。闻及屠城时，方于初六日下午三时赶至县城，国民军即从二架梁炮击北极山一带，马仲英即调部队出城部署应战，先派一小股骑兵，占领大峨博高地扁坡台，继将大部人马集中在北极山及城北一带，准备撤退。安部为争夺扁坡台几次冲锋，死亡100多人，未能占据。于是改由一个炮排登对面旧寺台山坡将马部击溃，占领扁坡台。遂轰击北极山。“二马”部难以抵抗，满载劫掠财物，夺路溃逃，从拉沙尔峡、申中后沟直奔上五庄。

　　马步元在逃途中，因贪恋自己的资财，复行折回，被国民军包围，要他交出两个杀人凶犯“黑鹰”和“黄鹰”，并要他交代屠城责任。马无辞可辩，举枪自杀。“黄鹰”被毙于南城台，“黑鹰”在逃途中被击毙。其他藏匿在马公馆中的百余人，依次出门，就地枪决。

　　初七日，孙连仲派杨希尧等携带赈款来县慰问。年底，湟源各界树忠魂纪念碑亭一座，以志哀悼。

　　《青海通史》也记载：

　　从表面上看，河湟事变是因国民军征发苛急，践踏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简单粗略处理民族宗教问题而激发的，因此，事变具有正义反抗的因素在内。但实质上，这次事变是甘青地区回族军阀势力与国民军之间矛盾的一次总爆发和武力较量。国民军入甘，先后翦除陇上诸镇，意在统一甘陇军事，这势必危及回族军伐势力的生存并遭其反抗。河州事件的主要领导人马仲英是宁海军下级军官，是军阀马麒的堂侄，马延贤、马延勷均是原“西北王”马安良之子，参加作战的骨干多是马麒、马延勷部下兵士，他们无不维护回族军阀的利益。河湟事变表面上是年轻枭雄马仲英在叱咤风云，实际上整个事变可以说是甘青回族军阀集团领袖人物马麒玩于股掌间的一张牌。马仲英起事前得到马麒的暗示与默许（一说是派遣），起事后得到在馬麒唆使下哗变兵士的参战，后来马麒又将马廷勷推入反冯前线，最后马麒却又协助国民军招抚镇压反冯势力，取得国民军的谅解，达到了保全自己的目的。河州地区回汉人民对国民军的怨恨情绪和正义的反抗斗争，都被马麒巧妙地加以利用。事变的结果，给了国民军以一定的打击，但兵连祸结达三年之久，马仲英、马延贤等兵败后到处流窜，所到之处杀人越货，“逆我者亡”，成千上万的无辜百姓惨遭屠戮，祸延今甘宁青数省，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巨大损失。

　　《印迹》中反映这次事变的图片，只有5张。其中2张是被烧毁的房屋，2张是受伤的百姓。但《印迹》却说，柏立美经历了所有的过程。这样一次现代史上惨绝人性的血案少不了乡勇守城，尕司令攻城，驻军马步元叛乱，西关鱼儿店血案，南城台焚烧、李耀庭等商号被抢，县政府激战，尸体遍古城等这样的惨烈场面，照片却极少。

　　关于塔尔寺：藏传佛教的艺术宝库

　　一、《印迹》说塔尔寺由于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诞生于此，成为闻名世界的佛教圣地。其实这里缺少了宗喀巴是“第二佛陀”“宝贝佛”这样一个崇高至上、光艳四射的冠名，塔尔寺才成为佛教圣地。

　　二、《印迹》说“塔尔寺是安多藏区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建筑群”，笔者认为塔尔寺地处青海东部地区，不属于安多藏区，只能说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寺院之一。

　　三、《印迹》说“各殿堂建于明清时代”。语焉不详，过于笼统。其实，据《塔尔寺志》记载：大经堂建于明万历三十四年（公元1606年）；九间殿建于明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小金瓦寺建于明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大金瓦寺建于清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花寺建于康熙五十六年（公元1717年）；如意宝塔建于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

　　四、《印迹》只说“公元1357年农历十月二十五日，婴儿”但没有说这个婴儿生于元惠宗至正十七年（公元1357年）本名罗卜藏智华。后来尊称“宗喀巴”。

　　五、《印迹》说“先有树，后有塔，然后才有寺”，应当说树载于元至正十七年（公元1357年）；塔尔寺建于明洪武十二年（公元1379年）；寺正式建于明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从那时算起至今440年。

　　六、《印迹》记述：历代钦差大臣等都到过塔尔寺。然而笔者认为清朝时期塔尔寺最为光辉灿烂的是清乾隆十四年（公元1749年），高宗弘历皇帝钦赐“焚教法幢”，并赐塔尔寺“梵宗寺”。

　　关于如来八塔

　　一、《印迹》说“如来八塔”，但据中国摄影大师庄学本1937年拍照，又称“普逝八塔。”《西部漫行》称“如意宝塔”。

　　二、《印迹》没有说明建塔时间。据有关塔尔寺史料记载：如意宝塔建于清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

　　三、塔尔寺，先有塔，后有寺。其中塔尔星罗棋布，除广场醒目的如意宝塔外，在小金瓦寺门前有白色的轮塔，寺院西北角有四门塔，菩提塔，大金瓦殿内银塔、灵骨塔、金、银、铜制的佛塔等，塔尔寺构成了一个塔的世界。这些《印迹》没有点到。

　　四、《印迹》记载的八座塔是“莲聚塔、菩提塔、转法轮塔、外道塔、天降塔、息净塔、祝寿塔、涅槃塔等”，不过建塔的缘由说法不一，根据藏汉学者认为，八座塔是纪念佛祖释迦牟尼八大功德而建的。其中自东向西，塔名是“聚莲塔、菩提塔、法轮塔、降魔塔、降凡塔、息净塔、尊胜塔、涅槃塔”。据《塔尔寺志》记载，如意宝塔、高六米，底方，中圆，顶尖，诸塔造型一致，但圆形部分的梵文和图案各有异别，当年筑塔与上不同的有多门塔、胜利塔等。

　　关于从丹噶尔到拉萨

　　《印迹》记载：柏立美进藏线路为1927年5月8日从湟源出发，经柴达木戈壁沙漠上巴隆旗，经都兰县右翼后旗（塞什克）都兰寺（今乌兰县境）通天河那曲（黑河）至1927年底到达拉萨。为此笔者对《印迹》中柏立美进藏有疑问：

　　一、湟源于民国十年（公元1921年）已有前藏的郭巴院和后藏的拉郎院是藏商驻居地，还有西藏政府设立办事机构噶尔琫，所以由青海湟源人进藏在这里既有商务联系又有进藏关防的照应，柏立美是否办理了进藏手续？如办，他怎么在黑河遇到大麻烦，如没办，他如何进藏？

　　二、柏立美从丹噶尔进藏走的是西线，大都在蒙古族牧地，为啥专门请藏族向导，不请求蒙古族，学习蒙古语？

　　三、民国以来从湟源进藏路线是沿着唐蕃古道和清代“官马”大道，大体经过倒淌河、恰卜恰、兴海、玉树、那曲、当雄、羊巴井至拉萨，这路有众多站道、相对集中的部落，又有玉树关防。民国八年（公元1919年）朱绣为首“甘青”赴藏慰问团就走此线路，柏立美进藏为什么不走东路，另辟“西线”挑战极限？

　　四、据有关资料，从湟源进藏的路线有东西两条之分，走西线从湟源出发，经茶卡，茶汉乌苏、香日德、宗家巴隆，阿尔顿曲进昆仑山，唐古拉山，到那曲，这条进藏路线一旦进入昆仑山，地大势高，海拔四千以上，寒风如刀，刺面如血；瘴气甚嚣，步行气喘；荒无人烟，野兽出没。约二千里路，单凭柏立美几只驮牛、几个人如何步行走出去？

　　请看《青藏公路之父慕生忠》：1951年，慕忠生作为西北野战军进藏部队的政委，率领一千余名解放军指战员组成的先遣队，赶着一万多头牲畜，从青海香日德出发，护送十世班禅沿着江河源头，过沼泽，渡通天河，跨越唐古拉山的郭田山口入藏，一路上，人减近百，牲畜损失三分之二；大批粮食抛在了雪山草地。先遣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花了113天的时间才到达拉萨。1953年春，任中共西藏工委组织部长兼西藏运输总队政委的慕生忠，再次奉命执行紧急运粮任务。他率领驼工2500余人及17000多峰骆驼，从格尔木沿昆仑山脚向南进发，这次选定的路线比第一次进藏的路线靠西二百多公里。这一线沼泽少，便于行走，但气候更加恶劣，沿途草不及寸。习惯于吃高草的骆驼相继饿死在途中。待到拉萨，骆驼损失四分之一。

　　笔者于1960年参加柴达木调研团，从茶卡、茶汉乌苏、香日德、宗家巴隆到格尔木。2002年笔者从格尔木出发，进昆仑山，经不冻泉、五道梁、楚玛尔河、沱沱河、雁石坪、过唐古拉山口、到安多、那曲即黑河。虽然乘坐现代化工具，但路途遥远，气候恶劣，翻山越岭，仍是艰难困苦。

　　五、柏立美进藏路线对不对？据《印迹》说法，笔者按图索冀，1927年5月8日从湟源出发，经柴达木戈壁沙漠、巴隆旗（今格尔木地区），都兰县西右翼后旗（今塞什克）都兰寺（今乌兰县境）通天河、那曲、于1927年底到拉萨。

　　从中可以看出，柏立美进藏走的西线，奇怪的是从巴隆没有继续往前，却返回向东至今乌兰、塞什克、都兰寺；柏立美如何又从都兰一下到了通天河、西藏境内那曲？

　　六、《印迹》387页图上说“长长驼队遂从丹噶尔出发”而在127页同一张一模一样的图片中又说“丹噶尔藏客的骆驼跋涉至昆仑山中（1927年）”。从127图片上看，有茂密的树林、寺院、村庄等，肯定不是昆仑山。

　　七、《印迹》说“柏立美快到唐古拉山口时，突见四名配枪剑的骑士飞奔到跟前，奉命搜查他的行李，進藏的目的，快到黑河时“几位从高处策马下来说黑河总管正派人要你的命等等”。其实，唐古拉山高5千多米，空气稀薄等，地势高寒，历史上属于青海界，黑河总管管不了，也不会在这里搜查。唐古拉山口经安多到黑河约400里路程。《印迹》上述描述好似邻居串门，非常接近，过个门槛似的。不合情理。

　　据朱绣亲记《海藏纪行》中记载：俄曲卡本达木蒙古安木多族所属之地，是黑水，故称黑河，他西通拉萨，东通玉树，南界川边，北达柴达木，当海藏之要冲，扼西藏之咽喉，西藏设堪布一员，昂锁一员，管理（达木）蒙古三十九族，征收税务，并盘查往来行人。凡有入境之人，不论番汉，僧俗，先由堪布查验护照，请示拉萨，认可后始准渡河。

　　八、《印迹》中柏立美在黑河那段惊心动魄的描述应属虚构，在图片中黑河总管没露面却半道出来“大税官”，既然藏族一家救了柏立美，图片中却没见柏立美。

　　九、柏立美到了拉萨，按理说应有摄影作品，但基本没见几张，而且《印迹》一书中的“布达拉宫及夜景”是从任何方位都无法拍摄的，除非航拍。

　　十、《印迹》388页中说“柏立美路过都兰县”。其实都兰县于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年）成立，柏立美于1927年时不称“都兰县”。

　　十一、“都兰寺背靠一条祁连山山脉”。其实按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青海省地图册》（乌兰县）都兰寺背靠青海南山。

　　十二、西游记中唐僧在通天河，那是下游，通天河上游，笔者曾经过过，水势较小。故《印迹》说“因无渡船”，人与驮畜只得冒险泅渡，与实际不符。

　　十三、《印迹》60页中说“1919年朱绣作为北洋政府入藏特使，进藏与达赖谈判，促成了英国殖民者拟定《西姆拉条约》之后西藏问题的和平解决。”这是歪曲历史，中国政府和全国人民从来没有承认英帝国主义强加的《西姆拉条约》。朱绣进藏与达赖多次谈判使达赖“顷心向内，五族共和”彻底粉碎了英帝国主义妄图将西藏从祖国分裂出去的罪恶阴谋。据朱绣编著的《西藏六十年大事记》铿锵有力，斩钉截铁的申述这个立场：

　　民国以来，袁世凯为了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急于求得英国承认中华民国，授人以柄，竟屈服于英国的威胁讹诈之下，同意英国干涉中国内政，举行中、英、藏三方参加的《西姆拉会议》。会上，英帝国主义阴谋策划、抛出所谓“内、外藏”划界议案，在全国一致声讨、反对声中，《西姆拉会议》制造的草约，不得不搁置而告吹，但它的幽灵，仍时时被英国拿出来舞弄。尤其是英国在会场以外，以扶持“西藏独立”，“赶走西康的川军”二事为诱饵，背着中国代表，威胁，利诱西藏的一些农奴主、亲英份子，与西藏地方代表夏扎·边觉多吉等秘密签订“麦克马洪边界线”，割占了中国约9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以致成为今天中国、印度两国关系史上的历史遗留问题。

　　关于游历甘南

　　一、《印迹》说“甘南是唐蕃古道的黄金通道”。但据《唐蕃古道与文成公主》记载：古道从长安出发，经咸阳，天水，陇西，兰州至青海西宁。

　　二、《印迹》说“甘南历史悠久，秦时部分地方已属临洮郡管辖”。但据《中国地理出版社》记载：甘南地区属秦的雍州。

　　三、《印迹》说“1921年，西宁东关清真大寺礼拜大殿竣工，拉卜楞寺五世赠送三个镏金筒，当地政府命工匠放在大殿屋脊上”，这里“当地政府是指的谁”？据《青海通史》记载：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北洋政府下令废西宁府，留为西宁道。1921年黎丹任西宁道尹时。

　　四、《印迹》说“抗战暴发，拉卜楞寺五世向国民政府捐献飞机三十架”（见26页）夸大其事。其实，众所周知，一位拉卜楞寺的活佛有多少资产向国民政府捐献飞机三十架？据笔者不完全从资料了解，抗日战争时期青海各族捐献还不够卖飞机一架。

　　五、《印迹》说“四世嘉木样活佛曾云游礼拜各地佛教圣迹”。“礼拜”是伊斯兰教用语。

　　六、那位新娘上身图44页是左襟，同一位新娘上身图45页又是右襟。

　　关于从夏河到贵德

　　这一章，图片只有3幅，解说文字也不多，但对遐迩闻名的贵德古城玉皇阁说明简单粗略，只说“玉皇阁是贵德古城标志性的建筑，建于明万历年间。”

　　但据《西部漫行》《贵德县志》记载：

　　玉皇阁位于贵德县府古城内，又名“万寿阁”，始建于明代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清代道光十一年（公元1831年）增修，同治六年毁于兵燹，民国二年重修。玉皇阁建在土筑砖包的高台约25米多，阁为三层，翘角飞檐，雕梁画栋，十分壮观。不少文人墨客多有题词。诸如“阁重北斗悬梯上，势压黄河挂云涨”“入阁始知川窍妙，登阶便见小城雄”“赤阳烈日打此过，毛骨悚然浑身寒”“高座天庭更系忧，心非玉宇碧空浮”“若将此阁临秦境，应与华清最显眼”……如此等类，都形容玉皇阁之高、之雄、之险、之奇。著名诗人姚钧专为此阁所作的《仙阁插云》“高阁登临豁远眸，一川风物眼中收。凭栏无限桑田意，胜有灵光俯碧流”。作者把玉皇阁称作“仙阁”名不虚传，称之无愧。把玉皇阁列入贵德八景之一，列之有理，争之有荣。

　　登玉皇阁，首先入眼的是贵德古城。据史记载：古城建于明代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距黄河南岸一华里，真有“兼天波浪憾城根”之险峻。城呈正方形，周长2278米，高11.7米，底宽9.3米，顶宽4米，开南北两门。南门称“天启门”，北门称“太平门”，防设敌楼五座。当时就成为黄河上游第一城，守卫河源的第一关。不愧是“明疆之西极，之雄固边关”。“世人皆注目，闻名于陇右”。如今，古城残墙尚存，关岳庙、孔子庙、城隍庙历历在目，整修一新。据说城隍庙中有一口元代的古钟，高、围都六尺余，声响清脆，可惜在“大炼钢铁”时，敲打成碎。不过，令人欣慰的是古城西街有两株古柳，高七余丈，树围一丈五尺，苍劲挺拔，枝叶茂盛，据树上标志表明：“植于明代嘉靖年间，至今已有400多年”。

　　关于甘南到丹噶尔

　　一、《印迹》59页图片中说“河湟名士朱绣先生殉难处——老鸦峡莲花台”。其实图中并没有莲花台的踪影。莲花台在老鸦峡湟水河南岸、状如莲花，故名焉。

　　二、既然朱绣先生殉难处不在其列，那就没有必要牵强附会。

　　三、《印迹》中说：“朱绣于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7月25日殉难于老鸦峡，而在126页又说“1936年朱绣集白银千余两，羊毛万余斤，包头发往天津”。朱绣于1928年殉难，又如何于1936年做羊毛生意？”

　　四、《印迹》60页说“1919年朱绣作为北洋政府特使，进藏与达赖喇嘛进行谈判，促成了英国殖民者拟定《西姆拉条约》之后西藏问题的和平解决”。众所周知，《西姆拉条约》是英帝国主义妄图分裂西藏，破坏祖国统一的反华条约，中国政府和全国人民从来反对不予承认，朱绣进藏与达赖喇嘛谈判，恰恰是揭露英帝國主义的险恶阴谋。《印迹》说“促成了英国殖民者拟定《西姆拉条约》之后西藏问题的和平解决”。

　　五、《印迹》说白马寺，由于九世纪中叶，吐蕃赞普达摩灭教，在西藏卧日山修行的高僧玛·释迦牟尼、藏·颂赛、肴格迥“三智者”携带藏经典藉到此寺。但据《白马寺志》记载：高僧应是玛尔·释迦摩尼。

　　六、《印迹》柏立美从兰州黄河渡口，进入青海享堂，到碾伯，到西宁，共存8幅图（55-71页），然而到西宁后又有4张幅（72页-75页）又返回黄河，甚至到甘南。但又回到西宁，整个图片顺序颠倒。

　　七、《印迹》说“海藏咽喉”石刻为西宁道道台鄂云布题，丹噶尔靳学书镌刻。据《西宁府新志》记载：鄂云布是西宁兵备道，是军事长官，不是行政官员。靳学书是湟源县候补知县。

　　笔者以《湟源县志》《丹噶尔历史渊薮》等权威史料著作为依据，经过仔细阅读、认真查对、严格核实后，将《印迹》一书中所出的错误之处摆在桌面上，谨与大家共同商榷，不妥的地方，大家都可以指出，以做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