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曹彦峰

　　中国绘画有着悠久的历史。传说中国绘画起源于黄帝时代，即距今大约二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的晚期，而滥觞于新石器时代。例如，在出土的那个时代的陶器上，可以发现众多的带有绘画意味的图像。虽然画法极其简单，但画面充满童趣，生动自然。

　　严格来说，这并不是本文所论述的真正意义上的绘画。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自觉的有意识的绘画创造的作品，是战国时代的《人物夔凤图》和《人物驭龙图》。本文试以此为起点，就人物画表现语言的历史演变，做一浅论。

　　由于绘画表现语言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囿于篇幅，不能一一详述。但就中国传统绘画而言，和西方艺术相比，又自成体系。在这个体系之内，有着自己的发展变化规律，例如，以线造型、用色的装饰性、造型的基本原则等。以上诸因素的变化，不仅表现在中国历代绘画之中，而且有时会在绘画领域产生新的面貌、风格、流派等。

　　以线造型，是中国画（当然也包括人物画）的最主要最基本的造型方法。这个原则贯穿了中国古代人物画发展的始终。传世最早的战国帛画《人物驭龙图》，即主要以线描来“应物象形”，取得了“迹简意淡”的艺术效果，奠定了后世中国人物画以线为主的技法特征。这一类型的绘画，还有汉代帛画《T字型彩绘帛画》，以及其他从汉代墓中出土的帛画。它们的共同特点是：线条劲健流畅，造型（人物形象）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和成熟时期的人物画相比，略显稚拙，人物形象多侧面而立，呈剪影状，饶有装饰意趣。可能当时画家对于塑造具有立体感觉的画面，未能熟练掌握其规律而得心应手。但这一状况随着历史的发展，画家的努力，已在逐渐改观。例如，发掘出土的东汉墓壁画《辟车伍百像》和《主记吏像》，人物面部已经有了透视变化而具立体效果。画家对于画面情节场景的驾驭能力有了明显的提高，出现了情节性的绘画，如壁画《鸿门宴》。

　　顾恺之的出现，我认为是人物画达到成熟的标志。以顾恺之为代表的魏晋之际的画家们，绘画表现技巧有了巨大的进步，奠定了后世传统人物画的基本原则，影响深远。以《洛神赋图》为例，其用线达到了极其完美的地步，人物造型准确，完全脱去了之前绘画造型的稚拙感，表现出当时画家们高超的写实能力。人物之间的顾盼联系生动自然，有前有后，有主有次，人物所处的背景也有了深与远的变化。用色上明净而又艳丽，恰到好处地表现了当时人物的服饰特征。

　　唐代是中国绘画史上的一个高峰，人物画也取得了极高的成就，出现了一系列煌煌巨制，如吴道子的《送子天王图》、阎立本的《步辇图》、以及张萱、周昉的宫廷仕女画等。值得注意的是，唐代人物画的写实主义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和提高。画家们怀着极大的兴趣，描绘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和宫廷生活的图卷。此时，表现人物的主要手段依然是线条，但线条也被赋予了独立的审美意味而更具有表现力。如吴道子以“兰叶描”、“吴带当风”全面展示了中华民族佛教美术的新样式，它几乎贯穿了宋元明清整个佛教绘画的创作，故民间画工奉他为“画祖”。

　　盛唐以后的人物画极盛而衰。宋元明虽然也有人物画高手出现，但大家寥寥。在人物画的表现手段上，亦无什么重大突破。但在线条形式上，却有些变化，出现了意笔人物画，即今所谓之大写意人物画。如宋梁楷的《李白行吟图》和《泼墨仙人图》，其用笔纵逸豪放，别出心裁，给当时人物画坛注入了清新之气。这种画法对于人物画来说是一种大胆的变革创造，开后世大写意人物画之先河。宋人赵田俊曾赋诗云：

　　画法始从梁楷变，烟云犹喜墨如新。

　　古来人物为高品，满眼云烟笔底春。

　　由于对于线条独立审美价值的重视，出现了专以白描而不赋彩的人物画。北宋李公麟的白描人物可谓登峰造极。长期以来，中国人物画多以饰彩晕色作为主要表现方法，至吴道子虽一变而为淡装，但仍未摆脱著色人物的格法，直至李公麟出，才洗尽铅华，一变吴道子的淡装而成不假青绿朱彩的白描。其白描画遒劲清丽，畅达超俗。其奥妙处在于既具有顾恺之的高古雅致的风范，又兼有吴道子之爽健舒逸的画格。白描人物画不再讲究色相的俏丽，而重在表达对象的神情气韵，于行笔用墨等方面传达出文人的情怀。

　　由于宋代以后文人画占据画坛主流，文人画家大多爱画山水花鸟以自娱自乐，对于要求严谨的人物画，鲜有大家出现。虽然也间或出现不错的人物画家，但多因袭前人，没有什么创造和改新。明末西方传教士如利玛窦的到来，带来了西方绘画艺术，特别是西方绘画造型的写实主义精神，对中国人物画造型与表现方法，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明末清初波臣派画家曾京的人物肖像造型可见一斑。曾京的人物画造型准确，完全符合比例和透视学的规律。其造型虽然仍然以线勾勒，但线的因素在造型中已经不是唯一因素，而是融合了明暗色彩来表现人物面部的体积感，使其看起来更真实。这种绘画明显带有中西融合的特点，看上去极为自然，仍然是中国的。但直到近代以前，这种所谓的中西融合，似乎止于这一步，没有再进一步发展。

　　中国人物画造型表现手段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当是发生在近现代的转折点——新文化运动前后。那时由于中国社会陷入全面危机之中，亡国灭种迫在眉睫，有识之士强烈要求挽救民族危亡，希望推进社会变革。这一社会变革思潮当然也波及到传统绘画领域。要求改造萎靡不振的中国画固然已成不可逆转之洪流，更有甚者宣扬全盘西化，以西方绘画代替传统绘画。这一时期可谓中国画家们的迷茫探索时期。但接受西方绘画的写实造型因素，已经是不争的事实。问题是怎样中西融合的问题了。当时的画家们进行了很多探索，并且取得了初步的成功，但问题依然存在。例如徐悲鸿的水墨人物画《愚公移山》，人物造型写实，体积感明显，透视比例完全符合科学规律，明暗对比较明显，从而给人自然真实之感。在徐悲鸿中西结合的人物画中，传统线条水墨的韵味弱化了，体积和光感得到了空前的重视。在这里，中国画的特征虽然仍有所体现，但和传统人物画相比，其差距是明显的。

　　尽管人们对这种以水墨画素描的风格褒贬不一，但对于在中国画特别是人物画中引进西方写实主义造型因素，却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可。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需要中西结合，而在于如何结合。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结束，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出现了大批所谓高大红的带有政治性主题的人物画，人物表现语言大多以什么加素描明暗完成。虽然笔墨仍旧是重要的造型手段，但已经不是唯一的手段，笔墨也带有了从属的性质，从属于明暗等因素。勿庸置疑，这个时期的绘画，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尚有太多的不足。但其全新的造型手法，强调写生，关注时事民生，都对于中国画特别是人物画向前发展有着积极意义。

　　文革后至今，由于思想禁锢的逐渐打破，外来思潮的逐渐进入，画家们对于中国画何去何从，都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在最初的浮躁过后，人们以更理性的思考，去慢慢梳理中国画。“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人们逐渐达到了这样一个共识：立足于中国人物画的优秀传统，如线、色、造型特点、意境的创造，总而言之，是一种中国画的味道吧。同时，吸收现代多元化的表现手法，当然其表现内容题材也无所不有。今天的中国人物画，异彩纷呈。

　　或许，对于今天中国画表现手法表现语言，我们一时也难以辨其优劣。但历史是最公正的，也许，100年过后，当后人再来回顾这段绘画历史时，自会有一个更完整更中肯的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