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史·循吏列传》传主政绩概述
《明史》卷二八一《循吏列传》，与历代诸史相似，记载了众多清官良吏。需要指出的是，本传所载之循吏，多为地方守令，对于那些官位显赫、政绩卓著之“大循吏”未有著录，对此本传序言已有说明：“汉史丞相黄霸，唐史节度使韦丹，皆入《循吏传》中。今自守令超擢至公卿有勋德者，事皆别见，故采其终于庶僚，政绩可纪者，作《循吏传》。”① 据笔者统计，《明史·循吏列传》正传共记30人，其中明前期25人，后期仅5人，而附传共记88人则全为嘉靖朝之前的贤良官吏。笔者认为，这种数量上的差异一方面是基于当时的史实，另外在一定程度上也包含着史著者警醒时人的主观目的。而我们从所载循吏数量之多少，亦可大致看出明代前后期吏治之迥异。
《明史·循吏列传》说记之官员，绝大部分都是为所治之地百姓做了不少实事，贤名远扬者。其政绩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劝农桑，促进了治所经济的发展；其次，敦教化，发展了所治之地的文化事业；第三，恤百姓，包括执法公正，为民做主，轻徭薄赋，减轻百姓负担。当然很多循吏是三者兼而有之，这在《明史·循吏列传》中体现得尤为显著。此处仅就本传中正传所记30人加以说明，为便于比较，特做一表格如下：
事实上我们根本无法将以上这三类标准绝对地割裂开来，如贤良官员劝课农桑，发展了所治之地的经济，使得当地百姓衣食丰足，这本身也就是一种“恤百姓”的行为。从上表中我们不难看到，《明史·循吏列传》中所载循吏多有善政，如宁国知府陈灌于农桑则“伐石筑堤，作水门蓄泄，护濒江田，百姓咸赖”；于文教则“建学舍，延师，选俊秀子弟受业”；于恤百姓则“有坐盗麦舟者，论死数十人。灌覆按曰：‘舟自漂至，而愚民哄取之，非谋劫也。坐其首一人，余悉减死”。又如济宁知府方克勤，“始诏民垦荒，阅三岁乃税”“又立社学数百区，葺孔子庙堂，教化兴起”“克勤为治，以德化为本，不喜近名，尝曰：‘近名必立威，立威必殃民，吾不忍也。自奉简素，一布袍十年不易，日不再肉食”。其他见本传者如吴履、史诚祖、贝秉彝、万观、叶宗人等等莫不如此。
二、循吏多有因民所请进秩留任、获宥及久任者
（一）《明史·循吏列传》中多有秩满当迁，而因所治部民乞留而留任者。本传载：“自明兴至洪、宣、正统间，民淳俗富，吏易为治。而其时长吏亦多励长者行，以循良见称。其秩满奏留者，不可胜纪。”检阅本传，于洪武、永乐两朝则有“兴化丞周舟以绩最，特擢吏部主事。民争乞留，乃遣还之”，汶上知县史诚祖“屡当迁职，辄为民奏留”，青田知县谢子襄，“九载课最，当迁。其部民相率诉于上官，乞再任，上官以闻。帝嘉之，即擢子襄处州知府，信中杭州，升衢州，俾得治其故县”；洪、宣、英诸朝则有清河知县李信圭擢知蕲州，“清河民诣阙乞留，命以知州理县事”。他如邵阳令孙浩、长清令薛慎、吴桥令吴原、博野令陈哲、泰安令畅宣、砀山令刘伯吉、会宁令郭完、贵溪令徐士宗、常熟令郭南、平山令张璟、藁城令徐荣、安福令何澄、桐乡令田玉等等，为数众多。
（二）《明史·循吏列传》中多有因部民所请而获宥且超擢者。本传亦载：“时太祖操重典绳群下，守令坐小过辄逮系。闻其贤，旋遣还，且加赏赉，有因以超擢者。”检阅本传，如太祖时期，“归安丞高彬、曹县主簿刘郁、衡山主簿纪惟正、沾化典史杜濩皆坐事，以部民乞宥，复其官，而惟正立擢陕西参议”，又定远知县高斗南，洪武二十九年，“与知府永州余彦诚，知县齐东郑敏、仪真康彦民、岳池王佐、安肃范志远、当涂孟廉及丞怀宁苏亿、休宁甘镛、当涂赵森并坐事，先后被征。其耆民奔走阙下，具列善政以闻。太祖嘉之，赐袭衣宝钞遣还，并赐耆民道路费。诸人既还任，政绩益著”；“知县灵璧周荣、宜春沈昌、昌乐于子仁，丞新化叶宗并坐事逮讯，部民为叩阍。太祖喜，立擢四人为知府，荣河南，昌南安，子仁登州，宗黄州”。又永乐朝深泽知县王源“岁饥，辄发粟振救，坐是被逮。民争先输纳，得赎还”，等等。
（三）《明史·循吏列传》中所记载大小循吏在任年久者众多。突出者如汶上知县史诚祖“屡当迁职，辄为民奏留。阅二十九年，竟卒于任。士民哀号，留葬城南，岁时奉祀”，又“蠡县吴祥，永乐时知嵩县，至宣德中，阅三十二年卒于任。临汾李信，永乐时由国子生授遵化知县，至宣德中，阅二十七年始擢无为知州。以年老
不欲赴，遂乞归。涓县房岩，宣德间为邹县知县，至正统中，阅二十余年卒于任，吏民皆爱戴之”。
三、所记循吏中以江西籍官员居多
笔者对正传所载30人的籍贯作了一初步统计，见下表：
从上表我们不难看出，来自江西一省的循良官吏人数远远多于其他地区。而附传所载循吏中出自江西者亦不在少数，包括余彦诚、康彦民、黄信中、刘孟雍、石启宗、彭远以及刘永等人。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何以江西会出现如此多的循吏，是史官记载的偶然所致，还是社会现实的必然结果。
笔者认为，某一地区要想多出循吏，最基本的要求有两点：一、此地多出官员，因只有整体数量大，才有可能出现品质出众者；二、此地社会风气醇良，为出产循吏的温床，有为官清廉的传统。以下就这两个方面加以论述。
就第一个方面而言，上文已经说明，明代选官最重要之途径在于科举，尤以进士为“甲科”。那么我们可以说，一地区出进士多者，其出产官员亦不在少数。
既然如此，明代江西要想多出官员，必然要求有相当数量的进士。事实果是如此吗？
关于明代江西进士这一课题，学者们已多有研究。较为代表性论著有范金民《明清江南进士数量、地域分布及其特色分析》②、《明清江南进士研究之二——人数众多的原因分析》③、沈登苗《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④、谢宏维《论明清时期江西进士的数量变化与地区分布》⑤以及浙江大学邱进春的博士论文《明代江西进士考证》⑥等等，虽然各家统计数据有所出入，但总体观点基本一致，那就是有明一代，江西在科举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不仅在数量上居于全国前列，而且在质量上也相当突出。《古今图书集成》转述当时江西科举之盛：“建文庚辰状元胡靖，第二名王良，吉水人；第三名李贯，庐陵人，俱吉安府。”⑦时人亦载：“是科（甲申科）选庶吉士二十八人，以为上列应宿，而江西占十七人。吉安一府又居其半。”⑧
此外，江西进士在仕途上也有不俗表现，根据谭其骧先生的统计，自永乐初至崇祯末，历任内阁大学士共163人，其中江西籍22人，仅次于南直与浙江。⑨
总而言之，明代江西进士人数众多，因而我们可以肯定江西籍官员数量亦不会太少。这为诸多来自江西循吏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就另一个方面而言，循吏的大量产生还需要一定的社会风俗基础。显然，温良敦厚、纯朴俭约以及崇义轻利的社会氛围有利于清官廉吏的产生。那么，明代江西风气如何呢？我们知道，明代理学盛行，理学家们以名节自励，讲求修、齐、治、平之道，应该说，真正醉心于理学有利于提升个人素养，有可能成为一名贤良官员的。谭其骧先生统计《明史·儒林传》所载115人籍贯，得出江西籍35人为最多，超过了浙江、南直等地。⑩这与时人记载是一致的，如《广志绎》载：“江右讲学之盛，其在于今，可谓家孔孟而入阳明矣。”?輥?輯?訛 长期受儒家文化的熏陶，江西士子大多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抱负，入仕以后自然会较多地关注百姓疾苦，成为一时良吏即为水到渠成之事了。
四、小结
本文对《明史·循吏列传》传文内容作了一初步分析，可以看到，本传所载循吏既与以往《循吏传》中所录良吏之勤政爱民有着诸多相似之处，又有其特殊性。这些特殊性从根本上而言，是由不同的历史环境所决定的。笔者对这一内容加以论述，主要在于力图通过对这些特殊性的分析，加深对明代政治、社会诸领域的认识，这也正是历史研究的意义所在。
注释：
①明史.卷二八一.循吏列传·序.下文所引材料未注明出处者，皆自明史·循吏列传.
②范金民.明清江南进士数量、地域分布及其特色分析[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1997(2)：171－178.
③范金民.明清江南进士研究之二——人数众多的原因分析[J].历史档案,1997(4).
④沈登苗.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J]中国文化研究,1999:59－66.
⑤谢宏维.论明清时期江西进士的数量变化与地区分布[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4):23－28.
⑥邱进春.明代江西进士考证[D]杭州：浙江大学文学院，2006.
⑦古今图书集成.卷九七.经济丛编[M].中华书局，1934.
⑧（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一四.科场关节状元.
⑨谭其骧.中国文化的时代差异和地区差异[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2):4－13.
⑩谭其骧.中国文化的时代差异和地区差异[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2):4－13
?輥?輯?訛（明）王士性.广志绎.卷四.
参考文献：
[1]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明实录[M].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7.
[3]赵翼著，王树民校正.廿二史箚记校正[M].北京：中华书局，1984.
[4]沈德符.万历野获编[M].北京：中华书局，1959.
[5]张显清,林金树.明代政治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作者简介：吴潜波（1986—）男 ，湖北监利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08级硕士研究生，学习方向为史学理论及史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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