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锐强

　　

　　《史記·赵世家》中描述赵王迁时，有这样的话：“其母倡也”，“索（素）无行，信谗，故诛其良将李牧”。

　　“倡”，即“娼”。而按照《周礼》中的说法，“牧”是指州郡的行政长官。所谓“州牧”。父母给孩子取名为“牧”，显然寄寓着无限美好的期望。中国历史上以此为名的有两位牛人，一文一武。文人是唐朝诗人杜牧，“小李杜”中的杜；武将则是赵国将军李牧，本文的主角儿，一度被赵王称为“赵国的白起”。

　　遗憾的是，这两位牛人的命运，都不怎么好。

　　杜牧出自宰相家庭，自我期望太高，因而一生都感觉不得志。现在人们想起他来，第一印象大约还是“十年一觉扬州梦，留得青楼薄幸名。”对一个有才干也有抱负的男人来说，这固然可算风流自赏，但终究上不了台面。每日把酒欢歌之后，深夜一人独对青灯，内心必然会有阵阵隐痛。

　　杜牧如此，那么李牧呢？情况稍好，但也好不到哪里去。主要是晚景凄凉，结局悲惨。一代名将战功赫赫，威震四方，北服匈奴，西慑强秦，最终却因为小人谗言而死于非命。宋元时期的史学名家胡三省，用毕生精力注释《资治通鉴》，写到李牧时不禁发出这样的浩叹：“赵之所侍者李牧，而卒杀之，以速其亡。”

　　多么高的评价，又是多么深的感慨。

力拒匈奴

　　《史记》是部难得的好书，虽是信史，也完全可以当成文学作品读。这是它的优点，也是它的缺点，所谓利弊相因。就像李牧的事迹，字句简直都能蹦出纸面，栩栩如生似在眼前，但是很难找到具体的对应时间。比如他早期对抗匈奴，到底开始于何时？他又出生于哪一年？出生之时，是不是也有什么特别的征兆祥瑞甚或异端？史书中都没有记载。

　　李牧姓嬴，李为其氏，赵国柏人（今河北隆尧人）。其祖父李昙曾在秦国任御史大夫，后来到赵国为柏人侯，最终繁衍出赵郡李氏。到隋唐时期，赵郡李氏跟陇西李氏同时跻身著名的“五姓七望”。陇西李氏的后人有李益、李商隐，大唐帝室甚至也与之攀亲，将相众多；赵郡李氏中出了李德裕等九位大唐宰相，更有诗人李峤、李端、李颀，散文家李华，给李白处理后事的书法家李阳冰，以及音乐家李龟年这样的杰出代表。

　　赵郡李氏之所以能成气候，很大程度上在于良将李牧。李牧的儿子虽然不显，但孙子李左车却因为被韩信问计而闻名史册，他留下的“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亦有一得”这个典故，更足以流传千古而不朽。

　　根据推测，李牧大约出生在赵武灵王后期，那是个群雄四起、风云际会的时代。当时赵国举国上下全力以赴的大事，四字可以概括：胡服骑射。

　　赵武灵王一生并未称王，这个称号是后人加的。他本名赵雍，继位时只有十五岁，是典型的少年帝王，也是少见的有为帝王。平生最大的功绩，就是上面的那四个字。拆开来说，就是推行服装改革：全国人民都穿胡服；推动战术革新——学弓马，练射箭，发展骑兵。

　　摊开战国时期的地图你就会发现，赵国这个农耕文明的国家注定要受到游牧民族的侵扰。因为它的西北和北方有漫长的疆界与游牧部落接壤。从西往东，分别有楼烦、林胡和东胡。游牧部落的骑兵来无影去无踪，经常来一阵狂风暴雨般的袭扰劫掠，在你还没反应过来时，他们如蝗的羽箭已经射来；好不容易召集起残兵试图反击，他们已经带着成群的俘虏和牛羊扬长而去。游牧部落之所以能够占据这等优势，除了骑兵的速度因素，还有农耕文明的自身因素。当时的汉人身穿宽袍大袖，袍子必须拖地盖脚，衣袖垂到膝盖，长得伸不出手，走不动路。赵军的盔甲也很笨重，结扎烦琐，骑马很不方便。

　　吃过几次亏，赵武灵王逐渐找到了问题的症结。他决心向对手学习，师法其长，然后再一较高下。类似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于是立即下令，全部放弃汉人的衣服，改穿胡人的衣着，短衣长裤，精短干练。

　　当然，赵武灵王要自己带头，弃“唐装”，换“西服”，学习骑马射箭。为什么强调射箭呢？因为当时还没有马镫。匈奴骑兵的主战兵器是弓箭，并不搞马上拼刺刀，所以赵军也只能如法炮制。

　　李牧就出生在那样一个刀光剑影的年代。他的成名之战，是在北部抵抗匈奴，具体地点是代地雁门郡，今天的山西宁武北部。

　　这时楼烦、林胡和东胡已先后臣服于赵。但是按下葫芦浮起瓢，匈奴人随即赶来填空，不断骚扰。赵武灵王虽然修筑了长城，也就是所谓的赵长城，以阻挡匈奴的洪流，但堡垒终究是死的，而战马撒开四蹄，漫无边际，总有空子可钻。赵军防不胜防，十分被动。

　　在这种情况下，赵孝成王将重任赋予李牧。李牧到达前线后，按照实战需要设置机构和官吏，当地的田赋租税都不上交中央，全部用于军费开支。

　　这个做法在当下是不允许的，是众多财务违规行为中的一种：坐收坐支。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军费有了保障，军事措施也要跟上。李牧下令修缮增加烽火台，派精兵守卫值更；完善情报网，拉长情报链，派出大量的情报人员潜入敌境，多方搜集信息，打探情报。

　　大凡良将，总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官兵关系融洽，士卒乐意用命；纪律严明，训练有方。李牧也是如此。他上马抓练兵，让士兵们苦练骑射战术；下马抓后勤，每天都要杀几头牛羊，犒劳将士，补充热量。由于措施得力，他很快就锻造出了一支士气高昂、能征善战的铁军。

　　铁军已经炼成，那就抓紧建功立业吧。多打几仗让大王看看，重用自己没有错误。就像巴顿将军对梅肯少将那番疾风暴雨式的训斥：“嘿，见鬼，该怎么做，你比我清楚。我提拔你当了将军，你就应该做个样子，证明我没有提拔错！”

　　可是李牧的做法恰恰相反。不但不肯主动出击，敌军侵犯也消极避战。他下过一道听起来很莫名其妙的命令：“匈奴入盗，急入收保，有敢捕虏者斩！”意思很明白，匈奴人一来，咱马上撤进城堡防守。谁敢贪图捕俘立功，妄开战端，杀无赦，斩立决！

　　一见匈奴骑兵的影子，李牧随即深沟高垒，坚守不出。自己不打，还不让下边的人打。老虎不发威，还真有人把它当病猫。这就是战术欺骗的效果。时间一长，匈奴人都不把他当回事，觉得他缺乏胆气，畏敌怯战；有些部下也愤愤不平。尽管李牧守边以后，赵国就没有过人员伤亡和牲畜损失，但这些风言风语还是慢慢传到了赵孝成王耳边。他自然很是生气，整天杀牛宰羊，靡费公帑，部队竟然这样无所作为，那养兵何用？他这样想是完全有理由的。要知道，当时长平之战早已过去，赵国损失惨重，实力大为削弱，财力绝对不允许他白养一支无用的军队。于是，他立即派人斥责李牧，要求他果断采取措施，“证明我没有提拔错”。但是李牧呢，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始终置若罔闻，油盐不进。

　　赵孝成王火了。一道命令下来，撤去李牧的军职，将他的帅印另交他人。继任者当然知道李牧因何落职，自己又是如何拿到的军权。因此上任伊始，就积极采取行动，想证明大王提拔他没有提拔错：每逢匈奴入侵，他便整顿人马正面迎敌。结果几仗下来，一次都没占到便宜。人员伤亡、牲畜损失都还好说，关键是边境不安，百姓无法耕种放牧。仗只打一时，结束就结束，可农时一耽误就是一整年，下年的粮食计无所出，麻烦。

　　记不清艾森豪威尔还是麦克阿瑟说过：在军队内部，聪明而懒的人适合作司令官；聪明而勤快的人适合当参谋长；笨而懒的可以当士兵；又笨又勤快的人最危险，应该立即清除出军队。

　　接替李牧的那个将军，智商未必很低，但综合考量，应该属于最后那个类型。

　　赵王大约也感觉到了这一点，又请李牧出山。使者来了好几回，李牧都是闭门不出，口称因为“身体原因”无法就任。这当然不是身体原因，而是心理原因。三请三推，已经给足面子，赵孝成王不再演戏，强令李牧出征。李牧顺势提了条件：“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

　　我出征，没问题；但是杀猪杀尾巴，各有各的杀法，我还得用从前的办法。同意咱就立即上马，不同意您另请高明。

　　赵王还能说什么？准！李牧于是又来到雁门，按既定方针办，以守为主，从不言战。

　　边帅贪功，妄启战衅，经常会成为国家之大祸。大唐由盛转衰，此为关键因素之一。李牧不是杀良冒功之辈，但也绝非碌碌无为。都说进攻是最好的防守，但良将的防守从来都是等待出击的最佳时机。号令一出，地动山摇而血流成河，他不得不小心再小心，谨慎又谨慎。他虽然老是眯缝着眼睛，但却一直在观察寻找那个最合适的机会，闪电一击而功成名就。

　　机会终于到了。而早已做好准备的人，当然不会放过。

　　三军将士天天吃牛肉，自然渴望效命，以报厚恩。李牧等待的就是这种精气神。他随即下令，精选战车一千三百乘，骑兵一万三千名，步兵五万，射手十万，统一编组，进行多兵种联合作战演习训练。眼看协同作战已经得心应手，随即部署致命一击：秋高马肥之际，他安排百姓出去放牧，随即代地漫山遍野都是风吹草低见牛羊。匈奴人得到線报，立即派出人马前来揩油。这时李牧派出一支小部队迎敌，两军稍一接触，赵军随即败退而去，留下几千个百姓和牲畜，送给匈奴为俘虏。

　　匈奴单于大喜过望，立即提点大军，准备狠狠地捞一票。这个消息很快就通过线报和烽火传到了李牧的司令部。朋友来了有好酒，豺狼来了上猎枪。李牧随即安排人马，在匈奴的进军道路上设下埋伏。等敌军的大部队赶到，他再指挥所部先采取守势消耗敌军，迟滞其进攻：战车正面迎战，步兵集团居中阻击，射手们配备强弓硬弩，箭如飞蝗，铺天盖地地朝他们飞去。

　　经过顽强阻击，匈奴骑兵终于没能风卷残云。进攻受阻，他们士气大挫。正在这时，两翼和后面又发现敌情：赵军伏兵冲出阵地，加入战斗，包了匈奴人的饺子。

　　刀光剑影，杀声震天，旌旗蔽日，烟尘滚滚。这不是战斗，已经演变成对匈奴骑兵的屠杀。

　　匈奴人终于体会到了刀锋穿越脖子的感受。那想必凉快：温度冰凉，速度奇快。还没感觉到疼痛，人头已经落地。一场血战，匈奴骑兵全军覆没，十多万人留在赵国的土地上，再也无法体验秋风纵马弯弓射雕的痛快。

　　经过这番打击，匈奴人气焰熄灭。“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大抵如此。赵国的北部边境因此安宁。从那以后，李牧似乎在突然之间成长为赵国继廉颇、赵奢之后最优秀的将领，成为擎天一柱，国之干臣，甚至一度配上了赵国的相印。

燕赵互掐

　　李牧的第二个对手也是赵国的近邻，北方的燕国。

　　远亲不如近邻，这话其实大谬，完全应该换成这样的说法——相见不如怀念。在李牧的时代，这简直就是绝对真理。赵与燕唇齿相依，理应协调立场，共抗强秦，这样才能生存下去。如此简单的道理，他们当然明白，也确实友好过，可是那种“好”，委实脆弱。

　　长平之战，燕国没有提供一兵一卒、颗粮粒弹的援助。几年之后，才派栗腹送来五百金，给赵王治酒祝寿，算是重续旧情。本来是要结好，但栗腹回去竟然这样向燕王复命：“赵壮者皆死于长平，其孤未壮，可伐也。”赵国刚刚损失四十五万大军，现在老的老，小的小，正好是进攻的时机。

　　“小人有欲，轻虑浅谋，徒见其利，不顾其害。”栗腹就是这样的小人。芝麻大的利益被无端放大成山，而山大的危害则被缩小得纤毫不现。两国随即爆发鄗代之战。这场战争中，赵军的主角儿是老将廉颇，他肩负燕军主攻方向上的防御任务。李牧呢，扼守代地，牵制燕国的西路军，让其东西会师、合围邯郸的战役构想始终只能停留在草图的虚线之上，无法变成现实。

　　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倾秦指挥西路燕军，气势汹汹，兵临城下。李牧丝毫不为所动，依然先采取守势。等燕军的锐气逐渐低落，他趁机带领主力猛烈反攻。骑兵、车兵、步兵和射手彼此配合，互相协同，打得燕军溃不成军，主将倾秦也丢了性命。剩下的残兵败将见势不妙，赶紧转身，没命地朝国内逃。作为主力的东路军，结局更惨：主将栗腹被斩，二十万大军覆没。

　　鄗代之战表面看是赵军完胜，其实是典型的两败俱伤。从那以后，两国的和平益发脆弱。秦国再在旁边稍一煽风点火，兵火就会在燕赵之间熊熊燃起。

　　此后宿将廉颇受到排挤，出走他国，庞煖被启用为将。消息传到燕国，丞相剧辛不觉轻蔑地一笑。怎么回事呢？这庞煖也是员老将，合纵家，曾经与赵武灵王论兵，剧辛跟他是那时的老熟人，从来就没把他当回事，于是就对燕王说：“庞煖易与耳。”庞煖没什么了不起的，好对付。燕王正处心积虑要报上回的一箭之仇，立即决定派剧辛统兵出征。

　　事实证明，“易与”的不是庞煖，而是剧辛自己。

　　剧辛其实并非庸才。沙丘之乱后，他投奔燕昭王，与郭隗、乐毅、邹衍等人酬唱应和，燕国一时风雨激荡。李白的《行路难》中有这样的句子：“剧辛乐毅感恩分，输肝剖胆效英才。”其中的无限期许，溢于言表。

　　打动李白的，大约是燕王对剧辛的礼遇。名满天下、自负甚高的大诗人蹭蹬一生，这样思考问题也是人之常情。但实际上剧辛并没有给燕国做出多少贡献，他最大的名气似乎还是这次败仗，因为他不但葬送了自己，还捎带着害了两万多名燕军——那些活生生的士兵。

　　无论如何，燕赵两国彻底闹掰，成为秦国分化的工具。李牧奉命进攻燕国，便是秦国离间的结果。

　　秦燕友好的标志，是燕国送太子丹到秦国当“质子”，秦国则打算派张唐相燕。如果秦燕就此结好，赵国必然会成为风箱中的老鼠。因为秦国丞相吕不韦对赵国河间一带的肥沃土地念念不忘，那里已有部分土地沦为吕不韦的封地，但人心总是没有满足。既得陇，复望蜀。吕不韦还想继续用兵，拓广自留地。

　　消息传开，赵国十分紧张。好在张唐不敢赴任，一直推脱。理由很简单：他的人头值赵国的百里之地。而要去燕国赴任，飞机肯定没得坐，必须经过赵国，他可没有多余的脑袋给人拿去换封地。当时交通网络之简陋，现代人无法想象，能跑马车的路很少。没有赵国的放行，张唐无论如何也到不了燕國。秦朝统一六国后，之所以马上就动工修建当时的“高速公路”秦驰道，原因正在于此。

　　张唐不肯动身，吕不韦也没办法，总不能绑着送去吧？回到府中，他还是愁眉不展。这时门客甘罗自告奋勇，愿意去说服张唐。甘罗的祖父甘茂曾经相秦，是个出色的政治家。后来受人排挤，不得不流落魏国，家道因此中落，甘罗就成了吕不韦的门客。

　　当时甘罗只有十二岁，所以吕不韦的反应很不以为然。甘罗说：“从前项橐七岁就做了孔子的老师，我已经十二岁了，您就不能让我试试吗？”

　　项橐是谁？就是那个带着小伙伴在地上用泥巴垒城墙、不肯让孔子的车过去的孩子。子路问他：“是车躲人，还是人躲车？”他则胸有成竹地反问：“是车让城，还是城让车？”孔子闻听大为惊奇，随即拜他为师。所谓“三人行，必有我师”，“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

　　项橐的话让孔子惊奇，那只是传说中的历史；甘罗的话让自己惊奇，可是活生生的现实。吕不韦立即点头同意。

　　张唐对甘罗的出现也没当回事。甘罗早有对策，立即先声夺人：“我是来给您吊丧的！”

　　张唐懵了，细问究竟，甘罗问道：“您的功劳，比武安君白起如何？”

　　张唐说：“武安君东威燕赵，南破强楚，我哪里比得上！”

　　甘罗又问道：“应侯范雎和文信侯吕不韦，谁在大王跟前更加得宠？”

　　张唐说：“当然是文信侯。”

　　甘罗继续追问：“武安君那么大的功劳，只因反对应侯攻打赵国，就被赶出咸阳，赐死于杜邮。您功劳不如武安君，却敢违抗文信侯的调遣，死期还能远吗？”

　　甘罗忽悠住了张唐，然后又去忽悠赵王。

　　赵王说：“秦国难道没有人了吗，派你一个小孩子来？”

　　甘罗不慌不忙地说：“秦王都是按照臣下才能的大小来安排各自的差事。他觉得这件小事不怎么重要，所以就派了我来！”

　　赵王一听，不由得肃然起敬，就问：“那你来赵国，是为了什么事情？”

　　甘罗说：“燕国太子丹到秦国当质子，张唐即将赴燕当相国，想必大王您已经知道了吧？”

　　赵王说：“听说了。”

　　甘罗说：“这说明，秦国和燕国即将结盟，彼此互不欺骗。果真这样，大王您不就危险了吗？”

　　赵王说：“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甘罗说：“好办。文信侯无非是想要河间的那五座城，以扩大封地。如果您能把它们献给秦国，文信侯达到目的，我回去就可以劝他取消张唐的使命，不再跟燕国结盟。这样您如果出兵攻燕，我们决不干涉。以赵国的强大，攻打燕国还有不胜利的吗？您有多大的损失，不能从燕国讨回来呢？”

　　甘罗真是个大忽悠。春秋战国时期，这样的忽悠多如牛毛，但甘罗绝对是一流水平。结果赵王还真听了进去，立即将河间五城的地图、户籍交给甘罗，然后安排李牧，集结人马，准备攻燕。

　　将军不能干涉政治，只能听从政治家的指挥棒。李牧随即整顿人马挥师北上，很快就攻占了燕国的武隧（今河北徐水西北的隧城镇）、方城（今河北固安南部），以及上谷（今天河北张家口一带）的三十座城邑。赵王下令，把其中的十一座分给了秦国。

　　却说甘罗，鼓舌摇唇之间，就获得了河间五城，以及上谷附近的十一座城。赵国劳师远征，所得也不过十九座燕国城邑，减去白送给秦国的五座，数目只有十四。而秦国呢，成本几乎是零，顶多付点儿甘罗的差旅费，绝对数目却比赵国还多两座。天底下哪里还能找到这样便宜的买卖！秦王大喜，立即封甘罗为上卿，并且把过去甘茂的田宅转赐给他。因为上卿的地位很高，接近丞相，所以民间就有了“甘罗十二为宰相”的说法。应该承认，这个说法略有夸大，但并未变形。

　　宇宙万物，能量守恒。甘罗的爵禄绝非凭空所得。秦国的利润，在赵国都是成本。而其恶果，很快就能看得见，摸得着。

宜安之战

　　公元前236年，赵国和燕国又掐了一架。赵国刚刚占了点儿小便宜，大战尚未爆发，黑压压的秦军已经开进了赵国的国门。

　　此时秦国的政局已经天翻地覆：秦王嬴政杀死嫪毐，安定了后宫；驱逐吕不韦，收回了相权。彻底收回权柄的秦王，正处于现在公文里常说的“内强素质，外树形象”的时期，决心先拿下实力最强、让秦兵屡次受挫的赵。

　　一句话，给你点儿颜色瞧瞧。

　　秦国此次出兵，有个冠冕堂皇的旗号：援救燕国。然而他们的进攻时间，却把握得相当精准而且微妙——

　　庞煖指挥大军刚开始攻打赵燕边境，也就是今天的河北顺平境内，秦将王翦、杨端和所部分别从上党出兵，攻陷了阏与（今山西和顺）、橑阳（今山西左权）；庞煖推进到燕国的貍（今河北任丘东北）时，樊於期指挥所部从南阳（今河南修武）出发，拿下了赵国河间六城（黄河与济水之间）；等庞煖攻克阳城（今河北保定西南），三支秦军已经胜利会师，在邺城以及安陽（今河南安阳西南）的城头，插上了秦军的军旗。

　　且慢。邺城不是魏国的领土吗？西门豹治邺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详。邺城本来姓魏不假，但当时魏国不断被秦蚕食，领土遭腰斩，国已不国。无奈之下，魏国这才将孤悬在外无法固守的邺城赠送给赵国，算是做了个顺水人情。吕不韦看上的河间，也就是这一带。

　　赵军主力皆在庞煖麾下，当信使快马加鞭将消息传到大营，庞煖虽然面不改色，心里却十分震惊。秦军动作如此之快，势头如此之猛，实在出乎意料。大军出征、部队集结、粮草前运，都需要不少时间，会留下很多痕迹，而赵军竟然浑然不觉。

　　来不及多想，庞煖立即下令全军掉头，对燕军设置好警戒，迅速回师，保卫祖国。

　　赵国和燕国掐了一顿，虽然获得了北方边境的几座城池，却丢失了南方、西方的大片领土，就是瞎子也能看出来是个赔本买卖。赵国的领土进一步萎缩，亡国之势越来越明显。赵悼襄王又气又急，抑郁而终；主帅庞煖年事已高，再加上一路鞍马劳顿，疲惫不堪、积劳成疾，也在大敌当前的关键时刻，撒手西归。

　　所幸匆匆回师的赵军，最终遏制住了秦军的势头。

　　当时秦军出动三十万大军，一路猛攻；赵国组织二十万人马，节节抵抗。秦军人多势众，但远来疲惫；赵军人数略逊，却有地利之便。两军势均力敌，只好隔着太行山与漳河水对峙。

　　这当然不是秦王嬴政想要的结果，作为拨开吕不韦阴影以来的第一仗，他必须要打好、打顺、打出自己的威风。于是传令前线整顿部队，裁减无功将佐与老弱士卒，保留十万到十五万人；让王翦、樊於期、杨端和三将合军，以樊於期为主帅，以期给赵军致命一击。

　　樊於期接到命令，随即整顿人马，调整部署。这次部署整整费时一年，可见嬴政志在必得，樊於期也是摩拳擦掌。一切准备完毕，公元前234年，樊於期突然带领主力，向东迂回百余公里，绕过赵军的防守，从下游渡过漳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兵锋直指平阳。

　　平阳古城，就在今天的河北临漳以西二十五里处。赵军主力都在太行山—漳河一线与秦军对峙，这里不是防御重点，兵力自然空虚。秦军以铁锤砸鸡蛋的态势迅速拿下，然后继续推进，威胁武城，也就是今天山东武城县的西部。

　　一旦武城失守，赵国的南长城将彻底失去意义，邯郸将直接暴露在秦军的火力之下，国本动摇。

　　南长城值得单独说说。而要说起它，又离不开当时的交通条件。当时的道路以都邑为中心向外辐射，各个都邑之间的连线就是交通干道。道路之外，可以想象，森林更加茂密，山势更加高峻，河流更加湍急。离开那几条可怜的大动脉，真是欲渡黄河冰塞川、欲登太行雪满山，绝对的寸步难行。若非如此，张唐怎么敢拂吕不韦的面子，不去燕国赴任，而东方六国合纵攻秦，又一定要碰函谷关之壁？

　　赵国的南长城修筑于赵肃侯时期，是赵武灵王父辈的政绩。它位于漳河北岸，具体位置已经难于考证，有说法认为，它从今天的河北武安县西南，经磁县到今天的邯郸市肥乡区南部。苏秦游说赵肃侯修筑南长城的主要目的无非是要拱卫洛阳通往邯郸的南北交通线。一旦南长城不保，秦军的滚滚洪流便可一路向北。

　　正因为如此，扈辄立即带领主力前来堵截。秦赵两军在平阳一带展开激战。结果一战下来，扈辄阵亡，麾下近十万将士被消灭。消息传到邯郸，赵国举国震惊。

　　这时的赵王名叫赵迁，他母亲生前干过娱乐业或者服务业，是“娼”，有据可查。赵国的“娱乐业”当时格外发达。扈辄所部是赵军仅存的一点儿主力，好不容易才拼凑出来的，如今已经全军覆没，赵国的江山何人可佑？这时有人提起李牧，这个混账赵迁在声色犬马之余，终于想起北方边境还有这么一座活长城，随即下令让他即刻带领主力，星夜兼程，迅速南下，抵挡秦兵。

　　说李牧不受重视，原因即在于此。

　　长平之战不用他，还好理解，当时他尚年轻，资历不够，但是廉颇出走之后还不用他，而用了跟廉颇年岁接近的老将庞煖，何故？用庞煖就用庞煖吧，他是合纵家，自然能说会道，口才肯定比李牧好，更能推销自己。可庞煖病死，还不用李牧，却用庞煖的副将扈辄临时顶替，怎么着也说不过去。

　　扈辄哪一点比李牧强？

　　无人可以回答。

　　就连司马迁，也把李牧记载在《廉颇蔺相如列传》之中。

　　可能你会说，北部边境也很重要啊。没错，边疆当然重要。可是边防再重要，能比得上位居中央、指挥全局吗？

　　朝廷重视不重视，已经没有机会争论，李牧立即挥师南下灭火。

　　李牧所部精锐是赵军最后的种子，是其血本所在。他们在对胡人的作战中夺取了大量的战马，因而机动性很强。主帅一声令下，三军将士随即披挂整齐，扬鞭纵马，向南疾驰。马蹄溅起滚滚烟尘，上冲至天，几十里外都能看见。

　　秦赵两军在宜安附近相遇展开对峙。宜安在哪里？就在今天河北藁城西南二十五里处。《舆地记》称：“宜安城，李牧所筑。旁有土山，冈阜崛起，又有高台数仞，俗犹呼为李牧垒。”

　　秦军远来，利在速战。劳师远征，夜长梦多。就像平津战役时，傅作义对西援绥远的三十五军军长郭景云的交代：“快去，快打，快回。”樊於期也希望这样给秦王交卷。李牧呢，上任伊始，似乎也应该来个短平快，抓个涨停板，给赵迁看看，然而这不是李牧的脾气。你有你的千条计，我有我的老主意。

　　一个字，守。

　　李牧命令筑垒布阵，坚守不出。宜安城就是那种情境下的产物。筑好营垒，安排好强弓硬弩射住敌阵，全军将士随即以此为依托，像在代地那样，每日操练不止。至于科目，也没有新鲜的，还是老一套，骑马射箭，冲锋布阵。

　　樊於期多次挑战，李牧只是一个臭不理。樊於期立即意识到，李牧要采取长平之战中廉颇对付王龁的手段。这一下，他皱了眉头。秦军再厉害，总得在交锋中摧毁敌人，赵军老是不接招，他又有什么办法？！

　　有了。你学廉颇，那我就学白起，诱敌出击。

　　樊於期亲自带领精锐，猛攻肥下，这个地方离宜安不远——今天藁城西部七里处的肥垒城，就是当初的战场，赵军在这里驻有人马。

　　肥下不是司令部，自然兵力不多。在樊於期的猛烈攻击下损失惨重，防线岌岌可危。守将派出的求救使者首尾相接、络绎不绝，但李牧坚决不为所动。友军苦战，而我们整日里好吃好喝，光说不练，时间一长，将士们都有点儿吃不住劲。将军赵葱是赵国的宗室，他首先看不过去，出面建议立即救援肥下，他愿意领兵出征。李牧看了赵葱一眼：“敌攻而我救，是致于人，兵家所忌！”

　　一句话，我偏偏要打破你的战役构想，不按你的节奏出牌。

　　《孙子兵法》里说得很清楚：“故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

　　赵迁从邯郸得知消息，也派使者催促，希望李牧一剑封喉，一招制敌。李牧看樊於期已经攻击多日，差不多到了火候，这才下令升帐，召集部将，发布将令。

　　然而李牧的第一道命令，又让将士面面相觑。不是救援肥下，而是袭击秦军大营。

　　大帐里一直鸦雀无声，李牧的嘴角微微一动，随即把微笑掐灭：“秦军久攻肥下，大营必定空虚。此去进攻，必能一战而克！”

　　李牧接着发布第二道命令：派出少量人马，向左右发展，保障侧翼；等拿下秦军大营，主力随即兵分三路，中路迎敌，左右两翼埋伏，等待命令出击，夹攻秦军。

　　一切果然都在李牧的妙算之中。赵军多日不出，秦军早已习以为常。他们做梦也想不到，李牧的铁骑会突然出现在眼前。等反应过来，前沿阵地已经失守，他们已经失去了展开反击的最佳时机。很快，秦军的大营上空就飘扬起了李牧的帅旗。

　　消息传到肥下，樊於期大惊失色。粮草辎重全部积存在那里，如今早已归了李牧。远离后方作战，一旦没了军粮，他这十几万人就是去偷去抢，也找不到那么多食物。活命都成问题，还打什么仗！

　　来不及多说，樊於期立即带领部队回援大营。没别的办法，只有趁赵军立足未稳迅速攻击，或许还能逆转战局。

　　可是晚了，一切都晚了。

　　李牧麾下的士兵休养生息了那么多天，就像一张拉满的弓，一旦松开弓弦，哪里还有回旋余地？中军先是弓箭，远距离解决一批秦军；骑兵和车兵接着引导步兵，发起反冲击。樊於期遭到突然打击，正不知所措的工夫，左右两翼又出现敌情。

　　战局发展到这里，结果已经没了悬念。

　　秦军很快就溃不成军。樊於期看势不好，在侍卫的掩护下抛下部队，匆匆化装逃跑；群龙无首，剩下的秦军只能任人宰割。经过激战，赵军歼灭秦军超过十万。

　　这是战国后期规模最大的一次歼灭战，也是扇在嬴政脸上最清脆的一记耳光。樊於期遭此大败，不敢回国，只好一路向北，逃到燕国栖身。他的结局想必大家都已知道：脑袋成了荆轲刺秦时的见面礼。

　　也有典籍记载，当时的秦将名叫“桓齮”。但是多数学者认为，这“桓齮”就是樊於期，之所以叫法不同，是因为各国的口音差别很大，以讹传讹，弄真成假。而且从那之后，史书中再也找不到“桓齮”的痕迹，樊於期的名字又不见于之前的任何典籍。一个事迹上不了典籍的将军，很难想象会有那么值钱的脑袋。

　　当然，也有人表示反对。他们认为，仅仅因为一次败仗，秦王未必会那么恨他，一定要他的脑袋。持这种观点的人，只见典籍与字迹，却没看见人情。如果考虑到这是嬴政亲政以来对赵国的第一仗，考虑到此前秦军虽然也打过败仗，但几乎没有全军被歼灭的先例——崤之战年岁久远，暂且不提——包括六国合纵攻秦的时候。而这一次秦军几乎是全军覆没，嬴政的暴怒完全可以理解。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败仗未必是死罪，但抛弃部队独自逃跑，不是死罪也差不多。诸葛亮之所以一定要斩马谡，就是因为他有逃跑的情节，后来才回营请罪的。

　　还有一个细节不容忽略。那就是此役秦王不仅抛弃了名不见经传的杨端和，还抛弃了宿将王翦，而命令樊於期为主将。对他的期望之高，由此可见一斑。期望越高，失望越大。极度失望之下面子受损，按照嬴政的性格，杀个把将军昭示天下挽回颜面，完全是顺理成章。这一点，想必樊於期认识得更为清楚，否则也不必逃跑。

　　秦国一直是法家治国，施行严刑峻法。按照秦律，“败军之将且投敌者，命曰国贼，身戮家残，去其籍，发其坟墓，男女公于官”。不但要抄家，籍没资产，男女人等沦落为国家的奴隶，还要发掘祖坟。嬴政做了这一切还不解气，于是悬赏“金千斤、臣万家”，就是用千金加万户侯的代价，求樊於期的项上人头。由此可以想象，这场战役对秦国的打击之大，嬴政所挨的耳光之响亮。

　　亲者痛仇者快，反之亦然。消息传开，整个赵国为之沸腾。自从长平之战以来，赵军屡战屡败，丢人失地，总算扬眉吐气了一回。赵迁呢，自然也是大喜过望。兴头上，他对李牧说：“你就是寡人的白起！”隨即封他为武安君，封地就在今天的河北武安县。

　　从那一天起，李牧正式成为赵国的全军统帅。

　　赵迁封李牧为武安君，粗听起来是无上的荣誉，但事后回想，却有一语成谶的意味——白起毕竟是被秦王逼死在杜邮的。阴影也许就在那一刻，开始在李牧的头顶慢慢生成聚集。

缓冲消失

　　宜安之战后，秦国不甘心失败，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233年，再度攻击赵国的战略要地番吾（今河北平山东南）。这一次，李牧还是没给他们好脸色，干净彻底地粉碎了秦军的攻势。

　　接连遭遇两次打击，嬴政不得不调整战略部署。他意识到赵国虽然实力不断削弱，但秦国还是无法一口吞下。在这种情况下，只好逐步推进，先灭韩国。

　　韩国是战国七雄中实力最弱的国家，秦国此举完全是拣软柿子捏。韩王安见状更加不安。因为实力弱，他对秦国一直恭恭敬敬、小心伺候，没想到还是会成为目标。怎么办呢？既然兵将不行，不能来武的，那就来文的。派公子韩非出使秦国，劝说秦王掉转枪口，还是对准赵国。

　　典型的以邻为壑。

　　请注意，韩非是完完全全的贵胄子弟。可人家虽然出身高干之家，却既不仗势欺人，也非不学无术。《韩非子》现存五十五篇，十多万字，不能说字字珠玑，但确有真知灼见。很多寓言故事和成语都出自这本书，比如“自相矛盾”、“讳疾忌医”、“老马识途”、“守株待兔”、“滥竽充数”等等。韩非不但能写文章，还深通治国方略，只是他多次给韩王提建议，韩王总是不听，否则，韩国又何以沦落至此。

　　相形之下，秦王嬴政倒还识货。他对韩非的文章大为激赏，竟然发出这样的感慨：“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

　　这个态度引起了一个人的紧张。谁呢？韩非的师兄李斯。当时他在嬴政跟前非常得宠，为了不让韩非抢去风头，他不断在嬴政跟前上韩非的眼药，最终导致韩非亡命异乡。不过，秦王实际上部分采纳了韩非的建议，从公元前233年直到公元前230年，秦国一直没对韩国采取行动，倒是不断地攻击赵国。番吾战败后，次年又卷土重来，兵分两路想把邯郸做成夹心饼干。秦军主力从太原进兵井陉，攻克番吾，准备向邯郸以北攻击前进；另外一路人马从邺城和安阳出发，攻击邯郸南部。

　　一句话，钳形攻势，两面夹击。

　　李牧面对作战地图，很快就有了战役构想：南路有漳河以及南长城为依托，急切之间秦军难以拿下。于是他命令司马尚指挥所部配置于邯郸以南，迟滞秦军；自己带领主力迅速北上，迎战河东之敌。破敌之后，再挥师南下，合击南线秦军。

　　李牧所部的代地边防军，最大的特点就是机动性强。主帅一声号令，全军随即拔营起寨，向北而去。兩军在番吾附近再度相遇，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但是主帅没有将令，赵军阵型纹丝不动。对面的秦军一看见李牧的旗号，心里已经怯了三分。等正式接战，赵军噼里啪啦一顿猛揍，很快就将秦军打得晕头转向。

　　大军搏击就像勇士拔河，一方略一松懈，就有可能演变成彻底的溃退。当时的秦军情形略略如此，他们丢盔卸甲，狼狈逃窜。李牧看他们短期内已经没有再度组织进攻的能力，立即转身向南开进。

　　这一次，南线秦军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望风而逃。北边溃败的消息已经传来，再看看李牧的帅旗正猎猎飘扬，想来确实如此，守卫邺城的秦将哪里还敢接战？稍一接触，他们就纷纷逃走，漳河沿岸的阵地悉数归入赵军之手。

　　从那以后的三年里，秦军再也没有染指过赵国。秦王的注意力已牢牢地聚焦在韩国的版图之上。

　　这时的秦王嬴政，已经把局势看得越来越清楚。他打定主意要灭掉六国，平定天下。他的一系列举动，引起世人的广泛关注，大梁人尉缭也前来投奔效力。他建议秦王不要吝惜财物，要收买各国的豪臣，搞乱六国的内政。这样不过花费三十万金，就能让他们不战自溃。

　　嬴政闻听大喜，立即拜尉缭为国尉，给予他饮食服饰和自己同等的最高规格礼遇，全盘接受其建议。

　　尉缭这个名字想必大家都不陌生，尽管对他本人，以及大名鼎鼎的《尉缭子》未必了解。他的名字叫“缭”，姓氏已经失传。尉缭中的“尉”，来自他的官职国尉。因为《尉缭子》中的近万言、二十四篇文章，尉缭当之无愧地跻身于知名军事理论家的行列；因为对秦王的那番建议，他又成了秦国的情报兼特务机关首脑。

　　黑泽明有部作品《影子武士》，即《影武者》，说的是武田信玄战死之后秘不发丧，临时找了个替身，以信玄的面目继续活跃在当时日本的军事舞台上。通俗地说，就是替身。二战期间，在蒙哥马利身上也运用过。而这个战术的版权，也许应该归入尉缭的名下。

　　当时天下人无不痛恨秦王，因此他的安保任务相当繁重。众所周知，张良是最积极的刺客之一。他从沧海君那里请来一位大力士，能舞动一百二十斤的大铁锤，准备刺杀秦王。等秦王的车驾巡游到博浪沙，刺客突然发现两辆车驾完全相同，他根本分不清秦王到底乘坐哪辆，刺杀行动因此失败。力士身材高大，立即被拿住杀掉；张良貌不惊人，身材普通，融入人群就像水滴入海，这才捡回一条性命，成就了刘邦的天下。

　　让副车跟秦王的车驾完全相同，以掩人耳目迷惑刺客，就是尉缭的主意。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尉缭的反间计取得了巨大的成效。当然，那些接受了钱财的豪臣未必一定都是贪利之辈。李斯说得很明白：“不从者，利剑刺之。”秦国以实力为后盾，一手胡萝卜一手大棒，愿意要哪样，你自己掂量。

　　最终强力推动统一进程的，自然主要靠大棒。现在想想，尉缭应该是个充满矛盾的人物。他在书中说：“凡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夫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货财，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盗也。”秦国东并六国，很难匹配这样的标准，然而尉缭却甘愿辅佐秦王，达成目标。

　　第一个被吞并的就是韩国。公元前232年，秦军遭遇李牧的铁拳打击后，韩王安审时度势，决定争取主动，献出南阳以求苟延残喘。但尽管他如此恭顺，两年之后依旧被灭国。

自杀他杀

　　韩国一灭，秦赵两国之间没了丝毫的缓冲，进一步的冲突在所难免。

　　宜安之战后，赵国虽然三战三胜，但杀敌一千，自伤八百，赵军付出的代价也相当惨重。尽管秦军的损失更大，但秦国地广人众，完全可以消化；而赵国呢，国土面积不断缩小、人口逐年递减，难以负担连年征战的高昂成本。偏偏在这个时候，老天又跟它过不去。

　　公元前231年，代地发生八级以上大地震，土地开裂出一道深沟，东西宽达一百三十步。自乐徐以西，北至平阴，台屋墙垣大半坍塌，百姓死伤无数，灾民流离失所。内忧外患，赵国无力赈灾，又不可能争取到国际援助，一时间哀鸿遍野，民怨沸腾。

　　不知道是否因为诸侯连年攻伐、不义战争不断，导致天怒人怨的缘故，那段时间，秦国的异常现象和自然灾害也不少：

　　公元前243年十月，秦国发生蝗灾，乌压压的蝗虫遮天蔽日，瘟疫流行，死者甚众；

　　公元前240年，天有彗星先出东方，现北方，五月又在西方出现。卜者认为，这昭示西方将有大将死。果然，不久之后，秦国名将蒙骜战死；

　　公元前239年，秦国连续发生大灾，大批百姓逃出关中求食；

　　公元前238年，秦国四月飞霜，气温骤降，冻死百姓庄稼无数。

　　然而当时的秦国，基本可当地大物博这个词汇。这些灾害他们完全能够承受，大不了通过战争的方式转嫁到六国头上。但对于当时的赵国而言，却是屋漏偏逢连夜雨，无法支撑。秦国当然也明白这一点，于是趁机出兵，力叩赵国之门。

　　这一次秦国做了更加充分的战前准备，兵力也远远超过以往。他们兵分三路，西路由主帥王翦率二十万主力，出上党，寻求与驻扎在井陉关的李牧主力决战；南路由杨端和率军十万出河内（今河南沁阳），攻击赵南长城，威胁邯郸南部；北路由大将李信与羌瘣率军十万出太原，攻击代地，牵制赵国的边防骑兵，使他们无法分身，南下救援李牧。

　　请注意，指挥北路秦军的李信，是名将李广的祖先。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在李牧的顽强阻击下，王翦一时占不到便宜，只好加紧施行“盘外招”。

　　下棋的朋友都知道“盘外招”。比如韩国围棋皇帝曹薰铉九段，棋厉害，盘外招也厉害。干吗呢？唱小曲。形势大好或者形势不好，都唱，越激烈声音越高。第五届东洋证券杯决赛，日本棋手依田纪基九段不堪忍受，戴耳塞上阵，以示抗议，结果还是败下阵来。依田纪基自己也不是没有盘外招，他的法宝是把棋子拍得震天响，甚至有时拍碎。刚开始李昌镐老是输给他，据说与此不无关系。李昌镐棋好人胆小，屡受惊吓。

　　秦国的“盘外招”，远比这个厉害。因为牵扯到的利益更大，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他们的办法，就是用糖衣炮弹攻打赵国的权臣，实施反间计。尉缭和李斯是这个办法的总策划，姚贾与顿弱则是急先锋。

　　顿弱是楚国人，听说尉缭得到那样的礼遇，于是也来试试运气。见了秦王，他也像尉缭那样不肯行礼：“臣之义不参拜。王能使臣无拜，即可矣；不，即不见也。”我的道义信条不容许我参拜君王。您要是同意，咱们就聊；不同意，我转身就走。

　　这个要求多少带点儿酸气，也是文人的无奈之处。他们可怜的自尊，在巨大的财富与权势跟前，也确实难以保全。秦王胸怀天下，当然不会在意。于是顿弱进一步要求：“韩，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胸腹。王资臣万金而游，听之韩、魏，入其社稷之臣于秦，即韩、魏从，韩、魏从而天下可图也。”

　　一开口便是万金，即便秦王也不能随便答应：“寡人之国贫，恐不能给也。”

　　这一点，顿弱当然心里有数，还有后话：“天下未尝无事也，非纵即横也。横成则秦帝，纵成则楚王。秦帝，即以天下恭养；楚王，即王虽有万金，弗得私也。”天下并不是太平无事，不是连横就是合纵。连横秦国称帝，合纵楚国成王。秦国称帝，可得天下；一旦楚国成王，大王您就是富有亿万，也是人家的。

　　一句话，那时候钱再多，也只能擦皮鞋。

　　秦王当然知道利害好歹，于是给顿弱足够的活动经费，“使东游韩、魏，入其将相；北游燕、赵，而杀李牧。”

　　也就是说，杀死李牧的凶手中，有顿弱这个家伙。

　　其实顿弱不应该遭到谴责，各为其主而已。真正害死李牧的，还是郭开，那个害了廉颇的家伙。

　　郭开在赵悼襄王跟前就很得宠。赵悼襄王本来有个太子，名叫赵嘉，素质不错，能当个好领导，但一切都坏在赵悼襄王手里。

　　平民出轨，是流氓成性；官员出轨，是一时冲动；君王出轨，那叫游龙戏凤，弄得好算得上风流佳话，本来没什么的，坏就坏在赵悼襄王当了真。把那个“娼”纳为王后不说，还在她的影响下废掉原来的太子赵嘉，而将国家交给不成器的赵迁。赵迁喜欢声色犬马，郭开精通溜须阿谀，二者正好配合默契，相得益彰。

　　顿弱带着无数的金银珠宝，光彩耀得郭开睁不开眼。史料中没有记载他跟顿弱是否摊过牌，但可以肯定，即便没有明说，彼此也能心照不宣。拿了顿弱的钱，就按照他的意思不断在赵迁跟前败坏李牧。光一个郭开当量已经足够猛烈，顿弱还要拉上另外一个佞臣韩仓。两人左右开弓，很快就让赵迁对一个并不存在的事实深信不疑：李牧要反，他的副将司马尚也不干净。两人正在密谋，随时可能投降秦军。

　　他们具体怎么败坏李牧的呢？王翦先给李牧写信，假意表示要和谈。这样的信，李牧当然要回复，否则往大里说可能误国，从小里说至少失礼。李牧回一封，王翦再写一封；如此循环往复，两人通了十几次信。

　　这事成了郭开和韩仓手中的把柄，他们俩对赵迁说：“现在全国的军队基本都掌握在李牧手中，他跟秦国正在谈判，准备投降，秦王答应封他为代王！”这个说法实在太突然，刚开始赵迁自然不会相信。两人接着说：“李牧多么厉害的人物，大王您难道不知道？过去他抗击匈奴，打得他们服服帖帖，再也不敢生事；上回樊於期、王翦来犯，也被他全歼。可这回呢？王翦的人马并不多，李牧却迟迟不动手。这里面难道会没有文章？我听说他跟王翦已经勾结上，经常通信！”

　　赵迁赶紧派人到前线了解情况。一问，互通书信确实存在。这样一来，赵迁立即对郭开和韩仓的话深信不疑。

　　怎么办呢？除了李牧，国中还有谁人可用？赵葱吧，他是宗室，行不行都得行；另外派颜聚接替司马尚。就这么办！快！

　　关于李牧的最终结局，《史记》和《战国策》中记载不同。《史记》的说法是：“赵王乃使赵葱及齐将颜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赵使人微捕得李牧，斩之。废司马尚。”这个说法貌似可信，李牧大概率不会痛痛快快交出兵权。他比谁都清楚当时的严重局势，一旦军队交到不靠谱的将军——当时哪里还有靠谱的将军——手中，赵国必定马上玩完。而且他素来极有主见，这个主见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主见，那种主见但凡稍有成就的将军，身上都会有。李牧这个主见，集中体现为能承受君命的压力，通俗而言就是抗命。就是将在外、不由帅。抗击匈奴时如此，宜安之战中也是如此。应该说，这也是赵迁怀疑他的部分原因。

　　小时候看过连环画《李牧之死》，封面上的李牧已经脱下战袍和铠甲，一身平民装束，似乎是根据《东周列国志》改编的。这本小人书我当时并不喜欢，不止这本，所有关于东周列国的小人书，我基本都不喜欢。因为我不喜欢那上面的盔甲和兵器，我觉得不好看。相比之下，《三国演义》和《岳飞传》要帅得多。不说形式，只说内容。这本连环画里说，李牧接到命令便抛下军队准备回家，结果在半路上的一个小酒馆里，被赵迁派来的人杀死。

　　这个说法的源头，应该是《史记》。

　　《战国策》中的说法，与此小有区别：李牧死于自杀，方式甚为悲壮决绝。

　　事情的经过，吕不韦的门客司空马似乎是目击证人。吕不韦当权以后，想到东方六国有声名显赫的“战国四公子”：赵国平原君赵胜、魏国信陵君魏无忌、楚国春申君黄歇、齐国孟尝君田文，收养门客，手眼通天，唯独秦国虽强，却没有这样的人，于是自告奋勇广泛养士。据说吕不韦养了整整三千人，堪比孔子的门徒。这些门客给他写了《吕氏春秋》，即《吕览》，当然还帮他干过别的很多好事坏事。然而盛极必衰，嬴政亲政以后将吕不韦赶出朝堂，他手下的门客随即树倒猢狲散。这个司空马就跑到赵国，赵迁让他代理相国。司空马建议赵迁割地求和，拖延时间，赵迁不肯；要求统兵拒敌，赵迁也不放心，司空马只好告辞而去。《战国策》中原文如下：

　　司空马去赵，渡平原。平原津令郭遗劳而问：“秦兵下赵，上客从赵来，赵事何如？”司空马言其为赵王计而弗用，赵必亡。平原令曰：“以上客料之，赵何时亡？”司空马曰：“赵将武安君，期年而亡；若杀武安君不过半年。赵王之臣有韩仓子，以曲合于赵王，其交甚亲，其为人粉疾贤妒功臣。今国危亡，王必用其言，武安君必死。”

　　韩仓果恶之，王使人代。武安君至，使韩仓数之，曰：“将军战胜，王觞将军。将军为寿于前而捍匕首，当死。”武安君曰：“病钩，身大臂短，不能及地，起居不敬，恐获死罪于前，故使工人为木杖以接手。上若不信，请以出示。”出之袖中，以示韩仓，状如杖续，缠之以布。“愿公入明之。”韩仓曰：“受命于王，赐将军死，不赦。臣不敢言。”武安君北面再拜赐死，缩剑将自诛，乃曰：“人臣不得自杀宫中。”过司马门，趣甚疾，出门也。右举剑将自诛，臂短，不能及，衔剑征之于柱以自刺。

　　这事甚为关键，所以我再翻译成白话：司空马离开邯郸，经过平原津。平源津令郭遗听说有远客自邯郸而来，热情接待的同时，问道：“听说秦兵正在攻打赵国，客人自邯郸来，请问战况如何？”司空马随即复述了为赵王设谋图存而不被采纳的事情，说赵国灭亡只在朝夕之间。郭遗问：“那么您估计赵国能支撐多久？”司空马说：“赵王若能坚持以武安君李牧为将，可支撑一年；如果妄杀武安君，也就是半年时光。我听说有个叫韩仓的臣子善于阿谀奉承，甚得赵王欢心。这人妒贤嫉能，每每谗害有功之臣。如今正是风雨飘摇之时，赵王非亲勿用，必听韩仓之言，武安君恐怕没有好下场。”

　　韩仓果然大进李牧的谗言，赵王信以为真，使人取代李牧。李牧回到邯郸，韩仓就胡乱找茬儿数落他说：“将军得胜归来，大王向你敬酒贺功，可您回敬大王时，双手紧握匕首，其心叵测，其罪当诛！”武安君急忙分辩说：“臣胳膊有曲挛之疾，伸不直，而我身躯高大，跪拜之时不能双手够地，深恐对大王不敬而触犯死罪，所以才叫人做了个假臂，大王若是不信，我可以让你们看看。”于是从袖中取出假肢给韩仓看。那假肢状如木橛，上面缠着布条。李牧恳求韩仓好好跟赵王解释，韩仓说：“我接到的命令只是赐你死，决不饶恕，别的话不敢多说。”李牧于是向北遥拜，叩谢从前的知遇之恩，然后抽出宝剑准备自杀。可他转念一想：臣子不能自杀于宫中，于是快步走出宫廷的外门司马门。出门之后，右手引剑准备自杀，可胳膊太短，宝剑无法刺透，就以嘴含剑，将剑柄抵在柱子上自刺而死。

　　看到这里我们才发现，李牧还是个残疾人。有人认为，他的残疾是在对匈奴战争中受的伤。一句话，他是伤残军人，应该受到优待，可实际结果正好相反。

　　现在回头再看，《李牧之死》里的铠甲兵器，依然不够帅气，但是比起《战国策》里的“含剑自杀”说，就个人感情而言，我还是更加倾向于《李牧之死》里的他杀说。我觉得自杀说简直就是对李牧的污蔑，当然，其本意是好的，希望把将军的背影描绘得更加忠勇，愈发悲壮。

　　问题在于，那么一个素无德行的君王，又如何值得将军如此的忠义？这种忠义，只是大炮打蚊子。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说，君王像君王的样子，臣子就要像臣子的样子；父亲尽了父亲的责任，儿子也要行儿子的孝道。所谓兄友弟恭，父慈子孝。如果处于强势和主动的一方，没有首先尽到自己的责任，那我们又有什么资格和理由，要求处于弱势和被动的一方，来承担他们的义务？就当时的情形而言，当然不能主张李牧举兵造反，灭掉赵迁，那对国家大局不利；然而屈死终究无益，还有逃跑避祸这个明智的选择。像廉颇那样攻打乐乘一顿，李牧脾气不同可能做不出来，但至少可以效仿吴起吧。

　　就本质而言，自杀也是他杀。凶手呢，则是赵迁、郭开与韩仓。至于顿弱和秦王，他们手上当然有将军的血迹，但却不应该受到谴责。

　　这是公元前228年五月的事情。三个月后，王翦发动攻击，击败赵军，杀了赵葱，颜聚逃跑。又过了两个月，秦军围攻邯郸，赵迁出城投降，赵国随即灭亡。从前的赵国太子赵嘉，也就是赵迁的长兄，逃到代地称王，又支撑了六年。但就总体而言，那个昔日强大的赵国，胡服骑射的赵国，就这样烟消云散，成为史册中一页发黄的记忆。

　　刻意强调赵迁生母曾经为娼的经历，很可能是对这个行业的不公。因就根本而言，妓女问题是经济问题，并非道德问题。所以司马迁在这里也玩了个花招。一般而言，史家对传主是不能进行人身攻击的，那未免自贬身份。然而史家也有感情，愤恨也需要表达，否则那样的史书没法儿看。怎么办呢？太史公采取了间接引语的方式，前面加了个“吾闻冯王孙曰”，就是说，这些话我都是听冯王孙说的，直接引用，不作判断和评价。信与不信，您看着办。

　　责任编辑/吴贺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