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 华

　　

　　1948年秋天，正是天高气爽的季节，运河沿岸的重要商埠泊镇，河内帆樯如林，岸边车水马龙。没有人注意到一辆马车由北向南而来，停在运河西岸“华北建设公司”的门前。车上下来两对夫妇和他们的孩子，刚一走进院子，一个中等个头，敦实身材的中年人迎上来，紧紧握住其中一位来人的手：“欢迎！”

　　来人则开心地说：“到家了！”

　　这个挂着“华北建设公司”牌子的院子，就是中共华北局城工部。来人是谁，依照纪律，是不能打听的。城工部在运河东岸还有一个交通站，一般情况下，来客都是住在交通站的。可今天的来客不仅直接住到了城工部机关，还是部长刘仁出来迎接，可见其身份的特殊。

　　这位客人，就是著名社会活动家、鲁迅先生的胞弟周建人。远在西柏坡的毛泽东主席指示城工部热情接待，并安全护送到石家庄。

　　泊鎮（今河北沧州泊头市）是一座千年古镇，也是北方重要的工业基地。民国年间，镇上仅大大小小的铸造厂家就有一百三十多个，从业人员近五千人。更为重要的是，这里交通十分便利，水路有大运河，陆路有津浦铁路，还有通往天津的车马大道。华北局城工部的驻地之所以选在这里，首先是考虑到它的交通条件，另外，其繁华的工商业可以为城工部的活动提供掩护。

　　眼下，泊镇已经解放，但北平和天津还在国民党手中。所以，作为平津地下党统率机关的华北局城工部，依然处在绝密状态。

　　这是一座坐西朝东的青砖建筑，临街三开间的门面，后面是凹字形的房屋。从外面看，有上下两层窗户，容易让人误以为是楼房，进去后才知道，其实只有一层。除此之外，这座建筑在当年的泊镇并无显眼之处。但是，你肯定见过蜘蛛网，一条条蛛丝伸向四面八方，任何一个地方稍有风吹草动，马上就会反馈到中枢。城工部就织就了这样一张看不见的网，覆盖京津地区，这座青砖建筑就是它的中枢。

　　1948年10月，败局已定的国民党居然想通过偷袭石家庄和西柏坡，釜底抽薪，垂死挣扎。我北平地下党员王甦通过傅作义所部北平联勤第五补给区副司令赵龙韬获得了这一情报。与此同时，公开身份为《平明日报》采访部主任的李炳泉和《益世报》采访部主任刘时平两位中共地下党员也探知了敌人的动向，并以记者身份深入“采访”，核实了这一情报。这些不同渠道获取的情报，通过中共北平地下党的电台发往泊镇，再由泊镇发往华北军区并转报党中央。国民党的偷袭部队尚未部署完毕，新华广播电台便播出了“蒋傅匪军妄图偷袭石家庄”的消息，偷袭计划像扒光了衣服的小偷，赤裸裸地暴露在国人面前，成为一场闹剧。

　　每当这座青砖建筑中作出一个重要决策，马上就会通过一条条蛛丝传输到终端，无数的人马便立即行动起来。如城工部根据形势发展，决定做傅作义的工作，于是，所有可能接近傅作义的人脉资源都被动员起来，从不同的角度接近傅作义，其中包括他的女儿傅冬菊。这些人横向之间并无联系，甚至互不相识，但目标一致，顺着各自身后的那条线，最终汇聚在一点上。

　　围绕着北平和平解放，这些年不少影视作品中对于城工部在北平的活动都有所反映，其实，为了配合解放天津，城工部所做的工作照样精彩纷呈。

　　全面内战爆发后，为阻止解放军进攻，国民党天津守军在市郊修筑了南北125公里，东西5公里的“蜂腰型防御工事”，环城筑有大小碉堡千余个，埋设地雷数以万计。在这种情况下，拿到天津守敌的城防工事图，便成为天津地下党的重要任务。

　　天津市工务局技术员、中共地下党员麦璇锟承担了这一任务。想方设法获得全部图纸之后，他利用中午其他同事回家吃午饭、睡午觉的机会描摹图纸。这天中午，他正在专心致志描摹时，一位监工员突然闯了进来，径直走到麦璇锟跟前，低头看过图纸之后，问他：“是不是想学张松献图？”

　　“张松献图”的典故出自《三国演义》，说的是刘璋部下张松欲将西川地图献给曹操，受到曹操羞辱，最后将图转献给刘备的故事。麦璇锟当然明白对方在暗示什么，出了一身冷汗。好在对方没有告发他——其时天津的国民党大小官员人人自危，能跑的都跑了，跑不掉的，则要考虑给自己留条后路。麦璇锟得以化险为夷。若干年后阅读麦璇锟的回忆文章，读到此处，依旧惊心动魄。

　　城防图绘制完毕，麦璇锟将其交给了上级王文源，王文源又交给了“大众照相馆”的地下党员康俊山。康俊山把城防图分割拍成八张照片，装裱在两张老年人照片背后，再装入相框。遇有检查，就说是送两位老人的遗像回老家，如此，把城防图完整地送到泊镇华北局城工部。

　　与此同时，天津市工务局的另一位地下党员张克诚，利用验收城防公路之便，也获取了一套城防工事图；天津市地政局测量队任绘图员的地下党员刘铁淳，也把准备上报国民党高层的城防图复制了一份。解放天津时，战役前线指挥部司令员刘亚楼说：“应该说天津是解放军和地下党共同打下来的。”

　　上世纪90年代，我去看望当年城工部所属的中共北平地下学委负责人、原卫生部长崔月犁同志，谈起北平地下党的工作，他说，有人总以为反映地下工作的影视作品太夸张，其实，那些故事都真实发生过，而且更加惊险曲折。

　　1948年4月，中共中央在发布“五一口号”的同时，准备邀请一些知名的民主人士到西柏坡协商民主建国事宜。根据周恩来的谋划，民主人士赴解放区分两条线，本来就在香港和途经香港的，走海路到东北解放区，即南线；本来就在平津和途经平津的，走陆路到华北解放区，即北线。

　　北线的护送工作由华北局城工部负责。隐蔽战线的工作本来就是在刀尖上跳舞，这项工作更是容不得半点儿差错。周建人就是根据这一安排来到城工部的。符定一、楚图南、吴晗、田汉夫妇、刘清扬、李明灏、李公朴夫人……也是经城工部安排，平安到达石家庄的。城工部并不只是负责在泊镇转送，被护送人员在北平、天津尚未出发时，城工部即帮助谋划如何化装，如何出城，遇到检查如何应对，再派出专人陪同护送，确保万无一失。

　　除了这些民主人士以外，他们还转送了大批的进步青年和文艺工作者，其中包括获得“七一勋章”的著名表演艺术家蓝天野。作为中共地下党员的蓝天野，当年因为上了敌人的黑名单，被组织安排撤出北平。七十五年之后，我问老人家：“您知道华北局城工部吗？”

　　老人虽已卧病在床，但依旧自豪地回答：“当然知道，那是我们的上级呀！”

　　他详细向我讲述了由北平到泊镇的过程，在到达沧州进入泊镇之前，还按照组织的要求，把名字由王润森改为蓝天野。听得出，对他来说，那确实是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

　　城工部还承担了一些特殊人士的护送工作。何基沣将军在淮海战场宣布起义之后，中央急电北平地下学委负责人崔月犁，务必把何将军的夫人宋晓菡女士迅速、安全地护送到解放区。当时，地下党连何夫人的姓名都不知道，更不要说居住地址、联系方式了，可任务必须圆满完成，而且时间紧迫。

　　在几经周折找到宋女士后，还面临一个困难，怎么才能让她相信我方人员呢？好在宋女士的亲属中已经有人听到广播，知道何将军公开回到了人民的阵营。最后，宋女士化装成逃难村妇，孩子也剃了光头扮作逃难儿童，由地下党员王立护送到泊镇。在天津转车时，已经发觉宋女士出走的敌人派出特务拦截，特务站在车厢门口大声喊宋女士儿子的小名，万幸我护送人员已经料到敌人有这一手，事先千叮咛万嘱咐，母子俩都没有应声。

　　火车终于向泊镇进发，宋女士松了口气，王立松了口气。他们不知道的是，和他们同车厢的地下党员杨波也松了口气。宋女士和王立都不知道杨波的存在，而杨波的任务就是再加一道保险，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暗中护送，万一有什么意外，组织上可以第一时间知道消息。火车只能开到静海县的闸口，这里是敌占区和解放区的交界处，大批国民党军警宪特在此设卡盘查。王立知道这些人里也有我地下工作者奉命暗中关照，但这个人是谁，就无从查考了。

　　2010年春天，著名作家、原文化部长王蒙和原北京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大明来泊镇参观华北局城工部旧址，他们都是当年北平的地下党员。王蒙同志回忆往事：“北平解放后，市委召开了地下党员会师大会，许多非常熟悉的同志在会上相逢，这时才知道原来对方也是地下党员！”

　　曾经担任中科院副院长的滕藤同志在清华读书时，同宿舍有个要好的同学，滕藤想发展对方加入组织，对方笑而不语，后来才知道，对方早就是地下党了。

　　城工部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培训干部。越是临近平津解放，培训干部的工作越是紧迫。《刘少奇年谱》记载：1947年12月13日，刘少奇“主持中央工委会议，听取刘仁等汇报北平的中共组织、学生运动、工人运动等情况及今后工作”。

　　刘仁同志从西柏坡回到城工部以后，为了使中央精神得到贯彻，立即组织开展了大规模的培训工作。接管城市、接管工厂需要干部，接管学校也需要干部。1948年夏天，城工部一次培训平津地区大中学校的地下党骨干近二百人。当年清华大学的地下党员，解放后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工业大学校长的王浒同志参加了这次培训。多年之后他感慨地說：“没有想到，这个地图上都没有的泊镇，竟然成了清华迎接解放的起点”。

　　参加培训的学员住在城工部指定的老乡家里，一户只住一个人。课余时间如果想出去散散步，必须化装，由指定的人员陪同，不得同其他学员有交集。上课的方式更加特殊，在院子里纵横交错拉起一道道绳子，挂上床单，分隔成一个个方格，有人称其为“蜂窝”，也有人说像“包厢”。每个方格里面放一个马扎、一个方凳，方凳上放一盏煤油灯。参加培训的学员扎上毛巾、戴上口罩，被一个个分别引到方格内坐下，只能听到老师讲课，但看不到老师的容貌。当然，老师也看不到学员。学员和学员更是互不相识，每个人都知道肯定不是只有自己一个人在学习，但每个人都不知道同学是谁。之所以采取如此严格的保密措施，是因为平津正处在黎明前的黑暗中。

　　几乎所有的平津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都愿意到城工部来，不论是长期培训、短期培训，还是一次深入的谈话，他们都管来泊镇叫“回家”。学员最多的时侯，泊镇周围好几个村子都建立了接待机构。除去在泊镇培训之外，城工部还向华北联合大学输送了一千多名青年学生。

　　当然，培训内容也各不相同，除去政治培训、政策培训之外，还有一些特殊技能培训。原北京市崇文区人大副主任候银乔同志，当年是城工部的译电员，她在泊镇住的大院子分为前中后三个小院。中院住的李林同志是一位双枪手，他负责培训地下党员使用枪支和照相技术。和李林同住一院的金健同志，则负责培训化装和制作国民党统治区的假身份证件。候银乔同志还亲眼见过当时的北京大学助教、地下党员，建国后任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的宋硕同志汗流浃背地拿着手枪拆了装、装了拆，学习用枪。

　　黎明前的敌人上演最后的疯狂，而中共地下党员们在城工部的领导下，做好了迎接日出的准备。地下学委根据城工部指示，组织党员和外围成员遍访各大专院校的教授、学者，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动员他们不要跟随国民党南下。崔月犁登门拜访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教授冯友兰，辅仁大学校长陈垣，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徐悲鸿等，取得明显效果。各个学校的知名教授，各大医院的院长、专家，除个别人外，都留下来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他们还成功地策反了许多国民党的军警宪特人员，其中包括促成“保密局”北平站少将站长徐宗尧起义。

　　他们不仅勇于斗争，而且善于斗争。1948年10月，地下党领导北平电信局三千名职工开展罢工斗争，但这次行动不叫罢工叫“饿工”——我们要吃饭，博得广大市民的广泛同情，进而影响全国。

　　城工部旧址陈列的历史资料

　　在开展斗争的同时，地下党还积极、审慎地发展党员，壮大党的组织。到北平解放时，北平地下党已有党员三千多人，党的外围组织“民青”、“民联”成员五千多人，他们分布在各行各业，时刻关注着敌人的一举一动。聂荣臻元帅在为《刘仁传》写的序言中，讲到北平守敌“企图逃跑而在东单抢修了临时机场，由于地下党的同志直接观察我军每一发炮弹的具体位置，发回电报，帮助我炮兵校正弹道，我炮火越打越准，完全封锁了机场”。而这一切都紧密联系着泊镇那座青砖建筑，那里有一群坚定而又清醒的共产党人，他们的领导人就是华北局城工部部长刘仁。

　　王蒙同志所说的那次北平地下党会师大会，是解放军入城式的第二天，即1949年2月4日在当时的国会街北京大学四院礼堂召开的，主席台设两排座位，在前排就座的有林彪、罗荣桓、聂荣臻、薄一波、彭真、叶剑英、李葆华，刘仁坐在第二排。彭真把刘仁从后排座位上请过来，对大家说：“这就是多年来领导你们坚持地下斗争的富于白区工作经验的刘仁同志。”

　　刘仁心潮澎湃，眼含热泪向大家鞠躬致意，会场响起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一些人忍不住从座位上站起来，想仔细看看这位没有见过面的具有传奇色彩的领导。

　　1982年，曾任北京日报社社长的范瑾同志，请彭真为《北京日报》创刊三十周年撰写纪念文章，彭真在表示“千头万绪，不知从何写起”的同时，“又不禁想到解放北平时，解放军和进城干部同北平地下党和群众热烈会师的情景。当时，连林彪也说北平地下党工作、群众工作做得好。”

　　河北和京津地相连、人相亲，但是河北和北京联合命名的革命遗址并不多，而“华北局城工部旧址”的铭牌上，署名为“北京市文物局·泊头市人民政府”。

　　“新桥水驿下津门，独镇河西剩古村。”作为千年古镇，泊头市近年来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值得庆幸的是，在岁月的变迁中，华北局城工部旧址被保存下来，成为城工部历史上唯一得以保存的旧址。1998年泊头市政府收回了它，1999年北京市政府拨款进行了修缮。作为一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泊头市委成立了专门的管理队伍。市广播电视局原局长范凤驰等同志不辞辛苦搜集挖掘有关城工部的历史资料，使旧址的陈列内容越来越丰富。

　　这座青砖建筑，最早是晋商的当铺，然后是国民党的党部，后来又是日本鬼子的宪兵队。建筑主人的更替，本身就是中国近代史的缩影。当然，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最为珍贵的是它保存了我们党隐蔽工作的一段辉煌历史，让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体会党的初心。

　　泊头市是著名的鸭梨之乡，恰在三十万亩鸭梨开花的季节，大运河恢复全线通水。运河的风里浸透着梨花的芬芳，吹过城工部旧址的广场。虽然早已换了人间，虽然电波并没有声音，站在广场上凝望那座青砖建筑，依然觉得耳边响着电波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