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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送我去上学

时间:2023/11/9 作者: 啄木鸟 热度: 17399
子方

  



  明年,儿子叶四海即将从哈尔滨工业大学本科毕业。暑假里,他与我探讨下一步怎么走。大方向,无非是就业或继续做学问。根据他所学专业的特点,我们父子俩都倾向于后者,我欢迎儿子在学历上高我一头。后者也分为两个方向,继续窝在国内或走向世界。

  说到这一步,我就明白这小子居心何在了。我着实舍不得这小子远赴海外,以我的私心,希望他最好明年就回壅州工作。

  我表态说,老子没问题,关键是你妈。

  2018年,我和滕蔓把儿子从壅州送到哈尔滨。两个城市有直达航班,谈不上旅途劳累。从新生报到到正式开课,中间有两三天空暇,一家人逛遍了市内几乎所有好玩的地方。我感慨于人人拥有一部智能手机的好时代,让回忆若干往昔显得不合时宜,尤其是作为一个人,已在人世间无从逃遁。

  滕蔓是壅州大学教授,自恃熟悉高校里的典故,在游玩之余对儿子左叮咛右嘱咐,无非尊重老师,友爱同学,热爱学习,独立生活之类的。

  作为父亲,我自然不能缺位,在她夸夸其谈之余,也顺便告诉儿子,他老子的老子当年是如何送老子去上学的,还有一些别的。此前,他老子的事他多少知道一些,但对他老子的老子就所知有限了,他老子的老子的老子呢,他则几乎一无所知。这当然不怪他,只是我要选择自认为合适的时机才告诉他。

  儿子一惊一乍的神情表明,他似乎从未意识到他也是有曾祖的人。我希望他能明白,比起他曾祖,他远离父母到北方念书,他妈啰哩啰唆提醒的那些事根本不值一提。

  根据儿子喜欢的专业,是我撺掇他選择哈工大,虽然上海同济和西安交大也很不错。填高考志愿前,他征求我和滕蔓的意见,说最好选择省城或上海,与家近些。我说你又不是老母鸡。他问我老母鸡是什么意思。我说老母鸡就是老母鸡。

  壅州是典型的南方城市,哈尔滨几乎在祖国的最北边。我想看看在壅州城里养尊处优长大的儿子,远离父母能否适应得了完全不同的生活环境。从幼儿园到高中,他一直没离开过壅州。偶尔外出,无非是我和滕蔓带他出去暑期旅游,或参加学校组织的春游秋游夏令营之类的活动,老师和同学们相伴左右。他对此心安理得。

  三年下来,结果如我所愿,儿子茁壮成长,无论是身体上还是心智上。



  叶家有老子送儿子去上学的传统。

  1985年9月10日早上六点,妈把我唤醒。屋外天还暗着,爸坐在桌子边吃早餐。昨晚他到家时我已睡着,但我知道他会回家。我准备去刷牙洗脸,第一次出远门总得修个边幅。爸沉声说,刷什么牙洗什么脸,老子都快吃完了。

  六点半,天蒙蒙亮,我和爸出发了。爸挑着担子走前头,一头是表皮起翘的大皮箱(爸已用了十几年),装着我的衣服、书本和一干生活用品;一头是脏兮兮的编织袋,里面有今年新挖的土豆、毛芋和芋叶干、毛笋干、刀豆干、南瓜干等干货,还有一只活蹦乱跳的老母鸡。

  我只背着书包,看上去步履轻快地走在爸后头,实则战战兢兢。说实话我怕他,他把我打得最惨的一次把扫帚柄子都打断了,柄子打断了他还要打,拿着两截断柄左右开弓。让我聊以慰藉的是,我不是被打得最惨的那一个。总的来说,我是四兄弟中挨打次数最少的那一个幸运儿,这和我的学习成绩密切相关。爸打我们时,总是不见妈的踪影,但她总能够在最后关头出场扫尾,让打人的和挨打的都有台阶下。但爸有一个好,我们被打了还要说他好,就是他从不在外人面前打我们,而是关在家里卖力地打,即使我们痛得乱叫,村里人也一无所知。我们寒暑假在家的时候,被爸打得最多,按理说我们都得感谢学校,该好好读书才是。不知道爸是不是这么想的,但反正我们这四把贱骨头不是这么想的。好在爸是吃公家饭的人,一年下来在家的日子加起来也不超过三十天。在乡政府,大部分事情不是我爸说了算,但家毫无疑问是他真正的一亩三分地,他完全可以在这个地盘上无法无天。他把打是亲骂是爱视为颠扑不破的真理,今年更是被他抓住了真理的明证,老大老二算是有点儿出息了,老四正昂首阔步在通往大学校门的通衢大道上,老三缝补衣服也不错,可见四个儿子在他的拳脚调教下都有了出息。

  爸在山路上如履平地,我在后面亦步亦趋,心头五味杂陈。终于离开家了,我不就是盼望这一天吗?却无缘由地恐惧。

  说起来寒酸,我今年十二岁,基本上就没离开过叶裆村,今天是我第一次出门远行。之所以说是基本上,是因为我偶尔也离开叶裆村,比如举着烧着的竹篾子去圆底村看露天电影,春节期间去河上垟村看望我三个舅舅(我妈金银花就是从那里嫁过来的),挑着家里种的蘑菇去大岭脚村的乡供销社卖掉(白家坪乡政府驻地就在大岭脚村),凡此种种。我迄今为止的活动范围就是周边这几个村。

  今天可不一样,按妈的说法,是进城;按爸的说法是去区里,有时他也说去镇上。因为神马区公所就设在神马镇上。神马区公所是前塘县政府的派出机构,管着神马镇和白家坪乡在内的十几个乡。

  姑且按妈的说法,我今天要进城,因为我考上了区中,今天是新生报到的日子。

  7月27日,黄道吉日,又恰逢周六。我家在叶裆村一个叫后根垟的小地方的自家院子里大摆筵席。邀请对象包括爸白家坪乡政府全体同事(去年公社改乡,爸从外地调任老家叶裆村所在的白家坪乡任副乡长)和叶家、金家所有亲戚。村里每户人家则受邀各派出一名代表。桌子院子里摆不下,一部分摆在屋子中堂。

  如此盛况系首次出现在后根垟。后根垟只住着我一家,但我有三个哥哥,他们都没能制造出盛况。我家经济条件比叶裆村多数人家要稍好,大家都养猪,我家也是,但只有我爸是干部,有稳定工资收入。按理说三个哥哥总有一两个先拔头筹,遗憾的是,他们都辜负了“好家境”和爸妈的期望。你们听一听我爸妈平时是怎么称呼他们的,便啥都明白了:读书呆!对,爸妈叫他们读书呆,无一例外。

  我家这三个读书呆,分别是老大叶中龙、老二叶中狮和老三叶中虎。加上我,老四叶中豹,龙狮虎豹四兄弟一字排开,单从名字上看已是气势恢宏。中是辈分字,村子里谁家给男孩子取名,都要安上辈分。我们四兄弟出生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初,那时国家还没开始抓计划生育。爸妈的节奏把握得不错,基本上隔三年生一个。三年是什么概念?就是大的可以帮衬着妈带小的了,虽然有点儿赶鸭子上架,自己走路还一步三摆。爸长年在外工作,家里只有妈一个大人,非如此不可。

  即便爸有稳定但低得可怜的工资收入,但家里少了一个正劳力,平日里妈比村里多数妇女要吃更多的苦才能把四个儿子拉扯长大,以及把猪养大。家里只有最小的孩子才能吃得上白米饭,一旦后继有人,你就得啃干硬的番薯丝。年景稍好的,偶尔可以把白米饭搅拌在番薯丝里吃。因为我最小,吃白米饭的年头儿比三个读书呆都要长一些,这成为他们给自己成了读书呆找到的最有利的由头。

  三个读书呆中,老大叶中龙成绩稍好,考上乡中,或许放在古代就算秀才了。老大读完三年乡中,虽然未能考上区中高中部——理论上,只要中考成绩足够好,从乡中也可考上县城的前塘中学高中部。乡中只有初中部——但毕竟多喝了几年墨水,爸把他引荐给镇上的名中医黄仁厚老先生。他就在老先生的中医诊所里帮忙,但未待足一年。爸动用区公所的人脉关系,把老大的户口登记在了身在荷兰开餐馆的我大舅金永武家的户口簿上,叶中龙摇身一变成为金志坚。这事不怪我爸,那年头儿我们那地方,山旮旯儿里的孩子若想有出息,唯有挖空心思出国一条路。方式不一,有办出国旅游或探亲的,一去不复返,在人家那儿先做几年“黑户”,临大赦就好办居留证了,等不到大赦就有可能被遣返;有以办劳工名义出去的,手续烦琐,但一出去就有居留证;办配偶或其他亲属团聚的,一出去也有居留证,但只有特定关系人才可以办;实在找不到什么名分的,就在“蛇头”的带领下私自出境,行话叫“贩客”。贩的是客不是货,言简意赅。那时户籍管理制度不健全,更没有后来的信息化管理啥的,摆明了让人钻空子。农村孩子的户口都还停留在村里的本子上,没人想着早早去派出所登记,人家也没要求嘛。叶中龙初中都毕业了,还没上国家户口呢,直接“过继”给大舅得了。

  爸在这件事上起先犹豫不决,倒不是为儿子的名分,而是嘀咕着为啥是荷兰,好像他和荷兰有啥深仇大恨。但妈心意已决,四个快速长大的儿子围绕膝前让她犯了偏头痛。我老哥你叶朝阳信不过吗?她在爸面前咄咄逼人,你想让四个儿子都啃一辈子又冷又硬的番薯丝?

  就这样,莫须有的金志坚被他“老爸”金永武以父子团聚为由带出了国门。出国费用自然由我大舅承担,但国内所有手续都是爸在跑腿,他有文化嘛,还颇为认识一些有用的人。别说是为自己儿子跑腿了,在我们村,谁家孩子跑出国遇见难题,找我爸是共识。

  老二叶中狮没考上任何初中,好歹取得一纸小学毕业证书。老大“卖祖求荣”深深刺激了在家种田的老二,于是他瞒着爸妈偷偷向某个回国揽客的“蛇头”缴纳了定金,及至约好的动身日前十来天才向爸妈坦白事由。爸妈骑虎难下,进退维谷,爸唯一无需多虑的事就是把老二摁在柴仓打得皮开肉绽,以致随后数天老二出现在村人面前显得未老先衰,一瘸三拐。老三站着说话不腰疼,使劲儿地撺掇爸妈,定金丢了可不行,一万块啊一万块!全家只有我坚决反对老二冒险出行,老二老三异口同声鄙夷我,老母鸡闭嘴!

  爸是公家人,知道私自出境不妥——尽管其时国家还没有出台出入境管理法,这一块尚无法可依,法无禁止即可为。我国最早的出入境管理法是我入读区中,也就是1986年才实施的——但大氛围如此,亦无心违逆,更主要的是人穷志短,不能白白丢了定金。一万块在那年头儿,尤其是在我们村,可是笔天文数字,不信可以换算成多少头猪试试看。最终,爸妈只得东借西凑,包括向村里专门放高利贷的老道士钟馗求告。钟馗本名自然不叫钟馗,但钟馗大名在外,很少有人记得他原来叫什么了。钟馗年轻力壮时给方圆八里的人家做法事驱邪避鬼,颇赚了一些钱,待老得走不动了,适时改行,以放高利贷为生。

  钟馗对我爸上门借钱颇为吃惊。叶主任,叶中狮是你家儿子吧?

  不知深通鬼道的钟馗为啥对人世间的事也如此了解。其时,我爸还没调来白家坪乡工作,而是神马区公所辖下的另外一个乡的办公室主任。准确地说,那时的乡叫公社。

  是,是我家老二,我不是跟你说了嘛,他要贩客出国,给“蛇头”钱。

  对,对,是你家老二,他就是这么说的,但他已经向我借了五千块,说是你让他来借的。

  爸当场气个半死。老二被他打得死去活来,就是不肯交代定金的钱是哪里来的,想不到他打着他老子的旗号招摇撞骗。

  不管怎么说,爸妈最后凑足了贩客的八万块钱交给“蛇头”,眼睁睁地看着老二跟着“蛇头”去了云南。

  随后老二深陷金三角泥沼。据说“蛇头”连同偷渡客二十余人被国民党残兵后代控制在某个村寨里索要赎金,倒也衣食无忧,且不强制劳动,只需支付赎金时一并付清食宿费用即可。在大舅开办的荷兰中餐馆端盘子洗碗的老大爱莫能助,老二在金三角被困一年之久。最后是大舅金永武挨不过名分上的儿子金志坚的再三哀求,一咬牙,委托另一位身在荷兰的前塘县籍“蛇头”带上赎金亲赴金三角把老二捞出来,带去欧洲。

  老二平安降落荷兰,在家种田的老三叶中虎立即蠢蠢欲动,被爸甩了一记大耳光。老子不在你娘身边,这几年你就安心陪着你娘种田、种番薯,行不行!老三不识趣,活该挨耳光子,他是三个读书呆中最典型的读书呆。几年前他在学校里也不知受了哪股子气,一回家就把书包丢到了柴仓里,扬言宁肯上山砍柴也不要去祠堂了(村小就设在叶氏祠堂里)。当时爸不在家,十天后老三遭受一顿史上最惨的毒打,屁股就不说了,连背上都是一条条杂乱无序的血痕(爸用荆棘条打的)。但無论怎么打,老三坚持不去学校,他已坚持十天了,不想功亏一篑。这些天他天天去山上砍柴,挑回来的柴火把柴仓堆得满满当当,顶到了二楼楼板,眼看就要塌倒了,看那势头会把土灶整个淹没掉。妈央求他别去砍柴了,去拔兔草也行,去猪圈哄猪说说话也行。

  就这样,老三五年制小学只读了四年,肄业,是我们四兄弟中最没文化的。但去年他提出跟着村里的几个同龄人去县城的某个缝纫店做裁缝学徒,爸同意了,说是把老三憋死了也不好。我想爸之所以同意,是出于某种弥补心理。

  爸妈说,大舅先为老大大出血,又为老二大大出血,老大老二头几年都是给他无偿劳动,到今年大舅才开始给他们开工资(之前只发生活费)。

  他们是去年说这话的,当然事实也是如此,老大老二开始给家里寄钱了,有时是委托回国的亲朋好友捎带。我家不仅偿清了为老二“私下”出国借下的款项,还渐渐地略有盈余。今年我以白家坪乡第一名的成绩考上区中,在叶裆村小学属史上头一遭,须发全白的校长潘老先生拉着我妈的手喜极而泣。

  这时候离实施九年义务教育还早得很,无论是学校数量还是学生数量,初中都比小学少得多。小升初考试真枪实刀,考不上就得回家种田,完全不像后来是考着玩玩的。



  出门时,妈不顾爸不耐烦的催促,难得地双手握住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老四啊,你将是盘古开天辟地以来,叶裆村诞生的第一个大学生,再也不用回村里啃番薯丝了。

  爸已担子上肩,跺脚说,啰唆什么,好男儿志在四方,走。

  走啊走,我都不知道走了多久,走了多远了。老母鸡已呈疲惫不堪之势,很少听到咯咯哒了,编织袋安分了许多。

  爸看上去还是脸不红心不跳,像力大无穷且经验老到的专职挑夫。我们都已汗流浃背,脸上的汗滴不停地滑落,最后垂直成一条小瀑布。相对于爸,我是轻装行进,多数时间走在他后头,他快我快,他慢我慢。他穿着短袖衬衫,内里还有无袖背心,衬衫和背心紧紧粘在他的背上,再大的山风都吹不动。为了尽可能避开毒辣日头,他在空阔地走得快,有树荫的地方则略为放慢脚步。这是我观察得来的结论。

  每经过一个村子,爸就让我走前头,说这是黄土村、马坡村、状元村、南坊村、七星村、坻头村……并依次介绍村子的情况。这个村东头儿有一棵大桃树,三层楼高,这么大的桃树很少见。那个村西头儿有一片晒谷场,偶尔有屠夫在晒谷场吹牛角卖猪肉。这个叫啥村的村中央有一个大石碑,偶尔有小孩子爬到顶上去撒尿,也不怕摔断腿?还有那个叫凹口村的就像一个锅底,全村人乱糟糟地挤在锅底,一家放个屁,另一家也闻得见,啧啧……都记住了吗,老母鸡?

  记住了。我嗫嚅着。其实我有很多村子的特征还没记住,但爸正儿八经地问我话,我就得停住脚步,回头瞅着他,并表态记住了。

  爸看出我的底气不足,安慰说,从叶裆村到神马镇,其实只有一条路。

  我鼓足勇气说,万一走岔了,我就问路上的人。

  如果不是在村子里走岔了,路上没人,你问谁?

  我哑口无言。我设想一个人翻山越岭视野之内空无一人的可怕情形,不自觉间脸色煞白。

  爸把担子从左肩换到右肩,哀叹说,从叶裆村到神马镇,要经过四个乡十五个村,翻越八座大山,走过二十条碇步,你除了死读书,一点儿方向感都没有,一点儿生活技能也不会,可怎么办啊?

  我得承认生活中我是个弱者,不仅没像老大老二老三那样见过世面,而且还胆小懦弱。小学一年级入学没几天,回家路上被几个小女孩儿戏弄,便假装自己摔了一跤,让她们先走,不料假戏真做,把膝盖磕破了。我越想越憋屈,干脆躲在一座土地庙里独自舔伤。妈见我许久不回家,才顺路找过来把我背回去,到家了我还在抽抽噎噎。妈问我到底怎么啦。我说和班上的几个女生吵架了,妈笑得差点儿背过气去。再长大一些了,无论是到周边的哪个村看露天电影、走亲戚还是挑蘑菇卖,都得人陪着,而三个哥哥像我那么大时,早已欢呼雀跃地单飞而去,我却一个人都不敢走出村子。

  我的长处就是读书,不仅读课本,什么样的书都读,只要看上去像书的。爸偶尔带回来的文件资料我要读,老大从镇上带回来的连环画我更喜欢读,我记得有《西游记》《红楼梦》《水浒传》,还有几本大部头的小说,《翼上》看得我惊心动魄,《啼笑姻缘》看得我两眼泪汪汪,《白痴》看得我云里雾里。多年后,我才记住作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是我最初的文学启蒙阶段。

  所以爸妈是养了三个读书呆、一个老母鸡。老母鸡的意思是,除了守住自己下蛋的窝,哪里也不敢去,如果鸡蛋不被人类拿走,还得把它们孵出小鸡是不是?我报考区中,就在村小考的试,但有些前期手续需要去县教育局的神马学区和区中办理,都是爸跑腿。但我是世界上最好学的老母鸡,我想爸即便跑断腿跑烂胯也无怨无悔。

  走到一個水库边,爸把担子卸下,顺势坐到扁担上,编织袋里立即传出一阵凄惨的咯咯哒、咯咯哒,吓得他像裤腿着火一样跳了起来。

  吓死了,看老子不宰了你!他恨恨地骂道。

  爸,鸡送给谁?

  反正不是你的老师。

  为什么不让妈杀了再带?

  那人家不如去菜场买。

  他指着深绿色的水面说,这是仙人岩水库,看到那边的大石头了吗?就是仙人岩。

  我一点儿也不认为那块石头和仙人有什么关系,只能含糊其词道,石头很大,坐几个人没问题。

  那是仙人坐的地方。

  是。

  看到那条小路了吗?

  我看到我们走的这条路外沿有一条直达水库的崎岖小路,近处水面清澈见底,很多溪鱼悠然自得地游弋。我说,这里水不深。

  不深?你知道仙人岩水库里除了神仙,还有谁吗?

  谁?

  鬼!

  我心头咚咚跳,不敢接茬儿。往后我要一个人走在水库边上……

  每隔几年,总有人从这里走到水库里去。

  我想说他们走累了,下去洗把脸,洗个手,甚至洗个脚,不是很正常吗?但我啥都没说。

  大岭脚村的老酒仙,挑着化肥从镇上回来,就直接沿着这条小路走到水库里去了,肩上的化肥都没卸下,就直直地往水库中央走去,好像水下有人向他招手一样。

  他死了吗?我的话音在颤抖。

  没有,和他一起挑化肥的好几个人,发现情况不对,关键是他脸色不对,眼神不对……有两个会游泳的后生下去了,那时水已经淹没了老酒仙的脑袋,但他的身体还直着……不过你不用担心,中元节你妈去白岩山点过香了,庙里的大师父说菩萨会保佑你不被仙人岩水库里的女鬼蛊惑。

  女鬼?

  对……不过你自己也要提高警惕,走!

  爸蹲下来,挑起担子,继续前行。走了一会儿,他停住脚步,回头嬉笑着说,老四,世上本没有鬼,老子只是要练练你的胆量。

  经过一个叫溪边村的村子,我们正走在溪边时,不远处一座屋子前一个头发全白的男人先是盯着我们看,不久便探头探脑而来,大叫一声(也不知叫了啥),然后便转身往屋子里跑。

  爸在我后头喊一声,老四,快跑!

  我虽不明所以,但还是撒腿飞奔,不一会儿仍是被爸超过了。别看他肩挑沉甸甸的担子,可那担子和他似乎成为了一个整体。十几年后我开上了汽车,才渐渐明白老司机所言,即开车遇见紧急情况避险时,所有举动都是下意识的,根本无须大脑过滤。回头来看,爸那时身轻如燕从我身边飞过,他也并不觉得肩头上有个担子。

  我在奔跑过程中胡思乱想着,爸肯定和这个人有仇。

  但是我们哪里跑得过那个男人,别看他一头白发,却身手敏捷犹如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他抄近路,越过几个菜园,就叉开双腿挡在了我爸面前。他两手都提着网兜儿,装得很满。我看到一个网兜儿里装了茄子四季豆丝瓜黄瓜等新鲜蔬菜,一个网兜儿里装了一个长条形的大南瓜。

  老胡,我啥时回来到你家拿,我这趟去区里。爸没有放下担子,显然不想多纠缠。

  叶主任,你哪趟不是骗我,这回非拿去不可。老胡毫无妥协余地。

  你看我挑着担子,怎么拿?

  那是你孩子?

  他是读书人,今天去区中报到,他在家不干活儿,拿不动这么重的东西。

  我知道叶主任的孩子金贵,那你自己挑,我帮你放到编织袋里。

  编织袋这头已经超重了。

  那就放皮箱里。

  皮箱里全是孩子的衣服和书本。

  那就直接挂在扁担上。

  我明天就从区里回来,到你家拿,行不行啊,老胡?爸几乎是乞求的语气。

  不行,不行。

  爸思忖片刻,說,那这样,我可以把蔬菜拿走,刚好担子一头重一头轻,但你得收钱,我给你五块,算你半卖半送给我了。

  叶主任,我如果收你的钱,我还是个人吗?我妈在地底下也不答应。老胡说着,眉头却突然舒张开,放下两个袋子,翻遍上衣和裤子口袋,摸出一张两元、两张五角的钞票,皱巴巴的一团,不由分说塞进我爸的裤子口袋。叶主任,咱们说好了啊,明天你从区里回来,一定要到我家把钱还给我。

  老胡不再废话,弯腰拎起两袋蔬菜,吧嗒吧嗒地快速走开。我这时才看见他穿着人字拖,叹服于他竟然能够在松软不平的菜园里健步如飞。

  走出一个叫下寮的村子,经过一个八角亭子,爸说,老四,咱停一下。他看了一眼左手腕上戴着的春雷牌手表,说,咱们走三小时了,再走半小时,就可以坐车去镇上。

  有汽车坐吗,爸?我兴奋得大叫,眼前立即浮现出无数种“汽车”的形象。鬼知道我是从哪里看到的,但肯定不限于课本。

  爸瞥我一眼,欲言又止,最后说,差不多。

  他倚靠在柱子上,闭目养神。我可不想和他多说话(言多必失,易惹他生气),就在亭子四周转悠起来,方才看见亭子入口处的上方有一块锈迹斑斑的木牌子,写着悠然亭。

  老母鸡,我给你讲讲你爷爷的故事。爸骤然弹开眼皮,亲切地向我招手。

  事出反常必有妖,我哆嗦了一下,但也只得乖乖地走进亭子,在他对面坐下。他刚刚还叫我老四,我奇怪的不是他对我称谓无定,而是他几乎不和我们四兄弟讲爷爷的事,哪怕清明节带着我们去看望他老人家时。今天是怎么啦?



  你爷爷去世好几年后,你大哥才出生。

  这么说爷爷是五十年代后半期去世的,我估算着。也可推算我爷爷去世时,金银花还是河上垟村的黄花闺女,尚未出嫁到叶裆村。

  老子今天给你好好讲讲你爷爷的事,一句话,做人不能做老母鸡。

  我很想提醒他还要到区中报到呢。录取通知书上说报到时间是一天,但爸之所以起大早,本是打算上午就把报到这事办完的,下午再带我到区供销社买一些我需要的东西,晚上还要带我去他的战友家里吃饭。今天是周二,昨天晚上他打着手电筒连夜从大岭脚村的乡政府赶回家,明天一早就得赶回去上班,他给自己请了一天半的事假。

  你爷爷叫叶瑞满,这个你总知道吧?

  知道,他好像是华侨?

  华什么侨,苦力而已。

  反正他出过国。我死鸭子嘴硬。

  他1902年出生于叶裆村,二三十年代曾两次出国谋生,数度九死一生,1946年回国,1959年病逝于家乡。

  爸的这番话比大事记还要言简意赅,我吃惊地问,完了?

  1921年,年仅19岁的你爷爷,迫于家境贫寒,就这么一直走啊走,或许就走在我们今天走的这条路上,但他一直走到了前塘县城。从县城坐车去壅州,坐轮船到上海,从上海出国东渡日本,开始了浪迹天涯、颠沛流离的海外悲惨生活。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后,我们中国人积极筹物筹款,从民间到政府都支持日本人民抗灾。日本军国主义暴徒却恩将仇报,制造了惨绝人寰的东瀛大惨案,七百多名华工被杀害,大多是壅州籍,你爷爷是当时的幸存者之一。

  到了三十年代初,日本侵占我国东北三省,中日关系日趋紧张。1933年,你爷爷回国,同年娶了你奶奶,次年生下你老子,又次年生下你姑姑,可惜你姑姑隔年便夭折了。你奶奶再没机会给你生出一个姑姑或叔叔了,因为1937年,你爷爷再次出国,他在荷属西印度乔利琉古拉索岛做海员。1942年2月,他在一次大屠杀中侥幸逃生,1946年回国。

  在此期间,你爷爷成为荷属西印度乔利琉华侨抗日救国会的成员。从1937年到1945年,几乎每隔一个月捐款一次,因其捐款救国之义举,受到华侨抗日救国会的嘉奖。可以说,整个抗战期间,你爷爷把每个月微薄薪水的一部分甚至是大部分都捐了。

  我吃惊地瞪大眼睛,想不到山高皇帝远的叶裆村还曾出过我爷爷这等抗日英雄,心头百感交集。但爸的讲述仍然过于笼统,还有很多我不明白的地方。

  爸,1942年的大屠杀是怎么回事?见爸打住话头,我见缝插针地发问。

  老四你别急,听我慢慢说。爸难得和颜悦色。

  1959年你爷爷去世,我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八十多张荷属西印度乔利琉华侨抗日救国会开具给他的抗日捐款收据,还有一张是巴西华侨抗日救国会开具的。估计因为你爷爷是海员,跟船到了巴西,作短暂停留时捐的款。其余还有护照、海员身份证明、你爷爷的回国介绍信、两张千元汇票和一张只剩一个角的世界地图。你爷爷生平的一个重要而光荣的阶段,终于昭示于天下。这些珍贵资料,当年帮了我大忙,现在收藏于前塘县档案馆。我想这些物品就是你爷爷1946年回国时带回家的全部家当了,反正他去世时没留下一分钱。

  帮了你的什么大忙?我好奇地问。

  晚上我要带你去见的沈叔叔,区公所的沈书记,老大的事就是他帮的忙。1958年他和我一同从舟山某海军部队复员,他是城镇户口,当年安排工作;我是农村户口,回叶裆村种田,好听点儿说是待业。你爷爷对我从部队回来还是种田耿耿于怀,可以说是死不瞑目。我思前想后,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把你爷爷的那些遗物送到了县政府,当年他们就给我安排了工作。

  爸,可喜可贺!我夸张地嚷嚷道。

  爸的脸上却没有一点儿喜气。

  等你考上前塘中学高中部,你随时可以去县档案馆查看你爷爷留下的东西。

  1942年的大屠杀是怎么回事?我旧话重提。

  你小子!他恨恨地瞪我一眼说,怎么就不想着好的呢?

  我讨巧地说,那你先说好的。

  那张由当时的国民政府驻荷兰威廉斯坦领事馆开具给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驻沪侨事处的介绍信,清楚揭示了你爷爷二度出国后的艰难谋生路和海外华人的抗日热情。据介绍信上说,你爷爷1942年之前在荷兰殖民者经营的某油轮公司当海员,1942年2月,当时的印尼古岛——据我考证,即是在南北美洲之间的某个群岛,叫古拉索群岛,当时是荷兰殖民地——殖民地政府与油轮公司共谋屠杀拟举行罢工示威要求改善工作环境提高待遇的华裔海员。你爷爷曾隐约和我提起过,军警用机枪向华工扫射,绝大部分人都死了,他站在最后一排,混在死人堆里得以逃生。但他显然不愿意多谈,总是没头没脑地嘟囔几句便作罢。逃生后的你爷爷“目击该惨状,誓不再为该公司服务,而一时又无法回国,四年以来,乃被拘禁于荷兰殖民者集中营,谨给予象征性工资和最低之粮食以维持生命”——介绍信便是如此记载。关键是,介绍信高度肯定了你爷爷的爱国热情,“该海员出国多年,在海外所度之岁月,纯系工人生活,毫无积蓄,在集中营内仍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该海员献国热情甚殊”,“近因战后油轮公司可遣送彼回国,但仅允送至中国口岸,不肯发给旅费返还故乡”——当中还有一些字句老子不记得了——“如该海员欲返故乡,则请代向有关当局交涉,准予免费乘坐船车”。

  爸的话半文半白,我听得费劲儿。但不怪他,他回憶介绍信的内容像在背课文,村小有几个小屁孩儿能把唐诗宋词背得顺溜呢?爸能记到这个分儿上,已实属不易。

  我小心翼翼地问道,那就是说,荷兰殖民者允许爷爷回国了,但爷爷没路费,最后是国民党驻荷兰大使馆开介绍信,免费把爷爷送回国的?

  老四你给我听好了,国民政府不是国民党,是国民政府驻荷兰威廉斯坦领事馆而不是驻荷兰大使馆,我估计啊,驻威廉斯坦领事馆就设在古拉索群岛的某个岛上。

  我一脸庆幸地说,反正爷爷回国了,即便身无分文。

  1946年底,你爷爷终于回到国内,回到叶裆村。但他还是不老实,1947年,他加入地下党组织,被国民党反动派通缉,经常躲到深山老林里过日子。反动派通缉他,并无他加入地下党组织的确凿证据,只是听闻他思想激进,鼓动乡村群众对抗国民党当局。同年,壅州游击纵队在你爷爷家里设立交通站,也就是在我们后根垟的老房子。老二出生后我和你妈把老房子拆了重建,所以老房子什么样你不知道,当时砖头都没有,就是用粗石头垒上去,木头用的是柳杉树和刺杉树,地面就是黄泥巴,拿金属刷把拍平……你奶奶已经指望不上了,你爷爷死后她的身体就每况愈下。我跟你说啊老四,新房子建好后,我和你妈累得三个月挺不直腰杆子……老子说到哪里了?

  游击纵队在爷爷家里设交通站。

  对,壅州游击纵队在你爷爷家里设交通站,同时也把这里作为部队粮食、枪支弹药的中转站,是村里地下党组织、民兵组织与壅州游击纵队联系的桥梁。游击纵队总部设在白家坪乡金子山村,山高路远,敌人不容易找到,敌人上山也容易被发现。你爷爷就是交通站的负责人,我和你奶奶都是交通员。

  爸,怪不得你翻山越岭如履平地。

  1949年,全国即将解放,国民党反动派为巩固江南后方,加紧围剿壅州游击纵队。国民党壅州警备司令部和前塘县保安团在1949年年初两次联合进犯白家坪乡,为首的是一个叫俞斌的团长。但国民党军队两战皆输,你爷爷厥功至伟。

  我爷爷及时把国民党军队的动向告诉游击纵队了吗?他肯定能跑啊。我揣测道。

  不单于此,为迷惑国民党军队,你爷爷主动邀请俞斌把团部设在自己家里,杀了当时家里唯一的一头猪和几乎所有的鸡鸭款待他们,他难得地炫耀自己的海外经历,或许还拿出了国民政府帮助他回国的介绍信以此表明他效忠“党国”也没准儿,反正他倾尽家产与俞斌等一众国民党军官推杯换盏称兄道弟,套出了包括部队排兵布阵及行军时间在内的不少有用信息。他派村里的地下交通员连夜跑去金子山,通报给游击纵队领导,致使国民党军队在向金子山行军的途中遭到游击纵队的节节阻击而溃退。

  我自以为是地说,奶奶要给国民党军官杀鸡热酒,爷爷没有派你去金子山吗?

  你傻啊,什么叫打草惊蛇你懂不懂?爸突然一脸怒气。

  被爸一骂,我就懂了,不由得羞愧,但我想到了另外一个事。

  爸,你说爷爷回国后,因为加入地下党组织被反动派通缉,那个叫俞斌的国民党团长不知道吗?

  此一时彼一时,时局混乱,政出多头,何况你爷爷脸上又没写着通缉犯三个字,你瞎操什么心。你是不是以为你爷爷的照片到处流传,国民党军队人手一张?

  我吐了吐舌头掩饰窘态。

  壅州游击纵队设在你爷爷家中的交通站一直到全省解放才撤销。就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你爷爷领导下的交通站差点儿发生意外。我记得那是1949年三四月间,你老子我十五岁,那天我在家突然听见一声枪响,震天响,肯定不是别处传来的枪声。我跟你说啊老四,随着游击纵队战果的不断扩大,缴获物越来越多,你爷爷家里堆放的枪支弹药来不及运走,二楼楼板被压得严重变形,人走在上面感觉颤巍巍,就怕哪天塌了。

  谁打枪了?

  村里的几个民兵在楼上挑拣枪支,楼下你奶奶正在纺棉花,幸好其间她去上茅坑了,就這么一起身,救了她一命。那个民兵想试试手感,于是就给枪支装上了子弹,并没想真的开枪,但兴奋之下不知怎么就扣动了扳机,子弹穿过楼板,射穿了你奶奶坐的竹椅子靠背。几个民兵从楼上跑下来,看见被洞穿的椅子,吓得半天合不上嘴巴。

  新中国成立不久,你爷爷参加了村里的互助组,并担任组长。无奈长年海外奔波,生活窘迫,他的身体日渐虚弱,还得了严重的胃肠疾病,但他拖着病体依然坚持劳动。1954年,你爷爷评上了前塘县劳动模范,这是对他操劳一生的肯定。

  你说过爷爷是1959年去世的?

  对。就是在1954年,你爷爷要我去当兵。他是有私心的,希望我回来后,国家能给安排工作,他希望能熬到我可以领工资时再去看病。更早几年,应该是1950年,我就参加了白家坪乡的共青团组织,成为了一名共青团员,这也得益于你爷爷的鼓动。

  爸,我们叶家根正苗红。我竖起大拇指说。

  别给老子来这一套。不过你爷爷重视读书那倒是真的,他在把我送去部队前,就筹钱送我到前塘县工农速成学校读了半年书。咱们现在从叶裆村到神马镇,先花四个小时脚程到直干村,再花十几分钟坐拖拉机到镇上。老四你记住了啊,从神马镇到前塘县城,现在有公路,那时可没有。你爷爷带着我走过神马镇后继续走,最后走到一个叫花坦的地方有一个小码头,坐二十分钟的机驳船才到县城西门码头。机驳船就像你等一下要坐的拖拉机,都得使劲儿地转动把手,转得越快越好,然后你就听到突突突惊天动地的发动机发动起来的声音。驳船和拖拉机都用柴油,发动起来后会冒烟,乌黑黑一团团……老子刚才说到哪里了?

  爷爷送你去前塘县城的工农速成学校读书。

  对了对了。今天老子送你去读区中,不耽搁的话路上不超过四个半小时。可那时你爷爷送老子去读工农速成学校,路上走了八个小时,还得坐二十分钟机驳船,还不算从西门码头到学校的路呢。既然是速成学校,就得速成对不对?老子拼命地读书,没辜负你爷爷花的每一分钱。老子得赶入伍时间啊。半年读下来,你老子就成了文化人,到了部队里,还是文化人。那是新中国实施的第一轮义务兵制征兵,我和沈书记的部队驻扎在舟山群岛。复员前一年,老子在部队当上了上士班长,因为老子有文化。

  1959年5月,你爷爷的病体没能扛过三年困难时期的第一个年头儿,病逝于家里。他终究没能看到儿子吃上皇粮,我怀疑这加重了他的病情。你爷爷去世后,他们给我安排的第一份工作是神马区公所人武部干事,半年后我担任区公所共青团书记,那是我回地方后的第一个官职。每月有了微薄的工资收入可以补贴家用,家的希望还是延续着的。但到了“文革”,你爷爷又让我吃了不少苦头,就只差被剥去身上这层公家人的皮了。

  为啥?话一出口,我被自己的高声叫嚷吓了一跳。

  他们认为你爷爷不该接受国民政府的救济回国回家……共产党人怎么能随便接受国民党的恩惠呢?

  那时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就是国民政府。

  爸吃惊地看着我,点点头,却说,当时没人和你扯这个,他们会说国民政府是伪政府,国民党军队是蒋匪军。

  也不知他们哪里来的消息,说国民党军队进剿壅州游击纵队时,你爷爷大鱼大肉款待国民党军官。我能说什么呢?他们说得对啊……

  爸把目光从我身上移开,出神地凝视着眼前的稻田。快要到收割季节了,稻田里金灿灿一片,闪耀着即将丰收的喜悦。

  我心潮澎湃,许久不语。我完全没料到我的爷爷辈和父辈是这么过来的。其实是我之前根本没去细想,好像那与我无关。但现在想一想,也属正常,他们就是从那样的年代过来的。没有传奇人生的我爷爷,便没有公家人身份的我爸,或许就没有离开家乡去读区中的我。

  爸,爷爷的事,你向我三个哥哥说过吗?

  说个啥,和没文化的人能说个啥,鸡对鸭讲。

  老大老二在荷兰,老三说不定啥时候也出去了,爸,你总不能跑到国外和他们说爷爷的事吧?

  随缘吧,或许老三真的爱上缝纫,将来做一方领军人才,哪儿也不肯去了。

  老三去县城做缝纫学徒一年了。今年春节期间在村子里逢人便宣传裁剪衣服是一门高深艺术,大家都说他神经病,唯有我爸冷眼旁观。我完全没料到,此刻爸的随口一说,却似乎真的成了老三此后人生的定海神针。叶裆村的孩子,家里有门路的都出国谋生,像我这样靠读书在社会上求得一席之地的是异类,像老三这样凭借一技之长在国内照样能混得风生水起的亦是异类。此乃后话。

  老二沦陷金三角,你妈一夜白发,老四你不知道吗,居然还提老三出国?爸好似觉得我听不明白他的话,补充说。

  我中规中矩地说,爸,国内饿不死人,虾有虾的路,鳖有鳖的道。

  爸颔首称是。老四你是读书人,说话一套一套,就是这个理。你爷爷的事说完了,你奶奶病恹恹的身体可够顽强的,领了二十来年政府发给她的“三老”津贴,去世时你差不多懂事了,不说了。

  啥是三老,爸?

  新中国成立前的老党员、老游击队员和老交通员,政府给这些对新中国成立做出过贡献的老人们发津贴,保障他们的晚年生活……走,可不能害得你连下午的报到时间也错过了。

  我抢先去拿扁担。爸,我来挑。

  爸挡开了我的手,说,老大老二老三谁来挑都可以,就你不行。

  为什么不行?

  爸却笑开了,说,一百斤不到的番薯都把你压弯了腰,你挑什么挑。

  爸,我爷爷真伟大。随即我就被自己的话吓了一跳,完全是冷不防地蹦出来的。

  伟大谈不上,至少说明一个道理,人是靠闯出来的。

  我乖巧地应答道,爸,我知道,我不做老母鸡。

  人是闯出来的,新中国也是一大批人闯出来的。

  爷爷也算他们当中的一员吗?

  是,后续国内怎样,那是咱中国人自己的事,首先得把日本鬼子赶走是不是?

  爸蹲下身子,把扁擔搁在肩膀上,轻松直起身子,迈开结实有力的步子。



  不出所料,我和爸到镇上时,已经错过了上午报到时间。我不得不怀疑,下午去报到也是爸计划中的选项。在悠然亭或路上的其他某处与我说爷爷的事,是他预设的课题。

  迟到,我也有责任。在直干村,我生平第一次看到拖拉机,兴奋地大叫汽车汽车,很多人投来鄙夷的目光。爸恶狠狠地瞪了那些人一眼,带着我上了拖拉机车斗。车斗里搁着很多小板凳,还是不够用,我和爸只能直接坐在铁皮上。车斗上方的金属支架上横七竖八地拉了很多粗麻绳。驾驶员似乎就等着我们父子俩,就像爸说的那样,他拿出一根七字形的金属把子插入拖拉机“机头”的某个孔里,弯腰,转动那把手,越转越快,他的身子一起一伏的频率也更高。我觉得很好玩。然后机头就突突突地冒出一阵浓烟,驾驶员一个翻身坐到他的专座上,拖拉机就上路了,几乎所有人都立即拽紧头顶上的麻绳。我和爸坐在铁皮上,比他们矮一个头,够不到麻绳,身子颠来倒去,撞在他们的腿脚或屁股上。好玩劲儿一点儿都没了,更难受的还在后头。路面坑坑洼洼,拖拉机上蹿下跳,一阵阵恶浪在我肚子里翻滚,喉咙里呃呃呃地响。我还担心拖拉机翻车,难受的成分里掺杂了恐惧。爸把我拽进他的两腿之间,双脚合拢,但我依然时不时地滑出他的势力范围,除非用铁链子缚住他的两只脚。他一直在观察我,眉头紧缩,目光里有希冀(希望我能坚持),也有失望。我终究没能撑完全程。事后大约是在一半路程上,刚好有人下车,爸问我要不要下。我说下。剩下的路我和爸只好徒步前行,正是正午日头最辣时。庆幸的是,下了拖拉机我就身心舒爽,不适感一扫而光。

  爸把我带进一家名叫燕子的小饭馆,我们在长条凳上坐下。爸把皮箱和编织袋用脚推进桌子底下,刚起身,想了想又坐下,说,老四,你去点几个菜,想吃什么就点什么。看我犹豫,他又明确指示说,三菜一汤,两碗白米饭。

  肥硕的老板娘拿着本子和笔站在大板车前恭候我,我想她莫非就是燕子,这也太搞笑了。

  我之所以说是板车,因为那玩意儿是有四个轮儿的,轮子前后垫着小石头,以防轮子滑动。板车平台上是一个个锅灶,每个锅灶里摆着一个金属盘(和我家的塑料脸盘一样大),盘里盛着不同的菜,都是烧好的。我点了炒鸡丁、油冬菜、酥排骨和西红柿蛋汤,想了想,去掉酥排骨,加了茄子。见我转身,老板娘问,两碗饭吗?我说是。她说不够免费加。我大吃一惊,世上竟然有免费吃饭的好事。

  饭菜有些冷了,但我和爸把责任归咎于我们自身。我们不仅错过了上午初一新生报到的时间,连午饭的时间也差不多错过了。偌大的饭馆里就我们两个客人,而金属盘里的菜已大多见底。

  三菜一汤一扫而光,爸还吃了两碗饭。我估计也就花了五六分钟。

  爸抬起手背抹了一把嘴角说,老四,再去盛碗饭。

  我感觉还能吃得下一碗饭,但菜没了,而且免费吃人家的,好像不地道,便迟疑着说,不吃了。

  免费的饭不敢吃,拖拉机也不会坐,以后可咋办?爸像是遇到了世纪难题,看我的眼神里满是恨铁不成钢。

  我眼角的余光瞥见老板娘往这边瞅,恨不得自己化成一只苍蝇飞出饭馆。老板娘的目光就落在我头顶上,我伸向空碗的手僵在了半空中。如此饿死鬼般的客人,她肯定很少见。我不仅为自己,也替我爸害臊。

  叶乡长你也在啊!一个邮递员模样的人从饭馆门口急匆匆进来,高声招呼道。

  爸是白家坪乡副乡长,我是人生头一次听到称呼人家官职把前面的“副”字去掉,而且如此理所当然。叶裆村小学只有潘老先生一个校长,没有副校长,否则我也可以早点儿长见识。我怀疑沈叔叔也只是区公所的副书记,虽然爸一口一个沈书记。爸和他是要好的老战友,爸对他除了感恩,显见的事实是,他的官职比我爸大多了。爸去年对妈透露过,能够官升一级并回到老家乡政府,全得感谢沈书记。所以他不说我也知道,编织袋里的东西全是送给沈书记的。土东西不值钱,但跋千山涉万水肩挑而来,满满的心意。

  小黄是你啊,这周咱乡的邮件多吗?爸指了指对方背着的绿色邮包。他的工作服也是绿色的,很匹配。

  多,沉得很。小黄在紧挨着的邻桌坐下,把鼓鼓囊囊的邮包挨墙放在地上。咦,叶乡长这是你孩子?

  我家老四。老四,这是咱白家坪乡的邮递员小黄,叫哥哥。

  小黄的目光落在我脸上。我感觉见过这个人,应该是他在叶裆村挨家挨户送信时。他比上一个邮递员负责任,那个人太懒了,把除了挂号信之外的信件一股脑儿丢在老蒜头的杂货店里,一走了之,好像收信人必定知道有人给他或她寄信一样。

  我吃力地挤出一丝笑容,算是打招呼。我可不会无缘无故地叫陌生人哥哥,数次在叶裆村偶遇小黄,我们没有说过一句话,不是陌生人是啥?

  我想起来了,叶乡长,老四的录取通知书就是我送到乡政府给你的,因为你和我打过招呼,叫——叶中豹?

  对。你爸妈都好吗?

  都好,就是我爸惦记着您,老是嘀咕你什么时候能来一趟我们家,他把红娘泡烧酒都准备好了。

  啥时去地瓜村,我一定去看望他老人家。你还没吃饭吧?

  没呢,刚从老街邮电局交接好报刊邮件出来,哎呀,来迟了一步,本来可以和叶乡长你们一起吃个饭。老板娘,付钱!

  别,别!爸一把挡住意欲起身的小黄说,我们付过钱了,得走了。爸低头瞅了一眼桌子底下的皮箱和编织袋,又看了一眼手表,抬起的屁股又落了回去。

  我点自己的菜。小黄小心翼翼地搬开我爸横在他身前的手,嘴角掠过一丝狡猾的笑。

  小黄和老板娘在板车前嘀嘀咕咕。爸显得焦躁不安,却一脸无奈,最后把目光落在我的空碗上。

  叫你吃快点儿,偏偏拖拖拉拉!爸总算找到了出气筒。

  我偏不识趣,回敬道,你啥时叫我吃快点儿了?你还要我再吃一碗呢。

  你看你看,现在叫我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老四你是真不懂还是装糊涂?

  爸,你到底在说什么?

  爸叹口气,把视线移开了。老板娘急匆匆过来,把我们桌子上的四个空盘子叠起来,取下手腕上挂着的抹布,刚要俯身抹桌子,小黄端着两盘菜过来(一盘虎皮尖椒,一盘鱼香肉丝),吩咐说,不用理了。

  老板娘把叠在一起的空盘子收走,又送来两盘菜,一盘红烧肥肠,一盘酥排骨。我咽了一下口水,听得喉咙里咕咚一声响。小黄去拿我爸的空碗,被我爸狠狠地打开了,沉声道,我说过我们吃饱了,你点那么多菜干什么,钱多得花不掉吗?

  让爸没料到的是,几分钟后,老板娘居然又送来一碗热气腾腾的敲鱼汤,爸的脸色更难看了。

  一顿饭,你得花多少钱!爸不客气地训斥小黄,像训斥自己的儿子。

  我感觉好像做错了什么,埋头往嘴里拨饭。刚刚小黄把我的碗拿去,给我盛了一大碗饭,我吃得正欢呢。酥排骨上面只有我一双筷子在动。

  小黄赔着笑。爸不动筷子,更没喝酒,气氛尴尬。老板娘按照小黄的吩咐,给我爸倒了二两糯米烧酒,他却把杯子推回给小黄。要喝你自己喝,别稀里糊涂把邮件弄丢了就是!

  在爸的威慑下,小黄始终没敢喝酒,但放开肚皮吃饭吃菜,唯独把酥排骨留给了我,他只象征性地吃了一小块。

  五大三粗的老板娘心肠好,见我们没动那杯酒,没给小黄算钱,把烧酒倒回缸里了。爸试图抢先把账结了,但老板娘不知哪根神经出错,故意不接他的钞票,最终是小黄如愿以偿掏了腰包。

  出门来,小黄和我爸挥手告别,又嘱咐我去地瓜村他家玩。我看在酥排骨的分儿上,爽快地答应了,难得地说了一句,哥哥走好。

  小黄要去镇西头一个叫呈店的地方坐拖拉机,到直干村下车。爸告诉我,小黄坐拖拉机的费用有定额补贴,合在工资里发放。司机可不会给客人票据啥的,小黄每周到区邮电局取一次邮件,如果不坐拖拉机,补贴就可以省给自己。

  我是两周后才知道镇上坐拖拉机的地方叫呈店的,因为我上学后首趟回家,鼓足勇气去坐了拖拉机。漫长的回家路,稍微少走一段也是好的。爸嘱咐我,为了抢到小板凳和拽麻绳的好位置,宁可错过前趟车,也不要赶在最后关头上车。



  时间刚刚好,我和爸到学校,接待新生报到的摊位刚开工。一个小时下来,全部流程走完。

  爸说,趁老子还在,去老街的区供销社给你买被子席子,还缺啥,老四你好好想,只要是必需的,老子今天都买给你。

  我已经注意到寝室里一些同学异样的目光。十六个人的大寝室,上下铺挨墙摆着,中间是公共空间。我是上铺,暂且只能把皮箱和编织袋塞在我那个下铺的床底下。我和“四只眼”的下铺打过招呼了,他叫陈丐荣,我不明白为什么名字里要有乞丐的“丐”字,他说是辈分字。我们聊得挺好,可见到我们父子俩要走,没有带走编织袋的意思,“四只眼”不乐意了,问我们编织袋里是不是藏了鸡鸭,臭死了。边上铺位的几个同学纷纷附和,臭死了,臭死了,不是鸡鸭就是毒蛇。

  我用目光哀求爸把编织袋带走。

  他嘟囔着说,不成啊,皮箱是你的,我莫非再挑着上街去,如果把皮箱撂下,编织袋我得用肩扛。

  我低声建议说,先把编织袋给沈叔叔送去。

  老四你听好了,沈书记是叫我带你去吃晚饭,见见他,混个脸熟,大下午的就去他家,你是不是吃饱了撑的?爸也压抑着声音。

  午饭我吃了两顿,确实吃撑了,但这和我是不是吃撑了有什么关系呢?我说,把编织袋送到沈叔叔家,我们再去供销社。

  你以为沈书记家的大门是你自家菜园的篱笆门啊,想进就进,想出就出?

  那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爸却似乎已拿定了主意,肩扛就肩扛呗,总不能把你的皮箱再挑出去吧,不吉利。

  去供銷社的路七拐八拐,毫无定数。如果不是黏着爸的屁股,我会像无头苍蝇一样晕头转向。

  爸低头扛着编织袋,看上去有点儿闷闷不乐。我的心里也满不是滋味,但又有什么法子呢?

  爸,小黄为什么对你那么好?我难得地主动挑起话题。我想分散他的注意力,就不会觉得扛着重物那么辛苦了。

  去年我调任白家坪乡政府不久,刚好咱乡原先的邮递员小马要出国。我管这一块,只得重新物色人选。小马是地瓜村人,那是一个高山村,白家坪乡最穷的一个村。老黄得知消息,就哀求小马带着他来乡政府找我。老黄婆娘身子半边瘫,小黄在家除了种田没事干,我就把这差事给小黄了。

  爸,你权力真大。

  你小子想哪里去了,老子又没徇私舞弊。不过有一点你记住,只有你能力强,才能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人家也才会记得你的好。

  老胡呢,你帮助他什么了?

  你说溪边村的老胡啊,别看他头发白,其实和我差不多岁数,他是前些年为房子的事愁白了头发。溪边村隶属高楼公社,四年前我参加公社驻村工作组,就是在溪边村。老胡的父亲早已去世,老胡母子俩把老房子拆了,大队领导也答应他们在老宅基地上建新房,却遭到对门一户蔡姓人家横加阻挠。姓蔡的是村霸,白天老胡家的房子建上去多少,夜里他就拆多少,把石头和泥沙都一并偷走了。老胡的老母亲气得卧病在床。老房子拆了后,母子俩暂住在老胡的一个叔叔家。老胡向工作组寻求帮助,工作组找来姓蔡的了解情况,说是影响他家采光。这怎么可能,两家之间隔了一片面积很大的稻田。姓蔡的狡辩说拆了的老房子是平房,老胡要建的是二层楼。工作组实地勘查,认为即便老胡建三层楼,也不会影响蔡姓人家的采光,姓蔡的纯属无理取闹。工作组警告过他后,便告诉老胡只管把房子建上去,但姓蔡的依然我行我素。工作组就整理出来一份材料上报公社,公社领导跑到区公所,要求提请司法机关介入,切除影响农村稳定的毒瘤。后来姓蔡的就被抓走了,判了好几年,现在应该还关在里面。

  工作组的事你说了算?我像听天方夜谭般,傻傻地问。

  不是,我只是工作组的普通一员,拍板的肯定得是公社领导。驻村工作组组长是公社领导之一,只是材料是我写的,与老胡家的具体联系人是我。

  所以老胡只记得你的好。

  所以老胡无须感谢我,得感谢党,感谢组织。

  爷爷呢?

  爷爷什么,你小子能不能说明白点儿?

  你说只有能力强,才能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爷爷算能力强吗?

  爸明显愣了一下,随即说,你爷爷只是尽中国人的良心而已。

  如果不是他去世,他为抗日捐款的事你也不知道,哪个中国人会记得他的好?

  老四,你他妈的给我住嘴!

  爸,我回去把扁担拿出来,编织袋咱们抬着走。他一生气我就害怕,赶紧转移话题。

  你小子多高,老子多高?扯淡!

  要不我在后头帮你托着袋子?

  也行。

  我却不是托,而是双手揪住编织袋的各一角用力往上提,不料用力过猛,编织袋压住了爸的脑袋。他一个踉跄,像鸭子一样左一脚右一脚,身子也像鸭子似的摇来摆去。最后关头他无奈丢掉编织袋,人总算没摔倒。

  你小子想害死老子啊?

  爸,我不是有意的……我快要哭了。

  一个人推着自行车迎面而来,自行车后座上绑着一个木板箱,不知何故木板箱上裹着棉被。那个人边走边用金属棒敲打着木板箱,梆梆梆,梆梆梆,卖冰棍喽,卖冰棍喽!

  原来是卖冰棍的,我咽下一大坨口水。

  爸放下编织袋,拦在那人前头。我暗喜,看来爸是打算买了,否则他不会放下编织袋。

  果然,爸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问道,多少钱一根?

  一角,有奶油的两角。

  一角的来两根。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吃冰棍,味道如何就不描述了,反正在接下来的一个月我屡次在校门口买冰棍吃,直至秋高气爽的季节过去,再也找不到卖冰棍的人。

  爸的嘴巴里发出嘶嘶嘶的怪响,我似乎看见了一条蛇吐芯子。他不得不把冰棍拿出来,却不舍得扔掉,过会儿又把冰棍塞进去。我知道他的牙疼病又犯了,不是左边是右边。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爸曾经命也不要了,侧着身子,张大嘴巴,让妈把稀释过的敌敌畏滴到他的左边槽牙里,只一秒钟的工夫他就把敌敌畏吐了出来。尽管如此,他还是连续发了三天高烧,吃了不计其数颗安乃近,总算没丢掉老命。右边也有蛀牙,他再也不敢用敌敌畏了,所以现在嘶嘶嘶都是从右边发出来的。

  见我吃完冰棍,把木条子扔掉了,爸狠狠心,把手里还没吃完的冰棍也扔掉了。他没有马上扛起编织袋,说,老四,老子给你讲讲神马镇,免得你小子迷路。

  咱们要去的区供销社,在镇的老街上。老子经常去开会的区公所,在镇背靠着的大罗山半山腰。全镇地势北高南低,到底就是老街,再下去就是新雅溪。住在老街上的人家,包括沈书记一家,眼皮底下就是老街,平视过去就是新雅溪,视线极好。老街是神马镇的主街,或者说唯一的一条街也可以。除了老街,其他的都是七拐八拐的巷弄,形同迷宫,你小子最好当心点儿,免得贼头贼脑被人当成贼。供销社、邮电局、电影院和镇上最大的菜场都在老街,今后你要买什么,就去老街供销社,嘴馋了,可适当去老街菜场买点儿吃的解解馋,老子会给你粮票。粮票除了买米,也可以买熟食卤味,可以和钞票一起用。记住,全国通用粮票比咱前塘县政府发行的粮票贵,别被无良摊主坑了,他们专门欺负乡下人。其实他们自己多半就是乡下人,还以为在镇上卖菜便成了城里人。

  爸,我记住了!我大声应答道。爸平日里没少对我谆谆教诲,与对我的拳脚相加交织进行,但我天性顽劣,往往是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但今天他的教育效果奇佳,我几乎一字不差地记在了脑子里,感谢平生的第一根冰棍。我很想告诉他,如果他想让我长点儿记性,给我点儿甜头吃吃比痛下拳腳效果好多了。当然我只是想想而已,一根冰棍不会让我立马不知天高地厚忘乎所以。但我得承认,我有一种飘飘然的感觉,好像实现了某个夙愿。多年以后,我是个可以随便喝酒的成年人了,也偶尔喝醉,我得说,那个下午在神马镇的巷弄里吃了冰棍后的感觉,就如同喝醉酒,起码是微醺。

  很好!爸大声地赞许道。他弯腰扛起编织袋,脸上是灿烂的笑。再坚持下,再走几分钟就到老街了。

  我几乎有点儿受宠若惊,在我的记忆中,他从未如此开心地笑过。我想全是因为我态度好。我不停地舔着牙龈和牙齿,舌头总是能从齿缝间或口腔的别处舔回一丝丝凉凉的甜甜的感觉。我的脚步也有些轻浮,平坦的石头路踩上去也似乎高低不平,身子轻微摇晃。巷弄逶迤曲折,再联想到我今天走过的路是这辈子一天里走过的最漫长的路,精神困乏加上双脚不听使唤,种种因素导致我头昏脑胀,以至于爸什么时候离开了我的视野,我都没能察觉。

  



  待我终于意識到自己走丢了时,迷路两个字像重重的榔头敲在我的脑壳上。我一边大喊爸——爸——一边拔腿狂奔。很快我就发现这不仅仅是体力问题了,到处是分岔的小路,每条巷弄看上去都差不多。有一次我撞进了人家家里,一个只穿着一条大裤衩的老头儿躺在靠椅上摇着蒲葵扇。他倒是没把我当贼,只是用蒲葵扇指着我说,如果我没猜错,小朋友你肯定是迷路了。他竟然叫我小朋友。还有两次被前头的石头墙挡住去路,也就是死路,我只能折回来,走分岔之前的另外一条路。

  我终于跑进一条略为宽敞的水泥路。路边摆着不少摊位,还有的摊主直接把东西摆在板车上卖,瓜果蔬菜水产干货啥的。水泥路上我跑了一半,蓦然意识到爸说过几分钟后就到老街,莫非这就是老街?

  我用目光寻寻觅觅,但啥路牌都没找到。我试图找到一个既能告诉我准确答案,又不会用鄙夷的神情对待我的人问问路。有个光着膀子、一条汗巾挂在肩头上的精壮男人,吸引了我的目光。他正在炒板栗,一个大大的圆柱体上面是一个大铁锅,圆柱体距离地面约一半的位置是一个大豁口,我看见里面是一块块红红的煤球。他偶尔用火钳捅一下那些煤球,我觉得他和叶裆村的老铁匠排骨佬很像。排骨佬不老,四十几岁。我上下学都经过排骨佬的铁匠铺,他有一次竟然主动送给我一把铁汤壶,说是把壶嘴打歪了,没人要,让我拿去玩。我回家后就把歪嘴的铁汤壶放在家后面的四方井边沿,妈就把南瓜瓢拿回灶上用了。

  叔叔,这里是老街吗?

  不是,炒板栗要吗?他用大铁铲铲起一大把香喷喷的板栗,手腕一转,板栗雪花一样纷纷扬扬。

  那这里是什么地方?

  八字桥。

  我没看见桥啊。

  叫什么桥的地方都有桥吗?他毫不掩饰奚落。

  那老街怎么走?

  他把脸挪开,朝人群漫无目的地吆喝着,卖板栗啦,卖板栗啦,现炒现卖,香飘万里……

  我再也没勇气问别的什么人,我不用照镜子也知道自己红成了猴屁股脸,我恨不得用四只爪子就地挖个坑把自己埋进去。我知道自己没爪子,唯有低头继续狂奔,恨不得一秒钟之内跑出这个叫八字桥的鬼地方。

  可是人倒霉了喝口水都会塞牙缝,我结结实实地撞在了一辆板车上。我是迎着板车的横档撞上去的,强大的反作用力把我甩了个四脚朝天。好久以后我才感觉到肚皮火烧火燎地疼,但当时我一骨碌就从地上爬起来了,因为我想看看发生了什么事。这时候我才看清撞着的是板车,满载水果的板车。板车显然是行进途中被我撞到的,没翻,我的力气没那么大,但大量的各种水果散落一地,有的还在地上滴溜溜地转。我的撞击让拉板车的人脱了把手,板车失去了平衡,横档后头直接着地了。板车只有两个轮,而燕子小饭馆的板车有四个轮。

  我看到,我马上就要跑出八字桥了,前面是一个T字路口,无论左转还是右转,都不是可恶的八字桥地界了。

  对不起,对不起……我一个劲儿地对拉板车的老头儿说着对不起,好像我再也不会说别的话了。

  你眼瞎了吗你,你是瞎着眼跑步的吗你,你家里死人了啊你,还是你自己死了急着去投胎啊你……

  老头儿不停地诅咒,用的是土话,其实比我写出来的这些还要难听和不堪。我本来还想叫他一声爷爷,幸好没叫出口。

  我帮你捡起来。我梗着脖子说。

  我不理他的反应,开始捡散落在地上的苹果、梨子、香蕉、橘子和火龙果等等。手里拿不下了就往他板车上放,再弯腰捡,周而复始。

  不知捡了多久,双手都发麻了,好在腿脚还可以支撑。

  你一个人?老头儿也蹲下来捡,问我,语气稍微缓和了些。

  我和我爸一起来的,我们要去老街。

  人呢?

  我走在后头,跟丢了。

  老头儿眼里刚升腾起的希望,一下子熄灭了。

  砸坏的我赔你,我安慰他,等我找到我爸。

  砸在地上的全坏了,看上去好的内里也砸坏了,你得全赔。

  什么?我愣愣地看着他。

  别捡了,他霍地起身,找你爸来!

  我也暂且起身,小心翼翼地问道,你在这里等我?

  我的话点醒了他。他立即改口说,不行,你不能走!

  那我怎么去找我爸?

  老头儿显然也没好的主意,东看看,西看看,一筹莫展。我趁机弯腰把地上能找到的水果都尽量捡起来,以减少损失,姑且不论下一步谁来承担损失。按照老头儿的吩咐,我把从地上捡起来的水果,不分种类,全堆放在板车里他指定的一个角落。

  算了,老头儿说,你身上有多少钱?

  我只好放弃去捡远处的那些水果,有几个滚进了污水里,看着也不能吃了。我起身,羞愧地说,我身上没钱,我爸还没把钱……爸,爸,爸!

  我的视野里飘过一个熟悉的身影,在T字路口一闪就不见了。准确地说,我没看见人,只看到一个编织袋,扛着编织袋的男人还能是谁呢?但我刚迈开双腿,一只胳膊就被老头儿揪住了。拉板车的手力大无穷,我一个踉跄,倒在了老头儿身上。

  老头儿把我扶起来,沉着脸问,你爸呢?

  我看见他了。

  鬼滑头,你以为这样就可以溜了吗?

  我没想溜。

  那你赔钱,水果你拿走。

  多少钱?

  老头儿的目光定格在那堆“坏了”的水果上,沉思许久说,二十块。

  二十块?我的心重重地下沉,身子也不由自主地矮了下去。读四年级时我偷过爸五元钱。我在出手前仔细研究过那张钞票,正面好像有一只不明显的鹤,还有两个人,一个留着大胡子,一个没胡子,没胡子的戴着厚厚的帽子;背面是长江。我不记得偷钱是干什么去了,反正只花了一元钱,把两张上面有美女的绿色两元钱塞回他的裤兜儿里。下场如何,我不说你们也知道。

  真是想什么就来什么,我看见爸畏畏缩缩地朝这边走了过来。我相信他这副神态主要是因为肩上压着编织袋,而不是因为我闯了祸。我悲喜交加,他还没完全走到跟前,我就一跃而起,抱住了他的大腿,甚至忘了叫他一声爸。对我的突然袭击,他似乎早有心理准备,身子晃了一下,就稳住了。

  老头儿欢天喜地地跑过来,张开双臂,好像猛禽张开一对大翅膀,怕我们逃跑。我躲在爸身后,大气不敢喘。

  老头儿指着那堆水果说,你儿子把我板车撞翻了,水果砸地上去了,就是那堆,便宜点儿,赔我二十块,水果你们拿走……本来起码可以卖三十块。

  把你板车撞翻?一个芦柴棒一样的孩子会把你的板车撞翻?老师伯你说话能不能靠谱点儿?爸放下编织袋,摆出一副理论的架势。编织袋的一角掠过我的脸庞,火辣辣地疼。这时候我才意识到肚子疼得火烧火燎,但我闷声不语。

  板车没翻,不过你儿子瞎跑撞得我脱手了,撞得我虎口发麻,现在还红着,老头儿摊开双手给我爸看。

  我没听到爸说话,但我抠在他大腿上的手指头被一个个扳开。然而他做得很不成功,因为我又一个个抠回去。最后他双手抓住我的两个手腕,松手的同时顺便踹了我一脚,总算挣得自由身。

  我的心凉透了,屁股着地,仰头,不相信地看着他。

  我完全料不到,更寒心的事还在后头。我明明白白地听到爸说,老师伯,我不认识这个孩子。

  他明明叫你爸。

  你听到他叫我爸了吗?

  老头儿摇头晃脑好一会儿,承认道,没听到。

  老师伯,做人要厚道,我不认识这个孩子,但也得为他说句公道话,你自己也说了,他是瞎跑撞到你,又不是故意撞你。

  不管是不是故意的,反正他撞到我的板车上,摔坏了水果就要赔。

  他怎么赔?身上没钱,你扣押着他给你做长工,帮你拉板车?

  反正就要赔。老头儿的语气显得空虚。

  老师伯,我有一个主意,我刚好也要买水果,干脆就买你这堆水果,但我是做好事,你要折价卖给我。这事就这么过去了,你看这孩子多可怜。

  他真的不是你儿子?

  我没这个儿子。

  老头儿的目光在我和爸之间扫来扫去,最后落在了那堆我捡起来的水果上。他显然还是对我爸的说法将信将疑,但似乎也无从驳起,关键是他可以把水果脱手了。

  既然你是做好事买我的水果,少两块给你。

  老师伯,不是我说你,就这堆破烂货,不摔到地上也就十来块钱,得了,我给你十块,多一分也不要,马上走人。

  十五,十五行吗,大兄弟?兄弟气宇轩昂,步态有力,一看就是大富大贵之人。

  爸弯腰作势扛编织袋,老头儿情急之下一把揪住他后衣领,忙不迭地说,十块,十块,就十块。

  爸微笑着起身,从裤兜儿里掏出皮夹子,抽出两张五元钞票,却只是在老头儿眼前晃了晃。麻烦老师伯把水果分类放网兜儿里给我。

  老头儿忙碌的当儿,爸正眼都不瞅我一下,我却分明看见他嘴角浮现的得意而狡黠的笑。

  老头儿把六七个装满水果的网兜儿递过来,我爸这才把两张钞票递给他。

  小屁孩儿,这些水果叔叔送给你了。爸说话时朝我挤眉弄眼,随即扛起编织袋迈开大步往T字路口走,他刚才就是从T字路口走过来的。

  我目视着他到了T字路口,往左一拐就不见了。我的身子依然保持不动,眼珠子也没转动一下。

  老头儿把双手搭在板车把手上,说,你们父子俩,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别以为我老头儿傻。

  我朝那堆战利品走了几步,好像显摆我的身份,我是它们的主人,但我没有马上弯腰去提,而是恨恨地踢了它们一脚。几分钟后,我提着水果往T字路口走去。我走得很缓慢,犹如迟暮老人。

  爸就站在T字路口左边的一堵墙壁前,看见我,故意把头偏到更左边去。

  我就好像没看见他,直直地走过他身前。我得花很大力气才能保持身体平衡。事后很久我才意识到,我生平第一次有机会宽宥爸,却毫不犹豫地错过了。当时我只是想,爸完全不把拒认儿子当回事,完全没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以为只是一场玩笑吗?

  我漫无目的地走,遇上分岔口我就随便拣一条路走。水果太沉,我不停地左手换右手,右手换左手。我的脸上不会有困惑,不会有愤懑,不会有泪水,只有麻木。

  我走过了一条又一条巷弄,偶尔在巷弄口拐弯时,余光瞥见爸跟在后头,一脸严峻,却顽固地一言不发。我想我们打了个平手。

  老街在哪里,供销社在哪里?我脑子里突然冒出这个念头。

  父子连心,几乎同一时间,爸超过了我,猛然一个转身,挡住了我的去路。他似乎想挤出一丝笑,却发现我根本不搭理,那尚未成型的笑就僵死在他脸上。

  不见老子了又怎么啦,往后的哪一天不是如此?他显得歇斯底里。

  我没答话,但抬起眼皮扫了他一眼。

  很生气是不是?有种就别跟着老子。

  谁跟着你了?还不是你死皮赖脸地跟着我。话一出口,我就知道中了他的激将法。

  哈哈,你小子肯开口说话了是不是?那好,咱们再做一个试验,就在这里分道扬镳,看谁先到供销社,老子的编织袋可比那几个破烂水果沉多了。

  什么!你是故意撇下我的?我隐约意识到了什么。

  这个老子不能告诉你,现在老子只问你,敢不敢一个人去供销社?往东往西你随便选,你先选。爸意识到失言,却仍然耍滑头。

  我不知道供销社在哪里。

  不知道不会问吗?随便问什么人。

  我现在就是在问你!

  爸一脸错愕,随即醒悟过来,给我竖起了大拇指。老四你长进了,他指着前方,你继续往东走五十米,右边有条巷子,好像叫百里巷,其实不足两百米,你进去后就一直往南走,到头就是老街,你站在路口,再问路人供销社在你左边还是右边。

  好,我选东,你选西。

  你小子不會把网兜儿扛到肩上吗?你在胸前拽着提手就是。蠢!

  你才蠢。我回敬着,却果断地把沉重的网兜儿甩上了肩头。

  你走,等我看不见你了我再走。

  供销社见!我豪气万丈地抛下四个字。

  我拐进百里巷,脑子里依然是刚才父子俩站在那条巷子里面对面争执的画面,一个手上拎着沉重的网兜儿,一个肩头扛着沉重的编织袋。突然我觉得很滑稽,扑哧一声笑开了,把一个朝着我走过来的大妈唬得不轻,满脸惊悚,像壁虎一样贴在了墙根不动,目光追随着我移动的身子,好似我额头上贴着精神病人的标签。



  1988年9月,我住进了前塘中学高中部的学生公寓。前塘中学高中部号称全省首批十八所重点高中之一,按照老师的说法,考进前塘中学高中部,相当于一只脚迈进了大学校门。我是以神马区中考第一名的成绩考上前塘中学高中部的,这是我在背井离乡情况下取得的第一次完胜,不同于三年前我在小升初考试中以白家坪乡第一名的成绩考上区中。那时我虽啃着又干又硬的番薯丝,但毕竟处在爸妈无微不至的关照下(拳脚也是一种关照)。三年初中生活把我锤炼锻打成一个独立自主的小大人,使得我比大多数同龄人更早地对人生有了清晰规划,并为此而努力。这一切发轫于爸送我到區中报到的那一天。初二分快慢班后,我是我们这一届第一个搬出大寝室独自在外租房的乡下学生。即便我没日没夜地学习,依然把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不像后来跟随我搬出来的那些乡下同学,每天早上出现在教室时蓬头垢面,顶着一双熊猫眼。

  就读前塘中学的第一个月,我就去县档案馆找我爷爷叶瑞满的资料。我没头绪,问保安。保安偷偷给我出主意,找馆长。我找到馆长,出示学生证,表明我是叶瑞满的孙子。馆长站在走廊上喊来一个小姑娘,叫她带我去参观前塘县籍侨史专柜。我爷爷“1946年回国时带回家的全部家当”(按照爸的说法),摆在专柜的显赫位置。小姑娘得知我就是护照上老华侨叶瑞满的孙子,简直是用崇拜的眼光看着我。我隔着玻璃指点着那些破烂的证件和发黄的纸张,反客为主地给她介绍起了我爷爷的生平事迹。

  1992年9月,我迈进了北京大学校门。

  无论是上高中还是上大学,我不再让爸送我去学校报到。我一个人能做的事,为什么还要麻烦他呢。但爸送我去神马区中报到那一整天的情形,我如今依然历历在目,而且必将终生不忘。

  目前,我能坐在家里悠闲地写这篇小说,是因为我虽身为壅州城里某个要害部门的副职领导却即将荣居二线,把手头的权力拱手相奉给年轻同僚,提前求得一份清闲。人不能过分迷恋权力,这一点我向爸学习。我刚迈进北大的门,他就申请提前两年退休,随后办理出国手续。盖着神马区公所大红印章的光荣退休牌匾至今挂在叶裆村我家中堂的墙壁上。他和妈出国是帮老大老二带孩子,因为两个嫂子(也是华人)在两个哥哥的努力耕耘下合计给爸妈生了半打以上的纯种中华民族孙子女。在荷兰,多生孩子有奖励,“非我族类”亦可享受,只要有居留证。

  说说老三,我说过他是个异类,首先就在于他把打工的那家芬芬缝纫店的老板老李头儿的女儿李素芬“霸为己有”,年纪轻轻就谈上了恋爱(典型早恋),还毫不掩饰地撒狗粮,害得同村那几位伙伴纷纷离开芬芬缝纫店另谋高就。老李头儿只有一个宝贝女儿,技艺传男不传女,老三慷慨笑纳。我念大学期间,老三已成为县城里名闻遐迩的缝纫高人,声名远扬,而且把婚结了,我有幸代表全家出席了他的婚礼。我大学毕业回到壅州工作,兄弟俩时常串门,壅州市区和前塘县城不远。他把芬芬缝纫店交代给婆娘(其时老李头儿已退隐江湖),在新落成的南门头服装商城租了摊位搞服装批发,从福建、广东等地大批进货。一度积货严重,资金周转不开,向身在荷兰的爸妈求援——其实是向老大老二求援,但必须得经过爸妈这一关。老大老二施以援手,南门头服装商城也摆脱初期颓丧,逐步走上正轨,老三咸鱼翻身,进销货盘面不断扩大,生意蒸蒸日上……如今他是前塘县服装行业协会会长,这个头衔不是随便谁都可以赋予的,非得是业界德高望重人士不可。老三与业界其他人士迥异之处在于,他不仅生意做得大,本身还是缝纫界的个中高手。

  我在北大读书时,多次收到爸妈夹在信里寄过来的照片,略解我相思之苦。读大学期间,我是真正的孤家寡人,来自遥远欧洲的家书,一纸抵万金。几乎每个寒暑假我都窝在校园里没回家,把图书馆里的外国小说看了个遍。不能说我不务正业,我念的就是中文系。爸妈遥控我本科毕业后回到壅州工作,并说这是老大老二的一致意见。在县城安家乐业的老三也是这个意见,他要求得更具体,不必去壅州城里,回县城即可,兄弟俩有个伴。当然,我也不能全听老三的。

  爸妈花费漫长的岁月帮衬老大老二把自己的若干孙辈带大后才回国。老大老二老三在神马镇、前塘县城各买了一套商品房,提议爸妈轮流在县城、神马镇和叶裆村居住,现在不是村村通公路了吗,来回方便得很。他们让我监督落实这件事。我得说,老大老二老三不仅惦记爸妈,也惦记家乡。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神白公路(从神马镇到白家坪乡)通车,2010年前后公路扩建,包括我家老大老二在内的白家坪籍华侨们功不可没,他们的捐资款占到了修路、扩建工程预算的一半以上。在国内混出息之后反哺家乡的人士中,我家老三算一个,实现“财务自由”后,他承包了全村六十岁以上老人每年的重阳酒宴。早已改行做国际贸易的老二叶中狮纯资产早已逾亿,出手也最为阔绰。他出资委托村两委建设叶裆村公园和文化礼堂,农村社保推行初期,很多乡亲因岁数原因无法按月缴足养老费,差额款就由他一个人全包了。

  狡兔三窟,日子就不会枯燥了,三位有钱的大佬就是这么想的。托儿孙们的福,爸妈均已八旬有余,依然体格健朗,精神清明,但他们多数时间依然选择住在叶裆村。猪不养了,鸡鸭不养了,但养了一条狗;稻谷不种了,番薯不种了,但还是种土豆和一些蔬菜。

  比起爸妈,我的清闲并非时时有。除了不能完全绕过去的工作,叶四海这小子明年的去留,成为我当下面临的棘手问题。如前所述,我把球踢给了他妈滕蔓。

  不幸的是,儿子在他妈那里碰了一鼻子灰。滕蔓扬言,如果你小子也像你爸一样还有三个兄弟,随便死哪里去老娘都不管。

  她还给我们父子俩讲事实摆道理。她所在的壅大人文学院有两个七十几的退休老教授,一个男的姓孙,早早评上教授都带上硕士生了,其时那个姓柯的女老师还是老讲师。孙教授不仅自己优秀,还未雨绸缪,高中时就把女儿送去美国。遗憾的是女儿在美国读完博士乐不思蜀,不仅不回国,还嫁做了美国妇。前年孙夫人去世女儿都没回来,孙教授实在熬不过孤独,去年主动申请把自己搬进了敬老院。柯讲师在临近退休时终于评上了个副教授,很明显是学校照顾的,反正她退下来后马上就会把职称指标让出来。柯副教授的儿子也不怎么有出息,念了个大专,如今是市城市规划设计院的普通职工。可老柯老两口活得乐呵呵,尽享天伦之乐,儿子儿媳一家人每逢周末必定上门嘘寒问暖,还时不时地带老两口来个周边游。老叶你说说,你要做老孙还是做老柯?

  我再次表明态度,对叶四海同学明年的去留,本人不持任何倾向性意见。

  儿子刚要张口,被他妈大手一挥制止。啥都不许说了,明年毕业回壅州,老娘帮你找工作!

  此事便只好暂且按下。

  儿子暑假即将结束,我接到爸的电话。他气势汹汹,大声嚷嚷,你老婆在不在,叫她接电话!滕蔓就在我眼前,做饭后收拾工作。我一头雾水,哪里敢叫她接电话,就推托说我老婆不在。

  那你听好了,老四,咱们叶家,男人说了算。

  啥事啊,爸?我揣着明白装糊涂。

  让我孙子明年去欧洲深造,所有出国费用老大老二老三承担,老子说了算!

  爸,叶四海找你了?我明知故问。暑假里他去叶裆村看望爷爷奶奶,待了一个星期,也不知怎么待得住的,回来后说和村子里的大爷大伯大叔们打成了一片。

  老大老二和他的一大帮堂兄弟姐妹都在欧洲,老四你说说,他为什么不能去,认个亲不行吗?

  爸,我没说过他不能出国……

  所以就是你老婆作梗,你还不承认?

  她担心你孙子一去不复返,将来她老了膝下无子……

  其实我想说,你这死老头儿的手也伸得太长了,像美帝国主义一样喜欢干涉别国内政。

  挂了电话,我敲开了儿子房门。自从滕蔓堵死了他的出国之路,他在家里就显得闷闷不乐。一下饭桌,就躲进房间。

  你爷爷给老子打电话了。

  他老早就应该给你打了。

  老子跟你表个态,你出国与否、去哪个国家全都由你自己决定,我们不干预。

  真的?

  儿子眼里有兴奋,好像又有些无措,我仿佛看到了当年被爸送去上学的自己,充满了对未来的恐惧。

  人是靠闯出来的,人生的路要靠自己走,老子相信你。

  我坚信让儿子自己选择是正确的决定,做人不能做老母鸡,而且作为叶家的一员,他将来定会不负祖辈,不负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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