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可

　　

　　编者按：

　　阿真能周，原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红原县森林公安局刷经寺派出所所长。2020年3月15日，连续43天奋战在防疫卡点的阿真能周突发疾病，牺牲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0岁。从警11年，他坚守为民初心，用行动照亮人民公安为人民的铮铮誓言。今年“五四”前夕，共青团中央追授阿真能周同志“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阿爸说：人死后，灵魂会在七七四十九天内，在死者生前工作和生活的地方徘徊，与他所爱的人一一告别。四十九天之后，灵魂便会消散，在新的轮回当中化为高山草原的一缕清风、一片草叶、一滴露珠。

　　阿爸，你慢些走啊，儿子已在追赶你的步伐……

一、冷杉

　　你相信，在某一瞬间，灵魂会逃离肉体，化成苍鹰的眼睛、骏马的鬃毛、灰狼的獠牙，甚至是冷杉那沉默的枝蔓吗？

　　我相信。

　　因为，万物有灵。你只需闭上眼睛，屏气凝神，灵魂便可自由穿梭。

　　此刻，虽然备勤室的门已经响了第三遍，我却还穿行在冷杉的王国。求姐多基为了唤我起床，居然在门外肉麻地高喊：“么么哒，起床啦。”当然，要在此澄清一下，求姐多基是咱们刷经寺森林派出所的一名辅警，一个草原上的糙汉子。然而，他的心却异常细腻，好像那淡金色的酥油，温润而有营养。虽然这两年他过得有些不顺，但我祝他幸福，前程似锦。阿真能周（右一）和战友们在巡护森林

　　我没有理睬求姐多基的呼唤，而是和那些如卫兵般静默耸立的冷杉一道，继续注视山下的疫情防控卡点。一辆辆汽车排着长龙，在风雪中亮着惨淡的白光，照亮了同样被大雪白了棉帽的森林警察们。

　　刷经寺镇地处交通要道，北通青海、甘肃，南下四川盆地。即便是在疫情期间，每天都有三四百辆轿车、货车从这里通行。临近午夜，零下二三十度的高寒天气，依然无法阻挡人们返家的渴望，更无法阻挡那些驰援疫区、保障物资供应的车辆。刷经寺森林派出所的职责是检查过往车辆的通行证明，以及配合医务人员检查司乘人员的健康状况。相比那些战斗在生死一线的医护人员，这项工作微小如牦牛身上的毛发，然而聚沙成塔，正是亿万国民众志成城，才有效阻断了病毒的传播，畅通了生命通道。

　　这是我和我的森警弟兄们在卡点值守的第四十三天。

　　我拍了拍杜敬肩膀上的积雪，要他回去睡个囫囵觉。后半夜本应是他在疫情防控卡点上值守，但这个来自平原上的小伙子已经连续值了好几个夜班。虽然他刚从警校毕业，精力充沛得像刚出生的虎犊子，但老虎也得有打盹儿的时候。我主动提出来，代他一个班，让他晚上睡个好觉。杜敬起初还不同意，说自己属夜猫子的，我用所长的“专制”才压服了他。

　　检查完一辆货车后，我向司机敬礼，再道一声扎西德勒，祝他一路平安。

　　头痛却在此刻袭来。我仰起脖子，揉了揉太阳穴，空气中有种令人不安的东西……

　　我的灵魂回到了冷杉的树干，在无数的冷杉中飞速穿梭，来到几十公里外瓦切镇日干村的高原草场。一场肆虐的野火已将整个夜空染成了血色。我看到仓促的鸟群飞离栖身的沼泽，在天空无助地盘旋，犹疑着是否离开这个熟悉的家园;我听到沉重且慌乱的步伐撞击大地，那是来自一个庞大的牦牛家族，逃往陌生的土地;我能感受到绝望的呼吸，来自那些在火焰中炙烤的植株，一厘米又一厘米化为灰烬。

　　草场，是千百万头牦牛、羊群和骏马的天堂，更是我和许许多多藏族牧民的家乡。我是一名警察，也是一个牧民的孩子。在心碎的边缘，我听到坚定的呐喊声，穿透浓烟与火墙。那是我的好兄弟，咱们刷经寺森林派出所的教导员贡波甲，他带领着一队战友，正和漫长但飞速挺进的火线正面交战……

　　与此同时，一辆轿车缓缓使近疫情卡点。车内年轻夫妇的笑容有些紧绷和不自然，他们出示了驾驶证、行驶证和单位开具的疫情防控工作通行证明，这些都没有问题，但检查的自始至终，他们都不愿和我有眼神交流。驾驶员双手一直抻着方向盘，一副时刻准备逃亡的模样。这当然引起了我的怀疑。前些日子我们才从一辆车的后备厢里发现了盗猎野生动物的尸体，难道这辆车内也暗藏了玄机？我看向汽车后座，发现座位上有一件大氅，不像是年轻夫妇的衣服。

　　我让他们熄火下车，此时，一直凝视前方的夫妇第一次和我目光对视，其中的胆怯不言自明。另一边，配合我的同事也提高警惕，做好了防止冲卡的准备。最终，年轻夫妇还是服从命令下了车，当同事打开车子的后备厢时，竟然发现一个中年男人蜷缩在那里。

　　原来，这个中年男人是年轻夫妇的长辈。疫情期间限制出行，可他又非常挂念远在红原县城的亲属，便采用了这种“夹带”的方式，想蒙混过关。放行，当然不可能。但是折返，他们也会被堵在来时路上的防疫卡点。我们只能一边将这三人暂时安置在卡点附近的隔离点，由医务人员对他们的健康状况进行检查，另一边派人到中年男人的单位，补齐通行所需的证明，帮助他返回。三人起初还有些不理解，但隔离点里散发着家的香气的酥油茶，让他们安下心来。

　　困在冰雪路上的，又何止这三位。刷经寺镇一路向北、向上，一直到海拔四千米的查真梁子，那里正是黄河与长江的分水岭，是生命的源头。可此刻，上百辆大大小小的車都困在雪暴之中。狂风吹出的雪障足有十米高，结冰的道路更像是悬崖边上的滑冰场，稍不注意，便会粉身碎骨。司乘人员纷纷蜷缩在开着暖气的车内，抵挡狂风严寒与高原缺氧的双重折磨。而驻守刷经寺镇的公安民警，不管是地方派出所，还是交警中队，又或是我们森林公安，始终穿梭在这些被困车辆之间，为他们提供食物、热水和油料等保障。忙到凌晨三点，我们停下了手里的活儿，望向瓦切镇的方向，夜空像是一面火红的镜子，倒映着下面燃烧的草场……

　　虽然天寒地冻，可草原植被繁茂，一层又一层的苜蓿与茅草下，是更为干燥松软的腐殖质，为大火提供了绝佳的燃料。当然，还有风这个喜怒无常的帮手，一会儿向东，一会儿向西。“喂！那个女同志，你们不要往东边跑啊，那里正有一条闷烧的火线悄然逼近，会把你包围起来的！”然而，我喊不出声，其他人的呐喊也被哔哔啵啵的燃烧声阻断。危急时刻，贡波甲跳进了火圈，拽着惊恐的女人踏火而出，简直像是踩着风火轮！好样的，贡波甲！

　　残阳如血，烟火似墙。在冰与雪的战场，阿坝州的公安民警、消防队员、武警官兵、民兵群众近千人在四千余亩的草原火场上左突右防，坚守不退，虽然扑灭了明火，却没有鸣金收兵，而是继续在八野四荒里露营扎寨，几次遏制了火势反扑复燃。

　　一场气势汹汹的大火，没有致使任何人员和牲畜伤亡，也没有造成牧业设施和房屋的财产损失，可谓是一个奇迹！而作为红原县第一道屏障的刷经寺镇疫情防控卡点，也保证了红原县没有一例本土和输入性新冠疫情病例。

　　冰与火的两个战场，写著了两场人类战胜天灾和人祸的奇迹。可我，却没能高兴起来，我紧闭双眼，让灵魂继续在冷杉中穿梭，在时间中往复——

　　画面渐渐清晰。我看见一个瓦切镇牧民在完成半天的劳作后，先是抽完了一根烟，将烟头在冰雪里拧灭。接着，他又点燃了一支，不知怎的，牦牛群突然骚动起来，或许它们也嗅到了危险的气息。正是这点儿骚动，让牧民走了神，随手将点燃的烟头扔在了草场上，赶忙去控制那些牦牛。再一转身时，大火已经不可遏制地蔓延开来。

　　太阳升起来了，道路上的冰雪开始融化，困在查真梁子的车辆已在缓慢通行。但我还是有些堵心和难过。纵然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又即便是科技进步，一而再地人定胜天。但我觉得，人与自然本该有更好的相处方式。

二、鹰

　　在第五遍敲响我宿舍的房门后，求姐多基离开了。我听到他下了楼，但很快，钥匙与钥匙间的撞击声便愈发地近了，丁零当啷，丁零当啷。

　　虽然被禁锢的肉体越来越沉重，但灵魂却越来越轻盈，它已经变成了汁液，沿着冷杉的树干不断向上，到了树枝，到了树叶，最后凝结成了露珠，蒸发并漂浮在无边的天际当中，被逡巡在草原上的苍鹰吸食，钻入了它的体内，我也因此有了更为广袤的视野——高原上发生的一切都无法逃过鹰的眼睛。

　　如今，我将目标聚焦在岩羊，一种在高山峡谷里跳跃的精灵身上。岩羊体型庞大，常常十来头汇成一群，在人迹罕至的地方过着自在的日子，除了盘旋在天空的金雕，并没有特定的天敌。而此时，我已经看中了一头小岩羊，它和它的母亲拖在队伍的后面，步伐踉跄，显出体力不支的迹象。这一对母子，我和战友们已经连续追踪五天了。

　　就在五天前，由康玛尔寺僧人组成的护林队在巡逻一处雪山时，发现了一具公岩羊的尸体。由于冬季多发盗猎情况，僧人们第一时间联系了刷经寺森林派出所。我们到达现场后进行了勘查：从尸体腐烂的情况可以判断，这只岩羊新死不久，而且全身上下没有任何外伤，初步可以排除盗猎的情况。我蹲下身子，用手覆在那冰冷的皮毛上，试图了解到底是什么原因终结了它的生命。我拨开了岩羊的眼皮，发现它的眼球上蒙着一层灰色的霜，像是黏稠的糖稀，上面蠕动着饱腹贪婪的蛆虫。面对这种从未见过的场景，我既感到迷惑，又感到不安。

　　为了弄清楚岩羊的死因，我们一边拍照取证上报林业部门，一边根据冰雪上的蹄印和排泄物，寻找岩羊种群的踪迹。我和贡波甲都是牧民的儿子，从小便在草场上放牦牛。如果哪头牦牛走散了，我们就得翻山越岭去寻找。因此，追踪野生动物对我们来说并非难事，需要的只是多一点儿的耐心和时间。

　　及至天光暗淡、暮色四合前，我们又找到了三具岩羊的尸体，每一头都毫无例外地蒙上了灰色的眼帘。我和贡波甲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很可能有一种我们不熟悉的传染病正在草场上肆虐，放倒了一只又一只岩羊，甚至会威胁其他野生动物种群。我们爬上了一座海拔五千三百米的雪山山顶，夕阳最后的那抹疯狂，正将脚下的山涧照得通体发光。贡波甲将望远镜交给我，同时用手指着山涧入口的方向。我看到七只岩羊正在乱石滩里跋涉，其中有一大一小两头岩羊拖在队伍的尾部，像是一对母子。那头体型较大的母羊脚步蹒跚，有些慌不择路，而那头小岩羊则亦步亦趋，不敢远离。我猜测母岩羊一定也感染了眼疾，贡波甲同意我的判断。

　　接下来，刷经寺森林派出所便组成了岩羊追踪小队，一点点靠近那个被恐惧笼罩，却又生性羞涩的种群。我们必须时刻观望，就连晚上露宿草原，也必须有人放哨，一来是确保岩羊们不会逃脱，二来也是防范狼群的偷袭。

　　然后，一聲枪响，穿透了夜的甲胄。

　　我和贡波甲同时惊醒，目光对视，我们意识到了这是什么声音。

　　又是一声枪响，距离非常之远，远到无法辨清子弹射出的方向。几乎同时，西边夜空连连劈下五道闪电，为枪手的遁逃提供了绝佳的掩护。

　　这两声枪响成了我们的心病，在我的耳畔不断回响。我总是希望那只是我的幻听，可另一方面，我们也让派出所的同事加大走访，看会不会从群众那里接到举报盗猎的线索。

　　三天后，从北京来的野生动物保护专家到达红原，随我们一同追踪岩羊种群。傍晚前，我们在山顶一处避风的大石后，捕获了那一对岩羊母子。虽然母岩羊已经非常孱弱，但当我们试图控制它时，近三百多斤的身体还是迸发出了巨大的能量。她的两只前蹄抻着地面，就像扎进混凝土里的两根钢筋。而狂摆的脑袋，让抓着羊角的求姐多基几次差点儿被甩到山下。另一边，那只小羊也在焦躁地跳来跳去，像是惊恐无助的孩子。我知道一定是母子的情绪互相干扰，才让它们没法儿安定下来。

　　我慢慢靠近那只小羊，同时俯下身子，让小羊可以平视我的眼睛。起初，小羊的目光还在躲闪，但它终究被我温柔的眼神安抚。慢慢地，小羊不再焦躁，它扑扇着修长的睫毛，微微低下头，我的手指可以触碰到它两角中间的那片皮毛。母羊一定也感知到了小羊的情绪，一个走神，被贡波甲、求姐多基和陈曦一起掀翻在地，还没晃过神来，四个蹄子上已经缠上了绳子，穿在了一条扁担上。

　　抬着这么个大家伙下山，困难可想而知。山上大石耸立，很多地方还覆着积雪，每一脚下去都像是一次赌博，稍不注意，轻则崴脚，重则拧断脚踝。就这样，我们足足用了四个小时，才把这一对岩羊母子带下了山。

　　北京专家连夜对受伤的母羊抽血化验，找准了病因，配好了药粉，由林业部门的同志在岩羊生活的区域大面积铺洒。而那一对岩羊母子则一直由康玛尔寺的僧人寄养，一直到母羊痊愈，小羊也恢复体力后，才放归野外。

　　虽然笼罩在岩羊群的传染病乌云已经淡去，但雪夜里的那两声枪响，却始终在我的耳边回荡，搅乱草原生灵安恬的梦乡。

　　虽然地处偏远，许多地方还没通手机信号，但我们收集情报自有一套办法，即便是风都可以为我们传输信息。很快，在我们巡逻走访时，一位牧民从手机相册里翻出了一张照片。画面中央，三个男人正行走在一片雪野，其中两人手中持枪，另外一人背上驮着一头幼年马鹿的尸体。如果加上拍照的那个人，这个团伙至少有四名成员。这四人都没有在照片中露出正脸。向牧民询问照片来源时，他只说是看到当地微信群里转发的，谁是照片最初的发布者，他也无法说清。

　　整个下午，我窝在办公室，死死盯着这张照片，把每一处细节都深深地烙在我的脑海里。接着，我闭上了眼，让思绪在茫茫的雪夜里逡巡辗转。我有偏头痛的毛病，思维的高速运转，让我的头都快炸了。但我强忍着头痛不断在脑海中搜索，对可疑区域进行梳理、比对、否定、再梳理。日落西山前，一个叫文波沟的地方慢慢从记忆的深处浮出。曾经，为了配合考察野生动物迁徙，我们多次巡逻过那片区域，其中有一片怪石群和照片中的背景极度相似。

　　次日，我换上一身藏装，开着一辆皮卡车，来到了文波沟。在沟口，我借口考察虫草生长分布情况，向牧民租了一匹马，开始往沟里进发。进沟的道路一路向上，越来越窄，两侧是高高的山梁，风在其中穿梭，发出呜咽的回响。湍流的溪水在沟涧里肆意横流，无数次拦腰截断向上的道路，几乎没过马儿的膝盖。我只得拉紧辔头，俯下身子，告诉马儿不要紧张，我会陪它在一起。有的地方，我必须翻身下马，牵着马绳，带它一同淌过急流。恐惧可以互相传播，勇气亦然。终于，我和马儿冲出了那片峡谷，眼前雪原豁然出现。

　　我们翻上一道山梁，极目四望，蓝天、白云、雪原、湾流以及层层叠叠的高山，美得像是一片不曾被玷污的净土。然而这里却没有任何放牧的牛马，想必是因为地处偏远、气候恶劣，牛马已经被牧民驱赶到了其他草场，也因此为盗猎分子留下了狩猎的空间。我调大望远镜的倍数，看到了一个毫不起眼的冬帐房，那里位于两山之间的垭口一侧，既可作为一个避风港隐藏，又可在猎物出现时悄然尾随伏击。我驱赶着马儿，开始向冬帐房走去。马背颠簸，64式手枪硌着我的胯骨，提醒我时刻保持警惕。

　　临近帐房，我拍了拍马儿屁股，马儿摇晃起脑袋，脖下的铜铃发出悦耳的响声，像是向帐房主人昭告远路的客人。等了许久，并没有人从房里出来。我翻身下马，来到屋前，看到食槽里还有干草，柏木垒起的外墙尚有余温，知道主人尚未走远，便和马儿一起在外面静候。

　　一个小时后，主人骑马回来了。我说自己走了一天的路，只吃了几口冰凉的干粮，还没有喝上一口热的，希望能讨一碗香热的酥油茶。主人犹豫了一下，从马背上翻身下来，接过我的水壶，要我原地等着，转身进了屋。我注意到，他的左脚有些跛，靴子上的纹饰和盗猎照片上那个扛马鹿的嫌疑人是相同的。一分钟后，跛子回来了，他给我灌了一壶热开水。

　　我迫不及待地灌了几口水，然后从皮篓里抓出一把虫草给他看，问他手里还有没有虫草，收购价十分优惠。他犹豫了一下，便和我还起价来。几个回合后，我显出不满。我说，生意做不做无所谓，可你把买家晾在冰天雪地里吹大风，那可真不是待客之道了。看得出，跛子的确被我的收购价诱惑了，他拉着我的袖子，把我请进了屋。

　　屋里有足够五六个人睡觉的铺盖，床下是几双不同码号和样式的靴子，墙角还堆着各种空酒瓶。跛子解开一个布袋，里面是他最近在山里挖的虫草。布袋边上还有一个麻袋，我伸手要解上面的麻绳，被跛子一把拉住。

　　这已经足够了。我留下一笔不大不小的虫草定金，便离开了这个冬帐房。

　　回程后，我向村干部描述了跛子的情况，得知他是个单身汉，经济条件很差，但近一段时间似乎阔绰许多，不仅买了新手机，偶尔回村里还会请人吃饭。此外，我还找到了那个冬帐房的主人，了解到租用此处帐房的并不是跛子，而是一个来自松潘的外县人，租期只限这个冬天。我们向红原县森林公安作了專题汇报，通过分析，发现另外两个参与盗猎的松潘雪落村人的真实身份。至此，这个以跛子作为向导，三名松潘人作为猎手的盗猎团伙呈现在我们面前。

　　下一步，便是深入雪落村摸清三个盗猎者的下落。雪落村住户虽不多，但道路崎岖复杂，仅凭一张地图贸然行动，别说可能追寻无果，甚至有可能与持枪盗猎者发生正面冲突。为了不打草惊蛇，我和副局长王庆新只能再次化装成虫草商人，借助夜色的掩护，潜进村子。

　　令我们没想到的是，那段时间雪落村连续发生盗窃案件，村民们自发组成了巡逻队，居然把我和王庆新副局长当成盗贼给围住了。我们既不能暴露身份，一时间又无法摆脱不明就里的群众的纠缠。局面开始有些不可控制，闹哄哄的声音唤醒了整座村寨，包括一名盗猎犯。他自知做了犯罪的事，怕警察来抓，便从家里逃出，想着到后山躲一躲，正好被埋伏在那里的陈曦、贡波甲他们抓了个正着。

　　得知有嫌疑人落网，王庆新副局长这才表明了身份。村长出面，劝住了激动的村民，然后客客气气地把我们“请”出了村寨。当然，他们还不知道此时后山发生的事情。

　　经过对跛子和那名盗猎者的突审，他们供述了非法猎捕野生动物和非法持有枪支的犯罪事实。红原森林公安随即对在逃人员发布了通缉令，在法律强大的威慑力下，另外两名同伙很快投案自首。

　　自此，荒野中的那两声枪响，才慢慢淡出了我的耳膜，在风的呼哨中不再可闻。

　　

三、狼

　　门终于开了，求姐多基扑倒在我的床边，大声唤我的名字：阿真，阿真能周！他攥住了我的手，又握了握我的脚脖，拍我的脸颊。随后，他跑出了屋子，在拐角处，他还摔了一跤。他开始呼唤其他的同事，声音在走廊上回荡、撞击、折射，又有了不同声部的反复叠加，成了一声声悲号。这悲号如此熟悉，就像山上的狼群，在满月之夜，用它们的嚎叫，悼念死在沼泽里的孤狼。

　　我的灵魂继续搭乘苍鹰的翅膀，在天际之上翱翔，看到时间被狂风吹乱，叠出层层积雪，留下历史印记，其中有一年的印记相当深刻。那是一个寒冬，厚厚的冰雪禁锢了苍茫大地。牧民们将牛羊驱赶，回到了各家的畜栏里，用贮存的干草勉强越冬。家畜尚可饱腹，近年来由于生态修复而不断壮大的狼群则遭遇了食物危机。终于，有一头硕大的公狼英勇却又愚蠢地离开山林，来到山下的村寨，想要从人类的社会争一口食物。

　　它闯进了羊圈，咬死了一头绵羊，久违的鲜血让它变得疯狂，它又连着咬死了好几只羊。接着，它跳出了羊圈，袭击了一名妇女，将女人的半边脸爪毁得不成样子。村民报了警，我们迅速赶到现场。而狼已经遁逃回了山林。

　　接下来几天，那匹公狼多次闯进山下的村寨。在林业部门的许可下，刷经寺森林派出所组成了巡逻队，准备猎捕这只疯狂的狼。

　　冬天的山林是沉默的，好像所有的生灵都被噤了声，沉沉地睡去。这种沉默又是非常危险的。有时，我和战友也会被大山催眠，忘掉那一双双伺机偷袭的眼睛。好在，天可怜见，那头硕大而又愚蠢的公狼很快被我们发现了。它像一个醉酒的莽夫，被鲜血麻痹了神经，贸然闯进牦牛群里，结果被更为雄壮的牦牛顶伤了腹部。或许是自知不治，这匹狼选择了一片沼泽地，独自走向死亡。与此同时，山上的狼群则用悲号来悼念同伴。

　　我有些难过，因为我再次听到这样的悲号，回荡在刷经寺森林派出所。

　　不，事情不应该是这样的。悲号只是插曲，而歌唱，才是永恒的主题。

　　刷经寺森林派出所虽然民警辅警加一起才十名同志，但管辖的林区和草原覆盖了六个镇五个乡三十六个行政村，还有一个省级种畜场及日干乔湿地。如此广袤的面积也就意味着，有时候一趟巡逻下来，得花掉好几天的时间。人手不够时，红原森林公安分局的机关民警也得参与巡逻。

　　巡逻前，我们会准备好帐篷、食物，还有那面印着森林公安的红旗。开车的时候，那面红旗在车顶上迎风招展。到了车辆无法通行的地方，我们会向牧民租马，而红旗则扛在我的肩膀上，翻山越岭。茫茫雪野、苍翠密林，不管是放牧的牧民还是挖虫草的百姓，只要是看到了那面红旗，便知道咱们森林公安来了。

　　邓小华是机关政工科的民警，平常很少骑马，又非常爱美食。每次扶她上马时，我都要打趣让她减减肥，否则会嫁不出去。她虽然不服气，但精力还是放在对付胯下那匹不安生的马儿上，生怕一个不注意，被掀翻在地。山高路远，有时走得乏了，难免会犯困。我便带头儿给大家唱歌。我是高山草原的孩子，唱歌和说话没什么区别，而且我在大学学的就是藏羌舞蹈专业。所以，大伙儿都把我当成点唱机，如果没人点歌，我就唱那首我的最爱——《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

　　父亲曾经形容草原的清香

　　让他在天涯海角也从不能相忘

　　母亲总爱描摹那大河浩荡

　　奔流在蒙古高原我遥远的家乡

　　如今终于见到这辽阔大地

　　站在这芬芳的草原上我泪落如雨

　　河水在传唱着祖先的祝福

　　保佑漂泊的孩子找到回家的路

　　每次唱这首歌，我都会策马跑到队伍的前头，不想让战友们看到我的泪水。是的，这首歌总能触动我的泪腺。我会时不时去想，父亲是草原，母亲是河，而我则是草原与河的孩子，并终将在某一天，全身心地回到那广袤的自然中。

　　平复了会儿，我怂恿邓小华也放歌一首，结果她脸一红，把兜里揣着的一块牦牛肉干塞进了嘴巴。

　　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激流险滩，战友们会互相搀扶;设卡盘查，战友们会彼此提醒;野外露营，就连骑着的马儿也会凑在一起，互相打着响鼻，低语一天的见闻。正是巡逻中的那些日子，让大家有了狼群一样的意志，彼此信任，互相协助，在狂风暴雪里默默忍受，在凌厉出击时攥紧拳头。

　　2013年至2016年，盗伐林木最严峻的四年。

　　我临危受命，带领另外三名同志奔赴瓦切镇，成立森林公安警务站，专门打击盗伐林木犯罪。说是警务站，实际只是林业部门闲置的两间旧房子，一間用来堆放物资和杂物，另一间是我们四个男人工作和生活的场所。吃饭围坐一圈，嬉笑怒骂;睡觉抱成一团，呼噜与臭屁齐飞，磨牙与失眠相伴。

　　对盗伐林木的蹲守，全部发生在深夜。

　　瓦切镇位于红原、若尔盖和松潘三县交会处。彼时，犯罪分子多在松潘、若尔盖等地盗伐林木，然后偷运到红原的木材加工厂进行成品加工，最后贩运到内地。随着国家生态环境保护力度的不断加大，盗伐分子赚取的利润也不断翻倍，滋润了这条犯罪链条的每个环节，甚至连警务站附近的小卖部都被盗伐分子收买，成为盯着我们的望风眼线。

　　盗伐团伙起初对警务站的成立并没太当回事，四个人、一杆枪，想撼动这条犯罪链条，简直有些不自量力。当然，我们也明白自己力量有限，没想过要全面出击，但我们会像钉子一样钉在出入瓦切镇的山路上，钉住林木贩运这条贪食蛇的七寸。剩下的，就是和犯罪分子比一比谁更皮糙肉厚了。

　　出入镇子的道路虽然只有一条，但其中沟口众多，为埋伏提供了绝佳的掩护。数九寒冬，零下三十多度，咱们森林警察藏身在隐蔽的沟内，不能开灯、不能点火，没有信号，手机也无从用起。为了防止热量散失，我们将新陈代谢降到最低水平，唯一保持灵敏的就是一对耳朵，时刻谛听莽莽森林里的任何异动。终于，前面设伏的战友在对讲机里汇报有嫌疑车辆经过，等挨近了，我们便突然杀到道路中央，后面同时堵住退路，嫌疑车辆只能老老实实地接受检查。

　　曦哥的确是个容易激动的人，平日在单位话不多，可越是在行动一线，他就越是嗷嗷叫着，像一匹老狼。的确，在咱们这个狼群中，有曦哥这样的老狼，有王庆新这样的头狼，有邓小华这样的母狼，有杜敬这样刚加入的少狼，更有贡波甲、求姐多基等许多正值壮年的公狼。大家凝聚在一起，不畏艰险，荣辱与共。在布满兽夹的雪地里，我们用手中的木棍一点点探索前行，直到将危害野生动物的“雷区”全部清除;在湍急的河流中，我们手挽着手，淌过一个个暗流和漩涡;在即将被泥石流掩埋的山路上，我们逆行向前，将牧民和畜群带离危险区域;在有同伴离开时，我们会一声声号叫，为他祈福，为他送别。

　　那号叫声在山谷里久久回荡，不曾散去。

四、黑頸鹤

　　镇上卫生所的医生来了，救护车也来了，一百公里外森林分局的战友们也来了。刷经寺森林派出所的院子里突然热闹了起来。他们怎么能围在这里呢？疫情还没结束，难道他们不应该回到防控的卡点上去吗？

　　诚然，我感到非常不舒服，头痛得就像要炸开，但偏头痛是我的老毛病，吃点儿止痛药就能熬过去，不必要太担心，大不了再多休息会儿。所以，求姐多基，你就不要再喊我吃午饭了。还有那位医生，你也从屋里退出去吧，让我再多睡会儿，我的偏头痛就能够缓解。

　　或许是我无声的许愿起到了作用，人群从备勤室里退了出去，各种喧哗也慢慢压低了声音，变成了彼此的低语，还有无声的抽泣。

　　他们是在为谁而哭呢？

　　在这片高原上，到达和离开是生命永远的主题。所以但凡有战友离去，我不会哭泣，而是诚挚地祝福，祝福他能如每年往返的黑颈鹤一般，驭风而行。想到了黑颈鹤，我也暂时忘却了痛苦，被它那美妙的身姿吸引着，飘飘然忘记了呼吸。我曾是一名藏羌舞蹈专业的学生，用舞姿模仿过黑颈鹤的高贵与坚韧。而此刻，我仿佛真的变成了那只归去来兮的黑颈鹤。

　　那是在前年夏天，在我们巡逻结束，准备返回派出所的路上，曦哥突然抢过望远镜，指着沼泽地上的一群大型鸟禽，嘴唇哆嗦着。半晌，他平复下心情，告诉我们这是黑颈鹤，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是世界上唯一生长、繁殖在高原的鹤，全世界现存还不到一万五千只。曦哥还说，黑颈鹤在藏语中叫作“哥塞达日子”，即“牧马人”的意思。藏族历史传奇英雄格萨尔王的王妃珠茉在被巴扎那保国的霍尔王族黄帐王俘虏之后，写信向格萨尔王求救时，便是派去三只黑颈鹤送的信。因此黑颈鹅又被赋予了生命的希望。曦哥最后一次见黑颈鹤要追溯到二十多年前，他本以为这种生灵在高原已经绝迹，没想到在此刻，它们就出现在我们的面前，轻舞漫步，比芭蕾演员不知要优雅多少倍。

　　后来，经过我们与林业部门的持续跟踪观察，发现黑颈鹤再次将咱们这片高山草原选做了迁徙目的地。当严酷的冬天来临，它们会飞到八百多公里外的贵州乌蒙山高原草甸越冬;当喧闹繁茂的春夏来临，它们又会离开乌蒙山大草原，返回到川西北高原草场繁衍后代。

　　看着这些精灵，我的心中涌起一种由衷的自豪。这是森林公安拧紧盗伐、盗猎水龙头，地区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改变的表现，也是无数藏区百姓在防范一端无私奉献的成果。

　　记得有一次，大雪封路，我只能徒步前往一处需要走访的牧民家。走到半路，一头野猪突然从路边的沟堑里跳了出来，横在了路的中央。野猪脑袋一根筋，不管有没有受到威胁，常会主动对人发起攻击，这狭路相逢还真是件麻烦事。我站住不动，移开目光，确保不去挑衅这个蠢家伙。野猪定定地看了我一会儿，嘴巴里发出呼噜噜的声音，带着几只小野猪飞快地穿过马路，消失在另一侧的沟堑。我对野猪的行为有些不解。后来询问了康玛尔寺的僧人才知道，冬天野外食物很少，僧人们会将剩菜饭堆在寺庙外的食槽里，野猪们便会拖家带口地来饱饱吃上一顿。或许半路遭遇的那一瞬间，野猪从我的身上嗅到了某种熟悉的善意，才会选择不去攻击我，放心地带着孩子们转身离开。

　　这种事情也发生在那群岩羊身上，经过上次救助事件，这种本来羞涩的动物居然也不躲避咱们这些穿制服的森林警察了。我喜滋滋地想，万物有灵，没准儿是那对岩羊母子把咱公安救助的故事说给同伴们听了。

　　可即便野生动物对我们放下了戒备，有些群众的心和我们还是隔着那么一层，生活用柴方面的矛盾，在警民之间横亘了许多年。一方面是老百姓祖祖辈辈养成的靠山吃山、就近取柴的观念，另一方面则是近年来越来越紧的林木保护措施。打击当然可以治标，但裂痕一时间却难以弥合，甚至会引起群众的不满，较为集中的一次冲突就发生在2016年的那个夏天。

　　那天，我们接到举报，说是察麻乡察鹿村的村民正在捡拾“风倒木”。所谓“风倒木”就是被风吹倒或其他自然原因倒伏的死树。按照地方政策，除非林业部门有专门批复，这样的树木也不能被随便捡走作为生活用柴。

　　到达现场后，我和曦哥正好撞见捡柴回来的村民，一共有二十多人。我们当即把他们都拦下，准备做进一步检查。其中有村民声称已经报请了林业部门，同意他们在此处捡拾木柴。但察鹿乡地处偏远，手机没有信号，无法向林业部门核实。还有村民叫嚣，说这些木柴都是用来办丧事的，抱怨咱们警察没有一点儿人情味儿。接着，大家便你一句藏语我一句汉语争起来，并把我和曦哥围在了中央。渐渐地，裹挟着我们的人群变挤了，人缝里，还有一只只黑手伸了出来，对我和曦哥推搡，甚至是殴打。我比曦哥高大，也比他年轻，就把他抱在怀里，虽然挨了不少黑拳，但脑子却开始变得清醒——千万不能让事态继续升级。

　　正愁如何脱身时，贡波甲在围攻的村民圈外一声大喊。只见他拿着一个摄录机，对准了这些围攻我们的村民。与此同时，察鹿村的村长也来了，当起了和事佬，表面上是为警察解围，实则是让村民在他打的马虎眼里返回村里。

　　警民之间建立起信任与合作需要时间，但破坏警民关系一个事件就足够了。警民关系这个疙瘩，想要化解，还需要春风化雨慢慢滋润。

　　扶贫攻坚，正是那一场春雨。

　　按照政府的工作安排，刷经寺森林派出所对口帮扶三家寨村。我们和村干部摸排一圈，发现吴永胜的贫困状况，比雪山上的积雪还要厚。和大家一商量，我便主动承担起了对他的脱贫帮扶工作。

　　还未成年时，吴永胜因为一次药物误服，落下了终身残疾。后来父母相继过世，只剩下他每月靠着二百多元的低保生活，饿不死，但未来也没什么指望。在我看来，吴永胜垮的不是经济，而是精神。

　　第一次到他家走访时，吴永胜就坐在家门口的台阶上，眯缝着眼，不知道是打盹儿还是发呆。他那老屋的后面，是老百姓开垦出来的庄稼地，屋子的前面，是一条通往山外的道路，再向前，则是烟云弥漫的大山，松树柏树密密匝匝，看不清模样。

　　看到老吴并没有请我进屋的意思，我便挨着他坐了下来。他一愣，没想到一个穿制服的警察会陪他一起发呆。停了几秒，他把屁股往边上挪了挪。这一挪，让我看到了死水上泛起的那一丝微澜。而我追寻的，就是这点儿微澜。

　　接下來的日子，我成了老吴家的常客。大多数时候，他既不把我请进屋里，也不会向我发出逐客令。但仅从向屋内的一瞥，我便能看到那种被厄运侵蚀后留下的混乱与无力。老吴是孤独的，孤独中还有些羞愧，这让他的心始终包裹在冬天。冰冻三尺，还得一点点儿地去温暖。

　　我开始帮着老吴打扫家里的卫生，这活儿一干起来，话也就多了。我和老吴从寨子外的事情开始聊起，世界格局、奇闻异事，反正都是不着调的事情。后来，我们开始聊寨里的事情，生老病死、婚丧嫁娶。再然后，聊天的话题自然开始关注起老吴自己，曾经耍过的伙伴、倒过的霉，还有现在每天服的药、吃的饭，话题总是在过去和当下兜圈圈，却始终不谈及未来的打算。

　　老吴心里肯定明白我所承担的帮扶任务，他或许会猜，没准儿我能给他点儿钱，又可能我会帮他找一份工作，但这些猜测老吴都没有说出口，更别说向我索要一些什么。仿佛我的帮扶后面还隐藏着什么期待。他对那份期待没有信心，对未来也没有信心。

　　相处一段时间后，我邀请老吴一起参加护林的巡逻。有的路太陡，老吴因为残疾攀不上去，便留下来帮着看守交通工具。有的时候，老吴还会为巡逻队员主动分担肩上的负荷。几趟下来，老吴便和大家熟络了起来，也很乐于走出家门，参加巡山护林的工作。看到时机成熟，我便告诉老吴，如果他愿意，可以成为林业部门的一名巡护员，每月有一千二百元的工资。老吴一愣，问：“我可以吗？”但随即，他笑了，他已经和我们一起巡了好几次山了。阿真能周（前排右一）带领民警帮助三家寨村民收获莴笋

　　后来，刷经寺森林派出所又出资帮老吴在三家寨里开了一间小卖部。不巡山时，他便经营这家小卖部，人来人往的，倒也热闹。到了冬天，大雪封山，三家寨的百姓大都迁到山下的马尔康市越冬，老吴在城里没有房子，便留守了下来。雪霁天晴，我还会到老吴家里探访，和他一道晒着午间的太阳。老吴告诉我，明年冬天，他也要到城里面去耍，去越冬。虽然还是眯缝着眼，但我能在他的眼眶里看到一丝投向未来的光芒，温暖得像雪后的太阳。

　　对于老吴的帮扶，在三家寨整体脱贫工作中打开了一个口子，也树立了一面旗帜。群众对咱们警察的认识也更多了一层——不只是抓人破案，更是去服务百姓。如今，整个村子借助高原独特的地理和气候环境，种植反季的莴笋等蔬菜，很多都运到几百公里外的成都售卖，赚取了丰厚的利润。有了钱的老百姓也不再安于困在这座小村寨，他们纷纷在市区安家置业，农闲的时候去过城里人的生活，一年年归去来兮的，像是那些迁徙着的黑颈鹤。

　　真正走不开的，除了我们这些山里面的警察，还有那些教书育人的老师，这其中就包括我最爱的妻子班么措。从若尔盖到壤塘再到红原，她教过的孩子有的都已经大学毕业，到大城市去打拼自己的生活，去享受从未有过的精彩。我们俩却像是绑在一起的筷子，兜兜转转的，从来没有离开过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

　　人与人的相遇，有时候真是件奇妙的事。很多时候，擦肩而过的，往往是异路的陌生人;但惊鸿一瞥里触碰的却有可能是一生挚爱。

　　或许真有缘分这一说法，非亲非故，甚至毫不相干的两个人，却突然被扮作木偶师的上帝安排到同一幕场景中，然后命运的丝线开始交缠，越缠越紧，紧到难以分开。但有缘就有分，当离别来临的那一刻，当两缕丝线不得不扯断时，便有了冰泉冷涩弦凝绝般的痛苦。

　　可难道就为了逃避离别的痛苦，而拒绝那最初的相遇吗？当然不能，毕竟，人生就是N次离别，和N+1次的重逢。

　　我与班么措的故事开始于2009年春，上杜柯乡。那时我是乡上派出所刚入警的新警，而她则是乡上中心小学的语文老师。茫茫高原，地广人稀，我们这两个异乡的年轻人就这样几乎同时行走在乡上那唯一一条街上。

　　她爱孩子，是那些寄宿在学校里孩子们的姐姐;我也爱孩子，刚入警就在冬天的水井里救出了一个村民的儿子。她爱运动，会经常带着孩子们到户外感受大自然，一路的歌声飘进派出所的院子，像那酥油茶的香气久久不能散去;我也爱运动，是乡上篮球队的主力，她一定在人群中为我呐喊过，或许还曾打听过球衣号码对应的名字——阿真能周。

　　我们有许许多多的相同，但相识和相爱，却是在那年夏天壤塘县壤巴拉艺术节比赛上，学校决定由班么措负责上杜柯乡选送的文艺节目《雪域骄子》的组织和领队。由于《雪域骄子》主要由男舞蹈演员演出，藏羌舞蹈专业毕业的我便成了强力外援，也参与到舞蹈的编排和演出当中。

　　时间是一个很玄妙的东西，它就像是咖啡里的牛奶，为爱情调出更为美好的味道。那时候的爱情是多么美好啊，上杜柯乡里没有手机信号，甚至会连续几天断电，我们就点燃一支蜡烛，傻傻地互相看着。有时候，蜡烛灭了。黑暗里，我们便互相想象对方的样子——那么地年轻，那么地美丽。

　　孩子们是我们爱情的见证。有些学生家住得很远，只能寄宿在学校，班么措在教学之余，还照顾起了他们的生活。达穷来自距离学校十五公里外的西穷村。字如其名，人亦如其名，西穷村条件非常艰苦，达穷家的情况则更为艰辛。在幼年时，她的母亲因故离世，悲恸不已的父亲出家当了和尚，达穷变成了事实意义上的孤儿。学校减免了达穷的书费和学费，但她的生活还是没有着落。班么措便和我商量，要去资助她。一百两百的，像是从来没有断流的山泉，哗啦啦的，成了悦耳动听的音符，贯穿了她的童年和少年。十来年间，我的妻子班么措资助了达穷、嫫嫫、阿桑、央金卓玛等许许多多的孩子，从壤塘到若尔盖再到红原，直到他们上了大学，走入社会。

　　因为单位的工作忙，我没法儿经常陪伴这些孩子，甚至连陪儿子华尔杰的时间都非常少，只能装成不爱管事的大老爷们儿，把工资交给班么措，让她来给孩子们买书、买衣服，还有生活用品。但我获得的，却是用钱买不到的幸福。我爱看和孩子们在一起的班么措，她的欢笑，她的泪水，她的每一个脚步，每一次呼吸，都让我看到了爱情在生长，长成了一棵树，长成了一片林，长成了这雪域高原的一块坚实的陆地。

　　所以，爱人啊，请你不要为我哭泣。

　　你难道没有看到路边沼泽里的黑颈鹤正在引吭高歌，那正是我啊，是我在歌唱和你在一起的全部快乐，也在颂扬所有的哀伤。

　　所以，爱人啊，请你要照顾好自己。

　　因为生本来就比死要更痛苦，也更伟大。

　　你要坚强，坚强地面对即将到来的这一切。

五、重逢

　　有人说，一个人逝去后，灵魂会在七七四十九天内，在自己生前工作和生活的地方逗留。四十九天后，灵魂将会如烟云般散去，在涅槃重生中，忘记所有的过去，变成新的模样。

　　此刻，我已经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生命正如花瓣散落，正如冰雪消融，而灵魂也已不再拘泥于沉重的肉体，不受限于凄凉的房间，它历经了冷杉卫兵般的沉默、苍鹰天际上的自由、狼群猎杀时的冷酷，以及黑颈鹤生命本能的归去来兮，开始支离破碎，如云、如风、如雨，漂浮在茫茫的雪域，穿梭于浩瀚的时间之中。

　　我能看到，我的死亡，就像一场小型地震，让刷经寺镇的战友们从疫情防控的重任中稍稍抽离，像祈福的转经筒一般，开始围着我转了起来。然后，如地震波向外扩散，抵达那些认识或不认识我的人的耳朵里。

　　我看到曦哥躲进了食堂，不愿意再回到派出所的二层小楼，仿佛那里有令他心碎的东西;我看到调到九寨沟工作的邓小华跳上车子，冒着风雪向刷经寺赶来，却还是被大雪阻断了道路，抱着方向盘呜呜地哭了出来;我看到了三家寨的吴永胜又一次坐在了门槛上，摇晃着脑袋，仿佛能把关于我去世的消息给摇到山后面去;我还看到了达穷、阿桑那些已如花儿散落各方的孩子们点起了酥油灯，开始为我祈祷。

　　人来人往，摩肩接踵，我必须飞得快一点儿，才能回到我的家，回到我的爱人班么措的身旁。妻子的闺蜜尕让卓玛已经从她身为交警的爱人那里知道了我去世的消息。她反复询问丈夫，直到丈夫告诉她消息确凿后，才来到我家的门外，踌躇了许久，敲响房门，告诉班么措我可能受伤了。班么措一怔，追问受了什么伤，伤得重不重？尕让卓玛避开了班么措的目光，也避开了残忍的真相。

　　从红原县城去往刷经寺森林派出所有一百多公里路。我能看到尕让卓玛和其他亲友在手机里沟通由谁来告诉班么措我的死讯，他们压抑着内心的悲伤，努力拖延妻子获知真相的时间，让她不至于在这一百多公里的路上崩溃。而我，已不能言语，更无法劝慰，只能忽而變成路边引吭的黑颈鹤，忽而变成天上漂浮的云朵，甚至变成车内漂浮的一粒尘埃，陪伴在妻子的身边。

　　路啊，虽然那么漫长，总还是会有个终点。

　　生命啊，或飞短或流长，总还是让人忍不住地去回望。生命啊，或飞短或流长，总还是让人忍不住地去回望

　　快乐的日子，我们会拿出来一遍遍地反刍，就像翻开家庭相册;悲伤的事件，我们会试图把它淡忘，如果实在忘不掉，那就去找一个解释，合理也罢，不合理也罢，总归要卸下包袱，轻装上阵。可若是连最苍白的解释都找不到，就像天雷突然劈开古树，就像河流突然改道泛滥，就像所有不期而遇的死亡，在似乎永无尽头的隧道里突然燃起了熊熊火焰，我又将如何处之呢？

　　2019年11月初，我到浙江温州出差时，母亲却突然背部生疮，发展十分迅速，亟需开刀切除;另外，妻子班么措的甲状腺癌也到了不可不治的阶段。婆媳两人一同住进了成都的医院，互相照料。其中的艰辛，是视频通话另一端的我无法想象的，更无法用语言表达我的牵挂与惭愧。我向她们承诺，等她们出院后，一定找辆车把她们从成都接回来，一家人吃一顿团圆饭。

　　可距离她们出院还有一天的时间，我的父亲却突然栽倒在家门外，再也没有醒来。

　　我的草原一夜尽枯。

　　说到底，他才只有四十九岁，还没有放够牛马，还没有享够含饴弄孙的福，更没有将他那体内高山草原的智慧全部传授给他的子孙。

　　我有足够的理由去悲痛，但看到心碎的母亲，还有刚步入社会的弟弟与妹妹，我突然意识到，父亲去了，我就成了一家之主，必须要顶起那一片天。我不能垮。我顶住了愤怒，不去咒骂苍天大地为什么带走我的阿爸;我顶住了哀伤，一边安顿好家人，另一边保证派出所工作的继续运转;我顶住了非议，在有老人告诉我应该遵循当地传统，从山上打些新柴，让葬礼的火苗更加熊烈时，我拒绝了，我是一名森林警察，不能带头儿做违法的事情。

　　过量的酥油让熊熊的大火有些不可控制，而我的悲伤也在那一刻肆意横流。无数次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想着为那短短的十一月份寻找一个解释，寻找一种可以逃脱的办法，但悲痛，却像是一座山，压在我的身上。我不曾吸烟，更不会喝酒，但在那一段时间，在家与派出所之外，我偷偷抽起了烟，想让敏感的神经稍稍麻痹会儿，而体重则像是失控的飞机，开始急速下降。不到一个月，我瘦了二十二斤。

　　在那段时间里，我慢慢明白，父亲已经和我们走散了，而且总有一天，我也会在人群中和亲人们走散。只是没想到，这一天来得如此迅速。

　　越是靠近刷经寺镇，班么措越是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她一边拼命抵抗着无从躲避的事实，另一边还在一遍遍哭问尕让卓玛到底发生了什么。与此同时，我的死讯已经如同寺庙的钟声，开始在各个微信群里传播。终于，班么措抢回了自己的手机，但在打开的瞬间，她失去了所有的力气。

　　我无法承受这种因我而来的悲伤，更无法忍受自己已经无法照料她的事实，便借着打开的车窗，让灵魂逃离车厢，飞回到刷经寺森林派出所的后山山顶，那里有一座无名红军烈士纪念碑，我就静静地坐在墓碑前，看着山下那些可爱的人们，既然我对眼前的这个世界已经无能为力，便只能为他们默默祈福：

　　曦哥，你已不再年轻，只比我的父亲小一岁，再有什么危险行动，不要不顾安危地往前冲了，抓捕的事情就交给那些年轻人吧。

　　杜敬，不要因为我顶了你的班，就心怀自责。你才入警，道路还很长，或许会向往城市的繁华，但高山和草原更会坚定你的信仰，让你不管到了哪里都不会迷失方向。

　　贡波甲，我的好兄弟。我仿佛看到2009年初春的马尔康。那天，我们在州局领了派遣单，即将奔赴各自的战场，我去壤塘，你去若尔盖，我们互相告别，然后约定一定会再见。如今，我们已不能再见，但有你带领刷经寺森林派出所这帮弟兄们，我很放心。

　　母亲，我知道你还沉浸在父亲去世的悲痛中，我也曾向你许诺，等到疫情结束，我会请假带你去散散心。原谅儿子吧，我已经无法兑现这个许诺。我知道你会愈发地悲恸，但请你相信，儿子现在正去往一个更好的地方，你应该为我祈福。另外，家里还有弟弟和妹妹，为了他们，你也要坚强起来。

　　父亲，我曾多次劝你，把咱家牧场的那些牛羊都卖了，到城里去安享晚年吧，但你不听。我知道，你是舍不得那片养育咱们一家的高原草场。如今，儿子正奔向你的怀抱，天堂是否也有那么一片草原，而你是否也已准备好了酥油茶，等着与我团聚。

　　华尔杰，我的儿子，高原的小男子汉。你已经是一名初中生了。你是一个活泼、开朗的孩子。我的故去，只是天邊的一片乌云，总会有消散的时候。而你也要像真正的高原汉子一样，照顾好自己，照顾好你的母亲。

　　班么措，我最爱的人啊，虽然视线愈发模糊，但我还是不舍得将目光从你的身上移开。我看到你在悲恸中一次次昏厥，护士给你注射了安定，你才不至于休克。我看到葬礼的现场，当所有我生前使用过的物品都被大火带走时，你的手心却偷偷攥住了我的警号。

　　是时候离开了，我这么告诉自己。天色已经变暗，我独自坐在无名红军烈士纪念碑前的草地上，蜷曲起膝盖，将脑袋埋进臂弯，像一个虔诚的孩子，等着高山草原把我带往那段孤独的旅途。

　　可在终极的黑暗来临之前，夕阳却将前方的那座雪山点燃，炸裂出满天漫野的红色。山下，所有活着的人都怔住了，他们不再交谈，也不再忙碌，而是站在原地，在片刻的宁静中感受神圣自然的力量。

　　那些只存在于我记忆中的人物，开始一个个鲜活地出现在我的眼前。我看到了红原公安的一级英模王忠训，正骑着一辆老式交警摩托车，攀上高高的查真梁子，发动机的轰鸣声就像他爽朗的笑声。还有公安一级英模泽东，也是咱红原人，他正屏住呼吸，在沟里面蹲守犯罪分子，黑色的脸颊上透着最美丽的高原红。

　　我看得有些发呆，意识到死去的人并没有离开，他们只是以一种不同的面貌守护着这片高山草原。突然，我的手被轻轻攥住，我一看，是那十二名未曾留下姓名的红军战士来到了我的身边。1936年，这些十八岁上下的红军战士翻越我面前这座雪山的垭口时，因为天寒地冻而永远地长眠在了这里，成为咱们红原高山草原的一部分。

　　如今，他们的手是暖暖的，他们的脸是红扑扑的。我站起身，和他们手挽着手，穿过沼泽、翻越高山、翱翔天际，在这片永恒的红色中等待与你们再次重逢。

　　（文中涉及乡镇、村寨均为化名，照片由作者提供）

　　责任编辑/张璟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