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七个深圳》这部作品往前可以追溯到2011年。天正热，一位年届七十的文友邀我去深圳。我去深圳做什么呢？不买不卖，又不打工。最重要的是，我不擅交际，不知道该怎么与陌生人相处。文友说去看看深圳，中国最年轻的现代化城市。人家态度诚恳，火车票都买好了，还说那边已经定好接站的人。我被逼上梁山，因此结识了文友在深圳开厂的儿子，见到了几个二十五年未曾谋面的高中同学。

　　那是一个有魔力的城市，人们奔来奔去，只为成为神话。我的那些同学，有开厂的，有做贸易的，还有开诊所的，共同点是，都买了房，孩子在深圳的公立学校读书，算是扎下了根。他们的业余生活就是消费，就是娱乐。我跟着他们，每天也过着灯红酒绿的生活，像做梦似的，视线以内没有为活下去而挣扎的人，直到见到我弟弟。

　　那是临离开深圳前的一天，我得抽空见一下在工厂当保安的弟弟。他和弟媳一直在深圳打工，租住的房子逼仄潮湿，电扇呼呼地响。我一下子坠入另一个世界。吃饭是我找的地方，粥铺——想着便宜。没想到，深圳没有那种白米粥，只有海鲜粥，贵得不得了。我替弟弟心痛，他应该从来没有这么奢侈过吧？

　　回来的火车上我就在想，我弟弟和我那些高中同学经历类似，为什么他们在深圳过得如鱼得水而弟弟却在工厂打了一辈子工，日子还过得紧巴巴的？

　　后来我又去过几次深圳，认识的务工者越来越多，老乡、同学、学生……那个问题一直纠缠着我。我想写一本书，写深圳的务工者。最初只是想写那些老板们，写他们的成功之路。想想觉得不全面，务工者那么多，平凡者更多，我应该各选取一部分代表，以此映照他们在深圳的得与失，既可做史料，又可为后来者借鉴。

　　这个创作思路通过了中国作协2018年度定点深入生活项目办公室的审核，同时也得到了河南省及驻马店市宣传部门的支持。2016年至2018年三年间，我先后六次去深圳、东莞，有计划有目的地采访了一百多人。他们中既有“60后”也有“90后”，既有在深圳落地生根的也有像我弟弟那样在工厂做到退休回老家的。

　　动笔的时候，才发现掌握的材料不够。每次采访，基本上都是听被访问对象随意讲述，缺少針对性。好在电话方便，微信预约好时间之后，又进行了一番补充采访。

　　写到中途，发现已成文的十一篇很单调，更像简介。读者要的肯定不止是人物的经历，我得找到切入点，找到表现他们的文学手法。我的目标是文学，我得将这样一部作品写得有文学性。正好又有朋友邀我自驾去深圳，我干脆停下笔，往行李箱里塞了《聊斋志异》和《史记》，出发了。

　　在深圳期间，有一次赶饭局的路上经过深圳西站，陪我们的学生说，这是深圳最老也是条件最差的一个火车站，停靠的都是绿皮火车，2002年他来的时候就听说这个站要拆掉。为什么还没拆？学生答，可能是为农民工着想吧，毕竟还有那么多低收入者。那一刻，我突然知道该怎么写弟弟了。

　　我决定放弃被访者的业绩，将笔墨转向他们生活或性格的一个方面，以小说和史料相结合的手法，来映照他们的得与失。我重新整理了采访笔记和录音，由此衍生出一些想象，想象出细节。这是趋于文学的真实，它能抚平褶皱，更能探知人性幽暗的欲望。

　　相比深圳在历史相度及经济容量上的阔大，这四十七个人物无论是老板还是工厂打工者，都极其渺小。我不自量力地希望，读者能从我的文字中看到这些渺小人物身上阔大的一面——那应该是深圳乃至整个中国的阔大。希望，文学能在细微处找到表达当下的切口。

　　责任编辑 Euclid Frakturo@p季 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