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2016年第10期）
七、自杀还是他杀
之前，王清水被隔离在船厂划给“101工程”指挥部使用的一幢独立小楼内，焦允俊请工程指挥部保卫科安排了专人看守。负责看守王清水的是两个年轻保卫干事小李、小汪。聂政委事先关照过保卫科长，这是协助专案组开展工作，须听从焦允俊组长的命令，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对被隔离人员只是看守，不能交谈，因此，小李和小汪就只是牢牢盯着待在二楼东头小会议室里的王清水，不敢与其接触，甚至连话也不敢跟他说。
到了晚饭时间，小李让小汪去食堂吃饭，然后带两份饭菜回来，一份是他的，另一份是给王清水准备的。小汪离开后，小李继续盯着王清水，不敢松懈。一会儿，奉命配合侦查员搜查凌艳萍办公室的另一位保卫干事小钱完成使命返回小楼，他和小汪同一宿舍，恰巧今天忘带钥匙了，想借用小汪的，便去了东头的小会议室。
按规定，小钱是不能进入隔离王清水的场所的，他只好在门外朝小李招手，问小汪去了哪里。小李来到门口告诉小钱，说小汪去食堂了，又问你那边的事儿结束啦？我们这边看来一时三刻还完不了，今晚熬夜那是肯定的，只能明天白天找机会冲盹儿了。聊了几句，小钱饥肠辘辘，寻思与其在这里等着小汪，倒不如先去食堂填肚子，遇到小汪正好向他拿钥匙，于是告辞而去。
两人就在小会议室门口待了最多两分钟时间，当小李返身走进屋里时，会议室内已没了王清水的身影！窗户大开，显见得这家伙是爬到窗外顺着落水管开溜的。
焦允俊闻报，急得差点儿跳脚，后悔不该三人一起去食堂，如果留下一人看守嫌疑人那就好了。可现在马后炮也来不及了，他立刻和聂政委商量对策，片刻后，“101工程”指挥部通过江南造船厂军管组下达命令，立刻封锁全厂所有进出通道，发动全厂所有在班人员在整个厂区搜寻王清水的踪迹。
行动刚刚开始，王清水就有消息了——
三个下班后还没离开铸造车间的工人听到广播，立刻返回，准备接受领导的安排参加搜寻。走到车间西侧大门口那个二十来米高的烟囱下面时，空中一声异响，抬头看去，只见一件黑乎乎的物体凌空而降，急速朝他们砸来，吓得他们“妈呀”一声四下逃散。人刚离开，王清水已经砸落到地面上，紧跟着一截三米长的槽钢落下来，正砸在王清水上半截身躯上，其惨状可想而知。
接到专案组报告，市局迅速指派法医前往现场。由于烟囱顶部面积狭窄，焦允俊三人是轮流爬上去勘查的，张、孔两位法医也是一样，其中那位孔法医可能有恐高症，下来时脚骨发软，脸色煞白。当时还没有恐高症之类的说法，因此焦允俊甚至还有点儿看不起这位老兄的念头。不过一会儿之后，他就不得不对此公另眼看待了，这位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而且在公共租界巡捕房接受过洋专家数年技术指导的中年法医提出的观点，使专案组在侦查工作中少走了若干弯路，节省了许多时间。
分析死亡原因时，张法医认为王清水系高空坠亡。同时坠落的那根三米长的槽钢并非致死原因，因为王清水在落地的第一时间就已经死了，槽钢不过是对尸体造成了严重破坏。至于王清水是自己从烟囱上跳下来的，还是被人推下来的，暂时无法判断。不过，张法医的观点倾向于他杀，理由就是那根槽钢，这至少说明王清水从烟囱上跳下来的时候，还有一个人在场。
三位侦查员都认为张法医的观点有道理。他们都上烟囱勘查过，知道厂方正准备对烟囱进行检修，已经在四周用毛竹搭起了脚手架。王清水攀爬上去前一个多小时，几个施工人员刚刚从上面下来，现场痕迹凌乱，侦查员勘查现场时连王清水的足迹也没能发现，更别提指纹了。要说支撑这个观点的依据，就只有那根槽钢了。这根沉重的槽钢是怎么出现在烟囱顶部的呢？问了施工人员，得知是因施工需要用神仙葫芦（即倒链）吊上去的。
焦允俊一边听别人发言，一边随手画了一张现场示意图。这一画，忽然发现有一点不好理解：如果说是凶手把王清水骗或者劫持到现场的，那么凶手杀人之后是怎么从烟囱上下来的，又是怎么逃离铸造车间的？
从时间上推算，自烟囱顶部沿着铁制简易梯子下到地面，最快也得两三分钟。而王清水坠落后，整个儿铸造车间为之轰动，上百名夜班工人都跑到现场看热闹，简易梯子周边也围着不少人，直到保卫科人员和侦查员赶到现场，经过好一阵劝说方才离开。也就是说，凶手是不可能在人们赶到现场前从简易梯子逃离的。那么，凶手去哪儿了？躲在脚手架上？侦查员和法医分别上下过几个来回，每层脚手架都一览无余，根本藏不住人。要不，是躲到烟囱里面去了？也说不通。根据当时的情况，凶手只能从顶部进入烟囱内部，那里面有可以落脚的位置吗？
焦允俊把自己的想法说了说，沙懋麟、谭弦和两个法医都认为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于是，焦允俊和谭弦带上大号强光手电，再次上到烟囱顶部反复查看，烟囱内壁供人立足以及施工时搁置木板的那几处凸出的砖头表面都是黑灰重重，没有被踩过的痕迹。
这就奇怪了，如果是他杀，凶手下手之后是怎么逃离的呢？几个人议了一阵，依旧不得要领。焦允俊思索片刻：“看来，我们只好换一个角度了——王清水并非死于他杀，而是自杀。大家看这方面是否有依据？”说着，目光扫视众人。众人皆不语，可焦允俊却突然发现之前曾被自己在心里偷偷哂笑过的孔法医有些欲言又止的样子，便朝他点点头，“孔法医您说说看吧。”
以孔法医之前的人生经历，在解放后属于有“历史污点”的一类，他有自知之明，凡是出风头争功劳的事儿一概不沾，免得遭人非议。当然，在那个年代的政治大气候下，他无论怎样小心都是无法自保的，在后来“反右”时被定为右派分子，押解安徽白茅岭劳改农场，最后饿死于被称为“三年自然灾害”的年代。本案发生时，离孔法医罹难还有十来个年头儿。
被焦允俊这么一点名，孔法医就不得不说几句了。他的观点是，王清水的所谓“跳烟囱”，实际上是“跳脚手架”——整个儿烟囱已经被毛竹脚手架围住，只能站在脚手架上往下跳。可是，扎脚手架的毛竹有长有短，长的那些参差不齐地伸到脚手架外，如果往下跳时被伸出的毛竹挡一下，甚至被不同高度的毛竹挡几下，是否死得了就很难说，若是弄个半死不活，那接下来的处境肯定是生不如死了。
但王清水心意已决，为了万无一失一步迈进阎王殿，他就动了脑筋——把那根槽钢卡在脚手架上，人站在槽钢上面，先助跑再往下跳，以确保坠落时不受伸出的毛竹阻挡。正是由于这个助跑的动作，本就卡得不太稳的槽钢吃不住劲儿，在王清水的猛力蹬踏下松脱，也跟着掉了下来。
焦允俊对孔法医的这个观点大为赞赏，连称“言之有理”。三位侦查员再次爬到烟囱顶部查看，果然发现顶部脚手架外侧的毛竹上有明显的被硬物磨损的痕迹。
这时已是9月4日凌晨两点。对于焦允俊等三位侦查员来说，这件事虽然查清楚了，却是乐不起来，甚至连轻松一下的感觉也没有。嫌疑对象王清水在隔离审查期间自杀身亡，不但线索就此断了，侦查员可能也需要承担一定的责任。不过，焦允俊这会儿考虑的倒不是责任问题——他根本来不及考虑。现在需要查明的是，王清水究竟是不是向敌特方面透露三号船台秘密的人。
第二天一早，三位侦查员碰了一下，决定先查王清水的社会关系，以查船厂为主，因为分局转来的那封匿名举报信中说，王清水的特务活动主要是上海解放前在江南造船所进行的。这个调查需要得到江南造船厂方面的支持，马上跟军管组联系，对方自是表示会全力配合。焦允俊对怎样开展调查已经作过考虑，当下就请保卫处的同志提供王清水进入江南造船所工作以来待过的车间、工段、班组情况以及与其关系特别密切的工友等，为抢时间，材料不必详细，点到就行。
这对于保卫处来说简直易如反掌，很快就派人送来了上述材料，来的那两个年轻人就是看守王清水的小李和小汪。他们说保卫处让他们前来听候侦查员的使唤，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保证干好，小李还低声添了一句，说再也不会发生隔离对象逃脱的事故了。
三位侦查员轮流看了材料，发现王清水在刚进船厂一直到抗战胜利的那三年里，并无关系特别好的工友，只是跟彭松林、毕志龙等四五个青工有些交往。抗战胜利后，彭松林进造船厂厂情股当了股长，跟王清水走得就比较勤了。侦查员对此产生了兴趣。焦允俊长期从事情报工作，对寻常人可能感到陌生的“厂情股”之类的组织了如指掌，知道那是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社会局下令让各大工厂组建的外围特务组织，专门收集本厂员工的情报。王清水跟厂情股股长关系不一般，正好说明那封举报信对他的指控并非空穴来风。焦允俊指着材料上“彭松林”的名字问李、汪二人：“这人现在在哪里？”
“解放后厂情股解散了，彭松林就离开了船厂，听说现在和人合伙做生意，在北站区开了一家公司。”
侦查员跟北站分局联系，得知彭松林已因历史问题被捕，关押在市局看守所。当天下午四时许，三位侦查员去市局提审了彭松林，得知他在抗战时被“军统”地下人员王清水物色为情报员，经常利用工作之便向王提供日寇方面的情报。抗战胜利后，王清水受到了“军统”的表彰，听说还升了官。经王推荐，彭松林也因协助王清水收集情报之功，由一个寻常工人摇身一变成了股长。这对王清水也有好处——既然他在“保密局”（戴笠死后由“军统”改组）领一份薪饷，就得经常向“保密局”提供江南造船所的情报，而彭松林的本职工作就是收集本厂员工动态，所以只要抄一份给王就可以让他交差了。
那么，上海解放后王清水有什么这方面的活动情况呢？这个，彭松林就不知道了。他在上海解放一周后就离开了江南造船厂，之后一直没跟王清水见过面。
9月5日，焦允俊、沙懋麟、谭弦又在小李、小汪、小钱的陪同下，分成三拨对参加三号船台改进工程的四十八名员工（原五十人，许鼎已调离，王清水自杀）逐个进行了谈话。这是专案组对王清水生前是否涉及本案的一个直接调查，所以跟每个员工的谈话都非常细致，特别是和王清水一起干活儿、一起用餐、一起住宿的那些员工，更是问得仔细。当天晚上，侦查员汇总调查材料，没发现王清水在参加船台改进工程后有什么诸如违反纪律跟外人接触或向外界传递信息等迹象。
当晚九点，焦允俊返回专案组驻地，跟专案组党支部的另外两个成员郝真儒、支富德凑在一起开了个会，通报了迄今为止在江南造船厂的调查情况以及据此得出的结论：王清水的确有严重历史问题，但经查并未涉及本案。侦查员进驻造船厂并将其隔离审查后，王以为自己以前为“保密局”工作的事已经暴露，故而畏罪自杀。
对于焦允俊、沙懋麟、谭弦三人来说，这个结论意味着之前的活儿都白干了，还要找另外的切入点从头再来。那么，与他们同时开展工作，对“一跤头”关易笙莫名中毒的情况进行调查的郝真儒、张宝贤、孙慎言这一组进展如何呢？
八、缉捕失利
郝真儒三人认为，对“一跤头”被暗算的调查，有三条途径可以试试——
一是从时间上推算，敌特方面向关易笙借摩托车应该是在得知那个皮包的下落跟刘小狗有关之后，即8月27日，那么，他们对关易笙下毒应该是在8月27日至31日关被传唤之前这段时间，因此，可以通过排查关易笙在这个时间段的活动情况和接触对象来寻找线索。二是从关易笙那辆摩托车被借走这一点上来查：是谁向他借的？什么时候借的？什么时候归还的？借车人跟关易笙是什么关系？三是盯着平时与关易笙关系密切的人员（包括修车铺的几名徒工）进行调查，看他们是否有给关下毒的机会。
权衡下来，侦查员决定从第三条途径开始调查。
郝真儒、张宝贤、孙慎言三人去了榆林区许昌路，通过管段派出所传唤关易笙修车铺的那三个修车工（原是四名，小沈因斗殴伤人已经被捕）小洪、小马、小姜。这三位是跟“一跤头”练摔跤的，个个体魄强健，一字儿排开站在侦查员面前，就像平地耸立着三座铁塔。郝真儒对他们比较客气，让座沏茶递烟。那三位遵命落座，接过茶杯，但不抽香烟，说拜师时有过约定，终生不抽烟毒（指烟草制品和鸦片），他们必须严格遵守。
然后就言归正传，问三人是否想过，关师傅为何会被人下毒。三人回答的内容基本一致：当然想过，至今还在想，但想不出谁会跟关师傅结下这么深的梁子，竟然下这等毒手。希望政府能查个明白，需要他们效力尽管吩咐，纵然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
接下来就是了解关易笙的朋友有哪些，侦查员一边记录，一边有一种头皮发麻的感觉——光名字和绰号就记了满满五张纸，这么些人，要耗费多少时间才查得过来啊！分析到下毒可能性时，范围倒是不大——那几天关易笙晚上睡露天着了凉，咳嗽、拉肚子，所以谢绝了所有饭局，甚至也没外出。
那么，那辆摩托车是怎么借出去的呢？这个，三个徒弟谁都说不上来。他们平时除了早晚习武，白天就是修车。关氏修车铺生意很好，从早到晚没多少空闲。而关师傅的那辆摩托车是停在百米之外的住处的，平时他也不是整天待在修车铺，所以谁向他借车、几时把车开走的，他们都不清楚。
三位侦查员返回驻地，讨论了一会儿，决定去找尚关押在看守所里的小沈调查。小沈名叫沈开芳，十七岁，在四个修车工中年龄最小。他是苏北兴化人氏，跟着父母逃荒到上海，后来父母均染时疫去世，他就成了流浪儿。据说，这是“一跤头”收的所有徒弟中，唯一不论个头儿还是斤两都欠缺的一个。小沈只有一米六三，体重百来斤，按说这种体格，关易笙是不会收为弟子的。可是，沈开芳却是例外。这是为什么呢？
据小沈的三个师兄说，关师傅有点儿迷信，经常请算命先生为其预测运程。大约一年前，关师傅遇到一个高人，说他最近可能会破财，不过，只要收一个属猴的随遇随缘弟子，就可以避免。关师傅对此半信半疑，不料三天后他那辆宝贝摩托车就给人偷走了，这才知道高人果然是高，赶紧按照高人指点的办法进行补救。
次日午时，他往脸上扎了一条黑布蒙住双目，让徒弟领着在马路上走。走了一阵，估计时候差不多了，取下布条。根据那高人的说法，他睁开眼睛后看到的第一个人，就是随遇随缘之人。关易笙看到的那位是一个乞丐，就是沈开芳。收徒之后果然有效，第三天，警察局一个相识的警察来通知他，偷摩托车的人被抓到了，因为有帮会头目说情，上边让放了，不过，摩托车是要发还原主的。于是，关易笙就买了两条好烟，去警察局把车领了回来。从此，他对这个关门弟子另眼相看，甚至凡事纵容，结果导致那小子恃技行凶，把人家的骨头弄断了，被分局拘留。
侦查员在看守所见到沈开芳时，原以为肯定是一脸的沮丧，出乎意料，他却甚是平静，听侦查员说关易笙出了意外身体有恙，仍旧神色不改。让他回答他的师兄们已经回答过的那些问题，他的话不多也不少，内容也和师兄们大致相同。这些回答对于侦查员来说并无任何价值，不过是走了一下程序，把该调查的这部分对象一一调查过，没有遗漏而已。
查过这几个对象，一天就过去了。次日，三个侦查员商量了一下，认为也没有其他什么捷径了，往下只好按照昨天获得的那份名单对关易笙最近接触过的好友挨个儿走访。这种调查工作量大不说，还不一定能查出头绪，三位侦查员都有点儿不托底。这时，负责留守值班的侦查员支富德过来了，告知榆林分局看守所刚刚打来电话，昨天提审过的那个人犯有话要说。
再次见到沈开芳时，他的神情跟昨天截然不同，一见面就急煎煎地问：“我师傅怎么啦？”
“昨天不是跟你说过啦！”
“你们昨天说我师傅出了意外身体有恙，我以为不过是生点儿小毛病，哪里知道是被人下毒啊！”
昨天傍晚，沈开芳所在的监房关进来一个流氓犯富某。按照看守所在押人犯的规矩，新来乍到的人犯称为“新户头”，得接受“老户头”的调教——称为“校路子”，不过对一种人可以例外，那就是道上有点儿名气的主儿。这个富某就是道上小有名气的一个流氓，他进门后自报家门：“诸位弟兄好！兄弟是八埭头富仁山。”
其实他不报也没关系，因为这个关着二十名人犯的监房里，至少已有五六人认出他是谁了，自然就受到了优待。接着，富某认出了沈开芳，说你不是“一跤头”的关门弟子吗，怎么也进来了？你师傅的事儿你知道不？沈开芳这才知道师傅中毒昏迷不醒，大惊过后，泪如雨下。“一跤头”当时在上海滩名扬黑白两道，其他人犯听了也不由叹息。
当晚，沈开芳失眠，躺在监房角落的铺位上翻来覆去。想起白天三个侦查员来提审，这才意识到他们一定是来调查关师傅被害线索的。对于师傅遭人毒手，小沈觉得自己也许能向公安局提供一些帮助。
为什么这样想呢？因为关易笙迷信。自从听了那个算命高人之言收了他这个关门弟子后，关易笙做什么事情都很顺利。三个余月前上海解放，军管会在全市大街小巷张贴布告，勒令凡是参加过伪（包括北洋政府、日伪及国民党反动派）党政军特警宪、“三青团”、反动会道门的人员以及其他恶霸、不法分子，都须在十天之内前往登记，日后查出隐瞒不报者，严惩不贷。关易笙知晓后，便老老实实去分局登记。接待人员一听他是赫赫有名的“一跤头”，非常重视，连队也不用排了，直接唤他上前填表格、按手印。关易笙离开时，听见外面排队的那些等候者窃窃私语，都说看警察对他这般态度，估计问题严重着呢，也不知能不能活过黄梅——听说黄梅前后肯定要枪毙一批人的。
关易笙听了自然心惊肉跳。到六月底七月初黄梅天结束，沪上果然接二连三处决了上百名罪大恶极的反革命、恶霸，但关易笙却安然无恙，甚至连户籍警也没来找过他，偶尔派出所长来修车，还客客气气唤一声“关师傅”。关易笙不知这是怎么回事，寻思共产党讲坦白从宽，我去自首吧，弄个主动，也许可以从宽。
来到分局，接待人员听他自报家门，说你来自首什么？你担任过什么伪职？当过哪一方的特务？参加过哪个帮会？关易笙说我在“大世界”干了七年。对方说，你在“大世界”是摔跤手，不是“抱台脚”（保镖），我们有政策，摔跤手是艺人，也是受资本家压迫的劳动阶层。
对关易笙来说，这的确是个意外之喜。而这个意外之喜毫无疑问跟收了沈开芳这个关门弟子有关，因此对小沈更好了。沈开芳呢，原本是个乞丐，突然间被上海滩赫赫有名的“一跤头”收为徒弟，有了一份稳定职业，吃得饱穿得暖，兜儿里还有零花钱，自是对关师傅感激不尽。前几天关易笙微恙，咳嗽拉肚子，他就不去修车铺上班了，天天待在关易笙身边侍候。关师傅出事前的那天晚上，他外出替师傅去买绿豆糕，被自行车撞了个跟斗，还给揪住了让赔车子，忍无可忍他才动了手，可下手不知轻重，结果伤了人进了局子。
师傅生病的这三四天里，沈开芳一直待在师傅身边，如果有人暗算师傅的话，沈开芳认为自己应该能找到点儿头绪。因为那几天师傅没有外出，登门的每一个客人沈开芳都照过面，是他开的门，是他沏的茶，是他送的客，所以，他要求看守所代为转告昨天提审过自己的那三个侦查员，说有情况要提供。
三位侦查员听沈开芳这么一说，马上又看到了希望，当下便问是谁向关师傅借了那辆摩托车。沈开芳说：“是魏先生借的车。”
“魏先生是哪位？”
“‘恒缘堂的管事先生魏康思。”
“‘恒缘堂？是哪家店铺的名号吗？”
这个，沈开芳却答不上来，只是总听师傅这么说，但从没细问过，师傅也从不解释。他告诉侦查员，8月27日，也就是关师傅身体不适的次日，下午三点多，魏康思拎着礼品前来拜访。关易笙对这位一年中大约来四五次、每次都必拎礼品的朋友一向比较客气，客气的原因并非因为礼品，那些礼品他基本上都转送别人或者让徒弟们分了。他对魏先生客气是因为这人路子很广，上海滩以及长三角各地都有朋友，而且乐于助人，朋友遇到为难事，他是有求必应，十有八九替人办到，事后只受谢不受礼。
沈开芳拜师之后，这位魏先生来过三次。第一次听说关易笙收了关门徒弟，立刻摘下手上的金戒指作为见面礼赠予小沈，那份大方惊得沈开芳目瞪口呆。这次魏先生登门，他自是热情接待，沏茶奉烟，然后侍立师傅身后。魏康思陪关易笙说了一会儿闲话，最后道明来意，想向关易笙借摩托车用两天。关易笙笑道，这样一桩小事儿，还劳您亲自出马？差个人捎句话，兄弟立马把车送到府上！
魏康思再三道谢，由关易笙亲自送出门，骑上那辆宝蓝色摩托车疾驰而去。第二天，魏康思就把摩托车送回来了，进门就掏出钞票，让沈开芳去水果店买两个哈密瓜来。等沈开芳买了瓜回来时，魏康思已经走了。之后不久，关易笙就骑了摩托车出去了，到晚上才回来，但那辆摩托车没有骑回来。小沈注意到，关易笙的脸色不大好，像是刚刚跟人吵过架似的，又不敢问缘由。关易笙让他沏了一杯花茶，又掏钱让他去买盒绿豆糕。小沈就是在买绿豆糕回来的路上出的事。
于是，郝真儒、张宝贤、孙慎言三人立刻去打听“恒缘堂”是个什么所在。听名字像是个中药店铺，也可能是某个已经停止活动的帮会堂口。问了中药业公会、工商局，都说不知道;又拿来解放前上海地下党组织根据收集到的情报所编写的帮会情况汇总，那里面有从清末到1949年之前上海滩所有帮会堂口以及历届执掌人的名单，可是，并没有查到“恒缘堂”。最后，到上海市民政局问了几个旧政权社会局的留用人员，才知道原来那是一处建筑物的名称。这座坐落于南市老城的庭院，已有百年历史，当初还是福建人刘丽川组建小刀会时留下的一处地下机关，后来被洪帮把持，民国后由洪帮安置了一户从南洋归来的华侨家庭，一直居住至今。
侦查员从邑庙分局了解到，住在“恒缘堂”的那户人家姓卢，当初入住时的老主人卢锡金系南洋华侨富商，对光复会、同盟会的反清活动颇有资助，清廷被推翻后，孙中山邀请卢氏回国定居，住地任选，全家生活开支由民国政府供给，卢氏遂选择定居上海。孙中山指示沪军都督陈其美，择址南市“恒缘堂”让卢家入住，发给房契，写明该产业无偿归卢家永久所有，可住可拆可卖，任其支配。
卢氏是个十几口的大家庭，需要有人为其管事，也就是俗称的管家。陈其美就为卢氏派了一名管家魏鸣道。魏鸣道系帮会人物，祖上至少已有三代跟长江南北的会党有密切关系，这种关系世代相传，所以魏氏家族在社会上有广泛的人脉，做事非常方便。这样的人做管家，当然最好不过。从1912年到1949年这三十七年时间里，“恒缘堂”的卢氏掌门人已经换到第三代，管事先生世袭，也换到了第三代，那就是沈开芳所说的魏康思。
邑庙分局的户籍资料中，魏康思的登记内容很简单——魏康思，别名魏妙频，男，1919年3月2日出生，汉族，离异，初中文化程度，系卢氏家庭管家;未发现历史问题，无参加任何党团帮派的记录。用当时流行的话来讲，这个记录表明其人“历史清白”。此刻，郝真儒等侦查员当然不可能知晓，这个魏康思就是他们苦苦寻找的敌特组织成员之一，不过，调查进行到这一步，侦查员有理由相信，距离真相大白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当天下午四点，专案组四名侦查员郝真儒、张宝贤、孙慎言和支富德开了个碰头会，研究之后决定当晚前往“恒缘堂”拘捕魏康思。之所以要把行动时间定在晚上，是因为生怕白天人多眼杂，容易走漏风声，影响日后的侦查。郝真儒行事一向小心谨慎，担心哪里尚有细微漏洞未被发现，便派侦查员张宝贤、孙慎言化装前往邑庙区“恒缘堂”附近布控，严密监视，防止魏康思察觉情况不对脚底抹油或者自杀什么的。这种布置也算得上周密了，不料，还是失手了。
当晚九时许，四名侦查员以及奉命协助的一个班的解放军战士前往“恒缘堂”抓捕魏康思。居委会大妈出面叫开门，侦查员一拥而入，可全宅各处都搜遍了，也没见魏康思的影子，更没发现与特务活动相关的任何物品。这下，之前在“恒缘堂”外边监视了几个小时的张宝贤和孙慎言着了慌：这不是奇怪了吗？下午五点左右他们分别进入现场执行监视任务时，亲眼看见魏康思骑着一辆英国“蓝羚”自行车从外面回来，进了“恒缘堂”大门。当时目标的神态举止都正常，根本没有惊弓之鸟的迹象。而且，他们事先已经观察过，“恒缘堂”只有前面一道大门，目标应该还在里面的嘛！
侦查员询问了“恒缘堂”卢氏全家老小，都说魏先生下午五点从外面办事回家后，跟平时没有什么两样，检查了厨房准备晚饭的情况，又看了花匠从花鸟市场买回来的盆景，夸赞不已。接着，他去主人那里把当天外出购物的发票拿出来对账。忙完这些，已经六点多了，全宅开饭。饭后，魏康思照例回到自己居住的那个独立小院。卢家两个正在上小学的孩子因为对一个旧上海白相人的问题争论不休，去找魏先生裁决，见他正在门前的天井里站桩，知道这是不能打扰的，就蹑足悄然离开了。整个儿晚上，全宅无事，没有人再去找过魏康思，更没人留意魏康思在他那小院里干什么，侦查员带着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出现，这才发现他已经不知去向。
侦查员想到了魏康思从后院攀墙而逃的可能，问了布置在后墙外监视的两个解放军战士，都说这边一直没动静。郝真儒查看了后院围墙，发现上面确实有攀爬过的痕迹，可战士怎么说没动静呢？这样看来，魏康思在侦查员一行赶到“恒缘堂”之前就已经逃跑了。于是问题随之而来：魏康思是怎么察觉到自己被怀疑上的呢？
郝真儒首先想到，也许是奉命前往监视的张宝贤、孙慎言无意间被目标瞟在眼里了，可是，在查看过两人的监视位置后，就排除了这种可能性。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直到本案侦破后，侦查员讯问一干案犯时，“六室”头目宋斯义的交代才道破了一半秘密：他在魏康思逃脱后的次日收到了魏寄来的一封信函，上面用暗语说自己已被中共反特人员发现，为防止被组织灭口，决定自行脱离。当本函寄达时，他已经离开上海了。
不久后，专案组由一个临时小组转变为受华东局社会部直接领导的常设侦查小组，名谓“华东特案组”，专门负责侦查重大政治案件（1950年华东局改组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后，特案组划归华东军政委员会公安部领导，负责侦查的案件中又增加了刑事大案及社会影响巨大的疑难案件）。虽然任务繁忙，但特案组领导焦允俊、郝真儒始终没忘记魏康思突然逃脱这件事，抽出三名侦查员对此进行追查，最后终于查明了其中原委——
那天魏康思外出办事，下午返回“恒缘堂”的途中，遇到邑庙分局的一个留用警察郭某。郝真儒、张宝贤、孙慎言三位侦查员前往邑庙分局向值班副局长了解魏康思的情况时，郭某正好去办公室送一份文件，进门之前无意间听见屋里说到魏康思的名字，就猜测来人可能是调查魏康思的。魏康思是郭某的哥们儿，两人曾磕头拜过把兄弟，郭某遂决定给魏康思提个醒。当然，郭某并不知道魏康思是“保密局”潜伏特务，只以为是调查他解放前那些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所以要讲一讲江湖义气。魏康思自然清楚这意味着什么，当天便逃离上海。查明情况后，郭某被判刑七年。
“六室”主任宋斯义落网后也承认，如果魏康思不逃离上海，他很有可能会下达封口命令。退一步说，即便他想手下留情放过魏康思，恐怕也做不到。根据上峰命令，刺探江南造船厂“101工程”这一使命乃是“保密局”与美国中情局的联手行动，凡是跟该使命有关的情况都应该随时向中情局的杰克先生通报。如果他不通报该情况，杰克先生早晚也会知道，肯定会向“保密局”参他一本;如若通报吧，杰克就会通过中情局向“保密局”提出建议，把魏康思灭口。现在魏康思自己逃跑了，反倒没事了。至于魏康思是怎么给中共反特人员盯上的，那他就不费这个心思了，反正魏康思这一走，估计中共方面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他。
魏康思就这样失踪了，究竟去了哪里，还真没有查到。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当年的特案组早已完成历史使命解散三十来年了，有关方面才弄清楚，原来这厮去了香港，彻底脱离了与台湾特务组织的关系，改行经商，据说生意做得还不错。
九、抓获一名涉案者
专案组两个负责人会合一处，互相一说各自领导的小组面临的窘况，都是一脸愁容。这时，电话响了，焦允俊从那急促的铃声中似乎已经意识到来者不善，假装咳嗽，示意郝真儒接听。郝真儒接起电话，竟是专案组成立时那位领导亲自打来的，说话的口气透出一股恼火。郝真儒寻思，领导必是已经看到了专案组的书面汇报，批评是理所当然的，这个，他已有思想准备，倒并不感到意外，于是中规中矩地说：“请领导指示！”
“立刻和焦允俊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放下电话，郝真儒看着焦允俊说：“听见了吧？”
焦允俊苦笑：“那么大嗓门儿，只怕聋子也该听见了。去就去吧，工作没做好是我这个组长的责任，领导发火，咱就听着呗。”
一路上，两人说着应该怎样“正确对待领导批评”，却不料这根本不是批评不批评的问题，领导透露的情况无异于晴空霹雳，不但使平时似乎啥都不当一回事的焦允俊感到震惊，就连一向遇事不慌不忙的郝真儒也瞠目结舌——
领导告诉他们，华东社会部刚刚截获了一份台湾“保密局”的密电，收件人是潜伏在沪的一个代号“老六”的特务。密电内容是：已经收到船台改进工程的数据情报，总部予以嘉奖，发给黄金十两，将于近日通过特殊渠道送达。另附局长毛人凤在嘉奖令批复件上的手谕：望你部再接再厉，尽快收集苏俄提供之新型鱼雷艇图纸等一应技术情报。
这就是说，之前虽然截获了敌特“老六”一伙收集的“101工程”三号船台的情报，可是敌特在迅速摆脱我方侦查的同时，竟然再次下手，成功获取了已经丢失的那份情报，且顺利送达台湾。对于专案组来说，这简直是奇耻大辱！焦允俊呆愣在那里，早已没有了一贯满不在乎的表情，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恨不得在地板上找条缝钻进去，即使躲上片刻也是好的。
郝真儒定定神，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报告，这是我们——尤其是我的失职，请求上级给予严厉处分。”
领导背着双手，在焦、郝面前来回走动：“你们专案组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主要责任应该由焦允俊来负，小焦你是组长，你是怎么抓侦查工作的？”
焦允俊不声不响。他知道，事到如今怎么辩解也没用，说不如干，你再说得花好稻好天花乱坠，也不如快速寻找到新的线索来得有效。这时，另一位焦允俊从未见过的领导从里间屋踱出来，那副架势，一看便知其职务不比前一位低。这位领导倒是没有急赤白脸，说的话也和焦允俊的想法一致：“好了，叫你俩过来就是通报这个情况。上级说了，像这种案子，在华东社会部的对敌斗争记录中算是数一数二的，其分量之重，我们大家都应该清楚。情况你们也知道了，是坏事，也是好事，这是破案工作的动力。说不如干，你们好自为之，回去仔细研究，立刻采取有效措施，迅速侦破本案。从台湾密电判断，敌特方面已经进入了下一个刺探重点，要搞鱼雷快艇的技术情报了。我们绝不能让他们得逞。北京有指示，这是苏联老大哥对我们首次以直接方式实施的军事援助，如果出了问题，可能会影响以后老大哥对我们的援助走向。二位同志，这个任务，拜托了！”
用焦允俊事后的说法，听了后一位领导的这番话，他当即就有一种跪地谢罪的冲动。当然，他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做，只是默默点头。
9月6日下午，专案组七名成员在驻地开会。先由郝真儒传达了那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一干侦查员听着都觉得脸面无光。然后，由焦允俊主持讨论案情，着重分析一个问题，敌特究竟是通过什么途径轻而易举地获取船台相关情报的？焦允俊要求大家先把可能窃取情报的每一条途径都罗列出来，然后采取排除法，最后不能排除的多半就是出现漏洞的原因了。
一番分析下来，众人认为有机会收集船台情报的应该是以下四种人员——首先是参与船台改造工程的船厂方面员工;其次是工程指挥部的全部成员，包括领导、一般成员和警卫;再次是苏联专家组的五名专家以及为专家组提供工作、生活服务的人;最后就是上述三种人之外的其他人，这个范围就不好确定了。
应该说，以当时的政治气候，能够本着绝对客观科学的态度作出上述分析，在侦查工作中还是比较罕见的，毕竟连“101工程”指挥部的领导和老大哥派来的专家也列入嫌疑名单了。
接下来，就针对上述四方面人员涉案的可能性进行深度分析。既然涉案分子能够轻而易举地收集到船台情报，那看来他根本没有什么压力，而且操作起来比较方便。这就可以确定与前两种人没有关系，因为在发觉船台机密被窃后，“101工程”指挥部再次加强纪律约束，同时，人们为防止自己被怀疑涉嫌，刻意不使自己有单独活动的机会，以便一旦再次发生意外，接受调查时可以有证明人。因此，这两类人应该都没有传送情报的可能。
第三类人员中，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的警卫和生活服务的公务员是外围人员，无法直接接触技术情报。苏联专家以及他们的中外助手的确有接触技术机密的条件，也有传送情报的便利，但是，如果之前船台的情报是他们中的某一位递送出去的话，为什么不把鱼雷快艇的情报一起递送出去呢？按说快艇的情报他们也是有条件收集的，何必“一番手脚两番做”，费这么大的工夫，还容易引起怀疑。
分析到这里，前三类人员就都给排除了。大家都有点儿犯憷，因为剩下的第四类人员范围太大，从哪里着手，大家一时没有主意。焦允俊提议，先不管那人是谁，如果能推测出他是通过什么手段得到船台情报的，也许就能顺着这根线找到人。经他一提醒，大伙儿仿佛又看到了方向。郝真儒看了焦允俊一眼，突然说了句：“老焦你是不是已经有想法了？”
焦允俊笑而不语。郝真儒又拉下了脸：“这都什么时候了，老焦你还有心情卖关子！”
于是，焦允俊说出了自己的推测——那个收集情报的主儿，估计是爬到船厂铸造车间那个停用大修的烟囱上面，借助望远镜观察，实地绘了草图。不少侦查员都露出吃惊的神情：“这也能行？”
焦允俊说当然行，这种活儿我就干过。上海战役前我奉命对敌人在吴淞口的炮兵阵地进行侦察，要求画出草图，准确标出每一门火炮、弹药仓库以及营房的位置。我带上望远镜和绘图工具，在夜间潜入炮兵阵地附近的一家工厂，爬上水塔熬了一宿，等到天明开始绘图，又画了一整天才算完成使命。相比之下，攀上船厂那个烟囱绘图难度小多了，距离既近，观测也简单——就是一个船台嘛。
这么一说，大学生出身的谭弦马上点头：“这是现场测绘，不算什么，受过专业训练的都能行。那个烟囱我上去过，不过当时天黑了，周边情况看不清楚，不知那个地方是否适合观察船台。老沙你看了吗？”
沙懋麟说：“当时谁能想到这个？我根本没留心。”
焦允俊眨着眼睛：“我倒是看了船台那个方向，不过那时没想到这个烟囱和案子另有一层关系。现在回想起来，晚上的时候船台上也是灯火通明，船台结构和工人师傅干活儿的身影都是看得很清楚的。如果有望远镜的话，应该没问题。”
郝真儒提议：“要不，去一趟船厂，再爬一次烟囱。这应该不会惊动敌特，我们可以说是为了调查王清水自杀之事再次勘查现场。”
焦允俊说：“那还得我和老沙、小谭过去，都是原班人马，熟悉情况，也不容易引起敌特的怀疑。”
继续往下讨论，专案组决定同时对另外两个方向开展调查，一是那个突然失踪的魏康思，还有就是需要通知“101工程”指挥部注意严密防范，敌特方面接下来肯定要盯着鱼雷快艇的图纸下手了，如果发现什么蛛丝马迹，不要惊动对方，专案组会顺藤摸瓜，把隐藏的敌特分子揪出来。
这时已经是下午四时半了，不过九月上旬的江南地区天黑得晚，焦允俊三人驾了一辆三轮摩托驶往江南造船厂，直接开到铸造车间。船厂方面尚未接到工程指挥部的通知，因此还没解除对烟囱的封闭。上到烟囱脚手架顶部，借用望远镜居高临下观察，三号船台果然可以看得很清楚。用焦允俊的话来说，比他几个月前爬到吴淞口水塔上观察敌军炮兵阵地的条件要好得多。
次日，即9月7日上午，焦允俊跟江南造船厂军管组取得联系，从厂保卫处抽调人手协助调查。厂保卫处挑选了五名成员，听候专案组调遣。焦允俊给他们开了个短会，没透露真实目的，而是说根据上级领导的指示，王清水案件需要进行复查，所以惊动诸位同志，请大家大力协助，争取尽快把案情搞清楚。然后，由侦查员沙懋麟向与会人员交代需要了解的情况：在王清水案件发生前一段时间内，是否有人经常在烟囱周围转悠？
散会后，那几位立刻行动。下午两点开碰头会时，已经有七条线索报告给焦允俊，其中一条引起了三位侦查员的注意——
抗战胜利，国民党从日本人手里接收了“三菱重工业株式会社江南造船所”后，对船厂的车间、工段进行了重新组合，撤换了一些日本侵略者任命的行政管理者和技术人员，安插了一批官方人员，其中有一个名叫黄纯合的“三青团”骨干分子。现在，这个姓黄的进入了专案组的视线。
上海解放后，人民政府接管江南造船所，易名为江南造船厂。根据上级指示精神，有历史问题的人员应立刻调离重要岗位，黄纯合就被调到铸造车间当了一名翻砂工。这人以前是国民党上海市社会局的一名干事，没干过一天体力活儿，这回让他干重工业行业中出了名的苦力活儿，自是颇有怨言，次日便不来上班了，还放出话说，老子辞工还不行吗？他哪里知道，像他这种有历史问题的主儿，官方怎会就这么便宜了他？辞工后的第三天，一封落款为江南造船厂军管组的挂号信寄到了黄家，信中警告：乖乖回厂去干翻砂工，通过劳动改造旧思想，否则即行逮捕！
黄纯合无奈，只好遵命。像他这种以前指手画脚颐指气使的主儿，到了一线岗位自然没有人答理他，再说活儿太累，空闲时间他赶紧休息还来不及。两个月下来，他有些习惯干这种苦力了，再说风声渐紧，工余时间他不敢躺下休息，跟大伙儿坐在一起又觉得无聊难堪，就到车间院子、门口去转悠。所以，当保卫处人员下车间调查可疑情况时，许多工人都提到了此人。
当天晚上，黄纯合在下班途中被捕，立刻押解专案组驻地讯问，同时指派侦查员前往其住所搜查，搜出军用望远镜一副，据其家属说是黄最近拿回家的。那边，黄纯合起初不承认涉案，待到望远镜拿过去，便缴械投降了，承认其受他人指使，攀上已经搭起了脚手架的烟囱顶部，用望远镜观察三号船台的情况。他以前干过三年船台管理员，对该船台比较熟悉，画出了船台草图，并用英文和阿拉伯数字写下了相应数据。第二天，他按照指令前往八埭头“沪东状元楼”与一个男子会面。他拿去的草图在对方眼里属于幼儿涂鸦，那人拿出一个本子，对照黄的数据又画了一幅，然后给了黄八十万元（旧版人民币，与新版人民币的兑换比率为10000：1，下同），加上前两天接受指使时人家给的二十万元定金，这茬活儿的全部报酬是一百万元。
侦查员问了那人的相貌特征，跟刘小狗所说的那个在永安公司三楼被他们窃走皮包的男子完全相符。黄纯合并不认识此人，是指使他测绘船台的那位——“恒缘堂”管事魏康思通知他去八埭头“沪东状元楼”交接草图的。以前他在国民党上海社会局当干事时，经人介绍与魏交了朋友。黄纯合喜欢拈花惹草寻花问柳，但干得又拖泥带水，经常惹出麻烦，都是魏康思帮他搞定的。这次魏康思找到他要求他提供帮助时，尽管他知道这事比较危险，还是一口答应。当时，魏康思给了他二十万元定金和一架美制军用望远镜，看他拿着望远镜那副爱不释手的样子，说干完这桩活儿后，这架望远镜就是你的了。
魏康思没有说这是为哪方面干的活儿，以及为什么要干这桩活儿，黄纯合也没有问。他以前在社会局当干事时，日常工作就是跟社会上的三教九流厮混，从中了解情况，因此他是懂得这一行的规矩的。两天后，他完成了草图，交货领钱，以为这件事就结束了。哪知，几天之后又接到魏康思的电话，要求他再搞一次相同的测绘。
黄纯合并非特务出身，没有接受过特务这一行的训练，技能自不必提，心理素质更差，这种活儿干一次已经心惊肉跳，再干一次，那不是要吓破胆了？当下拒绝。魏康思把赏金提高到一百五十万元，他还是摇头。这下魏康思恼火了，他可是在宋斯义跟前拍了胸脯的，于是就威胁说，你之前已经干过一次，这次如若不干，人家会把前头你干过的那次密告共产党。黄纯合无奈，不得已答应再干一次。只是那份底稿已经销毁了，他的记性又不大好，只好溜个空子又上了一次烟囱顶。
船台机密泄露的情况总算调查清楚了，可是，两名涉案敌特分子却未能抓获。“恒缘堂”管事魏康思早已失踪，另一个与黄纯合在“沪东状元楼”见面的案犯，银货两讫后一拍两散、各奔东西，黄纯合根本不知道对方的任何情况。
十、秋夜密谋
回过头来，再说“六室”主任、代号“老六”的宋斯义。
这几天，宋斯义的神经绷得有点儿紧，主要是因为魏康思的不辞而别。尽管他收到了魏康思失踪前给他的那封信，但作为一个老特工，凭经验，他不得不对某些可能会出现的情况有所准备，比如，魏康思会不会已经被秘密逮捕，这封信实际上是受反特人员指使而写，为的是稳住“六室”，暗中查明全部情况后再来个一网打尽？出于这种考虑，宋斯义当即以出差为名离开他所经营的店铺，躲在附近的一个朋友家里，关注是否有可疑迹象出现。两天下来，一切正常，他绷紧的神经这才放松下来，回到了自己的店铺。
这天晚上，他收到了台湾密电，就是被我方密码专家破译出的那份使专案组感到惭愧的电报。宋斯义受到了表彰，心中却并无半点儿轻松，因为密电同时又在催促他“再接再厉”，尽快执行下一步的使命。其实，宋斯义也好，台湾“保密局”总部也好，双方都清楚，从整体上来说，“六室”搞到的船台图固然是有用处的，但如果能搞到新型鱼雷快艇的全套图纸，那船台图就完全是可有可无之物。
宋斯义当初之所以决定先收集船台情报，那是一个姿态，表明“六室”已经开始行动。另外，还因为魏康思跟上海解放前江南造船所的管理员黄纯合关系不错，黄有收集船台情报的便利条件。一句话，这桩活儿干起来容易，不干白不干。于是，“老六”就下达了命令。
本来，这桩活儿完成之后，中共方面根本难以察觉，哪知手下那个叫龚阿康的特工在转送情报时，竟然犯了一个低级错误，把情报给弄丢了。宋斯义事后回想，也怪自己心急了点儿，因为料想此事已经是板上钉钉，就把消息提前报告台湾了，没想到出了差错，只好冒险让黄纯合再辛苦一趟。
宋斯义原以为这样操作可以耗费若干时间，指望运气好的话，上司会突然来一道电令，让他终止该项目的执行。这种情况在他以前的特务生涯中时有发生，至于原因，作为基层执行者当然是不知道的，而且在“保密局”的档案里也查不到记载。可是，好运气没有等到，却等来了催命符。紧接着，杰克也寄来密函，说自己已经知晓台湾总部的电令，对此表示“非常关注”。如此，宋斯义就只好硬着头皮往下进行了。
可是，如何搞到项目图纸呢？这不是演电影，为了情节好看，可以违反特务工作的规矩，召集一干部属躲在饭店包房或者哪所破庙里开会商讨、群策群力。像“六室”这样一个潜伏特务小组，按规定组员之间没有横向联系，组长与组员之间也是能不见面就不见面，必须见面的话，时间也是越短越好。所以，执行重要使命时，决策只有组长自己来做，没人给他出主意。
潜伏特务的头目可不是那么好当的，组织上物色头目人选时，对于其决策能力必须认真考虑，否则，选人失当就会酿成大祸。宋斯义此刻就面临着如何决策的问题。他一向小心谨慎，此刻更是如履薄冰。最初，他想跟杰克见个面，听听中情局方面的高见。可是，他按照尤丽娅给他的联络地址发去密函后，等了两天，对方才在事先约定的地点外滩外白渡桥靠近苏州河一侧的第六根栏杆上留下暗号，那是一个叉叉，表示否定提议。
如此，宋斯义就只能靠自己了。他对面临的情况进行了反复考虑，认为搞到整套图纸的难度实在是太大，几乎没有可能。那就只好考虑收集零部件图纸了。那些判读、研究该项目机密的专家既然可以由改造后的船台推测准备建造的鱼雷快艇的吨位，也完全可以根据零部件图纸由局部推测全局，比如，由固定螺旋桨的螺栓可以推测螺旋桨的规格进而估测快艇的航速，由鱼雷发射管法兰图纸可以推测鱼雷的技术数据，等等。
据宋斯义对舰艇、飞机、装甲车等军工产品制造工艺流程的了解，眼下中共正在研制的那款鱼雷快艇，只有船体是在三号船台就地制造，其他零部件都会分门别类分散到江南造船厂下属的各个车间生产，制造好后运送船台安装。虽然收集整套图纸找不到门路，但收集零部件图纸还是可以想想办法。于是，他就将行动定位于收集零部件情报上，能够收集多少算多少。
接下来，就是寻找从江南造船厂获取零部件图纸的渠道。这时，宋斯义多少有点儿后悔，之前收集船台情报之举显然得不偿失——先是传递情报时出差错，引起了警方注意;为了不留后患，不得不对“一跤头”关易笙下手，使警方循着摩托车的线索发现了魏康思的嫌疑;继而神通广大的魏康思失踪，断了“六室”与社会各阶层的联系;最后，江南造船厂里那个叫黄纯合的员工失去了利用价值，本来是可以利用他继续收集零部件情报的，却因之前收集船台情报之举把他暴露了……
早知道会是这样一种局面，当初就是有人把船台情报白送上门也不能要啊！不过，眼下再怎么后悔也没用了，只好振作精神，设法寻找收集情报的途径。宋斯义思量再三，决定分头约见五名属下，让他们分别寻找社会关系，只要终端能够通到江南造船厂的，都可以考虑。至于是否可用、怎样使用，等五名属下把人选报上来经他评估后再说。
9月8日，就在宋斯义准备发出跟下属接头的暗号时，忽然收到尤丽娅的信息，约他傍晚去静安寺那边的“鸿兴饭馆”见面。宋斯义于是打消了念头，寻思跟那洋女子见过面后再说。这次约见，应该不会是取消行动计划——台湾总部不会通过杰克这条线下达这种指令。估计是杰克那边找到了获取“101工程”情报的途径，需要“六室”去实施。如果真是这样，那就谢天谢地了，不但可以免去自己的辛劳，而且一旦出了差错，台湾总部也不至于严厉追究“六室”的失职之责。
位于静安寺的“鸿兴饭馆”是一家两上两下三开间门面的本帮菜馆，生意一年四季永远不旺不淡，经营得如此平稳的馆子在当时的上海滩并不多见。宋斯义当晚六点过后到达该饭馆时，尤丽娅已经先来了，选了角落里的一副厢式座头，正在点菜。看见宋斯义进入店堂，她放下菜谱，叫了一声“Darling”，起身迎上前来，众目睽睽之下给了宋斯义一个拥抱。在宋斯义看来，这显然大为不妥，但他只有响应，否则就更惹人注意了。
这天傍晚秋雨滂沱，饭馆顾客不多，一半座位空着。尤丽娅选的位置在店堂深处角落里，邻座无人，正好适合两人浅饮低谈。在旁人眼里，这二位就是一对情侣，其实两人谈的却是间谍勾当。宋斯义猜得没错，尤丽娅此番约见，果然是找到了一条收集项目情报的捷径！
尤丽娅那年二十六岁，本是俄裔犹太人。不过，她出生在中国，尽管长就一副洋女人容貌，但她的中国话说得比俄语还要流利。说到尤丽娅的身世，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中国北方的著名城市——大连。
如今的大连市，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人烟稀少，直到1885年清政府下令在今大连湾北岸建造海港栈桥、筑炮台并组建水雷营，方才成为一个小镇，当地人唤为“青泥洼”。1897年，沙俄强行将军舰开进旅顺口，随之派人到大连湾和青泥洼勘察，决定在青泥洼开港建市。1899年8月11日。沙皇尼古拉二世发布关于建立自由港的敕令，将青泥洼改称达里尼（俄语“远方”之意）。1905年1月日俄战争结束，日本取代沙俄侵占青泥洼，2月，将达里尼市改为大连市。这段殖民统治直到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方才结束。
1903年，尤丽娅的父亲刚满十八岁，作为见习医士被沙俄政府派往达里尼的驻军医院。在那里，他与一位驻军中校的女儿相恋，因遭女方家庭反对，两人遂决定私奔。他们先是去了天津，后又前往上海，在法租界霞飞路开了一家西餐馆。这对俄裔犹太夫妇一共生了三个子女，尤丽娅是他们最小的女儿。
尤丽娅生长在上海，能说一口流利的上海话，同时又通晓俄语、英语，法语、德语也能应付。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了租界，其父母兄姐均被关进了外国难民集中营。当时只有十七岁的尤丽娅则因为认了一对日裔美国夫妇为干爹干妈而幸免。这对日裔美国夫妇的真实身份是美国海军情报部的间谍，当时，他们在上海法租界八仙桥开着一家西医诊所，这家诊所同时又是美国海军情报部在上海的三个情报中转站之一。夫妇俩决定认尤丽娅为干女儿，实际上是为了将其培养成为一名地下报务员。但报务员计划因故流产，夫妇俩就给尤丽娅办了一个日本国籍，以此为掩护做地下交通工作。
抗战胜利后，干爹干妈返回美国，临走时给尤丽娅留下了一笔钱钞，故而尤丽娅和兄长（她的父母和姐姐均死于集中营）能够把西餐馆重新开张。特工夫妇回到美国后，退出当时已经划归战略情报局（中央情报局前身）的特务小组，以经商谋生。根据规定，他们在离开情报机构时，把所有的关系人都留给了战略情报局，其中就包括尤丽娅。
1948年11月上旬的一天，霞飞路“格雷西菜社”的女老板尤丽娅在接待一位美国顾客时，忽然被对方嘴里轻声嘟哝出的一句话惊呆了。这句话是用英语说的，译成中文的意思是：“在那个漆黑一团的夜晚，我被一个美丽的梦所谋杀。”
这是那对特工夫妇回国前留给尤丽娅的暗语。他们嘱咐尤丽娅，如果哪天有人（不管是什么人）在任何场合向你说出这样一句话，那就是和我们一样从事秘密工作的同行有事找你帮忙了，你应当用英语回答对方：“哦，我祈望这样的梦永远不要来临！”
这其实就是特工的接头暗号。尤丽娅以前不过是按照干爹干妈的吩咐，为他们做一些隐秘的事儿，并非正式特工，也没接受过正规的特务训练。但这次一接上头，就意味着她正式建立和特务机构的关系了。
和她接头的就是杰克先生。他奉中情局之命前来上海，其中一项任务就是把尤丽娅发展为中情局特工。当时国共大战的态势已经明了，大陆必将全部落入中共之手几乎是毫无疑问的。如此，中情局就得赶紧布置在中国大陆的潜伏特务，上海乃是最先需要安排的，而尤丽娅这样的条件，是非常符合中情局需要的。
当时，美国中情局的特工人员大致上分为三类，一是像尤丽娅的上司杰克先生那样的专职特工，属于中情局的正式雇员;另一种是长期雇员，相当于合同制员工，按月领取薪饷和活动津贴，合同到期或失去价值之后随时可能解聘;还有就是临时雇佣，比如因某桩使命的需要被雇佣，使命完成即解除雇佣关系。
尤丽娅属于第二类性质的特务，每月可以获得一百美元的固定薪饷，如果有任务，另发津贴和活动经费。杰克对她没有什么特别要求，只关照说你以前是怎么帮你干爹干妈干活儿的，现在也怎么做就是了，不同的是以前是干爹干妈要你做，现在是我要你做。那一次，杰克下榻于外白渡桥畔的百老汇大厦（即如今的上海大厦），在那里住了一个星期，尤丽娅每天到百老汇大厦待上半天，由杰克向她传授情报特工的基础知识。
就这样，尤丽娅成了美国中情局的雇佣特工。在此后半年多时间里，杰克没有跟她见过面，也没有向她下达过任何指令，只是按月给她汇来薪饷。直到1949年7月下旬的一个炎热之夜，尤丽娅的餐馆即将打烊的时候，杰克突然出现了，邀请尤丽娅去附近一家咖啡馆吃冷饮。双方见面也就不过二十分钟，杰克向她交代了准备与台湾方面在上海的潜伏特务联手窃取中共“101工程”情报的使命。
虽然其时上海解放不过两个多月，尤丽娅却已经感到新政权跟以前大为不同，在这种环境下，再像抗战时帮干爹干妈那样做传递情报之类的秘密工作，恐怕更不安全，但她别无选择，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
可能是中情局与台湾“保密局”的工作理念不同（也因为中共对这两类特工的处置方式不同。对于前者，一旦抓获，大多是关押几年然后驱逐出境;对后者可就没这么客气了，尤其是当时那个政治环境，像宋斯义这种级别的特工头目，十有八九是要枪决的），上司向下属交代使命的方式也不同。“六室”头目宋斯义一边要下属干这干那，同时对使命内容本身则是能瞒就瞒，必须要交代的，也是说三分留两分，老是担心下属被捕后招供泄密。杰克对尤丽娅这个下属却是另一种方式，他把所有能透露的内容一次性告诉尤丽娅，让她多想想怎样才能圆满完成这项使命。因此，尤丽娅对这项使命的内容是完全清楚的。她的性格中有大大咧咧的成分，听过后把使命浓缩成“搞到鱼雷快艇的图纸就是”，至于怎样着手去搞，那不是她的活儿，她根本懒得去想。
“六室”头目宋斯义看不惯尤丽娅的大大咧咧，认为她不是一块干特工的料。而杰克的想法似乎不同，他对尤丽娅的使用本着扬长避短的原则，指派她做的事儿，一是以“玛丽阿姨”的名义去跟阿四头打交道，从小孩子嘴里探听到上家刘小狗，再通知“老六”去取回皮包（尽管没有成功，但跟尤丽娅没关系，她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二是让她去对“一跤头”关易笙下毒。从特务行业的分工来说，这桩活儿其实已经不是情报特工的范围，本该分派给行动特工去干。可杰克手下没有行动特工，只有让尤丽娅去客串一把。尤丽娅大大咧咧的性格再次发挥了作用，没费多大劲儿，成功解决了“一跤头”;然后，就是第三项使命了，也就是这次她和宋斯义见面时要交代的内容——
第三项使命实施的基础得力于中情局遍布全球无孔不入的情报触角。杰克接到一份不知中情局从何处获取的情报，称苏联援华“101工程”专家组的随行人员中，有一个名叫马念姝的翻译，其父早年与尤丽娅的父亲是同学兼发小。对于杰克来说，这不是设法窃取“101工程”情报的最佳机会吗？杰克寻思，这个尤丽娅，别看她平时大大咧咧，竟还是一员福将。眼下要窃取“101工程”情报的最大障碍就在于无法打入工程指挥部内部，不得已只能采取化整为零的方式获取零碎情报，那不但费时费力，成功率也很低。况且，由于涉及面广，特别容易被中共反特人员识破，一不留神就会全盘皆输。现在有马念姝这个空子钻，那当然再好不过了。
杰克马上告知尤丽娅这个情况。要说这个二十六岁的犹太姑娘还真不是一块特工的料，听说此事后，高兴得竟然不是有这么一个从天而降的绝佳机会，而是找到了父辈的世交，当下连说“这世界太小了”。
杰克皱着眉头，向尤丽娅介绍了马念姝的情况——
尤丽娅父亲的老家在斯韦尔德洛夫斯克州叶卡捷琳堡，与马念姝的老爸马图谢耶维奇同龄，两人既是邻居又是同班同学，关系一向不错。后来，尤丽娅的父亲被当地一所速成医士学校选去，两年后毕业，去了达里尼市。马图谢耶维奇则进了铁路学校，毕业后以技术员的身份去了“东清铁路”——该铁路在日俄战争后被称为“中东铁路”，指沙俄在清末修筑的从俄国赤塔经中国满洲里、哈尔滨、绥芬河到达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西伯利亚铁路在中国境内的一段。
马图谢耶维奇在哈尔滨定居，与中国姑娘关柔姝相恋结婚。十月革命后，苏联在中国东北组建情报组织，已是铁路工程师的马图谢耶维奇被发展为秘密情报人员，几年后被任命为哈尔滨地区情报组织的负责人，关柔姝也被丈夫发展为情报员。
九一八事变后，马图谢耶维奇、关柔姝夫妇根据上级指示，与东北的中共地下党建立联系，中共地下人员协助苏方收集情报，马图谢耶维奇主持的地下组织则为中共方面提供经费、武器方面的帮助。1933年，马图谢耶维奇、关柔姝夫妇因叛徒出卖被捕，中共和苏联方面联手营救无效，一个星期后，这对夫妇就遇害了。当时，不过八岁的马念姝亦受到日本关东军特高课的追捕，由中共地下人员将其转移至哈尔滨郊区，不久又撤往苏联境内，给予烈士眷属待遇。
在这之前，马念姝使用的是其父为他取的苏联名字。到苏联后，他把自己的名字改为马念姝——把其父姓氏“马图谢耶维奇”中文音译的第一个“马”字作为自己的姓氏，同时又念念不忘母亲。抗战胜利后，二十六岁的中学英语教师马念姝回到哈尔滨，把自己的国籍登记为中国。当时驻哈尔滨的苏联红军立刻将马念姝招聘为翻译，红军撤回后，马念姝留在哈尔滨，重新干他的英语教师行当。
这次，苏联向中共（当时尚未建国）派遣“101工程”专家组，审议中共方面为苏联专家提供的中方随员名单时，其中一位具体经办人员正好是当年驻哈尔滨苏联红军交际处的军官，他想起了马念姝，经与苏方驻哈尔滨办事处联系，了解了马念姝目前的情况，便向中共方面推荐。于是，马念姝就成了苏联专家组的一名生活译员。
老大哥也实行“内外有别”的方针，专家组有关技术方面的译员，都是从苏联带来的，生活、警卫、联络方面的译员，则由中共配备。尽管马念姝是日常生活方面的翻译，但小伙子虑事细致、做事踏实、沉默寡言，再加上那口标准的俄语，使苏联人大为欣赏。
杰克的主意是，通过尤丽娅与马念姝的这种特殊关系，设法跟马念姝结交，然后不惜动用一切手段将马念姝拉下水，使其为“六室”工作，窃取“101工程”的技术机密。按照老规矩，杰克把这事交代清楚后，就不再露面，让尤丽娅以他的名义去跟“六室”主任宋斯义联系。
当下，宋斯义听尤丽娅如此这般一说，寻思这活儿有了中情局的铺垫，往下干就方便了。具体怎么做，当然还得仔细谋划。于是他问尤丽娅，你们打算通过什么方式跟马念姝搭上关系？尤丽娅的回答让他有点儿哭笑不得：“这个杰克先生没说，我呢，只管执行命令，预谋策划一类的事儿我从来没有干过，肯定也不会去干。所以，这事应该怎么做，还得靠你们。你们策划稳当了，我就向杰克先生报告，只要他说行，我就照着办。”
宋斯义苦笑着摇摇头，这帮中情局的人还真是省心。没办法，那就策划吧！
十一、一网打尽
专案组七名侦查员这几天都忙得不可开交，一干人盯着“一跤头”关易笙中毒案件不放，一共对三百多人进行了调查，竟是一无所获。
这种情况，使一向稳重的郝真儒也沉不住气了。这天在专案组的支委会上，三位支部委员说到案情时，郝真儒忍不住火大：“我就不相信，关易笙中毒这么大一桩事儿，案犯竟然能够做得不显山不露水！肯定会有线索留下的，只是我们的工作还不够细致。”
郝真儒说完，另一个支委支富德表示赞同，说咱们再想想办法吧。这时，焦允俊却在一旁抽着烟不声不响，另两人在说什么，仿佛一个字也没听见。郝真儒等了一会儿，不见焦允俊有什么反应，便问道：“老焦，你有什么想法，说说吧。”
焦允俊搔了几下头皮说：“我在想，是不是别在‘一跤头这棵树上吊死。”
“你的意思是说放弃这条线索？”
焦允俊说：“关易笙这个案子，查了这么长时间还没有发现什么蛛丝马迹，放弃并不可惜。至于另外寻找新的线索，那叫‘说得轻巧，吃根灯草，线索有这么好寻的话，咱们这班弟兄何至于给折腾得如此辛苦呢？全组七人，发烧的三个，牙痛的两个，连你老郝也在天天吃枇杷膏、甘草露防咳嗽。所以，只有放弃‘一跤头中毒这条线索了，咱们改侦为防吧。”
什么叫“改侦为防”呢？焦允俊解释说，从那份被我方截获的电报判断，敌特眼下肯定正在动怎样窃取“101工程”图纸的脑筋，而且其迫切心情可能不亚于专案组寻找破案线索。敌人会采用什么手段达到目的，这个不好猜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101工程”是在江南造船厂进行，那不管采用什么法子，最后都离不开江南造船厂这个终端。这个“离不开”可能是指人，也可能是指地点。所谓“改侦为防”，就是要牢牢守住终端不出问题，篱笆扎得紧不怕野狗钻嘛。
郝真儒、支富德都是内行，焦允俊把话说到这个分儿上，那二位自然能够领悟。紧接着，专案组开了个全体会议，决定全力协助“101工程”指挥部的安全防范工作。针对有些侦查员对此思路的不理解，焦允俊说，咱们的这种防范实际上就是以守为攻。敌特既然要收集情报，那就必然要向“101工程”靠近，不是靠近实体，就是靠近跟“101工程”相关的人。敌特分子不是来无影去无踪的妖魔鬼怪，他们也是活生生的人，是人，活动时就得有踪迹，如果咱们的防范工作做得细致再细致，就有可能发现敌特留下的蛛丝马迹，那就是线索啊！
这番话说得大伙儿频频点头，郝真儒称赞说：“这就是唯物辩证法，老焦同志了得！”
焦允俊冲他拱手：“我一听理论就头痛，咱还是说实在的吧。破案这条路，怎么也得往下走，我的直觉，这样走是走得通的！”
郝真儒听着一愣，喃喃自语：“直觉？这好像是唯心主义的东西吧？”
9月11日，焦允俊、郝真儒去江南造船厂拜访“101工程”指挥部主管政工、保卫工作的聂政委。聂政委说我早盼着你们了，你们再不来，我就要打电话请了。上级领导指示，让指挥部跟你们专案组保持密切联系，指望你们给“101工程”保驾护航啊！
原来，“101工程”指挥部自从接连发生两次相同的窃密事件后，上级领导震怒，聂政委受到了严厉批评，还给了一个行政处分。他跟指挥长纪莘臻交换意见后，召开了指挥部党委会议，对今后的保密工作制订了制度性的规定。当然，这种规定属于原则性的大纲，具体实施还得制订细则。这时候，聂政委就想到了焦允俊，因为焦允俊等侦查员实践经验丰富，可以在这方面提供帮助。
焦允俊说首长您还真找对人了，接着就把截获敌方密电之事给聂政委说了说，同时介绍了专案组“改侦为防”的思路。聂政委接受了焦允俊的建议，暂且不谈制订细则事宜，而是对眼下防范敌特渗透的具体方案交换了意见，定下了几项除加强三号船台的安保级别之外必须立刻实施的措施——
一是对分派到全厂各车间、工段加工的零部件，由指挥部保卫人员跟踪关注，并且要辟出专门空间安置加工“101工程”零部件的机床设备和人员，保持与外界隔离，没有指挥部发的通行证，任何人（包括厂方领导、军管组成员）都不准入内。另外，所有车间、工段参与“101工程”零部件加工制造的员工，每天须记台账——即对自己进入车间起直到离开为止的工作情况予以记录，下班时由两个证明人签字作证。
二是“101工程”指挥部中的中方工程师、技术员以及其他辅助人员，都有接触核心机密的机会，这些同志被挑选参与该工程，政治上应该都是可靠的，也接受过保密纪律教育，且早就实施了一整套制度性的防泄密措施，一般说来不会发生问题。当然，这仅仅着眼于“一般”，如果敌特采取非一般手段，那就需要提防了。敌特行动前不会告诉我方，因此应该做到防患于未然，就当敌人随时都可能下手。有鉴于此，就必须强化保密制度的严格执行，加派保卫人员。领导同志更要带头执行铁律，凡是接触过机密的同志，从指挥长纪莘臻开始，离开工作地点时都须主动让保卫人员搜身并检查随身携带的皮包。
最后就是苏联专家组。从理论上来说，不能排除他们中有人泄密的可能。专家一共有五名，听上去人不多，但过来的却是一个四十多人的团队，有政工人员、保卫人员、生活随员以及专家的助手和译员。尽管专家组也有保密制度，但还是那句话，不能排除敌特对这支队伍的渗透。焦允俊对聂政委说了他的换位思考思维，乍看上去，专家组是最难渗透的一块坚石，可万一坚石上有一个细微的裂缝，那是最难提防的。
聂政委同意焦允俊的观点，马上跟专家组负责保卫工作的安德烈少校进行沟通。安德烈少校对中方的提议非常重视，经专家组讨论决定，今后每周三天跟中方专门代表联系，互相通报情况，磋商相关问题。
中方代表最合适的人选，自然就是专案组长焦允俊了。这在焦允俊的意料之中，但他没料到竟然由此撞到了好运，跟安德烈少校第一次见面就发现了线索！
9月14日，焦允俊按照约定前往苏联专家组下榻的礼查饭店（今浦江饭店）跟安德烈见面。他知道苏联朋友喜欢高度酒，找郝真儒软磨硬泡，好不容易要来些经费，买了两瓶好酒作为礼品带了去——专案组的钱是郝真儒管着的，要他掏钱时，这老兄眉峰紧锁，想拒绝却又找不到理由，反被焦允俊说是“铁公鸡”。
这天郝真儒正好去市局参加一个业务会议，他事先跟焦允俊约好，会议结束后把摩托车开到礼查饭店门口，顺带把焦允俊捎回专案组驻地。上午十点多会议结束，郝真儒赶到饭店门口时，只见焦允俊正独自站在饭店大门一侧，专心看着墙上那些花花绿绿的小广告。郝真儒招呼了一声，焦允俊似乎是看得入了神，竟没有反应。郝真儒走上前去定睛一看，这些小广告的内容五花八门，吃喝玩乐无所不包。使郝真儒不解的是，这种小广告在当时的上海滩随处可见，不足为奇，为何却吸引了焦允俊呢？
凭焦允俊的那份机警，当然已经知道郝真儒站在身后了，他指点着墙上众多小广告中的一份，头也不回地轻声道：“这份可能有戏！”
那是一份西餐馆的广告，上面说本店专做俄罗斯菜肴，地道正宗，价廉物美，伏特加打八折，云云。郝真儒不知这是什么意思，刚要开口询问，焦允俊却已转身直奔摩托车的方向。两人上了车，焦允俊也真沉得住气，一路上一句话也不解释。到了专案组驻地，焦允俊把郝真儒扯进他那间只有五六平方米的办公室，先把跟安德烈沟通的情况作了一下介绍。
苏联在政治保卫方面起步很早，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制度，专门开办了政治保卫学校培训这方面的人才，中共也曾派人去接受培训，如陈赓、顾顺章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二战以后，苏联的政保制度日趋完善。此次专家组的保卫组长安德烈少校毕业于捷尔任斯基政治保卫学院，具有丰富的政保经验。因此，专家组来华后从未出现过泄密苗头。
焦允俊和安德烈见面后，听对方侃侃道来，暗忖老大哥确实有一套，相比之下咱们还真是自叹弗如。两人谈完工作，安德烈提议喝一杯，就打开一瓶焦允俊带去的白酒，什么菜也不就，倒在杯子里像喝茶那样边喝边聊些生活中的趣事。有一件事安德烈说得轻巧，焦允俊听着，却不由得心里一紧。
昨天是专家组动力专家尼古拉的四十岁生日，生活秘书瓦扬斯基向安德烈建议，去外面吃一顿为尼古拉庆生。安德烈同意了，叫上两个保卫人员，陪同尼古拉等专家以及几位生活随员出去吃了顿俄罗斯风味的晚餐。这并不算趣事，有趣的是，一同前往的中方译员马念姝意外结识了一位从未谋面的世交朋友。
这就是“六室”主任宋斯义的杰作了——利用尤丽娅在霞飞路经营“格雷西菜社”之便，设法把苏联专家吸引过去用餐（作为生活译员的马念姝多半是要陪同的）。事先，让尤丽娅强化餐厅的俄罗斯风格，找出许多具有俄罗斯风情的老照片，其中就包括尤丽娅的老爸年轻时与马念姝之父的合影，放大后张挂于店堂内。而“六室”则负责把苏联专家组吸引到“格雷西菜社”来。
对于宋斯义来说，这属于小菜一碟，他马上想到了发小广告。这就不必麻烦尤丽娅了，由他派人去霞飞路拍摄了“格雷西菜社”的门面照片和几样招牌菜式，当然还有苏联人一看就激动的伏特加。小广告印制好后，又让下属雇人去苏联专家组下榻的礼查饭店门口发放并张贴。
也是巧，苏联专家组的生活秘书正准备为专家尼古拉庆生，那天在饭店门口等候接送专家上班的轿车时，无意间看见了墙上的小广告，于是知道了霞飞路上有家“格雷西菜社”专营俄罗斯菜肴。向礼查饭店的厨师了解下来，说霞飞路上有不少西餐馆，其中“格雷西菜社”的声誉不错。慎重起见，生活秘书还特地去了一趟吃了顿饭，觉得的确很正宗，于是就这样定下来了。
不出宋斯义所料，译员马念姝果然陪同专家们前往霞飞路。这个混血小伙儿发现店堂里张挂着的照片中，有几张竟然曾在家里的照相簿里见过，十分诧异，便请出了女老板尤丽娅，双方聊下来，自是惊喜。一起赴宴的苏方人士也为马念姝感到高兴，纷纷向他祝贺。喜欢张扬的尤丽娅因事先宋斯义的提醒，没敢过分发挥，因此安保专家安德烈也没感到有什么不对劲儿。
焦允俊听安德烈说了此事，心里就有点儿不踏实。告辞后在礼查饭店门口等车时，闲得无聊，就跟向他递送小广告的人随口聊了几句，还看了墙上贴着的广告。看到“格雷西菜社”那张广告时，马上想起了安德烈所说的趣事，寻思这是不是过于巧合了？
郝真儒听焦允俊如此这般一说，认为有必要对此进行调查。但在接下来的全组会议上，焦允俊却提出，如若按照常规做法对尤丽娅和“格雷西菜社”进行调查的话，费时过长，万一这是敌特实施的障眼法，想借此转移侦查视线趁机下手窃取“101工程”机密，到时候就后悔莫及了。因此，眼下要把常规调查先放一放，单做一件事——从市公安局调取外籍人士尤丽娅的照片，让虹镇老街那个九岁男童秦永锦辨认，看这个尤丽娅是否就是曾请他喝早茶的“玛丽阿姨”。
专案组一干侦查员一致赞同焦允俊的提议，那就赶紧行动吧。辨认结果，阿四头一眼就认出了尤丽娅。
往下，专案组又有意见分歧，有人主张马上抓捕尤丽娅，追查敌特组织，有人主张先进行秘密监视。郝真儒没有发表意见，问焦允俊是什么观点。焦允俊说：“敌特此举意在获取‘101工程的图纸，何不将计就计，做通马念姝的工作，让他跟尤丽娅接触。我方可以趁机摸清尤丽娅跟哪些人有联系，顺藤摸瓜，一网打尽。”
郝真儒说：“这个办法不错，但马念姝虽是中国国籍，却是苏方雇佣的译员，此事得跟苏方协调。我马上向上级汇报，争取领导的支持。”
因此事涉及中苏关系，华东局社会部的领导非常慎重，于是层层请示。三天后，北京传来消息：可行。
专案组被之前一而再再而三的曲折折腾得已经不敢过于乐观，好在，前期的弯路不是白走的，有了之前的经验教训，专案组走一步想三步，接下来的行动还算比较顺利。
安德烈代表苏联专家组表示愿意“大力支持和协助”，马念姝的工作也是一做就通，同意配合专案组跟尤丽娅交往。往下不过半个月时间，尤丽娅“顺利”收买了马念姝，马念姝则把专案组精心准备的“绝密图纸”交给尤丽娅。紧接着，专案组向上海市公安局借调了四十名侦查员，配备数种交通工具，还通过市电话局对“格雷西菜社”的电话做了手脚，秘密监视尤丽娅的一举一动，终于摸清了“六室”的情况。
1949年9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根据华东局社会部的指令，专案组在上百名军警的配合下，实施统一行动，将“六室”宋斯义等六名特务（魏康思在逃）以及中情局女特务尤丽娅抓获，杰克在之前半月已去香港，侥幸逃脱。
七天后，根据上级命令，宋斯义、尤丽娅等七名案犯被押解北京，后来如何处置，不得而知。据专案组获知的非正式消息，宋斯义等三人因现行与历史罪行被判处死刑;尤丽娅在关押中自尽;其余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
1949年10月20日，华东局社会部领导设宴为专案组七名侦查员庆功，同时宣布了上级决定：专案组作为华东局社会部一个常设小组继续存在，易名为“华东特案组”，专门负责侦查华东地区的大案要案。
从这时起至1953年底，华东特案组在华东诸省市的社会大舞台上频频亮相，侦破了多起影响重大的政治、刑事案件。
（全文完。作者声明：谢绝转载、摘编或网载，违者视为侵权）
责任编辑/季 伟
绘图/芥 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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