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大学 文学院，上海 200444)

　　纪行赋发轫于《楚辞·九章》的《涉江》《哀郢》，但其固定为一种辞赋体裁，则始自刘歆之《遂初赋》。据《汉书》及《古文苑》记载，哀帝时，刘歆争立古文经学官，为诸儒反对，“歆以议论见排摈”，“徙五原太守”，“经历故晋之域，感今思古，遂作斯赋，以叹往事而寄己意”，从而开创了一种以羁旅行役为线索，因地怀古、即地写景的叙事抒情模式。后世文人追摹其后，大量创作，遂蔚为大观(1)汉晋纪行赋数量繁多。唐人欧阳询主编的《艺文类聚》“人部”所收行旅类共21篇。清人陈元龙所辑《历代赋汇》收行旅赋共45篇，其中汉晋时期的亦为21篇。此外，尚有诸多残篇散见于浩如烟海的古籍文献之中。主要包括刘歆《遂初赋》、班彪《北征赋》、班昭《东征赋》、蔡邕《述行赋》、陈琳《神武赋》、潘岳《西征赋》、张载《叙行赋》、陆机《行思赋》、谢灵运《撰征赋》《归途赋》等篇。。纪行赋之写作，多因事而起，在纪行过程中，涉及风土人情、历史故实，联系个人遭际，包含着丰富的叙事内容，与叙事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然而，既往的纪行赋研究，大多重在梳理历史源流，分析文体特性等，对赋中的叙事特征关注不够，致使纪行赋的研究很难立足于文学本位取得重大突破。因此，采用叙事学的视野与方法，关注纪行赋的叙事问题与叙事视角下的纪行赋，对于拓展、深化纪行赋研究，极为必要。

一 缘事：纪行赋的发生

所谓“缘事”，是指纪行赋写作的藉端。纪行赋与叙事(2)本文对“叙事”概念的界定，不是西方叙事学所定义的“故事”与“话语”，而有更加广泛的意义。“事”指的是“自身以外的事物、事象或事件(故事)”，“叙事”是“有秩序地记述”之义。具体参董乃斌《中国文学叙事传统论稿》,东方出版中心2017年版,第6～29页；傅修延《先秦叙事研究:关于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1～14页。的密切关系，首先表现在它发端于特定的事件，正如谢灵运《归途赋》所云：“昔文章之士，多作行旅赋，或欣在观国，或怵在斥徙，或述职邦邑，或羁役戎阵。事由于外，兴不自已。”[1](P304)这里概要指出，游览、迁谪、出使、赴职、征戍等种种遭际皆是文人打点行囊、踏上征途的原因，并且大多是迫于外力、身不由己。解读纪行赋，首先需要认真考察它的缘起。

　　一般而言，为了使赋更容易为人理解，纪行赋作者往往在写作正文之前作一篇小序，交代文章的写作动机，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背景、环境等。明徐师曾云：“(序)为体有二：一曰议论，二曰叙事。”[2](P135)清王之绩又云：“有谓序文叙事者，为正体；议论者，为变体。此说亦可救《明辨》先议论后叙事之偏。”[3](P701)可证序确有重要的叙事价值。

　　赋序往往以第一人称直接记述赋的写作缘起，为了解纪行赋提供了便利。蔡邕《述行赋序》云：

　　延熹二年秋，霖雨逾月。是时梁翼新诛，而徐璜、左悺等五侯擅权于其处。又起显阳苑于城西，人徒冻饿，不得其命者甚众。白马令李云以直言死，鸿胪陈君以救云抵罪。璜以余能鼓琴，白朝廷，敕陈留太守发遣。余到偃师，病不前，得归。心愤此事，遂托所过，述而成赋。[4](P776)

　　据此可对此赋的时代背景和蔡邕本人的经历有所了解。延熹二年(159)七月，由于对大将军梁冀专擅朝政久已不满，桓帝与宦官单超、具瑗、唐衡、左悺、徐璜等五人联合诛除梁冀，尽灭其族。八月，单超等五人同日封侯，世称“五侯”(《后汉书·桓帝纪》)，“自是权归宦官，朝廷日乱矣”(《后汉书·宦者列传》)[5](P716)。序中反映出的达官显贵大起宫殿、黎民百姓冻饿而死的情形正是当时的现实写照。而徐璜推荐蔡邕，不是因为蔡邕过人的经史学问，而是因其擅长音律，这等于将他视作伶人，在士大夫看来是十分可耻、值得气愤的。蔡邕行至偃师称病返回，表现出拒不与当局合作、疾恶如仇的个性，鲁迅评蔡邕“也是一个有血性的人”[6](P436)，正是从这一点出发的。

　　不少纪行赋如今只剩残文，但有些序得以保存，这对了解赋作背景、窥见原赋情貌尤为重要。陈琳的《神武赋》是一篇残文，见于《艺文类聚》卷五九和《北堂书钞》卷一五八。从残存内容来看，该赋笔法夸张，语言凌厉，叠用了不少故晋典故，当是为昭示军力、鼓舞士气的征伐而作。然而，针对哪一次战事，具体事由终究如何，却看不出来。幸而，《神武赋序》为我们揭开了该赋的神秘面纱：

　　建安十有二年，大司空武平侯曹公东征乌丸。六军披介，云辎万乘，治兵易水，次于北平，可谓神武奕奕，有征无战者已。[7](P1619)

　　原来，此赋所记乃是建安十二年(207)曹操东征乌桓之事。乌桓系东胡别支，魏时居今辽宁西南部，是春秋时北狄所居之地。《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载，因骊姬陷害，晋公子重耳“奔狄……处狄十二年而行”。后重耳回国，立为晋君，晋一时成为强国。所以赋中的故晋典故都是借以比喻现实政治，以晋文公事迹象征曹操的不凡事功，以“先縠之惩寇”指代负隅顽抗的袁熙、袁尚兄弟。序承担了叙事职能，赋正文便可任想象驰骋。序与正文一实一虚，相辅相成，既清楚地交代了赋的写作背景，又充分运用想象和夸张营造出一种慷慨声势，鼓舞了士气。

　　除序外，在赋的正文中也往往会交代写作缘起，参考相关史料，可进一步了解其写作背景。班昭《东征赋》无序。李善注引《大家集》曰：“子榖为陈留长，大家随至官，作《东征赋》。”[8](P441)说明班昭随子赴任陈留是东征的原因。赋正文也多处写道：“唯永初之有七兮，余随子乎东征。时孟春之吉日兮，撰良辰而将行。”[8](P441)“遂去故而就新兮，志怆悢而怀悲！”[8](P441)“谅不登樔而椓蠡兮，得不陈力而相追。”[8](P441)“小人性之怀土兮，自书传而有焉。”[8](P442)不仅记述了此行的时间和背景，还客观分析了陈力仕途与背井离乡的二难选择及去故就新的不舍之情。赋末乱中还说道：“先君行止，则有作兮。虽其不敏，敢不法兮。”进一步阐明，效法父亲班彪的《北征赋》亦是写作此赋的动机之一。

　　潘岳《西征赋》关系着晋初政坛的一场腥风血雨，《晋书·潘岳传》对此记载甚详：“杨骏辅政，高选吏佐，引岳为太傅主簿。骏诛，除名。……时骏纲纪皆当从坐，同署主簿朱振已就戮。岳其夕取急在外，宏言之玮，谓之假吏，故得免。未几，选为长安令。作《西征赋》，述所经人物山水，文清旨诣。”[9](卷五十五)惠帝即位后，外戚杨骏和皇后贾氏之间展开一场权力的殊死角逐，最终以贾氏获胜、杨党惨败告终。潘岳作为杨党主簿，虽侥幸逃生，但官职被免。第二年才被委以长安令之职，《西征赋》所记即是此事。

　　《西征赋》开篇，作者也以艺术化的笔法叙说了此次西征之缘由，与史书所记大致相符：

　　岁次玄枵，月旅蕤宾，丙丁统日，乙未御辰。潘子凭轼西征，自京徂秦。……武皇忽其升遐，八音遏于四海。天子寝于谅胪[暗]兮，百官听于冢宰。彼负荷之殊重兮，虽伊周其犹殆。窥七贵于汉庭，畴一姓之或在？无危明以安位，只居逼以示专。陷乱逆以受戮，匪降祸之自天。……夕获归于都外，宵未中而难作。……皇鉴揆余之忠诚，俄命余以末班。牧疲人于西夏，携老幼而入关。[10](P1-2)

　　不仅详细记录了西征的具体时间[惠帝元康二年(292)夏季农历五月十八日]，概述了武帝死后杨骏居逼示专、大权独揽的政治现实，并且从个人切身经历出发，重新审视了杨贾之争，既有侥幸逃生的余悸，亦有冷静深刻的反思。史传与正文内容相互补充，《西征赋》的写作缘起就很清楚了。

二 叙事结构：时空中的羁旅

羁旅行役是纪行赋中的重要内容，是作者由此地至彼地，在一定时间内的空间位移或停伫。羁旅行役总是发生在一定的时空中，纪行赋的写作，也因之呈现出有序的时空结构。在文本中，这种时空结构就成为叙述与写作的逻辑结构，即叙事结构。羁旅行役的时空逻辑，在《楚辞》中就有充分的演绎：

　　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悬圃。……朝吾将济于白水兮，登阆风而绁马。[11](P46-52)

　　(《离骚》)

　　乘舲船余上沅兮，齐吴榜而击汰。船容与而不进兮，淹回水而凝滞。朝发枉渚兮，夕宿辰阳。[11](P270)

　　(《涉江》)

　　由“朝”而“夕”，由“枉渚”而“辰阳”，既体现了时间的变化，亦展现出空间的位移，从而形成一种时空交互推进的羁旅叙述模式。这种模式为刘歆《遂初赋》所继承发扬，通过勾勒作者的行旅路线，精细地展现出赋作者的羁旅时空变化，成为后世纪行赋固有之叙事结构：

　　《遂初赋》记刘歆自三河至五原所经：太行→天井(山西晋城市南太行山顶)→黎侯之旧居(山西长治县)→高都(山西晋城市东北)→长平(山西高平市)→长子(山西长子县)→屯留(山西屯留县南)→余吾(山西屯留县北)→下虒(山西沁县)→铜鞮(山西沁县南)→侯田(山西祁县)→太原→晋阳(山西太原)→中国之都邑(晋阳以南地区)→句注(雁门关西北)→雁门(山西西北部)→云中(内蒙古南部、山西北部)→临沃(内蒙古乌拉特旗)。

　　《北征赋》记班彪避难北上：“朝发轫于长都兮，夕宿瓠谷之玄宫”，“登赤须之长坂，入义渠之旧城”，“越安定以容与兮，遵长城之漫漫”，“阝齐高平而周览，望山谷之嵯峨”。[8](P435-438)可见班彪北征之旅始于长都(西安西北)，历经义渠(甘肃庆阳)、安定(宁夏固原)，而终于高平(宁夏固原)。

　　有些纪行赋今天虽无法知其全貌，但通过残存的吉光片羽，亦不难窥见赋作者行程变化的轨迹：

　　遂发轸于京洛，临孟津而北厉。……漱余马乎洹泉，嗟西伯于牖城。[12](P27)

　　(班彪《游居赋》)

　　朝余发乎泗洲，夕余宿于留乡。[13](P776)

　　(繁钦《避地赋》)

　　望高密以函征，戾衡门而造止。[13](P898)

　　(崔琰《述初赋》)

　　访梁榆之虚郭，吊阏与之旧都。[14](P399)

　　(卢谌《征艰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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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羁旅带动时空的流动变化，也将历史与现实中一系列紊乱零散的人物、事件和环境要素天衣无缝地串接起来，在时空的转换交汇中，个人遭际、历史兴亡遂能融汇合一。仍引《遂初赋》为例：

　　过下虒而叹息兮，悲平公之作台。背宗周而不恤兮，苟偷乐而惰怠。枝叶落而不省兮，公族阒其无人。曰不爨而俞甚兮，政委弃于家门。载约屦而正朝服兮，降皮弁以为履。宝砾石于庙堂兮，面隋和而不眡。始建衰而造乱兮，公室由此遂卑。怜后君之寄寓兮，唁靖公于铜鞮。越侯田而长驱兮，释叔向之飞患。悦善人之有救兮，劳祁奚于太原。何叔子之好直兮，为群邪之所恶。赖祁子之一言兮，几不免乎徂落。双美不必为偶兮，时有差而不相及。

　　济临沃而遥思兮，忽垂意兮边都。野萧条以寥廓兮，陵谷错以盘纡。飘寂寥以荒昒兮，沙埃起之杳冥。回风育其飘忽兮，回飐飐之泠泠……[15](P345)

　　平公作台、叔向遭囚是两个时空错位、主题不同的历史事件，边都萧瑟寂寥之景又是现实时空下的环境要素，如何将三者有机统一起来？解铃之法仍然系于作者行程推移造成的时空转换。“过下虒”至“唁靖公之铜鞮”是第一部分。“下虒”西汉时属铜鞮县(3)参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编委会编《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江西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25页。，晋平公曾在此修筑了美轮美奂的铜鞮宫，长达数里(4)《左传·襄公三十一年》云:“今铜鞮之宫数里。”，所以由“下虒”便联想到史上平公作台之事。由此展开，对平公晚年豪侈淫逸以致国力衰微，大权旁落，最终导致晋室湮灭的荒唐行径大加挞伐。“越侯田”至“时有差而不相及”是第二部分，由“侯田”“太原”二地引出史上叔向被囚、祁奚搭救之事，抒发贤人遭嫉、群邪害贤误国的愤懑之情。“济临沃而遥思兮，忽垂意乎边都”，被驱逐的刘歆终于抵达赴所五原，一路以来的惴惴不安得以暂时卸下，边塞之景遂顺其自然地进入视野之中。“过下虒”“越侯田”“济临沃”既体现了作者的轨迹变化，也形成了赋的叙事线索，对于文章结构有重要作用：首先是将不同历史空间中的人物、事件和现实空间中的环境要素连接起来，具有联结作用；其次，通过空间位移猛地将前一层的历史事件切断，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历史时空，具有切割作用；再次，它们表现出赋作者当下的行迹，将时空由过去短暂地拉回现实并完成由古至今的转换，具有过渡作用。纪行赋羁旅叙事的时空结构，大多依赖类似的转换展开。

　　需要指出的是，纪行赋中历史事件与自然景物的呈现并非偶然，而是经作者主观情感濡染的艺术化产物，与作者的政治遭遇和赋的写作背景密切相关。刘歆被外放，并非仅因争立古经文学官失败，深层原因乃是其亲附王莽一党，与傅丁后党斗争失败。[14]因此，《遂初赋》述史用典多以批判奸佞权臣、慨叹国家兴亡、哀叹贤臣不遇为主，客观的自然环境也因浸染了一种惶恐无奈的情绪而显得分外凄凉，这些都最终指向了现实的政局和刘歆自身的遭遇。纪行赋的情感皆由现实遭遇引出，萦绕整个征途，也贯穿于赋中的历史与环境诸要素，营造了一种独特的羁旅漂泊氛围。

　　要而言之，纪行赋的情感系于现实，征途连接时空。如果将其叙事结构比作一棵大树，那它便以作者的现实政治遭遇为根，以情感为血液，以行程轨迹为主干，以历史人物、事件和自然环境为枝、为叶、为花，如此便形成一个完美的统一体。不仅形成了多个历史和现实的叙事时空，极大地丰富了赋的情理内涵，还不着痕迹地完成了一地与另一地，一事与另一事之间的完美过渡，给纪行赋灌注了血脉，增添了生命感。

三 事境与事情：纪行赋的议史与写景

“事境”与“事情”都是就纪行赋的内容而言。纪行赋以议史和写景为主，但赋中的史实和景物作为“事件”或者“事物”，并不止于客观地记录和如实地描绘，而是裹挟着赋作者的情感冲动，与作者的人生经历密切相关。本文将纪行赋通过议史和写景营造出的意蕴称作“事境”，把其中体现的作者主观倾向称作“事情”。下文分而述之：

(一)议史体现主观叙事视角

纪行赋议史包含两方面，一是评论历史事件，二是评论历史人物，目的不在于记录史实，而是借史抒怀、以史鉴今。评述什么内容、选择何种叙事策略，无不充分体现出纪行赋的主观叙事视角。

　　议史的内容往往取决于赋作者的主观视角，反过来又反映出作者的情感态度。例如，潘岳《西征赋》、谢灵运《撰征赋》都对项羽进行评论，但由于二者的叙事视角不同，选取的事件也不同。《西征赋》选取坑杀降卒、鸿门之宴以及火焚秦宫三个片段，表现出项羽残暴不仁、优柔寡断、虚伪造作的个性。还将“厚德”的刘邦作为对照，认为刘、项二人“贯三光而洞九泉，曾未足以喻其高下也”[10](P9)，对项羽极力贬斥。《撰征赋》虽也对项羽多疑悭吝、不能用贤的性格弱点颇有微词，但又充分肯定其“挺宏志于总角，奋英势于弱冠。气盖天而倒日，力拔山而倾湍”[1](P258)的英雄气概，深悼其“对骏骓以发愤，伤虞姝于末词”的悲剧命运。潘、谢二人对项羽的不同态度与个人的政治遭遇有关。潘岳刚刚从一场惊心动魄的流血事变中侥幸脱身，故主同僚三千余人被戮的惨状仍在目前。作为政治中萍飘蓬转的小人物，他痛恨、惶恐以项羽为代表的统治者草菅人命的暴行。而谢灵运也许从项羽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如同项羽在灭秦中立下汗马功劳，谢氏家族也曾立下盖世功勋；如同项羽具有卓越的军事韬略，他也具有耀眼的才华，然而他们又都无力改变江河日下的命运，谢灵运对项羽的同情中实则也寄寓着对自身命运的哀叹。叙事视角不同，看待史实的侧重点就有差别，有时甚至导致书写者面对同一件事产生截然相反的态度。《史记·魏公子列传》从支持六国合纵抗秦立场出发，正面评价了信陵君窃符救赵之事，将信陵君赞作明智忠信、仁而下士的贤人。而蔡邕却在《述行赋》中痛斥信陵君窃权叛国：“夕余宿于大梁兮，诮无忌之称神；哀晋鄙之无辜兮，忽朱亥之篡军。”[4](P777)汉末外戚宦官代起、皇权难驭，蔡邕身处其中，对权臣贵戚染指政权给社会带来的灾难深有体会。因此一想到信陵君，他就不自觉地与当下的政治现实联系起来，从大一统政权的高度思考窃符救赵可能给魏国政局造成的危机和隐患，自然不免大加批判了。

　　议史的策略也体现出赋作者的主观叙事视角。为了证明这一点，不妨将《晋书·谢玄传》与谢灵运《撰征赋》对淝水之战的叙述做一番对照：

　　坚进屯寿阳，列阵临肥水，玄军不得渡。玄使谓苻融曰：“君远涉吾境，而临水为阵，是不欲速战。诸君稍却，令将士得周旋，仆与诸君缓辔而观之，不亦乐乎！”坚众皆曰：“宜阻肥水，莫令得上。我众彼寡，势必万全。”坚曰：“但却军，令得过，而我以铁骑数十万向水，逼而杀之。”融亦以为然，遂麾使却阵，众因乱不能止。于是玄与琰、伊等以精锐八千涉渡肥水。石军距张蚝，小退。琰、玄仍进，决战肥水南。坚中流矢，临阵斩融。坚众奔溃，自相蹈藉投水死者不可胜计，肥水为之不流。余众弃甲宵遁，闻风声鹤唳，皆以为王师已至，草行露宿，重以饥冻，死者十七八。获坚乘舆云母车，仪服、器械、军资、珍宝山积，牛马驴骡骆驼十万余。[16](卷七九)

　　(《晋书·谢玄传》)

　　强虎氐之搏翼，氵属云网于所禁。驱黔萌以蕴崇，取园陵而湮沉。锡残落于河西，序沦胥于汉阴。攻方城而折扃，扰谯颍其谁任。……拔渊谟于潜机，骋神锋于云旆。驱斥泽而风靡，蹙坑谷而鸟窜。中华免夫左衽，江表此焉缓带。既克黜于肥、六，又作镇于彭、沛。晏皇途于国内，震天威于河外。扫东齐而已宁，指西崤而将泰。[1](P257)

　　(谢灵运《撰征赋》)

　　两相比较不难发现，《晋书》采用的是全景式的叙述方式，对参战的将领、战争经过和结果都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记录。《撰征赋》则是以人物特写的叙述方式，突出刻画淝水大战中主将谢玄的英雄形象。如果说《晋书》揭示出东晋获胜的关键在于将领们的通力合作，也与苻坚恃众轻敌、轻易后退导致秦军阵脚大乱有关，那么《撰征赋》则将战功归于谢玄一人，突显他对此次战争的决定性作用。谢玄出现以前，秦军来势汹汹，所到之处城池沦陷、黎民奔散、晋室园陵遭毁、王朝危在旦夕。而他一出场，苻坚之众顿时就变得风靡鸟窜、不堪一击。通过对比将谢玄的盖世英雄形象拔高到了极点。《晋书》与《撰征赋》之间之所以呈现出这种差异，是因为二者主观叙事视角的不同。史书力求再现历史的原貌，所以侧重展现战争的方方面面，而《撰征赋》服务于谢灵运述祖德家风(5)时国强《谢灵运〈撰征赋〉主旨辨析》一文指出，《撰征赋》的主旨是“缅怀往日家族的荣耀，抒发仕途失意的消极情绪”。该文载《文艺评论》2013年第4期。的需要，将笔墨集中在了祖父谢玄身上。

(二)写景展现叙事空间流动

纪行赋中的景物描写除了抒发情绪外，更本质的特点在于“即地写景”。景物随行旅位移而呈现动态变化，从而反映出叙事空间的流动，正是其叙事性价值之所在。

　　张载《叙行赋》和《剑阁铭》都对蜀道景观进行描绘：

　　勤大禹之疏导，豁龙门之洞开。舒予车以步趾，玩卉木之璀错。翳青青之长松，荫肃肃之高柞。缘阻岑之绝崖，蹈偏梁之悬阁。石壁立以切天，岌隗其欲落。超阳平而越白水，稍幽薆以回深。秉重峦之百层，转木末于九岑。浮云起于毂下，零雨集于麓林。上昭晰以清阳，下杳冥而昼阴。闻山鸟之晨鸣，听玄猿之夜吟。……造剑阁之崇关，路盘曲以腌蔼。山峥嵘以峻狭，仰青天其如带。[15](P1949)(《叙行赋》)

　　岩岩梁山，积石峨峨。……狭过彭碣，高逾嵩华。唯蜀之门，作固是镇。是曰剑阁，壁立千仞。穷地之险，极路之峻。[17](P11)(《剑阁铭》)

　　从所引来看，《叙行赋》中的景物变化由作者行踪带动，从龙门至白水再至剑阁，一地与一地的景都是不同的。从细处来说，同一地的景物也并非是立足一点所进行的静态描绘，而是通过一系列动词连接而成的流动场景，如“翳”“荫”“缘”“蹈”“秉”“转”“起”“集”“上”“下”“闻”“听”等，读者仿佛随着作者的马车而不断地升降蜿蜒，略过眼前的一会儿是峥嵘璀错的卉木，一会儿是壁立千仞的悬崖；一会儿彤云密布，一会儿又雨过天晴；一会儿听见山鸡破晓，一会儿又闻玄猿夜吟。总之，《叙行赋》点明一个“玩”字，将静止的自然环境植入到一种流动的时空场域中，使之具备了空间流动的叙事性，从而充分表现出作者行经蜀道的所闻所见与所感，使后之读者虽隔千年，亦能想见其人，如闻其声。相比之下，《剑阁铭》对剑阁自然景观的平面直观描绘，就显然平静刻板多了。

　　与张载同时的陆机尝作《行思赋》记其由洛返吴之事，以乘舟南下的行程为主体，动态而又多层次地展现出作者由洛水入黄河及一路南行的所见之景。该赋先从宏观处着眼，展现出洛黄交会的大场面：“背洛浦之遥遥，浮黄川之裔裔。遵河曲以悠远，观通流之所会。启石门而东萦，沿汴渠其如带。”[14](P306)句首一系列动词的使用营造出丰富的动态感。继而又将视野缩小至一叶扁舟，通过舟中人的所见所感反映周围环境变化：“托飘风之习习，冒沉云之蔼蔼。商秋肃其发节，玄云霈而垂阴。凉气凄其薄体，零雨郁而下淫。”秋风乍起，彤云密布，一阵寒意扑面而来，紧接着下起了连绵不绝的小雨。不仅有所见，亦有所感，天气和环境也处于不断地变化之中。紧接着，叙事空间再次转移到岸边水中的禽鸟上，“睹川禽之遵渚，看山鸟之归林。挥清波以濯羽，翳绿叶而弄音”。它们濯羽清波、弄音绿叶，场面如此鲜活，使凝重的环境也具有了生机。《行思赋》的这段景观从宏观地理到天气，再从人到禽鸟，无一不在动态的空间流动中完成。

　　谢灵运《归途赋》作于景平元年(423)九月，辞官永嘉太守北上返乡，路过缙云县缙云山之际。其辞云：“于是舟人告办，伫楫在川，观鸟候风，望景测圆，背海向溪，乘潮傍山，凄凄送归，愍愍告旋。时旻秋之杪节，天既高而物衰。云上腾而雁翔，霜下沦而草腓。舍阴漠之旧浦，去汤[阳]景之芳蕤。林承风而飘落，水鉴月而含辉。”[1](P304)如果说《行思赋》的作者隐在幕后，《归途赋》则通过“舟人告办，伫楫在川”将之引向台前，因而其后的所察所叹都直接由作者引出，更加凸显出叙事主体的主观意志，自然景观也不同于《行思赋》由“宏观—具体—更具体”那种循规蹈矩的空间方位，而表现出随心所欲的空间流动特点。这一秒还在认真地观鸟望景，下一秒就转向“背海向溪，乘潮傍山”的空间方位；这一秒还在叙述天高物衰、云腾雁翔、霜沦草腓的季节变化，下一秒又转向行旅上的去南返北，紧接着又变为“林承风而飘落，水鉴月而含辉”的动态特写。叙事主体的目光忽远忽近，所见所感皆成风光，没有常规可循，景物随作者的思维逻辑不断地跳跃流动，达到一种以心驭景、心动景动的境界。

　　总之，不论是从发生缘起、结构展开，还是内容的议史写景来看，汉晋纪行赋都与叙事有着难以割舍的关系。叙事虽不是纪行赋自觉的追求，却是其中潜在的传统。也正因此，纪行赋才逐渐突破传统赋体主客问答的套路、润色鸿业的趣味，开辟出一条以史写今、以心驭景的新路，为后世文学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叙事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