昝圣骞 吴妮妮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2012年8月27至29日，“2012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大学隆重举行。会议由中国词学研究会、武汉大学文学院、马来亚大学华人研究中心和湖北民族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联合举办，武汉大学文学院具体承办。来自两岸三地及日本、韩国的近130名专家学者云集珞珈山下、东湖之滨，交流最新研究成果，商讨热点难点问题，分享学术盛宴。

　　大会学术研讨部分由主题发言和小组讨论两部分组成。主题发言部分由刘扬忠、张宏生、曾大兴、诸葛忆兵等先后主持、评议，邓乔彬、孙克强、欧明俊、沈松勤等分别作了精彩发言。与会专家共分综合、唐宋、金元明清、近现代四个小组，在小组讨论议的基础上每组再推选一位代表于闭幕式上总结发言。专家们就词体起源、词谱词乐、词学文献、词史与词学史、词学与文化等方面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总结了词学发展的历史，反映了当下的词学景观和水平，也折射出了词学研究的未来走向。

　　综观提交的论文，在涵盖几乎所有词学领域的同时，又聚焦了不少词学研究热点、难点问题，体现了当代词学研究者的学术勇气和创新精神。

一 词体体制研究

与会专家学者们主要就词体起源、词谱和词乐等方面展开了讨论。关于词体起源，在难以发现新材料的情况下，研究者重在方法的建立与革新。王伟勇、薛乃文《从汉、胡音乐“三管”齐下的观点论词的起源》，将词体起源界为乐曲、文体、时代、场域及作者四方面，认为词体起源来自汉乐、胡乐和燕乐三者交互作用，由民间作者、文人、宫廷乐师共同努力，然后由文人专业化，发生在民间乐府渐渐律化的时期。曹辛华《从生成要素再论词体起源问题》认为词体生成问题包含音乐、乐府、格律、游戏四大要素，强调了词体起源于多种音乐形式提供的“格”与“律”，是乐府的“格、律化”，也是文人仿调、编码的游戏程序。

　　词谱与词乐也是词学领域历史悠久的固有议题。从提交论文来看，研究者眼界开阔，角度新颖，方法灵活。如王伟勇先生《闽南语歌、唱唐宋词析论》以台湾诗社诵、吟、歌、唱唐宋词法为“资料”，论证了以闽南语唱词的可行性和方法，并且当场演唱了《忆江南》等词，可说是既有理论又有实践，达到很高的专业水平。田玉琪《关于新词谱编纂的一点想法》，具体阐述了当代新词谱编纂的原则与法则，内容与体例，颇具启示性。

二 词体传播与接受研究

目前唐宋词的传播与接受仍是学者关注的焦点。谭新红《宋代的歌妓与宋词传播》，抓住“宋词主要是靠歌妓演唱的方式进行传播”这一核心事实，还原当时的历史与文化景观，讨论了歌妓唱词对宋词创作和传播的影响。以选本传播为视角，用“定量分析”的方法让事实说话的，有薛泉《宋人词选接受本朝词籍的文献价值》、邓建《宋代词选传播的特点与宋人心目中的宋词“名家”》两篇文章。薛文论证宋人词选是精确保存、传播宋词的重要载体与途径，邓文探讨了宋人自己心目中的大词人，从而揭示出宋代词学观念、审美理想与后世之间的传承与流变。个体传播与接受研究，集中在北宋苏轼、欧阳修等名家名作。如刘扬忠《东坡词从南宋到金元明清各代的传播与接受简史》，是其研究苏词传播与接受最新成果的纲要部分，文章要言不烦地勾画了千年苏词接受史的轨迹与关节。

　　此外，还有不少文章注意到不断拓宽和选取新的传播与接受场域。如钱锡生《唐宋词在韩国的接受探析》，样本还是唐宋词，传播环境则转到域外，视野开阔，丰富了域外汉学的研究。池田智幸《苏轼〈江神子〉(密州出猎)词的接受与评价——二十世纪中叶中国词学界发现的“豪放”词》，实际上考察了苏轼《江神子》的完整接受史，重点也放在了当代，提出了这首词在新中国成立后被“发现”的问题。蔡雯《奉为经典与承前启后——〈乐府补题〉接受史转变期论略》考察了《乐府补题》在清代中叶的接受情况。

　　传播与接受研究作为理论与方法，不应只是应用于唐宋词，样本的选择应该更宽广更丰富。张宏生《雍乾词坛对陈维崧的接受》，从记述迦陵其人、模拟迦陵其词、践行迦陵“词史”之说和以选本方式体认迦陵词风等角度，梳理了陈维崧在雍乾词坛的接受情况。文章提出了陈氏“词史”说在创作中的践行、陈维崧与浙西词派间的离合关系等问题，引人思考。当下词体传播与接受研究虽热，但不少文章有堆垛材料、理论性稍弱之失，张宏生此文可作为正面示范。

三 词学名家研究

从大会提交论文来看，名家词人如柳永、苏轼，词学史名家如王国维、夏承焘，依然是学者致力所在，但多另辟思路，力求创新。曹志平《苏柳对峙申论》从史料探析苏、柳二人建立各自词坛“阵地”的心理，以小见大，揭示出宋代词坛市民俗味与文人雅趣、传播性合乐歌词与抒情言志新诗体之间的文化矛盾现象。对于东坡词，近年来颇有学者从地域切入，拈出其“黄州所作词”，以见苏轼对词史的贡献和与黄州的关系;而方妙凤《余杭丰碑——论〈东坡乐府〉中的杭州书写》顺此思路观照坡词的“杭州书写”，认为其创作特色鲜明，并为提高词品、革新词风奠定了基础。

　　词学史名家方面，聚焦于王国维和夏承焘的文章引人关注。如彭玉平《境界说与王国维之语源与语境》是其王国维系列研究的新成果，通过梳理王国维对“境界”一词的使用与理解情况，揭示了“境界”在王氏著作中从地理学概念到哲学意义填充再到诗学范畴的发展历程。作者又从王国维自己创设的语境出发，申说了“境界”说的内涵及与“兴趣”、“神韵”诸说的关系。刘方《王国维〈人间词话〉研究的盲视与洞见——兼谈词学研究方法的突破与创新》，阐述了对“《人间词话》研究史”上“盲视”与“洞见”产生原因的理解，并上升到方法论的高度。同时，现代词学的另一位大家夏承焘也成为本次大会研讨的一个热点。朱惠国《论夏承焘的词学渊源及其对常州词派的扬弃》，探考了朱祖谋、况周颐到林鹍翔再到夏承焘的词学传承，并从词体寄托观、正变观、功用观等方面论证了夏氏扬弃常州派词学思想、自成一家的过程，是夏承焘词学研究的重要成果。胡可先《词学研究取向之省思:重读夏承焘〈唐宋词论丛〉》，整理了夏氏词律词韵词谱词乐之学。而这一选题来源于作者对当下唐宋词研究渐渐与音乐分离之现状的担忧，这应当引起关注。

四 词学文献研究

本次研讨会中文献研究内容涉及千年词史各个阶段，包括作家(年谱、交游、家世等)作品(校勘、笺注、辑佚等)的方方面面，不回避考证难点，兼有方法的总结。林玫仪《晚清许玉瑑罕见词籍之蒐集与整理:稿本〈诗契斋词钞〉与〈城南拜石词〉》，是作者整理晚清词籍文献的最新成果。经过对清代词学文献长期、细密地爬梳整理，林教授总结出“据人访书、因书知人”的研究方法，提出建立周详准确的亲友关系网络的重要性。孙克强《龚鼎孳词集版本考辨——兼及《全清词》龚词部分补正》指出，如果说“清词中兴”局面是浙西、阳羡等词家共同开创的，那么龚鼎孳的创作有开风气的意义。厘清龚词版本问题，就为进一步研究词史打下了基石。张仲谋《明词三考》从深细处切入，针对《诗馀图谱》、《草堂诗余》的有关问题进行考订，涉及域外汉籍、其他文学样式和家族词学研究，方法上颇有借鉴意义。

　　不少文献研究致力于宋代词学的精密化。王兆鹏《重回历史现场——辛弃疾生擒张安国始末考释》勾沉大量文献、细密考证了“辛弃疾生擒张安国”这一重要历史事件的始末原委，探析了此事对稼轩心态与仕途的影响，可称“知人论世”的示范之作。夏志颖《姜夔〈暗香〉、〈疏影〉三议》、孙虹《吴梦窗与李宗勉交游新证》也都是通过细读、精读文献，切实地解决名家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尤其是孙文考证梦窗三词皆为赠李宗勉之作，形成“自我完足的‘证据链’”，客观上提供了一种考证工作的思路。

　　有不少论文虽不属于专门的词学文献研究，却在新材料的挖掘和使用上颇有成效，实际上提供了词文献研究的新路径。如彭玉平对《人间词话》不同版本的考证研究，说明版本比勘不分古今，始终是文献研究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又如曾大兴《〈缪钺先生与曾大兴论词书〉及有关说明》和陶然《夏承焘〈洞仙歌〉词稿小札》，也是以新材料推进旧课题的研究，作者披露并探讨了缪先生在信札中提出的“王国维是给词带来第四次大变的人”这一话题，当会引发学界对王国维哲理词与缪氏词学的更多关注。

五 词史作家作品研究

本次大会数量最多的文章属于词体文学史研究。从时代分布来看，唐宋词研究与其他时代约各占一半，显示了较均衡的局面。在唐宋词研究业已十分成熟的背景下，不少文章致力于词史进程的深描和作品的多维解读。金贤珠《中唐民间词转化为文人词之考察——以题材风格为中心》从题材与风格两个角度，比较了中唐民间词与文人词之间的异同，直观、具体地描述了文人选取民间曲调、效法民间词进行创作时，将题材向爱情、咏物集中，将边塞题材转为南方都市，保留了清新、明快的风格，更加入了他们熟悉的写诗技法。这其实是具有文学史普遍意义的过程。沈松勤、楼培《词坛沉寂与南词北进——论宋初百年词坛的演进历程》描述了宋初南文北移、南北交融的社会文化生态背景下，发生了柳、晏、欧、张四大词人由南入北，使得汴京成为继西蜀成都、南唐金陵后的词坛中心，迎来了宋词的第一个高峰的演进历程。“花间”词人的研究成果已经十分丰富，而郭娟玉的《〈醉乡日月〉与皇甫松词》转换视角，从皇甫松残本笔记《醉乡日月》入手，探析其“醉乡”心态和文化品格，又考其存词还有作为“送酒著辞”和“并著辞令”的属性，有功于“唐词与酒令”研究。

　　近现代词人词作研究有不少成果呈现在本次研讨会上，尤其是民国词作为千年词史的结穴，也在逐渐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如金鲜《近代女词人吕碧城的羞耻感》以“羞耻感”和心理学理论探入吕碧城的特异人生和特异心理，有举一反三、以少总多之效。李剑亮《抗战时期高校迁徙与教授的词创作——以刘永济〈诵帚词〉为例》择国立武汉大学教授刘永济《诵帚词》为例，探讨抗战时期高校迁徙与教授词创作之关系，把握到了刘词兼有凄艳与沉健的特质的行程，见出特殊的时代对词体创作的影响。

六 词学理论研究

从大会提交论文来看，词学史及词学理论研究多数集中于词学昌明的清代及近现代，这一点跟词史研究中唐宋与元明清各占半壁有明显的不同。曹明升《雍乾学人群体与清代词学复兴的进境》紧扣当时词家的学者身份，从词体尊体、词史批评、词律词乐、学人之词四个方面阐述了雍乾学者群的词学观，指出其学术与词学相沟通的特点，是清词复兴的一大进境。杨柏岭《张惠言的词学史地位及其〈茗柯词〉之价值》从张惠言的学术历程、学术人格看其词学主张，展现了张氏词学在《词选》并序之外的丰富内容。

　　民国时期是词学进入现代化的时期，新旧交汇，百家争鸣，遂成为词学史研究的热门时段。本次大会也有不少相关的论文。如陈水云《东南大学与现代词学》是其“现代高校与词学”系列研究中的新成果，文章从导师——王瀣、胡先骕，领袖——吴梅，传承——国学研究会和《国学丛刊》，流派——“东南学派”等方面阐发了东南大学词学研究的特点、现代词学史地位和在词学现代转型中的作用。倪春军《词学传媒:期刊论文和词学话语》也是一篇彰显现代词学鲜明特色的文章，作者抓住现代学术期刊这一词学研究的新阵地，通过计量分析，拈出“30年代”、“青鹤杂志”等关键词，描画了现代词学在20世纪上半叶的发展轨迹。

　　词学理论研究方面，张再林《词史“尊体”说检讨》以苏轼、刘将孙、陈维崧、朱彝尊、张惠言、周济、王国维、胡适为主要节点，梳理了词学史“尊体”观的发展过程;王卫星《论词体正变观的基本类型》将词学史正变观分成“纵”(词与其他文体)、“横”(词体内部)两个体系，又细分为“弃横从纵”、“纵横并行”等五种。胡建次《中国现代词学中的词意论》是其词学理论命题研究的新成果，文章将现代词学家对词中之“意”的相关论述归纳为“意内言外”之说、意旨表达之法、意旨与创作之关系三方面，突显了现代词学的新变。

　　邓乔彬《唐宋词研究的回顾与前瞻》与欧明俊《口述词学史研究设想》是两篇重要的词学学研究成果。在外围(民俗学、叙事学、主题学、心理学、传播与接受等)与本体(词体体制、词乐、词学理论、词学学与学术史等)两大方面，邓文简明扼要地对唐宋词研究现有成果进行了回顾，对发展方向做出了前瞻，并且点出了词学文献学和词学文化学两个主要增长点。欧明俊借用西方口述史学理论，架构了口述词学史研究的理路与体系，还附录一份以采访马兴荣为例的通用访纲。这一提法受到与会专家的普遍赞同，期待能尽快付诸实践。

七 词学文化学研究

当下词学与文化沟通的领域越来越广，涉及到的词史、词学史问题也越来越多样，立足文学本位，以解决文学问题为目标的原则已成为共识。张惠民、向娜《唐宋妓乐文化与闺情词论纲》将词史范围缩小到“闺情词”，简要而不失系统地论述其在唐宋不同时期不同妓乐文化背景下受到的影响。赵赟《从后花园到西园:宋代私家园林词的新变及其意义》将文学融化在文化之中，透过宋代私家园林不同于以往山野、田园或者闺阁后花园，而是充满富贵承平气象和士大夫宴游之乐的“西园”这一都市文化背景，考察了宋代园林词摆脱晚唐五代词的纤靡绮艳而形成“宋调”的过程和影响。张文利《宋词与书院述说》从“词与书院”这一“冷僻”角度研究宋词几乎没有写到书院这一“冷僻”现象，从《乐府补题》中“余闲书院咏蝉”组词，揭示了南宋中后期书院功能的变化——从单纯作为读书养性的场所到成为士大夫游赏唱和的所在。叶晔《论明幛词的起源与演变》以幛词这一明代擅有的词体形式为研究对象，对其概念、起源、演变与文体重心进行了详实的考述。胥洪泉《满族女词人顾太清与全真教》考述奕绘、顾春夫妇与全真教的密切联系，信道行为与体道思想，在此基础上得出了顾春的诗词有重视精气神、追求清静之境、崇尚朴素之美等特征。

　　在文化视野下，从文学以外的视角进入，不仅仅是词体创作，词学理论也一样能得到更全面、更深入的研究。谢永芳《词籍禁毁与词学发展——以清乾隆朝为中心》梳理了乾隆朝以政治考虑为主因的词籍禁毁情况，考察了其对词学发展影响的双面性:一方面造成了乾隆词坛整体颓靡的局面，一方面客观上提供了总结前代词学以转变观念的时机。眼下诗乐一体论、诗书画一体论、词乐论研究都已较发达，而词论与书画论尚有较大的开拓空间。李连生《清代词论与书画论发微》以清代词论的关键词如“沉郁”、“勾勒”、“潜气内转”、“涩”、“拙”为例，探查了其在书画论(尤其是书法论)中的源头意义，及其在词论中的功能，颇有新见。

　　2012年8月29日下午，词学国际研讨会在浓厚热烈的学术气氛中圆满地落下帷幕。本次词学研讨会打造了一个高规格、高水平、高效率的学术交流平台，展示了海内外词学研究的深厚学术底蕴和研究水平，拓宽了词学研究的视野，加深了学者间的相互了解，促进了词学研究向纵深发展。

　　此外，本次大会推选王伟勇、朱惠国、孙克强、沈松勤、张仲谋、张宏生、赵维江、诸葛忆兵为中国词学研究会副会长，并增补沙先一 、杨伯岭、杨雨、欧明俊、曹辛华、彭国忠等六位理事为中国词学研究会常务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