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思豪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文学所，江苏 南京 230013)

　　扬雄在《法言·吾子》中有个有趣的假设:“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升堂入室”，典出《论语·先进》:“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升堂”即窥得夫子学说的门径，“入室”即得到夫子学说的真义。扬雄这个假设的前提是:如果孔子的学问用赋来表达，即赋作为宣扬孔子学说的载体，那么作为汉赋高手的贾谊、司马相如，肯定是孔门的杰出弟子。可惜的是，孔门并未用赋。但赋真的是如扬雄所说的“雕虫小技”，于经术无关，于大道无补吗?清人阮元《四六丛话序》云:“洎乎贾生、枚叔，并辔汉初;相如、子云，联镳西蜀。中兴以后，文雅尤多，孟坚、季长之伦，平子、敬通之辈。综两京文赋之家，莫不洞穴经史，钻研六书。”故赋虽是“雕虫绣帨”，亦是与经术同途。魏源《定庵文录叙》即说:“荀况氏、扬雄氏亦皆从词赋入经术，因文见道，或毗于阳则驳于质，或毗于阴则愦于事，徒以去圣未远，为圣舌人，故至今其言犹立。”经术与词赋皆归源于言，赋家从词赋入经术，亦是在化经术入词赋，以求有补于大道。陈棨仁在《冠悔堂赋钞叙》中盛赞汉赋，谓“孔门用赋，定在升堂入室之班”，有纠扬雄之偏意。

　　两汉之世，所撰文字，必缘经术，孔门师徒虽不用赋，但赋却广泛存在着孔门及其弟子所宣传的经义。《诗经》与汉赋，前者是一代经学的典型，后者是一代文学的代表，缘于《诗经》的文学元素，汉赋与《诗》的经、传传统的共生与兼容状态，尤为值得学界关注。

一 “传”与“赋”

“传”者，相对于“经”而言。“经”的初文是“巠”，本义是指布帛的纵线，《说文·糸部》云:“经，织，从丝也。”后引申为书籍、典籍，章太炎指出:“今人书册用纸，贯之以线。古代无纸，以青丝绳贯竹简为之。用绳贯穿，故谓之‘经’。经者，今所谓线装书矣。”先秦诸子著作，皆可称“经”，至两汉儒家独尊之后，“经”由多元化形态转为特指儒家经典，有了“六经”、“五经”、“七经”、“九经”之名。“传”是解“经”之作，王充《论衡·书解篇》云:“圣人作其经，贤者造其传，述作者之意，采圣人之志，故经须传也。”“传”与训解词语的训诂、章句、笺注又有所不同，主要用于阐释、发挥经义，马瑞辰谓:“盖诂训第就经文所言者而诠释之，传则并经文所未言者而引申之，此诂训与传之别也。”此种区别在东汉以前尤为明显，刘知几《史通·补注》云:“降及中古，始名传曰注。”“传”之初义之一为“言”，有描述、表达之意，《孙子·计篇》云:“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杜牧注:“传，言也。此言上之所陈，悉用兵取胜之策，固非一定之制;见敌之形，始可施为，不可先事而言也。”两汉“传”离经而好发挥，具有丰富经典内容、趋向史实叙述与文学描写的特征，章炳麟《国故论衡·明解故上》:“古之为传异于章句，章句不离经而空发，传则有异。《左氏》事多离经，《公羊》、《榖梁》二传亦空记孔子生。”确是。如《左传》即“以历史之事实解释《春秋》”，是“以史传经”的典范。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然睿旨存亡幽隐，经文婉约，邱明同时，实得微言，乃原始要终，创为传体。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于后，实圣文之羽翮，记籍之冠冕也。”《左传》以史实叙述传经。汉儒视《离骚》为“经”，据《楚辞补注》目录知:《九歌》至《九思》题下本皆有“传”字，故《九歌》等是屈原自撰之传;《九怀》以降诸篇乃后人赓续之传。《九歌》、《九怀》诸篇以文学描写传经，刘向编《楚辞》皆视其为传，明王世贞《楚辞序》即谓:“(刘向)尊屈原《离骚》为经，而以原别撰《九歌》等章，及宋玉、景差、贾谊、淮南、东方、严忌、王褒诸子，凡有推佐原意而循其调者为传。”传者言也，赋亦言而结文，皆为文学之一体。

　　“传”与“赋”的结缘，又源于“赋”与“傅”字，古字相通，而“传”与“傅”形近而转。这里关系到西汉时期的三篇作品:刘安《离骚传》、王褒《四子讲德论》和无名氏《神乌傅(赋)》。首先是刘安《离骚传》，有如下几则材料值得关注:

　　《汉书·淮南王安传》云:“安入朝……(武帝)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又献《颂德》及《长安都国颂》。”颜师古注曰:“传，谓解读之，若《毛诗传》。”

　　荀悦《汉纪·孝武纪》:“上(武帝)使安作《离骚赋》，旦受诏，食时毕。”

　　高诱《淮南子·叙目》:“初，安为辩达，善属文。……孝文皇帝甚重之，诏使为《离骚赋》，自旦受诏，日早食已。”

　　《太平御览·皇亲部一六·诸王上》:“初，安入朝，……(武帝)使为《离骚赋》，旦受诏，食时上。”

　　以上记载有两点大不同，一是《汉书》、《汉纪》、《御览》载刘安作《离骚传(赋)》是武帝时，而高诱却记在文帝朝;二是《汉纪》、《御览》和高诱均说刘安作《离骚赋》，而《汉书》称作《离骚传》。第一点有待求证。第二点，王念孙有详细辨析，其《读书杂志·〈汉书〉第九》曰:“传当为傅，傅与赋古字通。(注曰:《皋陶谟》:‘敷纳以言’;《文纪》‘敷’作‘傅’，僖二十七年《左传》作‘赋’。《论语·公冶长》:‘可使治其赋也’，《释文》:‘赋，梁武云:《鲁论》作傅’。‘使为《离骚傅》’者，使约其大旨而为之赋也。安辩博善为文辞，故使作《离骚赋》，下文云‘安又献《颂德》及《长安都国颂》’。《艺文志》有‘《淮南王赋》八十二篇’，事与此并相类也。若谓使解释《离骚》，若《毛诗传》，则安才虽敏，岂能旦受诏而食时成书乎?《汉纪·孝武纪》云:‘上使安作《离骚赋》，旦受诏，食时毕。’高诱《淮南鸿烈解叙》云:‘诏使为《离骚赋》，自旦受诏，日早食已。’此皆本于《汉书》。《太平御览·皇亲部十六》引此作‘《离骚赋》’，是所见本与师古不同。”王念孙主张刘安所作是约《离骚》大旨而作的《离骚赋》。刘勰《文心雕龙·神思》云:“淮南崇朝而赋骚”，似乎也认为刘安所作是赋，但《辨骚》又曰:“昔汉武爱骚，而淮南作传”。此种现象，范文澜解释云:“彦和不应先后矛盾。疑淮南实为《离骚》作传，略举其训诂，而‘国风好色而不淫’云云，是安所作传之叙文。班固谓淮南王安叙《离骚传》，是其证。东京以来，《汉书》传本有作‘传’者，有作‘傅’者，彦和两采而用之耳。”刘安究竟作“传”还是作“赋”，聚讼纷纭，无有定论。

　　其次是王褒《四子讲德论》。《汉书·王褒传》云:“褒即为刺史作颂，又作其传。”“传”，颜师古注曰:“解释颂歌之义及作者之意。”又《文选》载有王褒《四子讲德论》，其序云:“褒既为益州刺史王襄作《中和》、《乐职》、《宣布》之诗，又作传，名曰《四子讲德》。”王褒究竟作的是《四子讲德论》还是《四子讲德传》?民国学者啸咸《读汉赋》辨析道:“《王褒传》云:‘褒即为刺史作颂，又作其传。’(颜师古曰:解释颂歌之义及作者之意。)案王褒所作之传，即《文选》所载之《四子讲德论》;据《序》云:‘作传，名曰《四子讲德》’，则原题当为《四子讲德传》，犹淮南之《离骚传》也。淮南之《离骚传》，荀悦《汉纪·孝武纪》、高诱《淮南鸿烈解序》皆称为《离骚赋》，亦必据《汉志》言之(使称《四子讲德传》，亦必据《汉志》称为《四子讲德赋》，从可知矣)，是传亦谓之赋也。(《四子讲德传》，《文选》改题《四子讲德论》，收入论类，与赋别。案班固《离骚序》称淮南王安叙《离骚》者，据原题言之也。《文心·辨骚》称孝武爱骚而淮南作传，《神思》称淮南崇朝而赋骚，传赋二字错用者，一据原题，一据《汉志》故也。范君仲澐《文心雕龙注》谓淮南所作，实是《离骚赋》;又引杨君遇夫《读汉书札记》谓《离骚传》与《四子讲德论》文体略同，并非赋体，荀、高改传为傅云云，要皆不合。)二子所作，既同称为‘传’，则此体之文，在当日必尚有之;惜汉赋多不传，而传者又往往为后人所改(如昭明改《四子讲德传》为《四子讲德论》，改《洞箫颂》为《洞箫赋》，改《吊屈原赋》为《吊屈原文》，即其例)，致今日除《离骚》、《讲德》之外，号称为‘传’者不可复见，亦憾事也。”啸咸认为王褒《四子讲德论》即《四子讲德传》，亦是赋体。

　　再来看《神乌傅(赋)》。前引王念孙曰:“传当为傅，傅与赋古字通”，《汉书淮南王传》中的“离骚传”当为“离骚傅”，即“离骚赋”。扬之水《〈神乌赋〉謭论》一文认为:“今以《神乌赋》书作《神乌傅》之例论之，传、赋的公案大概可以得出正解——当推王念孙氏为卓见也。《神乌赋》以草书书简，虽其中有少量的字用了俗字，但多数通假字与今传世汉代诗赋中所用大致相同，傅、赋，也应在此例。”接着又从汉代，由于辞赋的发展，文、学两分的角度指出:淮南王安所作当为《离骚赋》，其“入朝面君，衔题作赋，自在情理之中，似无餖飣章句，为‘传’、为‘论’之理。”裘锡圭《〈神乌傅(赋)〉初探》一文也指出:“我们认为由于《神乌傅(赋)》的出土，可以肯定王念孙的意见是正确的，《汉书》原文应作‘傅’。”

　　我们觉得上述传、论、赋互混现象，并不是单纯的由形、音相近而导致的文字舛误或相通问题，而是由于汉代的一种文体混沌状态所致。汉代除以“赋”名篇的赋作外，还广泛存在着以论、解、传等形式存在的类赋之文(或名赋体文)，如司马相如《难蜀父老》、东方朔《答客难》《非有先生论》、扬雄《解嘲》《解难》之属。尤其是东方朔《非有先生论》，《汉书》本传、《文选》皆题作《非有先生论》，而任昉《文章缘起》“传”体下注曰:“汉东方朔作《非有先生传》”，当另有所本。又刘向《列女传》，《尹湾汉墓简牍》之《君兄缯方缇中物疏》载为:“《列女傅》一卷。”杜笃《论都赋》兼有赋与论的特征，后世的《纪征赋》、《序征赋》、《述征赋》、《述初赋》、《述行赋》等则又兼有赋与纪、序、述体的特征。《离骚传》、《四子讲德论》、《神乌傅》等篇，我们没有必要考证出它们究竟是“赋”体，还是“传”或“论”体，而视它们为具有“传”或“论”性质的类赋之文，也未为不可。我们在这里要强调的是“赋”也具有“传”体的性质，汉赋具有“依经立义”、“以赋传经”的特征。

二 汉赋用《诗》序、传语考释

汉代赋作与《诗》序、传文字的重复互见，是汉代以赋传经的一大征象。这里涉及到《诗经》学的一段公案:宋人叶梦得《经籍论》有云:

　　汉世文章未有引《诗序》者。魏黄初四年诏云:《曹诗》刺远君子近小人。盖《诗序》至此始行。

　　《曹诗》指的是《诗经·曹风·候人》诗，《毛诗序》云:“《候人》，刺近小人也。共公远君子，而好近小人焉。”《三国志》卷二《魏书》曰:“四年……夏五月，有鹈鹕鸟集灵芝池，诏曰:‘此诗人所谓污泽也。《曹诗》刺恭公远君子而近小人。’”叶氏此论吐露的学术信息有二:一是《诗序》至魏才通行，故为卫宏所作的可能性极大，此承郑樵疑《序》之风而起;二是认定汉世文章没有引用《诗序》的情况。果真如此吗?清人陈启源予以批驳，其《毛诗稽古编》卷九《鱼丽》篇云:

　　叶语非是。司马相如《难蜀父老》云:王者(一作事)未有不始于忧勤，而终于逸乐。此《鱼丽》序也。班固《东京赋》云:德广所被。此《汉广》序及《鼓钟》毛传也。一当武帝时，一当明帝时，皆用序语，可谓非汉世邪?

　　陈氏列举出司马相如、班固赋作用《诗》序例:司马相如《难蜀父老》载使者谓耆老大夫、缙绅先生之徒云:“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于忧勤，而终于佚乐者也。然则受命之符合在于此。方将增太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鸣和鸾，扬乐颂，上咸五，下登三。”《毛诗·小雅·鱼丽》序云:“美万物盛多能备礼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内，《采薇》以下治外，始于忧勤，终于逸乐，故美万物盛多，可以告于神明矣。”司马相如未知习何家《诗》说，但赋中之意与《鱼丽》序相契合则毫无疑问。班固《东都赋》云:“四夷间奏，德广所及。僸佅兜离，罔不具集。”《毛诗·周南·汉广》序云:“《汉广》，德广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国，美化行乎江汉之域，无思犯礼，求而不可得也。”又《小雅·鼓钟》:“以雅以南，以籥不僭。”《毛传》云:“为雅为南也。舞四夷之乐，大德广所及也。东夷之乐曰昧，南夷之乐曰南，西夷之乐曰朱离，北夷之乐曰禁。以为籥舞，若是为和而不僭矣。”需要补充的是:《文选》李善注:“《韩诗内传》曰:王者舞六代之乐，舞四夷之乐，大徳广之所及。”如班固习《齐诗》，则《齐诗》传、序中亦有此义。又清人姜炳璋《诗序补义》释《候人》诗有云:

　　《候人》四章，章四句。叶氏谓:汉世文章未有引《诗》序，惟黄初四年，有共公远君子近小人之说，盖卫宏《诗序》至魏始行。此说本之郑氏樵，然亦非是。按:张衡《西京赋》云:独俭啬以龌龊，忘《蟋蟀》之谓何。盖用《蟋蟀》序意也。

　　《蟋蟀》，《诗经·唐风》篇名。《毛诗序》:“《蟋蟀》，刺晋僖公也。俭不中礼，故作是诗以闵之，欲其及时以礼自虞乐也。此晋也，而谓之唐，本其风俗，忧深思远，俭而用礼，乃有尧之遗风焉。”张衡《西京赋》云:“独俭啬以龌龊，忘《蟋蟀》之谓何?”俭啬，节爱也。言独为节爱，不念《蟋蟀》诗所刺耶?清儒多以为张衡习《鲁诗》，疑《毛诗》与《鲁诗》序同。

　　清儒辑录汉世文章用《诗》序、传语甚多，笔者在梳理汉赋用《诗》材料的过程中亦有所得，略作疏释如下:

　　扬雄《甘泉赋》:乃搜逑索耦，皋、伊之徒，冠伦魁能，函《甘棠》之惠，挟东征之意，相与齐虖阳灵之宫。

　　案:此用《鲁诗传》例。扬雄在赋中希望以召公的仁德、周公的义行来感化天子，净化心智，垂恩天下，“函”、“挟”既有尊召公、周公而歌颂之之情，又有顺应万物之理，以古圣之道劝谏汉成帝之意。刘向《说苑·贵德篇》:“《诗》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传》曰:‘自陕以东者，周公主之;自陕以西者，召公主之。召公述职，当桑蚕之时，不欲变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于甘棠之下而听断焉。陜间之人皆得其所，是故后世思而歌咏之。……百姓叹其美而致其敬，甘棠之不伐也，政教恶乎不行。孔子曰:吾于《甘棠》见宗庙之敬也。甚尊其人，必敬其位，顺安万物，古圣之道几哉?’”王先谦《集疏》认为刘向从《鲁诗》说，所称的“传”即是《鲁诗传》。又《法言·先知篇》曰:“或问‘思斁。’曰:‘昔在周公，征于东方，四国是王;召伯述职，蔽芾甘棠，其思矣夫”，可为佐证。

　　冯衍《显志赋》:夫伐冰之家，不利鸡豚之息;委积之臣，不操市井之利。

　　案:此用《韩诗外传》例。《韩诗外传》卷四第十四章:“天子不言多少，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丧，士不通财货，不贾于道，故驷马之家不恃鸡豚之息，伐冰之家不图牛羊之入。千乘之君不通货财，……委积之臣不贪市井之利，是以贫穷有所欢，而孤寡有所措其手足也。《诗》曰:‘彼有遗秉，此有滞穗，伊寡妇之利’。”“伐冰之家”、“委积之臣”是指有高官厚禄的贵族家庭，这样的人家是不应该再贪求小鸡、小猪一类的市井小利。冯衍在这里是说自己不贪图利禄，有高善的德行节操，以致“历位食禄二十余年，而财产益狭，居处益贫”。“彼有遗秉，此有滞穗，伊寡妇之利”，语出《大雅·大田》，《毛传》:“秉，把也。”《郑笺》:“成王之时，百谷既多，种同其熟，收刈促遽，力皆不足，而有不获、不敛、遗秉、滞穗，故听矜寡取之以为利。”

　　马融《长笛赋》:澹台载尸归，皋鱼节其哭。……鱏鱼喁于水裔，仰驷马而舞玄鹤。于时也，绵驹吞声，伯牙毁弦。瓠巴聑柱，磬襄弛悬。

　　案:用《韩诗外传》典事，描写笛声充满义理，妙不可言。《韩诗外传》卷九第三章:“孔子出行，闻哭声甚悲。孔子曰:‘驱之驱之，前有贤者。’至则皋鱼也，被褐拥镰，哭于道旁。孔子辟车与之言，曰:‘子非有丧，何哭之悲也?’皋鱼曰:‘吾失之三矣……’”赋反用《传》意，写皋鱼闻笛声后会改变心情，节制哀哭，说明笛声饱含义理，使人得以适意。《韩诗外传》卷六第十四章:“昔者瓠巴鼓瑟而潜鱼出听，伯牙鼓琴而六马仰秣。鱼马犹知善之为善，而况君人者也?”笛声会引得鱼喁水面，驷马仰首倾听，而伯牙则毁掉古琴，瓠巴松开弦柱，他们都被美妙的笛声所吸引。

　　张衡《南都赋》:游女弄珠与汉皋之曲。

　　案:《文选》李善注引《韩诗外传》曰:“郑交甫将南适楚，遵彼汉皋台下，遇二女，佩两珠，大如荆鸡之卵。”这里借以写南都宝产众多，珍藏丰富。

　　傅毅《舞赋》序:臣闻歌以咏言，舞以尽意，是以论其诗不如听其声，听其声不如察其形。

　　张衡《舞赋》:歌以咏志，舞以旌心。(录自《补韵》卷一“咸”条)

　　案:此二例用《毛诗序》。《毛诗序》:“《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又《尚书·尧典》:“诗言志，歌永言。”均可知诗、乐、舞同是一源。傅毅发明《毛诗序》义，指出就情志而言，诗不如声(歌)，声(歌)不如形(舞)，舞蹈是最容易表达情意的艺术形式。

　　张衡《东京赋》:取之以道，用之以时。山无槎枿，畋不□胎。草木蕃庑，鸟兽阜滋。

　　案:此用《毛诗传》例。《文选》李善注:“毛苌《诗传》曰:‘太平而微物众多，取之有时，用之有道。’”是句出自《小雅·鱼丽篇》的《毛传》，今本作:“太平而后微物众多，取之有时，用之有道。”

　　以上数例引自《韩诗外传》以及《毛诗》、《鲁诗》序、传，而《齐》诗序、传以及《韩诗内传》因所知文献有限，其引用情况不得而知。如班婕妤《自悼赋》:“《绿衣》兮《白华》，自古兮有之”;崔篆《慰志赋》:“扬蛾眉于复关兮，犯孔戒之冶容。懿《氓》蚩之悟悔兮，慕《白驹》之所从”;班彪《北征赋》:“乘陵岗以登降，息郇邠之邑乡。慕《公刘》之遗德，及《行苇》之不伤”;班彪《北征赋》:“日晻晻其将暮兮，睹牛羊之下来。寤怨旷之伤情兮，哀诗人之叹时”;傅毅《舞赋》:“嘉《关雎》之不淫兮，哀《蟋蟀》之局促”;张衡《思玄赋》:“怬河林之蓁蓁兮，伟《关雎》之戒女”;张衡《东京赋》:“改奢即俭，则合美乎《斯干》”;蔡邕《青衣赋》:“《关雎》之洁，不蹈邪非”等等，皆有可能与各自所习的《诗》序、传有相承互见的地方，惜文献不足征，故不可考。

三 经、传思路与汉赋造作

张衡《南都赋》有云:“经论典训，赋纳以言”，汉赋创作不仅直接引用《诗经》的序、传，而且经学的经、传思路也直接影响到汉赋的创作。赋家们把作赋看作为经籍作序、传。《世说新语·文学》载孙绰语:“《三都》、《二京》，五经鼓吹。”究其意，清人朱凤墀《五经鼓吹赋》解释道:“京二册而都三篇，于五经之余得五。则且仿《易》之鸣豫以为则，奉《书》之依永以为型，采颂声于《诗》什，考乐记于《礼》经……盖其词尽切今，论皆稽古，经以开赋之原，赋亦为经之辅。”经为赋之原典，赋可与辅助解经的序、传等而观之。康绍镛《七十家赋钞序》:“盖赋者，《诗》之讽谏，《书》之反覆，《礼》之博奥，约而精之。”孙氏、朱氏、康氏之论是就五经总体而言，五经之中，《诗》与汉赋之间的关系最为紧密，清人潘世恩《瀛奎玉律赋钞序》云:“诗为赋之统宗，赋为诗之辅佐。”汉赋的创作与《诗经》的经、传思路最可作为典型来加以探讨。

　　《汉书·艺文志》载:“汉兴，鲁申公为《诗》训诂，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传”有四种思路:本经(《诗经》)、取史(春秋史事)、采子(杂说)、主文(发扬经义)，这与笺注、训诂本经义而说解不同，《四库全书总目》云:“其书(《韩诗外传》)杂引古事古语，证以诗词，与经义不相比附，故曰‘外传’。……班固论三家之诗，称其‘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殆即指此类欤?”缘于此，汉代赋家衍绎《诗》传的思路，创作的辞赋具有了经史结合、“以意逆志”的思路，比事属辞的风格以及主文谲谏的特征，以张超《诮青衣赋》为例，赋有云:

　　历观古今，祸福之阶，多由孽妾淫妻。《书》戒牝鸡，《诗》载哲妇，三代之季，皆由斯起。晋获骊戎，毙坏恭子;有夏取仍，覆宗绝祀;叔肸纳申，听声狼似;穆子私庚，竖牛馁己;黄歇子败，从李园始;鲁受齐乐，仲尼逝矣;文公怀安，姜诮其鄙。

　　《诮青衣赋》针对蔡邕《青衣赋》而作，引经据典，历数古今祸国乱家之女子。《尚书·牧誓》:“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牝鸡，母鸡，即指家里的女性，她们掌权则于家不利。《大雅·瞻卬》:“哲夫成城，哲妇倾城。懿厥哲妇，为枭为鸱。妇有长舌，维厉之阶。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匪教匪诲，时维妇寺。”《毛传》:“哲，知也。”《郑笺》:“哲，谓多谋虑也。城，犹国也。丈夫阳也，阳动故多谋虑则成国。妇人阴也，阴静故多谋虑则乱国。”《毛诗序》谓:“《瞻卬》，凡伯刺幽王大坏也。”张超赋合用《书》、《诗》义说有智谋而掌权的女人就像打鸣的母鸡、不祥的猫头鹰一样，是祸水之源，会颠覆国家，夏、商、周三代最后的灭亡都是由女人造成的。接着又举《左传》、《国语》、《史记》中所载骊姬乱晋事、仲康之子帝相事、叔向纳申事、叔孙穆子被其子竖牛饿死事、李园杀春申君事、孔子以大司寇行摄相事、晋文公重耳奔齐事来说明女子祸水论，说教意味浓厚，但经史结合的传统在赋中表现得极为鲜明。又云:

　　周渐将衰，康王晏起，毕公喟然，深思古道，感彼《关雎》，德不双侣。但愿周公，妃以窈窕，防微诮渐，讽谕君父，孔氏大之，列冠篇首。

　　《毛诗序》:“《关雎》，后妃之德也。……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也。”《后汉书·明帝纪》李贤注引薛君《韩诗章句》曰:“诗人言雎鸠贞洁慎匹，以声相求，隐蔽于无人之处。故人君退朝入于私宫，妃后御见有度。应门击柝，鼓人上堂，退反宴处，体安志明。今时大人内倾于色，贤人见其萌，故咏《关雎》说淑女正容仪以刺世。”张超赋中此段有关《关雎》之义的论述，王先谦认为是《鲁诗》说，即具有“以《诗》明事”(《毛传》)、“以《诗》证事”(《韩诗外传》)，诗史结合的经传传统。

　　又班彪《北征赋》云:“日晻晻其将暮兮，睹牛羊之下来。寤旷怨之伤情兮，哀诗人之叹时。”写作素材源自《王风·君子于役》:“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刘向《九叹·远逝》:“日晻晻下而颓”。赋将《楚辞》语句与诗体语句结合起来，用其辞，化其境，表达行役之苦，以刺时事。时运不济，事难逢时，《六臣注文选》张铣曰:“言思君子为怨旷，嗟行役为叹时，皆诗人之情也，”借《诗经》中诗人们的情感来哀叹自己的伤情，达到诗性的共鸣，同时又在“以意逆志”，对诗意有所阐发，孙执升评此赋云:“登山眺野，触目兴怀，虽铺叙寥寥，而哀音历落，具见《黍离》之感。”(转引自《评注昭明文选》)张紘《瓌(瑰)材枕赋》:“昔诗人称角枕之粲，季世加以锦绣之饰。”用《唐风·葛生》“角枕粲兮，锦衾烂兮”句。赋句中的诗人即指《葛生》诗的作者，他称赞用牛角装饰的枕头很灿烂，而末世又加以精致华美的丝绣来修饰。很明显赋中将《葛生》作为颂美诗看待，具有“以意逆志”的解诗特征。

　　汉赋中更是有全篇与诗旨相合者，如班婕妤《自悼赋》，宋人朱熹即认为:“作赋以自悼，归来子以为其词甚古，而浸寻于楚人，非特妇人女子之能言者，是固然矣。至于情虽出于幽怨，而能引分以自安，援古以自慰，和平中正，终不过于惨伤。又其德性之美，学问之力，有过人者，则论者有不及也。呜呼，贤哉!《柏舟》、《绿衣》，见录于经，其词义之美，殆不过此。”王士禄《宫闺氏籍艺文考略》引《神释堂脞语》曰:“班姬二赋……《自悼》则《小雅》之苗裔。”又傅毅《舞赋》，张惠言评曰:“序既分别雅郑，赋复先拟醉状，明此为淫乐，所以示戒，诗人‘宾筵’之意也。”即谓如《舞赋》与《宾之初筵》为刺时而作，异曲同工。这些赋全篇都在铺衍诗旨，故宋人龚鼎臣谓:“赋亦文章，虽号巧丽，苟适其理，则与传注何异?”

　　汉赋综采经史，参会诗旨，其目的在于劝谏，扬雄《河东赋》铺陈汉成帝祭祀后土之盛况后，末云:

　　建《乾》《坤》之贞兆兮，将悉总之以群龙。丽钩芒与骖蓐收兮，服玄冥及祝融。敦众神使式道兮，奋《六经》以摅颂。隃于穆之缉熙兮，过《清庙》之雍雍，轶五帝之遐迹兮，蹑三皇之高踪。

　　这段话全用《周颂》中的言辞与义理，表面上是颂扬汉成帝的功德，其实是借宗周来寓讽谏之意。我们应注意每句话前的动词“敦(督促，劝勉)”、“奋(发扬)”、“隃(超越)”、“过(超过)”、“轶(超越)”、“蹑(追踪)”，扬雄认为汉朝的宗庙祭祀，宫殿建设比之周朝已经过了，过犹不及，颂中实讽，且与赋序相呼应:“其三月，将祭后土，上乃帅群臣横大河，凑汾阴。既祭毕，行游介山，回安邑，顾龙门，览盐池，登历观，陟西岳以望八荒，迹殷周之虚，眇然以思唐虞之风。雄以为临川羡鱼，不如归而结网，还，上《河东赋》以劝。”徒有祭祀的排场和仪式还不够，要有实干。凌稚隆评曰:“雄意临川羡鱼，不如归而结网，盖望帝之自兴至治，以臻帝皇也。‘轶五帝’、‘蹑三皇’四句，正以此意讽帝云。”(引自《汉书评林》)以经词经语铺展成文，借此以谲谏成帝，鼓励其效法前代圣贤，这种写法在司马相如《上林赋》中已有体现，其云:

　　

　　姚鼐于扬雄《河东赋》后评价《上林赋》中的这段话云:“《上林》之末有‘游乎六艺之囿’及‘翱翔《书》圃’之语，此文法之借行游为喻，言以天道为车马，以《六经》为容，行乎帝王之途，何必巡历山川以为观乎?”《上林》、《河东》二赋谲谏之途径皆是借助于经文经语的展开，其目的与手段和毛传、郑笺无异，清人黄廷枚《同工异曲赋》(以相如子云同工异曲为韵)云:“卿云兼丽，既互播声，……几等孔郑之笺注，又似马班之作史。”确为深论。正因为如此，刘勰《文心雕龙·事类》指出崔駰、班固、张衡、蔡邕赋均有“捃摭经史，华实布濩，因书立功”的特点，枚乘即导其源，《七发》云:“于是使博辩之士，原本山川，极命草木，比物属事，离辞连类，浮游览观”，其目的与意图与诗的传、序旨意如出一辙，李慎嶶《吴正仪事类赋赋》(以成赋百篇辞约事备为韵)云:“属辞比事，研都炼京……刻画乎鸟兽虫鱼，参郑氏笺诗之例。”汉赋比事属辞与《诗经》主题多有互文，详见后论。

四 后世经解的汉赋利用——以《关雎》为例

汉人通经致用，无人不以经学为尚，故两汉文章辞赋均本之《六经》，皆可作经说读。清人宋绵初《韩诗内传征》自序云:“承学之士抑又忽诸两汉文章、六朝词赋艺林诵习中间引用事典，每与今训枨触，不考《韩诗》，则古书之义多不可得而通也。”阅读汉魏文章辞赋，必须借助《韩诗》等古代典籍以求得畅达，相反，考据经文释意，两汉词赋文本亦多可参照。下面以《关雎》诗作为个案略作申发，资以考鉴典范意义。

　　一是关于《关雎》诗的篇名篇意解释。

　　这又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即蔡邕与张超关于“青衣”女之争，皆以《关雎》诗为道德准则展开。蔡邕《青衣赋》云:“叹兹窈窕，产于卑微。盼倩淑丽，皓齿蛾眉。玄发光润，领如螬蛴。……修长冉冉，硕人其颈。……《关雎》之洁，不蹈邪非。”言青衣女不仅容貌美，而且德行美，乃“宜作夫人，为众女师”，与孔子“思无邪”之旨相对应。前揭张超《诮青衣赋》“周渐将衰……列冠篇首”一段，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三曰:“近世说诗者，以《关雎》为毕公作。谓得之张超，或谓得之蔡邕，未详所出。”“《关雎》为毕公作”说，或即本于此。惠栋《毛诗古义》以为是，且考之曰:“其文云‘康王晏起’，与《鲁诗》同。‘深思古道’，又同《韩诗》。超，汉末人，范书有传。《古文苑》云:‘蔡伯喈作《青衣赋》，志荡词淫，故张子并作此以规之。’邕赋亦载集中，无毕公作《关雎》语。”又诗以“关雎”为名，是随意撮取首句二字为题，还是以“关雎”为鸟名而名篇呢?若以《诗经》命名常例，此诗当命名为“雎鸠”，如“采采卷耳”、“呦呦鹿鸣”取篇名为“卷耳”、“鹿鸣”等。考张超赋意，此处“关雎”已作为鸟名运用而成为诗之篇名。东汉彭城相缪宇墓前室西横额刻有鸟鱼图，题曰“关雎求鱼”，即是一佐证。

　　汉赋化用《诗经》具有以“传”解“经”的特征，后人解经对此当不会忽视。王念孙在探究《关雎》诗旨时，也对汉赋文本引用事典的旨意颇为关注，如在讨论《汉书·杜周传》之“《关雎》之见微”条曰:

　　钦以建始之初，深陈女戒终如其言，庶几乎?《关雎》之见微。师古曰:“《关雎》，《国风》之始。言夫妇之际，政化所由。故云‘见微’，微，谓微妙也。”念孙案:师古说见微之义未确。上文钦说大将军凤曰:“佩玉晏鸣，关雎叹之，知好色之伐性短年，离制度之生无厌，天下将蒙化，陵夷而成俗也。(《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曰: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李奇曰:后夫人鸡鸣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诗人叹而伤之。薛瓒曰:此《鲁诗》也。此云《关雎》见微，即指上文言之，用《鲁诗》说也。睹佩玉晏鸣，而知治化之将衰，故曰见微。冯衍《显志赋》亦云:美《关雎》之识微兮，愍王道之将崩。

　　“怬河林之蓁蓁兮，伟《关雎》之戒女”。旧注引《关雎》首章四句，又曰:“伟，异也。”《张衡传》注曰:“伟，美也。”念孙案:李贤训伟为美，是也。戒女二字，诸家说之未明，今案:《汉书·杜周传》杜钦说“大将军凤曰:佩玉晏鸣，关雎叹之，知好色之伐性短年，离制度之生无厌，天下将蒙化，陵夷而成俗也。故咏淑女，几以配上，忠孝之笃，仁厚之作也。”李奇曰:“后夫人鸡鸣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诗人叹而伤之。”薛瓒曰:“此鲁诗也。”《后汉书·明帝纪》注引薛君《韩诗》章句曰:“人君退朝，入于私宫，后妃御见，去留有度，应门击柝，鼓人上堂，退反晏处，体安志明，今时大人内倾于色，贤人见其萌，故咏《关雎》，说淑女，正容仪以刺时。”如鲁、韩诗说，则《关雎》所以申女戒，故曰伟《关雎》之戒女，《杜周传》赞云:“钦以建始之初，深陈女戒，庶几乎《关雎》之见微”，义与此同也。

　　张衡《思玄赋》以为《关雎》旨在“申戒女”，此与鲁、韩之说同义。

　　二是关于《关雎》诗的诗性解释。

　　《关雎》旨意，《毛诗序》曰:“《关雎》，后妃之德也。”《郑笺》曰:“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也。”皆是从经义角度论说诗旨，上文所引冯衍《显志赋》、张衡《思玄赋》亦然。值得注意的是，汉赋文本中还饱含着对《诗经》作为文学作品的诗性理解，明人陈耀文对此有论述，其《经典稽疑》卷下“关关”条曰:“……扬雄《羽猎赋》:‘王雎关关，鸿雁嘤嘤，群娭乎其中。’师古曰:‘娭，戏也。’《选》作‘娱’，五臣作‘嬉，乐也’。张衡《思玄赋》:‘鸣鹤交颈，雎鸠相和。处子怀春，精魂回移。’《归田赋》:‘王雎鼓翼，仓庚哀鸣，交颈颉颃，关关嘤嘤。’《郑笺》:‘挚之言至也，谓王雎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别。’《尔雅翼》云:‘夫曰相和，曰交颈，盖尝乘居而匹游矣，乌在论其有别耶?则古之说诗者，与此异矣。’且后妃之意，方将乐得淑女与其君子相与，如雎鸠之相顾，岂暇言其别?且云‘群娭’似亦并游而相狎矣，安知其性然耶?”以扬雄、张衡赋化用《诗经》语句来质疑《毛序》、《郑笺》之说，重新发掘《关雎》诗的诗性价值。

　　正因为赋家对以“传”解“经”的发挥，丰富了《诗》义的表现情趣，也增添了文学创造的形象性，以致后世经学家论《诗》，反过来引述汉赋以推阐《诗》义。如胡承珙《毛诗后笺》论述《关雎》诗云:

　　扬雄《羽猎赋》云:“王雎关关，鸿雁嘤嘤。群娭乎其中，噍噍昆鸣。”张衡《思玄赋》云:“鸣鹤交颈，雎鸠相和。”又《归田赋》云:“王雎鼓翼，仓庚哀鸣。交颈颉颃，关关嘤嘤。”此所谓雌雄情意至者也。……张超《诮青衣赋》云:“感彼《关雎》，德不双侣。”此即所谓有别者也。

　　引述扬雄、张衡、张超赋语以解《诗》义，其本身就具有以作为文学文本的汉赋引述与传播《诗》义来论证《诗经》的经义与诗性之关联价值。

　　三是对“窈窕”、“好逑”等词语的解释。

　　《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毛传》云:“窈窕，幽闲也。淑，善;逑，匹也。言后妃有关雎之德，是幽闲贞专之善女，宜为君子之好匹。”《郑笺》:“怨耦曰仇。言后妃之德和谐，则幽闲处深宫贞专之善女，能为君子和好众妾之怨者。言皆化后妃之德，不嫉妒，谓三夫人以下。”

　　《毛传》以“幽闲”释“窈窕”，其下又以“贞专”足成其义，这是《毛诗》义。《郑笺》始增入“深宫”字，以“窈窕”为“居处”，这是后话。王逸《楚辞·九歌》注引诗曰“窈窕淑女”，并训“窈窕，好貌”，《广雅·释诂》:“窈窕，好也”，王先谦《集疏》认为“此鲁说也”。《文选》颜延年《秋胡诗》李善注引薛君《韩诗章句》曰:“窈窕，贞专貌。”正与毛同，皆以“窈窕”指女之德容言之。《汉书·匡衡传》:“故《诗》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贞淑，不贰其操，情欲之感无介乎容仪，宴私之意不形乎动静，夫然后可以配至尊而为宗庙主。此纲纪之首，王教之端也。”王先谦《集疏》云:“曰‘贞’、曰‘不贰’，即‘贞专’之义，明齐、韩说同。”汉赋中“窈窕”一词多次出现，如班固《西都赋》:“窈窕繁华，更盛迭贵”;边让《章华台赋》:“尔乃携窈窕，从好仇”;张超《诮青衣赋》:“但愿周公，配以窈窕”等，胡承珙认为:“凡此皆不以‘窈窕’为‘居处’”，故“《郑笺》始增入‘深宫’字，以‘窈窕’为‘居处’。而《正义》遂以深宫之义被之《毛传》，非也。”又班婕妤《捣素赋》云:“若乃窈窕姝妙之年，幽闲贞专之性。”“窈窕”即是“幽闲”、“贞专”，不见“深宫”、“居处”之意。张衡《七辩》:“西施之徒，姿容修嫮。……淑性窈窕，秀色美艳。”王逸《机妇赋》:“尔乃窈窕淑媛，美色贞怡。”“窈窕”与“淑”同义，好也。

　　又《关雎》:“君子好逑。”《毛传》:“逑，匹也。”《郑笺》:“怨耦曰仇。”《毛诗》作“逑”，《郑笺》作“仇”，《毛传》、《郑笺》不同。边让《章华台赋》云:“尔乃携窈窕，从好仇。”(录自《后汉书·边让传》)王棻《君子好逑解》曰:“考《后汉书·边让传》‘携窈窕，从好仇’，嵇康《琴赋》‘要列子兮为好仇’，又《赠秀才入军诗》‘携我好仇’，历观汉魏诗文其用‘好仇’二字，皆从毛义，无用郑义者，则《笺》说之非可见。”笔者案:遍考《毛诗》，《兔罝》:“赳赳武夫，公侯好仇。”《郑笺》:“怨耦曰仇。”《无衣》:“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宾之初筵》:“宾载手仇，室人入又。”《皇矣》:“帝谓文王，询尔仇方，”等等，均可证逑匹之“逑”，《毛诗》皆作“仇”，今作“逑”，盖为后人私改。王先谦《集疏》谓:“鲁、齐‘逑’作‘仇’”。边让盖用《鲁》或《齐》文。

　　清儒魏源《诗古微》有云:“夫诗有作诗者之心，而又有采诗、编诗者之心焉;有说诗者之义，而又有赋诗、引诗者之义焉。……序诗者与作诗之意，绝不相蒙，作诗者意尽于篇中，序诗者事征于篇外。”汉代赋家以“赋”传“经”，比拟于《诗》之“作诗之意”与“序诗之意”，即赋家既有作赋主文之心，又有以赋传经之意，不同的是《诗经》的“作诗者”与“序诗者”角色分开，由两种人分担，而汉赋作家将二者的矛盾融汇至一身。作赋主文，比事属辞，注重赋作为描写层面的诗性因素，或描绘恢弘世界的盛事，或书写自己的一己之情，这是承续于《诗》而赋予赋家的天性，是为才识;以赋序经，或讽谏，或颂扬，成为“雅颂之亚也”，这与汉代《诗》序、传旨意同归，是特定的社会政治学术环境给予赋家的天职，是为学识。二者在矛盾中又相互交融汇合，赋家化用、摘引经史之文，除“宗经述圣”、阐扬经义外，还以此襄助自己作品的文采以成巨集篇，刘勰《文心雕龙·才略》云:“自卿(司马相如)、渊(王褒)已前，多役才而不课学，(扬)雄、(刘)向以后，颇引书以助文，此取与之大际，其分不可乱者也。”刘勰独具慧眼，洞识其中奥妙。可以说，汉代赋家最大的贡献就是“融经铸史”，以卑下的“倡优”身份描摹现世社会的礼典风俗，对经典进行文学化的改写，建构起了以赋传经、以经尊赋的传统。后世文人复古归附秦汉，看重的也即是秦汉文章“融经铸史”——文学化的处理经典的能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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