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摄影/ 韩雨照片由时尚芭莎提供
刘艳按语：
原发《花城》杂志长篇专号（总第3期）2021年秋冬卷头条的严歌苓长篇小说《蜃楼》，是居住在海外的严歌苓写作的较为少见的现实题材作品。这让笔者也想到了严歌苓约15年前出版的现实题材小说《赴宴者》。长篇小说《赴宴者》其实也是严歌苓的首部英文小说（先是英文版，然后被译者翻译成中文），18.7万字，英文版出版于2006年，中文版是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1月首版，郭强生译。《赴宴者》获2006华裔美国图书馆协会“小说金奖”和2009年《当代》年度长篇奖。还曾被海外广播电台“每晚一本好书”选中作有声书的连播。
刘 艳：2019年2月9日，笔者与您曾经就《赴宴者》作过沟通和交流。《赴宴者》寫的是社会上曾经存在的一类人物的故事和一种社会现象——他们以虚假身份到各个宴会上去混吃混喝、骗吃骗喝这样一种现象。您当时讲道，在20世纪90年代末至2000年那个时间段，“宴会虫”是一种现象，央视的“焦点访谈”还专门做过一期节目，讲这样一个“宴会虫”的故事，结局是他被判了十年刑。而且据他口述，他每到一个宴会，都能够发现多位跟他一样混吃混喝的“宴会虫”。您还讲道当时是陈冲先看到有这么个访谈节目的，她提醒您赶紧去看一下这个节目，她连称这个节目特别有意思，甚至认为可以做一个很好的电影。然后您就通过自己的经纪人，把这个节目的带子从央视要过来了，看了好多遍。您还清楚记得节目讲述的对象和故事的主角——这个“宴会虫”竟然自带幽默，即使他因为自己的行为已经在监狱里了，他的言语还是表现出一种幽默感。①
《赴宴者》小说故事开始不久的一段话：“直到二〇〇〇年五月的这个将要在他生命中出现转折的早晨，吃宴会成了他的正经营生，日子过得挺滋润。他站在淋浴的水流里，还在回味昨天的午宴。”② 这里的情节和小说结尾，故事主人公董丹身陷囹圄，接受了一个访谈节目主持人的采访——似乎正好对应了您所讲的故事的素材和灵感来源是央视的那个“焦点访谈”节目。
您还能更多地回忆一下当时看到央视“焦点访谈”这个节目时的感受吗？包括您当时为什么能够迅速捕捉到这样一个写作题材？您觉得最让您感兴趣、激发您写作愿望和写作激情的“点”是什么？包括陈冲本人是怎么和您交流这个节目和这个人物故事的，也可以回忆一下。
严歌苓：是的，我当时是听陈冲说的。但是现在陈冲或许有什么顾忌，就不想让我在我的访谈中提到她……大家都很希望外界对自己注意力少一点。我现在先做个解释，那么我就说是一位朋友告诉我的。
对，我首先听到这个事的时候，我觉得让我最感兴趣的是这件事的荒诞。我没有看到直接播出的这期“焦点访谈”，那么我就请我的代理人、经纪人李尔葳去中央电视台把这个带子给我找来了，所以我就在家里放，一遍一遍地放，我一遍一遍地笑。这个人已经变成囚犯了，把他作为一个囚犯从监狱里提出来，然后让他回答这些问题。他有很多时候就是忘掉他自己的这个身份，所以他就有很多很可笑的回答，比如他说，你看他们搭台，我唱戏。他说我们都是混吃的“宴会虫”，他说一个宴会上我一眼就能看出来起码有三四十个像我这样的“宴会虫”。他说同行一般都能发现自己的同行，类似这样的话，我就觉得更加重了这个荒诞感，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在办各种各样的记者招待会，最盛的时候实际上是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后来也就再没有这种特别夸张的现象了。
刘 艳：2019年我们聊《赴宴者》的时候，您讲道，后来您找了一个人，介绍您去找一个专门给人家办这种会的——办新闻发布会和这种宴会的公司。而那个人还带着您一起跑了一些会，体验如何当一个“宴会虫”：您当时用了一个名片，就装作是一个“记者”，就去吃。③
请问这是真的吗？真的很难以想象，或者说是超乎想象，一位小说家，为了体验真实的生活，为了写作，能够有这么大的付出和牺牲——冒险去像“宴会虫”一样体验怎样在宴会中混吃混喝。能详细回忆一下当时的情景和都发生了哪些有趣的故事吗？当时有没有参加宴会的人，对您的身份产生过怀疑或者是疑问？您是怎么应对可能遭遇的盘问或者是身份暴露等意外情况的？
严歌苓：后来我就通过我记得当时是在报纸工作的——不知道是哪位朋友——我现在也记得不是很清楚，我托了不少朋友去帮我找这种举办、承办这些记者招待会，承办宴会的这种朋友。就找到了这么一个，他说他的公司就是经办这种会的，而且他把我约到的是一个按摩院。按摩院的下午，白天是没什么人的，所以他就在那儿跟我谈了很多，就是怎么办会，然后我就记得他的样子，就是比较瘦小啊，也很健谈，侃侃而谈，跟我讲了很多怎么样去办会。他说他也明白有很多人是在里面混吃混喝的。
我问他最近有没有这种招待会，他说有啊，就带我去了两三个会。应该是三个会。去时，你就把一个名片交给那个一张长桌子，上面摆着花儿啊，你走过去把那个名片放在那儿，他们看一下，然后你就进去了。我倒是没领到那个车马费，但是如果说他们给我，我肯定也不会要，对吧。进去以后呢，那个时候我去做research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已经不是很盛行吃喝了，我是在2004年或者2005年的时候去亲身体验和考察的，还是有一些吃的宴会，但不是很多。
因为当时我们家已经搬到非洲去了，所以回中国去参加一下这样的会呢，真的是觉得特别荒唐。就是因为我从一个非常饥饿的、像非洲那样一袋大米都是贵重的礼物那样的地方，回到了中国，看见记者们还可以到这种记者招待会去吃啊什么的，我想这种会要是在非洲的话，还不定得混进多少宴会“虫子”呢。
对我来讲，我觉得这是特别能代表一种社会现象的一个故事吧。因为这个记者招待会上，你可以接触到各种各样、对社会各个阶层了解的一些记者，而且这种接触可以发现就是在新闻界的一些腐败，或者存在不真实报道什么的。由于这个宴会“虫子”他发现了这些，所以他倒是被人家逼成了一个记者，混吃的他倒是想真正地来写一点，反映一点这种误把他当真记者而直接来找他伸冤的一些人的真实情况。
刘 艳：您在《赴宴者》后记中写道，您不止是想逼自己一回，要对自己在美国学了几年的英文文学创作有个交待，这次逼自己用英文写作，还发现了自己另一项潜能——性格的潜能。小说出版后，读者反馈被您的冷面幽默逗得发笑。“原来我可以很幽默，原来我有一种引人发笑的叙事语言。其实不止这些，我还发现了一个带些美国式粗狂、调侃的严歌苓。”④
您讲过，您看的央视“焦点访谈”节目中的那位“宴会虫”就是即使身在狱中也是自带幽默的。是不是他的这种不可思议的幽默，激发了您性格里不动声色冷面幽默的那一面？您还记得在《赴宴者》里，您在哪些地方或者说有哪些情节、细节化叙述，表现出了自己的幽默？这种幽默除了符合这篇小说人物角色身份的需要及设定，也有來自您当时在美国已经待了六七年，受周围环境和受先生、家人影响的因素吧？
严歌苓：我好像把前面两个问题连起来回答了。非常巧的就是，有一次我在北京大学演讲，然后呢，就有一个人拿着一张小纸条来找我，他说，我就是你写的那个“宴会虫”。哎，我一看他的脸，真的就是“焦点访谈”上被访谈的那个“宴会虫”。我说你出来啦，他说，啊，我出来了，我还提前了一点时间出来了，因为我表现好。OK，我说那你出来了，现在在做什么呢？他说，我现在在做跟影视有些关系的事儿。哎，我就笑起来了，我说真的吗？他说是的。
我发现这个人呢，虽然他是一个非常非常边缘的——可以说是就像社会上的这种小反派吧——当时他混吃混喝，是一个处于社会特别边缘位置的那种小爬虫式的人物，但他确实是个很聪明的人。他跟我说，假如你要做影视的话，我还有大量的细节想告诉你。我说好啊，可是后来那个影视也没有做。就是那个阶段吧，当时我在北大演讲的时候，有人来买版权，大概有两家公司要买这个版权，想做一个喜剧。我就让他把电话给我留下。我现在还留着他的电话号码。我想一旦以后还有可能去做更深层的采访的话，我还会去找他采访的。
我当时还问他，我说你觉得我写的你，写得像吗？他说写得很像，所以他一听说我在北大演讲就赶过来参加，挺有趣的。我觉得真的是很多时候都好像有冥冥的一种力量在助我一样。包括我写完《老师好美》，也有学生，有两个学生是那个贵阳六中的，就是原始素材发生、原始故事发生的那个学校，他们已经到北京来上大学了，他们就跟我讲到我写的那个女教师当下的一些情况。然后我说我是不是把你们的老师写得挺美的，他们说是是是，说其实我们大家在做她学生的时候，也确实觉得她是个好老师。
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其实我真的是课下做功课，下功夫去做这种调研，是很认真很认真的。当然了，也没有什么“被识破”，我去装记者的时候也没有人识破。我觉得他们确实是管得挺松的，特别巧的是有一份报纸上还专门写了这种现象，我也把那张报纸剪下来了。真的特别特别的巧，竟然会被我看到这张报纸。这张报纸就是我在飞机上随便看的时候看到的，然后我就把报纸剪下来了，现在我还留在身边。就是说，像这种一个会议上，一般都有四五十个人其实就是“宴会虫”吧。
我在学校的时候，其实每堂课都有即兴写作，尤其是如果我们上的是创意写作的话。但是我们这个创意写作课时长非常长，有的时候是两节课放在、连在一起上。因为毕竟要在课堂上写作和在课堂上念自己上一堂课写的东西，还有互相评论啊，所以课时特别长，大概加在一起会有1个小时40分钟或者1个小时50分钟这么长。其实当时我已经能够用英文来写进行小说创作，所以我的教授对此印象很深，他说其实你在课堂上写的都挺好的，你为什么不就此写一些英文的小说作品呢？
我一直是跃跃欲试，但一直都没觉得有那样的一个动力，因为我当时在中国台湾的出版和中国香港的出版，已经可以提供给我比较稳定的收入。还有就是得奖什么的，我当时没有特别大的动力来尝试英文写作。一直到我们到了非洲，大把的时间花不完，我才想那何不就此利用这个时间来进行一次英文小说的创作呢？反正无所谓嘛，成与不成都是无所谓的。当时在当地没有电影看，没戏看，也没什么地方好逛，对吧？那就只能把时间用在写作上。
当时我正好发现了这样一个题材——“宴会虫”这个题材，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我英文所受到的很大的影响，来自我的先生。他的语言就特别幽默，经常讲一些匪夷所思的冷笑话，我挺受他的影响的;另外其实在我的性格里也有一种比较宁静的这种幽默，我的幽默大部分是自嘲和反讽吧。我觉得我在《赴宴者》这个小说里面写“宴会虫”的故事呢，就非常放松大胆，反正我想，这个小说要是不成，也就算我给老师的一个回答吧。
心里想算是给两个最爱我的教授的一种回报，所以我也没有特别大的负担，就开始写这个小说。比如说我在小说里是用了一些我自己发明的词，我说董丹他去那个洗脚房洗脚的时候，发现那个脚盆是套着一层塑料薄膜，我先生说这里我用英文的词，是说这个盆是被Condom的，就是说是被套保险套的。其实这个Condom呢，是一个名词，我把它用成一个动词，哎，我先生看的时候就笑起来，说这个是你发明的，但是是可以通过的（在英文表达里）。这就幽默了一下子——把洗脚的这个过程、洗脚的这个器具。
小说里面还有一些细节，比如说董丹夫妇在工厂顶楼的这个房子居住，就是那个楼顶层上面的偷电偷水烧饭洗澡和用偷来的水冲刚如厕过的下水道。然后我就说，也就是隔着一道水，那边儿是吃的，这边儿是拉的，洗菜也是它，洗澡、冲便也是它，就是一个下水道，一道水就隔开了这个吃的和拉的、干净和龌龊的、污秽的。“水真是好东西，几秒钟内就把污秽和洁净分隔开来。”所以我就写了这些地方。我英文小说的那个编辑（在美国那个编辑权力非常非常大），他看完以后，笑得不得了，他说我的这种幽默在英文里面叫“Deadpan humor”（冷淡的幽默、冷面笑话、面无表情的幽默），就是人家笑你不笑，就是你自己是一本正经地来讲这个很可笑的事情。
所謂的“Deadpan humor”，就是叫冷面滑稽、冷面幽默吧，他说他可以在《赴宴者》英文版里到处都能发现这样的描写。当然，后来翻译成汉语了，有一些东西就Lost in translation（迷失在翻译中），看起来就平板多了，不像在英文里面，它是英文原文本身所呈现的这种有趣和冷面幽默。我当时把这个小说交给我的编辑的时候，他非常吃惊，他约我到纽约跟我谈话。他说，我简直觉得是康拉德再生，就是那个Joseph Conrad，他最开始是个波兰人，后来他的法语不错，在27岁的时候呢，他就从法语写作直接变成了英文写作。这个人也基本上就是从27岁开始用英文写作的，后来就成了一个名作家。所以当时我的编辑对我的这个评价，让我觉得特别受宠若惊，没想到我第一次用英文写的这一本书会受到他这样高的评价，后来这本书还被选为BBC“每晚一本书”的小说连播，我感到挺幸运的。
那么后来其实我也想到还用英文写作，但是因为英文的市场并不是那么逼着我写作，比如我的出版社没有催过我，说你再写一本什么的、什么时候再写吧，所以我也就没这个紧迫感。特别是从2006年以后，我的《第九个寡妇》在大陆出版以后呢，国内就很多出版社来找我，希望我能给写啊，杂志社也催我写呀，所以一下子就把这个英文的创作空间挤得没有了。我的《赴宴者》是2006年出版的，很快，当时美国的华纳电影公司在中国的分公司就把版权买走了。
其实一直也是很顺吧，应该讲，后来不断的版权一到期就被另外的公司买走，记得最后一次是被乐视买走的。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英文小说，什么时候我有空再写呗，但是后来就一直没有抽出空来，不断的有电影创作呀，电视剧创作呀，各种各样形式的创作，中文创作把这个英文的创作空间给挤得完全没有了，从早到晚非常忙。最近呢，反正因为疫情，我又空下来了，所以我想我还会写一本英文小说的。
刘 艳：《赴宴者》中宴会虫董丹吃过的菜式绝对超乎一般读者的想象力。比如，“千蟹指”是用一千个螃蟹爪尖的肉做的菜，还有用几百只鸽子舌头做成的菜，小说里写到爱鸟协会举办了“孔雀宴”，而拖欠建筑工人工资的老板搞出“女体盛”盛宴……当时是您亲身到宴会实地混吃考察，看到和得到的这些细节吗？
用新闻素材来写作小说故事，很容易带上新闻化写作常见的弊病，像写作和文字浮在表面、只反映表象化的现实等，还容易让读者读出写作态度的不真诚。我觉得《赴宴者》的难得就是作家在写作上的真诚态度和细节的真实。比如，小说写董丹和妻子小梅居住在车间楼上的一间大屋，那里是董丹的宿舍，而宿舍坐落在北京近郊一家罐头厂的厂房顶上。楼下就是厂房的机器，机器开动轰鸣，比如突然就会出现：“突然楼下厂房的机器开动了。灯泡上结满尘垢的蜘蛛网被噪音震得抖颤不已。”⑤但这住处，这间大屋，对于经济拮据的董丹夫妇来说，几乎相当于白住：不仅房租低，还可以偷电偷水来烧饭和洗澡，他们还可以低价买到厂里检验不合格的肉制品。“公共厕所的距离需要远足”，但偷水来用，又可以解决他们需要紧急跑厕所时的麻烦，连如厕都可以就地解决：“打开下水道一蹲，事后再一冲就完事。”⑥
《赴宴者》中董丹和他周围人的生活的场景、细节等，来自于哪里呢？有没有专门做过考察和实地体验？像董丹在另一个小说人物“高兴”（自由撰稿记者）引领之下所到的按摩室，并在那里认识了从事按摩服务的姑娘“老十”，董丹身上的“侠肝义胆”甚至一度令董丹自己在意识里发生了身份混淆——他忘记了自己系假记者、真“宴会虫”的身份，满心想着为“老十”那死了的姐姐讨个说法。按摩室、破败厂房和下岗员工的宿舍等，您是有过实地考察吗？还是听到的故事和来自别人的讲述呢？
严歌苓：是的，我在写作之前，问了很多很多的人，就是说他们曾经吃过的吃到的哪些菜是不同寻常的，然后我就自己做了一个像食谱一样的东西，把它们都记录了下来。这些让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因为我自己特别喜欢、热爱烹饪，我在家里每天都会做菜，然后经常发明一些菜式，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的创作力的一个副产品。只要是说按照什么食谱去做，或者说重复哪一天的菜，我就觉得比较沉闷，所以我很喜欢的就是又去搞一种什么新的菜式出来。我自己做的那个切片的牛油果和那个豆腐一片一片地夹在一起，然后上面浇芝麻酱的那个菜，大家特别爱吃，说你再做再做，后来我好像做了两三次，只是稍微能在这个拌料上做一点调整，或者是加一些比如松子啊，或者比如说是炸脆的那种葱末啊什么的，就觉得不可能再有更根本性的创新了，所以我就觉得兴趣也不是很大了。
这种对烹饪的兴趣，也帮助我在为准备写《赴宴者》所作采访的广度上和搜集这种种菜式并加以研究当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是特别特别精彩的。我记得我在写《第九个寡妇》的时候，有人还给了我一个小册子，记录了在饥荒年代里，如何用各种不可食用的、人们没想到的一些东西做出的食品。这种食谱大概是一个非常特别类型的食谱，是饥饿历史时段中国人的这种特殊的智慧和才能的体现吧。所以我觉得在物质条件好的时候，有像《赴宴者》里面提到的这些菜品，那么在灾难年代又有那种开发食材的能力——将不可食的东西变成可食的食物。我们国家的这种饮食文化，博大精深。我也想用我的这个小说来展示一点这方面的我的兴趣、知识和中国的这种文化特色。
当然我写的这个董丹，和现实里的那个“宴会虫”是非常不同的。董丹是一个下岗工人，他没有那么人渣的一面。他是被偶然、被误会成一个记者的这么一个东北汉子，所以我觉得他身上的那种质朴、他的身为基层工人的那种性格里面，本身是带着一种侠肝义胆之气，带着一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气质。这些气质使他在假扮记者的时候，被人们发现了他的这种素质，然后就把他活活逼成一个要为民请命的这么一个角色，所以这是一个他本身素质里有这样的气质和这个素质是被发现和被塑形的过程——董丹被他假扮的这个角色给“误导”了。你在这个提问里面的分析是对的，他的确就是发生了一种身份混淆，他就认为和发现了他装扮的这个记者身份，是很神圣的一种角色，有着很神圣的社会功用，所以他就意识混淆，把自己变（心里想象）成了一个具备这种神圣的社会功用的角色的代言人，或者是具有着神圣的社会功用的这样一种人，然后他就真的去帮人家打抱不平去了，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心理的演变过程。
而且董丹这个人的那种善良和不愿意看到人们受罪的那个性格，都在我写他的平常、日常的那些闲笔里。比如说他跟老师一块儿去吃饭，发现身上的钱不够，他要去取钱，然后碰到一个卖棉花糖的老人，推着插满棉花糖的手推车，摇摇晃晃穿过马路，不小心绊了一下，那个棉花糖的靶子呢，掉到地上倒了，手推车倒了，然后老人所有的棉花糖都沾了灰，老人就放声哀号，觉得简直就是世界末日了。董丹就把身上仅有的这个钱（仅有的一百元），塞进了老人的手中。“如果他得出这价钱让老头儿停止号哭，那也没有什么好还价的了。”这段描写的潜台词是：这么做时，他对自己的说法或许就是，他心里会说他说不上是心善，他就是不希望有任何这种人间惨剧败坏了他的心情，所以他就赶快把这个人间惨剧结束掉。他就是这么一个心理和对周围人与事这样看法的人，他没有拔高自己。
董丹内里又可以说是一个特别善良，特别特别正直的人。我写他的时候，其实也是用我自己的这样一种经历和感受在写他。我每次看见乞丐，就赶快把钱给他，我就说我不要看到这种悲惨的东西，悲惨的脸，悲惨的这种乞求。看到这些悲惨的情状，我的这个心情就被搞坏掉了，心里受不住。我不能让自己的心情被搞坏，所以就赶紧给钱，在美国和在中国遇到乞丐，都是这个状况。
还有你提到的董丹和妻子小梅在工厂楼顶上的这个住宅，我自己其实是亲身经历过、住过这种类型的住宅的。因为我当时住在铁道兵报社的楼顶上，冬天，我们每天晚上经常去接那个暖气管道里的水，就是暖气管道的最上面一节，把它截掉以后，暖气里面的热水就会流出来。后来我们知道那是非常不干净的水，因为暖气管道为了防锈，会放些化学物质在里面，我们也不管，就用那个水洗碗或者是洗脚什么的。这就是我们当年那个生活的真实状况。
刘 艳：董丹的落网，其实也是因为他的善良——他不想只自己独享那些盛宴，他想让妻子也能分享，不意被跟踪和被抓住的。《赴宴者》小说结尾，用了一个访谈节目——主持人对董丹的采访来结束故事的：
主持人告诉董丹，他自己也曾经乔装混进那些宴会。他戴着假发、假胡子，或者戴不同式样的眼镜。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也是一只宴会虫。董丹笑了，问他印象最深刻的菜是哪一道。主持人说，他反对大吃大喝，所以他从来没注意自己吃的是什么……笑什么？没笑什么。这可是一个访谈节目，所以必须有问必答哦。行，一定有问必答，董丹表示服从。⑦
在这段文字的最后，有几句：“笑什么？没笑什么。这可是一个访谈节目，所以必须有问必答哦。行，一定有问必答，董丹表示服从。”可以见出“严歌苓体”的一点端倪，也就是严歌苓非常善于不同人物视角和叙事声音的自如拼接。“笑什么？”是主持人的话。“没笑什么。”这是董丹的话。“这可是一个访谈节目，所以必须有问必答哦。”又转为主持人的话。“行，一定有问必答”，这是董丹的“原”话，但加了一句“董丹表示服从”，就把直接引语变成了没有引号等规约性标志的自由直接引语。或者说，是把“行，一定有问必答”这样的董丹的“原”话，与叙述人的客观叙述“董丹表示服从”衔接在了一起。这段文字最后这几句，加上前面的几句，也统统没有引号等规约性标志，这是严歌苓小说叙事的典型特征，可以形成比较快的叙事节奏。
曾经久居美国的聂华苓，强调过华人作家在非母语（英文）写作时，在处理人物对话方面会面临难以克服的相当大的难度。而对于《赴宴者》有着大量的人物对话，或者表明了严歌苓驾驭英语的自如，或者还反映了一个问题，如果想让《赴宴者》更加呈现“严歌苓体”一贯的语感和语体特征，恐怕非得严歌苓本人来译英文为汉语才行。所以，我还是觉得，如果是严歌苓写作时即是汉语版《赴宴者》，会比先是英文版而又由别的译者来翻译成汉语版的《赴宴者》，更具“严歌苓体”的典型特征和更加富有小说叙事艺术的魅力。
《赴宴者》原版是英文小说，您在用英语这种非母语的语言写作时，有没有觉得处理人物对话具有难度？或者是怎样实现让以英文为母语的美国人、西方人也能从心里认可和認同这部英文小说的？您觉得最难处理和需要解决的方面、地方是什么？
严歌苓：我就是想说呢，在写这本小说的时候，就是因为我没有特别明确的目的性，所以我写作的态度也是比较松弛的，可以放松大胆地写。当时我甚至觉得60%的可能性它是不会被出版的，所以我就是写着玩儿呗，练练呗，练练手，或者是进行对自己的潜力的那个勘探，然后也是作为我对教授多年来一直敦促我写英文小说的这么一个交卷吧。
所以就这么把它写出来了，而且我完全不在乎它如果带着中国腔调会怎样。这种英文如果不带中国腔调，我觉得反倒不真实。就像纳博科夫写那个《洛丽塔》和写这个《Defense》（笔者注，中文译为《防守》），我不知道中文对那个《Defense》怎么讲，还有那个《幽暗的火》（笔者注，又译为《微暗的火》）——写这几个小说的时候，他带着俄语的腔调，或者说是带着流亡欧洲者的这种俄语的腔调。他的法文又特别好，所以你感觉他的英文小说不是一个纯粹美国人写出来的英文——这才是特别特别宝贵的对英文写作的一种贡献。所以我觉得我完全不想掩饰我是一个中国人，我是用我的中国式的英文、中国腔调的英文来写这篇小说，我觉得这正是我的英文写作的一种特色。
我觉得在语言上，从中文到英文，其实是不会有什么障碍。我认为别给自己设置障碍，别有这样的心理暗示，还有别有太高的功利性吧，你就潜心地老老实实地去写一个故事，用你所能掌握的最好的语言，无论是中文还是英文还是其他语言。我始终认为别暗示自己什么，心理暗示其实是很糟糕的东西，我觉得如果你放松了就好了。放松了，这个人的创作当中就自然地会出现一种力量。这个力量是让你和在你完成了一个作品以后，自己都会感觉不可思议的。
刘 艳：您在《赴宴者》后记中这样说：“用英文写作也许是我一生中最后一次跟自己过不去。跟自己过不去就是硬去做某件事，或有些吃力地去做。一个英文句子要在电脑上反复写三四遍，还吃不准哪一句最好，这就证明我不再像写中文那样游刃有余了。换句话说，就是力不从心。其实向自己承认做某件事力不从心，也是我进入中年之后的事。”⑧还说：“然而我必须逼自己最后一回，否则对我在美国学了好几年的英文文学创作没个交待。”⑨
当时这个“逼”自己一回和要对自己在美国学了好几年的英文写作有个交待，是您对自己的一种自我要求吧？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念头和期许？
据我所知，您去年（2020年）好像还写作完成了一部英文剧本的创作。能介绍一下吗？《赴宴者》写作时，您好像自认为《赴宴者》会是自己唯一的一次英文写作，但后来的实际情况表明，您还可以继续英文写作，这个是很了不起的。因为在聂华苓等很多海外华人作家看来，英文写作对于以汉语为母语的作家而言，会天然存在写作障碍，会有很多难以跨越的隔阂和阻碍，您是怎么克服这些不同语种语言之间天然的障碍的？未来还有没有可能尝试更多英文剧本或者英文小说的写作？
当然，我个人的偏好，还是希望您把精力集中在汉语写作，多写中文小说。
严歌苓：假如说现在让我创作一个英文小说，我可能会下一阵决心或者干嘛的。但是在当时来说，这就是一个人对自己潜力的一种发掘，剛才我说了是一种勘探，现在说到这里，也可以说是一种开掘，对吧？因为潜力，你去勘探它，你知道它有多广多深，你如果不去开掘它，你看到的深度可能是不真实的。所以我觉得我会不断地进行这种勘探，或者说不断地开掘。比如说我现在学德文，我也能够掌握了这个日常的德文。那人家说你都这样的一个岁数了，你的记忆力还行？我觉得就别这么暗示自己嘛，是吧。什么东西应该就是你去做，你别多想，你别去想一定要达到个什么目的。我觉得稍微放弃一些功利性，什么事情都是可能的。
像纳博科夫他最开始写英文小说的时候，大家都说他的这个英文是笨重的，是什么什么的，是那个弯弯绕的，是繁复的那种。但是我觉得他的英文小说出来以后，马上就区别于所有的母语是英文的人的创作。我觉得这是非常可贵的一种特色，这样一种标志，这样一种身份的、作家身份的一种认定，我觉得都是从他的这样一个不一般的英文表达风格表现出来的。
我也一直在想，如果我想写一本小说，一本比较厚重的小说，是给我女儿写的，我现在在犹豫是先用英文写呢，还是先用汉语写。因为我的女儿是不读中文的，她只会汉语口语，会听和讲一般的中文对话，但是她不能够进行中文阅读。那么我想我写这本书，如果是用英文专门给她写，写她的身世和写我自己的家族的身世，让她了解她自己和了解我这个家族，这样她才能真正拥有对她自己的身份的认知，才能真正拥有对自己和对家族可以加以论证的一个坐标。我想这样的创作是很有意义的，那么我想我可能会用英文来给她写。
至于我写电影剧本呢，反正也不是最近才开始写的，我已经写过好几个电影剧本，是用英文写的。所以用英文写剧本相对来说容易很多，因为它没有特别复杂的心理活动描写，所以相对来说简单一些。这种创作，像用英文写写剧本的创作，肯定也总是会有一些活儿干的。那么就一直做呗，就是平常心对待，不给自己设立特别特别高的一种目的性。这就是我的创作的常态吧。
（根据严歌苓录音整理完成）
（责任编辑：马倩）
注释：
①③参见刘艳：《新世纪海外华文写作的现实中国想象》，《小说评论》2020年第4期。
②严歌苓：《赴宴者》，第3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④⑧⑨严歌苓：《赴宴者》，后记，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⑤⑥⑦严歌苓：《赴宴者》，第4页，第4—5页，第276—277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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