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美英 （Wikanda Chaninwongsiri），泰国人。本科毕业于泰国朱拉隆功大学，硕士、博士毕业于北京语言大学。现为泰国维智教育集团（TWEG）总裁。
签诗、占卜在如今已经现代化的泰国仍然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一种文化产业——围绕着占卜文化形成的产业链条十分广泛和清晰，我们在生活中经常可以看到诸如命理师、占卜师、巫术等在政要仪式、商业活动、婚丧嫁娶等各种领域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形成了融商业性、市场性和宗教性、民俗性等为一体的复杂文化形态。签诗源于占卜，华人社会的占卜传统渊远流长，可上溯到远古时期的商、周时代，当时社会生产力较为低下，人的认知水平较低，在封建社会制度孕育等综合因素的作用下，“占卜”作为特殊的社会互动过程和交际方式得以产生。殷商时期的人们藉由烧灼兽骨或龟甲，观察裂纹的走势来预卜吉凶。到了周代，则逐步演化出以蓍草卜算卦数、卦名，再对照《周易》中解析卦象的卦辭、爻辞推断吉庆舛厄的占卜文化。尽管最初的卦辞与爻辞并非以韵文诗词呈现，但是《周易》以文字演绎运势吉凶的形式，俨然是近代签诗的原型。此后，在封建统治阶级的推动、巫术宗教力量的参与、社会群众的迎合下，成为一种贯彻于政治过程和世俗生活的彻底化文化行为。
一
关于“签诗”，中国学者夏征农主编的《辞海·宗教分册》这样解释：签，旧时寺庙中的一种卜具。用竹削制而成，上编号数，贮于筒中，供信仰者向神佛问事吉凶之用。每签均有诗相配，谓之签诗或签语。求签时持筒摇之，及签落，验其号数，以签诗决休咎，称为“求签”。签诗一般可以分上签、中签、下签三种，文字无标点，可作多种解释，以适应求签人不同的心理需要。清朝时期的钱大昕所著《十驾斋养新录·签诗》 则说：“今神庙皆有签诗，占者以决休咎，其来久矣。” 最早有明确文献记载的运签是宋代释文莹的《玉壶清话》其卷三载曰：“卢多逊相生曹南，方幼，其父携就云阳道观小学，时与群儿诵书，废坛上有古签一筒，竞往抽取为戏。时多逊尚未识字，得一签，归示其父。”卢多逊是后晋时期的人，从这点能猜测，应该很久就有了运签。今人考订运签产生年代，亦多以此为据。如容肇祖的《占卜源流》 “削竹为签，盛以竹筒，在神前摇出一枝，案其号次，捡取签诗”。刘仲宇的《中国道教文化透视》中也说到卢多逊抽的已是废坛上的古签，认为签的出现应在五代之前。中国学者林国平在《闽台民间信仰源流》中则认为“灵签大概产生于唐代，其主流沿着通俗明了，宋代的一些灵签就有了注解、断语等，明清时期又增加了典故、传说、故事、释义、占验、上中下兆象等等”。而谢金良《〈周易〉与签诗的关系初探》认为，运签产生于魏晋时期，但运签体系的完备则是在宋代以后。明清时期在民间广泛流传。至今流传下来最早的运签是南宋嘉定年间刊刻的《天竺灵签》善本。这本签谱只有第五首到第九十五首，而在这些签诗中也有残缺，有的签诗仅有签解而无签诗诗文。每首完整的签诗在签首有标解（签解），中为插图，左下为签诗，右下为解曰。解曰末基本是对插图的释义。 “签” 是卜辞的进化，比卜辞更容易理解，也更能够被大众所接受。占卜的仪式已不是很重要了，人们更加看重的是它答疑解惑的功能。人们求签问事，必然是因生活中遇到难事，想要通过求签来得到解答。这和信仰宗教是一个道理，因此签诗也才会伴随着宗教的产生而产生，伴随着宗教的兴旺而兴旺。因此不论是在中国的何种宗教，佛教或者道教都会有竹签提供给他的信仰者。比起求神拜佛的祭祀，似乎求签更容易直观地得到解决问题的答案，更快地得到帮助，因此才会受到人们的欢迎。
广义上的“签诗”泛指那些与任何占卜或概率性抽签相关的文字集合；狭义上的“签诗”仅仅指寺庙中供卜问吉凶所编著的诗句，这些诗句的主要用途是供占卜者解惑祈福，诗句本身是事先由“神佛”约定好的一种标准参考答案，也是占卜者与神明开展精神交流的主要机制。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签诗的主要渊源包括：一、殷商时期甲骨文占卜的卜辞，算是签诗的萌芽前身。对于抽签占卜这种方式来讲，是先有成文并且押韵的签诗，然后有占卜过程及其对应的占卜结果；而在殷商时期，甲骨卜辞的产生逻辑是先有取龟、攻龟、治龟、钻凿、备灼具、命龟、灼龟见兆、占龟、书辞这样几个简单的过程，最后将文字即卜辞刻于龟甲之上才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占卜结果。从甲骨文卜辞的内容与形式来看，尽管殷商时代的卜辞还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诗歌”这种相对押韵、富于艺术性的文体，但是其内容已经囊括了主要记录占卜时间、地点和人的“叙辞”，主要记录占卜所问内容的“命辞”，贞人以及商王在视兆之后所下判断的“占辞”和征验之辞“验辞”，这些“辞”以及具有史料价值和预测价值的部分，可以视为是中国签诗文化的主要渊源和最古老的签诗。 二、《周易》占卜文化（卦爻辞）是签诗形成的初级阶段。相比较于中国商朝时期的卜辞带有的一定叙事性色彩，《周易》中记载的相关卦爻辞已经有了深度叙事的性质，也可以说其叙事的深度和广度都远远超过了商朝时期的甲骨卜辞，因此，有些学者认为其占卜文化构成了签诗的初级阶段。首先，从《周易》中卦爻辞中的语言形式来看，已经具备了原始的签诗讲究的“对称、押韵”的要求。其次，从占卜方式来看，西周卦爻辞赖以实现的签占卜法基本上就是后来签诗“抽签”的原型，无论是基于竹签还是木签或者纸签，代表的都是“无意求神出此签，三心两念何相兼；衣冠被染魔边秽，我神先知案法岩”的一种占卜仪式。最后，从签诗和卦爻辞文体背后的“思想内涵”角度来看，《周易》时期萌发出来的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原始宗教思想等已经具备了相关的形而上属性，与后来的签诗讲究的“内涵隐喻”存在着高度的关联。 比如，在《周易》之《四圣真君灵签》一篇中提到过“矫妄求荣，名誉不扬。克剥致富，子孙受殃。行恩布德，福禄来翔。寡欲薄私，专命尔长。毋欺暗室，毋昧三光。正直无私，赤心忠良。天地介扯，神明卫旁。延生度厄，必济时康。我言能依，百病消祥”，将儒家思想讲究的“义利观”、佛家思想提倡的“德育观”等通通囊入其中，形成了签诗思想内涵的重要范畴。三、唐宋时期是中国签诗文化成熟的主要阶段。释文莹的《玉壶清话》载“五代末已有签诗”，但近代民俗学者容肇祖在其著作《占卜源流》中则认为签诗的具体产生年代“究在何时，殊未可考”。实际上，唐宋时期“唐诗宋词”文化的繁荣为“签诗”从“广义上的文字叙事”走向“形式上的押韵对称与叙事性兼顾”提供了强大的文化氛围和文化背景，正式在文体的意义上确立起了“签诗”文化。宋代刊印的《天竺灵签》是可以查询到的现世流传最早的签诗合辑，共收录了中国唐宋时期以来的各种签诗九十五首，在这个意义上讲也标志着唐宋时期中国的签诗文化成为一种成熟的文化。宋朝以后的签诗文化基本上围绕着主流形式没有大的变化， 只不过是“又增加了典故、传说故事、释义、占验、上中下兆象等等”内容。
签诗的产生，除了借用文人雅士的诗歌、经典格言、戏曲名句外，更多是来自于文化素养较高的宗教人士参与编写而成的。由于这些人士的参与，签诗往往会被蒙上一层神圣或神秘的色彩，比如，一是由神灵降旨直接赐予的，有福建莆田涵江《圣侯公签谱》共 80 首等；二是信徒“扶乩”编写而成的，有福州元帅庙《田师签谱》等。《田师签谱》编写于清嘉庆年间，该签谱编写者对中国传统文化颇有研究，其序言详尽描述了该签谱的产生过程。序言中提到的“一元”“两仪阴阳”“四象”“五方”“五行”“三界”“三”“才”等概念，都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至为重要的认知范畴，因此可以断定，签谱的编写者，毫无疑问是文化水平较高的文人。三是受神灵“启示”编写而成的，有福建连城的姑田上堡溪边庵公王庙中的64首签诗等。传说这64首签诗乃乾隆时期秀才蒋景文睡在当地寺庙神桌下受神灵托夢获得灵感，每夜编写一首籖诗，耗费 64 个夜晚才完成的。四是地方上的高官告老还乡后有感而发，或一些状元、进士、举人等著名文人参与编写而成的。在中国民间的老百姓看来，这些高官或文人的地位崇高，本来就不是平庸之辈，甚至被视为文曲星转世的圣贤，具有超于常人的能力，由他们所编写出来的签谱，自然也是不同凡响，具有神奇的预测力。五是非一人所为，也非一时成型的。这些往往是不同时代的文人学子（以失意的文人居多）庙祝巫觋、道士僧尼、绅士长老、 善男信女等集体创作而成。
二
中国签诗的传播过程在社会阶层的意义上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因为刻在竹上的签诗的内容多是四言、五言或七言的诗句，只有上流社会中识字的文人才能制作出来，而且要将其解释成通俗易懂的签释也需要有一定文化修养的人才能做到。签占不同于甲骨占卜或蓍草占卜，具有简单易行的特点，可以说是雅俗共赏、开放性强、参与性突出。签占往往以竹简、签筒、筊杯等为占具，通过摇晃签筒抖落签枝来获取签诗，并根据签诗中的兆象来预测吉凶祸福，其签占的形式与其他占卜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占具都是日常生活常见的东西，容易找到和加工，非常世俗化，下层百姓自然乐意接受。与此同时，签占的主要兆象载体是诗歌，在古代，诗歌是文人士大夫把玩的，从文学史的角度看签诗虽然不都那么优美典雅，但也不乏文学审美价值，文人士大夫基本上还是可以接受的，著名诗人苏东坡、陆游等人都参与抽籖就是明证。时至今日，泰国的中上层社会也不排斥签占，甚至乐意参与其中。因此，签占的这种既世俗又不粗俗的占卜形式，能够使社会的各个阶层都乐意接受，受众比较广泛，从而为签诗的传播奠定坚实的基础。 其次，从签诗的内涵上看，签诗及其相关内容通俗又不失典雅，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和一定的趣味性，为签诗的长盛不衰注入了持久的生命力和活力。签诗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吸收其他文化形式来充实自己，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唐五代时期，签诗的唯一兆象载体是诗歌，诗歌固然典雅，但知之者只有文人士大夫，受众有很大的局限性。宋代，签诗增加了图画为扩展兆象，并有了具体定性兆象。明清时期，签诗又增加易经八卦、阴阳五行、天干地支、星宿方位等为扩展兆象，特别是引入了历史故事、传奇故事、历史演义故事、神话传说、戏剧故事、宗教故事、民间故事等被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使得签诗的内涵更加丰富。从某种意义上说，一本内涵丰富的签谱，实际上浓缩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内容，既有文人士大夫喜欢玩味的签诗、易经八卦、阴阳五行、天干地支、星宿方位等等，又有平民百姓喜闻乐见的历史故事、传奇故事、历史演义故事、神话传说、戏剧故事、宗教故事、民间故事，雅俗共赏，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同时，揣摩签诗的兆象，品味人生的哲理，倾听解签者讲述的各种动人故事和与签占有关的逸闻趣事，不能不说还具有一定的趣味性。签诗内涵的不断扩大，包容性不断增强，使得它自身的生命活力经久不衰。签诗传播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签诗所依附的传播地点——寺庙。民间流传有“跨进庙门两件事，烧香求签问心事”的俗谚俚语，真实地反映了千百年来抽签占卜在百姓的宗教信仰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签占也不是随随便便地随时随地可以进行，而必须在神圣的宫观寺院中进行，并需要一些占卜仪式，花费不多，整个过程虽然简单，但也不失庄严神圣，因此，普遍受到善男信女的欢迎。从签占过程看，无论贫贱富贵、男女老少都一样抽签，加上签条上既文雅又深奥的诗歌，本身就具有神圣而神秘的色彩。在文盲居多的传统社会中，解签又往往由读书识字的人担当，而传统社会对读书人的信任感无形中又强化了对签诗的信仰。 中国台湾著名人类学家李亦园先生曾说，这种偏重于文字诗辞的占卜，也凸显了文字与占卜结合的“对等功能”，使占卜在超自然的信仰外，更浓厚地带上文字的魔力，显示对知识的尊重，具有社会人文意义。通俗的诗歌、浅显的文字释义，使得文化价值观在正规教育传承之外，得以无形而有效地传递下去；而位于不同层级的士人庶民，也得以在相当程度内沟通，共同保有基本价值观。可以说，签卜确实是亚洲各国占卜文化大类中的一大特色景观。另外，宋代方岳早就说过“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语人无二三”。对于这些不便与人说的事，具有一定私密性的签占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你到庙里抽了签，直接把签诗带回去揣摩，谁也不知道你的秘密，这也是某些信众喜欢签占的原因。在寺庙进行签占，简便易行又不失庄严神圣，同时具有公平性和客观性、私密性，为签诗长盛不衰地传播提供了助力，同时签诗也承载着文化由上而下地传播的功能。现代中国社会，随着寺庙的减少和科学文化知识的普及，签诗不再像以前那么流行了，但也有了新的表现形式，同时，寺庙道观等宗教场所中的签占文化和仪式等也并未完全消失。至今，在中国台湾地区、港澳地区以及东南亚的日本、韩国、泰国等国的华人华侨聚集区，常有签占活动，而且抽签者众多，不受党派、阶级、民族、宗教信仰的限制。在网络发达的今天，签占的具体实现形式也更加多样化，可以借助于智能终端实现在线抽签，甚至手机就可以，签文也更加简单多样，解签也不需要专业的人士，自己在网上就可以解答。寺庙中的签占行为也依然兴盛，但人们多报以消遣娱乐的心理，不再像过去那样虔诚地相信，这些现象在今天的泰国表现得非常明显。
佛教是泰国人民精神力量重要的支柱之一，在今世的泰国社会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泰国全国共有 32000 多座泰式佛教寺庙，每个小村都至少会有一座寺庙。在泰国，九成以上的民众信仰佛教，主要信奉的是小乘佛教。除了小乘佛教外，尚有“华宗”和“越南宗”两大佛教支派——其中华宗主要是由潮州移民从中国带到泰国的。华宗佛教是典型的汉传佛教，融合了中国儒家与道家的思想。在小乘佛教的环境中，华宗依旧维持使用汉传佛教经典，以及传统的唱颂、吃斋等礼节规定。因为泰国人和中国人都信奉佛教，所以华人移民到泰国之后就没有宗教信仰方面的矛盾和冲突，与泰国当地居民一拍即合。虽然泰国人信奉小乘佛教，华人信奉大乘佛教，但在佛教的宽容与体谅的大前提下，泰国的大、小乘教派亦能融洽地相处共存。也因为泰国人和华人在宗教信仰方面的共通性，使得移民能够很顺利地跟当地泰国人通婚，融为一家人。移居到国外的潮汕人，大多是多神崇拜，他们在侨居地安定之后，就会建寺庙佛堂，供奉各式各样的神明，这些神明有的是他们从故国家乡带来的，有的是他们在新居住地开创的，有的则是一些名人死后被奉祀的。许多海外潮汕人，无论移居到何处，仍然坚持不懈地守护着自己的传统信仰，继续崇敬着自己家乡的神明。华人移民对泰国当地的风俗文化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而在原始宗教信仰方面对当地民众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对土地神明的崇拜和对祖先亡灵的崇拜。《孝经》说“土地广博，不可偏敬，故封土以为祀之”。中国人认为，土地生长草木五谷，养育了人类；土地包容万物，使人类得以安身立命、安居乐业，所以说祭天和拜地，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土地神也和人间一样划地而治。起初的中国人具有浓厚安土重迁的观点，当他们被迫背井离乡去到海外异国的时候，都希望尽快在新的土地上安居乐业，于是照例又供奉起土地神来，所以在世界各国，只要有华人的地方都会有土地庙，供奉的土地神明也叫做土地公。
泰国古称暹罗，华人移民暹罗有着久远的历史。据《宋史》卷四一八“陈宜中传”记载，早在公元十三世纪的素可泰王朝期间，中国宋朝时期的宰相陈宜中，为了逃避蒙古人建立的元朝统治，就避难到过占城（今越南南部）。公元 1283 年，蒙古军队打到占城，陈宜中又从占城逃亡到暹罗，并在暹罗侨居至逝世。这是中国官修正史所记载的一位有名有姓的早期旅暹华侨。后来，随着明朝隆庆年间海禁的开放，很多中国商人和农人、工人移居到国外，因而形成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第一次“移民潮”。这时的华人移民被称为“流寓”，含有流落他乡寓居异国的意思。从中国大陆直接移民到国外的第一代潮州人，一般仍旧保持着浓厚的传统信仰崇拜，同时对当地的宗教信仰也比较热衷。第二次“移民潮”发生在清朝的康、雍、乾时代。康熙 61 年（公元 1772 年），康熙皇帝听暹罗贡使说“其地米甚饶裕，价钱也贱，二三钱银可买稻谷一石”，遂要求暹罗运米到广东、福建、宁波等处贩卖，开启了中暹之间长久的大米贸易。中暹两国大米贸易的兴起，使得大批潮州人合法移居暹罗。当时中国政府开放海禁的政策，使移民行为 变得公开化、合法化，不像以前那样是偷偷摸摸的行为。它也使得移民行为变成人数众多、牵扯面广的一种社会化的大规模行动。在暹罗方面，因为自古以来地广人稀，自然资源丰富，但缺乏劳动力，加上暹罗王朝阿瑜陀耶与周边邻国缅甸、柬埔寨等国的战争造成人口损失。因此对来自中国的移民也持友善和欢迎的态度，这也是促成明清之际两次移民高潮的一个原因。阿瑜陀耶时期，因为两次华人移民高潮，使得旅居暹罗的华侨人数不断增加。他们聚居在一起，形成了华人社区，也出现了中式寺庙，表明这些华人已经有在当地成家立业、落地生根的计划。华人社区的组合，慢慢地也变成了华人社会。在华人社会中，他们也会保持自己原本的语言、文化、生活和风俗习惯，并逐渐与当地的社会生活进行互相渗透与融合。阿瑜陀耶王朝时期的两次移民高潮，也是中华文化在暹罗社会的两次大传播，其影响广泛和深远。如今，在泰国社会大部分的领域，无不存在着中华文化所留下的踪影与影响。
在泰国，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中国潮汕人的信仰和习俗得到了保持，有些已经成为中泰人民的共同习俗。泰国潮州人兴建的第一座华宗佛寺是龙莲寺，始建于 1871 年，位于曼谷唐人街附近的石龙军路。当年，泰国拉玛王朝五世王被来自中国广东的续行法师认真热忱的弘法态度所感动，捐出这块地来建佛寺。普门报恩寺则是普净法师发愿于1962年兴建的，历时 10 年建成。普净法师是现任住持、来自广东揭阳的仁得大师的师尊。仁得大师也是受泰国国王敕封的华宗大尊长，与龙莲寺相比，普门报恩寺显得宽敞很多，屋宇也更加巍峨壮观。目前在泰国各地，信奉大乘佛教的佛寺，大都是由以潮州人为主体的泰国华人所建造的。除上述的龙莲寺和普门报恩寺外，还有甘露寺、永福寺、普仁寺、仙福寺、清水寺、普同寺、明心寺、慈善寺、天龙寺、万佛慈恩寺等等。
道教是在中国主要流传于汉民族间的一种宗教，是在中国古代鬼神崇拜的基础上，以黄老道家思想为理论依据，继承战国以来的神仙方士之说，形成了民间的宗教信仰。泰国的潮州人在同一个寺庙里经常有不同宗教的神像，佛、道、儒共处，同时也会各取所需地供奉自己所信奉的神明，蔚为奇观，体现出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佛道儒三教合流”的精髓。泰国潮州人社区的中式庙宇，也融入了不少泰国的文化特性，得以在泰国立足扎根，庙宇中既有佛教的佛菩萨，也有道教的神祇和原始宗教的神明，有的廟宇无论是中国人信奉的神明，还是泰国人崇拜的神明都共同崇敬。大家和睦相处到中式庙宇参拜，除了华人信众之外，也有许多泰国本地人。因此，泰国的中式庙宇，不但让中华文化在泰国落地生根、发扬光大，而且也促进了华人和泰人的团结与融合。除了宗教信仰外，在泰国潮汕人民俗信仰中的另一个重要文化特色就是“签诗文化”。因为占卜文化源自于中国道家思想，所以随着潮州人移民到泰国，自然而然地会将道教宫庙里头求取签诗的这项传统民俗活动，一并带到泰国。泰国被誉为对华人移民同化程度最深、最为成功的国家。华人散居在泰国大部分的城镇和乡村里，和泰国本地的各个种族和人民，有着如同胞般的亲密情感，华人和泰国各族人民一起洒下了自己的血汗，投身于泰国各地方的开发和建设。泰国普遍认为，在泰华人移民是问题最少的民族。中泰人民关系已经亲密到了水乳交融，不可分割的程度。基本上，大部分泰国华人的宗教信仰与泰国人一样都是佛教，泰国华人所尊崇的思想传统，早已深入泰国人民的生活领域细节当中，对泰国的哲学、文学、艺术、道德和民间风俗等等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泰国潮汕人的神灵崇拜，已由一种宗教信仰演变成为一种文化创造，为泰国的文化积淀以及中泰的文化交流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签诗，从泰国的中式庙宇走出，无声无息地扩散到了泰国境内各地的大小寺庙，转化成一种专属于泰国当地特有的“签诗文化”，对泰国人民的心理以及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变化与促进作用。
三
显然，泰国的签诗产生离不开华人移民、宗教信仰文化的影响。泰国的中式庙宇，不仅让中华文化在泰国落地生根、发扬光大，同时也促进了华人和泰人的团结与融合。除了宗教信仰外，在泰国潮汕人的民俗信仰中，还出现了一个文化特色“签诗文化”。在中国的历史上，签诗文化来源于占卜文化，而占卜文化源自于中国道家的思想。随着潮州人移民到泰国，自然而然地将道教宫庙里头求取签诗的这项传统民俗活动，一并带到了泰国。由于签诗是中国人带到泰国的，所以在泰国各处的佛堂或宫观寺庙，都会有中文签诗，开始只有华人求签问卦，但因为时间久了，加上中泰人民在社会上十分密切的生活往来，使得泰国人也学会跟着中国华人抽签。在当时，想求签的泰国人只能到佛堂宫观寺庙，而签诗内容也都是中文的，求签的泰国当地人根本看不懂，得要依靠会汉语的华人来翻译解释。后来，为了考虑到泰国当地的需求以及扩大传播的规模，会汉语的泰国人就开始将中文签诗翻译成泰文。至于说是在什么时候开始有签诗的泰译，并没有真正确切的时期记录，很多泰国历史学者都认为应该是在泰国拉玛王朝的第五世王时期。在中国求签文化的传入影响之下，泰国的占卜文化、求签文化受到了深刻的影响，并且在自己文化的特殊性基因中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本土化”。泰国人求签的仪式和步骤以佛教教义为生活的基础，随着泰国人的性格与佛教信仰而发生了一定的演变。
泰国中部泰庙最为常见的28首签诗是移民到泰国的华人商人比较崇拜的土地公灵签。它作为中国签诗文化的一种具体形式，是代表了中国古代智慧基于长期的生活实践、天文现象和生产实践等的产物，是一种带有古老的天文历法性质的占卜方式。传入泰国以后，土地公灵签一定程度上被“泰国化”了。这些签诗按照不同的标准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类型。泰庙的签诗，顾名思义是提供给泰国的求签信众来使用的，一般泰国人求签后，总会读取泰文签诗所阐述的意思。因此，在翻译的过程中不管中文签诗内容有哪些文字错误，还是哪些内容跟中国原版不同，都不成问题，因为对泰国求签者来说，签诗的泰文诗歌内容编写才是重点。
从签诗印制初期到现在，过去在曼谷总共有五家大型出版社印制签谱，而且它们将签诗提供给的寺庙遍布泰国全国各地。这五家出版社分别是Rungruengsarn 出版社、Sor Thampukdee 出版社、Umnuaisarn 出版社、Liang Chiang 出版社和 Liang Chiang Zhong jaroen 出版社。另外，现今在曼谷仍从事签谱印刷而发到全国各地的寺庙的出版社，只剩下三家大公司了，就是Umnuaisarn 出版社、Liang Chiang 出版社和 Liang Chiang Zhong jaroen 出版社。为什么曼谷专门印刷签谱的出版社变少了呢？主要原因是因为有些寺庙独自印制签谱，但还是依照原来的版本印制，并且保留了中文原版诗文；有的是依照原版的泰文翻译，而去掉不为广大人民所理解的中文原文；也有些寺庙是重新用泰文编写签诗，然后找當地印刷公司印制。以上几个方面的原因叠加，导致专业化的印制签诗的出版社数量有所减少。泰国中部地区 12 座著名泰庙现在使用的签诗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获得。其一，从曼谷的出版社或印刷公司买来。寺庙主要从 Liang Chiang Zhong Jaroen 出版社买的最多，该出版公司已经有 100 年的历史了，从第一代传到下一代，如今是第五代。所以签诗的原版真的找不到了，也不知道中文内容从哪里来的，也没研究过中文的内容是中国签诗的哪套签谱，只知道这套签谱原来就有 28 张，是中国商人比较喜欢的，于是一直在用。而且开始印制时就有泰文翻译，公司也根据泰文翻译的原版进行打印，后来为了语言现代化和更加通顺，找人修改词语但保留原版的意思，然后印刷出来销售，随后就变成中部采用最多的一个版本了。其二，由寺庙的理事会或庙长大师编写出来，在当地的印刷公司直接印制使用。比如唯一且独特的玛尼春拉坎寺的签诗就没有模仿 28 张签诗的原版内容，所有的签诗内容都是重新编写的，其张数共有 32 张。
传播并融入到泰国寺庙的中文签诗，经历了漫长的时间与泰国社会文化的影响，如今产生了不少的变化。这些变化无论是体现在语言方面，或者是表达形式方面，或者是深层次的文化内涵方面，都是实践的产物。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除了中泰两国的语言差异、写诗规则不同等因素之外，还因为泰国是旅游国家，不少西方人也去泰庙参观游览，对“签诗仪式”有兴趣，在这种中西方文化的交流融合中实现了新的发展。泰国的签诗别具特点，包括：（1）纯中文签诗。中文版本的签诗在泰国一般都出现在佛堂与宫观寺庙，尤其在华人、华侨多的一些城市和地区的佛堂与宫庙当中更为常见，而在那些地方也往往都保持着中国传统的求签仪式。在泰国中部地区的帕南军寺还可以看到历史上所提到的中文签诗，只不过目前已经不再使用了，只剩几张签诗作为历史古迹被一直挂在庙里。（2）中泰文对照的签诗。中文签诗在泰国传播的流变，最明显的变化环节应该是语言的转化。为了将签诗文化融入到泰国社会当中，让泰国普通老百姓能看懂中文签诗的内容，翻译成泰文是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因此，有的签谱被印刷出来之后，为了吸引泰国的求签者，除了增加泰文翻译，还保留了中文原文在下面，以让泰国人知道原来的签诗是从中国流传到泰国的，比如甘拉雅纳密寺，班联寺当前就主要使用中泰文对照的签诗。（3）中泰英三国语言对照版签诗。 近二三十年，发现西方游客到泰庙参观旅游的时候，经常看到当地泰国人求签仪式，有样学样，他们也尝试着求签，但签条内容不是泰文就是中文，根本无法理解其中的内容，于是公司找翻译者翻译成英语，此后各处都有英文翻译的签诗出现。那些有英文的签谱是翻译者直接从泰文的签文内容翻译出来的，所以英文与泰文的内容是一模一样的。哪些地方的泰文翻译跟中文有差异，与之相对应的英文也一样在那个地方出现差异，比如大佛塔寺、三友寺、塔通寺当前就是采用的中泰英三国语言对照版的签诗。（4）泰英文对照的签诗。由于中国签诗融入泰国社会的时间长了，很大程度上被“同化”或者说“本土化” 了，差不多变成了泰国的签诗文化。同时，为了将签诗内容更为方便地传播给西方游客，印刷公司开始在泰文签诗基础上增加相对应的英文表达方式。为便于当地泰国人与西方游客参与求签活动，很多签谱已经去掉了中文内容，只印刷泰文与英文，如越猜蒙坤寺就是采用的泰英文对照版本的签诗。（5）纯泰文的签诗。 一个普遍现象是，在泰庙看到的纯泰文签谱，由于在翻译和演变的过程中，添加进了泰国的佛教元素，因此泰文版的签诗往往和原来中文版的有些差异。比如说一些泰庙的纯泰文签诗应当是与中文原版签诗一样有 28 张，但有一些泰庙往往会把 28 张的原版签诗，加上一些泰国本土化的内容变成 30 多张。少数泰庙所编写出的（增译版）泰文签诗内容，除了为吸引求签者之外，同时也是为了能够将更多的佛教教育理念融入到签诗内容当中，借由抽签活动的流传来达到佛教教义传播的目的。纯泰文签诗比如在玛尼春拉坎寺、猜约寺、邦披艾内寺、佛陀足印寺、巴列莱寺都有涉及。
签诗按内容的编写形式或文类划分一般有三类。一是诗文的，二是散文的，三是诗文和散文结合并陈的。泰国最普遍的签诗是诗文的签诗，因为诗歌完美漂亮的形态，所以诗文的签诗自然会受泰国求签者欢迎，而第二和第三类型的签诗，因为不受老百姓欢迎，所以很少见到。签诗按外在形式划分也有三 类：（1）印刷于纸张上的签诗。 这种签诗在泰庙最为常见，因为它的印刷制作比较简单，也方便抽签者带回家。最为常见的签诗造形，其外形几乎都是呈长方形的纸条，常见的尺寸分别为 10 ×13.5 公分，与 10 × 16.5 公分两种。由于很多寺庙用的是同一家印刷公司的签谱，所以签诗的纸张大小都差不多，只有一些寺庙自己委托给当地印刷公司打印出来，大小会有差别。这些印刷在纸张上的签诗，有的挂在大木牌上或墙壁上；有的放在框子或木架上；还有的贴在墙壁或大木牌上。贴在墙壁或大木牌上的签诗有效地规避了这些破坏环境的问题，抽签者对照签号时，只能拍照回家。用这种签诗方式的寺庙。大多数是很受信徒们欢迎的或者是热门的旅游景点内的寺庙，由于这些寺庙每天来抽签的人太多，这样安排签诗除了节约资源，更不会制造出太多垃圾。如三友寺就采取这种策略。（2）刻于铁牌上的签诗。将签诗内容刻在铁牌上的主要原因与将签诗贴在木牌墙壁上一样，也是为了一劳永逸，经久耐用，且不容易腐烂。这种形式的签诗，仅被少数的泰庙采用，如佛陀足印寺就是刻在白铁牌上的。
大部分的签诗依数字的顺序排列，有的用阿拉伯数字排列，也有的用泰文数字排列。同时每套签谱的数量，跟签桶里面的签支数量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有几支签支就配几张签诗。最常见的签诗的数量是 28 首，无论有没有中文的签诗内容，大部分的泰庙还是以 28 张签诗的签谱为主。值得一提的是，在每张签条除了在上面标注了数字，还刻意把数字放在诗文的内容，有的是放在第一句，有的是放在最后一句，有的则是前后都放。泰文签诗最常见的诗歌形式有两种。（1）八言诗的形式。这种诗编写的规则是，每句有 8 个音节，一首诗以上下两组各四句而成的，分别為“始、接、副、运 ”四句，是按照同原音和尾音做为押韵的。（2）八言纪行诗的形式。这种诗的编写方式与规则大致上跟上面的八言诗一样，但与八言诗编写的有一点差别，在于用“接（第二句）做开始，略过第一句的“始”，然后继续写“副”“运”句，所以这种写法的第一首诗只有三句，从第二首开始到结束，则完全按照四句的规则写作。无论一共有几首诗，但最后一首的最后一句即是通用尾句。
有的签谱也会在签诗上面或背面附上标语，类似于我们现在微信的“封面”，一般的是一句或一段与佛教教义有关的“劝世文”或“劝世格言”，就是要借助签诗在泰庙的流传，来影响信众而达到宣传佛教教育的目的。所印在签诗上的这些“劝世文”的内容，大部分是著名和尚的话语或是历史上伟大先贤大德们的箴言，劝戒求签者们要坚守佛教戒律，不可太过迷信，要抛除妄念，并教导人们要说好话、做好事、存好心，比如出现在“邦披艾内寺”的每张签诗下面，共有 28 张不同的佛教教义是用巴利文并配泰文书写的，如“用善待赢得坏人”“自己是自己最主要的依靠”等。 有的签谱使用的每一张签诗上都会额外加上一组数字符号，而且每一张的数字符号都不相同，这些数字符号的主要功能是提供给求签者一种额外的小确幸，一种期望发财的梦想。因为许多泰国的老百姓喜欢买彩票“碰运气”想发横财，但有时却不知道该选择什么样的数字才会中奖，索性依照签诗上所出现的数字去买，在“神明庇佑”的心理下，他们或多或少都会认为能帮助他们中奖发财。
泰国是佛教国家，其独特的民间信仰与观念，产生了独特的泰文签诗。从泰国民众信仰的小乘佛教教义内涵角度来看，泰文签诗内容中出现的佛教教义主要为：理智、忍耐、报应、痛苦、功德、团结、不善根、智慧、敬老、布施与自律等方面。签诗释文中所预测的内容是用于描述和解答求签者想要了解的事情，除此之外，签诗释文的内容中还给求签者提出思考和教导，提醒求签者不忘用宗教的教义来约束自己的行为。从民间社会信仰的角度来看，泰文签诗出现在佛教信仰、星象学方面的信仰、巫术与神仙信仰的神秘学说、麻衣相术之说以及魂魄的信仰等方面。从社会价值观方面的社会文化意涵角度来看，泰文签诗释文中所体现的社会价值观主要包括自强自立的价值观、勤奋刻苦的价值观、勤俭节约的价值观、重视学习的价值观、遵从前辈的价值观、孝敬长辈的价值观、互爱互助的价值观、诚信正直的价值观这样几个方面的内涵。泰文签诗的主要文化特点包括签诗语言修辞格式的多样性，以及佛教主导的宗教教义。泰文签诗视角下泰国社会文化的深层内涵表现为以签诗为文本形式的世俗祈福仪式；以签诗为交际符号的心理干预仪式；以签诗为象征价值的开放包容型民族性格；以签诗为表现形式的功利性与道德性文化的融合体。
（责任编辑：庞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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