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旭光? 文娛评论人、活动策划人，多年混迹于文化传媒领域，作品散见于《北京晚报》《新京报》《中国教育报》《人民日报》等报刊。代表《美文》采访刘琼。
《花间词外》是学者、作家刘琼新近推出的一部散文集，收入了《兰生幽谷无人识》《落梅横笛已三更》《春入平原荠菜花》《却道海棠依旧》《紫樱桃熟麦风凉》《正见榴花出短垣》《七月芙蓉生翠水》《忙踏槐花犹入梦》《去年岩桂花香里》《采菊东篱下》《丁香空结雨中愁》《不作天仙作水仙》等12篇散文作品。作者以“花”为媒，串联起现实生活和古典诗词，探讨了中国文化中影响国人几千年的内在审美方式。
2019年年末的时候，当时《雨花》的主编朱辉约我写个专栏，因为《雨花》是月刊，我就想也行，十二个月每个月写一种花，跟时序对起来，大概齐让花跟节气有一定的对应关系。
为什么想到写花呢？
这些年出版界有很多关于植物的图谱类书籍，比如诗经草木图一类的书，甚至还有出版社出了鲁迅的植物图谱。我肯定不是写一本完全植物学意义上的书，植物学是科学，有很多的科学家和植物学家的书写、阐释，这些书籍的专业知识足够丰富。我写的是一本与众不同的与植物有关的书。
开在《雨花》上的是一个散文专栏。散文是创作性写作，因此，我在写植物、写花的时候，主要写花和人的关系，写花是怎么进到人创作的诗词里并被人们歌咏、鉴赏、传播。我这个专栏，每一篇都有一个由花入词的词句来作为题目，比如说第一篇兰花，题目就是《兰生幽谷无人识》。为什么第一篇要选择兰花？兰花在阳春三月开花，预示着春天的到来，所以我第一篇选兰花。我用了与中国传统节气相对应的顺序来编这本书。
其实写专栏的时候，第一篇写的是菊花，用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入题。编入这本书的时候，《采菊东篱下》放在第十篇了，让它进入秋天了。这是从专栏到成书的一个变化。
至于书名是怎么构思出来的？
从我们老祖宗开始，花就进入诗词了。写到花和词，必然写到植物和人的关系。花和词是两个明确的范畴，花、词和人的关系，是一个打开的面向。我们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形成了集体意识、集体记忆，比如日常生活习惯、审美习惯，以及在这种大的背景或者坐标系下面发生的人的故事和人的命运。通过我的视角，用散文的形式，把与花有关的词的集体记忆和“我”的个体的记忆勾连起来。所以，这是一棵大树，这个树有两个主要枝干，一个是花，一个是词，枝枝叶叶相连。它们之间的勾连特别重要、格外有意思。
枝枝叶叶相连，才会形成有面积、有体量、有故事的立体空间。书名叫《花间词外》，其实也是我第一时间想到的名字。一开始还有点顾虑，害怕被误解为写“花间词”。“花间词派”和《花间集》是专有名词，广泛流传，《花间词外》从内容上看与它们没有关系。
《花间词外》实实在在地写花和词的关系。所以好多人问我《花间词外》这个书名，结构是“花间+词外”还是“花间词+外”？我说，是“花间+词+外”，里面有三个关键词。我觉得《花间词外》这个书名还是比较能够准确地表达书的内容。感谢这个书名，因为有“外”这一图谋，写作的时候我的笔自由了。恰好，我也希望借写这组文章表达自己对于散文写作的一些想法。
散文写作要有创造性，无论是内容，还是文体，我们要能摆脱模式化写作。《花间词外》既不是一组标准的诗词鉴赏文章——有鉴赏但不是全部，也不完全是植物学栽培学文章——虽然写到一些植物学方面常识，也不完全是一个随笔感悟，还有很多学术和知识融入其间。我给自己提供了自由腾挪的空间。
从古诗词写花的文字里面读出人和历史
今天上午他们还跟我讨论这个问题。我写作的时候有一个习惯，就是下笔比较晚。写专栏，我一般都是到截稿前三四天开始动笔。虽然没动笔，但我会一直在“酝酿”。跟写评论不一样，这种“酝酿”不是具体的思考。这本书出版后，很多人说读起来感觉有意思、爱读，我想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跟评论文章不一样，充满了意想不到、感性和跳跃的火花。这里面是创造性的文字，写的时候没有主题先行。比如说，写菊花，写之前会一直在思考，9月份了，按节气，菊花开了，关于菊花的诗词，最打动我的是哪一句？这个诗词不一定是最有名的，但一定是最打动我的。关键是诗词如何选择，包含了我的诗词鉴赏口味、标准，也还有伦理和道德的一点考量。这句诗词背后有没有故事，也是选择的一个潜在标准。除了写菊花的诗词之外，喜欢写菊花，跟菊花有故事的诗人还有谁？
当然，大家都会想到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我自然也会想到这一句，所以，当我坐在电脑前写这篇文章时，并没有一个基本结构，比如第一段写什么，写谁，第二段写什么，写谁，也没有一定要用到哪些诗人的哪些词句。那样的话，在我看来，是设计好的写作，模式化。我的写作习惯是，写之前阅读和消化大量的资料，打开电脑开始写的时候，旁边是基本不放任何书籍，让自己心无挂碍地往下写。我认为，写作是记忆的唤醒、知识的唤醒。比如，我开始写“采菊东篱下”这五个字的时候，我的大脑里立刻想到的就是陶渊明、五柳先生和“不为五斗米折腰”，想到桑落洲。所以，我就从桑落洲开始写。陶渊明当时写“采菊东篱下”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心境？他为什么能够写出这样的一首诗？过去读了很多关于这首诗的名家赏析，这些赏析文字都会储存在我的记忆中，成为知识点。一旦点燃引信，并急不可耐地往外窜，劈里啪啦，成为闪光点。
经过这么多年的积累，对这些知识点，我会有自己的思考和判断。我会想，我们一直把陶渊明作为一个隐者来看，这首诗也表达了隐者之生趣。但是后面那一句“悠然见南山”更吸引我。“隐”也有很多种，比如说“大隐隐于市”，隐在繁华当中，也是一种隐。还有一种归隐，陶渊明就是回到田园，回到桑落洲。这种“隐”既是价值观的选择，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桑落洲位于湖北、安徽和江西三省交界之地，是魏晋时的军事要地。可以想见它的自然环境，人烟稀少，各种植被丰茂。南山就是庐山。所以，我自然而然地写到桑落洲，写到在桑落洲练书法的王羲之，写到与菊花有关的诗词和人事。
写得这么杂，可能跟我爱读杂书有关。我的阅读杂七杂八，不只读本专业的书，而会花大量时间来读历史类的、科学类的书。这种阅读会对我有帮助。我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对非虚构写作感兴趣，也是这样的读书习惯所造成。正史里面的知识，野史里面的趣闻轶事，会选择性地记住。这些记忆一层一层地覆盖在大脑皮层里某个地方，一旦开始写作，比如写到“桑落洲”这个关键词时，一个引信引爆了，那些记忆就全燃烧起来了，自然就会有各种的创作性的联想。这个引信是写作的魂。
比如说菊花跟隐士文化有关，那么，由此还可以联想到更多类似植物，比如说“四君子”。中国人把梅花、兰花、竹子、菊花看作四君子，画成画，挂在家里最重要的位置。植物怎么就成了君子？
这是一个长期沿袭的命名。植物本身，按科学解释，就是一个有生命的客观物象。我们给它赋予“君子”之称，实际上是我们作为审美主体对它的一个情感投射。这个“我们”是谁？是中国人。那么这种长期沿袭的命名是怎么回事？追溯到流传过程，诗词起到重要作用。我们的老祖宗，从先秦开始，在唐宋的时候，诗词文化里面，都会有“君子”之吟。我们又是一个诗教大国，大家通过吟诵诗词，学习诗词，使君子文化成为集体认知。君子文化自然而然传承至今，沉潜到血液里，甚至已经成为一种价值追求。在此过程中，许多人都参与了这种流传，不断地添加内容，赋予信息。我写的时候，虽然没有想一定要写到什么人，但随着文字的流动，那些人自然就出现在笔下了。我要特别感谢编辑对我的包容，他们没有给我提出什么规范，所以，我能够有这样一种实验性写法。
比较有意思的是，开新书发布会时，李敬泽老师说他在里面发现了很多过去没有读到的诗。这也是这本书的特点。“立足之本”当然是诗词，我用我的眼光，提出一些人们平常不大注意的诗词。比如辛弃疾的词那么多，我们过去都读过，但是“春入平原荠菜花”，大家可能关注的就不是很多。而他写荠菜，还不止这一首。这就有对比，有联想了。
也有人跟我讲，这是一本可以推荐给中小学生看的书，因为里面有很多古诗词，像工具书一样。在这本书里，很多诗词被重新发现。这些诗词都打动了我，感染过我，有审美和流传价值。比如说关于梅花的诗词，有名或有流传价值的词句，我基本上都检索了一遍。
对，一方面要创新，你不能还谈大家都谈腻了的话。可以讲“采菊东篱下”，但要讲出不一样的东西。这一系列文章跟普通鉴赏文章不一样。鉴赏文章只在文本上做文章。但这一系列文章，除了鉴赏之外，还有跳出鉴赏范围的写作。比如《采菊东篱下》，就从文字跳到文化，又从文化的角度写审美气质的由来。
说到创新，一个是对诗词本身的新发现。比如“去年岩桂花香里”，把“岩桂”打捞出来。又比如 “春入平原荠菜花”，把著名诗人的一些不常被人提起的诗词挖掘出来，但又不是故意猎奇。
另一个是对植物的新发现。荠菜花本身打动了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荠菜花。在平原上，在田间河边，都能看见白色的荠菜花，蹲下去看一看，会发现荠菜花跟苔花一样，非常之小。有点植物知识的人都知道，荠菜开花就不能吃了，就老了，所以去田野里采摘荠菜的时候，不能挑已经开花了的荠菜。我们经常说花季少女，花代表着一个人最有光泽的时代，是充满生命力的美好时期，甚至有“青春”这样的寓意在里面。但荠菜开花的时候，已经到了中年。这正是中年辛弃疾在诗词里的自况。
历史上的辛弃疾是一个文武双全的人，他领兵打仗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一生最大的志愿，就是收复失地。自从金兵南下，过了黄河，南宋朝廷只能偏安一隅，辛弃疾也落户江西，被朝廷冷落。实际上，他的内心一直渴望着带兵打仗报效国家，但没有机会。他的诗词，也就充满了壮志未酬的惆怅。
他后来基本上就生活在江西了，当然也写过田园风格的“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但这两首荠菜的诗，绝不是偶然所为。到了春天，野菜花满地开，包括田间和河边都有荠菜花，是生活给他启发，用的是比兴手法。我们讲“诗言志”，诗是用来抒情表意的，像辛弃疾这样的诗词家，实际上写作的时候一定是寄予着深沉的情感。这两首写荠菜花的詞，相隔时间并不长，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作者的心境已经有所变化。
写人，写词和人的关系，写人的命运，这些《花间词外》的“外”是我笔墨用力之处。
再拿《去年岩桂花香里》来说，我们大家都喜欢桂花，一到满城桂花香的时候，大家都愿意去南方。在中国古典诗词里面，关于桂花的诗词特别多，有一点大家可能没注意到，就是当时用的“岩桂”跟我们平常说的“桂花”是不是一回事。我注意到了这一点。所以，在这一篇里，植物学也是重点之一。谈到植物的变化，谈到迟桂花，都是一种“格物”。
在这个格物当中，我们也要学会辨析。比如说，为什么我们古人会写那么多关于桂花的诗词？他们写的桂花是不是同一种桂花？为什么喜欢桂花，也有一个传承习惯。是不是同一种，怎么判断？我怎么看？
写到桂花的种类，写到迟桂花，就必然要勾连到郁达夫的一篇短篇小说《迟桂花》。由此就可以从古代写到现代，写到今天。《迟桂花》的故事发生在杭州城。文章里面涉及的事物之间，由一根看不见的线串起来。
我们都会有这样的训练。刚才说，我们中国是诗教大国，自古就提倡诗教。孔子说“不读诗，无以言”，所以从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和他的弟子编《诗经》的时候，诗歌就已经融入人的生活了。后来到唐代，李白五六岁能够诵诗，到七八岁、十几岁就能写诗，写得很好。像我上学的时候，在开蒙时期也就是五六岁的时候，大人会有意识地让我去背《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千家诗》等等。那个时候是作为一种功课完成，我也不知道背诵的是什么意思，但是每天早晨一首，渐渐地就养成了读古诗词的习惯。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住的是一个套院，有四五户人家。我们家对门有一个老先生，每天早晨起得很早。早晨大概六点左右，我拿把椅子坐在院子里大声背诵时，对门的老先生每次都特别赞赏地点头。他跟我父母夸奖说这个孩子将来会有出息。五六岁小孩不懂，只是挑选那些好玩、字简单易懂的诗先背诵，难的诗放在后面。我有点小虚荣心，对面的老先生一表扬，就更有动力。慢慢地，就会形成背诵习惯。这个从小养成的读诗背诗习惯，对我影响很大。
我一直都提倡晨读。十几岁的时候，搬家了，新家也在一个大院里面，宿舍楼和办公楼紧挨着，我就爬到办公楼的楼顶上——那是一个特别大的平台——大声朗诵。因为是清晨，声音会穿得很远，所以我们大院的家长都把我作为学习榜样。当时自己根本没意识到会打扰别人的生活，也不知羞耻（笑）。
对，我确实比较特殊，也可能跟家庭环境有一点关系。我的祖父受过特别严格的私塾教育，对我的影响非常大。比如我对历史比较感兴趣，就跟他有关系。还有《百家姓》《千字文》，这些知识都是他教我的。我在不认识什么字的时候，就开始对《西游记》《三国演义》，特别是《三国演义》有很浓厚的兴趣，里面的回目，当年都记得清清楚楚。因为《三国演义》里的故事，很多都发生在我的家乡。祖父讲故事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勾连到生活实际当中。所以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对孙吴、对刘备的故事谙熟。当然黄河以北的故事，曹操的故事，就不太感兴趣了。
我有英雄情结，对阳刚的东西是天然的喜爱，包括写李清照的时候，我也会讲到她后期词风由柔到刚的变化。我恰恰不那么喜欢花间词派的词，而更喜欢辛弃疾的词风，喜欢边塞诗。我开玩笑说，我以后要写一组边塞诗赏读。这就是口味。这种口味，可能跟生活背景有关。
我祖父是老革命出身，当过兵，打过日本侵略者，打过解放战争，所以他讲故事的时候，讲的都是怎么带兵打仗的细节。讲《隋唐演义》，讲李元霸怎么战胜宇文化及。讲杨家将怎么打仗。在我还不认识字的时候，祖父的这种讲述是一种语言训练，对我有很大的影响。
再有就是，我外祖父家是几代读书人，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大舅舅，我现在手头的几本古典诗集还是他当年送我的。大舅舅出国很多年了，是一个老华侨。不像现在有手机，可以发微信，过去都是写信联络。大舅舅写信，最爱引用老杜的诗。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他就问我喜欢李白还是喜欢杜甫。一开始我喜欢李白，因为李白充满了想象力，而杜甫的诗涉及政治经济比较多。大舅舅是老杜迷，我当时不太理解，后来我就能理解了，因为他离开祖国，在外面生活很多年，那种怀乡思乡情感，对杜甫的很多诗能够产生共鸣。我早年听的一些歌曲，几乎都是他那个时候给我寄的，像台湾蔡琴的《出塞曲》，唱的就是思乡，太好听了，我是翻来覆去地听。古代交通不便，信息不灵，诗人离开故土，无论是进京赶考，还是出塞打仗，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在怀乡思乡。出塞曲里体现出了这样的人在征途气象，必然能够打动很多人，包括我。
对，兴趣要引导。事实上，我后来就对杜甫的诗，越来越喜欢。在学习的期间，你很容易被比你年长的人影响。
我没那么悲观，这是个见仁见智的话题，就看你怎么去看了。就拿网络文学来说，这 二十年来很多人开始写网络文学，出现了一些不错的作品，影响也很大，我看了一些很好的网络小说，里面用到的一些诗词，让我很惊讶，有些写得非常周正，我觉得文字功夫非常深，作者一定是热爱诗词。这种广泛传播的网络写作对传承古典文化，有很大的帮助。
也许有人会问，我们今天都在讲白話，为什么还要学古典诗词？这恰恰是认识上的误区。
从语言自身来讲，也需要不断地丰富、发展。这个丰富、发展的过程，有突变，比如从文言文到白话文。白话文完成突变后，恰恰需要各种营养不断使之更加丰富。各种营养中，经历千百年而传承至今的古典诗词，愈发证明其强大的生命力。中西方历史上经历的多次“文艺复兴”运动，都是通过向老祖宗学习，革除时弊，让文化文学行走得更远。何况，仅仅从教育的角度，古典诗词那种微妙、丰富、美好的内蕴，让我们的语言更加富有表现力。正如孔子所说，“不读诗，无以言”。
有段时间，叶圣陶他们当年编的语文课本广受追捧，我去台北的时候也买过台湾的语文课本。文化这条大河不能断，语言是其中一条重要支流，语言的河有深沉的文化背景在里面。所以，学习古典诗词，最起码可以对一个人的语言本身进行训练，训练语言的雅致、贴切和表意。
学习古典诗词，并不是说每天都要“之乎者也”，而是一种思维训练，训练一个人了解世界、认识事物的思维方式。我们常常遗憾很多美好的传统断代了。我们需要重新接续文化传统，光大中华审美精神。千百年来，老祖宗通过生活实践和生产实践积累下来的各种习俗、习惯、技艺、认知，有内在的规律内含其间。这种规律，已经被时间证明是有意思的、有意义的、有价值的，也是家喻户晓的。学习古典诗词，也是对这种规律的了解和学习。
我有时候看短视频，看网络直播，有的小广告用那种强制性的、充满感叹号的、简单直白的话不停地说，会让人产生强烈的排斥感。语言是交流、交际的桥梁，实际应用要讲究修辞、技巧，在传达的时候才能激发人的共鸣、同情。
人类发展的历史表明，在解决基本生存问题以后，人这种高级生物对美感的需求就会不断地激发，甚至成为最重要的需求之一。
各种考古发掘里，陶器、铁器或者青铜器会让人喜欢，并不仅仅是因为它们来自一万多年前，而是因为这些器皿的形狀做工是出人意料的完美。有曲线美、对称美，有各种花纹，细致、丰富，妙不可言，是先民丰富的艺术想象力和表现力的确证。有一年去希腊雅典娜神庙，博物馆里的展品让我特别震撼，先人的工艺水平，特别是美学水平，达到了高峰。今天的很多创作还是从中获得灵感。在甘肃参观马家窑博物馆，我就开玩笑说，那陶罐上的花纹跟LV、爱马仕几乎一样，难道设计师是受马家窑影响？你看人类的审美有高度的一致性。马家窑陶罐上的纹样可能在其他大陆早期文明中也出现过。为什么？我想，最高级的艺术都是师法自然，而自然都是共有的。
艺术创作的这个现象，肯定有客观对象的影响，也就是外部世界的影响。比如陶器上的陶纹，有很多是画的水的波纹，水对东方人和西方人来说都是一样的，阳光下都是波光粼粼，水纹样式差不多。
这是一个特别大的话题了。写作中如何处理个人经验，首先是历史观的问题。我因为做副刊，经常有人投稿给我，为什么有的人总认为自己写的东西很感人，但投稿的时候往往不会被录用？ 我们过去老讲，每个人跟父亲母亲的关系都不一样，都有独特的经验，那是不是每个人书写的父亲母亲就能打动别人？为什么有的稿子能用有的不能用？这就涉及到写作处理个人经验的方式方法了。
第一，个人经验的独特性。比如说我爱我的父亲母亲，这是正常人都具备的情感，如果都写这种情感，写母亲生病了，我的那种痛苦，母亲去世了，我的那种怀念，那么每个人都会有这种情况，可能你会痛苦、会怀念，但在书面上很难成为打动人的一种公共经验和情感。
一个人跟父亲母亲之间的关系里面，细节能不能打动人？这个细节有没有跟别人不一样的经验，这个经验对别人有没有启发性？高级不高级？一旦作品要发表或者出版，成为一个公共阅读品，个人经验是不是对别人有帮助特别重要。如果只是一个极端私人性的表达，缺乏共情力，不一定被读者认可。
第二，能不能写出历史感特别重要。个人经验能不能在这个时间的长河里流传出去？能够作为这段时间坐标里的一个经验成为一段历史生活的血肉？能不能融入到整体性经验里面？这些是历史感。历史感不是历史知识的罗列。有些细枝末节的东西，或者个人觉得特别重大但它融入不进生活大潮，那么就很容易在传播中淘汰掉。有的作家跟我说，他写的东西都是真实存在、客观发生过的事，他写到小说里面或者写到文章里面，冲突剧烈，矛盾尖锐，让阅读者感觉戏剧性太强。这说明真实的事未必就能产生真实感。个人经验并未构筑一个真实有力的逻辑，就没有真实感，很难引起共鸣。
真实的东西未必就可信。有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有极大的偶然性，或者超越常态，非规律性。写作的时候，最关键是要让这些偶然性成为一种可信经验。
写作处理个人经验，处理生活日常，像拔萝卜，把泥和萝卜要分离处理。生活气息或者说泥土气息需要，但不能拔起萝卜后只看到泥，看不见萝卜，或者很难看到萝卜。
真正的创作，必然是处理完泥土后的萝卜，依然保鲜。写作中，他已经把生活经验不着痕迹地重构了。我写《花间词外》，有些经验其实也重构了。我经常打的比方是，戴着滤镜看以往，比如说处理童年的经验，已经过了四十多年，是用一个四十年加持的滤镜来重构童年经验。
比如写兰花。我中学同桌的父亲曾经搞过谍报工作，因此，他给两个女儿取名，一个叫云燕，一个叫鸿雁。这是文革期间，他被关押，在监狱里给女儿起的名字。我写的时候没有直接写，而是用了倒叙手法，写她父亲种花种得很好，种过映山红，也种过其他很多名贵花，但种兰花没成功。就把这个故事带出来了，是远景“他者”写法。
什么时候近景写，什么时候远景写，这是一个处理技巧。取哪一个部分，舍哪一个部分，不能够混沌，不加取舍就把它堆积上来，那样的话，主题就被淹没了，萝卜就看不到了。
阅读《花间词外》，仿佛面对着一盘精美的珍馐大快朵颐。作家刘琼化身技法娴熟的庖人，十二篇错落雅致的文字，“烹龙炮凤玉脂泣，罗帏绣幕围香风”，以深厚的文学素养和诗词修养为主，辅之以多年的阅读、生活经验，杂之以植物学、物候学、时令节气等，再以正史、野史等点缀其间，让人欲罢不能。
通读全书，最大的感受是作者空灵的笔法。她从一朵花、一首诗词出发，行云流水的文字里娓娓道来一个故事、详加阐述一个观点或者细心考证一段历史，花和词是触媒，引出的是每朵花背后的人文景观，勾连着每句诗隐藏着的历史传奇。《去年岩桂花香里》以赵长卿的《采桑子》落笔，写到作者的身世，说到岩桂、月桂和桂花的植物学知识，然后又从桂花与杭州的关系，引出了大作家郁达夫及其作品《迟桂花》，再以小说取景地烟霞寺为起点，探讨了宗教和人文的关系，顺手交待了发生在烟霞寺的胡适与曹诚英的爱情八卦和国共合作“西湖会谈”的大历史。当我们以为可能就此打住的时候，作者又猛地宕开一笔，讲起了杭州的人文历史，谈到了梅花、苏小小、鉴湖女侠、林和靖、白居易等历史符号，中间还回忆了作者当年踏雪赏梅、披星戴月查资料的经历，古人和今人在花的指引下，成了“时空伴随者”。全篇“知识点”密集却不散，作为读者还能读出对自然、对历史的敬意和温情，不得不感嘆一句蔚为大观。
“不说前人已经说过的话”，《花间词外》虽然是一本散文著作，但却充满颇有分量的见解。在《春入平原荠菜花》中，刘琼撷取了辛弃疾两首写荠菜花的《鹧鸪天》，以荠菜花的植物学特性，与诗人写作“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和“春入平原荠菜花，新耕雨后落群鸦”的心绪来映照，“春雨绵绵，桃李零落，有经验的农人看到荠菜开花，知道荠菜老了，将退出食物舞台。……人到中年，又被免官闲置，抗击金兵收复家园的壮志实在难酬，睹物伤怀。”读到这里，那个空有一身武艺却难以施展的辛弃疾的形象也生动了起来，让人不禁在荠菜的鲜嫩美味和诗人的壮志难酬之间黯然神伤一把。
《却道海棠依旧》里，作者对李清照“婚变公案”进行了一番考据。人们通常认为李清照和赵明诚是神仙眷侣，宋室南渡后，遭逢离乱的李清照嫁给张汝舟是受骗上当，“好白菜被猪拱了”。但刘琼读出了不同。“在一千多年前的中国传统社会，一个没有孩子、娘家还有‘政治问题’的女人，与丈夫以及丈夫家族的关系，其实很不容易相处。”父权社会在李清照身上投射了沉重的压力。“这个丈夫，还是个天生公子哥，先是严重缺乏家庭责任感，后在与金兵对峙中临阵逃跑。知识分子的李易安，既无面子，也无里子，内心的孤独由来已久。”后来遇到殷勤的张汝舟，体会到了人间温情，李清照大为感动，以身相许。但后来发现“想得简单了，一旦结婚，进入具体生活，文化差异包括生长背景差异产生的矛盾必然难解”。后来不惜一切代价离婚，是及时止损，显示出李清照的过人之处。颇为现实的解读，显示了作者笔锋之老辣。
独到高明的见解之外，刘琼对现实生活也有着深入的思考。首当其冲的，是对“诗教”的思考。“诗教传统，今天看来是断了。今天的中小学课本，往往把诗词歌赋教成了识字课，诗词歌赋里最美的东西比如音韵节奏被误读，最有价值的精神气质被忽略。”
“诗教”最早出现在《礼记》中，“温柔敦厚，诗教也 ”，意思是要用诗歌来开化民性，实现天下大治。将“诗教”发扬光大的，是孔子，他提倡“不读诗，无以言”。他对于诗歌的功能有一个创造性的阐释，说诗歌可以 “兴、观、群、怨”，所谓“兴”是抒发意志，“观”是了解社会表达抱负，“群”是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怨”是讽谏批评不良的现象。他编订《诗经》，将其确定为六经之首，树立为最为权威的教材之一，并要求弟子和儿子孔鲤对诗勤加研习。圣人以下，历朝历代，诗都是重要的文学体裁，实用、审美皆有重要用处，作诗成为文人的标配，靠一首诗飞黄腾达者有之，郁郁不得志寄情于诗歌者更众。
几千年积累的文化遗产传承下来，诗教的存在感却越来越弱。白话文改革的大背景下，诗歌的实用功能不断退化，伴随的是审美功能也在加速度消退。教育在各个时代都是社会话题的最大公约数之一，特别是近年来教改的大背景下，语文教学改革不断深入，部编版教科书的统一应用，课本中古诗词数量的大为增加，更有甚者喊出了“得语文者得天下”，诗教的话题热度再次上升。众说纷纭，难有定论。
也许我们应该回到源头探讨诗教的出路。我们不再是培养诗人，而是靠诗歌的传统和美感，来醇化灵魂、训练思维。以《花间词外》来说，这本书就是作者多年诗歌熏陶的产物。按书中所言，从牙牙学语开始，刘琼就搬着小板凳在院中每天诵读诗词，对门的老爷爷、老革命出身的祖父、侨居海外的舅舅，都是她诗教路上的指路人。一个鼓励的眼神、一节精彩的故事、一段细致的探讨，都是诗词学习的推手。更主要的还是个人兴趣建立以后的长期坚持，读诗、莳花、工作生活都能与诗词时时互动，既能建立对世界的信心，还能找寻到一份私人的精神乐趣。
（责任编辑：孙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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