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山和一段时光
春天时,想过再去那座山里走走,直到夏天到了还是没去成。我想我并不是真想去,也许只是想把它写下来。
那时我在那座山下的一家单位工作,是一所很安静的学校,我是学校办公室的秘书。因为靠着山,校园里生物丰富,上班的第一天,老主任竖着一根裹着纱布的手指,说是在院子里种菜时,被不知名的飞虫咬伤了。旁边有个女同事,气定神闲地说她家前不久来了一条蛇。而另一个男同事,则更加气定神闲地补充说,蛇这种东西,一來就会来两条,所以肯定还有一条。
我被这种魔幻现实主义的气氛打动,暗自给自己解释:这些丰富的生物,可以弥补封闭的工作环境带来的寂寞。
我的宿舍里,确实来过很多“沉默的客人”。细腰蜂钉在衣柜子上,结出一些状似夜壶的窝。厨房的地板上,则蠕动着一条粗肥的黑色的巨虫,没有毛,不怎么动,唯两条短的触角间或一颤,让我知道它是个活物。草蜢甚至在沙发上和电话线上漫步。我还在房间里见到过癞蛤蟆,完全像一坨跳跃的粪便。
遇到过最惊悚的生物是一只野猫,一个雨夜,它被淋得皮包骨头,赫然站在客厅的地板上与我四目相对。其实我不怕飞虫,但就是怕除了人之外的一切哺乳动物,尤其是猫,因为它的脸和人的脸最相似。我冲进房间紧关上门,不知过了多久才敢打开房门,它当然不知所终。
我们那栋单身宿舍楼,不知为何住户很少。多数房门都长期紧闭,不知是空着,还是主人爱安静。总之,非常寂寞。后来,我发现206的房门会偶尔打开,它的主人,也是一个年轻的女孩,于是,与住在203的我,很快地注意到彼此。
那女孩在数学系,她叫苏小观。苏小观长得好看,有一种植物类的好看,她最喜欢的颜色是蓝和紫,最喜欢的音乐是《圣母颂》;她不做菜,尽管宿舍楼是有厨房的,她宁愿花比较多的钱去留学生餐厅吃饭,对,她也不怎么上熙熙攘攘油油腻腻的饭堂。
我和苏小观都没男朋友,在这个靠着山的、寂静得野猫都会来访的地方,似乎没有什么可以安置我们盛大又焦虑的青春。我们的同事,都是上班之间会溜去市场买菜的中年人,他们谈论孩子的学习、今晚的晚餐和昨晚的《新闻联播》。工作是这么无聊又这么清闲,日子像倒在平地上的一摊水,向东西南北各个方向四散流淌。
基于相同的感受,我和苏小观结成同盟,一起吃饭,一起看明珠台每晚九点半的电影。周末,苏小观在房间里放着音乐看书,旋律流过走廊,那条脏兮兮的宿舍走廊果然变得洁净一些。有一个周末她神情落寞地过来,小坐了一下,没具体聊什么,只是说到以前在家乡时有一次下了雪,她想找个人去看雪,却无人可去。这个略有点文艺的描述由苏小观说出却很合适,一点也不做作,倒令人心生怜惜。我只是猜想她这样落落寡欢也许有很久了。
我们的友谊破灭于半年后。有一天,我从一个负责办理出国手续的同事口中,听到苏小观正准备出国留学的消息,当时我故作镇定,不想让别人看出我作为她朝夕相处的好友却连这都不知道。当天晚餐的时候,我直接质问了她,当时我的语气很冰冷。
苏小观有点尴尬,她是个不习惯当面指责和解释的人。其实我把不满说出口的同时已经原谅她了,她只是不想过多宣扬一件没有十足把握的事情罢了。但我仍然感到一种亲密同盟的瓦解,一种更为彻骨的落寞。一来由于我迟到得知的疏离感;二来由于她马上就要来临的离开。
苏小观告诉我,她是跟随一个男孩到国外去的,由于对前途的忐忑不安,她对身边所有人隐瞒了这个重大的决定。得知这个消息比她即将出国的事实更加令我震惊,我为自己没有看出苏小观陷于这么确切的恋爱而感到震惊。
然而在这之后我很快开始重复苏小观的体验。也许与她不同,但肯定与很多青春期的女生相同:我们遇到的每一个男性,都有可能把我们引向与此时不同的生活,这是一种与爱情不相上下的诱惑,它们对于我茫然无措的青春,以及无处安置的荷尔蒙,似乎是某种拯救。
何况,那么寂寞。
有很多人赞美青春。这个词和“童年”一样,在众多的赞美里,它被提高亮度,成为一个绚丽的存在。在描述中它眉飞色舞,但事实上,我们亲自经历的青春,却很可能黑暗、苦闷、寂寞、困顿,就像我在山下那所校园里度过的最初几年。
我曾想写一篇《寂寞的青春里,我们那些混乱的男女关系》,你懂的,所谓的混乱只是一个广义的形容。在我们困顿无力的时候,任何额外的际遇都可能是一根救命稻草,这额外的际遇,往往是异性。正当青春的我们未必有好运气配备一场好的爱情,却有僭越和混乱的勇气。《恋恋风尘》中唱:“相信爱的年纪,没能唱给你的歌曲,让我一生中常常追忆。”我经常想,这首歌应该这么唱:“相信爱的年纪,不知在哪里的你,让我一生中常常追忆。”
我记得那是一个夏夜,我和当时的男朋友一起去爬山。在凉风中,手电筒和萤火虫一起飞舞着。那是一个很美丽的夏夜,各种不知名的植物香气在空气中浮动。这是南国特有的福利,在夏夜,在山间,所有的花事以气味为形式,有的清远不好捕捉,有的是易于承受的甜蜜,有的则浓郁得甚至带有米香,种种香气组成交响乐,不知为什么,就令人想起很多事情。
这一个夏夜的美丽令人心惊胆战,甚至烦躁。我们开始吵架,漫无边际地吵了架之后,我开始哭,开始哭了才意识到自己的狡猾,其实,前面的吵架都是铺垫,我只是为了让自己把话说出来的时候,更加理直气壮罢了。于是我开始说我真正想说的:我们分手吧,我其实不爱你。
后来,很久很久以后,与朋友们分享各种分手的经验,有人说,她也是以与我类似的方式提出分手的,对方迅速地回应说,好吧,我早就喜欢另一个女孩了。她气得手都冷了,但事实上她知道,这是自取其辱,因为她并没有爱上他。所以,这只是青春期千千万万的狗血故事中的一个,而那些无辜的男配角,他们并没有做错什么。他们只是被利用,说起来残忍,却是事实。
仍然是很多年以后,我看到新来的二十出头的优秀的女同事,无望地爱着一个凉薄的小才子。我很清楚,她并不是她所以为的那么爱他。在最好的年华里,有最丰富激荡的情感,却没有运气去遇到一个配得上这份感情的人。她只有随机修饰身边的际遇,把他修饰成暗恋的对象,不然她拿自己的情怀怎么办呢?
她于是告诉自己,她爱他。哪怕是暗恋,她的空虚也终于有了填补,苦闷也便冤有头债有主,她的寂寞落到实处,日子从此像一篇有主题的议论文。
我们都没有学会拥抱孤寂,没有学会与自己谈恋爱。我和她,都是。
尤迪特·海尔曼有个短篇《夏屋,以后》,其中某段无关紧要的文字,描述一种生活状态:“他在法尔克的摄影室里坐着当模特儿,在安娜的演奏会上铺设电线,在红色沙龙听海因策的作品朗诵。他在剧院里拍巴掌,要是我们拍的话;喝上点儿什么,要是我们喝的话;吸上些大麻,要是我们吸的话。”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青春期状态:对着生活做各种布朗运动,与很多遇到的人发生一些联系,却只是联系,而不是关系。由于内心的空虚,联系不能变成关系。整个青春期,我常身处莫名的暴躁:不能忍受生活,却没有能力重建它,我憎恶它,却比懦夫更加臊眉耷眼地依赖它。
后来,我终于可以搬离那座山下的单身宿舍, 我逃也似的搬出去,远离那些充满了雨水、昆虫、山风和回音的生活。我住到市区去。那些年的成长很模糊。
前两年,有个朋友,到我所工作的那所校园里,租了一间房子住下来。我去她家做客,住了一段时间,得以与山再度亲近。
这个朋友离婚后独居,她拥有一家工作室,内心完整,仿佛随时能召唤来她的世界。她研究女性创作,推崇朱丽娅·克里斯蒂娃,据说,克里斯蒂娃主张,在未来女人可以跟自己结婚。事实上她并非鼓吹“不婚主义”,只是她不会再从外界寻求打发自己的力量。
那个晚上,在她住的楼下,无意识地抬头看──那一整栋楼,只有两处灯光。所有黑着的窗户沉沉地压过来,仿佛无边无际的生活压过来。远处的山,则在夜色里呈现出一个毛茸茸的剪影,带着缓慢而恒久的、兽类的呼吸。
我仿佛又触摸到青春期黑暗混乱的生活,那种“我的日子还没有到来”的漂泊感。我问她是否注意到,在山的阴影下这加倍的寂静和加倍的黑暗。她侧耳听了一会儿,笑起来说,这安静很适宜工作啊。
我忽然觉得她似乎穿越了时间,教育和安慰了当年那个我,甚至还有苏小观,虽然,在短暂的愤怒之后,我与苏小观已经长远地失去了联系。我知道,像我们那样无措的青春,还有无数;而那些黑暗,当你跋涉过之后,它们也可以成为你怀念青春的理由。
半夜刮起山风,我被风声唤醒,看到窗外的大树拍起它们的叶子,所有的大树都像在高谈阔论。这个晚上,我略有所悟。如果你能听到寂静的声音,也许,才可以算是成长完毕。
活在珍贵的人间
出差,从格尔木到西宁的火车会经过德令哈,我与同伴商量,我们在这个地方停半天。同伴赞同,但接待我们的当地人都好心地提醒,德令哈没啥好看的,再说现在树还没绿花还没开,真不值得专门去半天。他们担心我们辛苦奔赴失望而归。我讷讷地说,也没想看啥,就是有点多余时间,随便消磨下。
有時候喜欢“没啥好看”的地方,是因为没有预设,无所用心地使用那时光,让人觉得富足。相比而言,人皆称赞的地点,有着被验证过的美景,像一篇主题明确的文章,种种喜悦尽管如期守候在每个拐角,但遇见之后,知道还是沿用着用熟了的思路。
我们在乌兰经过的一个火车小站,就是这样的一种意外之喜。乌兰只是我们的中转点,从茶卡出发的长途汽车,没走多久就遇到大雪。副驾驶位上的我清楚地看到前方道路从黑色变成黑灰,再变成白色,最后,彻底消失,与道路左右两边连在一起,变成一片广袤的白。车子陷在半路的雪堆里,一车人下来推车。这是四月,广州的大街小巷已经都是短衣短袖,朋友的微信说广州太阳特别大,爬一趟山都晒伤了。站在漫天飞雪中遥想这个情形,更觉此刻的穿越。
这场大雪一直送我们到了乌兰。的士司机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方,说火车站到了。我们茫然地站在路边。这可能是我见过最简易的一个火车站,它空无一人,没有任何标识,只有一个紧闭的大铁门说明它“站”的性质。它简易得令人怀疑走错,但是没多久,几个披着头巾的女人走来了,她们证明这确实是车站。她们是堂姐妹,要去格尔木走亲戚,亲戚在格尔木有家饭馆,今天,开张了。
这群高鼻深目扎着各式头巾的撒拉族姐妹,使这个雪中的火车站更加奇幻,像在异域。一定是为了使我的奇幻感更加强烈,她们与我聊着聊着竟讲起各自的婚姻。一个看起来像中学生的小姑娘告诉我她今年结婚了,她十八岁,这样的结婚年纪在撒拉族来说一点也不早,另一个小姑娘稍微大一点,20岁,干脆说自己已经离婚了,据说在她们那,一个男人如果开口说“我要给你离了”,就是离了,没有女人问个究竟的余地。这几个明艳小姑娘活泼地讲述撒拉族婚姻生态,让我一时都听傻了。
火车像切开一块蛋糕一样从雪地里开过来。她们上了最拥挤的一节车厢,因为她们外地的姑姑一家也要去格尔木,就在那节车厢里。我和同伴则走到人少的另一节车厢,于是就此告别。
像辛波斯卡所说,“我偏爱喜欢人们,胜于热爱人类,我偏爱那些散漫的零,胜于被编排成序列的零”,旅途中偶遇又分散的人,总让我想到这句话。虽然,事实上,对她们也一无所知,也不想多知,只是,那花头巾下深如潭水的无忧双眼,以及大雪之后宁静的乌兰火车站,回想起来,竟比著名的青海湖和茶卡盐湖更让人出神。
好了,现在说德令哈。火车从格尔木开出时,经过察尔汗,又经饮马峡,车窗外都是茫茫雪原,到了一个叫盐湖的地点,忽然间风光一变,晴空万里,大地茫茫,盐碱地上形态奇特的蓬勃植物(回来后查,也许叫盐爪爪,也许叫梭梭柴,也许叫红柳),牛羊散落其中。
我饥渴地望着窗外,消化对南方人来说极为稀缺的嘹亮美景。明烈辽阔的氛围一直延续到德令哈。走出德令哈的火车站,迎面就是柏树山,城市中每条笔直的道路尽头,都是柏树山,山顶银白有未化的雪。这是一座抬头随时见山的城市。
这就是海子的德令哈,他写下“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的地方。
真难以想象,海子遇到它时,竟是“这是雨水中一座荒凉的城”。此时的它,干燥得仿佛随时会起静电。道路开阔,上方悬挂着广告牌,写“有事找政府,请打12345”,我们一边感慨政府这干脆的好文采,一边去寻吃的。
就像在格尔木听说的那样,德令哈这城市,“没啥好看的”。街上行人太少了,此前我听说这里有很多少数民族,我以为随时会看到蒙古族人狭长美丽的单眼皮,会看到包着头巾的回族姑娘立体的侧脸。但是街上行人如此稀疏,连唯一的美食城都没有开张。闲逛半天,无所猎奇,最后,我们还是落足到巴音河畔那座海子纪念馆去。
海子纪念馆里,有一些细节显得滑稽。海子头像两边的对联竟是,上联“今夜我在德令哈”,下联“不想人类想姐姐”。这句打油诗意味的对联,与门口路上那广告语“有事找政府,请打12345”的气质简直是不相上下。而纪念馆后面的海子头像,则是由一块一米六八、重五吨的昆仑玉雕的,陈列馆内的广播介绍之为“典雅而不失凝重,肃穆而不乏灵动”。由于我们在格尔木买玉石买上瘾了,这会儿见到这头像,也条件反射地研究起其成色来。真是不敬。
其实我非常喜欢海子在德令哈写的那首诗。尽管它被传诵得早已审美饱和,但是,尽量陌生化地回味这一句“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我每每仍会感到一种酸涨,充盈心中。海子的很多诗句都如此,比如“活在这珍贵的人间……”,耳熟能详的一句,在无人处想起,也常引发一阵难过。
他的一些句子,简单,却有很深的感染力,比如说秋天“又苦又香”,这个形容在记忆中很难被代替。他写新娘:“过完这个月,我们打开门,一些花开在高高在树上,一些果结在深深的地下”,有很多年,很少见过比这更好的对新婚的想象。
现在在这里,这座曾在诗歌中被想象过的城市,我颇为意外地发现,海子得到这座城市非常华丽的对待。他的诗刻在玉石上,形成巴音河畔的一片碑林。因为他,这里举办了两届全国性诗歌节,纪念诗作都被收进一本诗集里。翻着那本纪念诗集,看到与会者都纷纷赞美这座无辜的城,德令哈,三个发音优美的字被不断重复,一种浮夸的情绪让人烦躁。才华真是一件确切的东西,尽管它无色无味不可触摸,可是,在简单的比较里也一目了然,这整一本以德令哈为主题的诗作,海子的才华,显见出类拔萃。
但是,感情是多么不适合当众朗诵啊。情感含量太足,不宜陈列于众目睽睽,不宜被喧哗着重复,它终会变成口号,终在暴露中氧化。当海子赤诚的诗句,被馆内的导览仪用朗诵腔广播,被谱成歌曲,在诗歌节的庆典上合唱, 那珍贵的情感,就几乎像一个笑话。
整个海子纪念馆只有我和同伴两个游客。连管理人员都不知去向,看得出,这里少有人来访。我和同伴坐在纪念馆的茶座中,默默无言,各怀心事。我想着自己读到海子的那一年,大学二年级。尽管很多人说那是一个不识愁滋味的年纪,但我记得那些诗句带来的忧伤,我珍视那忧伤,那是第一次感受到世界的辽阔之时难言的况味。大地茫茫,河水流淌,是谁掌灯,把你照亮?在当时,在有限的阅历中,我们并没有对这个世界上的情感浅尝辄止。
当年有个好朋友叫QY,她喜欢海子,尤其喜欢《在昌平的孤独》:“孤独是泉水中睡着的鹿王/梦见的鹿猎人/就是那用鱼筐提水的人”“拉到岸上还是一只鱼筐,孤独不可言说”。我记得她对我说:王的孤独,可谓极致了。而用鱼筐提上来一个极致的孤独,就是阴森的童话。她肯定说过更多,我不再记得;如今重读这诗,只觉那充沛的情感和阅读就是属于青春的,也仅仅是属于青春的:人所共有的辉煌和绝望。
海子纪念馆是晚上九点关门,我们是凌晨一点的火车,时间还长。黄昏七八点的时候,德令哈的天色才开始变暗变灰,我想去巴音河边走走,去街上走走,但是陈列馆茶座的服务员告诉我们,每天这时候,街上的店已经关得差不多了。确实,当我们在寒风中走向空空荡荡的大街,看到一排排紧闭的店门,开始有点茫然了,一边感到有钱没处花的焦虑,一边意识到接下去的几个小时不好打发。
从海子的诗句回到这城市的生活,感到诗对于城市,就如油浮于水,两不相干。问的士司机认不认识海子,他先是说不认识,后来恍然大悟地说,噢噢噢,好像听说过,好像听说过!他说“听说过”的语气,也有种滑稽的趣味,仿佛海子是个民族英雄似的。
的士上看到政府对城市照明工程的建设,街灯璀璨,但是人影少见,行人的稀缺让人有种精神上的高原反应。大风呼啸着从空荡荡的街上吹过,行道树光秃秃,听说再过一个月,丁香花就开了,迎春花也开了,柳树也发芽了,白杨也绿了,此处将有春天盛况。目前,但见明亮的荒凉。
十一点多到了火车站广场上,照样空无一人。下午我们到达时将行李寄存在车站值班室里,现在想取回,却见车站出口处锁着铁门。同伴高声叫门:“师傅!师傅!开开门!师傅——”广场上回荡着她叫“师傅”的声音,就像被唐僧逐出师门的孙悟空。
过一会儿,睡眼惺忪的“师傅”披着军大衣过来开门,我們抱歉地发现他的家属也在值班室里睡着。赶紧取了行李离开,奔赴有暖气的侯车大厅。
资料上看到,那年海子途经德令哈,住在车站的招待所。虽是长途汽车站招待所,但想必与火车站的招待所相去无几。于是我让同伴看行李,奋然告别侯车大厅的暖气,在狂风中跋涉,穿越辽阔的火车站广场,前往火车站招待所看个究竟。
推开玻璃门及厚厚的门帘,在前台赫然看到一张小床,一个卷发中年女人在被窝中升起了她不悦的脸,问我:一个人?我忙不迭点头,问一个床位多少钱一晚,她说二十块,并说会尽量让我睡一个房间。她说话时垂着眼睛,仿佛与我眼神有交流会影响我对价格的判断。
我表示先看看环境。绕了一圈,这个规模正式的车站招待所设有餐厅,也因为设有餐厅,房间里都弥漫着复杂的气味。我不禁同情海子,根据这半天的考察,德令哈城里的宾馆特别多,条件好,价位多种,交通方便,还有洗脚KTV等附属服务,20多年前虽未有今天的繁华,但与这个车站招待所相比,仍然是云泥之别。任何时候,住在车站附近总免不得简陋、脏乱差,兼有惶惶之感。为啥海子要住这呢?不过,也许正因为车站充满了动荡的况味,所以最能刺激灵感吧。
怀着对这个地方的敬畏,我在卷发女人不满的眼光中退出了门帘。卷发女人为表示不满,关门后还用一个装满水的塑料罐顶在玻璃门后。此情此景,似乎海子也写过诗作:“我要离开一只平静的水罐 /骄傲者的水罐……”
现在要离开德令哈了。一个陌生的、空空荡荡的城市,它带给我的感受与海子那首诗简直没有一毛钱相似,但是这半天浮光掠影的飘过,还是让人满足,有种奇幻的感觉,像紧凑的人生里一个脑洞小开。
不止是我,恐怕这城市里所有的居民,如果听到海子那首关于德令哈的诗,都会茫然地半张着嘴巴,这城市本身,其实对此也一无所知,它不知道自己曾因为一首诗被赋加很多想象,它像一个懵懂的被暗恋者,继续过着它,平淡无奇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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