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早期的北极叙事中，戴维斯对因纽特人的礼貌和尊重是独一无二的。他发现他们“是非常温顺的人，没有心机，言行一致……”他第二次航行时回到了同样的地点;他们彼此很快就认了出来，他受到了非常热烈的欢迎。
第二天早晨，船员们被同一群人吵醒，他们站在船员们前一天站的小山丘上。因纽特人打着鼓跳着舞，在向来客致意。
与因纽特人相遇两天之后，戴维斯横渡以后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海峡，向西北航行到坎伯兰湾;他根据海冰很少、水面宽阔、潮汐特征、有鲸鱼向东而去以及海水的“颜色、类型和属性”等特点断定，这里就是西北航道的入口。他心满意足地返航回家。（早期的这些航海者没打算在异地过冬。他们的船太小，无法携带一年的给养。）10月3日，戴维斯在给沃尔辛汉姆的信中写道，该航道“毫无疑问在一年中任何时候几乎都可以通行，海上没有冰，适合航行，气温尚可，而且水非常深”。
戴维斯取得的进展让吉尔伯特、桑德森和沃尔辛汉姆感到满意，此外，他还得到了埃克塞特市一些商人的支持。1586年5月7日，戴维斯再次扬帆出海，这次他带领四艘船：一艘“美人鱼”号大船，两艘小帆船“阳光”号和“月光”号，一艘“北极星”号小艇。戴维斯分派“阳光”号和“北极星”号沿格陵兰岛东岸北上，尽可能地去探寻穿越北极点的通道。他则带领另外两艘船驶向戈特霍布，在那里，他用所带的预制构件组装了第二艘小艇，在40名因纽特人的帮助下把它放下水。
戴维斯一行人与戈特霍布居民交往的初期，双方比较友好。但随着这些因纽特人变成了“不可思议的小偷，尤其是偷铁”，双方的关系开始恶化。戴维斯尽力缓解这种局面。他继续慷慨地与因纽特人做交易，并劝导自己的人克制忍让。一天下午，一次石块伤人事件升级成群殴事件，他的一名船员受伤。戴维斯忍无可忍，于是乘着南风北上探险。
7月17日，戴维斯率领的两艘船和小艇遇到了一座巨大的扁平冰山，“使每个人心中油然而生无比敬仰之情”。这一景象让他们感到非常不可思议，使得戴维斯不愿用文字描述，只是说，“我想我从来没见过此类景象。”他们绕其周围航行一圈花了13天时间。后来才被人冠以此名的戴维斯海峡，到处都是海冰，前一年他们在此却没看到一点海冰。如此之多的海冰使船员们忧心忡忡，他们纷纷请求戴维斯返航回家。戴维斯只好同意转向;他们在格陵兰岛靠岸，拆卸了小艇，将所带的给养分了，让那些愿意回家的人乘“美人鱼”号回英国。然后，他带领其余船员乘“月光”号驶向巴芬岛。他经过坎伯兰湾的入口时并没有认出来，于是就在暴风雪中通过了哈得孙海峡，然后沿拉布拉多半岛的东部海岸南下，在那里，他们用临时编织的渔网捕获了许多鳕鱼。
在特伦莫尔湾，他们停泊下来去晒鱼，却遭到了“当地野蛮人的”袭击。戴维斯的两个船员被杀，三个船员受伤。紧接着，因为锚索在风暴中被吹开，他的船差点儿被吹上岸。9月11日，戴维斯掉头返航回家，回去后才发现，“阳光”号和“北极星”号因为海冰太多，向北没行驶多远就不得不返航。而且，“北极星”号及其船员在风暴中沉没了。
尽管不如前两次那样积极，戴维斯的支持者们还是赞助了他1587年的第三次航行，同時达成这样的协议：戴维斯驶向他自认为有海上通道的地方（戴维斯海峡、坎布兰湾、哈得孙海峡，以及拉布拉多海岸的汉密尔顿湾），随从船只可顺便捕获鳕鱼，以补偿探险开支。戴维斯所乘的“艾伦”号小船是由木板累积重叠搭造的轻型帆船，出海的第一天船舵就出了毛病，从此以后，航行起来“就像牛拉的马车”。
在戈特霍布，戴维斯去峡湾里面勘察，其中一艘随行船只的船员在海滩上组装他们一行人的第四只船——另一只小艇。（戴维斯想用这艘小艇勘察，而让另外三只船南下去捕鳕鱼。）因纽特人从小艇组装工那儿偷钉子，冲突再次爆发。戴维斯无法处理这一局面。炮手发射了一枚炮弹示警之后，戴维斯下令拆卸组装一半的小艇，装到“伊丽莎白”号上。“阳光”号船严重漏水，该船和“伊丽莎白”号船的船员们离开此地的愿望非常强烈，几乎要暴动，戴维斯只好与他们分手。之后，他乘“艾伦”号小艇沿着格陵兰岛海岸向北行驶，最终抵达北纬72°46′这样遥远的北方，他把那个地方命名为“桑德森希望航道”。由此向北向西，海面都很开阔，海水“深不可测”。但这里却没有风，以至于他靠风帆行驶的小艇无法向北或向西行进。他只好往西南方向行驶。他试图穿过浮冰区时，被浮冰困了两天;脱险后，他绕过默西角（Gods Mercy Bay，他第一次航行时命名的海角，当时，这个海角指引他驶向他所认为存在的航道），向北驶入坎伯兰湾。风停之后，他又驶回该海湾的入口处，然后向南经过弗罗比舍湾，并将其命名为拉姆利斯因莱特。当时，没有可靠方法来确定经度，人们普遍使用的地图又是存在很大问题的齐诺地图，该地图把弗罗比舍湾标在格陵兰岛南端附近，受此影响，戴维斯认为他是第一个来到弗罗比舍湾的人。
像前一年一样，戴维斯再次记录了哈得孙海峡“狂怒湍流”般的潮汐，“就像伦敦桥下肆虐的流水在狰狞地咆哮”。戴维斯所乘的小艇沿着拉布拉多海岸巡游，试图寻找“阳光”号和“伊丽莎白”号两艘船;由于“艾伦”号船航海性能差，这两艘船本应为其护航，但它们没等到与“艾伦”号会合就自行回英国了。8月15日，戴维斯扬帆驶向达特茅斯，花了一个月时间才回到家乡。
戴维斯的考察之旅成就惊人。他把拉布拉多半岛的大部分海岸，格陵兰岛约700英里的西海岸，以及巴芬岛西南的大部分都标到了航海图上。他有关海冰状况、植物、动物、洋流、格陵兰岛内陆的笔记，以及对因纽特人民族特征的描述，都是史无前例的。他不仅使这些土地进入地图，而且使其进入科学领域。他在航海途中写的“游历之书”，已经成为标准航海日志的典范。他研制的背测杆是背测式象限仪和现代六分仪的雏形。《航海秘诀》（1594年）的大部分内容就是基于他的三次航行，这本书成了17世纪英国航海者的圣经。
随后几年，戴维斯发现了福克兰群岛，并进入太平洋航行，希望发现西北航道的西入口。1605年，戴维斯在新加坡附近的马六甲海峡被日本海盗杀害，年仅55岁。戴维斯是个忠诚、勇敢的人，宽容其他民族的差异。他的航海知识体现了科学的敏锐和实践经验的完美结合。他在《世界水文地理述略》（1595年）中，思索了遥远北部地区夏季的光照;他写道，由于光照如此充足，北极星之下的这片土地是地球上“最尊贵的地方”。
和当时其他所有探险活动一样，戴维斯的探险没入保险，原因是，由于仪器原始、海图有错误、指挥经验缺乏，海难的风险非常高。像戴维斯这样的船长可以通过象限仪、星盘或背测杆来确定所在纬度。他利用赤纬表来弥补罗经误差。他可能非常幸运地拥有曾到过他所航行的海域的其他领航员的日志，或了解他们的先例，这些信息能提醒他暗礁的位置，或针对潮汐提供一些有益的建议。但直到约翰·哈里森1735年制成了第一个航海经线仪，人类才获得确定经度的可靠方法。
当时，探险者能获得的地图和海图对航海帮助并不大，对向西航行的航海者来说尤其如此。 原因是，上面有太多的信息都是异想天开，毫无根据，更新地图通常又意味着要和地理的理论概念抗争，而注重实践的航海者对这此缺乏耐心。而且，由于无法确定经度，而且缺乏西半球不同地区的磁偏信息，他们很难给新发现的陆地准确定位，因而很难改进旧地图。另一方面，齐诺地图（1558年）包含了一些臆测式内容，显示北大西洋西部有许多大岛，但在当时却非常权威，甚至连约翰·戴维斯都承认，他不得不“使他的行为顺应普遍接受的错误观点”。
能力非凡的航海者细察天气，留意海洋的细微变化和船体的移动，特别是熟悉的船，他通常能直观地感觉到自己该干什么，即使行驶在陌生的海岸也能如此。如果说他的航行是“靠推测和靠上帝”， 他的推测多半是正确的。他更喜欢小型的、机动性强的船，而不是大型货船，这一点经常与探险赞助人的意见相左;如果可能的话，他尽力争取与另一艘船一起探险。1821年，帕里率领“赫克拉”号和“弗里”号两艘船，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北极探险之旅，直到这时，人们才意识到，搭乘两艘型号相同、零件可以互换的船旅行是明智的。
优秀海员都拥有让船继续航行的惊人能力，他们像因纽特人一样足智多谋，能用少量零星材料对船体进行临时修复。他们经常把小船完全拉出海水，拉到陌生的海滩上，把船翻过来修补船壳。他们在北极航行，经常由于海冰阻遏而延误行程，这时他们的遭际非常悲惨。他们的食物极其简单，仅能吃到咸牛肉和腌鳕鱼、面包和干豌豆、奶酪和黄油，以及啤酒。所有食物都是冷冰冰的，没有咖啡和茶这样的热饮。船员们睡在备用品和给养之间的空地方;衣服湿了或冷的时候，能有一两件替换衣服就感到很荣幸。坏血病与船只失事一直“如影随形”。
船上条件缓缓得到改善，地图变得越来越精确，较好的航海仪器也研制出来了。戴维斯《航海秘诀》这样的书使航海的技术性知识得到传播。到了17世纪，地图绘制师不会再通过推测就添加一两个岛屿;他们把类似北极这样的大片地区留为空白，这可能会让他们的前辈震惊。过去像迷宫一样的海岸线图，至此变成了标识有32个风向的环形海岸图，画得像花瓣一样——如风向玫瑰花或罗经花。然而，银行家与梦想家继续达成探险投资协议，然后由坚韧、聪慧的领航员和船员付诸实施。因为贷款必须偿还，对于希望经营探险航行的人来说，他们一直渴望从新发现的土地上得到回报。
戴维斯最后一次北极探险航行之后不久，又出现了几次重要的北极探险航行。1607年，亨利·哈得孙与十个船员和一个男孩，乘坐一艘小艇，前往北极探险。他们沿格陵兰岛东海岸到达北纬73°，哈得孙把那儿的一个海角命名为“保持希望角”（Hold with Hope）。返航途中，他们发现了扬马延岛和斯匹次卑尔根岛附近的捕鲸区。之后，他驶往新地岛做了一次探险。他第二次前往新地岛时，途中改变了航向，转往北美洲东海岸，发现了哈得孙河。1610年，他又扬帆前往北极水域探险。那一年，他在詹姆斯湾过冬，这个海湾位于如今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海峡和海湾以南。春季，因为害怕饿死，一些船员暴动了。他们把哈得孙和他的儿子、三个忠心的船员，以及四个患病船员，放逐到一条小船上，让他们随波逐流，此后，再没有人见过这些受害者。这次暴动的元凶后来被因纽特人杀死了;活下来的人境遇也非常惨，沦落到靠吃蜡烛、草和鸟皮碎片维持生命，驾驶着“发现”号船回到了家。
雇佣哈得孙的经营者对暴动者的审判不太感兴趣，他们更看重下次航行。1612年，他们派托马斯·巴顿率领整修过的同一艘船再次出海。巴顿到达了哈得孙湾的彼岸，发现“哈得孙海”其实是一个海湾，并且把那里的一个地点命名为“希望受阻”。（哈得孙以为他航行到了太平洋，把哈得孙海峡入口处南岸的一个海岬命名为“希望继续”。）巴顿在纳尔逊河河口过冬，在那里，他损失了很多船员，发现了科茨岛、南安普顿岛和曼塞尔岛。第二年春季，巴顿航行到罗斯·韦尔卡姆湾北纬65°的地方。
1615年，领航员威廉·巴芬和船长罗伯特·拜洛特一起，完成了两次重要航行的第一次航行，到达了哈得孙湾以北的福克斯海峡和弗娄贞海峡，并在那儿断定，通过哈得孙海峡无法找到西北航道。巴芬是一个天资聪颖的航海家，一个敏锐、精确的观察者，他注意到，潮汐从东南涨起，在西北回落。他正确地推测到，西北航道会穿过戴维斯海峡;1616年，他与拜洛特去了那里。（哈得孙的航行，巴顿的航行，以及巴芬的两次航行，都是乘坐“发现”号完成的，那是一艘三桅帆船，大小和戴维斯的“阳光”號差不多。）
拜洛特和巴芬的第二次航行到达北纬78°，越过了戴维斯海峡，此后200年之内没有人能比他们航行得更靠北。他们用投资人的名字，命名了许多海峡、港湾、海角——史密斯，琼斯，兰开斯特，迪格斯，沃尔斯滕霍姆;这些投资人此前派遣了哈得孙和巴顿前来探险。然后，二人转向靠南的区域;巴芬勘察了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岛屿的东部海岸，并把自己的发现绘进了海图，直到与约翰·戴维斯的海图完全拼接上。
巴芬的航海日记和海图准备出版时，遭到严格审查;他的发现受到怀疑，并且被禁止绘入当时的地图。直到1818年，约翰·罗斯爵士证实了巴芬的所有发现。巴芬的成果以及巴顿的日记和地图，很可能是遭到了投资者的压制，因为他们不希望竞争对手去巴芬湾探寻航道。1612年巴顿在哈得孙湾航行之后，这一区域的早期历史是一部悲惨史，人们为了探寻西北航道，追逐黄金和毛皮所能带来的财富，不断来这里冒险，因而不断遭遇灾难。1670年，查理二世授予鲁伯特王子和其他“赞助哈得孙湾公司的绅士冒险家”永久特许状，实际上，他为这个公司提供了特许权，让其拥有注入哈得孙湾的所有河流沿岸的土地。然而，授予这个涵盖面广的特权，是让该公司去探寻西北航道。绅士冒险家们发现，一包包泛着光泽的毛皮被皮埃尔·雷迪森和梅达尔·格罗塞莱尔从亚北极腹地运出来，于是，他们马上摈弃任何形式的地理探险，转而紧盯财富。为了保护自己的贸易以便造成垄断，哈得孙湾公司（起初）故意阻遏在这一地区探寻西北航道，这样一来，沿着这条通道经营的面向中国的所有贸易都会避开他们。据说，他们曾贿赂克里斯托弗·米德尔顿，让他伪造航海考察记录，导致英国海军部在1734年撤消为发现西北航道所设的高达2万英镑的巨额奖励。
二
哈得孙湾公司是一个实力非常强大、几乎是自治的特殊利益集团，数百年来对一个地区的政治、社会、经济和环境都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个地区的面积甚至超过了多数主权国家。它在新大陆获得利益的稳定基础是诱捕皮毛动物，这改变了整个北极探险的主旋律。这片土地非常荒凉，没有人去推测这儿年复一年产出了多少高质量的毛皮，以及这种局面能持续多少年。
捕鲸业是商人冒险家早期在北极地区发现的另外一项财富来源。最初，捕鲸活动集中在斯匹次卑尔根岛附近，以海岸为依托，竞争激烈，荷兰人和英国人之间的竞争尤其如此;后来，捕鲸活动扩展到外海的“鯨鱼湾”，那是斯匹次卑尔根岛西部的北格陵兰海的一大片水域，冬天也不结冰，是墨西哥湾流到达的最后一片水域。春天，在“鲸鱼湾”以西的“西部海冰”上，人们也经常猎捕海豹。捕鲸业和猎捕海豹业在格陵兰海和挪威海繁荣了一百多年，之后，捕鲸者转移到戴维斯海峡，北美捕猎海豹者也开始在纽芬兰岛以北和以东的海冰上，开辟了和捕鲸海域面积同样大的海豹捕猎场。
1607年，亨利·哈得孙返回英国，带回了斯匹次卑尔根岛以西海域有鲸鱼的消息，人们第一次意识到，北极地区本身拥有价值，而不仅仅是通向太平洋尚存疑问的航道要经过的地区。雷迪森和戈瑟利尔抱着从加拿大亚北极地区获取的貂、水獭、猞猁和狼獾毛皮，走进查理二世的王宫，至此，在高层眼里，北极地区的经济潜能是再清楚不过了。此前，人们一度认为，在未来的300年内，北极地区除了像斯匹次卑尔根岛那样的地方能产出一些煤之外，不会有其他物产;现在，在这片如此荒凉的地区，毛皮贸易的发展和日益兴盛的海豹、鲸鱼和鳕鱼捕捞业，似乎可以给投资人带来丰厚回报，这些投资人有时曾感到，他们是被迫赞助地理探险，而他们的所有愿望只是自己的投资能有收益。随着哈得孙湾公司毛皮帝国的壮大和水产业的发展，北美巨额的财富被转到欧洲，同时，南大西洋的航道也逐渐开放，对贸易的限制越来越小，这样一来，西北航道的商业价值就不再引人注目。从此，探寻西北航道就变成了只是为一个地理难题寻求答案。
欧洲人最初到北极航行时，亚洲和北美的北部边缘都尚未为世人所知。1725年，彼得大帝派荷兰人维他斯·白令去勘查西伯利亚的东部边缘，看西伯利亚和北美洲是否相连。1728年，白令驶过如今以其名字命名的海峡，继续向西北行进到北纬67°。虽然环绕楚科奇半岛以及向西行驶到科雷马河河口的道路畅通，白令没有继续往前行驶。在海峡的大雾中，他还没有看到北美海岸。1732年，一位名叫格佛兹德夫（Gvozdev）的测量技师，乘坐白令留下的船来到这里，在今天的波因特霍普附近登陆。1741年，白令尝试了第二次航行，来确定北美海岸的走向，这次同行的包括博物学家格奥尔格·威廉·斯特勒。返航途中，白令的船在科曼多尔群岛附近搁浅，白令病死在岛上，从而使这次航行的死亡人数达到30人。
1733年到1742年间，俄罗斯探险者对整个亚洲北部海岸进行了惊人的、基本上是成功的勘查，并且绘制了地图，勘查范围从鄂毕河河口和一直到白令海峡的东岸。直到1824年，费迪南德·冯·弗兰格尔才完成了从贝尔角到白令海峡东岸这最后一部分海岸的勘查。1867年，美国捕鲸船长托马斯·朗把附近的一个岛屿命名为弗兰格尔岛。
根据一些历史学家的观点，把两大洲分开的那个海峡（西北航道的西入口），最早由哥萨克人西蒙·杰日尼奥夫1648年发现。西班牙人也曾派探险家来这个方向探索，但他们从未到过这遥远的北方。1595年，希腊领航员胡安·德富卡在威尼斯告诉迈克尔·洛克 ，他三年前就已经航行到北纬47°的亚尼安海峡（Strait of Anian）。许多人怀疑他根本没到过那么远的北方，但是在那个纬度确实有个海峡，后来，在1788年，那个海峡以他的名字命名。此外，有人声称，马尔多纳多（1588年）和德·冯特（1640年）也曾到过亚尼安峡，这些都没有事实根据。到达白令海峡的第一艘欧洲航船的统领是詹姆斯·库克，他1778年抵达该海峡后，继续向西和向北航行，直到看到艾西角（Icy Cape，北纬70°20'）。（英国海军部预料到相关进展，已经修订了奖金为2万英镑的西北航道发现奖的条件，奖励范围除了皇家舰船，还包括私人船舶，所有可通行路线，不一定要经过哈得孙湾——这表明，探寻西北航道已经成为国家大事，而不是商业活动，而且，巴芬认为哈得孙湾不存在西北航道的看法，最终得到重视。）
库克的航船驶入楚科奇海时，北美北部边沿和加拿大群岛的大部分还不为世人所知。1771年7月14日，陆上旅行家塞缪尔·赫恩不畏疲劳，坚韧不拔，经过长途跋涉，抵达科罗内申湾的科珀曼河河口附近的一个地点，同行的还有一些斯拉维印第安和契帕瓦印第安向导玛拓纳比（Matonabbee）。这是他前来这一地区的第三次尝试;他设置了北部海洋北美海岸的第一个地理参照点。1789年，亚历山大·马更些到达现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河流三角洲的一个岛屿，在那里设置了第二个地理参照点。在1819年—1822年期间和1825年—1827年期间，英国陆海勘察队在约翰·富兰克林的统领下，绘制出北美北部从瑞滕群岛（Return Islands，西径149°）到肯特半岛特尔纳根角（Turnagain Point，西径107°）的沿岸地图。赫恩和马更些的陆路勘察，乔治·温哥华（1792年）对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南部海岸的考察，以及库克对哥伦比亚河以南到艾西角之间北美海岸的勘察，排除了西北航道可从大约北纬68°以南区域通过的可能性。如果真有这样一个通道，它应该位于北美已勘察过的海岸以北的未知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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