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春卉

一

　　司机师傅说到了，车停在酒店门口。一个小个子男人机敏地从大厅跑出来看了看又跑了回去。我们下了车，坐在前面的社区胡主任让我先在车里等着，我又钻回到车里。七八分钟后，她从酒店拿出两张纸来要我签字，我签完后她拿起其中一张返回酒店，另一张则由我自己保管。又过了一会儿，在这幢大楼房的一个小小的侧门前，她递给我一张房卡说，6楼，你自己上去吧，并说有事打电话和挥手告别。

　　空旷的楼梯回荡着我一步一步拾级而上的拖沓声。走到4楼我停了停，当我停下来我发现所有的声音都戛然而止。到了6楼，傍晚的光正从昏暗的走廊里透出来，长长的走廊如同一条长长的时光隧道。我从一个个敞开着门空无一人的房间掠过，阒寂的感觉如同这栋大楼里只我一个人，想到这里我就吓了一跳，加上长长的走廊带来的压迫感，我心想到了晚上这可真是一件糟糕的事。

　　几乎来到走廊的尽头，打开门，放下行李，隔壁房间传来一位年长的女性操着四川口音打电话的声音，心里稍感安慰。来的时候司机師傅（后来知道是社区陈书记）说，到了就吃饭，看看手机，确实快到晚饭时间。重新审视这个房间，这是近几年呼伦贝尔旅游业兴起后新建的一批宾馆，一个有两张单人床的标准间，其中一张床上的被褥被撤掉，盥洗用品也只保留了单人份量。这个新兴的旅游胜地到了冬季零下三、四十度，罕有人至，空置了几个月的热而干燥的房间弥漫着淡淡的84消毒液的味道。打开窗户通通风，冷空气呼地灌进来，几分钟后不得不关上。

　　不一会儿电梯轰隆隆地升了上来，身穿防护服头戴帽子口罩全副武装的工作人员开始为大家分发晚餐。工作人员推着餐车挨个核对门牌号码，这时我才发现这层楼里除了我与隔壁的老人至少还分散着其他几个人。工作人员将晚饭递给我的同时递给我一支体温计，并嘱咐我用完后放到走廊尽头的一个桶里，我当时没有完全听懂这句话，等我吃过晚饭测完体温，打开门准备完成工作人员的嘱托，却发现走廊已经变得乌漆麻黑犹如一个沉寂的黑洞，我赶紧将头缩回来把门关上并将房门反锁。

　　这一夜我睡得非常不好，房间里燥热的空气刺激得我的鼻腔生疼，我在一呼一吸的酷刑间辗转难眠，最后不得不重新打开窗，这样好受些。然后我就开着窗户睡着了。睡到半夜我在半梦半醒中觉得身上一阵一阵发冷，我心想难道我发烧了？“发烧”是当下的热词，所有铺天盖地的行动都围绕它而展开。后来我将这一情节讲给前来接我们的社区的陈书记听，他情绪激动地大声责备我说你胆子也太大了，你要是这个时候被冻感冒了发起烧来说都说不清楚。我说是，我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等我彻底被冻清醒从床上跳下来关上窗户，这个房间已经被冻透了。我把卫生间的花洒打开调到最高温度喷了十来分钟，又将毛巾沾湿搭在床头柜上，鼻子的不适才得到缓解。可惜之前我没想到这个好办法。所幸第二天我什么事也没有，依旧健康。

　　一直到第二天，分别有好几拨人给我打电话，社区、医院、疾控，问的问题都差不多。一位护士小姐姐加了我的微信并将我拉到一个叫“美柯曼尼酒店隔离群”的群里，她要求大家每天上午下午两次测量体温并发到群里。到了群里我才知道这栋大楼2、3、4、5、6层分别分散着30多位像我一样由外地返回的隔离人员。我添加了一位由武汉返回至额尔古纳的王姐的微信，她问我，你是谁？我说美柯曼尼难友，她快速通过了我。她在武汉经营着一家蒙餐餐馆与一家烤全羊餐馆，她说武汉人很喜欢呼伦贝尔的羊肉。她1月9日由武汉返回，经人举报2月5日居家隔离，2月14日又被带至酒店集中隔离，她没有丝毫怨怼，她说想想吧，想想那些舍生忘死奔赴一线的医生、警察、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和他们比我们在房间里多呆几天又算得了什么呢。

二

　　之前我被滞留在河北省高碑店市的徐家营新村。我预定的1月30日北京飞海拉尔的机票，正月大年初五，工作人员入户登记外来人口，我兴高采烈地从卧室跑出去说我明天就走了，但很快我就发现自己走不了了。30日呼伦贝尔市对全市各旗市区之间所有交通路口实行交通管制，长途公共汽车26日就已停运，之前联系的海拉尔至额尔古纳的出租车满口答应，但到了29日态度变得越来越不明朗。29日下午3点多，出租车司机突然给我打电话询问我乘坐的航班到底能不能正常起飞，我说这要明天才能知道，他说他记错了日期以为是今天，他说明天就封路了肯定不能接我了。我听了十分沮丧，向几个好友群求助，影协的两位老师分别又帮我联系了另外两位车主，第一位车主说可以，但到了晚上我看到几个朋友圈转发的进出海拉尔封路的视频后心里愈发没底，晚上十点多我忐忑不安地再一次向司机师傅求证，他态度已经完全转变，他说不行明天去不了海拉尔了，封路了。我立即致电第二位车主，这个人直截了当拒绝了我。无奈之下只好给单位领导发了条信息说明情况，因为根据国家法定假日31日就要上班，之后退掉机票，退票时我发现民航总局从28日已经开始全额为旅客退票了。

　　时间继续向前回溯，1月9日我预定了23日至30日海拉尔往返北京的机票计划回河北陪父母过年。我的父母起先生活在呼伦贝尔，最近几年他们过着候鸟式的生活，夏天回呼伦贝尔，冬天来河北。早在那时，新冠病毒的报道在网上已现端倪，我当时随手点击看了一下似乎涉及真假与造谣，遂对这种扯皮的事情失去兴趣，未再后续关注。临行前几天，在北京工作的妹妹突然连篇累牍地给我发送关于新冠病毒的新闻报道，当时我忙于手头的工作匆匆瞥了一眼，大意是要戴口罩和勤洗手，于是在家门口药店买了医用外科口罩一袋，5元，20支。由于 21日钟南山院士肯定地表达了存在人传人的信息，22日临行前一天我妹妹又开始对我进行新一波持续大量地灌输病毒科普。半夜她突然说要不你别来了， 我说那怎么行，我已经行囊就绪，一切就绪，假已经请了，新年礼物也买了，票也订了，怎么能说不走就不走了呢。我说明天见。

　　第二天去机场的路上我觉得有些不舒服，之前办公室有位同事患了感冒，我打电话让母亲去买些抗病毒与治疗感冒的药，算是未雨绸缪。她去了第一家药店，药品已经售罄;在第二家药店里，她被火爆的销售场面所感染，买了5盒板蓝根，3盒抗病毒胶囊与3盒莲花清瘟胶囊，并买了一瓶75度医用酒精、一瓶84消毒液与一袋医用外科口罩。此時关于病毒人传人的消息已经甚嚣尘上，但所有的出行都已如同箭矢在弦，不得不发，而动身早的或许已在旅途或抵达终点。

　　到了机场，只有一部分旅客戴了医用口罩，机场工作人员则无人佩戴口罩;上了飞机，坐在我左右的乘客均未戴口罩，但空乘人员严阵以待全部戴着口罩;到了大兴机场，我听到两位保洁阿姨正在商量到底用不用戴口罩，我当时心想，事情并没有那么糟啊。与妹会合后，出了大兴机场在106国道服务区，她说你来开吧，她的视力在黑暗中行车受限，我接过方向盘驶向大广高速。

　　赶着回家过年的车辆在高速公路上汇成一道光河，公路两旁民宅燃放的烟花如同一只只水母优雅地在夜空升起又“呯、呯”炸开，好像一支夹道欢迎的仪仗。一个多小时后，到了家，年近7旬的父母如同两只欢快的小燕子雀跃着前来开门，窗外爆竹声声，处处阖家欢乐。我们还不知道，此刻万家团聚，已经有医护人员倒在了抗击病毒的工作岗位上。我们没能想到，这场由局部地区偶发的经由动物传染的新型病毒最终会演变成了一场民族浩劫，并借着春运以燎原之势迅速席卷整个中国，所有人都被裹挟，没人能够幸免和置身事外。

三

　　第二天是大年三十，早上天还没亮母亲就做好了早饭，炖了鱼与米饭。父亲此前在张祖庄照顾95岁的爷爷，母亲说父亲是为了看我和妹一眼昨晚特意骑了一个来小时自行车从村里赶回来的。早晨父亲在餐桌前同我们象征性地坐了坐就摸黑赶回了村里。

　　下午我和妹开车经112国道030省道过定兴县城回张祖庄看望爷爷。沿途所至，鞭炮声此起彼伏，神州大地都沉浸在节日的气氛里。公路两旁出售年货的村民还在出摊，并没有赶着回家过年的打算。没有固定收入、没有医保、社保，打工与做小商贩是附近村民的出路，否则就没有养家糊口的保障。等红灯时，一位大妈吆喝她的地瓜，“可甜咧，可甜咧”被我听成“后天了，后天了”，经妹妹解释才听得懂。

　　到了张祖庄，父亲、四姑父与四姑父的儿子勇儿弟弟刚刚为爷爷贴完春联。春联照例是爷爷自己写的，一进门的影壁墙上贴着“天增岁月人增寿”与“抬头见喜”，房门口贴着“太平真富贵 ，春色大文章”，当时虽举国上下欢庆，但已风声鹤唳乌云压境，读到这两句，心有戚戚焉。

　　给爷爷带的礼品没来得及拿下车，又从别人拿给爷爷的礼物中挑了一堆装到车上，不外乎是些酒、水果、特仑苏之类，我载着这些东西拉着父亲又去看望了另外几位长辈。乡村小路十分狭窄，会车时两车几乎贴到一起。在一位二奶奶家多坐了片刻，这位老人与爷爷同龄，看上去比爷爷还要矍铄，只是耳朵有点背。我们谈到病毒，老奶奶没听懂，老奶奶说她每天都去遛弯儿，走好远，我父亲说你可小心点儿，别感冒 ，她说我绕好大一个弯儿才回来。

　　晚上回到家我觉得还是有些不舒服，母亲向我们展示了她买的药，十分壮观的一大包。我十分清楚这个时候感冒是不明智的，于是给自己下了猛药，板蓝根吃了两袋，莲花清瘟胶囊与抗病毒胶囊最大剂量，各4粒。吃完这些药我就饱了。这些清热解毒的药性寒凉，不适合我的身体，第二天早上起来我照镜子一看吓一跳，脸都变成了青绿色。

　　大年初一我们没去给爷爷拜年，主要是因为拜年的人多我怕被进一步传染感冒加重。母亲给亲戚们打电话说我感冒了大家都别来拜年了，这样我们也不必出去拜年，但没打电话的亲戚也没来，可见是不谋而合。小区里十分安静，下午4点多小叔来了，小叔在我父母居住的徐家营新村小区旁边的长城汽车制造厂烧锅炉，他下了班来坐了坐。小叔一家正是典型的农村家庭经济模式，为了攒够养老金小叔与小嫂年过六旬仍在打工，小嫂与他们的一双儿女在北京打工，过年三人都没有回来。

　　网络上开始流传针对武汉人的不当言论，并被理直气壮地转载，或者有人干脆直接加入将它们付诸实践的行列，比如将他们拒之宾馆饭店的门外或者让他们变成阿哈斯佛卢斯永远在高速路上流浪，口罩涨价……疫情衍生出来的次生灾害开始陆续浮出水面。金钱武装下的高贵貌似文明，但一有风吹草动马上就开始裸奔。

　　我按照自己开的配方小心吃药，片刻也不敢马虎，吃了几次症状消失我就把药停了。

四

　　大年初二我开车拉着母亲又回了一趟张祖庄。妹妹未与我们同行，2003年她在天津读大学时经历了非典，比我们多着一份警惕心。我与母亲走了另外一条与上次完全相反的路，这条路更近些，一路上境况虽不及往年热闹但也车辆川流不息。

　　到了张祖庄，我爷爷跨过地上小山一样的礼品翻箱倒柜为我找两本书，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了，是一本《孙堂武学论语》与一本他自己手抄的《岳家拳谱》，我并不习武，但这更像一种仪式，每次我来他都要送我一两本书或者几支笔，有一次他把他的一位徒弟送给他的一块雕刻着复杂的龙凤图案的砚台给了我。

　　过了一会儿一位大伯来与爷爷闲坐。我们不在的日子里，附近的几位叔伯每天来陪他闲坐，我爷爷就这样一不小心成了这附近最年长的人，去年一位80多岁的老人还来给他拜年。

　　我坐了一会儿就从家里走了出去，在大门口遇见一位表叔，他笑嘻嘻地盯着我看了几秒问，老大还是老二？我说老大，他说嚯可有几年没见着了，我说是呀，他打开提着的方便袋让我吃里面的瓜子和花生，我指了指脸上的口罩说我戴着口罩就不吃了，他有点尴尬说你做得对从外面回来的都戴着口罩呢。

　　我开始在大街上游荡，这是冀中平原最普通的一个小村子，几十年来村庄变化很大，平房变成了楼房，墙变得更高了。路上结的冰已经开化，道路泥泞，几个十几岁的半大孩子嘻笑打闹着从我身边经过。再往前走，村子中央最大的超市正在营业，一辆卖糖葫芦的三轮车停在超市对面的路口，旁边的水果摊堆了一大堆柑橘和节日的礼品盒，远处的另一个水果摊也堆了差不多同样的东西。街上人不太多，但人来人往，神态闲适。

　　我刚走出没几步大喇叭就响了。我仰头向四周看了看并没有找到喇叭的影子，但这并不妨碍我停下来认真听。我一边听一边想象着这些惊雷一样洪亮的声音正由某个树杈或电线杆子上滚落下来灌满整个村子。我对这些喇叭充满了感情，我小时候曾经在这个村子里生活过两年，现在大喇叭一响，直接把我喊回了童年。后来我在村委会的院子里见到了这些喇叭，它们端坐在一根比移动信号发射塔略低的被漆成绛红色的细长的金属柱子顶端，透着工业时代的朴素与怀旧色彩。

　　大喇叭里说，大家注意了，大家注意了，现在这个疫情啊大家都知道了……

　　从今天开始把咱们村的路都封了，只留下一条路由人守着，进出的人需要登记测体温……

　　有要来串亲戚的都劝劝他们别来了，你们也忍几天先别出去了……

　　从外面回来的人啊……武汉的……

　　当它说到“武汉”的时候我就忍不住紧张起来，我很怕听到那样的话，那些在网络上流传的针对武汉的话，这是一场偶发事件，食用野生动物并不是武汉人的专利，关于这一点全国人民都需要反思。

　　如果它说出那些话，做为一名张祖庄人，我将为此而感到羞愧。

　　但是它没有说，他说，从外面回来的人啊……不管是武汉的、湖北的、天津的、上海的，都来大队里登个记、测体温自己在家隔离14天……

　　回到徐家营新村，小区门口已增设身穿防护服的检查人员，我妹妹蒙E牌照的车毫不意外地被拦了下来。我下车接受登记并测体温，我母亲由于在此生活和居住未被要求这样做。

五

　　初三我妹妹回了北京，她带来的拉布拉多犬活泼而扰民，于是她和狗就先走了。她走时给我留了4个N95口罩，之前我打算在北京逗留几天，她算计着4个小时换一次打算给我留20个，后来形势严峻我说我不去北京了，但我需要取道北京回呼伦贝尔，她想了想给我留了4个。她说北京那种普通的医用外科口罩也不好买了，我把在家门口药店买的5块钱20个的口罩拿出两个剩下都给了她，那时候我还没看到我的家乡满洲里市人民医院和呼伦贝尔市人民医院盖着大红印章的向社会发出的接受捐助的公告，不知道呼伦贝尔口罩也已经脱销。她返回北京后给我们在杭州市临安人民医院工作的姐姐又寄去30个N95口罩，我姐姐的科室收治了三名确诊病例，但她说她们什么都缺，这种黑色幽默经由自己的亲人说出令人格外心酸与难过。同样的话后来我又听到一位在医院工作的同学说过一次。我妹妹只有一包50个这种专业的防护口罩，是确定人传人的信息公布后在网上抢到的。后来她还想再给姐姐多筹些这种口罩，毕竟这是一道生命屏障，她拜托了在日本和澳大利亞的朋友，但得到的消息是口罩已经脱销和被政府储备。

　　初四我一个人骑自行车穿村又回了张祖庄，这是我最后一次走出家门。我对眼前的这些村庄抱有少小离家老大回式的情感与美好诗意，这些村庄紧密地挤在一起，并且外表十分相似，这导致我从小到大一直分不清它们谁是谁。如果不是突如其来的疫情，我原本打算在高碑店逗留期间每天骑自行车穿过一个又一个村庄回到我小时候的那个村庄，我觉得这是一件有意义而且有意思的事。

　　我戴着帽子口罩和手套，在空荡荡的田野上不与陌生人亲密接触，我想这些足够了。吃过早饭我就出了门。小区门口穿防护服的检查人员已经上岗。我跟在一辆垃圾运输车与一位骑电动车的姑娘后面出了小区。只间隔一天，街上已是天壤之别，前天还车水马龙的大街，此刻空空荡荡没有一个人影。向前骑行了一段距离，遇见一个路口，我就拐了下去。

　　沿着窄窄的乡间小路进入前面第一个村子，村子里静悄悄的，除了风声，万籁俱寂。我停下来仔细听了听，并没有听到任何声音，过了一会儿，遇到一位晨练的老人，我问他去张祖庄怎么走，他帮我指了路，我向前骑行了一会儿发现是条死路，村子里的道路十分离奇和让人意想不到，我返回去，看到老人一直站在路口等着纠正我的错误。

　　等我按照老人的指引沿着正确的道路马上要走出这个村的时候，一堆土出现在了马路上，这是前天封路的结果。我提起自行车从路下面绕了过去。走出这个村眼前是一片庄稼地，地里同样一个人也没有。天空灰蒙蒙的，这种天气在呼伦贝尔代表夜幕降临或者暴风雨将至，但现在是旱晨八点多，太阳将要从灰暗后面挤出来，长尾巴的灰喜鹊也啄破寂静闯了进来。我停下来听了听，很多种鸟叫声，叽叽喳喳，十分悦耳。

　　一辆电动车在田间小路上疾驰而过，我问前面是史家镇吗？电动车从我身边噌地一下呼啸而去。但前面显然就是史家镇，一进村的一块儿牌子上写着史家镇**诊所。史家镇并不是镇，而是高碑店的一个比较大的村。这也是我姥姥姥爷的村庄，我姥爷以前是村里的先生（医生），他们已经去世了很多年，不知道人们还记不记得史家镇的朱先生。

　　这时候村里的人多了起来，街上人来人往，人们神态安祥，村中央还有村民站在街上聚堆神侃，一切看来都很正常。我想去我姥姥家的老院子看一看，但我找不到路，我的两位舅舅也搬去了高碑店城里，我只能在迷宫一样的村里转了几圈以表怀念。

　　出了史家镇我就迷了路，我跟在一辆卖糖葫芦的三轮车后面骑行了一会儿，在一个村口我看到一株横躺着的大树，人的罪孽还没清算又害了树，树把路堵住，大树根部被斧头砍伐的森森的白茬昭示着自己的无辜。树在村庄并不会被轻易砍掉，可见是发生了大事情。

　　吃午饭时我成功抵达了张祖庄，父亲、小叔、爷爷三人见到我都很高兴，父亲一边一脸惊喜一边喝斥我乱跑。这是一个难得宁静与温馨的午后，吃过午饭，说到瘟疫病毒与死亡，我爷爷拿出他手抄的内家小周天心法，我爷爷对我说只要练习这个就能活到100岁。对此我并没有兴趣，但我装作感兴趣的样子陪他一字一句地读，读完这个又读了另一部同样是他手抄的《春秋》中的项橐阻车，我父亲与小叔坐在旁边一边听一边打趣我们。

　　难得的一段岁月静好，如同暴风雨将至的前夜。很快我母亲就发来微信说，小区已发布消息，从即刻起，只许出不许进，我说那我怎么办，我父亲十分担心，执意要将我送回去。傍晚时分我们回到徐家营新村，并没有像她说的那样不讲道理。但小区门口执守的工作人员明显多了起来，工作人员说明天别往远处走了，并指了指门口的超市和药店表示最远只可到达这里。一位工作人员还想与父亲拉拉家常聊聊呼伦贝尔的疫情，但我父亲惦记着爷爷，心不在焉。

　　第二天天不亮父亲没吃早饭就走了，一直到我离开再也没有见到他。

六

　　初五我陷入回不去家的焦虑中。

　　在高碑店逗留的12天里，我一共出过三次门，从这一天开始我就再也没有下过楼。

　　第二天是30日，大年初六，这一天传来了糟糕的消息，高碑店市正式确诊一例新冠病毒感染病例，隔离72家，另有一例疑似。小区防控全面升级，门口的超市与药店已被关停，全体居民不得外出，或者出去就不要回来。

　　同天下午又有更糟的消息，某村的微信群里，村干部说刚刚接到上级电话，史家镇出现三例，但未说明是确诊还是疑似。各个村的村干部一直在大喇叭或微信群里声嘶力竭，所有人都清楚地感觉到，病毒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晚上妹妹发来前两天她与一位朋友，一位北京协和医院急诊护士的聊天截图，那女孩儿说，从大年28到正月初四，一共睡了7个小时，一天一个面包，三天洗不上脸，腰都要断了。她是谁的女儿，她的父母在为她怎样地忧惧担心？同样是这一天，police公号默默为第7名牺牲在抗击疫情第一线的民警送行，我太了解他们了，常年超负荷工作，在如此重大的疫情面前，那根常年崩着的弦终于崩不住了，“嘭”地一声断了。

　　这一天唯一的好消息是有网友推送了各地收留武汉人的信息汇总，之后更多的人加入到帮助流落各地的境况窘迫的武汉人的行列。值得玩味的是，当初在朋友圈大义凛然责难武汉人并宣布要与他们一刀两断的那部分人也调转风头积极转发这些消息，并流露出打算与之同舟共济的脉脉温情。勒庞说群体无智商，但谁也不肯承认自己是乌合之众中的那个傻子。为什么我们的民众总是喜欢盲从和人云亦云，是谁削夺了他们独立思考的能力？

七

　　当事态溢出物种的边界、溢出抗生素的谱系、溢出人们的想象并以它自己的节奏让人们感知到它的存在，没人知道最坏的结果。自从30日下午史家镇出现三例（后确诊）之后大家才真正认识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各小区要求自31日全体居民不得下楼，禁止在楼下遛弯儿。因为不知道谁才是隐藏在人们中间的那个“潜伏”者，如同一枚不知藏匿何处的定时炸弹，只有每个人都呆在自己家里大家才能获得安全。

　　短暂的惊慌过后人们反而平静了下来，平静下来的人们立刻将这件事情想明白了，之前还有年长者由于不准外出而与值守人员发生过冲突，现在统统明白过来。附近的一家企业为小区工作人员捐了一顶帐篷，超市捐了四箱点心，药店捐了三袋口罩，村民们也开始陆续为门口的工作人员捐款。

　　所有人夕惕若厉如临危崖。但我需要回家，回到千里之外的呼伦贝尔，与妹探讨出行方案，公共交通工具无疑具有潜在的危险性，她说你开我车回去吧。我想病毒虽然恐怖，但只要小心谨慎，防护得当，还不至于无孔不入，亦未想过要千里走单骑，因为单独驾驶20个小时对我来说几乎如同穿越病毒隔离区一样可怖。我说再等等，之后我又开始在各个群里广发求助信息，一是找车，二是征司机。

　　额尔古纳至海拉尔区间封路后仍有营运车辆绕过公安卡哨来回穿梭，之前50元一位的价钱现在涨到200元一位，毕竟节前离家的人们需要返回（比如我），供需双方都有市场。据说后来这些司机都被派出所给抓了起来。但是北京至海拉尔的航班又出了问题，航班减少，要么早，要么晚，早的赶不上，晚的没有车肯拉。火车则不予考虑，行程长，增加感染机会。

　　31日这一天，一位影协的老师说他过了初十要从海拉尔返回额尔古纳，可以捎上我。我喜出望外，果然天无绝人之路，赶紧定了4号的机票。

　　朋友圈的消息每天排山倒海，持续上涨的感染数字、官员渎职、红会、双黄连、各地各大医院下发的接受捐助的英雄帖、父亲隔离不幸死去的脑瘫少年、各种抗疫文学作品、各种爱心捐助……2月1日这一天，日本负责撤侨的一位官员由于被国内指责工作不力而谢罪自杀了。这是这场浩劫发生以来头一个因为此事而自杀的官员，竟然是个日本人，令人震惊。托尔斯泰说，生命是种珍贵的恩赐。用死亡来维护自己的尊严并不是日本人的发明，但他们将这种精神从古代带到了现代，当然这种行为并不值得提倡。

　　2月1日这一天高碑店下雪了，我不太敢发朋友圈，我的同事们都在零下30多度的严寒里夜以继日地战斗在抗击疫情的第一线，而我却安之若素地躺在床上写一些鬼画符似的文字，这让我觉得我自己像个逃兵。我一边在床上躺着一边觉得身体里好像有什么在蠢蠢欲动，不时有一些刺痛在手腕处、胳膊处或者随便什么处一下两下地游走，头也昏昏沉沉，我心里一惊，赶紧甄别这些异样。我母亲正将房间当成操场在屋里跑来跑去并且制造很大的声响想借此引起我的注意，我假装没听见以掩盖内心的惊慌。

　　第二天这些症状似乎更重了，我对我母亲说我不太舒服可能又要感冒，但我心里想的是万一不是感冒怎么办？我母亲吃了一惊，之后我们分開吃饭，她打开窗户通风，用84将所有的房间都擦了一遍。我躺在床上心想万一不是感冒这样做恐怕已经来不及了，我并不怕死，但想到由于我的缘故牵累于别人这让我万分愧疚，尤其是我的母亲，我们共居一室，最先连累到的应该就是她。

　　我一边仔细捕捉身体里的各种蛛丝马迹，一边将我从23日起乘坐出租车离开额尔古纳到现在所有走过的路、遇到的人以及各种细节都在心里像影片一样筛查了一遍，包括初四那天的骑行，尤其在史家镇，我一直戴着口罩，距离任何一个擦肩而过的人都在2米以上，没有同任何人有过任何接触。最后我得出结论，是上次我用大剂量中药制剂压制下去的感冒并没有完全好，当它们复制出足够的病毒现在又卷土重来。想明白这些我起床吃了一粒复方氨酚烷胺胶囊又睡了一觉，之后一切又重新好了起来。

　　我小叔同他的七位同事被困在了厂里无法回家，因为他们每天要穿过两个出现确诊病例的地区让村民们十恐慌和不满。

八

　　没有车，2月4日我决定步行去高铁站。从徐家营新村到高碑店东站共3.2公里，早上7点55分的票，至少6点半我就需要从家里出发，这条路四野荒僻，没有人烟，平时除了车辆几乎没有行人。我想象了一下，这应该是目前我走过的最悲壮的一条路，来的时候我眼前正万民欢庆、流光溢彩和烟花夹道;而此时所有的街道都空无一人，身后是灯火暗淡与哀鸿遍野。

　　我母亲拒绝我这样做，原因是早上6点到7点天还没亮，她认为不安全。我小姑请示了门口的值守人员确定可以骑电动车送我。早上天还黑着我们就出发了。小区的工作人员郑重地对我小姑说，注意安全，快去快回。

　　所有的路灯空空地照耀着空荡荡的街道，除了我和我小姑，没有人，没有车，一列动车逃跑似地从我们头顶的高架桥上飞快地轰隆隆地跑了过去。

　　进了高碑店东站，门口两位身穿防护服的防疫人员为我测了两次体温，7名特警一字排开要求我举起自己的身份证在一张宣传牌下拍照并留下联系方式。车站当时只有8名旅客，电子屏幕上滚动着抗疫标语与列车时刻表，保春运庆春节的条幅下，一对母子正在候车。

　　高铁进站的时候我发现车厢里几乎没有人，只有一两个人影的车厢从我面前一晃而过。而我乘坐的车厢则一个人也没有，我随便找了个位置就坐了下来。乘务员发给我了一张表格，要求我填完后下车时投到车站指定的箱子里，表格上有姓名、身份证、电话等个人信息，还有在北京的住址，或到北京后去哪儿，乘坐哪架航班或火车。

　　我拍了空无一人的车厢发给小姑，我说车里一个人也没有。我小姑说，我看见了。她说她看见了，她返回的时候恰巧一列动车迎着破晓的晨曦从她头顶呼啸而过，她一抬头就目睹了整个黑暗中的真相，一列火车拉着空荡荡的空气在大地上跑来跑去;宽阔的空无一人的双向八车道的马路上只有她的一辆单薄的电动车发出电流的滋滋声;所有的工厂停工、商铺关门，一场人祸最终由所有人为他们买了单。

　　在同样空荡荡的北京地铁上，我拍了张照片发给妹妹，她很兴奋，她大概从来没见过如此模样的北京地铁，她说这真是个奇妙的旅程。但我不觉得奇妙，我突然头疼欲裂，我说我头疼。她说你怎么了。随着车厢的快速移动我的两眉之间的松果体似乎要携带万丈光芒从头脑里迸发出来，我赶紧闭上眼睛缓解强烈的要呕吐的冲动。我说我晕车了。后来到了机场这些莫名其妙的症状才消失掉。我妹妹说，你好好的。

　　候机时，读某公号发的《实录，新冠肺炎的最后几天》中记录的一位叫做翁某的逝者，还没来得及确诊，从发病到死亡的12天。翁刚怀有身孕，夫妻二人与人合伙开店，但入不敷出。后来翁病症加重呼吸窘迫需要上2万元一天的呼吸机，家属四处筹款，坚持了几天，后因治疗没有起色借不到钱而放弃，而当时与翁病情同样严重的另外一位老人却由于坚持治疗而康复出院。呜呼哀哉，不知道还有多少这样的人间惨剧在我们不知道的地方上演;而在之后的报道中，竟有家庭因为住不上院而遭遇灭门的惨祸;不断攀升的感染人群与死亡数字，以及那些连数字都算不上的几缕轻烟;不断奔赴疫区前线又不断折戟的医护人员、军人、警察和志愿者，一场浩劫，让一幕幕惨烈的悲剧不断上演;一场人祸，暴露出一系列复杂的、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只有我们全社会集体从意识形态、价值观、道德伦理、社会法制全方面做出反思（所幸这种反思已经开始），才能直面那些死亡、泪水以及感动，才对得起那些枉死的亡灵，才对得起那些前赴后继奔赴前线的战士以及以身殉职的英烈，才对得起整个社会为此付出的沉痛代价。而相较于英雄和烈士，我们更希望我们的每一位亲人与战友每天都能平安归来。

　　从早上将近7点走出家门，一直到晚上飞机7点10分落地，除了在机场安检时短暂的取下过一次口罩，我在12个小时里再没摘下过口罩、没喝过一口水吃过一口东西。飞机将要降落的前半个小时，我几乎处在崩溃的边缘，口干舌燥、羽绒服捂得满头大汗却不敢脱、口罩勒得耳朵剧痛，我不由得不想到那些十几个小时穿着防护服，不敢喝水，不敢上厕所，口罩将脸勒出伤痕的医护人员，感同身受，他们就是这么咬紧牙关挺过来的。

　　下了飞机，在从海拉尔到额尔古纳的129公里的雪原公路上，只有3辆车。晚上9点到达105检查站，零下30多度的严寒里，旷野漆黑，两位年青的警察正在简易板房里值班。

九?

　　有一天，隔壁的阿姨打了一天电话，我在她的四川话中安然入睡又一次次醒来;又有一天，她打着打着电话不知何故竟哽咽了起来;而在另一天早上，我听到她给前台打电话说她有糖尿病，早餐送来的包子她只能吃皮，粥也喝不了，但是鸡蛋可以吃，她请求早餐给她送一个馒头和一个鸡蛋就可以了，否则太浪费了。而某一天，一位新来的隔离人员开始在群里责难护士小姐姐，他说他明明看到有那么多开着门的闲置的房间，为什么偏偏要他与另一位隔离人员毗邻而居，护士小姐姐说住过人的房间需要重新消毒和通风晾晒，暂时不适宜重新住人，但他依旧不依不饶。

　　我的一位在疾控中心工作的同学送来了水果與零食，这时我才知道，原来早在我们这个遥远的边陲小城正准备欢度春节，她们已经全员投入到疫情的防控当中，从大年初一开始，她们几乎每天工作到凌晨2、3点钟。而为了避免引起恐慌，她们的工作鲜有报道。

　　而在疫情暴发最初，情况暧昧不明，人们的恐慌达到峰值，市政府下令所有医护人员与社区工作人员后退，由人民警察挨家挨户入户走访排查，面对未知的病毒，我的一位有20多年警龄的老同事坦然地说，在最危险的时候，不就是应该警察冲在最前面吗？

　　我将美柯曼尼的早饭与晚饭拍下来发给社区的胡主任，她说一天就吃两顿饭啊？我说哪能呢政府哪有那么苛刻，事实上每顿的饭菜从早餐的包子、粥、小咸菜到中午与晚上的两荤两素都变换着样式，不尽相同。而我们什么也不干，躺在床上饭来张口却享受如此待遇，实在是心中有愧。第二天我把午饭的照片又发给她，我说挺好的，请全国人民放心。她大概觉得这样紧张的时刻有必要幽默一把，她将这段对话截图不知要发给谁，最后却发给了我。

　　我将同学送来的水果装在酒店准备的袋子里送给了隔壁阿姨一份，由于隔离人员禁止随意走动，我又托送餐的工作人员给楼下的武汉回来的王姐送去了一份。王姐之前说她平时不吃水果，工作人员说没关系，她不吃的话我再给您送回来。

　　解除隔离的那天，我快步穿过走廊走向楼梯，走到一半我听到身后有一扇门“咣当”一声打开了。平时只有送餐的时候才会有人开门。走到楼梯口我又后悔了，我提着两件行李，我心想之前不准乘坐的电梯此时应该可以乘坐了，于是我又掉头往回走。回过头来我看到原来是隔壁的阿姨站在门口正准备同我话别，她说你给我送了水果我还没来得及说谢谢（其实她已经说过了），我说您不介意就好，她问我住哪个社区，很遗憾我不知道我居住的小区属于哪个社区，我说我住在湿地小区，她看上去似懂非懂，我说没关系，我们还会见面的。等到疫情过后，春暖花开，在我们这个只有几万人口的小城，也许在黄昏的广场或者黎明的早市我们就会不经意地遇见彼此。她没有戴口罩，我记住了她圆圆的白皙的脸还有她独特的四川口音。

　　王姐比我晚一天解除隔离，她说等一切都好起来咱们聚聚啊，我说好。

　　从电梯下去我惊讶地发现，原本我以为应该空无一人的酒店大厅其实有十几位工作人员正严阵以待。金碧辉煌的大厅美而冷，果然我们以为的岁月静好，背后是无数人在负重前行。

　　至2月20日，疫情已全面向好。多少年后，当我们跳脱出来，由事件的亲历者变身历史的评判者，但愿我们都能记得当时的惊恐、无助与切肤之痛。当所有的窗户关起，吊桥升起，城门紧闭，看不见的敌人与杀伐遍布四野，多少人的绝望与哭号，多少人的命运就此改写，多少个家庭日夜忧惧，多少无辜的感染者躺在病床上无助地等待命运的宣判，多少医生、警察、军人、行政人员、志愿者、社区工作人员与村干部向死而生地奔赴一线才换来我们劫难中的余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