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到单位门口张望许久，门房值班的同事才认出我。
我戴了双层口罩，一层蓝色，一层黑色，只要出门上班，我都做最好的防护。
单位的电动门缓缓打开，刚好一个人能通过，我急忙走进去，门又缓缓关上。门房里伸出一个头，摆摆手，让我进去。我认真看，才认出是同事郝姐，她平时穿警服一身的飒爽、干练，今天被一身宽大的白大褂罩住身材，两只大眼睛在厚实的N95白口罩上坚定地张望着。
看到郝姐木然的样子，我有些不适应。她手里拿着一只白色电子测温枪，正对着我，她不知在我身体的哪个部位测温，我包裹的太严，全身上下就露出个两只眼睛，可眼睛上还戴着防电脑辐射眼镜。
郝姐突然噗嗤笑了：“今天你值班吗？包裹这么严，怎么测你的体温？”
这是郝姐过年见到我的第一句话，我心里感到还是有些不适应。像往常，年后上班，同事们见面总是一句：“新年好！”今年过年谁都没有心思再想“年好”了，这个年，让大家有些慌张和闷闷不乐。
“测这里吧！这里……”我连忙用戴着手套的手撩开袖子一角，露出少半截胳膊。只见测温枪在我的皮肤上打出一个小红点，“滴”一声，“35.9度”。我都走了一身汗，我原来很怕自己的体温会因为快步走而上升。那只体温枪决定着此时此刻是否活得正常，也决定着下一刻该去哪里。
我胡思乱想着匆忙小跑上楼来到办公室，气喘吁吁打开门，我没有急着脱下大衣、口罩、手套，我打开口袋里一只装满75%酒精的小瓶，对准自己的面目，头发、衣服、甚至抬起脚底，全部喷一遍。顿时办公室里充满了浓浓的酒精味。我在沙发上坐了一分钟，头上的汗也跟着酒精挥发去了。这才脱下大衣、口罩、手套。我把它们一一摆放好，对准核心部位又连续喷了很多下。“病毒，我就不相信杀不死你……”我心里默默嘀咕，心里好像拧着一把狠劲。
换好警服，匆匆忙忙往楼下监控指挥中心走，刚下到四层，突然停住脚步。“我的口罩……口罩没戴，我忘记戴口罩了。”
再去取口罩恐怕接班要迟到了。“不行，得回去取口罩，现在戴口罩是天大的事情，迟到是小事，不戴口罩准保会让值班的同事惊诧。”
戴好口罩，狠狠用手使劲在脸颊上压住口罩上方白色的金属条，让它变形，与我鼻梁吻合。我推开值班室的门，两个值班的同事戴着口罩正坐在监控屏幕下。
二
A班总值班长是狱政科冯科长，他已经在指挥中心上了一早上的班，他要陪着我和另外四位同事再上一个下午班和一个晚班。整整一天，不能离开监控岗位，A班的总值班长像被钉在监控视频下一把磨得光滑光亮的黑色靠背椅上，他们要在这里值班24小时。
冯科长正拿着寻呼机，指挥大批罪犯去习艺楼，行进的队伍整整齐齐。要让每一名罪犯最终成为自食其力的人，练习一门手艺是监狱执法的目的之一。然而，让很多罪犯同时进入习艺楼，这又需要先后顺序。是先让一监区进入，还是让八监区先进入，还是先让三监区进入，还是……有时候很随机，全靠监控指挥中心A班总值班长的调度。
我刚坐在值班座位上，电话就“铃铃铃”响起来。我赶紧接电话，统计各个单位的值班人数、罪犯固定位置、罪犯各种位置的具体情况。统计完人数，我又翻看监控镜头，一遍一遍看，眼睛盯着画面仔细看，特别是重点部位，要仔细查看。监狱里关押的都是社会上的三教九流，谁知道他们今天又会动什么歪脑子。无时无刻的各种隐患随时存在着，我生怕发生突发事件，我没有监控看到。
我旁边的另一位值班员董哥，他是专门在监控室值班的工勤人员。他值完下午班，晚上八点半与我一起下班，但是他夜里两点还会再来监控指挥中心，上一个后半夜的夜班，直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半下班。
董哥是我们三个值班员中年龄最大的。以前值班碰到他，他总是很健谈，聊起来总是很乐观地说：“没事，值班后在家休息一天，抱抱孙子也是休息……”可今天他的口罩戴的严严实实，两只眼睛骨碌碌转，一句话也不说。
疫情期间值班，除非有事必须共同处理需要交流，我们都戴着口罩封闭住自己的嘴巴。监控室里值班座椅互相之间也相隔一米多远，这是为了在疫情期间更好的互相保护。
我的好奇心很重，我很想看看已經在监狱里封闭一个礼拜的同事和在监狱办公楼上隔离一个礼拜的同事，他们都在做什么？
自从全国监狱进入封闭状态那天起，各个监狱的民警按照“两班隔离三班倒”进行备战：一班——第一批是身体健康、有工作经验、在领导岗位、是党员的民警，不由分说，没有任何理由，放弃年假、告别亲人，直接进入监狱内，关闭监狱大门，进行全封闭执勤14天。二班——与第一批相同数字的民警进行备勤，他们也与家人告别，在监狱外办公楼进行隔离备勤14天，不能外出，不能与外界接触，直到第一批民警封闭结束，再换进监狱继续封闭。三班——最后一批相同数字的民警，在家进行自我隔离14天，不许走出家门半步，每天及时汇报自身健康状况和家人的健康状况，直到办公楼备勤民警进入监狱封闭，再进入第二轮隔离备勤。
隔离在家的民警我看不到他们在做什么，有时候也和他们发微信聊聊天，我好奇他们隔离后的心情。今天值班，虽然心里为出门而焦灼不安了一阵，到底还是待在家里最安全，可是，我还是愿意到执勤一线去上班，看看我的同事们，在监狱一线的民警们，他们是如何坚守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我不停地翻动监控镜头画面。
三
监控画面的小方格里，我清楚地看到二监区的民警在开会，三监区的民警在监号里组织罪犯学习，五监区的民警在给罪犯做心理测试……有个熟悉的同事在水房旁组织罪犯打开水。这个同事虽然戴着口罩，但从他的身影中，我清晰地认得他。
“怎么是马科长？”我心里默默想：他从生活卫生科科长的位置刚退下来，还有两个月就要退休了。
“怎么他也被封闭了？”我自言自语地说。
“你说的谁呀？”冯科长眼睛盯着视频，头没有扭动，轻声向我发问。
“就是生活卫生科的马科长。他不是还有两个月就退休了吗？怎么也进监狱封闭了。”我也眼睛盯着视频，回答冯科长。
在监控指挥中心值班有规定，同事之间不能交头接耳，“眼睛盯着监控镜头看”这是“工作规范和规定动作”。
冯科长停顿很长一会儿，像难以表述清楚，却又吞吞吐吐地说：“马科长……前半年做了个手术你不知道吗？”
“什么手术？我不知道。”
冯科长索性把头扭过来看我一下，接着说：“胃癌手术，西安做的，手术挺成功，休息了几个月又上班了。这次硬要在退休之前再值最后一班岗，向党委要求进监狱一线执勤。”
难怪前些日子经过马科长的办公室，闻到一股烤馍馍的香味，我嘴巴馋，还向他要了一块在小电炉上烤得焦黄的馍馍尝了尝。马科长当时说：“烤馍馍对胃好。”
我不知道怎么再接冯科长的话头。我沉默地看着监控视频里马科长有些佝偻的脊背，但他一米八的大个子依然很伟岸，阳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马科长带着100多名罪犯在水房门口打水，队伍排列得整整齐齐。每名罪犯右手统一拿暖水壶，马科长站在队伍正中间，像收住大网的一个绳结，牢固有力。
每一名罪犯都按照秩序排队打水，井然有序。以往在社会上不讲公德像羊群一样的人们，被马队长的号令声调教得整整齐齐、规规矩矩。这些监狱里学会的规矩，当罪犯刑满释放回归社会后，依然是能够指导他们，成为在社会上生存的行为规范。家庭缺失的教育、学校没有教育成功的顽劣，都在监狱这所大学校里被改造。一群游手好闲的人们，学会遵守规矩和纪律，不知让马科长这样的监狱民警付出了多少汗水和心血。并且许多罪犯还学会了“谦让”，学会了很多“处世”的方法。
马科长身患绝症，却依然在疫情最严重时进入封闭一线执勤，我被深深地感动着。我看着马科长带着打完水的罪犯，慢慢消失在监控镜头里，心里想了很多。
很久，监控镜头里只有监院水房上空两条白色蒸汽柱，缓缓升向天空。我看着空荡荡的水房门口，这里每天早、中、晚打三次开水，监狱里的罪犯，不论哪个监区、什么时候来打水，总是整整齐齐的队伍、没有哄抢、没有斗殴。把人生的路走进监狱里的人们，他们在高墙内懂得了放慢脚步前行，而这些不容易的“明白”和“懂得”，需要无数个马科长在阳光下，拉长了身影的站立。我不想更换监控画面，我看着镜头发了一阵呆。
四
我听不到阳光下、寒风里一阵阵队列行进中的口号声，我却从监控视频中看到疫情突发之后，大地上很少行进的“队伍”。
阳光照进监号的院子里，地面蒙上一层暖暖的金色，舒暖而明媚。冯科长的呼机又开始“嗤嗤啦啦”地响，一阵嘈杂声中，接到监区的请示。16监区的李监区长请示在院子里跑步，18监区的张监区长也请示在院子里训练队列。各监区都想整队带犯人在操场里跑步、做操活动一会儿。疫情时期，监区长们想方设法让罪犯锻炼身体增强体质，提高对疾病的免疫能力。
冯科长把监控镜头画面调整到监号院子，看到哪个监区先把罪犯队列集合整齐了，便指挥哪个监区先进入操场活动15分钟。冯科长有条理地让各个监区的罪犯先后进入操场，不一会儿，各个监区的罪犯一队接一对，在阳光里跑步运动。一条深蓝色的长龙，在操场里首尾链接，形成一个椭圆。
我也把监控镜头调整到监内操场，我想不久的将来，组成这条长龙的队伍，一定会被我们的管教民警教育得懂法律、守规矩、知廉耻、会劳动，变成社会的一份力量。而今，冠状病毒疫情严重，监狱把民警们和罪犯同时封闭在监狱内，也是为了保证罪犯们的健康，在危急时刻不受侵害。全国几百万监狱警察舍家离子，在最危险的时候，不能守护在家人跟前，却与罪犯们一起被封闭在大墙之内，他们在执勤一线保卫了祖国的安宁。
我在监控指挥中心听不见一个个首尾相接队列行进中的口号声，但我从监控画面里，认出带队的很多我熟悉的民警。
“听说孙小智的婚期推迟了。他也是主动申请进入监狱第一批封闭的吧？”我又询问冯科长。
孙小智带领的罪犯队列，是全监狱的标兵队列。武警们在监墙上站哨，见了孙小智都会点着头，给他竖起大拇指。冯科长眼睛盯着孙小智的身影端详一会说：“这个孩子是个可塑之才，做啥有啥样子。”
冯科长端起茶杯，喝了一大口茶。他喝茶的时候，一只手却握着监控器的小鼠标不放松。他看着监控镜头继续说：“孙小智推迟婚期还因为他母亲被摩托车碰倒住院了，伤的不重。小智是防暴队员，刚开始列封闭名单时不知道他家里的事，只知道他婚期推迟就列上了，直到进入监狱封闭，填家庭成员情况，才知道小智妈住院。不过小智的未婚妻也不错，小智说他很放心。”
“现在疫情这么严重，普通人生病住院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听说武汉建了雷神山、火神山医院，还征用了展览馆设立病床。这次疫情可非同小可……”一早上没有发言的董哥终于按捺不住，也加入我们“不动声色”的交流中。
五
“董哥，你看带罪犯去医务所的那个民警是谁？我好像没见过他。”我们三人各自在自己面前的监控视频下搜索画面，灵活地翻动监控镜头。
“是退伍转业新分配来的民警，团级干部。”董哥在监控室上执勤班，对监狱民警职工了解得很清楚。
“他老婆生二胎，这几天就生，封闭进监狱时，他才在报备表上填了这个情况……”到底是狱政科科长，冯科长对民警的具體情况更是了如指掌。
“生孩子也不在老婆身边，更何况现在疫情这么严重……”作为女人，我心里有些埋怨这位新调来的“团级干部”。但又觉得这位“团级干部”也蛮有奉献精神，敬佩之心油然而生。
“当下，疫情就是最大的事，监狱关押着这么多罪犯，人员高度密集，疫情防线一旦失守，后果不堪设想。疫情就是命令！封闭防控就是责任，在监狱里打响的是一场没有硝烟的防疫战。”看着“团级干部”，我突然想起大学同学孔小志，他在微信群聊天时发了这段话。我想，下班回家后，我要拿着手机赶紧给孔小志点个大大的赞。
每次带领罪犯出入，民警都要在寻呼机里向冯科长汇报，等待指示。这时全监民警的寻呼机都同时响起，能清楚地听到汇报的情况内容。监狱里所有的民警都会知道是哪个民警，带着哪几个罪犯，在监狱的哪个位置活动。这个安全信息汇报，让监狱里的民警们互相帮助、互相协作，使监狱环境安定而安全。更重要的是冯科长和当天值班的监控员会马上调出民警、罪犯活动的监控画面，能够清晰地看到监狱民警的安全和罪犯的情况。
我看着视频，思想越来越活跃，注意力也越来越集中，突然值班电话铃响起。
电话里的声音很暖心：“过节你父母好吗？要多保重自己。你会调试监控视频设备吗？把一楼医务室103室，在监控视频中调成固定画面……”是闫副监狱长打来的电话。
每次接到闫副监狱长的电话，总是想把他安排的工作尽量做好。闫副监狱长平时很尊重每一名民警，无论他当面安排工作，或者在电话里安排，总是先嘘寒问暖关心人，让民警们心里很温暖。他安排工作也很有技巧和方法，总会设身处地地为民警们着想，他安排的工作不但让人愿意干，还想干好。
我赶忙回答闫副狱长的问话：“闫副监狱长，我能调试出一楼医务室103室的画面，可是如何固定画面，我再打电话请教一下信息员，保证完成任务，您也多保重……”
“103室现在是全监发热门诊留观室，请你给下一班值班员说明情况，固定画面，加强监控。”闫副监狱长又强调了一下留观室的重要性，便匆匆挂断了电话。
监狱在封闭期间，罪犯们的吃、喝、拉、撒、生病、生活，都要闫副监狱长一个人“现场”总指挥。这次进入监狱封闭的处级领导就闫副监狱长一人，其他监狱长分批进行隔离备勤。很多监狱领导每天都上班，过年也没有时间休息。管人的单位，特别是管理罪犯的监狱，越是节假日，越需要加强管理，安抚罪犯情绪，让罪犯稳定、安心改造。监狱警察的工作是保障祖国“后院”安全稳定的大事，如果有一名罪犯逃脱，给社会引起的恐慌，会像病毒疫情一样严重。
六
很快指挥中心三名监控员眼前的监控镜头同时搜索到医务室，又同时调出103室，画面放大到全屏。
我们清楚地看到医务室穿着白大褂的民警郝大夫，正戴着口罩给几名罪犯检测体温、测量血压。郝大夫是新分配来有医科大学双学位的新民警。研究生毕业后，他被分配到监狱工作，有几篇医学论文在全国核心刊物发表，是监狱民警中屈指可数的“秀才”。我有时很纳闷，监狱工作为何会吸引这个小伙子，让他甘愿付出。有一次在食堂遇到，正好一桌吃饭，我模仿记者的口吻，直截了当地“采访”了郝大夫：“小郝，你这样的学历，去大医院也是抢手的人才，你怎么选择了监狱警察这个职业？”
“姐，我从小就想穿一身警服，觉得穿上警服很威风，可是考学的时候没有考上警官大学，考到了医学院。大学毕业，我发现自己的警察梦也只有在监狱里实现才最有可能。姐，就这么简单。”郝大夫喝了一口汤又接着说，“但是现在，我真的很热爱我的这份工作，监狱里缺医生，我在这里能够把自己学到的全部发挥出来，又没人跟我竞争，还能实现我个人价值最大化……”郝大夫打开话匣子就滔滔不绝……
我想起郝大夫脱下白大褂，穿着警服在餐厅吃饭的样子，很精神，很帅气。
监控画面里郝大夫给三名罪犯检查完，罪犯被留观躺在高低床上休息。郝大夫在留观室办公桌旁一边执勤看守，一边写着病历，他手旁边还放着一本厚厚的书，估计是医学方面的书籍，郝大夫走到哪里，手里都拿着一本书。
“小郝是监狱最紧缺的人才之一，这次封闭执勤一线没有他可真不行。”冯科长自言自语地说。
这时，董哥肚子咕噜噜响了一声，我想笑，又忍住了，抿着嘴继续看视频，可是我的肚子也跟着咕噜噜响起来。
“晚上食堂没饭，你们两个早点自己解决去吃饭。”冯科长也似乎饿了，他催我们去吃饭。
“食堂怎么不给我们监控一线执勤的人员提供晚餐呢？”我有些纳闷地问冯科长。
“现在只能保证隔离民警的一日三餐，大家都去餐厅，给他们传染了怎么办？这也是为了保证隔离有效，大家还要多理解。”冯科长认真地说。
不去食堂吃饭，我心里其实暗自高兴。自从疫情开始，我从不在外面买饭吃，甚至馒头、面条我都自己做，我怕“病从口入”。下午来单位之前，我就准备晚饭不在单位吃，平时执勤一线的晚饭都是食堂供应。我在家里拿了一个大苹果、拿了一盒饼干，两个瑞士卷，我平时晚上吃的少。
“我带着吃的呢，冯科长、董哥你们赶紧去吃饭。我在这里坚守‘阵地，可是你们怎么吃呢？”我开着玩笑关切地问他们。
“我去买个方便面。”董哥说着匆忙离开监控室下楼去了。
“冯科长，你怎么吃呢？”我看时间已经18：33了，冯科长的屁股还像钉在监控总指挥的黑色靠背椅上。
“我……我看看街上有没有牛肉面。”冯科长刚从寻呼机上指挥完罪犯打饭的调度，似乎也有些疲乏。
“疫情这么严重，外面还有牛肉面吗？不然你也去买个方便面。”我关切地问冯科长。
“我实在吃不下方便面。”冯科长叹息一声，他的叹息让我想起得胃癌的马科长，他工作忙的时候经常不能按时吃饭，总是一包方便面就打发了自己。
“那你去找点吃的吧。”我对冯科长说。
“好吧，你坚守岗位，有事情给我及时打电话。”
七
偌大个监控室，墙面的监控画面有四五十个，我眼前监控器上的画面也有20多个，我感到责任重大。幸好是中午，已過吃饭时间，罪犯大多在监舍内休息，执勤一线的民警也会在监舍办公室里值班，查看每个监区的监控设备，我需要翻翻各个监区值班室的同事有没有到岗尽责，这时候我就像一个“纪委书记”。
我正认真翻看画面，尤其想念被封闭在监狱里的战友们。有的战友报班听到我的声音，也会和我聊一会，说说自己的心情，问候一下监狱外面社会上对疫情的管控，他们都在担心着家人的安危。他们任何时候进监狱内工作，都不能带手机进入，他们没有微信，不能跟家人视频，他们打电话也很不方便。每个监区就一部内线电话，电话打不出去，只能等家人打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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